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邂逅革命.4

我、红梅、程庆林和所有的人的脸都苍白了。红梅苍白的脸上还僵了很厚一层米黄色，望着我，她的额门上立刻出了一层汗。“红梅，”我镇定自若说，“你把大家写的揭发材料收起来，千万不能丢一本。”（我多么伟大哟，有将军风范哟） 说完我就迎着从水渠上逆流而上的狂唤乱叫朝着村里跑。那叫我的村人看见我，就对准我把他的叫声砖头瓦块一般朝我砸过来。“爱军，你快些，你媳妇脸都变青啦！舌头都耷拉出来啦！慢一步你和她话都说不上一句啦！”2 转折桂枝死了。桂枝淅沥哗啦就死了。在我往家里跑着时，“桂枝上吊啦” 那句话冰凌条样冷冷地横在我的脑子里，及至跑到家里，那冰凌条就在我脑子里炸开了，使我浑身又冷又热，打摆子样站立不住了。她大概是在我到河滩不久上吊的，是邻居来家里借水桶挑水时发现的，待唤人来把她从梁上卸下来，她人已经没有气儿了，体温像风吹云散一样不见了。那时候村人们把她抬到屋门口的迎风处，让她的头对着院落里，指望风能把她从死里吹回来，可那指望很快就灯熄光灭了。她的脸已经青起来。我拨开人群时看见她的双眼直愣愣地朝上翻，眼白上灰蒙蒙布下一层云。那时候我想她可能已经没救了，想不就是我没有答应去给你爹做寿，这有啥儿想不开？过不过生日有那么重要吗？能比你的命还重要吗？我弯下腰把手放在她的鼻子前，企图从那儿抓住让她生还的一根线，可她的鼻前寒寒凉凉，像我的手放在了一块冰儿上。我知道她已经没救了。我预感到一场鱼死网破的复杂局面已经摆在了我面前，摆在革命面前了。我缓缓地从地上立起来。来给桂枝卸吊的左邻右舍都正用异样的目光望着我。女娃红花和孩娃红生立在桂枝的身边，他们似乎明白家里发生了啥儿事，又似乎不明白家里到底发生了啥儿事，半是惊恐、半是痴傻地看着我。过一会，他们默默到我身边求救似的每人拉着我的一只手。不消说，一个危险的时刻到来了，从村人的目光中我看见了那危险的不仅是我高爱军，还有程岗的革命和前程，方向和路线。在河滩上集会的人也都跑来了，所有的目光都落在我脸上。屋里屋外静得能听到空气的流动和拉锯一样响。我有些心慌，像无数条虫儿在身上、心上蠕动着。红梅走来了。她脸色黄白，过来把红生、红花拦在她怀里，像一个伟大的母亲样把孩娃们揽在她怀里。（伟大的红梅，我死了都爱你！） 当红梅把孩娃从我手里接过去时，我看见围在门口的人群外，靠屋里的桌子下，有样东西被人摔碎了。我从桂枝身边走过去，围在桂枝脚头的几个邻人给我让开了路。所有的目光都随着我的脚步朝着屋里看，就都一下看见，那原来放在桌子里边的毛主席的石膏像被摔碎在了屋子里，贴在正墙上的毛主席像也被揭下来撕得粉碎，揉成了一团一团，扔到界墙边、桌子下，粮缸缝儿里和门后的角落里。还有摆在桌上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有两本在桌子上，有一本翻着书页，将掉未掉地悬在桌子角，还有一本米黄色的书皮被撕成一条一条扔在柜子下。我朝东边里屋走去，掀开门帘，看见桌里墙上的主席像也被撕掉了，又快步到西屋去，撩开门帘，看见原来摆在窗台上的几十个毛主席像章被弄得满地星辉，四处尘埃了。（她一定是 一 边 撕 着、毁 着 这 神 圣 的 东 西，一 边 骂 着 我：“高爱军，我让你去革命！高爱军，我让你去革命！” 桂枝，你咋能这样呢？这是捅天的大罪哟……我想到那 200 张传单，在程岗哪都发到了，就是没发到桂枝的手里去———灯下黑呀。）我从西边屋里退将出来了。扫了一遍那些望我的人，我对大家说：“谁都别动，要保护现场。”我在人群中用目光找到了程庆林，“你快去通知镇上的派出所，让他们带着照相机立马赶过来。”程庆林有些莫名地望着我。我吼：“还愣着干啥？”程庆林说：“爱军哥……”我狠狠地盯了他一眼。红梅走过来，毅然地说：“我去吧。”（伟大、可爱的红梅呀！）程庆林没有再说啥，看看红梅，明白了啥儿，转身就往门外跑去了。我望着人群中的任齐柱和田壮壮：“你俩去站到大门口，任何闲人不要让进到院里来。”他俩立马朝门外走过去（ 后来他们一个当了大队的民兵营长，一个副营长）。最后，我望着屋子里所有的人：“都退到院子里，屋里这现场一定要保持原样儿。”所有的人都退到了院子里。屋子里立刻空空荡荡了，只有那些摔碎、撕碎、揉成团儿的神圣和无知、无语的桂枝躺在那。立刻间，我家那种猜疑的目光不见了，被一种如枪林弹雨般的紧张气氛笼盖了，被政治斗争壁垒森严起来了。我立在院子的正中央，在等待中感到脸上有结成铁片样的一层硬壳儿。红梅悄悄走到我面前，如像要安慰一句啥儿话，却只那么立着啥儿也没能说出来。我说：“你把红生、红花带到一边去，千万别吓着了孩娃儿。”听了这话，她眼圈红润了，把红生、红花扯到了院子角。派出所新调来的高个王所长领着两位穿制服的警察，手里提着“五七”式手枪，脖子挂着“ 海鸥” 牌照相机，很快出现在了我家里。最后，桂枝的死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自杀案。3 转折程天青疯了。桂枝突如其来的死使他感到天塌地陷，火山爆发，黄河怒吼，长江决堤。有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是哲学上永远不倒的革命观点，就是“任何事情都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那一天，程天青睡完了午觉，起床洗了脸，在院里走了一圈，看着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们在院里摘菜剥葱，洗肉砸骨，孙子、孙女们和外孙子、外孙女们在上房的一角跳皮筋、过家家，心里正洋溢着儿孙满堂的幸福时，他美满幸福的生活末日到来了。有人从门外撞着进来唤：“老支书，不好啦，桂枝上吊啦！”程家一院人全都呆起来。程天青盯着来人问：“你说啥？”来人说：“桂枝上吊啦，吊在她家房梁上。”程天青毕竟是解放前在战争的边沿跑来跑去的人。他很快镇定下来了，疾步走出家门，从程中街穿过胡同到了程后街。可他到我家里时，已经慢下一步啦。在门口站着的任齐柱和田壮壮没有敢拦他，却大高声地叫了一声“ 支书———” 叫了一声“ 天青伯———”。院子里的人都听见了那叫声，都自动给他闪开了一条路，可当他在屋门口看见桂枝那舌头还在嘴外的青脸和泛白的眼睛时，看见那两个乡村警察在门口握着手枪站立着，高个子所长正用相机对着那摔碎、撕碎的毛主席像“ 啪、啪” 拍照时，他把手放在他闺女的鼻前试了试（和我不久前的动作一模样），脸砰地一下就白了，虚汗瓢泼一样挂在额门和他的鼻子上。