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澳门各种势力之间的积怨很深，矛盾激烈时还会互相残杀。现在他们枪口一致对外，欲将香港来的这帮赌商撵出澳门！
霍英东的“大联合”失败
欲封杀新财团的种种不祥的消息在港澳流传。
第三部分兵来将挡 八大威胁难奏效（2）
何鸿的亲戚朋友甚为担忧，有人出于好意劝阿放弃经营权。霍英东亦忧心忡忡地对他说：“老何，情况不妙，像我开初担心的那样。我们是否先放弃。我知道你想在澳门洗刷耻辱，重振雄风。能不能在澳门另找一条旺财的路子——从买卖黄金入手？”
当时香港禁止黄金自由进出口，禁止民间买卖黄金，而澳门无此限制，澳门金商云集，是亚洲最活跃的金市，很多炒卖黄金的人大发其财。霍英东的意思当然不是竞投黄金买卖专营权，而是从持牌金商手里买金炒卖。
何鸿说：“炒卖黄金的最大利益给罗保、何贤等澳门黄金集团拿跑了，那些外来金商只能分一杯残羹。赌牌我是不会放弃的，若放弃，我当初就不会积极参与竞投！”
接手开赌处处受阻、困难重重：没有场地，没有人手，葡国那边不同意新财团开赌，与澳府的合约还签不下来，何日成立新公司八字还没有一撇。更严重的，还不是新财团受到威胁，传闻马济时总督也受到澳门和里斯本两股势力的排挤。
问题出在捞过了界。霍英东始终这么认为。
霍英东找何鸿商量，提出一个“大联合”的方案，即与澳门的商人合开赌场，比如何贤、梁昌，还有傅高家族的人都可以联合到新公司来。霍英东与何贤等人交情不深，他要何鸿去跟何贤等人说去，“表明我们不是来澳门抢澳门商家的饭碗”。
何鸿知道“大联合”搞不成，他还是分头拜访这些澳门商家名士。
何贤、梁昌表示赞成，但声明只做股东而不参与具体事务。
傅老榕、高可宁的后代反应不热烈，他们认为投标书里承诺的东西，对承商（承办赌场的商人）太苛刻，政府一方获利太多，赌场想盈利很困难。他们还明确表示：如果叶汉在里面，“大联合”就搞不成，会变成内部“大纷争”。
最后，还要问问叶汉他们同意不同意。
叶汉、叶北海、高海林三人坚决不同意“大联合”。
叶汉说：“我们竞牌的目的，就是夺傅、高两家把持的赌业江山，现在还提跟他们联合？我们费九牛二虎之力下标，为的是什么？这澳门赌场，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叶北海、高海林指责霍英东尽出馊主意：“你要讲名声，要赚干净钱，你回香港赚好了。你口口声声说我们不要捞过界，你现在是管过了界！我们投得的赌场，就得归我们经营！”
在电话中，叶德利也表示反对“大联合”。
霍英东的“大联合”方案流产了——这正是何鸿所希望看到的。
何鸿不忌讳什么捞过界。来澳门竞牌，已经捞过界，既然做了初一，就不怕做初二。
其实，当今在澳门有头有脸的商人，哪个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罗保是葡人，何贤何添兄弟是广东番禺人，傅老榕、高可宁家族至今还居住在香港，还有钟子光、梁昌等，没一个不是外来户！当初他们都是捞过界捞到澳门来，在澳门站住脚跟，成为商界头面人物。
“天下是打下来的。除非你有祖业继承，你不敢捞过界，满世界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何鸿用这句话回答霍英东的忠告。
令人色变的“八大威胁”
霍英东回忆投标澳门赌场往事时，对澳门黑势力有一段描述：
“澳门从来就是一个‘九反之地’。战后，国民党的一些残余和中山一带的一些‘大天二’之类的人物，逃到澳门；到了50年代初，内地反霸清匪的时候，那些俗称‘大天二’、‘花木兰’、‘死唔去’的江湖人物又大量从珠江三角洲逃到澳门避难，并且带去不少武器，澳门政府都怕他们，整个澳门的情况很复杂。”
新财团投得赌场专营权，不仅侵害了原承办商傅、高家族的利益，还侵害了寄生于赌场黑势力的利益。加上何鸿、叶汉的宿敌旧仇，以及维护旧秩序的那些地方豪强，几股势力合在一起，欲置新财团于死地。
何鸿、叶汉“一意孤行”，中标后马不停蹄去租房开赌场。旧势力恨得牙痒痒：必须在他们未立住脚跟就把他们撵跑！于是找到澳门当时有头有脸的何贤做说客，他们对何贤举起八只指头，要何贤劝何鸿等四人投降。
