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当铺
从上海到日本、到四川、又回到上海，这是我的一段人生历程。从四川、到上海、到日本又回到四川，这是夏之时的一段人生历程。我和他在一段途程上偶然相遇了、同行了。哪知道现在我又回到上海原来的“贫穷故家”！他也又回到他那富裕“地主家庭”老巢里去了。我们分开了！这就是我俩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产生的“悲剧”！决不是什么偶然的悲欢离合。因为我渐次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之后，我和他在感情上不但是没有任何眷恋，而且坦然地、专一地就走上自己认为理想的大路！当然我也认识到穷困之神又将降临到我的头上！
在挣脱了家庭的束缚后，我就一心一意投入社会活动和培养孩子。一方面努力奋斗谋求生活；另一方面是想为革命做些事。但和夏之时分开后，除随身衣着和几件普通手饰外，无其它的物件。一时也找不到职业，凡属夏之时方面的亲友，我又绝不愿前去告助，所以，生活与孩子们的读书费用，就开始当当卖卖了。平常当、押都是父亲去的。在国内进当铺比在日本的时候还要紧张，因为在那里身处异乡，谁也不认识无所谓“面子”、“里子”的感觉。而在上海这十里洋场、趋炎附势的地方就不一样。记得有一次，孩子们学费付不出，我拿了一包衣物去当。一路上濛濛细雨，走进押头店的时候，怕丢面子不好意思进去，好像偷了东西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心一阵跳，脸一阵红，踌躇不前，四面张望一下，趁没有人看见时，才三脚两步慌慌张张地往当铺店堂里一钻。只见里面穿着破衣烂衫、面黄肌瘦的男女老幼不少，也有穿着比较整齐的，都挤在高柜台下面，每人把东西高高举起，嚷着“当”一元、两元、三角、五角不等。也有人在争多嫌少。只要物主同意当价，当铺伙计就会这样喊叫：“×字×号××东西当价××元！”账台上就照写一张当票交给物主。我边等边偷看柜台旁边隔开的敞地上，那里就像摆地摊一样，有人在拣收当押进来的东西。正看得出神，柜上人高声问我：“喂，你要当吗？”我把包袱递上去，他翻来复去看过后问我：“你要当多少？”“五十元。”“顶多三十元。”
我无可奈何，只好当了三十元。大家瞥了我一眼，似乎羡慕我居然有这么值钱的东西。这时候，我又一阵脸热拿了钱和当票就往皮包里一塞，急忙从人群中挤出来。
有次缺少伙食费和另外一笔费用，临时吩咐国琼把她学习不可缺少的大提琴拿去押当，她看了我一眼穿上大衣（那时她才十五岁）去了。她回来时说：“押店柜台真高，我人矮小好吃力，把琴提上去了，戴大眼镜的老头儿，伸头瞅我几眼间‘小姑娘你要押多少钱？’我没哼声，给了我这十几元。妈妈，是不是太少了？”（把大提琴押掉后，看她样子很心痛，我也后悔，设法即速把琴赎回了。）父亲说：“满好我替你们去，也许可以多当几个钱。当铺押店里的人心顶黑。”我问父亲：“押头店和当铺到底有什么区别？”父亲说：“上海当店分两种，大的叫当铺，本钱多，房子大，为了防火，用石头砌成大院，后面是老板的住屋，前面开当铺。一进门有座大屏风，上面写个‘当’字。当铺年息一分八厘，也有一分六厘的。十八个月期满，期满还放宽五天，不起息，对东西保管也比较妥当。但是低级东西不当押。小的叫押头店，进门屏风上写个‘押’字，范围小。月息二分，十二个月满期，期满没有宽放日子。但是当价比较高。同时，中下等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去当押的。所以穷人都喜欢去押头店。可是那里虽然当价较高，利息大，并满期日子比较短，期满不赎就要‘死当’。”父亲说到这里皱皱眉头，叹口气，又说：“开当铺、押头店可以发财，穷人则越穷越倒霉。不过，当铺的利息比高利贷总算轻多了。”父亲说完，我亦暗自嗟叹，联想到那些有钱人吃喝嫖赌，作威作福，他们的豪华生活里，哪里不浸透了穷人们的血汗！
