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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是为了逃避劳动，}昆一顿夜问的加餐。我的腿也发软，发飘，但

相比而言比别人强些，因为我参加重体力劳动少，体能的消耗比别

人少。

离着春节还有一个星期，我逃跑了。那天夜里我们点着汽灯

排练节目，到12点钟吃完加餐，就都散伙了，回宿舍睡觉。我也躺

下了，装睡，没脱衣裳。睡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就爬起来了。把

一只皮箱塞进被窝里，枕头摆好，枕头上还放了一顶前两天拣来的

破棉帽子，用被子遮住一半，造成一种假相：李祥年睡在这里。如

果队长或管教干部进来查夜，不拉被子是发现不了的。这样，天亮

之前不会有人发现我逃跑了。

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

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

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可是五九年的国庆节

开大会的时候，全农场只有三个人摘了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却还

必须在夹边沟就业，一月挣24元。于是人们明白了，劳动教养改

造思想是一片谎言，是欺骗，所有的人实质上都判了无期徒刑，劳

动改造遥遥无期。人们都绝望了，铤而走险逃跑的人随之多了起

来。为了预防逃跑，农场每到夜间就派管教干部和右派中的积极

分子值班和巡逻。为了避免遇到值班干部和积极分子，我把棉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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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子、水壶和几个存下的干馍馍藏在贴身的棉袄里边，外边披了一件

蓝棉布大衣，装成上厕所的样子进了厕所，然后从院墙上翻过去落

在农场大院的外边。我没敢走当年从酒泉来夹边沟的公路。我不

清楚，从酒(泉)金(塔)公路通向夹边沟的五公里必经大道七会不

会有人巡逻；从这条公路走要经过两条河流上的两道便桥，这条路

最便捷。我顺着农业大院外边的通往新添墩分场的大道往西走，

经过五八年建的炼钢厂——几间平房，早就改为农场卫生所的太

平问了——再往南拐，穿过卯家山口，走到清水河边。由于是三九

隆冬，河上结了厚厚的冰，我踩着白冰过了河。穿过一片田野，又

走过同样是冰封雪盖的北大河，我的脚就踏上了直通酒泉的酒金

公路。

当然我不敢大摇大摆地顺着公路走。我仅仅沿着公路快速地

走了几公里，使自己以最快的速度离得夹边沟远一些，然后就下了

公路，在长满了芨芨草或碱蓬的荒原上前行，深一脚浅一脚的。我

还不能离公路太远，以防迷失道路。我不得不在荒野上赶路：一旦

农场发现我逃跑了，管教干部就会骑着马追上来。

我原计划在天亮之前走到酒泉县的，可是八点多了，天已拂晓

了却还看不见县城，只有黄沙铺就的公路和残雪映衬下显得黑楚

楚的耕地在我面前坦坦荡荡展开。两辆拉麦草的大轱辘车吱吱咕

咕地行驶在公路上，还有赶车的农民。

又走了两个小时，我才走进县城。

进了城我立即在一个小旅馆里用偷来的一位兰州炼油厂的右

派的工作证登记了一间房子。我估计夹边沟农场已经发现我逃跑

了，领导派出的管教干部和拐棍们已经坐着汽车或骑着马往县城

和火车站来追捕我了。他们估计我不敢进旅馆，我却偏要住在旅

馆里。

在旅馆藏匿了一天一夜，转天清晨，我赶到了酒泉火车站，躲

在站台对面的一个土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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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大约九点多钟，一列从哈密开来的客车进了站。我没敢去买

