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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也不能叫你吃。我要是把烧饼给你，你早就没命了!你知道

不知道，你们的肠子现在比纸还薄，不能一下子吃多了。吃多了肠

子就挣断了。俞兆远说，这你就说错了。我的肠子是薄，可那是太

上老君的炼丹炉炼出来的，啥都扎不破。夹边沟的树叶子扎不破，

芹菜秆秆扎不破，烧饼能扎破吗?张科长瞠目结舌半晌，说，这是

大夫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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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俞兆远在招待所休养了一星期，他女人接到通知来接他回家，

书包里提着花卷。临走时，张科长嘱咐女人：你可不要乱给他吃的

呀，出了这个大门，要是胀死了，我可不负责任。

出了门两口子坐公共汽车到自由路火车站去乘开往西固区的

市郊列车。在站台等火车，俞兆远对女人说，给我个馍吃。女人不

给他。女人说，张科长说了，你们刚吃过午饭，不叫我给你馍。俞

兆远突然就哭了：

在夹边沟饿了三年，没吃的，差点把命送掉；回家来了，你还不

给馍吃……哎咳咳咳……

女人怔住了，良久才明白原委，掰了半个花卷给他。看着他的

吃相，女人也哭了：我哪里知道你吃不饱呀，你来信就没说过吃不

饱的话，一次也没说过……嗯嗯嗯嗯……

后记：在金塔县城建局家属楼的一间住宅里，俞兆远先生

讲述完了夹边沟的故事，又补充说，哎，说起我做贼的事，丢人

得说不成：回到西固的家中，三个月过去了，我的腿已经有力

气走路了，可是肚子还是饿得受不了。一天到晚心里就想着

吃的，还特别是想吃生粮食。做熟了的饭菜不管吃多少，心里

总是空荡荡的。有一天女人上班去了，我偷着把面柜柜上的

锁子捅开了，用一个大茶缸子挖了一缸子苞谷面，放在我的书

箱箱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用小勺勺舀着吃上几口。生

粮食吃着那个香那个甜呀……要是不吃那么几口就上床，就

半夜半夜的都睡不着觉，肚子咕噜噜咕噜噜地响，那个难受呀

……我吃生粮食的习惯，直到1962年冬天才克服掉，因为那

一年女人要和我离婚。在法庭上，她提出的离婚原因之一是

我偷面柜柜里的苞谷面吃，还非要生吃不可!她说她忍受不

了这种侮辱：邻居们都知道了，她克扣丈夫，不叫丈夫吃饱，逼

得丈夫偷家里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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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医生的回忆

A何希金

我原在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当医生，给劳改犯们治病，当

然也为劳改支队的管教干部们治病。1957年11月，我被宣布为

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当时，第二劳改管教支队

正在修建兰州到白银市的铁路，支队的干部和近二万名劳改犯在

黄河北岸干旱山区的崇山峻岭里风餐露宿，劈山开路，遇水造桥。

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的前身是陕西省的一支劳改队，解

放初修建西安到宝鸡的铁路。铁路往西延伸进入甘肃境内，就改

为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了。

五十年代的劳改队，都是在野外作业，生活异常艰苦。支队的

干部和卫生所的医生们数九隆冬或者酷暑三伏住宿在帐篷或者山

洞里，穿着和吃食跟劳改犯差不了多少，所以听说叫我到河西走廊

劳动教养，我的胆子差点吓破了，心想这一去就没命了。

没想到我竟然有这么好的运气：到了夹边沟农场就遇到了原

二支队的一位大队长申有义。我和申有义还有点交情，他是甘肃

省临洮县人，科级干部，在第二支队管一个两千多劳改犯的大队。

我们在一起开过会，也给他看过病；我作为支队的医生到他那个大

队去给犯人看病，就住在大队的办公室里，和他住一顶帐篷。1956

年，二支队有一帮劳改犯刑满释放后根据当时中央政策——户口

为东南沿海一带和户口为城镇居民的劳改释放人员不准回原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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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由他押送到夹边沟农场就业，同时他也调到夹边沟农场工作。

夹边沟农场始建于1954年，最初是劳改农场；1956年改为就业农

场，科级建制。1957年我到夹边沟的时候，它又改为劳教农场，场

长叫刘振宇。申有义念旧日之情把我安排到农场医务所当医生。

申有义那时候任夹边沟的教导员，权力大得很，和刘震宇平起平

坐?