我以为他这时会英勇无畏地站起来，会用目光在人群中恶狠狠地找到我，会抓住我的衣领质问我：桂枝是为啥上吊的？可他却把目光落在了那些被摔、被撕了的神圣上，仿佛他没进家就知道桂枝在上吊前做了那些事（ 是不是他们一家不断地议论我？常常说我患了一种革命症，因此桂枝说过她总有一天要把家里的革命和神圣摔了、撕了呢）。把目光落在所长的相机上，程天青叫了一声“王所长”，王所长没有把眼离开那相机，没有把拍照的腰直起来，甚至连头都没有扭一下，就对程天青平淡而又定性地说：“程支书，不得了呢，这是程岗镇十几个大队、几万口人中出现的第一起现行反革命自杀案。”程天青忽然冷冷道：“王所长，现在定性早了一点吧。是不是现行反革命，至少要你们镇长说了才算吧。”王所长把拍照的手停下了，有些莫名其妙地望着程天青：“死者是你啥人呀？”程天青说：“她是我姑女。”王所长“哦”了一下，说：“你去把镇长叫来吧，让他看看现场，看他敢不敢说这不是一场现行反革命自杀案。” 说着，王所长就又开始拍照了（他真是一个立场坚定的革命者，谢谢了，王所长，我向您致敬———意志坚定的革命者），那样儿似乎压根没有把程天青放到眼里。在场的人都看见程天青的脸成菜色了，他盯了一下王所长，盯了一下站在屋门口如木柱一样的警察，突然转身走去了。他出门朝镇政府的方向走掉了，都知道他是去找那中年镇长了，可他这一去，再也没有返回到我家里。直到在岗上埋了桂枝他都没有在村街上出现过。在程岗有七天不见他的影儿了。半月不见他的影儿了。收过秋，种上麦直到小麦苗从田里钻出一 那么高，褐黄的土地上又有了一层嫩青色，他才在程岗出现了。不足两个月的时间，他的头发全白了，又乱又长，蓬蓬杂杂，头发中不断有鸡毛和柴草夹在头顶上。往日冬天刚来他就披在肩上的军大衣不见了。如今，早早晚晚在村头、牌坊下、饭场上见到他，他都是穿一件又脏又乱的黑夹袄，领子上的油污和领子比着厚，日光一照那领子就闪着令人恶心的光。他病了。真正有了疯魔症（历史真会开玩笑）。他疯了以后总是在村街上走来走去，见了村人不是嘿嘿地笑，就是瞪着充满杀机的双眼，可你要真的朝他晃一下拳头，他就会慌忙蹲在地上，用双手抱住头。甚至，他还会突然朝你跪下来，给你磕头、作揖，请你饶了他，说：“我姑女都死了，你们千万不要打我呀……我认罪，我认罪不行吗？看在我是老党员，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份上你们就饶了我这一回……”（他为我党和老一辈革命家丢尽了脸！）他是在为姑女桂枝伸冤叫屈中疯了的。告到县公安局和法院，公安局和法院的人说：“这是明明白白的现行反革命案件你还告啥呢？”申诉到地区法院，法院说：“回去吧，有人放电影，无意识把片子装错了，出来的领袖像是头朝下，就判了有期徒刑20 年；你姑女幸亏上吊了，不上吊还不知要枪毙几次呢。” 后来他竟以老八路的名义告到省法院，说他姑女就是罪该万死，可那个逼他姑女那样做的高爱军咋能逍遥法外呢？这时候有一张诉状从程岗飞到了县委书记的手里边，县委书记又批转给在程岗成功地破了一起现行反革命案件被调到县公安局主持工作的王所长手里。那张诉状上共列举了程天青三个方面的 26 条罪恶，按了 17个证人的红手印。王所长派人把程天青从省城告状的路上带回来，将那 26 条罪状给他看了一遍，看完他就痴呆疯傻了。当然，这并不表明他疯的直接原因是因为那张状子所导致。根本的原因，是他成了革命的敌人，是阶级敌人对革命大潮的惊惧和胆怯。我们都知道，当革命在一夜之间如狂风暴雨般降临时，敌人是会在狂风暴雨面前神经错乱的，这表明了一种伟大和渺小，一种力量和怯弱，一种正义和非正义，一种严正和理屈，一种阶级的正确性和另一种阶级的反动性。但是，我们决然不会，也不该忘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道理；不会、也不该忘记虽然一切敌人都是纸老虎，但它们身上，令人恶心的毒疮已经化脓，正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尸臭在腐化着我们的肌体和社会。我们不会忘记，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革命道路漫又长。革命就这样初步成功了。我们会不畏艰险地朝着灯塔走过去。

4 一张图表在程岗的革命就这样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的成功了。我们依着上边的指示精神，改党支部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新的革命领导小组。为了后边交待的方便，我该把一张图表给你们画出来。你们不应该把这张图表看成是我在程岗革命成功后的权力分配表，而应该把它视作一张程岗革命工作的联络图。

图表不说明啥儿，但它一览无余地证明了我在程岗革命的成功和胜利，证明了我和红梅的心血如朵朵葵花向阳开一样有了收获和成果。事情就是这样，没有革命，就没有权力，权力是革命的目标，革命是权力的手段。一切革命因之权力，结之权力。与此同时，革命的初步成功，还证明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为革命的利益而死，死得其所，比泰山还重；为个人利益而死，便比鸿毛还轻。

第六章 革命浪漫主义1 红海洋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我上台以后的工作中心。但是，桂枝死了，给我带来的最直接损失是，每天睡到半夜，姑女红花会突然醒来，大哭着要她的母亲：“我娘哩？我要我娘” 这哭声尖直犀利，如鲁迅的伟大匕首，划破漫漫长夜，弄得我彻夜不眠，耗损了我来日的许多精力。自然，我的母亲从岗上搬下来了，回到了他儿孙们的身边。镇政府在程岗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新的革委会名单后，母亲把饭端到我手里，怯怯地问了一句话：“ 爱军，你给娘说实话，你丈人下台是不是因为你？”我说：“ 娘，是他自个儿犯了错误哩。他烟瘾发了，敢从《毛主席语录》上撕下一页纸卷烟抽；他孙子拉屎了，找不到纸和石头，他敢从毛主席的书上撕下一页给他的孙子擦屁股……毛主席的书是啥儿？那就相当于过去的圣旨哟，你说过去谁敢对圣旨说个不字哩？见了圣旨谁敢不跪哩？不跪就要杀头呢。眼下新社会，民主了，不用像对圣旨一样对毛主席的话磕头了。不用磕头了你就敢撕下卷烟吗？你就敢撕下给孙子去擦屁股吗？” 