这八只指头，就是对何鸿与新财团的“八大威胁”。
他们为何找何贤，而不直接与何鸿等“交涉”，或通过另一位澳门人士向新财团下“通牒”呢？
第三部分兵来将挡 八大威胁难奏效（3）
何贤是当时澳门华人社会的第一号人物。1952年，葡国政府授予他葡国基利斯督大勋章；第二年又给他颁发葡国红十字会荣誉十字勋章，嘉奖他对澳门经济、公共事业做出的贡献。1955年，他更被葡国政府委任为澳门政务会议华人代表，从而确定了他澳门华人领袖的地位。他长期担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出任全国人大常委，1983年逝世后，华人领袖的位置才由马万祺接替。
何贤不仅是华人的领袖，也是当时澳门各帮各派间发生冲突的调解人。他断事公道、仗义秉理，加之他的地位名望，澳门一旦发生大事，需要有人调解纠纷时，自然会劳驾何贤。他是个在黑白两道、洋华之间都吃得开、行得通、立得住的人物。
港澳华界，当然也有人对何贤持有微词，说何贤处世中庸、做人圆融，各方都不得罪。两碗水不管是清水还是污水，两碗水都端平。
何贤与傅老榕家有深厚的情谊，傅老榕开初来澳门开赌，求何贤帮过不少忙。1945年，傅老榕及他的儿子傅荫权遭“大天二”绑架，因为何贤认识黑道上的人，两次都是何贤出面斡旋，把赎金降到最小限度，说服绑匪放人。何贤还与傅老榕合办大丰银号，1971年大丰经澳门政府批准，正式改为大丰银行。
何贤又是何鸿的旧同事和好友。抗日战争时期，何鸿与何贤同在澳门贸易局任职，何贤是会计部主管，何鸿是供应部主管。战后，何鸿与傅老榕旧属钟子光等合办煤油提炼公司，遭到地方势力的围剿，何贤多次调停，最后劝何鸿放弃煤油生意，返回香港。
这次，旧势力也指望何贤带去“八大条”，何贤出于对何鸿“安全”的考虑，会奉劝新公司的持牌人何鸿放弃赌牌，离开澳门。
何贤约何鸿到“康乐俱乐部”见面，何贤向他转告对方的“八大条”：
第一条：要取何鸿的性命。
第二条：要令澳门原有的酒店停业，让香港的赌客无栖身之处。
第三条：要港澳船全部停航，香港赌客要过澳门，只能自己扒艇去。
第四条：要派乞丐每天坐在新赌场门口，令全部赌客望而却步。
第五条：要令澳门所有的私人楼宇，没有一所敢租场地给新集团作赌场。
第六条：宁愿出钱，把澳门原来赌场的所有伙计、荷官都养起来，不让他们到新赌场任职，令新集团半个有经验的人都聘不到。
第七条：要在新赌场掷手榴弹，赌客有胆进去一次，也没胆进第二次。
第八条：要在一切有关部门里，无论是澳门还是里斯本，利用自己的关系，阻碍新集团履行合约。
这“八大条”，几乎条条都可置何鸿集团于死地。何贤好心劝道：“是否放弃，不妨考虑。”
何鸿说：“贤哥，多谢你的好意。如果不是他（指1953年逼走何鸿的豪强），换了别人，我可能知难而退。他现在跟泰兴的人同谋欲剿杀我们新财团，拜托贤哥转告他，这种事，吓别人可以，吓我何鸿，行不通！”
见何鸿的态度如此强硬，何贤也就没什么可说了。
何鸿拆招化解
何鸿是持牌人，吓跑了何鸿，筹建中的新公司立即会土崩瓦解。现在到了考验何鸿的时候。
何鸿心想，不能再重蹈兵败澳门的旧辙。这次退出澳门，以后休想在澳门立脚。就算今后还能投得赌牌，也不敢开赌。对手会得寸进尺，肆无忌惮地到赌场来捣乱。何鸿暗下决心，宁死也不向旧势力屈服！
当年他在澳门，冒着枪林弹雨出海押船，后来还死守油库击退持械歹徒的进攻。冒险生涯练就了他临危不惧、临难不慌的大帅气度，他想，你要我性命，那好，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旋即出价100万，放出风声：“如果我被打死，在48小时内，谁能把凶手杀死，这100万就归他所有，到我的律师那里支取。”
家人朋友都替他担心，何鸿照常在澳门进进出出，胜似闲庭散步，身旁身后连保镖都没有一个。他对家人朋友说：“这有什么可怕？他们扬言打死我，未必能打死我。他即使能取我性命，48小时内马上会有人取他的狗命。他不怕死，那就来吧！”
澳门各路豪杰云集，为财而舍命杀人者大有人在。别说是100万的“天文”悬赏，一万块的酬金就能雇到替人杀人的“勇夫”。能像何鸿那样出手阔绰、缉杀凶手的富翁，当时能点几个？