车票，从车下钻过去之后我立即融进了拥挤着上车的人群里钻进

车厢。年关在即，旅客熙熙攘攘，挤得车厢里水泄不通。我坐在车

厢中间的过道里垂着头打盹，一次车票都没有查，二十几个小时之

后我就到了兰州。不敢出站，怕有人在出站口等着我，——真是疑

神疑鬼呀——我往东走了一截，找到支线上闲置着的一截车厢爬

了进去。等到下午，我又上了36次从西宁开往北京的快车。我的

运气真好，从兰州去北京的客车比从哈密开来的更拥挤，也没人查

票，四十多个小时，我蜷缩在一排座椅下边睡到了石家庄。

对于石家庄我已经很熟悉了，我在这儿实习过，五六年和五七

年两次回家探亲我都来过这儿，五七年还在淑敏家住过半个月。

我很快地就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在离着淑敏家不远的一条街道上

下车，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翌日，我先去洗了澡理了发，然后去

市场买了两只鸡提到旅馆。我的气色难看，一直等到天黑，我才提

着鸡住淑敏家走去。

真是太巧了。还没走到淑敏家门口，我就遇到了她和她姐，她

俩推着一辆自行车和我走了个迎面。我当时戴着口罩，没戴帽子，

她一眼就认了出来，惊讶地叫了一声：呀!这不是祥年吗?

我从她的表情看出来，她看见我很惊讶，但声音里又充满了惊

喜。这时我倒有点难为情和尴尬了。自从1957年年底我被划成

右派之后，就再也没给她写过信，她几次寄信给我我也没复信。她

可能早就以为我变心了，不爱她了，所以这次见到我她才表现出如

此的惊诧。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我只觉得我的心揪紧了，身上发冷，

脸却发烧。我支吾了一声，算是和她打招呼。接着，为了避免她再

问我什么，我采取主动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她姐回答，我们想到一个老师家去看看。

我说去吧，你们去吧。我去你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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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淑敏说不去了，不去了，走，咱们一起回家。

淑敏和她姐把我让进她家。

自从1957年的春天在她家住过半个月之后已经近三年了，我

没有来过她家，也没有写过信。我担心这次来她家她会冷落我，也

害怕她的全家人冷落我，我低眉垂眼畏畏缩缩进了她家。没有，她

和她的家人仍然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家住的是一座独门小院，我

一进去，她家的所有人都集中到她父母住的房子来了。这是里外

两间的套房，里间是她父母的卧室，外间是客厅，所有来她家的客

人都在这间房接待。她的父亲是医生，除了她的父亲还保持着家

长的矜持和尊严，说话有尺度面部表情一如往日平静之外，其他人

都对我的到来显得惊喜和热情。她的母亲一见面就问我吃过饭没

有，并立即催大女儿去做饭。我说吃过饭了，老人立即责怪我：为

什么在外边吃饭!怕我们不给饭吗!接着又问几点钟到石家庄的

……说着话，老人突然问了一句：祥年，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又

黑又瘦?兰州吃不饱吗?我是比前两年瘦了一些，我也知道自己

变黑了。河西走廊的太阳是很毒的，空气干燥，我又长年在露天劳

动和工作，能不黑吗?淑敏进了房子立即给我倒洗脸水，倒茶水。

她的姐姐弟弟也都站在旁边看我，时不时地插句话。

但是，这种热情很快就冷落下来，他们全家人像是约好的一样

突然都不说话了，房间里出现了令人难堪的静默。除了铁皮炉子

散发出的温暖宜人的空气依旧之外，我突然感到了异常和尴尬。

我明白，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她的一家人都在心里想：这个李祥

年两三年没音讯了，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了?

这时候我的心突然就刺痛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我不再是二三

年前的我了。淑敏的弟弟以前见了我叫姐夫，成天围着我转，可现

在他静静地站在卧室的门口，一句话不说，静静地看着我，似乎在

审察我。以往就是在父母面前，淑敏也是待我很随意的：喝水吗?