医务所只有一个正式干部赵杰任所长，其他的医生都由右派

充任。我记得名字的有兰州医学院的教授刘逢举，有解放前当过

军医的邓立之，有古浪县医院的医生王某某，——时间长了，当时

人员换得又勤，叫王什么我记不清了——还有个韩某某……

所长赵杰是起义人员，原国民党少校军医，医术高明。我到夹

边沟不久，他就调酒泉劳改局医院去了。后来刘逢举也调走了，可

能是到马鬃山煤矿去了。

赵杰走了，医务所没所长了，总不能任命个右派当所长吧，领

导就把新添墩作业站的医务室负责人陈天堂调到场部来当所长

了。陈天堂狗屁不懂呀，不会写处方，不懂医学术语，可人家抗美

援朝当过卫生员，共产党员，正式的管教干部，领导也信任。

陈天堂调场部医务所之后，新添墩的医务室又没人当领导了，

可能是申有义说话了，把我调去充任临时负责人。筷子里拔旗杆

呗。

我去新添墩不到两个月，就遇上了一件事。

新添墩有个右派叫何希金。此人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他也

是转业了的志愿军下级军官，可能和陈天堂是同一批转业的，——

五十年代中期，酒泉地区转业了一批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干部

——原在敦煌县气象站工作。这是个年轻人呢，二十几岁，福建省

人。此人已经结婚，爱人是五五年支援边疆建设的天津青年，有个

不到一岁的孩子。何希金身体不好，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切掉一

个肺叶。他经常来医务室看病，我给他开过几次病假条，后来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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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给领导建议，给他安排了个轻省工作。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天上

午，右派们出工去挖排碱渠，他提着铁锨排着队从我身旁走过，我

正好到右派们住的房子去看病号，和他迎面相遇。他对我说，赵大

夫，我有病了。我说你有啥病了?他说拉肚子了。他不是找我开

病假条的，我们只是偶然相遇，他也就那么说了一句话，同时拉起

裤腿叫我看了一下，我看见了他的腿上有排泄物淌过后留下的痕

迹。他说完这句话就下地去了，可我心里挺难受，——一个大小伙

子，稀汤子控制不住流得满腿都是，真是遭罪呀——这天晚上吃过

饭以后，我就到他宿舍去了一趟，给他写了个休息三天的病假条。

我就有这么一点点权利，最多只能开三天病假。不过事情真是凑

巧。他休息的第二天，夏收开始了，新添墩的站长赵家生到医务室

来找我，说统计工作忙，叫我帮着作一下统计工作；我也是要送医

到地头，忙不过来，就说何希金病了，在宿舍休息，叫他给统计员帮

帮忙去吧。这件事我还真做对了，何希金一帮忙做统计工作，整个

夏收就没再下过大田。夏收结束，换了一个流落红军袁明才做站

长，新来的站长以为他是前任领导安排的统计员，就一直叫他在办

公室里当起统计员来。

由于我对何希金做过这么点好事，何希金就经常到我的医务

室来，没事的时候在一起说说话。他对我说过，他找的对象是个很

漂亮的天津姑娘，还说结婚时他曾去天津看望过岳父岳母。岳父

岳母对女儿能在遥远的敦煌找到他这样一个转业军人很满意，说

对女儿未来的生活放心了。他还对我讲了他当右派的过程。他说

他原来定的不是右派，是坏分子。原因是有一天夜里在气象站值

班，填写气象观测的纪录，应该走出房子去观测仪表之类的设施，

可是他偷了懒，嫌外边冷，——那正是五七年初冬季节——就随便

按着往常的观测数据填上了。其实，那天从新疆电报传过来的数

据，已经说明寒流东渐，他却没注意就把自己瞎编的纪录传到酒泉

去了。结果那天夜里寒流袭击了敦煌、安西、玉门和酒泉。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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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上级给他定了个坏分子，决定下放他到敦煌县的棉花试验农场劳