二、紧跟真理走
从我有记忆力的一天起，随着自己生长过程和生活本身的体验，我渐渐懂得什么是饥饿、贫穷、侮辱，不公平！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我亲身体会到什么是压迫、损害、堕落、污辱，以至于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罪恶！——虽然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它们内在的真正关联和规律。因此，当时在我幼稚的思想里认为只要是对穷人有害的，对富人有利的，对中国人有害的，对外国人有利的，就绝对不是正确的，不是好思想！
当我年幼的时候就恨外国人，因为我父亲常常被法租界里外国捕房的巡捕们无故“抄垫子”，打、骂、侮辱！后来我又憎恨满清朝廷，因为他对穷人迫害、逞威风，反而向洋人们奴颜婢膝地百般依顺！因此，我就同情辛亥革命，我赞成并且希望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去。我非常希望自己的国家独立自主而富强起来，希望妇女们摆脱各种封建恶势力的束缚。在家庭中、社会上能得到平等的地位，通过就业能够得到经济独立。使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能够普及到每个人。因为我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对于“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从本能上起了共鸣。又因为亲身体验，亲眼看到一些军阀专横、贪污腐化、祸国殃民；无聊政客到处煽风点火、借机会当官发横财，卑鄙下贱……，就热切希望北伐战争能够胜利，全国统一，出现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又因为亲眼见到并亲身接近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确是为国为民，能够以身作则，联络工农大众的进步青年、进步的知识分子，为贫苦的被压迫的劳苦人民切身利益而斗争，他们又为自己所信仰的共产主义而奋斗！多么使人敬佩！因而，我对蒋介石和某些国民党人叛变革命，清共、杀共、剿共感到深深的痛恨！从辛亥革命起到“北伐”这一系列的伟大运动，都给我很大的影响和启示，使我的眼睛一天天地更明亮起来了，头脑一天天地更清楚起来了。要走的人生道路，要去的未来方向，也就更鲜明、更坚定起来了！故当时生活虽然穷苦，可是精神上很愉快。深深体会到身体和精神上的自由，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可珍贵的东西。
回忆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从一个笼子跳出又人了第二个笼子。那时的年月里，我的自由在哪里？我常念着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不久，经国琼的音乐教师张景卿介绍，认识了女共产党员四川人郑德音（又名倚虹，解放后任北京第三女中校长，1954年病故在北京）和蒲振声（共产党员）二人。通过郑德音又认识她的胞弟郑志（又名沙梅），沙梅年约二十岁，身材不高，皮肤稍黄，两眼有神，性格刚强，说话起劲时候脸红耳赤，口沫四溅，为人坦率、真诚，一位热血青年。那时候，他是靠近共产党的进步学生，在音专念书。郑德音长得身材矮小，鸭蛋脸，口才好。对人诚恳、重情义。蒲振声中等身材，扁圆脸，近视眼，戴副眼镜，她比郑德音冷静深刻。她俩都是二十几岁。她们二人理论较高，有社会经验，看问题尖锐。她们到上海蒲石路渔阳里二号二叔叔家来看我的时候，说是听说四川有位夏之时都督的太太带了儿女们离家出走，成都社会轰动了，四川小报上有登载，她们看了很惊奇，所以托了张景卿介绍来看看我。我们一见如故，非常高兴，好像无话不可说。我就详详细细地把自己的身世和为什么要出走和夏之时离婚，想在社会上做些对国家百姓有益的事和培养、教育儿女等等，都讲给她们听。她们表示很同情我，很赞成、佩服我这种决心，给了我许多鼓励。她们对我说：
