第 8 页

山路迢迢，两人一句话没有说，在寂静的山路上，赵离能听到她和王大叔的呼吸，她在后面一直看着王大叔宽宽的后背，和他发裂的脚后跟，他的后背隐约可见深深的脊沟，脖梗后面长着一个很大的肉包，这是长期从事挑担的特征，肩两边补了厚厚的补丁，连补丁也磨得发毛了，这两只肩膀真是山也担得走，海也填得平呀。两只大鞋在纤无一尘的小路交替落地，在她看来，这就是最好的一幅特写镜头了，她幸福地想，这就是贫下中农，中国的脊梁啊，她从来没有想到会离得他们就这么近。她还想到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脚步。山道上偶尔有人路过，看到这一老一小，好奇地让开路，在一边打量着他们，有人像是问他们，又像是自言自语:“城里的人么？是探亲戚的吧。”赵离心里便涌上一阵热潮，她多么希望替她背背包的就是她的父亲呀。

赵离来到王家湾的时候已是午后了，这是一个只有百多口人家的小村子―――在大别山区已算是大村了，午饮的烟霭还在村落里低徊未散，混合着一种只有农家才有的特殊味道，令赵离感到既陌生又亲切。他们经过村子夹道的时候，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三三两两地跟过来，王大叔瞪着眼睛说:“没见过城里人啊？啥时候了，还不上班去！”那些人都嬉笑着散开了。王大叔领她走进一栋矮矮的茅屋，迎出来一个四十多岁模样的大婶，大婶责怪说:“咋回这晚，欢迎的小学生早散了。这就是接回来的女学生？伢，快进来，看你大叔，咋还让你掂着洋瓷盆？”王大叔放下背包，指着对赵离说:“这包该你背着。”赵离脸当时就红了，愣愣地站在地当间，大婶捅大叔一拳头说:“说啥来？一天挣十多个工分，你不背要你去做啥？”中午饭是一碗炒鸡蛋，一碗煎水豆腐，干饭是用稻草烧熟的，老远就能闻到香气，赵离走得累了，端起碗来就甜甜地吃。王大叔蹲在门外，一会儿工夫就吞下去了几碗，却很少进来夹菜，吃完披衣出门，说:“你住我家。”赵离感动地说:“好。”大叔说:“豆腐小菜吃家当，太费了，要节约闹革命，以后再不能这样了。”赵离又说:“好。”忽地听懂了后两句，脸红得比刚才还厉害。大婶这回真的恼了，说:“我情愿！姑娘，你别听他放屁。”

王大叔家房子很宽，大婶把她领到后院的一个房间，说:“这是原先我家毛妞儿住的，干净，你住着正好。”

赵离环顾房间四周，黄泥墙上贴着李铁梅高举红灯的剧照，桌子旁放着女红用品，透露着闺房的气息，又见大婶慈眉善目，刚才不安的心渐渐安定下来，就问:“大婶，你家的毛妞儿我该叫姐姐吧，她呢？”大婶说:“年前出嫁了，是在宣传队上自由的，老头子气得不认她。家里就我老两口子，早上我和他商量了，接来要是女的，就在我家住，我家宽得很，三个五个都住得下，我喜欢女娃儿。”

午后，社员们都到田里劳动去了，村子里寂无人声，鸡和猪在村子里散漫地游荡着，赵离跑到山后的岗岭上，让初秋的风吹在自己脸上，望着眼前的美好景色，一股很久没有出现的豪情出现在身上，她摊开双臂，对着山下喊道:“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不！让我晒得更黑一些吧―”她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快活过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她真的像一条小小的鱼儿游进了大海一样快活，山里的村民质朴得可爱，他们仿佛怕刺痛了赵离，从来不问她家里的情况，甚至连资本家几个字都不提，虽然赵离能感到他们浑身上下都对资本家三个字有兴趣。她尽量把自己变成一个山里的姑娘，蓄起了头发，也像湾里的姑娘们那样扎起摆在两边的小辫儿，她还学会了女红和编织，穿起自做的布鞋，那种鞋式帮浅口宽，有些女人穿了两天就会把鞋底穿得翻翘起来像一艘小船，可是穿到她的脚上却会引来人们的赞叹，说还是城里的姑娘脚“有形”。

这里的人们像往常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除了王大叔口里会听到一些最高指示以外，这里看不到任何一点“文革”的痕迹。赵离到大婶家没几天，发现王大叔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人。