动锻炼。但是他们单位反右派的数额没凑够，就把他又戴了一顶

右派分子帽子，送到夹边沟来了。

夏收结束了，种过小麦的土地也都翻了一遍，晒地。以河西走

廊的气候条件来讲，夹边沟一年只能种一季庄稼，可是，这年八月

底酒泉地区气象站发出的预报说，今年的秋季雨水将比往年多。

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夹边沟的领导们便突发奇想，要再种一茬秋田

——小糜子——增加收获。于是紧急从外地运进了生长期六十天

就能成熟的小糜子，全场紧急动员起来播种。

种糜子的第一天，吃早饭之前，大车组的几辆马车就提前把一

麻袋一麻袋的种子拉到北滩上去了。——新添墩作业站的耕地和

新开垦的处女地都在北边的草滩上。开过了饭，右派们便端着洗

脸盆提着铁锨浩浩荡荡地开到田野上去。端脸盆的人撒糜子，拿

铁锨的人把晒干了的土块打碎就行了。

播种也就进行了两个多钟头，这时候场长刘振宇和教导员申

有义骑着马到新添墩来了。我是医生，虽说在医务室当个临时的

负责人，但还是右派，是没有资格参加干部们的会议的，所以那天

刘振宇把几个干部召集起来开会，会上研究了什么，是没法知道

的。我只是知道那天刘振宇召集干部们开会，做出决定那天不播

种了，把北滩上播种的干部和劳教人员叫回来，要开个全体劳教人

员的大会。正好何希金因为当统计没下地，站长就叫他去北滩通

知播种的人们回来开会。

新添墩作业站有七八百名劳教分子，除去一个副业队和其他

的勤杂人员，那天下地劳动的大概也有五六百人，散布在北滩几千

亩的土地上，要把这些人都叫回来需要跑很多路。叫人就叫人吧，

可是他犯了个错误：由于是播种，每个分队和每个组的地头上都堆

着几麻袋种子。他跑到每块地头叫人，都抓两把糜子吃。结果，人

叫回来了，他吃糜子也吃多了。回来后口渴，又舀着喝了两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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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水就把胃里的糜子泡胀了，胃疼得厉害。胃疼了你就赶快来医务

室呀，把情况说明我们采取个办法给你处理一下呀，可是他没来医

务室，跑到操场上开大会去了。

开会的时候他的胃就胀得受不了啦，他又不敢说，硬是坚持

着，在地上坐着。等到开完了大会，他就站不起来了，胃胀得痛呀。

硬站起来往医务室走，走几步就蹲下，忍一会儿疼，站起来再走几

步，再抱着肚子蹲下。他来到医务室的时候，胃疼得他已经站不住

了，也坐不下。他一进门，就靠墙根蹲下，强忍着剧烈的疼痛，他的

眼睛里眼泪哗哗的。

我问明了情况，知道问题严重，立即就采取措施，把一块胰子

叫人搓碎了，泡成胰子水叫他喝下去，想刺激他的胃，叫他恶心，叫

他呕吐出来。但是我失败了。，糜子吃得太多了，把胃撑大了，他的

胃已经失去了收缩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惟一可采取的办法就

是手术了，切开他的胃，洗胃，可是新添墩根本就不具备这条件：没

有手术室，连把手术刀都没有，消毒用具呀，缝合线呀也都没有。

当然，场部医务所也没有这样的条件，应该送他去酒泉劳改医院。

于是我立即给场部医务所的陈天堂挂电话，要求把何希金送到医

务所去。可是陈天堂问清了什么病和发病的原因之后说了一句：

不要送来。我听了有点着急，说，你不叫送去，我这里又没办法处

理，人死了怎么办?他说，你那里不能处理，我这里就能处理吗?