我说：“正好那一页上还写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那段话，要不是他疯了，枪毙他也不是没可能。”母亲便将信将疑地又挪着她半大的脚儿去给他的孙子、孙女端饭了。此后，我伟大的母亲承担起了照顾革命家庭的全部担子和义务，每当红花半夜哭醒时，我就见母亲把红花揽在怀里摇来摇去，见我揉着眼睛从西屋（ 我一个人搬进西屋睡去了） 到了东屋里，母亲就会说：“睡去吧，你明儿还有村里的一摊儿事，既做了干部就给人家干好些。”我的娘是这个鱼目混珠的人世上最圣洁、伟大的人。我不知道她用啥法儿使红花半夜不再啼哭了，使红生半夜睡着也不再磨牙说话了。走了桂枝，回来了我娘，家里的地总是洁洁净净，桌子和桌子上的主席像、红宝书及墙上贴的“语录画”，也总是锃光发亮。苇席总是卷着靠在门后边，凳子不坐时总是放在屋里界墙下。读了一年级的红生的书包放学后总是扔在院里或者屋子的脚地上，可过不了多久，那书包就又总是挂在墙上了。娘使我能够专心投入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运动了。在冬闲的日子里，我首先用水泥把“ 二程故里” 的牌坊糊了一遍，涂上红漆，描上彩边，写上宋体大字，左边是“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右边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横额是“ 新的圣地”，我在程岗各户的墙上用白灰掺上细碎的头发，都泥出了二尺宽、二尺五寸长的一块白色壁板来，在那壁板上一律用红漆画了边，用黄漆喷涂出了几行字：“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派人去把十三里河上的大柳树伐了几棵，卖掉后统一购买了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相当于对联的两个长条幅，左边条幅的字仍然是“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右边的也仍然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把这些画像和条幅统一发放到各户群众家里，统一贴挂在各家上房正屋的迎面墙壁上。我在各个生产队的每一块田地的头上统一制作了一米见方的大木牌，木牌统一面向日出的东方，写了“三忠于”那三句火热滚烫的话：“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我发动党员、团员、青年和退伍军人，以“ 一帮一，一对红” 的方式，让识字的帮助文盲，先进者帮助落后者，年轻的帮助中年或老年，子女帮助母亲或父亲，要求 70 岁以上的老人尽量得会背毛主席语录 30 条；50 岁至 70 岁之间的尽量得会背 50 条；30 岁至 50 岁的人必须得会背80 条；16 岁至 30 岁的必须至少会背 100 条。我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通知程岗学校小学升级时分数高低无所谓，不及格或者零分也可以，但必须得会背毛主席语录 50 条，小学升初中，除了背那 50 条语录外，还必须会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我用一个冬天的时间，绞尽脑汁，四处取经，在程岗创立了“三统一”（门前统一、家里统一、田地统一） 和“ 一帮一、一对红；全村老少学毛选” 的火红局面。我采取了超额背会毛主席语录者，以条数奖工分（1 条 10 工分）；不会背的罚工分（少背 1 条罚 20 分），若有抵抗情绪者，立马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共有 39 人遭此惩罚） 的奖惩制度，使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除疯子、病人和弱智者） 都处在火烫的红色环境里。像人人都是煮在锅里的鱼一样，惊恐乱跳，叽哇乱叫但谁也出不了锅口。我深刻地明白一个道理：环境就是一切；环境创造一切。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在延安你很可能就是革命者，在敌占区，谁又能保证你不是反革命的两面派？我希望我能创立一个全县独一无二的新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希望程岗成为一块新革命的实验田。一个冬天下来，我的努力成果累累，丰产丰收，使程岗的革命在寒冷中，红流滚滚、如火如荼、火星飞溅。大街小巷的墙上都写满了革命的标语和口号，村里村外的榆树、槐树、皂角树、泡桐树、楝 树、椿 树 上 都 挂 满 了 革 命 的 苹 果 和 革 命 的 梨（挂满树枝的塑料薄膜上，都画着梨、苹果、柿子、桃、杏等，这些果实上或果实的边上都写有一段语录或是一句毛主席的话）；天空中红色飞舞，街道上红味四溢，地面上红花开放，家庭里红桌红床红箱子。红色的海洋红色的湖，红色的山脉红色的田，红色的思想红色的心，红色的口舌红色的语。姓张的见了姓李的，说：“‘斗私批修'———你喝没有？” 答：“‘ 节约闹革命'———我喝过饭了。” 问： “‘ 要破私立公'———你喝啥饭？” 答：“‘不破不立'———老样儿，红薯汤。”张家要到李家借东西，推门进去见了人：“‘为人民服务'———婶，你家的箩筐让我用一用。”婶忙说：“‘我们要发扬白求恩精神'———你拿去用吧，新买的，爱惜一点。”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知道了，谢谢婶。”在那段日子里，你如果有机会走到程岗大队，你就会明白啥儿是“新时期红色革命根据地”，啥人才是“心明眼亮斗志昂”。在宣布我当村革委会主任那一天，四十五岁的平头王镇长在群众大会散了之后，把我叫到会场一角望着我，问：“你 24 岁了？”我说：“25 岁了，复员一年了。”说：“爱军，你觉悟很高，是块革命的料，但你听我两句话，一是革命不要砸了二程寺，北京连故宫墙上的一根茅草都没动，你要砸了程寺就砸了姓程人的心，就要失掉民心，得到寡助了。二是一定不能忘了抓革命还要促生产，农民是以食为天哩。” 我说：“你放心，王镇长，我明白凡是革命文化遗产我们都应尽力去保护。