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苦筹资本
我首先开始筹谋我的生活出路。二叔很关心我，我和他商量。他叫我开办纱管厂。他说：“这生意有前途，国内出产不多，大部分靠日本货。日货质量好，但是进价贵，成本高。如果我们厂将来的出品能够赶上日货，价又便宜，一定有销路。
同时还可以抵制日货。”我觉得他的看法不错。首先可以解决生活和孩子们的教育，不致中断下来；再从发展看，使本国的民族工业能得到抬头的机会。
我们商定后，先安排孩子，除国琼在上海中学和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外，国琇、国瑛、国璋都送进务本小学寄读。我开始筹划资本，将从四川带沪的一根珍珠项链及其它东西共卖了八百元，再由二叔到各处奔走，邀请小康之家的友人们投资入股。他老人家还四面托人，找到不少工人和几位职员。就这样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以四千多元的合资，在上海闸北台家桥创办了不满一百名职工的群益纱管厂。
这是1930年春末。
办厂的目的：一为生活、子女教育，妇女能办实业、能经济独立，争取社会地位；二为协助革命。故从此数十年间，我所办的一切事业所赚的钱，除扩大营业范围外，都是困线着这两个方向花用的，从不积蓄。
我走出夏家的第二年（即1930年）就筹备开办这个工厂，人头不熟，除了几个穷亲戚外，社会人士简直可说一个都不认识。因此，除工人班子还算齐全和姓陈的账房先生还能管账外，没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几乎全部行政工作，包括进货、推销产品在内，都由我独自担任。还要下车间检查、督工及出外接头，里里外外奔忙。
家离厂又远，来回约三小时，换车三次。到中国地界换第三次车时，只有黄包车。
酷暑寒冬也照样跑来跑去，有时还要往返两次，常常深夜才能回家。久之两膝冻红，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若是回家早些，还要料理家务和亲自添做、修补孩子们的四季衣履，经常是睡三四小时。又因工厂资本不够，资金周转不灵，初办期间，每到发薪时真把人急死。工头还要欺负我是外行，挑拨我和工人的关系，以便从中两头取利。这段时间心里很烦乱。后来，我采取工头也是老板彼此合作性质的对策，工头就不但不作怪而且认真负责了。工人们也知道我与一般老板经理有些不同，大家努力和我合作了。创办这样一个小小的工厂，若在有钱有势力的人，当然是算不了一回事，可是在既没有经济支援，又无经验与人力的我来说，随时担心着怕它倒闭。
二、艰辛经营
戴季陶在1928年10月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他在成都时期，几乎每天都在夏家，赞扬我管理家务有方，并收国琼女为他的干女儿，我又被戴母认为干女。戴季陶离川时嘱我常去探望、照顾他的老母。大概是由于这些关系，戴季陶每从南京到上海，不嫌我们居住简陋，也没受夏之时破坏我的影响，常来渔阳里看看我们。开始不管他什么动机，有无政治作用，我都不愿见他；经仔细思量，还是不得罪他为上策。于是仍以一般干亲态度对待他。当时群益厂因为资本不足周转不灵，产品也因无落脚路（即门路）不能直接推销到获利较高的纱厂去，又因厂方支票为期四十天才能兑现，我资本少不能等待，只能推销给中间商五金字号，价格虽低但可以马上拿到现金。戴知道了这些情况，看到长此下去厂的前途确实危险，于是他好心送给我一千元添作资本，还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到无锡纱厂巨子荣德生处去直接推销。我拿了介绍信，在发三十八度的高烧下，搭三等火车到了无锡。
只重衣衫不重人的上海社会，即使穷得当卖东西也得弄出一套像样的衣履穿着，否则就被人瞧不起，更莫想有所活动。我为了要像个经理样子，穿了白衬衫，藏青裙子，黑罗缎衬绒大衣，黑皮鞋，颈项上套一根黑丝带钢笔。我拿了办公皮包和纱管样品，到了荣德生办公地点，门房盘问一阵，才放我进去。当我通过大办公室走进荣德生办公室时，两旁办公桌上的四五十个职员不约而同地把视线向我扫过来，三三两两接耳窃语。大概是由于他们认为我朴素的西式穿着，或是由于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妇女做跑街生意的缘故，把我当成怪物。我脸面顿时通红，深深感到求人真是件难事。