“你像娜拉一样，由家庭出走，这是很不容易的。不过，要有毅力、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娜拉出走后没有下文。至于你，就看你怎样选择将来的道路了。”她们还说：“你能出夏家门，这是你争取自由的第一步。你为争取自由两次跳出火坑，真是中国的好女性。”我觉得她们真可爱、可敬、真亲热，就像自己的亲姐妹一样。
她们又问我看过些什么进步的书。我说在四川的时候看过些文艺书籍，如革拉特考夫著的《土敏土》，郭沫若著的和译的《三个叛逆的女性》、《落叶》、《女神》、《塔》、《瓶》、《少年维特之烦恼》，易卜生著的《娜拉》等等。文兴哲也曾介绍给我一些社会科学书，如河上肇著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此后，她们就常常送书给我看。其中我能记得的有德国倍倍尔著的《妇人与社会》、恩格斯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普列汉诺夫著的《历史唯物论》、辛克莱著的《屠场》、高尔基著的《母亲》、罗曼·罗兰著的《爱与死之角逐》等等。我告诉她们：
当我看了高尔基的《母亲》后，才深深体会到自己母亲过去经常要发脾气的原因和心情了。我记得我看《大众哲学》、《历史唯物论》的时候，激动得夜不欲眠，深深觉得书中对所有事物的分析判断非常正确，这才是人类社会的真理，真正能够给穷人找出路的。我过去一直这样想：穷人一样是个人，为什么就该世世代代受苦受罪？人类必须相亲相爱、没有争夺，把万恶的私心斩除，以求世界大同，共同向大自然去斗争多么好。可是，回忆起我的经历，尤其是在四川的那些年，看到那个家庭周围人们的生活太不像话了，一切言行都从私心二字出发。有些人我憎恨他们，因为他们像一群豺狼虎豹；有些人我可怜他们，因为他们像无知的蝼蚁，他们不知道人应该过着怎样的生活，应该怎样才能得到真正愉快和幸福。
我看了这些书后，证实了自己那种朦朦胧胧的理想是对的。这些书进一步深刻告诉了我，社会上贫富悬殊不均的基本原因，以及改造这种现象必然要遵循的途径。
我好像得到了指路明灯一样，非常兴奋。同时，我也明白了过去倾向日本明治维新后采取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都不是完全正确的。它们固然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阶段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们都不能彻底解决人民的痛苦和求得世界大同的。于是，我也相信共产主义了。
如前面所叙，经过从幼时就开始的生活实践的体验，并从书中得到的启发，以及朋友的讲解，参加革命的思想和要求，就一天天地强烈起来了！也知道了凭自己这种单枪匹马的勇气，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东碰西撞地干下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经过一段时期，我就对他们说：“我想参加共产党，和你们一起干革命。”
她们俩很高兴。但是，郑德音和蒲振声再三主张要我先回四川，拿一笔钱出来。她们说：“你年纪轻，拖老带小，这么多人，没有钱，前途会更艰苦危险的。这一点，我坚决不以她俩的话为然。我说：“谁要他的臭钱，再说要是回去，四川是夏之时的势力范围，他会把我整死的。要是再出来也不可能，更不可能把孩子都带出来了。