自己倒；或者是这事呀那事呀，想起什么说什么。这天晚上她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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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倒了一杯茶水之后，就退到角落里在一只板凳上坐着，不说一句

话。我看见她有时候直着眼睛看我，有时候又很不自然地拘谨地

捏着她罩衣的衣角卷呀卷呀。

尤其是看见了她的比从前更成熟更好看的胸脯上别着的北师

大的校徽，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阵发冷：她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了，而

我已经变成阶下囚了，流放夹边沟……我已经不配她了!行了，见

这一面就行了，走吧，我不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员了。再说，将来的

日子我还不知要走什么样的路……

坐了一会儿，在一阵静默中我站了起来，说，伯母，我走了，伯

父，再见……

我是九点钟离开淑敏家的。淑敏没拦我，只是她母亲客气地

问了我一句：这么晚你上哪儿去?我说我住在旅社里。她母亲就

没再说什么。淑敏送我到院门口才说了这天晚上的第一句话：你

明天来，早晨八点钟来……

我没回答她。还有必要来吗?我心里这样想。我只是说了句

你进去吧，回房去吧，就转身离开了她。但这时她弟弟跑了出来，

喊了声姐夫，然后说，你不要走，你就住在我的房子里，我住里屋

去。

从前我来淑敏家，就是住他的房子。

我理解这个中学生的心情，以往的两年中他已经熟悉我了，把

我当成他家的一个成员了。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问我这问我那。

他喜欢踢足球，我就给他讲足球，并比划着教他踢球的技术动作。

我是他心目中崇拜的人。他不愿意我这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可

能作为一个初中少年他还不理解或者不完全理解我和他姐姐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我为什么这样匆匆离去。

我在他家时说，我是回北京探亲的，顺便在石家庄下车来看看

的，此时我不得不又一次撒谎：不行，有一个朋友在旅社里等着我，

我一定要回去。我送他上火车，明天早上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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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离开淑敏家，我在心里想着：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我与她见

一面就行了，我们的缘分尽了。但是回到旅社在床上辗转一夜未

眠，早晨起床后鬼使神差地我又往她家去了。

我舍不得和她分手。我想坦白地告诉她我的真实情况，我想

问一句，她愿不愿等我，愿不愿和一个囚犯保持恋爱关系。我是为

了这件事来的，我一定要把话说出来，并且还要请求她：不要抛弃

我，我是真正爱你的……即便她不同意将来成为我的妻子，那就再

叫我看她一次，看看她妩媚的脸，看看她成熟的窈窕的身材，看看

她的笑容，听听她说话的热烈亲切的声音……

我往她家去。路过集市，我看见了她母亲，她姐姐，她们在买

菜。看来，她母亲今天要款待我。可是我突然想：不，款待我是次

要的，她完全没必要亲自来买菜，淑敏的姐姐是天津医学院的学

生，二十二岁了，完全可以办好这件事的。她们母女大清早出来买

菜，足为了给我和淑敏创造个谈话的环境!淑敏的父亲上班去了。

我走到淑敏家门口了，却又突然踌躇起来，犹豫了：我是个右

派，劳动教养的囚犯，逃亡在外，这辈子都没希望了，还有什‘么脸

面、资格去见淑敏?淑敏是大学生了，将来的中学教师或者大学教

师，我去找她，她如果真的还爱我，许诺等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

我会毁掉她的前程的，会毁掉她的一生的……

我在门口站了几分钟，在心里默默地祝愿她幸福，祝愿她找一

个好丈夫，然后就转身走开了。

当天下午到了北京。

因为想念淑敏，我逃离了夹边沟。我见到淑敏了，但是由于我

的自惭形秽，我又失去了她，逃离了她，现在我该干什么呢?我原

先想的是只要她还爱我，只要她说你去接受改造吧，你改造好了，

我还是等着你，那我就会义无反顾地返回夹边沟继续接受改造。

可事到如今，我的前途已经葬送，爱情也已然葬送，整个的生活失

去了光彩，我还有必要自投罗网重返囹圄吗?没有，没有这个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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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了。我已经不对心爱的人承担义务了，我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活