心里虽然有些不自在，难为情，但装着大方而镇静满不在乎的样子。穿过大办公室向东稍转就是荣德生的办公室。好些人在办公室门外过道里坐着等候传呼。我正要进入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把我拦住，叫我在外等候，轮到我的时候才能进入。
当时心里真是有些别扭。荣德生办公室很阔气，红木家具、地毯、一个大红木办公桌横斜向门放着……
荣德生约五十岁左右，身材中等以上，看上去很健康，态度从容，说话慢吞吞的。他看过戴季陶的介绍信和纱管样品后说：“虽然是小型工厂出品，东西做得的确不错。”在这一刹那间我突然感到无限的光芒呈现在面前，觉得工厂从此有了前途，心里真是难以形容的高兴。但他又接着说：“你把样品留在这里，等我们考虑后，写信告诉你。”从他的态度、语气间，我觉察到是不会向我厂订货的。又顿时感到无比的失望，几乎流出眼泪，没有和他打招呼拿了皮包转身就走了。
为了充实资本，图谋发展，我邀请某银行投资或者把厂作抵押贷款。但那时候上海女子创办工厂独我一个，人们对女子办工厂很不信任。该行负责人在参观群益，盘问一番后，终于遭到了他们的白眼。这件事本来是自讨没趣，银行家怎么会来帮助我这样的女子和这样的小工厂呢。
戴季陶诚心助我未成，我仍然感谢他的。这里顺便写几句有关戴季陶事。戴季陶有学问，学者修养颇深，信佛教，可惜在政治上陷入歧途。据闻当年他在印度、缅甸讲学受到甘地、泰戈尔等人的礼遇。由印度回国后住四川成都枣子巷老家。当时他的生活一切费用均由向育仁（名传义）军长负责办理照顾。1949年2月11日，解放军南下后，他不愿去台湾，在广州自杀身亡。
去菲律宾招股 办厂后，我带着孩子们与双亲分开，另租法租界麦色尔蒂罗路（现名兴安路）三德坊两间亭子间住下。二房东福建人庄希泉，进步人士。身材中上，相貌端正，口才好，性格豪放，为人极其正直、热情、讲义气。他喜欢喝啤酒、游泳。他和夫人余佩皋在上海主办曙光公学校。同住房客有两位福建人张殊明、张昭明，协助他办曙光公学（张昭明是中共党员）。还有张殊明的胞弟张楚琨，中等身材，长相英俊，皮肤白白，双目炯炯，嗓音清脆，话不多（为革命写文章、做侨务工作，解放后任厦门市长、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为人热诚，重情义，当时他住别处，常来探望哥哥和我们。我和孩子们都称他小张先生。我们很亲切地交往，现在已是全家六十多年的老朋友了。我移住在这里觉得很愉快，白天去厂里办公，晚上回来得早的话，大家谈论时事和革命理论。张昭明因政治活动受到当局威胁，在政治和生活上都难以立足于上海了。经我们介绍他去菲律宾马尼拉一个小学里担任校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马尼拉不幸死于日军枪下。哀矣！
当时二房东庄希泉（做华侨工作，解放后任全国侨联主席，晚年入中国共产党）曾一度介绍我去厦门，担任厦南女中校长。我因群益厂故不能分身，便转介绍文兴哲母亲去了。文母为减轻我的负担，把四女国璋带去抚养了一个时期。1931年春，通过庄希泉他们逐渐结识了由马尼拉来上海游玩的好几位华侨，有林朝聘、陈清泉、卢玉质（号文彬）等。这些华侨都是菲律宾马尼拉香烟厂和菲律宾达窝（DAVAO）省麻厂的股东、经理，亦是菲律宾马尼拉社会知名人士。我和他们一接触，觉得他们很开朗、直爽、热诚，封建意识少，爱国心重，事业心强，对女子办企业、开厂敬重。和他们来往做朋友，感觉到很轻松愉快，并且我认为他们能和我在事业方面合作。
这些华侨朋友都去群益纱管厂参观过，对女子能办工厂而且办得不错，感到惊讶。于是他们鼓励我去南洋招股扩厂。我暗想女子会办厂的很多，就是因为不良的社会制度，不知埋没了多少女子的才能啊！
通过这几位华侨朋友，我就于1931年春乘荷兰爪哇轮船公司的船去菲律宾马尼拉住了将近一个月，招得近一万元的股子，回来就把厂扩大了。占地四亩，比较像一个中型工厂了。当时有职工约三百人。
我在菲时，又结识了一些工商界的华侨名流，如：许友超、桂华山、姚乃昆、施嘉谋，还有中学校长施守壁等。他们都是华侨中的新派人物。我由菲回来时，受他们中间一些人所托，协助福建人周桂林医师在上海霞飞路、维尔蒙路转角开设了华南医院。