“八大条”中的第一条威胁，在何鸿的银弹和勇气面前失灵了。
第二条威胁，对方说到做到。一时间，澳门的一些主要酒店全部停业。
天无绝人之路，原赌场所在地“新花园”及其附设的“爱华酒店”是澳门政府的物业。澳府既然把赌场专营权授予何鸿，必然会支持他开业。在何鸿和叶汉等人的游说下，澳府同意先把“爱华酒店”及赌场租给新公司。以后再向政府申请地皮盖新酒店和赌场。
第三部分兵来将挡 八大威胁难奏效（4）
旧势力妄图以酒店停业迫使香港的赌客无下榻处。其实此招只能短时间奏效，酒店停业对酒店老板大大的不利。除了旧势力的头目直接拥有的酒店，其他的酒店老板莫不叫苦连天，阳奉阴为——暗中接待香港赌客，若旧势力追究，就说接待的是香港商客。
新公司租下“爱华酒店”和“新花园”赌场，连打带消，使得对方的第二条受挫，不准租房给新公司开赌的第五条也化解了。
对手的第三条来势汹汹，以炸船相威胁，竟然迫使港澳间所有的客船停航！
澳门一向是香港的附庸，客船停航，澳门差不多成了孤岛，岂止是赌客来不了，港澳间正常的交往也停顿了。澳门的豪强势力和黑势力能量之大，连总督也奈何不得。
马济时总督非常焦虑，他对何鸿说：“何先生，你必须保证，至少要有一艘港澳客船继续航行，否则，我不能让你的赌场开业。”
何鸿比马济时还急，他知道旧势力虽不能永远逼迫港澳客船停航，但只要维持较短时间，足以将尚未站住脚跟的新公司扼杀。何鸿想起他在40年代参与组建的船务公司，该公司拥有“佛山轮”行驶于港澳之间。他在1953年被逼离澳门后，仍是“佛山轮”的永远董事，总经理则是何鸿曾救过的梁昌。
何鸿要求立即召开董事局非常会议。有人提出，根据股份公司的惯例，要二个以上的董事同意，才能召开非常会议。当时的董事们都不愿惹恼那些亡命之徒。总经理梁昌说他很愿意帮何鸿的忙，但要对众董事共同拥有的资产负责，故不敢轻易开航。
何鸿看到，何贤和梁昌在他的问题上，表面上做得四面光，哪一方也不得罪。实际上却很难说。在开赌这个问题上，何贤和梁昌似乎不欢迎香港财团插手澳门。这似乎印证了霍英东说过的一句话：“任何澳门商人，都不希望香港商人捞过界。”
相比之下，香港商人就要豁达得多，对外来资本和商人，香港商人通常会这样说：“你来吧，来的越多越好，人气旺财气更旺。”
何鸿不甘心，找来“佛山轮”的资料查阅，竟发现该轮的章程中，有一款特别说明：董事局非常会议，只要有一名董事的要求就可以召开。
何鸿以此为根据要求召集港澳两地的董事出席非常会议。在董事会上，他陈述新公司的困难，恳求各位董事支持。
董事中有两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一位是最有名望的慈善家邓肇坚爵士，一位是何鸿父亲的好友周竣年爵士，邓、周两位爵士以港澳间往来的大局出发，力主通航。最后，何鸿的提案获得半数以上董事的通过。
“佛山轮”终于开航了，炸船的威胁也仅仅是“威胁”，他们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船商哪有放弃生意不做的道理？紧接着港澳间的“德星”号、“大来”号等客轮争先恐后恢复客运。
“船禁”顷刻间瓦解了，对手望着穿梭往返的客船干瞪眼。
第四条威胁最不堪一击，对手要派乞丐坐在赌场门口，令赌客望而却步。何鸿觉得好笑，乞丐盈门，那么乞丐一定得了对方的钱。那好，既然你可以出钱请乞丐挡道，我可以出更高的价钱请乞丐打道回巢。
对手要以掷手榴弹相威胁，何鸿决定以黑对黑、以狠治狠。你掷一个手榴弹到我的赌场，我也掷一个手榴弹到你开的酒店；你掷两，我就还双。他放出风声，每回敬一个手榴弹，可来新公司支取一万辛苦费。
何鸿料想对手不敢在公共场所投掷手榴弹，他们果真不敢轻举妄动。
对方扬言要把原来泰兴公司的荷官全养起来，令新公司的赌场得不到一个有经验的人。
叶汉自告奋勇去拆招，泰兴的荷官，要么是叶汉的同事，要么是叶汉的晚辈。叶汉问他们：泰兴公司会养你们一辈子吗？他们说恐怕会多支几个月的人工，以后的人工就不知上哪里去讨，那时泰兴公司也不存在了，还望汉哥多多关照提携。
新赌场开张，叶汉挑了部分精干的荷官内柜来开工，他们也甘愿放弃原公司的朝不保夕的“养老费”。新公司赌场全盛时，叶汉除去傅、高两家的心腹、宠臣未用，绝大部分泰兴的旧属都招到新公司旗下。另外，还大力培养新人。