他没有什么文化，但他特别喜欢谈论政治，如果他要批评人，骂爷娘老子是轻的，最严重的要是:“我看你要变修了！”他不止一次地用这话骂老伴儿，骂生产队几个不成器的后生，表示他已经愤怒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假如有谁在一起闲聊―――不外乎是一些男女间荤事，他会插进去冷丁地说:“还是来议一议‘老三篇’吧。”“议一议”是他近年来从公社干部那里学到的口头禅，于是惹得大家一阵哄笑。他却怒道:“笑啥笑？”有人看他恼了，立即收起不恭的笑容，表示愿意同他“议一议”，这时他会问一些他不知道的问题，比如加拿大离中国有多远之类，那人也会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加拿大跟朝鲜挨着。朝鲜离中国很近他是知道的，以前的戏文里唱过薛仁贵征东，征的就是朝鲜。他疑惑地问:为啥毛主席说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呢？那人说不远万里就是没有一万里，他仿佛明白了，下次到公社开会就据此同别人争论，自然成了人家的笑柄。但他乐此不疲。对待赵离，他常常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慈祥的表情，总是动员赵离要多吃饭，理由是“田里活重”，可是赵离从来没有干过重活。隔不了几天，他就要对大婶说:“中午炒点鸡蛋，人家是城里的孩子，哪能跟山里头的土坯一样。”有时赵离就想，他头一天为什么会那样呢？她始终百思不得其解。

到王家湾后大约两个月的光景，一天有一个人来找赵离。

赵离看来人个子不高，面庞黝黑，三十岁左右的年纪，穿一件蓝色的工装夹克，光着脚蹬一双解放鞋，亦工亦农的模样，便疑惑地问:“你找我吗？”来人脸上带着与年龄不大相符的羞涩，说:“我姓张，我妈来信说你插队到老城，让我来看看你。”赵离高兴地叫道:“你是张大哥！听张阿姨说来着，队上忙，没顾上去找你。”张大哥告诉她说他以前在山里，轻易不出山，这个月正好调到集上邮电分所，要她以后有事去找她。

张大哥的出现，让赵离感到多了一个亲人。村子离小集镇不远，赵离在雨天不下地时去找过张大哥两次，顺带到集上买些女孩儿用的东西。张大哥本来话很少，而她在王家湾的自由自在的天地里已恢复了活泼大方的性格，说起话来顾盼神飞，张大哥常常在她的逼视下不敢抬头看她。正是这样，她才更把他看作是可以倚赖的大哥哥。张大哥的寝室很小，只有一床一桌两椅，门后放着铁丝、线拐、爬杆工具和农具，墙上新糊了报纸，像女孩子家一样整洁。她不明白张大哥为什么还没有成家，可是一直没好问出来。

除了到张大哥那里，赵离几乎不出村子。那时知青间互相走动已成为一种时尚。在老城县的插队知青里，赵离没有一个同学，所以她不必去串门。曾有知青来访问她，也许她自惭形秽，也许她有意割断同过去的联系，一次也没有回访。但美丽是关不住的，不久，王家湾有一个出身于大资本家，长得非常漂亮的女知青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公社，她偶尔到集上时，总会有人偷眼看她，朝她指指点点。她不知道在她背后，更被很多人叹息过多少回，轻薄过多少回，叹息的怨自己无缘消受，轻薄的乐得嘴巴过瘾。有一次她从张大哥那里回村，穿过街道时，忽然有人一口痰射过来，正好落到她的左胸上，那人跑过来说:“对不起同志，我来擦。”说着，伸手朝她胸前抹来。甚至她意识到那人的手故意揉了揉，但她还是客气地说:“没关系。”走过多远以后，听到背后隐约传来嬉笑声。原来是那人跟人打赌要摸她的奶子，居然真地赌赢了。那人自从完成这件伟绩后就成了小镇英雄，很长时间还被人们谈论，惹得一些骚情男女淫兴大发。

第二年，从北京下来了“七二一”医疗队，在县上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王家湾大队推荐了赵离。在培训班三个月，她学到一些针灸、中草药和急救等知识。从此王家湾一带会经常看到赵离背着药箱走家串户，或者把药箱背到田间地头，一边劳动一边为人治玻赵离是那种要做就做好的人，为了练习针灸，她能把自己的胳膊腿扎得抬不起来，头一次给社员们打预防针，那些壮男壮女们像小孩子一样忸怩不前，她当众挽起白藕般的胳膊，自己做注射示范，拔针前要擦酒精棉球时，针管就挂在胳膊上摇摆，吓得那些人紧闭眼睛。不过从此再也没有人怕打针了。半夜有人生了急病，哪怕是刮风下雨，山高路远，她也坚持出诊。赵医生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她就是这样证实着自己，并乐得王大叔处处夸她，自然也含有炫耀他教育有方的意思。

这年底公社评比先进知青，大队干部们坐在一起，在颂扬了毛主席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指示后，都斗胆说了这些知青的不是:他们初来时还能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干不了三天就开始偷懒，最后发展到偷鸡，将来不知道要偷什么。农忙时不上班，穿着小白鞋、大翻领四处游荡串连，打架斗殴，欺邻霸舍，甚至还有穿皮鞋戴手表的，这还不叫修正主义吗？结论是一个先进也难评出来。大家说得高兴，不料公社革委会主任李天民把他们狠狠批评了一顿:毛主席他老人家把知青交给我们，我们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有责任把他们教育培养好，他们都是革命接班人，怎么能一个先进都评不上来？你们说他们有缺点，你们就没缺点？他们要是修正主义，也是你们推到修正主义那边去的！几句话把大队干部们批评得抬不起头来。