我说，我知道你那里也不能处理，可是你有权力往外送呀，送到劳

改医院去手术呀。他说话的口气变了，变得很严厉：谁给你的权

利?你还指挥起我来啦——往外送!要你来指示我?听他说话的

口气，我立即就哑口无言了。他是所长，我是囚犯，在他的领导下

工作，我怎么敢对他表示不敬呢!但是放下电话后我还是不甘心，

一种人道主义的责任感逼迫着我：不送出去手术，何希金就没命

了，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我鼓足勇气找申有义去了，我说申教导

员，有个病号的胃就要穿孔了，要没命了，你叫人派个车送到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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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局医院去吧。申有义说，这事你跟陈天堂去说就行了，找我干什

么?我说我请示了陈所长，陈所长不叫送。申有义说，陈所长不叫

送吗?啥病，这个人到底啥病?我本想打个马虎眼把病人送出去

就行了，但他仔细地问起病情来了。我不敢编瞎话，把实情讲了。

申有义听完立即就改变了态度：是偷着吃下糜子的吗?不要管，就

按陈天堂的话办。我说不行呀，申教导员，要是不送出去手术，这

个人必死无疑，啥办法都没有呀。申有义一直是给我面子的，但这

时他面孔一板严厉地说，叫你不要管你就不要管了，说这么多话做

啥?我喏诺而退。

陈天堂不叫管，申有义也不叫管，但是我不忍心呀。那是一条

命呀，他跟我说过，他有个漂亮的女人，还有个不到一岁的孩子，他

一死，女人靠谁去?孩子靠谁去?整个下午，我和医务室的两个医

生都在想法子抢救何希金的生命。我们采取了灌肠的办法，把胰

子水管进肛门。粪便是冲出来了一点儿，但那仅仅是肠子里的，他

的胃却胀得满满的纹丝不动。我们把凡是医务室有的，能刺激他

的胃的针都打过了，把泻药给他吃了。时间已经到了黄昏，他的胃

依然没有动静。胃胀得鼓鼓的，叫人看着都害怕。他睡在治疗室

的床上，但根本就躺不住，一个劲儿地哼哼，翻过来翻过去。胃疼

呀!

明摆着这个人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就能活下来，但我们不能做

这样的手术，没条件，我们三个人的心难受呀。我们甚至把不该想

的办法都想了：从厕所里舀来半碗粪汤子叫他喝，想刺激他的神

经，叫他呕吐。他自己含着眼泪真喝了几口，但仍然没起作用。结

果弄得他嘴里臭烘烘的。只好又端水给他洗嘴。

这里有个小插曲要跟你讲一下。这天傍晚，就在我们想尽办

法抢救何希金的时候，敦煌县法院来了个人。原来是何希金的爱

人向县法院起诉，要与何希金离婚。法院已经判了他们夫妻离婚，

来人是来找何希金谈话，要他在判决书上签字的。法院的人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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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新添墩的领导，领导把我叫去，说明了情况，叫我领法院的人去见

何希金，叫他签字。我告诉法院的人：何希金病重，正在抢救，现在

淡不了话，也签不了字；你先住下，等抢救过来之后再谈话吧。当

时作业站的领导也对那人说，何希金真病了，你就明天再谈吧。是

我把法院的人领到客房去的。新添墩有几间空房子，里边盘着土

炕，是专门为探视的亲属们设置的。但是那人进了房子看看，那肮

脏的土炕和龌龊的被褥令他直皱眉头，他不想住，说是一定要现在

就和何希金谈话，然后他连夜就要返回酒泉去。没办法，我只好领

着他去见何希金。他进了治疗室，看了看情况，对何希金说了几句

话，但何希金哪里有精力跟他说话呀，正在床上蜷着腿唉呀连天地

呻唤，他这才回到客房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这位法院的：[作人员这天晚上睡觉了没有，翌日

清晨，天还没亮，他就来敲我的门了。他说现在立即就要见到何希

金，办完了事他要早早动身回酒泉去。我告诉他：你没必要去见何

希金，你的目的不就是要他在判决书上签个字么?叫他同意离婚

吗?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可以回敦煌了。那人似乎没明白我

的意思，睁大眼睛瞪我，说，你一定要叫我立即见到他一下。我只

好再说明白点：

何希金于凌晨一点钟死亡。

那人还不相信，说一定要看一眼何希金。我只好打开了治疗

室的门，点上灯照亮已经安静下来的何希金叫他看了一眼。何希

金嘴张着，满嘴的糜渣子。

何希金的尸体在治疗室放了半天，刘振宇不叫埋。等到这天

中午，右派分子们吃了午饭，午休过了，排队去工地时候，他叫人把

何希金的尸体抬到院子里摆着。他叫分队长们把队伍领到尸体旁

参观，并且大声地说：

这就是偷粮食吃的下场。看你们还偷不偷粮食!