着了，那就想办法活下去吧：流浪。我认为我有能力在流浪中生存

下去。那一年我二十八岁，虽然在夹边沟饿了一年多身体有点虚

弱，但我毕竟年轻，我的身手是敏捷的，生命还充满活力。我只要

能找到个活干，无论多苦多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不陷囹固，

不进石头城，保持我的自由的身心，我都能忍受，能生存下去。

可能所有逃跑出来的囚犯首先想到的去处是回家看看，得到

父母的庇护和接济吧。那天离开了石家庄，我首先想的是回一趟

家，见见的我父母，然后再走上流浪的生涯。

我是等到夜色降临之后回家去的。我姐姐和姐夫都在设计院

工作。她们的家在北京去通县二十里远处的管庄居住。解放后国

家在那儿盖了大片的楼房，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家属们都住这。

但是，我乘坐的最后一趟公共汽车到了管庄，到了姐姐家门口，我

却犹豫再三不敢敲门。

1957年的夏季，兰州市的各级机关大鸣大放和开展反右斗

争，到了十一月，我就被定为右派。最初，我并未列入去夹边沟的

名单之中，因为我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我的家庭出身

也仅仅是旧职员，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但也不是地主资本家，所

以我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但是，我被定为右派之后，不叫我做

教练了，也不叫我当裁判了。我从河北师大毕业后仅仅在兰州体

委工作了两年，可是在兰州的体育界，我是出风头的。那时候兰州

体校设在市中心的兰园，我给学生们上课。兰园有全市惟一的一

片灯光篮球场，每一场兰州市的或者省级的篮球比赛，都是我执

法，满场跑，动作漂亮，反应敏捷，判断准确……我走在街上许多年

轻人认识我，叫我兰园裁判。我还是《甘肃日报》的特约体育撰稿

人，写过介绍五六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新规则的文章，写过介绍小足

球的文章。我还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解说员。重大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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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赛，我坐在球场边t对着麦克风解说，电台现场转播比赛。但是，

定为右派之后，我的工作就是比赛前画线，抬保温桶，抬开水，烧开

水。往常叫我李指导的学员和运动员，现在在水房遇见我，这样跟

我说话：李祥年，把水烧热了，我们要洗衣裳。李祥年，这水没烧

热，怎么能洗澡呀!工作是不怎么累，气却不好受。我一生气干脆

就不f r，不管领导怎么批评我都不干r，每天跑到兰园北门的茶

馆听人说书。于是，到了这年六月的一天，领导在大会上宣布，李

祥年因其态度恶劣开除工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对这一决

定极为不满，领导宣布的那天，市公安局来了一个警察，他们原计

划一宣布就叫警察把我带走的，但我立即作出了反应。我说，我不

去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党对右派的处理是有政策的，右派是敌

我矛盾，但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于开除公职的干部允许其自

谋生计自寻生路出路。我要求自谋生计。不等领导说话我又说，

这是党的政策，我按党的政策办的，你们如果违背党的政策非要叫

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那就是反党，反对党中央。我要告你们去。

我要告到省委，告到党中央。

我的一席话说得铿锵有力。领导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那警

察可能也没见过这样的右派，一时间他们愣住了，警察也不敢贸然

上前抓我，体委的干部们也都寂静无声哑然失色。大概静厂一曲

分钟，领导才说了’一句：会就先开到这里吧，叫李祥年先冷静冷静，

回上考虑一下，明天再说。

明天?哪能等到明天!我估计散会之后他们就要请示上级，

如果I：级回答对不服从组织处理的右派强行扭送夹边沟，明天町

就晚了!散会之后我就去了火车站，买_r车票、，傍晚等到机关下

班之后酬到宿舍，把被褥卷起来，叫个三轮送到火车站，当仪就f：

了44次列车，直奔北京。到了北京姐姐家哩，我不敢说实诵，就说

是回家探亲来的。为什么不敢说呢?就因为我妈思想积极。——

她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就是人们常说的街道老大妈。她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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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为工作积极还戴过大红花呢。我父亲虽说赋闲在家，但胆子小得