王大叔平时受够了同行们的嘲弄，这时看到他们挨批，不禁心内窃喜。赵离初来的时候，他开始确实是看不惯这个资产阶级臭小姐，长得那么高那么白，肯定是吃鸡蛋糕喝牛奶长的，没准儿还是用牛奶洗了澡的。而最让人生气的是她竟然让一个革命干部替她背行李。不过，即使从农村人的角度看赵离，她也是蛮能干的，薅草磨破了手掌，挑担磨破了肩，下田时割破了脚，她没叫过一声苦。她会背很多毛主席语录，会讲解在他看来非常难懂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他永远也做不到的。她还会唱革命样板戏，个个字都咬得嘎嘣脆，李铁梅唱的怕也不过如此。队上的人，特别是姑娘媳妇们都很喜欢她，这是因为她的穿着打扮总有一种让人企盼的美，她永远穿一套蓝斜纹衣裤，即使洗得发白，仍然那么好看，不像农村的一些姑娘媳妇，裤子永远也提不起来。她轻易就融进了群众当中。

他第一次看到赵离用手帕包着磨破的手时，就改变了对她的印象了，是的，她出身于大资本家，可是除了比别人长得漂亮一点，与贫下中农的子女有什么不同呢？自己的女儿倒是货真价实的贫下中农，却跟人私奔了。看到李天民生气，他有意缓解气氛，也是想气一气同行们，站起来说:“我们大队的赵离同学就是一个先进。”随即把赵离的表现和自己的教育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通，最后还装作有点担心地说:“就是出身不好。”李天民听了非常高兴，说:“我们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县上正好有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额，就推荐她吧。”

赵离成了先进人物，新创刊的《红色经州报》登了她的事迹，这是她怎么也没想到的，自己一个黑五类子女，能够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获得这么多的荣誉，这只能证实毛主席的一句话是多么正确:“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到那里去是大有可为的。”她只有做得更多更好，才能对得起党和群众的信任。

王大叔的女儿一直没有来过娘家。王大叔政治上是个笃信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员，主张移风易俗，但对于女儿的自由婚姻万万不能容忍，大婶只好在他离家开会的时候才偷偷地去看女儿，后来王大叔知道了，在家里大跳大骂。从此大婶再也不敢去看女儿了。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赵离似乎有一种不安的情绪，睡梦中似乎听到大婶悄悄出门，到天粉亮时，赵离听见大婶才慌里慌张地跑回来，哭着喊:“他大，你去看一看吧，咱毛妞儿她快不行啦。”王大叔大声喝道:“我不去，我没有这个妞儿！”大婶数落说:“没见你这么狠心的大呀，毛妞儿哇，你忍着呀，妈就来啦，妈再不怕你这个不讲理的大啦。你要是死了，妈就跟他拼啦。”一边哭一边收拾东西往外走。赵离起来问:“大婶，姐她怎么了？”大婶说:“离呀，大婶急糊涂了，你是医生，快去看你姐，她生不出来啦。”赵离连忙跟着大婶出门，到了一看，毛妞儿已经昏迷了，脸色黄得像烧纸，毛妞儿的爱人是个未发育成人的半大小子，还有另外几个妇女，也站在一旁束手无策。大婶一见女婿就骂起来:“你个王八羔子，只图你舒坦，看把我的妞儿弄成啥样子。”赵离伸手摸摸，婴儿的屁股正对着产道，她那点技术显然不行。她慌了，说:“得赶紧上医院，公社太远，到集上卫生所。”她能做到的是打了一只强心针，让毛妞儿的爱人卸下门板，由两个亲戚抬着，到天大亮的时候才赶到小镇卫生所。卫生所里恰好有一个发配来的“资产阶级权威”，毛妞儿患的是难产伴随大出血，要输血。但卫生所没有验血设备，“权威”说需要O型血。

小镇上的人从来没有验过血，甚至没有听说过还有什么血型。这等于是给毛妞儿判了死刑。公社驻队的干部和大队干部都来了，仍然一筹莫展。赵离到张大哥那里找东西，张大哥问是什么事，赵离把献血的事说了，张大哥说:“我就是O型血呀。”赵离高兴地跳起来:“是吗？”不由他分说，拉起他就往卫生所跑。

张大哥给毛妞儿输了400CC鲜血，最终也没能保住毛妞儿母子的性命，一扇门板抬着死去的毛妞儿，她的小爱人抱着死去的婴儿，两眼哭得像两只红桃子，大婶傻了似的，由赵离扶着，一行人穿过小镇街道两侧的人群，在一片同情的叹息声中，返回村子。在王家湾的岔路口，赵离看到王大叔佝偻着身子，待他们走近，大叔掀开毛妞儿脸上的布单，摸着女儿惨白如纸的脸庞，猛地嚎道:“毛妞儿哇，都怪你不听话呀。”大婶拍着双腿坐到地上，惨凄的景象多少年以后还令赵离心悸。

毛妞儿的死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模范。在农村人的眼里，血液同灵魂同等重要，都说张大哥输了足有一暖壶的血，这在小镇上就像制造了一个神话。那时候，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真诚而又热烈的情感，公社和单位的领导给他送来了慰问品，镇上小学的学生排队为他送来了锦旗，红小兵代表向他宣读了致敬信，他们的表达方式不同，但都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伟大成果。张大哥先是被不期而遇的荣誉搞得手足无措，后来又被另一件事情搞得失魂落魄。