第八条威胁十分棘手，何鸿折腾了近半年才搞掂。
如果当初何鸿被这“八大条”吓倒，澳门博彩史就要重写，何鸿也就不会成为澳门赌王。
第三部分赌场开张 签合约好事多磨（1）
赌场开了张，开赌的合约还没有签订。葡国总统给澳督马济时打来电话，要马济时取消新公司的赌场专营权。马济时抵制了种种高压，自己却“提前”结束总督生涯。何鸿频频在澳府和葡国海外部活动，终于搞定合约。从此澳门的博彩业走上新的发展时期，一年比一年兴旺。
叶汉是个具有“敬业”精神的赌界从业人员，他主张“公平”开赌和参赌。“公平”的内容之一，就是赌具要体现“公平”，杜绝任何人利用赌具造假舞弊。因此，叶汉对各种赌具进行了改革，骰宝是其中最重要的改革。
那是在30年代后期，中央酒店赌场六楼设女骰，由女荷官摇骰。一天摇骰女开早班，开过一铺后，摇骰女随手拿起一个大面包，撕掉油纸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而另一只手则按着骰盅盖，叫客人下注。要命，她竟忘了摇骰！骰盅里面的骰子点数，正是上一铺的点数。本来她应该重新摇骰，但是她一心顾着吃东西，便把摇骰的大事忘了。赌客哪逢这么好的事？于是纷纷掏出全部身家来押。摇骰女很快醒悟自己的过失，但她的话已出口，按规矩不能改变。结果赌场赔了一大笔钱。还有一次，也是发生在女骰部，这倒是一次人为的事故。有一个摇骰女跟她的男友暗中联手作弊。当时，女骰部的旁边设有茶餐室，并有专人过来收集下注的泥码。这个摇骰女是摇骰好手，善于控制点数，若碰上3粒骰子当中，有一到两粒跌进骰盅侧边的夹角里，她便能使出一种巧劲，表面上看她在使劲摇骰，但那夹角里的骰子却不会移动。这个摇骰女与在茶室的男友约定一套暗语，下注时，向其男友通报能不能押，押“大”或买“小”。这套把戏最后被叶汉识破。
如果是一般的赌场主管，对这两起事件的解决办法，可能就是辞退摇骰女了事。但叶汉认为，事件既出在人身上，但也出在不够完善的赌具上。叶汉经过反复试验，彻底杜绝了可能发生的弊端。他的办法是，把骰盅接上电源，在骰盅外面装上一个开关和一块会亮灯的显示牌，盖上盅盖之后，摇骰的荷官要在开关上按三下，盅内的弹簧装置便会启动并自动“摇”三次骰，灯光显示牌随后亮起来，照亮了显示牌上原有的文字“请下注”，并反复闪烁，示意赌客可以下注。
马济时受到恶意中伤
“八大威胁”中的第八条是，扬言在澳门和里斯本，调动一切关系阻止新公司与政府签约及履行合约。这一手果然厉害，何鸿折腾了半年多才搞定。
1961年10月份揭标，以何鸿、叶汉为首的香港财团获得澳门赌场的专营权，但到12月份，新公司还没有收到政府的正式批文。显然是澳门地方势力的那一伙人在作梗，能量之大，连马济时总督都感到吃惊。
傅、高两大家族盘踞澳门数十年，在葡国政府、澳门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甚至江湖黑道，都有深厚的关系。赌业是澳门的聚宝盆，傅、高两家盈利不可计数；一些政府官员、社会名士、江湖大佬亦受益匪浅。现在澳门赌场易帜，他们岂会甘心？于是多股势力纠结在一起，千方百计阻挠政府与新公司签约。
泰兴公司还派出专人到里斯本“陈情”，说新公司在投标书中的承诺只是权宜之计，他们根本没有能力经营赌场，更无法履行草拟中的承包合约。说客大言不惭介绍泰兴公司20多年来，对澳门政府和居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此时，马济时总督难得有片刻安宁，办公室和住宅电话每天响个不停。说客中有葡国海外部的官员、有卸任回国的前澳府官员、有代表澳门地方利益的名士，他们的口径惊人的一致，“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公司的承诺是“空头支票”，敬请马督千万不要被投标书中的美丽词藻蒙蔽双眼。
马济时没有为说客的宏论蒙蔽双眼，他心里很清楚他们如此卖力，是私利在作祟。马济时只能这样回敬他们：招标奉行的是价高者得，既然何鸿一方出的价高，泰兴的价低，只能就高弃低。否则，政府就会失去信用。
澳督立场坚定，不为说客所动，后来他为了避免干扰，干脆在休息时把电话搁起来。
