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共产主义在吾国是否适合？二十年前即研究之，吾国始终为经济落后国家，既无此病，亦无须此药。孙先生之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之结晶，既与吾国经济现状相合，复可防止以后共产革命，故一般凡智识阶级与赤心爱国者，无不赞成。然年来因一般军阀肆恶，民气愤极，于是失意军人政客咸思假借该党后援，以资号召，而谋打倒军阀，夺得政权，波等精神全在求达英雄欲望与自身利益而已。我君无认识能力，纯以他人诱惑，虚荣驱使，梦然加入，诚不为怪。然君所结识者为该党次之又次分子（或为青年团，尚非共产党员），除供人利用外，君能担任何种工作以展布其志耶？该党将来果即成功，而君亦女子，又能获得若大政权，以遂君之虚荣耶？况现在世风浇薄，惟利是趋，即于国家卓著勋劳者，尚不惜多方倾轧，以谋自身侥幸，岂君一弱女子平（谅君奔走数年，已略尝此中滋味也）？孙先生说过：无论什么主义，总于自身有利，方得行之。今君信爱共产主义，除牺牲自身利益，破坏自己家庭，背夫弃子而外，百无一利。古云英雄豪杰多出忠臣孝子之门，盖不富具悲天们人之仁心，具有绝大同情者，不能为群众牺牲，担负重任。如我君之忍心背义，将来即果得志，恐亦难得人之爱戴，除卖国亡家外，亦难有其他建树。忆君初到沪告我曰：一般贫民异常痛苦，我当立志为彼辈谋解除。并闻动身前与文、张两妇感怀时势，抱头大哭，一种受惑癫狂之状，诚属可怜可笑。昔日秋婢出嫁，我念其贫苦，抚育女辈辛劳，拟以义女之礼从优嫁配，君则极端反对，至于与我冲突，刻薄寡情，可谓备极，何今日同情骤然及于一般贫民耶？
我与君别，三年于兹，君在沪一切情形，我概不知悉，究不识计划商业成乎？
所办工厂成乎？女儿学问成乎？社会革命成乎？名誉较前优乎？娱乐较昔胜乎？生活较家快乎？文、张有以助君乎？文子果大器乎？文、张之为人如何乎？交识朋友尽如君乎？以及我君所怀之目的，有一达乎？以鄙意揣测，恐难有一事能合初意者。
我君此刻尚属英年，一切困难自能勉力支持，倘精力稍衰，如何应付？故君受惠使我夫妇离散，家庭损失犹其小事，我最亲爱之四个女儿，亦因此染受恶习，遗误终身，并不知我君将来如何结局，实我痛心疾首，毕生不能释然者也（言至此，每忆我君之相，上秀下浊，殊不能无虑也）。
我君幼小贫苦，误落青楼，嗣后觉察，立志尚善，并拟从一而终，我佳其志，感其情，始教君读书，助君留学，嗣犹以此不能尽掩前日之恨，复以家政悉付与君，教以理家，教子，处世，接物之道，事无巨细，皆先为君计划规定，然后令君施行，从旁保护（过去冲突，多半为此）。间有损失，亦所不顾。种种苦心无他，冀君有所成，亦得并我而傅耳。我君亦果能领会，尽操持能事，于是凡有誉我者，我皆悉付与君，尽量宣传，区区之意，终在助君成名，并曾与君屡次说过，殊君恍惚于民十六年我回合江，即擅惜巨款经营绵纱生意，以后失败，我知君素习好誉，不喜闻过，于是不唯无一语责君，反多方设法谋补损失，以为有此经验以后，自知警惕也（犹忆此时有卜者，谓我四十五岁应主克妻。我随时以此为虑，多方请人考验，处处迁就我君，我敬重爱惰，维护我君，自信无微不至，谅君亦尚能忆及也）。谁知我君更以过去车业成功出自自己计划，毅然卖业筹款，擅定国际贸易之谋（犹忆此时有重庆戚某论君之相，宜营商业，不知论相有准差，未识我君于此亦有关系否），以为胜算必其，如探囊取物，此诚我过于爱护之过。年来朋辈中有谈及事者，即责我不应以家政全权付予，及任其经商等事，我实哑然无以自解。然君即应本诸良心，以此猛省，急图报称，及复变本加厉，故为已甚，未免忍也。