何希金是我在新添墩遇到的第一例死者。他是胀死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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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饿死的。

B医务所所长

你要了解陈天堂的事呀，说不全，这个人的情况我说不完全。

我和人家不是一类人：我是个右派，阶下囚，到夹边沟劳动教养的，

受人管制的，不敢说不敢动，啥事也不敢打听；人家是抗美援朝的

志愿军，共产党员，又是正式的农场管教干部，管我的。我跟人家

坐不到一条板凳上……

不过，毕竟我在夹边沟农场当了三年半大夫，跟他在一个办公

室办过公，所以还是知道一些他的事，他的为人。

他是河北省正定县人，抗美援朝回国时三十多岁了。有两个

姑娘，一个儿子。

这个人医疗水平差，拉丁字母写的药名都不认识。我还记得

这么一件事：调到新添墩作业站不久的一天，我到场部医务所去拿

点药，古浪县的右派王大夫告诉我：你去了新添墩，陈所长来了，把

药房里你贴好的标签都改了一下：把拉丁文药名下边标上了中文

名字。王大夫还告诉我：陈天堂开处方只是开成药，中药药丸或者

西药的药片，那些配合着用的原料药不会用。至于水剂他就更不

会用了，连浓度都不会算。但是人家政治觉悟高，——这是后来邓

立之大夫告诉我的——有一次有个右派去看病，他在处方上这样

写的：此人把上衣左边的口袋撕掉了，留着右边的口袋，这表明他

仍然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0年10月的事情，夹边沟和

新添墩的右派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都调到明水农场去了，新添墩

作业站就撤销了，我又回到夹边沟场部医务所去工作，和他在一间

房办公，给病人看病。有一天他到病房转了一圈回来，在办公室对

我说，有个武威来的右派，思想反动得很，这事要向管教科汇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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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下。我问出什么事了，他回答，那个家伙唱歌，把歌词“跟着毛泽东

走”唱成“赶着毛泽东走”，你说他反动不反动!我当时心里惊了一

下，这样的事真要是汇报上去，这个右派可就倒大霉了，可是我又

不相信他说的话，这个右派就这么蠢吗?在公共场合竟然敢唱歌

骂毛主席?于是我偷偷地跑到病房里去问那个右派：你是不是当

着陈所长的面唱歌了?右派说唱了。我说你唱的哪支歌，你再唱

一下。那右派说唱的《跟着毛泽东走》，并且又对我唱了一遍。这

个右派唱完，我心里才踏实些了。这支歌里有这样的歌词：走，跟

着毛泽东走。由于武威人鼻音重，唱出来的“走”字像是“周”的音，

“跟”字像是“赶”的音，政治嗅觉敏感的陈天堂就认为这个右派是

在骂毛泽东了。我回到医务所之后就对陈天堂讲了，不是人家故

意那样唱的，是武威人鼻音重，发音不准所致。他不信，叫我举例

证明，我就学着武威人的口音把“中国共产党万岁”说了一遍：共共

共产党万岁。他这才半信半疑不去追究那个武威右派的立场问题

了。

陈天堂自认为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是共产党员，狂傲极了。有

一次一个病号来看病，他突然大喊起来：坐好，坐直了!你就是这

样跟党员干部说话的吗!他把那个病号委实给吓了一跳。

前边我跟你说的都是些小事，其他人都知道，但是有几件事，

是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今天跟你讲一讲。

新添墩作业站有个叫贺秉灵的右派，是个上海人，解放前两年

跑到台湾去工作的。那人是搞成本核算的会计，在台湾的一家公

司工作。大陆解放了，他就和上海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可是他特

别想家，——上海有他的父母，铂‘女人和孩子——思念之情特别强

烈，想回大陆来。五十年代中期他从台湾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

他和国内的朋友联系上了，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广州。他原本跟

帮助他的朋友说好的，回到大陆之后要回上海去，跟家人团聚。可

是到了广州就由不得他了，安排他回国的有关部门告诉他：你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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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作我们给你安排到玉门油矿了，你去玉门油矿工作吧。结果就连