很。旧职员嘛，惟恐有什么祸事临头。五七年我被定为右派之后，

我曾写过一封信给父亲，说反右斗争激烈得很，我受批判了。我父

亲回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不定为右派，挨批判没关系。我在

家里待着，心情不好，又没事干，就每天跟着父亲出去，会他的那些

票友，唱戏，消磨时间。在家里待了一个月，兰州市体委的公函寄

到建工部设计院党委了。领导就找我姐夫了。我姐夫是辅仁大学

毕业的，家庭出身官僚资本家，这时在设计院当总工程师，胆子也

小得很。领导对他说，林总，你思想挺积极的，政治上要求进步，家

里怎么养了个不劳而获的右派分子，还是劳教分子。我姐夫说我

不知道这事呀。领导叫姐夫把我送走，接受劳动教养去。姐夫一

回到家里就说了这事，当时全家大惊失色哑口无言，我父亲连晚饭

都没吃。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姐姐跟我谈话，说，你

还是要回兰州去，我们给你拿钱买车票。我当时没说不回去，因为

我知道，我住在家里对姐姐姐夫不利，全家也要受牵连，他们保护

阶级敌人嘛。可是我心里的确不想回兰州去。

我在姐夫家又住了两三天，姐姐和母亲没再逼我，但管庄派出

所的警察找我来了。那是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母亲喊祥年，警察

找你。我一下子惊醒了，吓得惊叫起来，像是魇住了一样呻吟不

止。我母亲当时安慰我：祥年，你怎么啦，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啦?

别害怕别害怕。那天警察跟我谈话，说，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逃

跑呀!我说党的政策允许自谋生计，我是开除公职了，回家来了，

这怎么叫逃跑呀?警察说，劳动教养是经政法机关审批的，一旦批

示了，就要强制执行的，你还得回去接受改造呀。警察走后母亲跟

我谈，祥年呀，你还得回去呀，政府的决定是不能违抗的。转天，母

亲给了我些钱，送我到管庄的汽车站。在车站等车，我跟母亲说，

娘，我真不想回去。劳教农场吃不饱，每天喝稀糊糊，劳动比劳改

队还要重。母亲说哪能呢。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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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造的，哪能饿肚子呢。我说兰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夹边沟了，，亲

人们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饱，不能去呀。母亲说，你不去怎么办呀，

不能离开组织呀。我说已经开除了，还有什么组织呀。母亲说，只

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组织会在你改造好之后安排你的出路的。

车来了，离着还有二百公尺远，我跟母亲说，壮士一去不复还。

母亲是读过大学的，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哭了，抱着我的腿说，儿子呀，你要听党的话呀……复还是复还了，

但却是二十年后。苏武牧羊十五年，薛平贵在西凉招为驸马十八

年，杨四郎失落番邦……我离开家后二十年又四个月以后才得以

重返，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作古了……

我和母亲告别的一幕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亲妈，独子，

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去，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我当然没听我母亲的话。我不能在家里待了，但我决不回夹

边沟去。我拿母亲给我的钱买车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亲戚但

我没找。我想，我的母亲和姐姐都不留我，亲戚们能留我吗?我找

同学去了。我有个同学张金铸当时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我住到1r

他家。他的表妹介绍我到新华造纸厂干临时工，一天挣一元八角

钱。我干了近两个月临时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

的亲伯父，就是李鹤年的父亲。他问我怎么在天津上班?我说_『

瞎话，说工作调回天津来了。伯父问住在哪儿，我说暂时住同学

家。伯父叫我回他家住去，我没去，伯父便寄信给我父亲，说在街

上见到我了，为什么不去家住而要住在同学家?我姐姐看了这封

信，汇报了设计院党委，党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

警察到造纸厂找到我，说跟我走一趟。我跟他去了，立即就被扣了

起来，关到了看守所。过了几天，兰州市体委的办公室主任和射击

教练来了，把我接回了兰州。在火车上看得严，没机会跑。到了兰

州，回到五泉山市体委的机关大院，借着解手的机会我翻墙跑了，

往五泉山的山坡上跑。结果射击队的小伙子们提着小口径步枪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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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我，子弹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烟，我吓得腿都软了，被他们抓回去了。

转天就把我送到了夹边沟。

……由于有过一次回家的经历了，这天走到了家门口我又不

敢敲门了。我怕过不了姐姐和姐夫这一关呀。上次我姐夫给了我

车票钱，我没听人家的话跑到天津去了；这次回来没有任何手续，

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来的，还能留我在家吗?