以上是以我君变乱之因，受人诱惑，误重虚荣，评判得失，谅惰奉劝，以君智慧及从我所得常识而论（因现在潮流习染，以及社会如何险恶，过去皆与君随时讨论，研究自处方法，君悉以为是。每遇青年男女，君尚引为批评，教诲朋辈中家属，有感受恶习而发生冲突者，君尚说明利害，竭力调和至于无事），以上各种利害得失，统应知道，而不为所害，何竟一时昏昧若是？言念及此，回忆我君过去与我冲突时，每有独身终老之慨，如果为此，尽可正式交涉，明白为之，又何必种种作恶，至于遗害儿女。不特此也，再以我君变乱之行言之，更令人骇异。我为君之夫也，一家之长也，以感情、法律、礼制论，凡关重要者，皆经我决定或商量同意，而君不令我知道，即擅为长女订婚，擅自变卖产业，擅率全家移沪居住，擅变儿女教育方针，私移款项资助他人，尤为怪者，吾家素行严肃，乃听异姓妇孀自由进出，至于喧宾夺主，不以为怪。辜云迁、刘豫波、林菊舟三老年高德望，徒以劝君慎行，竟欲出而骂之；述禹，君之子也，亦以劝阻遭骂，至于毁物叫天，深恶痛绝；泰钊小儿，虽出继三婶，究为君之亲出也，亦忍弃而不问；我则君之夫也，并有种种恩厚关系，竟忍一旦背弃，造谣诬毁，任意蹂躏，视作大敌；反之，文、张素无关系之人，而爱护周到，有逾骨肉，甚至私通消息；合图颠覆；文子、琼女虽属订婚，而彼此年幼，应使其各自读书，勿以受累而伤身心，君乃任其来往，及我阻之，益令其私相来往，毁誉不顾，甚至唆使女儿与父为仇，为之仗力作恶。尤为丧心病狂，不可思议者：抽我现金二万余元，合计私蓄饰品，不下三四万金，而谓一钱俱无，强词需索，到处借贷，并将逐年流水销毁，另造伪账欺蒙。临行时，尤复窃我衣物，深悔过去所拿未足，一面复正式提出条件，令我按年接济若于，视我诚木偶之不如，所行较时习为尤恶，至今思之，不唯心痛，且愤怒难遏，而莫知其忍心昧理，倒行逆施，智愚相差，一至如是耶！
我与君结婚，至今十九年矣，儿女共计五人，昔年甘苦与共，爱护逾常，我并以君父母无人俸待，特筹款项偿清外债，迎接来川，为君供养终老，使君得全孝恩，今复一并携去，俨若仇人。我意何罪于君，君复究拟何图？我自与君别后，重庆大病（回忆君未到沪前，我已恢复健康，至于少壮，嗣为君，于十余日间即身瘦失眠，几至于死，此我修养未到之故，然君亦未免太过也），到省后即成肝疾，一病数次濒于死者屡矣。卒至昨年多方静养，始得保全至今。昨年向育仁、陈鸣谦两君四川，谓君不唯无丝毫觉悟，且以我袭军阀淫威，益加愤怒，不知此电是朋友等关心所发（前画亦赵君鼎卿为我所拟，我实不能一问此事），假使即为我意，未必君亡我家，割我头，我尚负荆请罪耶？女权倡达，即可任意作为，不受法律制裁耶？总之，君之愚谬行为，笔墨难罄，狠毒心肠，亦不愿回索。我始终痴愚，不忍置过去情感历史，我君以后困苦危险，丝毫不顾，用将过去一切忍痛搁置，平心静气奉书劝告之外，并拟亡羊补牢善后办法三则，以供我君之采择此变之结束。