赵离已经很长时间没去看张大哥了，帮助王大叔料理了毛妞儿的丧事，在村里买了二十个鸡蛋去看他。到了那里，才知道张大哥这几个月新谈了对象，并且因为献血的事把对象搞崩了。对象的母亲是街道上有名的搅家精，俗称“骂死过路的”，这个女人骂死了自己的丈夫以后，独生女儿再也没人敢来提亲事了。后来张大哥调来小镇，她听说他没有成家，贪图他是“国家的人”，就自作主张要把女儿嫁给他，而且后来就把这件事传遍了整个小镇，说道:“人老实是老实，就是人才差一点，配不上我那丫头，不过也没有办法，人家硬是看上咱家的丫头，又是国家的人，不答应了不好。”事事以张大哥岳母身份出现，操纵他的生活。那女孩儿则是小家碧玉的那种，生得细眉小眼，诸事听母亲摆布，她心里嫌张大哥太老，因是母亲定的，只好当做一件任务来完成，跟“那人”在一起全没有恋爱的感觉。张大哥为妞儿献血受到公社的表彰，得到了不少白糖、罐头，起初岳母还十分荣耀，受累分享了两回。可是过了不久，她走街串户逢人就说:“这么大的事他也不跟我商量一下，男人的血能跟女人比么？女人的血是水，男人的血是命，把血给了别人，弄坏了身子，我女儿一辈子还靠谁？你说天下哪有这么傻的人！”像鸦雀打破了蛋。张大哥近来听她的责备已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并没有放在心上。紧接着，女孩儿脸色阴沉，把她母亲替她张口要的几件衣服和一块手表全都送了过来，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

其实这正是岳母用来治服未来女婿的一个手段，只要张大哥请人说一个情，岳母还是岳母，未婚妻还是未婚妻，不料张大哥老实得不懂，竟敢一连两天没去认错，于是一街人都知道张大哥“原来是个木头，不，比木头还木，木头老了尚且空心，他三十多岁了还实得不透气。”有人顶她说:“还不是你自己同意的。”她拍着大腿说:“天爷！我还不是可怜他没爹没妈，又是个国家的人，早晓得这样，还不如把女儿嫁给种田的。”又把这话设法让人传给张大哥，还让女儿找理由去了几回，张大哥果然木得不可救药，不懂她这是欲擒故纵，最终还是没去。

赵离去看他时，张大哥一个人卧在床上，情绪正低。以前在深山里工作，一直没遇到合适的人，耽误到现在，好容易调到小镇上，有了一个长得不坏的女孩儿作对象，满以为可以成家过日子，没想到做了一件好事破灭了理想。赵离终于问清了缘由，心里很不是滋味，说:“我真不应该让你去献血。”张大哥下床穿上鞋说:“你别这样说，我献得值。”赵离说:“我看到街上出了专栏，专门是向你学习的，你成了先进人物，我也觉得你值。”张大哥谦虚说:“值啥呀，病人活了也值，人死了，就不值。”赵离拿出了红卫兵辩论的劲头，说:“值不值要看怎么看，从毛妞儿死了这个结局来看，是不值，但是要从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就非常值。”两人值不值地争了半天，忽然都明白似地一齐笑了起来。

张大哥渐渐从失恋的阴影中走了出来，闲常没事，也能来看看赵离，到赵离的小诊所里聊聊天，跟赵离在一起，他的话也比平时多了。王大叔两口知道张大哥是为毛妞儿献血的人，常常留下他吃饭。那年的春节，赵离忽发奇想，把张大哥也接到家中过节，俨然是一家人。

赵离到老城已有三个年头了，大别山美丽的风景使她出落得更漂亮，虽然生活要比城市单调，但她已认定这一辈子要在大别山扎根，大别山给了太多的恩惠，她惟有更多地为贫下中农服务，才能对得起他们。这年初春的一个夜晚，约摸十点钟，有两人到王大叔家敲开了门，说是家里有个重病人肚子疼，两个人都低低地戴着草帽，神色紧张，话都急得说不出来。赵离简单问了一下，估摸是急腹症，跟大婶说了一声，背起药箱跟着两人就走。空中布满了云，透过混混沌沌的月色，能看到云在颤抖着，好像浸透了雨水，只要有人咳嗽一声就能把它震下的样子，山峦黑黢黢的。赵离夹在两人中间，一直沿着柳河走，一路上问他们话，两人也不多搭理。赵离这时心里面充满着高尚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充满着对大别山的深厚的感情，如果可以用白纸比喻纯洁，她此时就是一张白纸，如果可以用玻璃比喻透明，她此时就是一块玻璃，她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今天，会有两个不法之徒在她身上打起了罪恶的邪念。事隔多年，她想不起当时的具体情境，只记得在柳河的转弯处，那里生着一河滩密密麻麻的红柳，红柳这时还没冒出新叶，稠密的枝条在黑暗中呈现出一蓬蓬的轮廓，她忽然被后边的人抱住，前面的一个抬起她的腿，整个世界在眼前翻转，她的尖叫在被柳河上空的夜风裹挟而去，美丽的红柳丛遮蔽着罪恶，伴随一阵巨痛，她失去了一个姑娘最珍贵的东西。