最有来头的电话，是葡国总统打来的电话，他要澳督取消香港财团的赌场专营权。马济时的态度很坚决，强调政府要讲信用，不能推翻自己所定的标。
第三部分赌场开张 签合约好事多磨（2）
两人说着，便在电话里吵起来。最后马济时气呼呼地撂下电话，对秘书说：“我大不了不做这个总督！”
这件事传出去后，罗保多次在大庭广众得意地说：“总统给马督的电话，是我打电话叫他（总统）打的！”
罗保财大势大，可以直通总统，总统在澳门的事务上也得听命于他。难怪马济时在任上，罗保就敢肆无忌惮地“坦承”他告了“黑状”。
澳门的利益团体与里斯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通过各种关系以及各种方式，在里斯本告马济时的“黑状”，控诉马督种种“罪过”：不惜损害本地商人的利益而偏袒香港商人；做事不公，轻信谗言；官僚作风，对澳门的商情及博彩业了解甚少，从不倾听澳门商界人士对本地专营权投标的意见；无视泰兴公司对政府财政数十年作出的巨大贡献；不惜把澳门博彩业的未来押在从未有过开赌经验的何鸿集团。
马济时只做了两年多澳督。一般澳督都能做三到四年，甚至更长。马济时任期这么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顶撞了葡国总统和海外部部长；另一大原因，是澳门官僚势力和地方势力的排挤。
新公司险些胎死腹中
面对澳门各种势力的封杀，何鸿等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何鸿和叶汉，既是新公司的两大首脑，又是敢打敢拼的铁杆分子。两人分工合作，何鸿继续向澳府游说，力争早日正式签订合约；叶汉则负责新赌场的开张事宜。
1962年1月1日，新公司的第一间赌场——“新花园赌场”如期正式开张。原持牌公司泰兴的中央酒店等赌场于同日宣布停业，正式结束了长达24年的专营开赌史。
旧势力当然不会心甘情愿退出澳门赌坛，对前去新赌场的佳宾和赌客进行恐吓，故开张那天，捧场的来宾和参赌的客人稀稀落落，但它毕竟揭开了澳门赌博史新的一页。
新花园是当时澳门赌业的独家店。旧势力外强中干地恐吓，怎阻挠得了嗜赌如命的赌客，春节期间，新花园赌场人气大旺，热闹非凡。
就在新花园开张那天，旧公司拍电报给里斯本，把新公司“不合手续”开赌，澳府“置若罔闻”的“事实”禀报给海外部某些阻挠新公司专营赌业的官员。
这些官员对电文表示怀疑，认为澳府和新公司不至于这么“胆大妄为”，“合约未签就开赌”。旧公司再拍一封电报给里斯本：“几乎全澳门的人都听到赌场开张的爆竹声，这还会是假的？”
海外部的某些官员气得吹须瞪眼，他们的态度，使旧势力扼杀新公司的阴谋几欲得逞。
形势对新公司非常不利，新花园赌场开张确实“不合手续”，新公司于去年10月份竞得赌牌，由于利益团体的阻挠，迄今未得到葡国政府的正式批文，新公司也无法与澳府签订赌业合约。
新花园赌场“违例”开张，我们可以看作是新公司与澳督的一种策略：造成既成事实，迫使葡国海外部尽快表态，因为马济时即将卸任。
葡国海外部的官员并非铁板一块，旧势力更不可能买通葡国的所有官员。何鸿三次飞赴里斯本，在葡国政府疏通关系，最后以尽力繁荣澳门的诚意打动了海外部的主要官员。
1962年3月30日，在里斯本葡国海外部秘书长办公室，新任澳督罗必信代表澳门政府，何鸿代表新公司，在海外部秘书长高德博士等人的监证下，互签了承办澳门专营博彩业的合约。
合约的主要条款，基本参照新公司与上届澳门政府拟定的合约草案。合约内容由何鸿与经济财政暨旅游政务司的要员商谈，其间一直受到马济时总督的关注，他亦直接参与意见。因此，罗必信与何鸿正式签约，只是履行澳督职责。
罗必信总督于4月17日赴澳门述职。一时间，澳门的官方势力和地方势力中的某些人纷纷向新澳督进言，历数前任澳督的种种不是和香港开赌财团的胆大妄为。他们知道现在已经来不及改变新公司开赌的事实，但他们希望通过新澳督刁难新公司。
罗必信在述职报告中，旗帜鲜明地宣称要把澳门办成真正的“博彩旅游区”，澳府将会认真履行与新公司共同签订的《专营合约》，澳府将会依例保护新公司拥有的法定专营权。
罗必信此番讲话，是言必信，还是官样文章？