我知道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革 命 是 前 提，生 产 是 结 果；革 命 是 条 件，生 产 是 目的。”我那样说时王镇长以惊奇的目光望我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膀道：“那你就好好革命吧，组织信任你。”（我没有意识到他这话正是他颠覆社会主义巨大阴谋的一次无意暴露，但后来，是我的智慧将他揭发出来了。）我知道王镇长并不一定真的信任我（ 他是老镇长程天民的人），可我革命的言行举止把王镇长征服了，王镇长对我无可奈何了。我在程岗创造的“ 三统一” 和“ 一帮一” 活动，被我和红梅写成《程岗学毛著经验材料之一》，寄给了县委、县政府，寄给了《九都日报》 和《 河南日报》，没想到县里还没反应过来，《九都日报》和《河南日报》都在春暖花开时同一天登将出来了，还都加上编者按，称“ 程岗的经验是全地区和全省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的榜样”，于是，程岗果然成了全县革命的试验田。同年 3 月，程岗大队被县政府名为“红灯塔大队”（取延安宝塔之意），而我自己则被县委命名为“农民革命急先锋” 的荣誉称号。两面红绸黄字的锦旗，赫然挂在了大队部的会议室。这是我革命初获成功的伟大见证。2 麦秸垛下无法解决的一对矛盾是我精神的革命和我对红梅肉体的思念。红梅每天都出现在我面前，她因为被焕发起了女人的热情，因为她天然的热爱抛头露面的个性，使她在成为大队副支书后，脸上那种若隐若现的愁容荡然无存。她变得愈发漂亮和动人，英姿飒爽像支华丽的红缨枪，不失女人之美，又不失革命者的干练和利落。在许多场合里，我们总是那样心领神会，配合默契。每一次开会前，她和我总是先到会场吃碗饭的功夫，在大队的会议室里，我们忍气吞声地相互拥抱和抚摸，亲吻和接触，当听到脚步声，我就正襟危坐地回到那个简陋的主席台（ 一张柳木桌前的椅子上），她就去摆放着那十几把结结实实的长条凳。散会了，我们本可以在人们走后做魂飞魄散那事儿，可大队长程庆林和民兵营长程贤柱总是死心塌地陪着我说话到最后，鱼不离水样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阶级情，鱼水爱）。他们还总是关心热爱地对红梅说：“ 你先回去吧，一个女人家，桃儿在家等你哩。”红梅就很无奈地望望我，我说：“你走吧，路上小心点。” 她就只好走去了。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像甩不掉影子一样，把我和红梅的情爱立竿见影地隔绝了。有一次，散会后我明明确确说：“都走吧，红梅留下我俩商量一个事。” 可在人走之后，我和红梅刚把衣服解开，我刚把红梅抱上拼在一起做床的三根长凳上，大队的院子里就又有了脚步声，冷汗就轰地一下出满了两身子。我从会议室里走出来：“谁？”“我。支书，是我。” 一个叫小民的基干民兵在会议室的窗前走来走去说。我说：“你干啥？”民兵说：“营长让我在这放着哨，说形势复杂，上个月东小头儿的大队干部开完会回家被人捅了一刀子。说一定让我等你和夏副支书研究完了事儿把你们送到家门口。”民兵营长，我的好战友，我的好兄弟，我恨不得在你的裆里踢一脚，在你们脸上掴打几耳光。回到会议室，红梅还在灯光下面系扣整头发，脸上的慌汗如刚刚洗过了脸。那一夜，我们就在民兵的脚步声中，在会议室的门和窗间的墙壁下，站在那儿憋着呼吸把那件事儿做完了。做完了我们谁都没有魂飞魄散那感觉，没有心愉神悦那感觉，我们像万不得已在泥水里洗了一次澡，洗过了觉得更脏了更需要找一眼泉水痛快淋漓地洗一遍。我们脸对脸的坐在两条凳子上手拉着手，听着门外基干民兵有节奏的脚步声，她说：“我们这样终有一天会出大事的，会被人发现的。会把你我的革命前程葬送的。”我说：“那你说咋办？”她说：“先忍着不来往。”“那不行。一点都不行，你这是要把我急成程天青那样的疯子哩。”我说，“明儿我骑车带你到十八里外的墓里去。”来日，我骑着大队唯一的一辆自行车，提前半个小时到村外等着她。可待我们到了那个墓前时，那墓里又丘进了一副新棺材，墓门被砖和石头堵上了。后来，我们找到了一块偏僻的庄稼地。再后来，我们既是一对伟大的革命者，又是一对卑琐的偷情者。既是一对觉悟者，又是一对执迷不悟的沉沦者。仔细算起来，在以桂枝的死、程天青的疯为标志的革命成功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在程岗附近的河滩、林地、田头、开会的路上，检查生产的沟里，哪儿都有我们的欢愉和悲哀，都有我们的高尚和卑劣，都有我们的兴奋和羞耻。我们的革命光辉像日光样洒遍了程岗大队的田头地垴，我们卑鄙的精液也流遍了程岗镇的角角落落。终于到了那么一天，到了县里组织的基层三级干部在我们大队召开了第一批“三统一”和“ 一帮一” 的革命现场会，县委的组织部长找我谈话说，我被吸纳为不脱产的镇党委委员后，我怀着无比喜悦与激动的心情，把所有参观我们程岗的领导、干部送到村头的五辆卡车上，又把王镇长一行人送走后，新的成功使我忍无可忍了，岩浆的高温不能不喷发勃射了。我再也按捺不住革命的热情燃起的肉体的火焰了。我把红梅叫到了村头第九队的打麦场边上。那儿距村里半里远，三面是有绿有黄的小麦地，一面是耙耧山的一道坡。那面坡正把麦场和村落隔开来。我们先装出是去各队麦田检查田头“三忠于”的大牌子，去看看庄稼的长势和旱涝，后来就到了那麦场的边儿上。田野无人，谁家的一只羊羔在远处的地里啃着麦，咩咩的叫声又细又软地传过来。到那麦场的边上时，我把脚步停下了，火辣辣地死盯着特意为迎接参观的干部穿了一件军用布衫的红梅，用目光把她的衣服剥得一件也不剩。她四处看看说：“爱军，危险哩，不行呀。明天第二批参观的人就到村里了，被人看见就一切前功尽弃了，就全都鸡飞蛋打了。”我说：“红梅，我成了镇党委的委员啦，县委组织部的李部长亲口给我说过了，说现场会后就宣布，就正式下文件。”那时候她先是有些惊奇，有些不相信，可看着我一脸红彤彤、热狂狂的正经时，她啥儿也没说，退着到麦场外边朝远处望了望，回来就一把将我拉进了两个秸秆垛的缝儿里，自己动手把麦秸秆上的麦秸拽下一地当做被褥铺起来，三下五下就把衣服全都脱下了。被她拽下的一片雪白的麦秸散发着温暖的草气和田土的混合味，而麦秸秆上被一个冬天雪伏雨淋的腐味，也正从她撕拽麦秸的一个口上喷出来，像她为它们把关闭了一冬的寂寞打开了门窗样，腐暖的热味从秆上跌跌撞撞扑出来，把两个麦秸垛的缝儿塞满了。在那热白的气味中，我们像捂在一个被子里，冬末春梢的冷凉没有了。