苦，苦怕什么？顶多苦到去做苦工，也可养活家人。我幼年时的邻居，还不多是做苦工养活一家人的吗！”她们俩听了我的这些话，没有再作声。
在1930年，月份忘了，一个黄昏的时候，郑德音偷偷把我带进法租界一条弄堂，进了一座旧式石库门房子里面的一间左厢房内。室内陈设非常简单，一个三角形脸，黑黑瘦瘦，戴着眼镜的三十几岁的男子，坐在书桌前面。郑德音给我介绍，说他姓李。他很严肃地望望我，简单明了地问道：
“你家里有多少人？”
“有父亲、母亲和四个女儿。”
“小的还小吧？”
“是的，小的才五岁。”
“你经济情况怎么样？”
“我没有现金，有一些普通手饰和几件皮衣服已经卖掉了。现在还没有找到职业，我想去教书。”
“唔！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一些了，但是你一个人教书能维持这么多人吗？”
“我也知道困难，当一个穷教书匠所入无几，所以也想经商。”
他想了想，还是很严肃地对我说：“像这种情况，老的老，小的小，经济情况又不好，入党以后流动性很大，父母谁来供养？子女谁来抚养？我看你目前暂不入党，参加革命也要先解决老小生活。”
我呆了一下，他又说：“你先从经济上找出路，最好先设法经商维持生活同时帮助革命，我们党亦需要经济帮助，你能从事经济发展是正确的。入党问题等你孩子们长大些再说，你看怎样？”我看了他一眼，并追问一句说：“这样也好，不过我还是希望入党，入党后一样可以经商。”他微笑地说：“你回去仔细考虑一下，过三天再来，我们再谈吧。”
我回去后有些失望，觉得好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思前想后，两夜没有睡好。我想，生活困难有什么了不起？穷人做工养活一家老小的有的是。难道参加革命工作的人都是单身汉？所以，我第三天依约和郑德音又在黄昏的时候到姓李的那里去了。
谁知有人出来把大门开条缝缝问道：“你找谁？”“我找李先生。”“他搬走了。”
还要问时，郑德音拉拉我衣袖，我明白她的意思，我俩急步走出弄堂。郑德音说回去再谈。我好懊丧。郑德音、蒲振声都说一定出事了，他们经常搬家转移的。并告诉我目前已经失去联系，暂时没有办法。郑德音劝我，还是按照李某的意见做着再说（那段时期历史上称为革命低潮）。和郑德音分手后，回家无精打采地边喝茶边沉思，自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蒋介石反共阴谋的实施下，造成革命转入低潮。
这是多么叫人沉痛！此后，我就依照李某吩咐去做。不久，蒲、郑她们都离开了上海。后来蒲振声的妹妹告诉我，她姐姐已死在狱中，郑德音也人了狱。我很悲痛！
此后，我和蒲振声的妹妹、郑德音的弟弟沙梅经常往来。他俩在经济上有困难时候，我尽力帮助，可是只能尽心力而已。记得有一次，我正要出门时，沙梅到家来说有困难，我将围在颈上御寒的一只狐狸皮围脖给他拿去当押了几元，这是不足道论的小事，无非是说明那时大家经济困难而已。
三、上海的“打花会”[注]
我的二叔一家老小九口，生活依靠贩卖报纸维持。二叔见我拖老带小七口人，生活困难日甚一日，因此非常关心我们。二叔和邻居们都喜欢打“花会”。这是他生活中的日常课程，也是他唯一的娱乐。每天写好打哪门或打哪几门，连钱一起包一个小纸包，送去附近打花会的小机关。二叔赢了，二婶就笑眯眯；二叔输了，二婶就唠叨、骂人。“花会”共三十六门，都以动物为代号，每样动物有一姓名，被称为神。每天开一次，得中了一赔三十六。我想：“一赔三十六”暂时可以解决全家伙食开销，所以我也爱和他们一起搞。结果输的时候多。一般平民赌得人迷人魔。