家人都没见着，就被人送到玉门市来了。在玉门油矿工作了才一

年多，就定为右派了，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

这个人的肠胃不好，从到夹边沟以后，一直水土不服，常年大

便不成型，所以常来卫生所看病。时间长了，跟我熟悉了，就把他

的历史讲给我了。

夹边沟农场一年四季就没有星期天，只有下雨下雪的日子才

能休息。右派们有这样的顺口溜：祁连山戴帽(下雪)，右派们睡

觉。再就是重大的节日休息——像“五一”呀，“十一”呀，春节呀。

遇到重大的节日，提前一天要搞卫生。在劳教农场，对于搞卫生是

非常重视的，要搞个人卫生，还要搞集体卫生，完了还要检查。这

种检查，阵容是非常强大的，场长和教导员参加，管教科的科长和

干事参加，还有大队长带工队长以及拐棍们都要参加。当然医务

所长和我这个医务室的临时负责人也要参加。为什么要组织这么

庞大的阵容检查卫生呢?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检查安全问题：

看是不是有人私藏武器和凶器了，是否偷了粮食了。每个人的箱

子枕头都要打开，褥子都要卷起来看看铺下边。哪怕是一颗钉子

也要收走。

可能以前的几次检查陈天堂都没太注意吧，1960年春节的一

次检查结束后，他在新添墩的医务室里说，啊呀呀，你注意贺秉灵

了吗，从台湾来的人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我问怎么不一样了?

他说你没看见吗，他那个铁皮箱子里有那么多贵重东西，金项链，

玉石镯子，国债券那么一沓子……还带着金表，穿着西装!我记得

我当时说了一句：那有啥奇怪的?那是他在台湾八九年的积蓄，给

家里人带的……

就是这个贺秉灵，这年夏季的时候突然肠胃病又犯了，可能是

吃了什么不洁净或者不适的食品，一连几天泻肚，用什么药都止不

住。原本就虚弱的身体哪禁得住这样折腾，他立即就躺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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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1960年的春天开始，经过两年劳累和饥饿折磨的右派们开始了不

可遏止的死亡，什么药对他都已经无济于事。像贺秉灵这样得了

急症的人是必死无疑的。但我可怜他，仍然想尽点人道主义，便打

电话给陈天堂，要求把他送到场部去住院。陈天堂在电话里问什

么病，我说可能是中毒性痢疾，很重，一定要住院。他说送来吧。

那天贺秉灵去场部，是新添墩医务室的中医大夫武威县人杨

万仓去送的，马车拉去的。马车走的时候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

是我和杨万仓把他从宿舍里抬出来放上马车的。考虑到他这一去

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把他的行李和箱子都装上车去了，心想叫场

部医务所去料理他的后事把。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怕他去住院

了，这些东西放在新添墩被人偷掉。1960年的劳教农场，人们的

思想境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偷盗成风。

马车拉着贺秉灵走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马车和杨万仓还

没回来，陈天堂就打过电话来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怎么把一

个死人送来了?我当时愣了一下，诧异地说，没有呀，贺秉灵活着

呀，上车的时候还能说话呀。他在电话里呵斥我：胡说，明明是个

死人嘛!人死了没有我还看不出来吗!

听他在电话中如此严厉地训斥我，我不敢再辩解了。我想这

是怎么回事呀，莫不是路途上的颠簸迅速地加重了病情，造成了死

亡?于是我支吾着回答：人从这里走的时候还能说话来的，可能是

路上突然……突然死亡了吧。他便又说，送的是病危病号，为什么

不带急救药?他严厉的口气真是把我镇住了，我真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便只好检讨：哎呀，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怪我，怪

我，我没想到病情发展会那么快。听我做检讨他才改变了口气说，

以后要注意呀，注意再不要出这样的事情。我唯唯诺诺回答，我注

意，我以后注意……

放下电话，我的身上出了一层汗。我是个右派，由于我的疏忽

致使病人死在路上，这种事领导不问便罢，一旦要问，要追究，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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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是负不起责任呀!