我已经很久没有那样仔细地观看她的赤裸了，每一次我俩如贼一样的抚摸、偷情都是那样的匆忙和忙碌，都是那样的胆怯和恐惧。这一天，在我将成为一个镇党委委员的前夕里，革命又一次胜利的喜悦把我们的头脑冲昏了，把我们的警觉打消了，把我们的胆怯替代了。那儿离村子只有半里远，离程庙只有二百米，只要走几步拐过那道低矮的山坡儿，一迈腿从水渠的石桥面上跨过去，也就到了村落里，就到了程庙下。可是，我们不顾一切了。她不顾一切了，把衣服全都扔在麦秸垛下，立在那两个麦秸垛的缝儿里，如那一次脱光后立在坟口一模样，赤裸的身上散发着柔白的光亮和香味，双脚和那十粒红色脚趾甲都埋在地上的麦秸里，目光柔柔粘粘地落到我身上。“祝贺你高升，爱军。”她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解着扣儿说：“我有一天成为正式脱产的国家干部了，你接着干支书；我如果当了镇党委书记，你就去当副书记。”她说：“你先别解扣儿，你看看我是不是有了啥变化。”我把手停在扣儿手，又一次仔细地打量着她，忽然发现她的脖子上用红线系了一枚精美的心形纪念章，扣儿一样大，正挂在她的乳间的沟缝里，使人想起冬日里的晨时从耙耧山后升起的红日头。我说：“纪念章挂在这儿好不好？”她说：“这是你我革命事业的护身符。”又说：“你还发现啥儿呢？”我把目光从她上身往下移，又发现她的小腹明显地胀起来，原来皮带下的孕纹比先前浅起来。我有些吃惊了。“你怀孕啦？”她摇摇头，脸上的笑如着了一层霞云儿。我说：“你胖了。”她问：“你喜欢我胖还是我瘦？”我说：“都喜欢。”她说：“喜欢我像城里人一样苗条我就少吃一些饭。”“胖些也好。” 我说着拿手指去她小腹上轻轻地抚摸着，感到她小腹上的光滑急速地朝我手指上跳击着，颤打着。我这样摸了几下，她的脸色开始苍白了，目光开始火火辣辣了。我知道她在每次的事儿前，都希望我这样欣赏她的赤裸一会儿，希望抚摸她一会，希望我说几句她爱听的话。我说：“红梅，你越发动人哩，身子的哪儿都如玉一样。”她笑着软软地朝我倒过来，顺着我脱了上衣的光身滑倒在了麦秸褥子上。“我也好久没有那事儿了，” 她望着麦秸垛缝儿的天空呢呢喃喃说：“说了你不信，庆东有那病，只是半个男人哩，我自那次在墓里疯了以后，就再也不让庆东碰我了，他吃再多的中药，跪在我身边我都不让他碰了。”我微微怔起来，我想起那天程庆东在窗下熬药的模样儿。她说：“你怔啥？不冷吗？”我说：“庆东真的有那男人病？”她说：“他天天吃中药。”我说：“也好，桂枝死了，他又有病。” 说着我把我的衣服脱光了。我知道这时我该说一句谢她的话，说一句为了我她不让庆东碰她的感激话。可我看见她说出的那些话，每一个字都像雀儿样，卧在她黄白相间的脸上，等待着我去回应她，好使那些雀儿飞出去，使我们的渴求立马就满足。我已经把衣服脱光了，我啥儿也不想多说了，火山岩浆已经熔化了青石，到了地壳的表层下。我啥儿也不能再说了，来不及再说了。焦急使我没有说话的功夫了。我灼热的目光在她小腹下的私地燃烧着，那片金红黑黄的私地把我的目光一丝不剩地吸走了。我先朝她跪下去，一只腿在她的两腿间，一只腿在她的双腿外。我的膝盖碰着麦秸时，发出了燃烧的劈啪声，碰着她比麦秸更白的大腿时，她浑身哆嗦一下，把她脸上的鸟雀惊得扑扑棱棱地飞去了，使她的脸立马从苍白蜡黄中转成了热烫红润的兴奋色。她说：“爱军……支书……镇长……书记，我要死了哩，我要死了哩……”她的话使我奔腾的血液愈发地要冲出脉管疯狂了，越过堤岸、飞越肉体了。我已经感觉到我的手指、脚趾、手上都有血浆、岩浆就要喷出来。我慌慌乱乱、忙忙匆匆，粗暴地将她的腿分开，把我跪在她腿外的膝盖移进她的双腿间。不消说，又一个令人心醉、令人心碎的时候如期而至了；不消说，她殷红柔韧的叫声又将在天空如彩虹一样飞起来，又将照亮大地和山脉，鼓舞起我们革命中疯狂的意志和精神，然就这当儿，（天呀天，地呀地！）我们的身后有了脚步声，且那脚步声走着走着咚地一下立住了，不走了。（乱云飞，松涛吼，群山奔涌 /枪声急，军情紧 /肩上压力重千斤 /风雨如磐天地暗 /团团烈火烧我心……）我把头立马旋过去。程天青突然出现在了场边上。已经开春了，他仍然穿一件黑色制服老棉袄（ 我小时候经常见他穿着这件袄，上兜里别着一根钢笔，笔卡儿在兜外闪闪发光），兜口上挂着一枝草棒儿。他的脸不算太脏，只是白多黑少的目光看着我和红梅，脸上的青色惊奇像树叶一样厚。我知道事情不好了，如革命的道路上遭到了敌人致命的伏击一个样。红梅是在我扭头的同时坐将起来的。又几乎与坐起来的同时，她把她的衣服抓在手里了。就是那一刻，如十里山脉一样漫长的一刻里，程天青盯着我，我也看着他。那时候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文字和图画。我不知道如何来应付这景况，不知道以后会发生怎样天崩地裂、乾坤翻转的事。寒气从我的脚底生出来，迅速地传到了我的手指和头顶，可热汗又分分明明地挂在我鼻尖上。我以为我就要崩溃了，身上的骨头就酥软了，可程天青那当儿忽然轰地一下朝着我和红梅跪下了，头像捣蒜一样朝我们磕着头说道：“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姑女都死了，你们千万不要枪毙我……我认罪，我认罪行不行？看在我是老党员、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份上就饶我这一回……”（他真的为党和老一辈革命家丢尽了脸。）我松了一口气，开始不慌不忙地穿着衣服，对红梅说了一句“不要怕”，然后衣服穿好了，扣子系齐了，从从容容走出麦秸垛，到仍然跪在那儿磕头的程天青面前，泰山压顶般立下来：“你看见啥儿了？”他说：“我认罪，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我用毛主席的书纸给孙娃擦屁股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把声音抬高了：“桂枝她爹，我问你看见啥儿啦？”他依旧不抬头，依旧把头压在地上捣蒜说：“饶了我吧，看在我解放前给八路军送过信的份儿上……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说着说着他不再磕头了，而是跪在那儿一下一下朝自己脸上打起了耳光来。我说：“饶了你这回，不管桂枝怎样反革命，不管你怎样反革命，一日夫妻百日恩，好歹你也算做过红生、红花的外爷，你就回家吧。”他不再掴打自己了，怔怔地抬头望着我。我说：“走吧，去把那头麦地的羊给我赶出去。”他呆呆地给我磕了一个头，哆嗦着起身走掉了，朝远处麦地的绵羊那儿走过去。