如果能有重生的机会，她最想抹掉的就是这一段历史。

她回到王大叔家里的时候，已是天要亮的时候，大婶后来说从她出去就没睡着，好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看到她浑身是泥，一脸伤痕，拖着两腿回来，大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抱着她哭道:“离呀，你命苦埃”跟身体比起来，受到伤害最重的还是那颗心。她已经是大别山的女儿，怎么能想象大别山能够这样对待她？最后一点理想也破灭了。

她一连躺了好几天，天天都有大婶在家里陪着她。记不清第几天的傍晚，大婶不在的时候，她一个人离开了家，开始她仅仅是想出去走一走，走着走着，那天夜晚母亲火化的感觉又出现她的身上，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在对她说:“走吧，走吧，离开这个肮脏的世界。”她穿过村子，目不斜视地走过劳动归来的人们，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为她感到吃惊，她顺利地来到了后山上，在那里她看到了远处的柳河，柳河的红柳丛静静地匍匐在傍晚的河滩上，在暮霭中仿佛一群群巨兽，黑暗一点一点地靠近，吞噬着一切。在她的近旁，是一口大塘，仿佛张着一张大口。她想起了包府坑。人的一生常常会重复相同的事情。这就是她的归宿，她今生是不会逃脱的。她毫不犹豫地就跳了进去。

醒来时看到身边是一个熟悉的人影，原来是张大哥，他巡查线路时路过这里。后来他说这是赵离命不该绝，因为往常他每逢星期一才巡查线路，天不黑就能查完，偏偏这天是个星期五，而且误了工，他巡查途中发现了赵离。

赵离坐在那里，多少天积累的悲愤一齐涌了上来，不禁大哭。

张大哥脱下自己的衣服给赵离披上，束手无策地看着她哭，等到赵离哭得累了，他讷讷地说:“看，冷得很，我们回吧。”

过了几天，赵离到了小镇上张大哥那里，冷静地说:“你要是不嫌弃我，我们就结婚吧。”

张大哥惊异地说:“你说啥？你怎么能这样想？”“我要嫁给你，做你的女人。”

“你傻了，我是什么人，怎么能配得上你？”“你和张阿姨两次从水里救了我，这是我命中注定的。”

张大哥沉思了半晌，慢慢地说:“你别乱想了，你将来要找一个年轻有文化的人。”

这一年的秋天，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赵离做梦也没想到会被组织推荐到北京医学院。李天民这时已升任县委副书记，分管知青工作，自从那次听赵离的发言后，一直记得这个出身不好但是能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女知青，力主让她去学习，这个决定从此影响了赵离的一生，也使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长久的友谊。赵离当时不知道这种好事怎么会落到她的头上，她也不想知道，那个年代的事情总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走前她向张大哥辞行，只说了一句:“我回来再和你结婚。”她说到了，也做到了。

十三

一场大雨驱走了持续几个月的干旱和炎热，秋天来了。

离秋收还有一段时间，但是谁都能感到收获的欲望。集市上摆出了各种用于收割打晒的农具，沙镰、尖担、扬叉、扫帚，还有牛绳、牛轭、磙架，空气中漂浮着灰尘，人们为了一分钱吵吵嚷嚷。余锋在人们中间挤着，眼睛在货物和人们的裤管上扫来扫去。张道国跟在后面，不停地给他介绍市场行情，说着一些今后的打算，可他一句也没听进去，耳朵里只响着市井的声音，心里想着以前的事情。

以前他给前任市委书记老刘当秘书，新城是刘书记的联系乡，他就来过这里。实行责任制以后，有一段时间基层党组织比较松散，大家都埋头忙自己田里的事情，村干部不用再吹哨上工了，心里都有失落感。党的活动也少了，当时有一种说法:“中央是执政党，地方是自由党，农村是地下党。”为什么是地下党？大队部的房子都分了，没有了活动的地方，干部、党员开会都要轮流找地方，要不就搬只小凳在大树底下开会，就像当年搞地下斗争一样。这当然不行。刘书记带着他到三道岗，搞了一个试点，这个试点后来经过组织部的秀才们总结，叫做党员活动室。党员活动室的经验又被省委《支部生活》杂志推广，使新城一度成为党建先进县。当年的县委书记也提到外地当了组织部长，现在已经是副省长了。可是刘书记连在本市也没呆成，调到了外地。这样做的结果是连他也受到了影响，至今得不到提升，成为一个“受两个女人管”的人。那时候赵离不过是市医院的小小副院长，一个无足轻重的妇科医生，他一想到这些心中就气不愤。