我结交的这些华侨中，有的在政治上思想还好，有的对于共产主义虽不反对，但在思想上颇为模糊；有的只想满足个人发财的欲望。我在和他们见面的时候或在通信中，经常透露我对人生的看法，’并也启发他们为祖国和人类多做些有益的事。
他们之中，陈清泉身材中等，五官整齐，惟两眼较小，皮色微黄，声音清脆，他是DAVAO麻厂的得力经理，颇有才学，思想进步，喜欢阅读革命理论书籍、进步文艺作品，对共产主义颇感兴趣。陈清泉的妻子是菲律宾人。他告诉我他是被迫勉强结婚的，按天主教规定不能离婚。这次回国观光的日子里，每天找我谈论国家大事。
谈到帝国主义划分租界，侮辱妇女、欺压人民等等的事时，我们越谈越伤心。我趁此机会宣传我初步认识到的共产主义，他也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也就更加不满资本主义制度和他自己的职业与天主教徒妻子的家庭生活。陈清泉说他担任菲律宾DAVAO省麻厂经理不是他的志愿，想再做几年，待经济稳定后去苏联留学。然后回国参加革命。
陈清泉很敬佩我，有一次我们聊天，他问起我的前途作何打算？我以如下的话回答：我们生于这个时代的女性，责任上不仅仅是争取自身的自由，还要为下一代做个铺路人。为此，哪怕起到一颗螺丝钉的作用也好。他听后点头说：“我能理解你，占据你整个心灵的只有两件事：事业与教育儿女成才。应该好好干一番。我慢慢加入和你一起干。”我一笑。我们从此结为好友，经常通信，并常寄些进步书刊给他。这引起他做生意的同伙人大为不满，这些人恨透我灌输他的进步思想。
前面提过的卢玉质先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中共华侨代表团的团长。他曾多次资助革命。他亦曾投资群益工厂。因他思想进步，我俩成为姐弟似的好友了。
他的大女儿卢惠珍人极忠厚，工作积极，菲律宾马尼拉中央大学牙科毕业、博士学位。先是菲律宾共产党员、回国后转为中共党员，现已在北大医学院离休。我俩常有往来。卢玉质先生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等事是他女儿卢惠珍告诉我的。
交往进步人士我母女在上海三德坊居住不久，就迁往霞飞路（现称淮海路）歧斋前楼。后又搬到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花园坊九十六号。不断地搬家，在上海几乎成为我们这类生活不安定的人们共同的特点。这时候，双亲与二婶不和睦，觉得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也从渔阳里搬到霞飞路伟达饭店隔壁钱家塘平民区居住。
那里房东非常好，双亲生活习惯也和他们合得来。房租又便宜，可减少我的负担，同时避免二老见着我的活动与经济困难而担心。所以，没有接到一起住。我和孩子搬到花园坊住下。
花园坊弄堂住户约几十家，是一座单开间三层楼洋房，有两个亭子间。我们住三楼的亭子间。在美专读书的华侨学生许珂（后来到延安去了，解放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住二楼，郑德音弟弟沙梅住底楼，后来沙梅搬走了。
这期间，我所接触的人们绝大部分是进步青年、共产党员、左倾的文艺工作者。
他们对我思想进步帮助很大，使我生活更有力，意志更坚强。对于问题的认识、分析、判断、处理，比较更准确。另外遇到比我差的人，我也尽我所知、所能帮助他们，启发他们。
三、在“九·一八”事件时
母女参加示威大游行 1931年9月18日，正当国民党连续发动围攻共产党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忽然进攻沈阳。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很快地全部沦陷了。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工人、学生抗日情绪高涨，爆发了大罢工、大示威。我一面办群益厂和协助华南医院，一面带着大女国琼参加群众大会。国琼女时常有大学生请她去文艺场所担任钢琴独奏，有时还参加乐队大提琴演奏。因此有一位暨南大学学生、浙江人骆介庵，就认识了我们。他常来我家坐谈，他身材不高，但身体很健壮，也很健谈，谈起革命理论来总是面红耳赤，起劲得要命。他那时经常组织群众大会。