他走了，我回头去看一直站在我身后的红梅时，她脸上的惊恐、蜡黄还如窗帘一样在挂着。“他要说出去你我这辈子就完啦。”她说。我想了一阵，望着顺着田埂走了老远的程天青的后背唤：“程天青，你要啥也没看见，你就活在这世上；你要看见啥儿了，你要说出一句啥儿了，你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怕革命就不会让你活在这个世上啦。”我以为他不会听见我的话，可他听见了，淡下脚，转过身，老远老远地朝我和红梅深深一跪一磕头，又起身走去了。初春的日光里，有几丝冬末的寒味，从那边山坡下、水渠里过来的风，凉凉地从我们身上掠过去。程天青走去了，但留下的余悸使我俩再也没有那事的兴味儿。我们坐在麦场边的石磙上，望着田野，望着被程天青赶着的羊，望着每一块田地上面向东方的口号牌、语录牌，我和红梅的手紧紧地捏在一块儿。她说：“爱军，得想个法儿，既不影响你我的前程，不影响你我的革命形象，又能使你我想到一块了就能到一块，想有那事儿就能如夫妻样随时随地去脱衣裳做事的法儿哩。”我没有接着红梅的话说啥。我把目光从远处的田野上收回来，无意间瞟了一眼我和红梅刚刚钻过的那个麦秸垛的缝。这一瞟，一个惊人、伟大、雄奇的计划在我的头脑产生了。云开日出霞光照，千年铁树开了花。我感到我的脑里先是有“当”的一响，接着就是一声轰隆的巨鸣，就在那一瞬之间，那个庞大的、不可思议的计划在我的头脑里有了轮廓、有了形物、有了开工的日程。3 桐树上的思想我决计要从我家挖个暗道通到红梅家里去，使我两个足不出户就能随时随地如夫妻样见面做事儿。当这个计划如霞光一样闪现时，我心里狂跳了一阵儿，但我没有立马给红梅说。也许，这是我们情爱生活中最为壮美的一页，不到万事俱备我不会轻易说出口。然自这个计划在我头脑中形成以后，每每想起，我就会心热肺烫，热血沸腾。我没有立刻把这个计划付诸行动，我先把县里在我们大队召开的现场会弄得圆圆满满，写了三份经验材料：一份是《“三统一”使群众的思想红起来》，一份是《“一帮一”红一线；“一对红” 红一片》，最后 一 份 是《 关 于 程 寺 究 竟 是 封 建 余 毒 还 是 文 化 遗 产 的 思考》———因为所有的参观者，都对二程寺建筑的雕梁画栋，描龙绘凤，感到美丽而又不适，甚至寺庙上的许多房瓦、青砖上都有明清时期的龙头兽脑，这显然与革命所需要的破旧立新、纯洁环境的要求相距甚远。我非常想砸了二程牌坊和二程寺，让革命的风暴在程岗镇横扫一切。然果真对它进行风暴洗礼，不仅不符合 60 年代初省里对它颁发的省级文物保护规定，更重要的，砸了二程寺，就等于砸了占程岗大队四分之三人口的程姓人的头（这一点王镇长他妈的说得对，我不能在程岗因二程寺失掉了群众基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社会发展中真正的英雄，失掉了群众的支持，就失掉了革命最起码条件。“二程牌坊” 之战不是一个教训吗？） 我希望我在砸掉二程牌坊和二程寺前，能得到上头的一个红头文件，或是一句口头通知，成为我毁掉这一切、砸掉旧世界的有力支持和保护。我在《关于程寺究竟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 中列举了二程牌坊和二程寺九大罪状：（1）二程牌坊和二程寺的存在，昭示着程颐、程颢的“ 程朱理学”的黑色旗帜在红色革命中公然的飘扬；是和革命形势的公然相抗。（2）二者的存在，吸引了许多朝拜者，毒害了方圆数百里人民群众的思想。（3）增加了迷信活动（ 春节前后偷偷烧香、上供者络绎不绝）。（4）牌坊与程寺庙上每一块砖瓦上都散发着封建余毒的恶臭。…………

（9）砸掉牌坊与寺庙，无异于捣毁了“ 程朱理学” 的司令部和指挥中心，必然会使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耙耧山脉高高飞舞，万代飘扬。将这三份材料各复印几份派人送到县委，又寄往地区日报和省报以后，农田的追肥施过了，能灌溉的一部分水田浇过了水，革命和生产都告一个段落时，我开始落实我雄奇的计划了。我在某一天我娘领着红花出去时，红生上学时，爬到了我家院里的桐树上，以我在工程兵服役间学到的开山凿洞的基本知识，让目光从桐树叶间穿过去，以石大狗家房后的榆树为第一标杆，以程翠粉家的一棵椿树为第二标杆，以程天青家门口的老槐树为第五标杆，我目测到从杂姓街我家到程前街红梅家的直线距离大约 550 米，其间要穿过程寺后节大院的一个角，穿过第 2 生产队队长石二狗和 17 户程姓人的家及程后、程中和程后三条街。若地道的通道以半米宽、一米高来计算，地实土方量是 275 立方，若虚土土方量的增土比例最少按 1∶ 1. 5，那虚土土方量就是 415 立方米。再在 550 米通道的中间———程中街的大街下挖出一小间能放一张床的房子来，大约 3 米宽，3 米长，2 米高，那间如我们洞房一样地下房间的地实土方量 18 立方米，虚土土方量是 27 立方米。这样，即便地道笔直，没有一点误差，地实总土方量 300 立方米，虚土土方量为 450 立方米。若我白天抓革命，晚上搞生产（ 挖洞），按每夜挖出最大地实土方量为 0. 7立方计算，就是说我要打这个爱情的地道需要 420 天。420 天就是将近一年半。那么，这一年半我要出门开会呢？我要晚上在程岗加班工作呢（如三夏大忙或组织党、团员政治学习），我若生病发烧呢？若计算不周，地道挖偏误工呢？就是说，我以最快的速度，每夜挖洞不止，最少需要二年时间。（ 这二年内，我还必须达到另一目的，当上镇党委书记。）二年时间似乎十分漫长，仿佛是不见日光的一个长长黑夜，可那对于一个被爱情膨胀起来的革命者又算什么呢？抗日战争不是打了八年吗？解放战争不是打了四年吗？我自己服役四年，其中在一个工程上不就挖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山洞吗？只有被战胜的意志，没有战不胜的困难。这是谁的话？是我在部队上写的豪言壮语还是我在报章上读到的锦言妙句？人，做为人，被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最勇敢、最智慧、最无私，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高峰不能攀登，没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到，最紧急的关头我们上，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去，最艰苦的任务我承担。