余锋不久前利用到外地开会的机会，顺路去刘书记那里看望。刘书记不忘旧情，在一家星级酒店摆了桌家宴，特意从家中带去一瓶五年以上的茅台，算起来这酒还是从经州带去的，这件事使得余锋激动不已。本来他有半斤的酒量，可是喝了二两就醉了，哭得像一个初次回娘家的小媳妇。刘书记易地作官，固然不会寂寞，捧场的人也不比在经州的少。可是人的虚荣心是无止境的。刘书记离开经州，仍然想经州人还像过去一样拥戴他，最好在他面前说些今不如昔之类的话。起初也的确常有人来走动，但是近年来渐渐人稀，正感叹人走茶凉时，余锋专程探视，正对了他的心思。他看着余锋涕泪横流的样子，且不去劝慰他，只以欣赏的眼光和一两声同情的叹息相伴，这种欣赏和同情十分复杂，恰是母亲之于婴儿，师傅对于爱徒，老板之于小蜜的那种。等到余锋释放了全部的委屈，刘书记这才叹道:“我知道调走以后，关于我的闲话不少，有人说我喜欢务虚，有人说经州在我主持工作的几年落后了。不看当时的历史条件，妄下评论，这是共产党人的作风吗？”刘书记的爱人，余锋称为黄姨的女人也在场，她有着一副梨形身材，胸小而肚大。胸小，能容的事情就少；肚大，需填塞的欲望就多，她一向相夫有方，以前在经州的时候，能够经常代丈夫表态，处理事务，因此人称黄市长。此时看到这对人儿相对唏嘘，她骂了一句:“你们经州的人都是狗。”按她的愚见，倘使经州有五百万人，四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都该是狗，这一个人就是余锋。刘书记看她说话不像话，拦住说:“经州的干部群众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坏就坏在那里的党风不正，思想不纯。背后说坏话，就是党风不正思想不纯的表现。”余锋本来并没有听到什么坏话，可是老领导的耳朵就是他的耳朵，老领导夫妇既然有意见，他就有义务论证这意见，联想到市委近年总是大讲成绩，正常的逻辑是:肯定现在就意味着否定过去，于是现场发挥，演绎出一些否定前任市委的故事。刘书记不听则已，一听，就拍桌子怒道:“别高兴太早！以为我不行了，告诉他们，我还不老。”黄姨趁机告诉余锋说，刘书记当秘书时的老领导最近已从外省调到中央。“我们老刘说是五十二岁了，掐头去尾，实打实正在吃五十的饭，还在提升的杠杠以内呢。”临别时，刘书记特意拍拍余锋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别泄气，来日方长。”

这次见面使余锋激动了很长时间，也琢磨了很长时间，刘书记的话里，明显有一种暗示，在他蜗居山城一隅的时候，也许上层的事情正在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正是世人所谓的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一种强烈的期盼就像眼下农人对于收获的期盼一样，在周身骚动着。

路过一个卖编织袋的小摊前，摊主正在歪着头听袖珍收音机，他弯下腰，拍拍那人的肩膀，问:“卖袋子呢，生意好不好？”那人把收音机装进口袋，说:“是余书记呀？”余锋对群众认识自己毫不奇怪，点了点头。那人说:“一个集能卖四五条吧。”

余锋问:“能赚多少钱？”

那人说:“一只赚两毛，块把钱吧。”

余锋说:“那就不够你的时间成本了。时间成本你懂吗？”“你是说不够我半天的工钱。”那人说，“不过赶集有赶集的快活，还能得到信息，我今天就知道安徽和上海的人来收板栗，预付定金，两块六一斤。”

余锋惊讶地对张道国说:“我们新城的农民真不简单，时间成本和信息这样的词汇都懂了。”

张道国说:“他叫曹操，老是看三国，天天听广播。”

那人笑了笑，说:“余书记，你那年和市里刘书记到我们村搞党员活动室，有一夜没走了，就住在我家里，我不叫曹操，叫戚明全。”

余锋拍了一下自己的头，说:“想起来了，你是村干部嘛，难怪你很有经济头脑。村里的工作好吗？”戚明全眯缝着眼睛，看着张道国，说:“除了我，都好，都好。”

张道国推着余锋的脊背，两人离开了戚明全的小摊，回到办公室，张道国递给余锋一块毛巾，说:“过了白露节，夜寒白日热，走一身汗，擦一下。你别跟姓戚的多说，他现在跟我顶上了，上次到市里去上访就是他组织的。”

余锋问:“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处理，是党员吗？”“党员。谁敢处理他，只怕是没处理了他，赵书记就把我处理掉了。年初乡党委有一个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计划，戚家洼林场是试点，结果刚开始，就碰到戚明全等人的反对，又要打村干部，又是上访，不用说我挨了批评，郭玉还来做了调查，帽子扣了一大堆，认为我们是破坏联产承包责任制。”张道国伏在水盆里，像牛似地摆动脑袋，弄出一阵水响，“我不懂赵书记为什么要支持他们。要是这样下去，我们基层的工作还怎么做？”余锋绕着弯子说:“发展集体经济是党的一贯政策，谁也无权反对。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借口改革开放，不搞争论，拆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人就不配当党的干部。”