我在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思想里剧烈地斗争着进不进家。

我的确想进家去呀，想看看亲人；我的身心都疲惫了，真想在家里

睡一觉，休息休息，吃一顿饱饭。我却又不敢进门。我逃出夹边沟

很不容易，可以说冒了很大的风险吃尽了苦，我可不愿意叫我的亲

人们打个电话就把警察叫来，把我逮起来送回夹边沟去。这次要

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说不定要“升级”的。

我在姐姐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整整一夜也没敢敲门。到六

七点钟天亮了，第一趟从通县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上

了车。什么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结束啦。

汽车到了市里，下了车，我开始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我从夹边

沟出来的时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钱，虽然整个路途几乎没买车票，但

我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在石家庄买了两只高价鸡就花去三十多

元，其他的钱住旅社吃高价饭用了。我想找个临时工于，北京却没

熟人，而北京的户籍管理是很严格的，市民们对外来人警惕性极

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在街头流浪了三四天，白天在街道上溜达，在商店里站一会

儿，暖和暖和身体，夜里就去蹲火车站的候车室。正是春节运输的

高峰期，流动人口多，我在候车室坐着睡觉并未引起警察的怀疑和

注意，但是身上就剩下两三元钱了，我的内心很恐慌：怎么办，花完

这两三元钱后挨饿吗?我想来想去，决定去偷了。我也看见了少

数人伸着手向人乞讨。这是不犯法的，我却嫌丢人，张不开口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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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乞讨，再说，警察看见了就抓，抓住就收容，我还真怕被收容和审

查。

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个电筒，又买了一把钳子，钳子插

在衣裳里边的皮带上。这天夜里我闯进了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

白天侦察好的，进修学院放寒假了，门口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门

房的门锁着，没有人。

我是夜间12点钟走进进修学院的，门大敞着，一个人影也看

不见。进了院子我就东看看西走走，看能从哪儿下手。我想好了，

如果遇到了人，问我干什么的，我就说找人。我穿着蓝棉布的大

衣，长毛绒的领子，里边是一套毛料的中山装，不像个拧门撬锁的。

我走来走去到了一栋平房跟前，看见一间房的门口挂了个牌

子：教师进修学院伙食科。好呀，我找的就是这种目标。门上挂着

个半大的铁锁，我用钳子钳紧了，用力一拧，锁就开了。我推开门

进去，又关上门，从里边上了锁。——这样，就是来人推门，也以为

里边有人，就不会起疑心了。房子里有四张桌子，其中的一张是写

字台，挂着一个小锁。我没用力就把小锁拧开了。拉开第一个抽

屉，里边有七八十斤北京粮票，一百多元钱。这正是我需要的。拉

开第二个抽屉一摸，有个公章。我用电棒照了一下，——不敢多

照，怕外边人看见电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圆形：北

京市教师进修学院，中间一个五角星，下边横着一排字：伙食科。

这东西对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绍信呀。正好抽屉里还有

一本教师进修学院便笺，我撕了点纸把伙食科三个字挡住，铛铛铛

盖了五张，撕下来装进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东西我没

用，说不定还会招惹麻烦。然后我拉开门大大方方走了出来。

有了钱有了粮票，转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馆子，又买了二斤点

心提着，随时想吃就吃。唉，人要是吃饱了肚子心情都好，心情一

好连烟都不想吸了。我买了一盒红锡包香烟，三天才吸完。只是

长期挨饿的肚子享受不了丰盛的炒菜和油水，拉了两天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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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虽然有了教师进修学院的介绍信，我仍然不敢住旅店，因为内

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绍信上盖的公章是假的：上边有弧形的一

行字，下边一半都是空白，空白的面积太大了。但我的生活总归是

有了很大的改善：晚上蹲候车室，白天到浴池去洗澡，在澡堂子短

暂地睡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这样子过了近一个月，手头的钱和粮票快用完了，我就又作了