没有血汗，就没有荣誉；没有牺牲，就没有幸福；没有雄心壮志，就没有远大前程；没有脚踏实地，就没有成功在望。革命从风雨中开始，收获从勤劳中起步；快乐从血汗中积累，幸福从挫折中获得。抬起头，往前走，风雨无阻；越沟壑，历艰险，誓不低头。前进吧，未来在招手！努力吧，号角在吹奏！奋斗吧，曙光照千秋！那么，那 450 立方的虚土挖出来后堆到哪里呢？我在桐树上转了一个身，看见了我家房后，耙耧山脉的程岗山头下那条四季长流的水渠。它能盛下多少万立方米的土方呢？有多少土不可以被水冲往下游呢？几天后，我在我家后院墙上扒了一个口，装上一个单扇门，在门里垒了一个猪圈，买了两只小猪。这条被猪圈掩盖的通往村后水渠的后门和小路就算开通了。破土动工是在四月下旬的一个后半夜，那一夜下弦月到夜晚十二点才不急不慢升上来。不消说，满世界的社员群众都睡了，月光在村里村外如洒了一层奶。我把洞口定在我家后宅空院的红薯窖洞里，把预先准备好的短把铁锨、镢头、新竹箩筐、马灯、朝洞口上拉的绳子和铁钩一并系到红薯窖洞里，然后自己穿着当工程兵挖洞时才穿的白褂子和绿裤衩，顺着窖洞爬下去，把马灯挂在泥壁上，朝两个手心上吐了唾液，相对一搓，跪在地上，抓起镢头，举手用力，第一块如碗大的黄土从我的镢下掉下了。新土潮湿的香味立刻红艳艳地盖住了窖里留下的陈年的红薯味，还有树叶落在窖洞里的霉腐味。因为革命，我已经很久没有亲自干过重体力劳动了，成了程岗大队的最高领导后，家里连去井上挑水、从田里分粮分菜都有人送回到屋里边，尤其半月前镇党委委员的一纸批文下来后，连院里扫地、往墙上挂物的细小也都由来家串门、说事的村人顺手干去了。似乎能替我家干些活儿是社员的一种荣誉哩，就像我在部队时看见给连长、营长端茶倒水、洗衣服的勤务员脸上总挂着傲慢的笑一样，我看见给我家干活的社员们，脸上一样挂着亲近、热情，还有一些自得的笑。我知道，只消说一声，会有许多社员来帮我把这个地道打到红梅家里去。但是不能。绝对的不能。不仅是革命不允许，而且这样的行为无异于把自己推向了革命的对立面和断头台，使我成为革命的宿敌和冤家。我当然不会让任何人帮我。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这个秘密。这是我和红梅灵魂中永远不向人开启的一条黑暗的通道和房屋，是我们神圣、伟大爱情的升华和见证。我把两个箩筐装满了土，从洞里爬出来，用麻绳把两筐泥土拉到月光下，然后挑着从猪圈边上走出后门，沿着一条小路朝岗下的水渠走过去。月亮已经从岗上移到了村头上，二程寺后节院的启贤堂大殿的殿脊和檐角在月光下显得柔和而舒缓，仿佛在慢慢摇摆爬动一模样。村街上偶有一下两下青青白白的狗吠声，像一片两片透亮的薄冰从夜空滑过去，然后那夏初的月夜就愈发深邃了，奇丽了，妙不可言了。从水渠里翻上来的流水声，细雨样浇在月光下、麦地里和我脚下有了潮露的小草上。蛙鸣和蛐蛐的欢叫，在我的脚步中歇一阵，又无忧无虑地叫起来，把我的脚步和肩头勾担及箩筐的吱呀淹没了。世界变得宁静无比。我听见了耙耧山脉在那宁静中的呼吸声，又好像是小麦的根须在吸收着田野里的水分和养分。把第一担泥土挑到渠岸上，我擦了一把汗，将那两箩筐泥土倒进了水渠里，起身时我看见了镇政府大院那排解放后盖的红机瓦房在程岗的北头，被月光一照，成了黑紫色，仿佛那瓦房上凝固了一层血。二年内，我决计要打通这 550 米革命的爱情通道，而且决计要扫清程岗镇在我政治生涯中布设的大小障碍物，决计要在我27 岁生日之前当上书记或镇长，成为程岗镇的第一把手。那一夜，我把那洞挖了 0. 8 米深，往水渠中倒了十九担土，看了十九次镇政府机瓦房，我对自己说了 19 遍那样决计、一定的话，最后鸡叫三遍了，东方泛起了乳白色，我朝着镇政府方向洒了一泡尿，回家睡去了。

第七章 新战役1 程寺之变这年小满的前三天，一场严峻的考验降在了我头上。昨儿是程颢、程颐父亲程 的生日，白天村子一如往日，入夜村子里也风平浪静，我依旧从地道往水渠里挑了将近 20 担土，然天将亮时，红梅和程庆林就一道闪电把我从床上叫醒了。“翻天啦，他妈的翻了大天啦！昨夜有人在程寺门前烧纸、烧香祭祖哩。”程庆林冲到我床前叫叫嚷嚷道。“这是公然用封建迷信活动和我们无产阶级对抗呢。” 红梅给我递着刚脱掉又要穿的衣裳说，“不刹住这股歪风就树不起我们革委会的绝对权威来！”我明白事态的严重性。此事若放任不管，它不仅将成为以我为中心的新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佐证，而且有一天会成为“ 新红色革命根据地” 是个“ 迷信部落” 的有力证据。果真那样，受影响的不仅是程岗的革命委员会，更重要的是我高爱军的政治生命和前程。啥儿也没说，我立马穿上衣裳，和红梅、庆林三脚两步到了程寺前；果然看见程寺大门口有 30 几堆烧过的纸灰和焚过的香根。一讯问，原来程天民去县城参加啥儿会议啦，程寺大门从外紧紧地锁上了，这些焚香的人进不了程寺就在寺前烧纸焚香了。看着那一排排的灰烬和被夜露潮湿的香根，我想我昨夜咋就没有发现这些呢？那么，这些烧香的人有没有发现我？我必须找到这些烧香的人。让庆林叫来几个民兵守着现场，我和红梅去镇政府找到了正起床洗脸的王镇长，请求王镇长调动派出所的同志帮我们立案侦破，可没想到王镇长听了我们的汇报，把毛巾在脸盆里不慌不忙揉搓着说：“我看你们村头那十几亩地该浇水了吧。”我和红梅都有些尴尬了，那样儿仿佛不是我们在革命，而是我们闲暇无事，拿革命当儿戏在小题大做哩。“我们今儿就组织人马去浇地，”我说，“王镇长，这时候还有人敢焚香祭祖，这可比浇地增产的事情大。”王镇长扭头望着我和夏红梅，毛巾在脸上僵一会，他说：“高爱军，你不知道我是转业军人吧？我在部队时是营长，现在是书记兼镇长，夏红梅没有当过兵不知道，可你总得知道下级对上级说话时该是啥样儿。”我说：“王镇长，革命没有贵贱之分。下级应该服从上级、尊重上级，可上级更应该服从真理、尊重真理。”王镇长把他的毛巾甩在了脸盆里。脸盆里的脏水溅在了我和红梅的身上和脚上。“真理就是你们的地不浇要减产，减产了百姓就要饿肚子，饿着肚子就没人跟党走，没人干革命。” 他这样吼着叫着时，脸上憋了一层血，把他的脸涨成了乌紫色。我想对他说，不是饿着肚子没人跟党走，没人干革命，而是因为饿了肚子，都才跟党走，都才跟党干革命。这是被革命历史实践过的，颠扑不破的经验和真理。可这些话我还未及说出口，王镇长却拉开抽屉，取出几页复写在横格信纸上的材料扔在了我身上。我和红梅将那材料抖开一看，竟是我们送到县上和两级报社的那分《关于程寺究竟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我和红梅呆住了。