新公司的信心危机
从竞投赌牌到新赌场开张，霍英东一直是“动摇分子”。
霍英东对在澳门开赌信心不足，治安差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回忆道:
“当时，澳门的治安很差，三教九流云集澳门，搞得澳门到处都是炸弹。他们惯用的一招是，写信寄给你要钱，不给钱就放炸弹。傅老榕时代，他的赌场就试过一日几个炸弹。连何贤也曾被人用手榴弹炸，崔德祺（大地产商，澳门四大家族之一）也被人用机关枪扫射。”
澳门黑势力的人在“八大威胁”中，曾以向赌场投掷炸弹相威胁。何鸿不畏威胁，宣称以硬碰硬、以牙还牙来回应。赌场暂时没事，但不能保证以后不会有事。
第三部分赌场开张 签合约好事多磨（3）
霍英东对开赌信心不足，跟何鸿多次提出退出澳门，被何鸿强留住。霍英东是新公司资本最雄厚的股东，新公司与澳门签订的合约中，规定娱乐公司每年疏通水道至少投资100万，八年投资800万。这笔投资只能由霍英东先垫出，霍英东有挖沙船，挖沙船所做的工程量计入投资预算中。
澳门治安差，还不是霍英东最为担心的，他最担心的是政府黑幕。澳府官员的腐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如果澳督跟利益团体互相勾结，澳门就根本没有公道可言。那么娱乐公司为繁荣澳门所做的一切投资和努力，都会白废——连公正的评价都得不到！
霍英东说：“第一年，我们已经在外港挖沙挖泥，用了300万。娱乐公司的资本原来只有300万，已经用尽了。当时，我怀疑澳督已经被人收买了。一旦澳督真是被人收买，那我们怎样投资都是假的，到头来可能什么都没用。”
何鸿鼓励霍英东继续干下去。他说霍英东是为他“蓄谋已久”的撤退计划寻找借口，没有任何根据就随便怀疑到澳督头上。
霍英东坚持道：“我不是不负责地瞎猜测，你看整个澳府，有几个官员没有被他们收买？”
何鸿满不在乎地说：“他们收买官员，我们也不是拿不出这个钱。”
何鸿有无收买澳府官员，外界不清楚。收买官员要有手段，还要有胆量，因为即使是在一个官风不正的地区，收买官员也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比如此官员十分廉洁正直，又比如此官员已经被另外的利益团体收买。拒贿者就有可能令行贿者鸡飞蛋打、身败名裂。
霍英东怀疑澳督被人收买，如不是亲身经历，他对澳门开赌的信心就会丧失殆尽，何鸿再怎样挽留，霍英东都会坚决退出。事实是，霍英东没退出，到21世纪的今天仍是娱乐公司的大股东。霍英东对决定他去留的那件事有一段回忆：
“直到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和何鸿去找澳督罗必信，他刚接替马济时上任不久。我们一起谈繁荣澳门、发展外港的计划。正谈到兴头的时候，有一个叫‘白头佬’的葡籍澳府高官突然闯进来。他好似是澳府里面掌管黄金买卖和赌业的最高官员，因为他头发很白，所以人们给他取个绰号‘白头佬’。
“这个‘白头佬’一进来，当着我们三人的面，把1万港币拿出来，放在桌面上，指着何鸿对澳督说：‘这1万元是他送给我的，他要贿赂我。’原来在这之前，为了搞好关系，新公司曾经送1万港币给‘白头佬’。可能‘白头佬’不喜欢何鸿开赌，所以有意陷害他。
“当时，我很担心，按法律，贿赂政府官员是犯法的，我担心若澳督已被人收买，则完全有可能当场扣留、审查何鸿。但何鸿急中生智，连忙解释说：‘这1万元不是送礼，是捐作慈善用途的。’澳督听完，说了一句：‘大家一场误会，算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通过这件事，我知道澳督并没有被一些仇视何鸿和娱乐公司的人收买。我想，既然澳督并不存心害我们，并没有被人收买，那么，即使赌场没什么钱赚，治安不好，我们也有信心去发展外港、繁荣澳门。从那时候起，我就放手在澳门发展。”
何鸿后来说：“我还得感谢‘白头佬’，不是他，我们都不知道澳督对我们的真实态度。这点很重要，否则，任凭我说多少好话，都挽回不了老霍已经丧失的信心。”
在赌约签订前后的几个月里，信心危机如瘟疫在新公司蔓延。