（一）请君痛定思痛，以终身关系为重，儿女前途要紧，直认以往之过失，勿逞一时之意气，君能立地觉悟，我亦回思十余年夫妇之情感，不咎既往，为君格外原谅。君即立率四个女儿回川，夫妇子女团圆如常，君之幸亦我之幸也。
（二）如君不回川，复以成都不便居住，则即移住合江原籍，我并可为君另置田房以养终身，至携去之款，任君处理，我决不根究，但我之纪念品，君须为我带回。
（三）如君终不愿遽然返川，则琼女请由君主嫁，但不能仍与文子结婚；其余三个女儿，可托人带回川中，交我抚养，君何时返川悉听君便。但君在外一切行动，须另有商定，不得作轨外之行。
以上各办法，我是顾念夫妇情感，委曲求全。如君尚有其他较好办法，尽可提出，彼此商量。如君果染共产党恶习，背情绝理，反认为我痴情腐朽，提出恶辣办法，则我情义已尽，以后幸勿见责。并望念及女辈无辜，钊儿尚幼，应与之稍留将来生存余地，幸勿一概抹杀，遗害及于子孙，则幸甚也。
年来，每欲与君通函，奈一握笔，心痛泪流，不能成句，忍至此次，始以数日功夫（因念一动，即搁下笔故也），草就此函，几乎一字一泪，君非木石，岂能无情？务望俯念旧情，前途利害，详加思索，临崖勒马，甚有望于君也。要之，人生如电光石火，即终日营营，正当谋求，亦如蚕丝自缚，秋蛾扑灯，况君别寻烦恼乎？
彼此只有今生夫妇，未必世世再结重缘乎？君此时精力尚可支持，倘年届垂暮，何以自处（中国习惯，靠女是受人白眼，权在他人，万勿以此为怀）？钊儿君之骨血，常唤母不已，我不忍奉闻，君即忘情于我，岂竟绝爱于钊儿乎？我以君一时受人之麻醉，为君略迹厚心，不惮烦琐而言之。倘仍不纳，则此即最后之言也。我本拟来沪，因家事羁绊，不克成行，君之意见如何，并望详告。
吉甫老棣并可与伊尽量商榷，只要于情理上通得去，事实上办得到，我当为君体谅也。四个女儿近况如何？徒以他人煽惑君之关系，使我亲爱父子别来数年，尔不我书，我不尔函，天下痛心事孰有过于此者？纸短惰长，书不尽意，泪随笔堕，无任低徊；气候炎热，并望保重，此项日祉，并盼赐复。
拙夫之时再拜六月卅日
我之皮大衣乃在日最有关系之纪念品，闻已损失，确否？并盼示及。
信已竟，犹忆我君平昔有一特性，即好誉不喜过，坚强任性，此在走入正道为最好，盖不如此是为懦夫。如若思想见解错误时，仍执此性，则一败不可收拾，须立时勒马回头方为丈夫。故廉颇负荆，认为美谈。孔子谓不二过，人皆引为座右铭者，即是意也。反之，韩信不听蒯通之言，以致杀身，在过去历史中有不可深述者，望君猛省，幸勿再持故性。千万是嘱！
之时又及
[作者注：原信件无标点符号，作者抄时加了标点符号。]
再次企图谋害 1932年，“—·二八”事变不久，我在上海因政治关系而被捕入狱。释放后，夏之时曾对四川军长范绍曾说我是共产党员，托他设法诱我去杭州游玩，把我推入西湖淹死。范绍曾和杨虎商量，杨未同意，范即搁罢。这是我离开夏家后夏之时第二次企图杀害我的阴谋。
这件事在全国刚解放时，国瑛女从美国留学回国，去北京工作。有天，她去探望杨虎，正好范绍曾也在，杨虎介绍范给国瑛认识，亲口把上述情况告诉国瑛。并说：“你妈妈是位很聪明能干的妇女，我很尊敬她。而你父亲特别托范绍曾整死他。
范伯伯问我，我阻止的——你父亲，真是太糊涂、毒辣了。”
1960年底我从上海迁居北京王府大街，有天范绍曾来家探望，他亦告诉我夏之时曾托他谋害我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