一次案：有一天夜里我在动物园附近闯进一片灯光通明的楼群里。

当时我没记下那是个什么单位，只觉得那是个部队的机关，我在院

子里侦察时发现有军人在走动。院里有一栋平房，一间房门口挂

着个牌子：伙食管理委员会。我拧开门进去，偷了一大摞粮票，一

百多元钱，还有十几斤油票。

这一次作案之后我准备离开北京。我怕在北京街头流浪的时

间长了，引起公安的注意。谁知就在我离开北京的这天出事了。

我偷了七八百斤粮票，在北京猛吃了几天：下馆子，或是花半斤粮

票三五元钱买一斤高价糕点。有时为了省钱买平价点心，我也站

在副食店里向买食品的北京市民换北京市粮票。但这种时候总是

担惊受怕。怕有人追问我哪来的全国粮票……做贼心虚呀!我还

把对我来说没有用处的油票寄给了我们家。那次偷了一大摞粮

票，但到底有多少斤，我始终没数过，怕叫人看见和引起人的怀疑。

这天准备要离开北京了，我想把口袋里的钱和粮票清理一下，就去

公厕解手，蹲在茅坑上数粮票。我正数着，突然觉得头顶有什么东

西显了一下，抬头看时发觉隔墙那边的茅坑上解手的一个老头解

完了手，站起来正伸着脖子往这边看我。我立即把粮票装进口袋，

站起来走出厕所。后来我又去浴池洗澡睡觉，醒来之后去火车站

买票。在售票处，我刚买完票，两个穿便衣的人走上前来堵住了我

的去路，说，同志，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怀疑你，请跟我们走一趟。

北京的警察是很文明的，他们还说，我们如果搞错了，我们向您道

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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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原来，我在公厕解手，旁边的那个老头看见了我数粮票，出厕

所后盯上了我，在我去澡堂洗澡睡觉的时候报告了警察。那时候

的澡堂子不像现在，没有放衣物的柜子。我去洗澡的时候衣物和

书包就放在一张床上，警察就检查了我的书包和衣裳，看见了里边

盖着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和几沓子粮票。

我被初步审讯后关进了看守所。第二天正式审讯时来了个军

官，我才知道那天偷的是国防部机关事务管理局。那军官问我：柜

子里还有三大摞粮票你怎么没拿?我回答，我不是惯偷，我是走投

无路才偷粮票的，偷这一摞够我吃一年的，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过几天兰州市公安局把我押了回去。没有再叫我去夹边沟而

是直接由市中级法院判我六年劳改，把我送到了兰州的八里窑，到

六一年又转往敦煌县城郊农场劳动改造。

我后悔从夹边沟逃跑吗?不，不后悔。尽管我判了六年刑，但

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如果我要是不逃跑，我会饿死在夹边沟的。

夹边沟关了三干名劳改分子，许多人家里寄炒面饼干，到六零年的

后半年也饿死了，我家里的人没寄过一斤炒面一元钱，我能活下来

吗?就是在看守所和八里窑，我度过了饿死人最多的那几个月。

我的运气真好。

1965年我从城郊农场被转到十工农场。一年后劳改期满不

准回家也不准回兰州，又转到四工农场就业。从四工农场转到下

河青农场，然后又到了高台农场、新华农场。1969年战备，又从新

华农场迁往五大坪农场。最后转到北湾农场。连劳改带劳教带就

业，我在农场总共干了十八年。

这十八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是这么过来的：除去两年劳教，再

除去六年劳改，就业期间一月挣二十四元钱，伙食费十七元，剩下

的七元钱买肥皂毛巾牙膏，还要穿衣，还要吸烟。为了节省每一分

钱，一条毛巾剪成两截使用，擦脸舍不得用中间擦，而是用边缘和

四个角。这样用的时间长。节省了再节省，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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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买了旱烟叶。人在忧愁、烦闷和焦虑的时候不停地吸烟，没命地吸