迷信着在梦里可以取得赔财，每天清早一见人，就相互急问，昨晚做了什么梦？梦见了什么动物？有些地方整条街，整条里弄的人就是这样赌得糊里糊涂，甚至为了想得一好梦，特意夜间睡在坟墓旁边。总是有人倾家、输光。人们为此自杀的自杀，妇女失身的失身，惨事百出。久之，我才知道“花会”赌博是以吮吸一般小市民和低层劳动人民的血汗钱为对象的。并且也了解到其中的黑幕和它的来历。它的总机关设在虹口，分机关深入各街道、里弄。大号机关叫“听筒”，小号机关叫“航船”，传达消息的叫“快马”，靠此生活的有五六千人，都是白相人。每天收入几万元，大流氓每天可以得到一千元上下，小流氓每天至少也可以分得一元多钱。花会开始起于澳门，满清末年流传到上海。先是福建帮流氓开设，后来被上海帮流氓夺取。
这是虹口帮上海白相人的专利[注]，就是法租界一等流氓头子杜月笙、黄金荣也不得染指。杜、黄是专门经营烟土和大赌场的，这是上海流氓们组织分工平分秋色、各霸一方的现象。我知道它是罪恶组织和它的危险性后，责备自己不应该为了解决经济困难而懵懂一时，便停止再赌。同时，也劝阻了二叔。旧社会上海骗底层人民赌博的花样很多，还有四门滩，分抓滩、摇滩、混滩、押宝等。我未赌过，就不多叙述。
四、上海的“181”号总会
我想简单地谈谈上海所谓高级赌场的情况。1936年，锦江开张的次年，我因好奇经杨虎太太田淑君的介绍，曾在上海高级大赌场181号总会小赌过。181号总会是上流社会之总会、俱乐部，当时是赫赫有名的。老板是一些广东人（香港、澳门请来的老手），实际上后台是杜月笙。经理钱金葆（号志翔），地址在福熙路上念毋新村对面（现名延安西路），后门在巨赖达路（现名巨鹿路），后来改为申德产科医院。后又改为卢湾区产妇医院。这赌场房产是属英国汇丰银行买办姓席的。是一座大花园洋房，楼下有大小会客厅、账房间。二、三楼是赌场，设有转盘赌和大小牌九；也有抓滩、摇滩、混摊、押宝（称四门滩），还有大小点。以上是公共玩的种类。另外一些达官显贵喜欢赌得斯文一些，就到另外几个房间赌诗谜。这大赌场没有他们信得过的人介绍不能进入。
赌场排场很大，内设中西大菜，鸦片烟、各种冷热饮料，烟酒等都是英、美、法进口货。还有买卖珠宝、押珠宝、玉器、股票、房产契、地契的部分。整个赌场备有几十辆汽车接送客人，其中还有带保险玻璃的装甲车似的汽车。有几十个带盒子炮、手枪的保缥，他们分布在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还有很多漂亮的男女招待员，穿着讲究，这些人多数是大亨介绍进来的有名的姨太太、交际花、舞女、妓女，她们有的还带七八克拉大金刚钻戒指，根本看不出她们是女招待员。男的招待员也是西装笔挺，彬彬有礼。
来这里的赌客，多数是大亨，可谓当时社会的高官富豪。赌场守门人都熟悉他们的汽车牌子号码，因此，守门的由门洞上（这种洞眼只能看出，不能看进）一看汽车号码，知是某大亨立刻开门迎接。招待员叫一声“大亨”，引人专门招待特殊有权有势的人的精致房间。这房间不用说阔气，舒适。像这样的赌钱客人来时，设有食物随便吃外，还特别送上人参汤、燕窝汤等最贵重的食物，还有捶腿敲背的人。
总之，服侍周到舒适。吃还不算还可带走，哪怕是最贵重的食物，烟酒更不在话下，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当时，我玩了一阵轮盘赌，未输。据说凡第一次去的赌客不会让你输的，还会让你赢些。用这种诱饵引人入迷，使人们自然而然陷入骗局。我去的目的是想知道它的内幕是些什么。了解了大概情况后，我就不再去了。
轮盘赌共三十六门，设有单双，赢了一元庄家赔三十六元。做庄家的大有奥妙，灵活的手法还有吸铁石的装置（必要时用它来变骰子的数目），他要你赢你便赢，他要你输你便输，赌客常常一掷千金。总之，你人了鬼门关就不要怕寿命短促，倾家荡产。