我的心忐忑不安。我等着杨万仓一回来，就立即去问他贺秉

灵为什么那么快就死了?可杨万仓告诉我：我们的马车还没进场

部，刚走到炼钢厂那儿，陈所长就迎上来了。他在路口上等着我们

哩。他看了看病人，就骂开了：你们怎么把个死人送来了!我说怎

么是死人呀，明明还有气嘛，还呻唤着哩。可他不叫我说话，一顿

臭骂，叫把马车赶进炼钢厂。病人直哼哼，不断地摇头，不愿意下

车，但他硬是叫人把病人抬进大房子里，把我们打发回来了。

我和杨万仓在一起议论了很长时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是

不是陈所长觉得那人反正是活不了啦，干脆就放在炼钢厂去等死

吧。

夹边沟农场在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曾在场部西北角，从新

添墩进场部的路旁建过两座高炉，炼钢，还盖了两间大房子。到了

五九年的冬季，那儿就改为医务所的太平问了。死了人先抬到那

儿放着，然后由场部安排人去掩埋。

但是，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翳，叫人迷惑不

解：怎么能在人还活着的时候送进太平间呢!

这个谜后来我自己一步一步解开了。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60年的9月，也就是贺秉灵死去两个

多月，夹边沟农场开始迁场了：劳教人员凡是能走路的都调到高台

县开辟明水农场去了，包括新添墩的人。夹边沟场部和新添墩作

业站只留下二三百病号和老弱病残。这时候场领导做出决定，干

脆放弃新添墩，把老弱病残都转移到场部来。我就又到了场部医

务所当医生，和陈天堂在一间办公室给病号看病。

在场部我又遇到一件怪事。我有个亲戚叫鲁昌林，解放初是

省教育厅的办公室主任，是个文化名人。后来省博物馆建成，就把

他调到博物馆当馆长去了。反右的时候，上级的指示是博物馆要

他完成四个右派的任务，可他只揪出来了三个。上级就一而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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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而三地催他还要搞出一个来。有一次把他催急了，他就跟上级说，

我这里再也抓不出右派来了，你们看着办吧，实在凑不够数字就把

我算上一个把。好，抵触反右运动，反动言论!就给他也戴上了右

派帽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鲁昌林岁数大，身体弱，六零年九月

没有去明水农场，这时就住在场部的病房里。——这是夹边沟农

场最艰苦的几个月，农业大队的宿舍有一半改成了病房。有一天

他听说我有时候去酒泉医药公司给医务所买药，就拿出存折来叫

我去替他取点钱，从县城的黑市上买些烧饼。夹边沟农场是没有

储蓄所的，还有邮局和商店。当初右派们来夹边沟劳教，都是带着

一些钱的。最早的时候，右派们的钱是由财务科登记保管的。后

来，右派大批涌来，这笔钱的数目很大了，财务科长姚文华是个小

心谨慎之人，怕以后出什么问题他担责任，每当右派来场报道的时

候就把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叫来，现场办理储蓄业务。存款折就拿

在右派们手里，用钱时自己到储蓄所去取。

那天我拿r鲁昌林的存折去储蓄所取钱，填写了取款单，可是

工作人员不给我钱，要我去找陈天堂，开个取钱的条子来。我当时

很惊讶，问为什么要陈天堂开条子?工作人员说，是陈天堂和他说

过的，凡是住院的病号取钱，一定要他开条子，目的是防止住院的

病号取了钱逃跑，还为了防止病号偷窃存款折盗取他人的存款。

我对储蓄所的这种做法很是不以为然，说，你们银行的工作要受医

务所的制约吗?你们的上级有这种规定吗?工作人员回答上级没

这规定，可是这是你们的所长说的，我就这么办。你不去开条子就

不能取钱。

我那时三十岁，既年轻气盛，又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我想我虽

是右派，但你银行还管不着我，也不能把我怎么的，我就强硬地说，

好，你把你说的话给我写个条子，就说取钱必须要医务所长开条

子。我找你们的上级去，问一问是不是右派取钱就一定要劳教农

场的某个领导开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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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记事