何鸿坦承，他那时虽然嘴硬，心里却不是很踏实。他的亲戚朋友都断定澳门开赌没有前途，“合约对我们一方太苛刻了，我们真担心难以履行。”但何鸿认准了的事，就要干下去，是个从不言输的人。
霍英东是最典型的“动摇分子”，他最后恢复了信心。
叶汉百般诅咒苛刻的赌约，但他不会打退堂鼓。他精赌嗜赌，一生与赌结下不解之缘。他大半生都是帮人家开赌，现在好不容易投得赌牌，虽然现在谈盈利还为时过早，但叶汉已经获得很大的精神满足，自我感觉他已经是澳门无可争议的赌王，半生的磨难和屈辱都得到了补偿。
叶德利对开赌也信心不足。不过他不会轻易退出，反正自己没有投钱，也不必花什么精力，出钱出力都由另几个大佬扛着。
叶北海、高海林在筹备新赌场开张时还信心百倍，没想到第一届董事会议竟把他们排斥在外，给他们信心很大的打击。后来正式签订赌约，他们看了赌约副本，当场就骂何鸿让步太多。
叶、高两人信心丧尽，都认为赌场“没得做”，“不赚钱，还不如呆在香港的家中”。
叶北海、高海林失望地退出即将正式成立的新公司。以后，澳门赌场发生的事，均与他们无关。对叶、高两人的“叛变”，何鸿等四人都毫无惋惜挽留之意。
在八九十年代香港富豪榜中，何鸿、霍英东、叶汉、叶德利均榜上有名。而叶北海和高海林，不仅没在富豪榜上落下名字，媒体也没有提及他们，他们似乎消失了。
第三部分赌场开张 签合约好事多磨（4）
我们可以肯定，叶、高两人退出澳门赌场后，既没发财，也没做成大事。想必，叶、高两人或者他们的后代会后悔。
澳门赌业进向新时代
1962年3月30日，何鸿与新澳督罗必信在里斯本签订了承办澳门博彩业的合约。
《专营合约》的主要条款包括：签约60天后成立新公司，资本额至少为300万澳元，其中55%的资金要缴存于外国银行，作为履约的保证金；1962年—1964年，每年要向澳门政府缴纳博彩税316.7万元；在1962年度内，分三次缴纳保证金316.7万元；1965年—1969年，每年要增缴税款30万元；公司每年利润，规定10%用于澳门的慈善事业，90%由公司建议，经澳门政府同意，用于发展澳门经济、工商事业；公司要兴建一间国际水平的博彩娱乐场、三间第一流酒店，繁荣“新口岸”地区；公司要购置水翼船，改善港澳交通；为保障内港畅通，每年浚深水道100万立方米；专营年限为8年，每5年修订合约一次。
合约的签订，显示出何鸿的远大目光和超人的智慧。
原本，澳府在去年招商竞投赌牌时，并没有限定专营权的期限。但何鸿、霍英东等人在投标申请书中所作的承诺，向澳门政府展示了一幅美丽而宏大的远景蓝图。因此，澳门政府在定标之后，放弃了2年期限的专营惯例，将期限放宽到8年。短期承包，只会造成承包公司的短期行为，澳门及澳府所得到的也只是短期效益。
娱乐公司的策略是：着眼澳门的繁荣与发展，迎合澳门政府的需求。政府在日后的五次合约修订中，对娱乐公司层层加码，同时也不断增加公司的专营权限及期限。澳门、澳府、公司、股东，四方均获大利，这就是娱乐公司迄今仍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专营合约》带有很浓的个人色彩，合约的谈判及签订均是何鸿一人。何鸿的远大目光和超人智慧，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得到证实。而在当时，叶北海、高海林都认为合约是一条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条件太苛刻，看不到一点光明前景。
叶北海、高海林退出当初的竞标财团，到新公司正式成立时，叶、高两人既不是董事，也不是股东。澳门赌业的旧盟主傅荫钊说：“北海、海林才是聪明人。叶汉那帮人要输光身上最后一件衫，才会清醒。”
谁比谁更聪明呢？
据1962年《澳门经济年鉴》，该年5月，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叶德利任董事长，叶汉、霍英东任常务董事，何鸿作为股东代表和持牌人任董事总经理。
5月26日，叶德利、何鸿、叶汉等在澳督府内签订转让合约，政府将专营权转让给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