有一次，我和国琼女随着他参加了示威游行。我们先在旧法租界金神父路辣裴德路口，向店铺老百姓借了一个板凳，让骆介庵上去演讲。听众聚集，立刻汇成了队伍。我们就从这路口出发，由西往东向“大世界”方向走去。走到十字路口时，又借凳子演讲，群众愈来愈多，并且和南北横街的群众队伍会合约有好几千人。于是我们就浩浩荡荡无所顾忌地大步前进。带头的人一面走一面大声喊口号，群众也跟着喊。当群众队伍走到“大世界”前面京剧院“大舞台”的时候，群众情绪愈来愈高，带头人呼口号时喊声更高了。在这种万众一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情绪下，游行队伍冲破了爱多亚路英法租界的界线。于是英租界对岸的巡捕拿着木棍就向我们乱打了一阵。正当群众队伍向这些巡捕时进时退地反复冲击的时候，忽然又开来了两卡车的巡捕，枪上都插了刺刀。一下卡车立刻排好行列，就把枪口对着我们这边群众队伍走过来。这时候群情激愤，怒气冲天，不约而同的一片口号，吼声震天。
这时候我也带头领着群众，拖着国琼女继续前进。对着巡捕们的刺刀、枪杆，人们像浪潮般地边喊口号，边向前冲去。这样一来，倒把敌人吓退了。接着又来了大批武装巡捕，把群众驱散了。当时受伤几人、被捕几人，骆介庵被打得头破血流。他是在我们群众冲过去的时候被救出来的，所以幸免遭捕。我和国琼女即刻把他护送医院诊治，包扎好后带到我们家里住下、休养。
出资合办《戏剧与音乐》 1931年冬，在上海花园坊九十六号，这段时间，我和郑沙梅（这时候他已是乐曲戏剧作家）、谢韵心（又名章氓，中共党员、戏剧工作者，解放后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三人合作，创办了《戏剧与音乐》杂志。资金从群益工厂拍款作资本。党员刘栗一同志也曾送来百元，用“艺术书店”名义出版的，地址就在花园坊九十六号。创刊号刚刚印出发行，因“—·二八”事件时群益工厂被轰炸，我又被捕，此刊物随形势的变化而沉落。未能继续问世。这创刊号内还有国琼女一篇文章笔名夏曼蒂。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无论想替国家人民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困难的。政治上、社会上压力重重，加上不是无钱便是钱不够。即使历尽艰辛好容易办成，到中途也免不了遭到打击而夭折。
一段故事 写到这里，回忆起蓝苹（即江青）的一件事，我联想这事在她自己必认为是一生中最细微的小事吧。
章泯生活贫寒，妻子肖琨在当时是北京大学颇为活跃的进步分子。在三十年代初他俩热恋着。肖琨娘家对他们的婚事极力反对。为此，肖琨决心和娘家断绝往来，毅然决然地和章泯结了婚。婚后生活精神上幸福，经济上异常贫苦，家庭开支多靠肖琨任教的收入。就是怀孕近临产时期，也得从上海法租界天天步行十几里路到杨树浦（好像是这路名）上课，为补贴几文开支，就连每天看过的报纸也一张不漏地叠好成套，以便多卖几文贴补家庭开销。这样的艰苦生活连续好多年。
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演出话剧《大雷雨》，蓝苹当主角，章泯导演。从此章泯成为一鸣惊人的人物，有了名声。肖琨的十年寒窗得到了出头的日子。正在这时候，好梦不长，波涛骇浪突然向肖现冲击过来。章泯、蓝苹同居了。章泯提出要和肖琨离婚，同时蓝苹提出要和马季良（即唐纳）离婚。于是肖琨、马季良都要自杀。这一下震惊了上海文艺界，好心人夏衍、于伶等十几位同志一致开导章泯绝不可做出这种辜负肖琨的事。这时善良的章况已被蓝苹的魅力迷住，他不听众劝，居然说出：“她是被社会遗弃的女人，按月贴补她三十元生活费。”最后终于离婚。
肖琨的儿子小克林，是我的口头上的干儿子，我又和章泯、沙梅一起创办过《戏剧与音乐》杂志，他们夫妇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见这种情况，深为肖琨不平，为她们家庭担心，为孩子可怜！我为这事几夜未睡好，但也无可奈何。肖琨经我和王季愚（中共党员，解放后任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校长，已故）多次劝解安慰，叫她拿出当年的革命精神去抗日前线参加抗日工作，她忍痛接受了我们的劝导、鼓励，上前线去了。后来转赴延安，并入了党。解放后，在文化部党委任职。