此外，当时上海尚有“跑马”、“跑狗”、“回力球”等名目。“回力球”，我去赌过。另外，还有小骗赌，名“倒棺材”。置一小板桌、小毛巾、雕空的小木盒，两块梅花和人牌，由同伙人冒充赌客诱人上钩。我亲戚的朋友就上当过。总之，旧上海滩骗钱的大小赌博的名目很多。上海滩小流氓敲竹杠事很多，什么“拿开销”，每逢喜丧（俗称红白）两事，附近小流氓来讨酒钱，若不给便捣乱。锦江开幕时我也给过。“讲斤头”便是有人做了违法的事，小流氓知道了要去茶馆谈判讲钱，不付钱就剥你衣服或者挨顿毒打，一哄而散。还有“吃讲茶”，上海吃讲茶的风气颇盛，人们发生口角不能解决，就邀请流氓从中调解，如能和平了事，双方都奉敬这些调解的流氓。这事就在一张桌上谈判解决，即流氓是审判员，有时他们的力量比法庭还大。还有“桥头英雄”，这种乞丐活跃于苏州河南北两岸。常常由一个“爷叔”收罗一群小鬼，占住一个桥头作地盘，小鬼们不管乘车人是否愿意，便强行帮车夫将车推到桥顶，然后向乘客索取酬报（我也经历过）。小鬼们每天所得要向“爷叔”孝敬钱的。还有“黄牛党”其中分码头黄牛党、鱼行黄牛党、飞票黄牛党等名目。上海有一种乞丐，追在人身后索钱，絮絮不休，夏天则拿把破蒲扇跟在人后面煽风，名为“赶猪秽”，我每碰到时马上多给他些钱。还有一种“剥猪秽”，即黑夜里剥行人的衣服。还有“落地扒”，即在车站码头卷窃旅客行李箱笼。“跑细佬”，用小刀割衣行窃。“跑行风”，全凭空空妙手窃物。“跑底子”，偷窃船上货物。“快马党”，偷自行车者。“硬扒”，抢女人的皮包、首饰的行为。我曾被抢过。最厉害的叫“拆白党”，俗称“仙人跳”，仙人跳是拆白党中的一种，多为俊男靓女，勾引富室男或女，待其发生两性关系后，由同伙假装妻子或丈夫问人捉奸，敲诈金银，得后逃匿无踪。
写到这里顺便谈谈上海贩卖烟土的勾当和它的大概情况。这事是上海黑社会里的权势者和官府勾结进行的。上海是旧中国烟士的集散地，国内云南、贵州等地的烟土和印度烟土都由水路运到上海上岸，然后再运往各地。这一买卖通常是由杜月笙、黄金荣等青帮头目包销。烟土的入港、储存、分装等活动都受到官府的保护，牟取暴利后再共同分赃。除烟土外，还有红丸、白面等毒品毒害人民，不少人因此家破人亡。据说北洋军阀时期，直系军阀齐燮元垂涎皖系军阀卢永祥、何丰林控制的淞沪地区贩运鸦片的厚利，互争地盘，是1924年爆发江浙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场战争给上海以及江南最富庶的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成千上万的人民流离失所和死于战火之中。以上是解放前上海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一角。
五、上海的鸦片烟馆
解放前上海设有大小鸦片烟馆，有上税公开的，有偷税私设的，地点在热闹区，三马路、四马路一带亦有家庭私开的。记得我曾和友人同去三马路一家参观过，店面是沿马路楼房，我们进门经过查问后，上二楼向左拐弯，见长形一大间纵横约有四十平方米，室内整洁，靠右边墙都是一组一组的，约有十组红木床。我们进入细看，见床脚有一个伸脚凳，烟具全是金银镶嵌，光亮夺目。我们走近一位正在吸烟的面黄饥瘦的年青男人，他见到我们很高兴地起身和我们打招呼。我们问他：“有无女人来此吸烟？”他说：“有的，有些很阔气的家庭妇女。你们来早了，下午、傍晚、夜间就满座了。男女老少都有，到时这房内便是烟雾沉沉了。”他又说：
“来这里的烟客都像是有钱人、像是上等社会人士。据闻他（她）们都因不称心的事吸上了鸦片烟，因某些原因不能在家里布置一套烟盘，只好来这里过瘾了。”这大烟馆用的烟土是头等货，好云南土、印度土，座场又舒适，故卖价很高，一般人吸不起。大烟馆赚钱很多，但税亦高。
其次是小烟馆和家庭烟馆，它们因偷税经常受到很重的罚款，甚至关闭。这里一切设备不如上述大烟馆，设备简陋，烟土质量差，都用本地烟土，卖价便宜。烟客男女老少都有，如店员、苦力、无业游民、中产阶级以下的男女，数量不少。
烟土的来源多半属于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等和当地有关方面一起勾结统一贩卖，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