张道国说:“越级上访的事出了以后，我们乡的工作就出现了很多难题，一些干部不敢再放手工作了，群众都谣传我犯了错误，还有人说最近要调到政协去当科长。你是管干部的，我想问一下，常委是不是要把我调走？”余锋说:“你要调走，我怎么不知道？”张道国说:“赵书记对我很有看法，还不是她一句话。”

余锋哼了一声:“我怕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哦，干部问题是县委集体研究决定的，反正我没有听说你要调整的事。”

“要是这样，我就放心了。”张道国接着说，“余书记，听说成立开发区的时候，常委有一个意见，要我去当副主任，赵书记反对，有这样的事吗？”余锋问:“谁告诉你的？”张道国说:“这你别管。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事吧。”

余锋想了想，点点头。

“还是对我有意见嘛。”张道国拍着桌子说。

余锋今天到三道岗，并没有什么具体任务，通常闲下来的时候，县委的头头们都要到各乡去转一转，一方面算是搞了调查研究，一方面同乡里的干部融洽了感情。否则人家见了面就会抗议:书记，有时间也关心关心我们呀，别因为我们的工作落后，就不去呀。以前余锋不大理会，觉得整天在乡下，不过是同干部打打牌，喝喝酒，使干部队伍庸俗化，上下级之间没有一点距离感，很难产生威信。基层干部就反映他整天板着面孔，难以接近，干部问题上不能一碗水端平。这次从刘书记那里回来以后，他就隔三岔五地到各乡跑了跑，发现乡镇干部对他还是满敬畏的，而对赵离却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的感情，这使得他对自己增强了很大的信心。现在看到张道国对赵离意见很大，不禁暗暗高兴，口里却说:“你别放在心上。女同志嘛，思维方式跟我们不同，对权力看得很重。你看见动物世界没有，那些母兽总是对自己的领地看得很紧，不容外人进入。不要说是你，连我她也有意见。吴县长让我当开发区的党委书记，她不同意，让吴县长当，原因是老吴这人性子软，好管。

再说干部问题，今年过了大半年了，人事问题积压了一大堆，她就是把着不让研究，说穿了就是怕安排了她不了解的人。”

“我说女人就不能让她当权，你看有多少事坏在她们手里，武则天、慈禧、江青。”张道国愤愤地说。

“你这是女人祸水论，错误！好女人还是多数。恐怕赵离这个人还是与她的经历有关。”

“什么经历？”

余锋压低声音说:“我说了你不要外传。她出身资本家家庭，生母是小老婆，自然在家中没有地位，这就形成了她的矛盾性格，一方面这种人自觉要比别人门第高贵，为人清高。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家族中矮人一等，在夹缝中过日子，性格就要偏狭、多疑。”

张道国问:“她这样的人怎么能混进党内来呢，真是奇怪。”

“她原来在老城县插队，后来推荐上了大学，不是真的科班出身，搞业务不行，只能改行。”

说罢，连余锋也对自己的分析感到吃惊，这是不是以前学过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暗中起作用？同赵离共事以来，他不能不承认这女人有能力，工作有思路，讲话有口才，是女性中的佼佼者。细细想起来，她性格中又有许多矛盾的地方，讲改革开放比谁的劲头都大，连近些年沿路发展起来的路边店都能容忍，可是她却不能容忍男人在会上讲两句粗话，甚至到了敏感的程度。她鼓励县城发展服务业，总是抱怨县城生活太单调，不利于招商引资，而她自己却总是一套蓝色衣褂。

也许她以前的生活里曾有过别人所不知的许多事情。

张道国以前对县里的领导谁也不怕，只有余锋，整天板着小黑脸，不苟言笑，令人捉摸不透。他又是管干部的书记，见了他谁都有些拘谨。现在在对赵离的看法上，两个人认识一致，感情越来越接近。要是赵离真的有第六感，这时一定会打喷嚏发寒战。中午，破例安排在街上餐馆吃饭，席间张道国摸出两瓶茅台，照例又是他侄子从贵州孝敬他的，这样讲，余锋就没有理由不喝了。三道岗穷乡僻壤，没有什么好菜，幸好今天有一口十几年没干过的水塘干了，渔人送来了几条大胖头鱼，厨子别出心裁地一鱼多吃，先是两大片足有二三斤的红烧鱼头，头冲着余锋摆上来，大家一齐称赞，说几十年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鱼头，要余锋喝鱼头酒，余锋当仁不让，按头三尾二的规矩一连喝了三大杯，说:“今天高兴，我也说两句话。”说着，挑出鱼眼珠，放进张道国的碗里，“张书记是我们县最老的书记了，我对你高看一眼。”新城原来没有喝鱼头酒的规矩，最近才引进，余锋这一招更是别致，大家一齐起哄，说余书记这么高抬，张书记一定得喝三杯。