当时，唐纳也经常来我家。他异常伤心，经大家一再相劝，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和一位姓陈的女士结了婚，在法国开设餐馆。这二人，尤其是肖琨如不经我和王季愚的尽力劝解，两条命早就葬送了。
不久，蓝苹又和章泯分开，去延安了。
四、在“一·二八”事件时
群益厂被炸毁、横遭诬蔑 当时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一心要并吞全中国。“九·一八”事件后，由于蒋介石的投降政策，不抵抗主义，致东三省失守。
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凶焰愈炽。在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又突然进攻上海（历史上称为淞沪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守卫上海的主力军——十九路军英勇起来抵抗。
上海和全国人民热烈支援，工人、学生、市民纷纷组织了义勇军，并担任运输、救护等工作。我也出钱捐献。十九路军约以一万多兵力坚持了一个多月，击退了敌军，打了胜仗（据闻这次战役日军投入总兵力约四万四千，我军投入总兵力约四万五千）。
然而，蒋介石不但不支持，反而把各地人民的捐献扣留。十九路军处于枪弹用尽、支援断绝的情况下，只好向西撤退。蒋介石指示何应钦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日本军队有在上海市区和周围驻扎的权利。中国反而不能在上海驻军，抗日活动要全部取缔。这是多么惨痛的卖国史！
两年多来，我辛辛苦苦在闸北创办的群益纱管厂，好容易在业务上刚刚有些起色的时候，就在这次“—·二八”事件中挨了炸弹，几乎完全变成灰烬。我在非常悲痛、不安的心情下，忙着处理工厂炸毁后的一切善后事务。而群益工厂被炸毁后，未看见过群益厂的一些华侨股东造谣说我是“拆白党”，真令人啼笑不得。幸好工厂各部都拍有照片以及管理参观过工厂的几位华侨股东的证明，谣言才逐渐烟消云散。当时我感到无比气愤，但我又有什么力量去抵抗呢？只好忍气吞声。可是它给我增加了奋斗的精神力量！于是我仍然努力于寻找经济出路和参加共产党的政治活动。
当时，因战争关系市面处于停顿和混乱的状态中，二百多职工的薪金伙食和家庭开销毫无着落。双亲担心孩子会停学，变成弄堂孩子，因为我整天在外奔跑已弄得焦头烂额，无暇他顾了。
去厦门途中 这时期陈清泉先生在厦门，他知道上海形势紧张怕我出事，邀我去厦门暂避。我就答应前去。目的是想请他设法帮助，以救燃眉之急。但当时在市民纷纷离开上海逃难的混乱状态下，根本买不到船票。我又急于争取时间想早去早回，于是就和陈清泉的弟弟陈清文俩背上简单的行李，带了一些干粮，做“黄鱼”（没有船票的人）搭上了小船偷渡到开往厦门的轮船后身的货舱口，偷偷地爬进了货舱。
见里面拥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都坐卧地下，我俩就混进去，选择一块比较不容易被发现的小地方，向先到的人们打个招呼请他们让点缝出来，然后把被盖在缝缝里铺好睡下。一会儿船开了，查票员来到，我俩赶快把被盖往头上一蒙装睡觉。查票人来势汹汹地嚷着：“在票！查票！有票快拿出。快点！快点！没有票的自己识相点（意思是没有票子的人赶快给他们一点钱就可了事），免得扔人江去。”因为“黄鱼”不仅仅是我们二人，在极混乱的情况下，我俩算是幸运地混过去了。我记得当时拥挤得简直翻不过身来，连去厕所都要在人身上踩来踩去。整整两三天没有喝口水，空气坏到仿佛要窒息似的。我们当时的脸色也苍白了，就这样到达了厦门，住陈清泉家里。这是1932年近2月底的事情。
厦门女中演讲惹祸 到了厦门的第二天，某女子中学（校名已忘）请我演讲。我讲抗日救国，当前政府如何腐败，中国将来非得走向革命道路不可。我讲到一半情不自禁地愈来愈激昂，听众情绪也随着高涨了起来。我感觉不对怕出事，赶快收话回到陈家。傍晚有人通消息给陈家，叫我赶快跑。我在抵厦门的第三天就又逃回上海了。后来接陈家信，在我走后几小时就有人去搜查。陈家老太太受了一场惊吓，据说从此得病不起。陈家除陈清泉、陈清文兄弟俩理解我的活动外，其他人都把我恨透了。后来陈清泉回菲律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