他说：“拿走吧，你们要砸了程寺，你们就砸了程岗大队人的心，我看你 们 失 掉 多 助 以 后 还 如 何 干 工 作、当 干 部、搞 革命。”我和红梅从镇政府出来了。我们决定要给王镇长一些颜色看一看。镇政府的大门外有一片砖铺地，砖地四周栽有泡桐树。砖缝中长有细碎的杂草和虫儿。立在那块砖地上，我和红梅的脸色都有些僵黄色。她拿着那份关系着程寺和我们前途命运的《 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的材料望着我，说：“咋会落到王振海的手里呢？”我说：“ 这证明至上而下，党的内部有一条黑线，没有黑线这材料就落不到王镇长的手里边。” 红梅脸上的僵黄有些淡淡惨白了，仿佛残忍的敌人已经持枪立在我们面前了。“咋办？”她说：“我们不能让王振海牵着鼻子走。” 我们当然不能让王镇长牵着鼻子走，就像中国不能让赫鲁晓夫牵着鼻子一样，我们怎么能让区区的书记、镇长牵着鼻子呢？望着砖地外的桐树林，从树叶的缝中看见从东山挤出的日头如喷将出来的血，哗哗啦啦便把东山脉和半个世界染红了，把世界和宇宙照亮了。我听到那日出的声音如血管炸裂般有喑哑的呯呯声，看见面前的一棵桐树上吊着一个虫包从半空落下来，啪地一响，那虫就退回包儿了。就在这时，我受到了革命的启蒙和开悟，有一股力量从日出的血红中向我输来了，于是，从落下的虫包那儿给我开启了一道革命则生，革命则胜，不革命则败，不革命则死的真理之门。我望着红梅的脸，看见她的眼中有先前曾经有过的惘然和忧愁。我说：“操她妈的，镇长算个 ，当过营长算个 。” 她说：“你敢和他对着干？”我说：“ 不对着干我们的出路在哪儿？” 反问了一句，默了一阵，盯着红梅无耻地欣赏一阵子，我又突然道：“ 红梅，你最近想我吗，想那事儿吗？” 她朝别处瞟一眼，扭过脸来嗯一下，说：“爱军，桂枝不在了，只要你想我，啥时我都愿给你，只要安全，哪儿都行。”我拉起红梅的手，在镇政府涂满红漆的大门前，在从泡桐树的圆叶间斜射过来的斑驳的日光中，我不顾一切，胆大妄为，如猪似狗、像马似牛地把她的手从我的裤缝塞进了我的两腿间，当她柔软的手指触到我无耻的坚硬时，我两个立马全都浑身颤栗，触电般各自朝后退了一步，同时把头扭向两侧惊慌地打量着。有一个程姓的老人提一个水桶从家里走出来，去程后街的井上打水了。我们扭回头来彼此相望着。她说：“爱军，今儿黄昏我在十三里河滩上等着你。”我盯着她半白的脸，像看一张一丝不挂的裸画儿。她说：“你不想那事了？”我说：“想，往死里想。以后我们每成功一次革命，就疯一次那事儿。以那事儿来庆贺，那时候有一次那事比日常的十次、百次都快活。”（她像我盯她样盯着我，不知她是盯着我的嘴，还是盯着我的鼻尖儿，我也是像望着一张裸画吗？）我说：“今天我们就领着群众冲进程寺里，我们不砸程寺的房，我们把二程的著作全烧掉，看他王振海敢把我们咋样儿，然后你我就到河滩上，疯一次那事来庆贺。”我们就是在对那事儿的饥寒交迫中决定发动一次冲击程寺之战的。我们有牌坊之战的失败作为成功之母，就坚信程寺之战的必然胜利。因为在这个初夏的日子里，我们已经夺取了程岗的领导权，积累了许多革命中的经验和教训。我已经十二分地清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深刻和奥秘；已经十二分地明白，革命如同于战争。革命就是战争。既然战争只能靠战争来消灭，革命只能靠革命来成功，那么我们为啥不以革命战争的经验与理论来指导现时的革命呢？我们为何不以战争的形式进行革命呢？我们当然要以革命的形式发动战争，以战争的形式进行革命。我们当然要冲进程寺，烧了二程全书、二程画像和藏经楼上所有的四书五经、发黄的脆纸、程家的家谱，寺庙的财产登记簿和所有过去程氏中的文化典籍和资料。那些用牛皮细线装订的长条册书，那些装进布盆的有股霉味的经卷，那些画在巨幅纸张上、留着长胡子的祖像，那些被当成夫子、学问家的神们，虽然很少有人去翻看摆弄他们的著述，可说起来程岗大队的程姓人（ 主要是中老年） 不都对它们敬敬畏畏吗？他们不都是以此为荣吗？他们不都是把这些当成了程寺的灵魂吗？在革命中，程寺得到了王振海空前的庇护，王镇长和程寺是啥儿关系呢？同老镇长程天民仅仅是两代程岗人领导的关系吗？他们有啥儿不可告人的秘密使他王镇长竟敢把浇地看得比封建迷信更为重要呢？我和红梅朝程寺走回去。程庆林和几个手持红白木棍的民兵迎着我和红梅跑过来，邀功请赏似的气喘吁吁说：“高支书，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抓住了几个烧香的人。”我和红梅立在了程后街中的碾盘前。“都是谁？”“全是外乡程家的后人。”民兵营长说，“我料到我们程岗的革命这样热火朝天，程岗人没谁敢往这刀尖上撞，去搜了几家，果然就搜出了几个外乡程姓人。”红梅说：“为了敲响警钟，杀一儆百，外乡人应该让他们游游街，让他们明白程岗大队的形势一片大好，如火如荼，谁都别想往程岗革命的脸上泼脏水、拉屎尿。”庆林说：“现在我就去准备绳和高帽子。”民兵营长程庆林说完就要转身领着民兵往程中街的大队部里走，我一把将他拦住了。“在这儿我们就算开了一个支部会。” 我说着朝路边靠了靠，把一条腿蹬在一个碾盘上，他们也都朝我更近的围过来。“让这些人游街，就得罪了这些人的亲戚”，我说：“这些人都是程家后裔，所有的程姓人都以为我们会拿他们开刀、批斗，可我们偏偏要欲擒故纵，放了他们，这样就取得了所有那些原来亲近老班子的程姓人的谅解和支持。这时候不要说我们烧了藏经楼上的书，就是果真砸了程寺，程姓人也不会像上次我们砸牌坊时那样阻拦我们了。”我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用过心理战，现在我们也要运用心理战。我们的目的是团结群众，烧掉藏经楼的典籍（程寺之魂），为下一步夺取镇党委的政权打基础。”民兵营长说：“白白放了他们？”我说：“放了。全放了。”红梅说：“ 我同意。爱军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不愧是我们班子中的领导核心。”（我的心肝我的肉，我的爱情我的魂。） 最先理解我的总是夏红梅，爱情使我们在革命中更加的心有灵犀。（青纱帐举红缨一望无际 /下岗来修地道敢把山移 /爱情的汁水浇灌着耙耧的土地/革命的种子开花结果定有期 /共产党是亲娘将我养育 /夏红梅高爱军红心相依 /立志做一个中华儿女 /树雄心高举起战斗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