听我要去找他的上级，年轻人再也不吭声了，如数给我取了

钱。

这件事我原本没当回事，取了钱也就作罢了。可是，当天晚

上，在医务室陈天堂却问起我来了：你今天去储蓄所取钱了?我说

是，他非要叫我找你开条子，我和他干了一仗。这不合理嘛!陈天

堂立即就开始给我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劳教人员逃跑或者

盗取现金，他和年轻人商量的办法。他还说他已经给储蓄所讲过

了，以后我再去取钱就不要他的批条了。他还说我：你不要到县上

银行去反映这问题了，银行那年轻人是配合咱们做工作，也是好

心。

这件事他不解释倒也罢了，他一解释，我的心里倒是起了疑

云：在银行取款的问题上，他和银行工作人员是不是有什么默契?

比如某个病号死了，存款折上还有钱，他去取出来两个人私分……

我之所以这样怀疑，是因为病房里每死一个病号，都是他亲自去料

理病号遗物的，包括存折、国库券、手表和其他细软。

但是，我也仅仅是怀疑而已，因为我不知道他拿到死者的存折

或者国债券之后，是否登记造册了，是否上缴组织了。我又不敢到

领导那儿去询问或是反映这个问题。——一旦知道我跟他做对，

他整我可是再简单不过了：轻者下放我去大田劳动，不用几个月我

就会累垮饿垮；重则编造个什么罪名就可以把我送进劳改队。

天下的事情真是再巧也没有了，事情真相终于被我无意中发

现了。

那是这年十一月初的一天上午，上班不久，我和他在办公室坐

着，农场的书记张洪走进来了，说老陈你来一下，我们研究些事。

张书记像是很急，有点紧张，陈天堂立即站起来跟出去了。过了不

一会儿，我就听见外边有人喊开会，医务所窗外的空地上集中了农

场的干部和凡是能走动的右派。原来是张书记接到酒泉劳改局的

电话了，说是中央的一个什么工作组住在张掖县，今天早晨出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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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回忆

夹边沟了。张书记紧急召集夹边沟的干部和劳教分子们开会，布

置搞卫生，做准备，以应付工作组的检查。那时候，夹边沟已经死

掉几百名劳教分子了，农场领导和干部们怕工作组来了挨批评，大

祸临头。

那天我没出去开会，因为来了个病号，我正在给病号看病呢。

就在病号走后我写病历的时候，突然有人敲了一下玻璃窗。我的

桌子靠着窗户，我扭头一看是陈天堂正站在窗外向我招手，他的脸

贴在玻璃上。我凑近窗户问他什么事?他说，看看，看看我的抽屉

锁上了没有?那个年代的办公桌还没有暗销，是在抽屉旁的木框

上装个铁鼻，再挂上一块圆形的铁皮，外边上个挂锁。一个挂锁能

锁两个抽屉。听了陈天堂的话，我应了一声：哦，我给你看看。我

的桌子和他的桌子并在一起，我懒得站起来走到他那边去，就趴在

桌子上伸过胳膊去拉了一下抽屉。他的抽屉没锁，我一拉就开了。

抽屉拉开后我惊了一下，因为我看见他抽屉里装了满满一抽屉国

债券。我当时一愣，立即就告诉他：没锁，我给你锁上吧。抽屉拉

开容易，关上就很费事，胳膊用不上力，我就走过去把抽屉推上了，

再把那块圆铁片挂上，再把锁子锁上。就在我推抽屉的时候，我还

发现里边还装着一摞一摞的人民币。

这件事叫我明白了很多事：为什么每个病号死亡的时候，陈天

堂一定要亲自守在病号身旁?为什么死亡后他要亲自处理善后?

为什么储蓄所取钱要他开条子?为什么贺秉灵还没断气就被他送

进了太平间?

夹边沟的右派们释放回家之后，我还被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

个月，任务是给一千五百名死者编写病例。夹边沟的领导们心里

很清楚，这些人的死亡不是他们某一个人造成的，不会追究哪个人

的责任。但是他们清楚，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这终归不是好

事，他们必须掩盖一下死亡的非正常原因。当然了，作为一名劳教

的右派，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否接到了上边哪个部门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