喝了茅台，又喝了两瓶次一等的。新城干部之间近来流行喝“摸酒”，自己把酒瓶放在桌子下面往茶杯里倒，倒进多少喝多少―――不够标准加罚。张道国开始还能掌握，到后来，连续两次都倒得满齐杯沿，大家都笑他说故意想喝酒。喝摸酒是余锋的拿手好戏，每次斟得恰好够标准，大家便借此夸奖他有能力，他也漫不经心讲了给刘书记当秘书时的一位老领导调到中央，刘书记也有可能被提升，言外之意自己也不会久居人下。但张道国已经喝得连舌头都直了，脑子更不能转弯，无法把刘书记的提升与余锋的提升联系起来，倒是另外几个乡干部听出了弦外之音，举杯祝贺。

吃过饭，余锋告辞要走，想走前把林场的事再提一下:“老张，你安心工作，我最近还要来一趟，你替我买二百斤板栗。”说着就要掏钱。张道国说:“先别给钱，今年的板栗质量好，妈的别说板栗了，一说到它连蛋都能气肿，要不是戚家洼出了那事，我们乡的集体林场早建起来了，这两斤板栗还用买？”余锋模棱两可地说:“别放在心里，从工作出发，从实际出发，该怎么搞就怎么搞。”

“狗屁从实际出发，县委首先就不从实际出发。”张道国在院子里高声大嗓地喊道:“可是那赵书记踩着犁弯不抬脚，硬是说承包五十年不变，五十年有多少变化，这符合实际吗？”“注意说话方式。”余锋看了看大家，又一本正经地说。

“这是在机关，大家听见了不好。”

“我不怕，大不了让我到政协当科长。”张道国几两酒精下肚，出门让风一吹，好比一个气球，顷刻间不可阻止地膨胀起来，忘记了自己虽然体积增加，其实还是那个分量，更不能理解余锋的用意。按余锋的意思，对赵离有意见可以，但是笼统地说县委就是不允许的，于是，他黑着脸说:“是你自己要到政协的埃”随即，他跨上车就走了。在路上恨恨地对司机说:“张道国这人，真是可杀而不可救。”司机不明白余书记对张道国何以发这么大的气，只是咧嘴笑笑而已。余锋回到县城寝室，浑身燥热难耐，喝了酒，本应该小睡一下，却怎么也睡不着，心里还堵得慌，思前想后，觉得这半年多次让赵离搞得下不来台，首先是在常委、县长联席会上挨批，后来工作上不受重用，究其原因，是赵离怕自己能力超过她，往深处探究，恐怕还因为自己是刘书记的人，李天民当市长时就跟刘书记不睦，赵离有李天民撑腰，替李天民打压自己。说到底，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可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有一天刘书记提升，不信会还是这个局面。

这样想着，体内就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愿望，要找谁谈一谈，不是谈怨气，而是聊聊别的什么。心里明白这是酒精在起作用，很容易出事的，但要说的话就像沤在肚里的酒一样，在里面奔涌，不吐不快。在走廊里转悠了一遭，除了服务员没有一个人，便无来由地趴在木台上同服务员说话，服务员看到他醉了，借口跑开，他在后面笑道:“这小妞儿！”说罢，仍继续在走廊里踯躅，还想遇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蓦地看到张力穿着一件玫瑰色长裙，风姿绰约地走进来，整个走廊都因此美丽起来，不由得眼睛一亮。

“张力，干啥呢？”

张力吟吟笑道:“余书记，正要找你，县委办说你在招待所，我就赶来了，你的……”余锋拦住说:“好好，进屋说吧。”

张力说:“你的那篇《基层干部队伍建设要坚持四个从严》在省报上得了二等奖，肖丽打来电话，说二等奖只有三个，反响很不错。还问你有什么新作。”

余锋摆摆手:“什么新作，那是过去的事了，小平南巡以后，理论宣传的口径都变了。”

张力说:“再怎么变，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变，再说那篇文章写得的确有深度。”

余锋摆出一副过来人的神态说:“没意思没意思。我算是看穿了，什么深度广度，在现有体制下，就算你才高八斗，那又怎么样？政治是个肮脏的东西，中国的政治尤其如此。”

张力说:“我看余书记整天乐呵呵的，原来也有苦恼啊？”“我是乐呵呵的吗？”余锋把身体侧向张力，“张力呀，我现在经常反思自己，当初大学毕业的时候，老师要我读他的研究生，省农科院也指名要我，我都没去，我认为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家，学农的大学生到农村去更能发挥作用。十来年过去了，我的一些同学，才情不如我的，都搞出了名堂，有的出国，有的当了教授，有的下海发财。只有我，坚持到最基层工作，可是我得到了什么？我太痴情了呀我。”

张力笑道:“误入歧途是不是？”

“误入歧途，误入歧途。走入政坛这些年，在别人眼里看，我还算顺利的，三十来岁当上了县委副书记，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我的苦衷。我这人，一向是直来直去，不受人喜欢。所以副处级当了这些年，过去是我下级的，现在都成了正处了。”

张力陪同叹息说:“搞行政，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余锋说:“今天中午我就没睡着，思前想后，对自己的几十年作了一个回顾。我是不是有点脆弱？要不就是太过敏感？真想找一个人谈一谈。”

张力说:“这是知识分子的特点，也可以说是通病，我有时也是这样，情绪很不稳定，希望能同人作一些交流。这是正常的情绪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