烟。烟成了最珍贵的东西，成了生活第一必需品。我经常一顿饭

只吃一个二两的馍馍，把另一个拿去换一撮烟叶。我吸过菜叶子，

吸过向日葵叶子，吸过晒干的骆驼蓬——一种非常臭的植物。我

还吸过锯末。劳动中能偷懒就偷懒，能装病号就装病号在宿舍睡

觉。为了偷懒，有时必须撒谎：对管教干部说，报告队长，组长叫我

去浇水。管教干部说去吧。到组长那儿又说，报告组长，队长叫我

给北湾大队写毛主席语录去。组长说去吧。好了，这一天哪儿也

找不到我，我跑到北湾公社给农民漆棺材去了，能混两顿饭吃。遇

到要开大会，我主动要求发言，这样就可以用写发言稿的名义休息

一天。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生存办法，主要的还是我能写能画，从

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我经常画主席像。给农场画，借到外单位

画，给农村画。借出去画画能把我当人，能混着吃几顿饱饭，还能

搞到点烟叶。人都说我是压不碎夹不扁的李祥年，拴在石头上饿

不死的李祥年，就因为我能画能写能演能唱，到哪儿都是多干零活

少下大田，我的身体始终没有被摧垮。

身陷囹圄十几年，石头城里十几年，除了想办法吃饱肚子就是

盼着大赦，盼着甄别，但从来没有过大赦，也没有过甄别。还想什

么?还想的就是这辈子完蛋啦，再也见不着俞淑敏了。俞淑敏现

在怎么样了?已经嫁人了吧，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幸福吗?

劳改的六年?那当然比就业更惨了：在公安部队的枪口下劳

动，早晨像牲口一样赶出来劳动，晚上收监大铁门一响——咣当一

声，吃喝拉撒都在监房里。犯人们编了个顺口溜：关禁闭大休息，

斗争会看大戏，强制劳动炼身体，枪毙透透气。

由于从城市来的劳改释放人员必须在劳改农场就业，永远不

准回家，就永远得不到自由，而我如此地渴望自由，1972年开始我

就下决心要自己想办法了：想办法找个农村女人，到农村去落户。

说起找对象，真是悲惨极了。我记得在下河清农场的时候，那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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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五十多名就业的大学生光棍，竟然为了一个瘸子姑娘争风吃醋。

下河清公社的女人，瞎子，瘸子，缺胳膊短腿的，都叫农场的就业人

员找光了。我是在北湾农场找的，总共说了四个。第一个是天远

公社拖拉机站长的遗孀，我画主席像时大队书记看得起我，给我介

绍的。这女人有两个孩子，三十多岁，人挺好，我同意，她同意。可

是女人来农场了解我的情况，管教干部竟然说人家：你还是共产党

员?你怎么能找这些地富反坏右呢……搅散了。在南华大队画主

席像，一位公社干部同情我，介绍个女人；我去见面，是个背锅，不

到我半截高，擦锅台还要站板凳。第三个是北湾大队的，名叫赵玉

兰，年轻，人材好，离场部也近，别人介绍后我自己去找她，她同意

了，只是孩子多，才二十八岁，就五个孩子。她之所以同意嫁给我，

是为了招夫养子。我咬咬牙也同意了，为了自由，我什么都能忍

受。她来农场送过我几次馒头，春节还提过几斤大肉。娘家爹妈

我也去拜访过了，说，我们不管她呀，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农场领导也说了好话，说成了，却又出了意外：赵玉兰的弟弟是个

油漆匠，给人画柜子漆棺材，而那时我也有时偷着跑出来给人家漆

个柜子写个对子，我的水平比他高，他怕我到他姐家落户抢‘r他的

生意，跑到他姐家大吵大闹，又搅散了。

我找的第四个女人，就是我现在的女人，名叫魏万花。她那时

三十岁出头，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丈夫是崖塌了砸死的。我是个光

棍，她是个寡妇，我同意，她也同意，她跟人说，劳改释放犯就劳改

释放犯吧，瞎好是个大学生。我们在北湾农场结婚，借了一间六平

方米的房子，是就业人员腾出来的。领导还叫我休息了一星期，算

是度蜜月。婚后我立即就打报告：我现在有家了，在农村，我要求

到农村落户。1976年，我终于在平铺乡二队魏万花家落户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