新花园是娱乐公司的第一间赌场，不久，公司又在新马路中央百货公司、十月初五街七妙斋、海源办馆设立赌场。1962年底，公司斥资订购了一艘花舫，置放在澳门内港16号码头，这就是被人称作“贼船”的浮动赌场“海上皇宫”。
海上皇宫一举成为娱乐公司的最主要的赌场。
由于海上皇宫的生意格外兴隆，赌客拥挤不堪。1966年公司斥资700万元，在香港订造了一艘巨型花舫。花舫仿照中国古代皇宫画舫，共三层楼，装饰极尽奢侈豪华，画檐雕梁，古色古香，船头挂个大灯笼。次年花舫由三艘拖轮从香港拖抵澳门，岸边人头攒动，从日间到夜晚参观者络绎不绝，花舫华灯齐放，绚丽斑斓，如海上琼楼仙阁。新花舫沿用“海上皇宫”旧名，迄今仍是娱乐公司的赌场之一，成为该公司经营赌业的历史见证。
娱乐公司承办澳门赌业才一年，澳门经济初见繁荣，政府和市民称赞娱乐公司立足澳门、服务澳门、繁荣澳门的方针及行动。
1963年《澳门经济年鉴》这样评价娱乐公司承办的澳门赌业：“澳门博彩事业大有发展，在一年间，可以说是面目一新。澳门政府对市民许下的‘以旅游博彩业繁荣澳门，把澳门建成旅游娱乐胜地’的诺言，看来快要实现了”。
1964年，娱乐公司从国外购置一艘水翼船，投入港澳海上客运服务。原来的3个多小时的航程，一下子缩短到1小时。一时间，香港客赴澳趋之若鹜，赌场经常爆棚，酒店也常常客满。
毋庸置疑，娱乐公司赚得盘满钵满，股东账面红利成几何级数增长，但部分股东间的矛盾却越结越深，几乎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
第三部分争权夺利 一山二虎难相容（1）
叶汉是赌场总经理，何鸿是公司总经理；叶汉自诩赌王，何鸿也欲做赌王。娱乐公司成立后的十多年间，叶汉与何鸿频频产生摩擦，争权夺利不断升级。叶汉咄咄逼人，何鸿韬光养晦；叶汉频频攻击，何鸿伺机反扑。1975年，内部大纷争以叶汉被逼出娱乐公司而告终。
何鸿野心勃勃欲做赌王
娱乐公司的成立，不仅标志着澳门的博彩业跨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也正式揭开了新一轮赌王争霸战的序幕。这一轮争霸的特点，是发生在同一堡垒内部，集中表现为叶汉与何鸿之间无休无止的恩怨情仇。
叶汉与何鸿的矛盾，早在结盟竞投时就已埋下伏线。
何鸿从答应参与竞投、染指澳门赌业那一天起，就暗下决心，要做统率澳门赌业的一代君主。
叶汉最初满足于在卢九手下做一名荷官；后来傅老榕委任他做骰宝部主任，令他感激涕零；在50年代初他的最大希望也就是做泰兴公司的小股东，具体承办傅老榕手下的一间赌场。叶汉是在傅老榕的百般“侮辱”下，逼上竞投赌牌之道，要夺傅、高两家的赌业江山，取代傅老榕做澳门赌王。
叶汉、何鸿都是野心勃勃之人，但何鸿的起点更高、觉悟更早、心机更足、行动更隐。
当初叶德利冒出个竞牌和持牌须葡籍人士，还要在澳门有长久生意的“不祥消息”。叶汉从拱倒泰兴的大局出发，答应何鸿加盟，并做竞投申请人和未来的持牌人。
后来叶汉从澳府进一步得到证实，葡国政府和澳门政府并没有此项明文规定。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叶汉不会出尔反尔做小人，只有打落门牙往肚里吞。
凭心而论，当局虽无那项规定，但以何鸿的才华、韬略和外交，他做申请人和持牌人对最后搞定专营权绝对有好处。叶汉、何鸿都是竞牌的最关键的人物，缺一而不可。当时大敌当前，集团内部矛盾没有激化。
似乎是命中注定叶汉这个人要与人斗争一辈子。前半辈子，他主要与傅、高两大家族斗；后半辈子，他又要与何鸿等人斗。斗争之初，叶汉的优势十分明显，他是竞投赌牌的发起人和大功臣，四人之中就他一个精于开赌。但他潜在的劣势又是致命的，他在董事会势孤力单，他更缺乏何鸿玩弄权术的智慧。
斗争的最终结果，我们不难想象，何鸿成为最大赢家；叶汉输光了他本来具有的一切：职务、权利和股份。
英雄座次谁排定？
在上一章，笔者谈到叶德利出任新公司董事长。读者或许要问：叶德利凭什么做董事长？不仅读者会问，当年新公司领导层名单公布后，澳门商界、赌界均哗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