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遇翻戏党
翻戏党头子张云卿 群益厂被“—·二八”炮火轰炸，又经过我四个多月的入狱和避祸杭州一年多，它瘫在那里，元气大伤。原有股东不愿增资，反而对我产生怀疑，自己当时还不能公开露面，在这种情形下，只好设法另找门路。黄浦江边的上海滩上，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冒险家的乐园。如此复杂的社会，无依无靠、孤军作战的我，此时此地何处求援？并且对于自己的处境来说，凡事只许成功不可失败，在这情况下，怎能不焦急呢！恰好群益工厂的承包纱管原料本商（宁波人，姓名忘了）来桃源村家告诉我：“有一位浙江绍兴人张云卿老先生，是前清官府出身，七十多岁，他有个姨太太，年纪还轻，有十二岁和四岁的两个小儿子，手里有些钱，因为自己年纪大了，想投资实业，为他死后孩子和姨太太的生活作些准备。我和他谈起你的群益工厂的事情，他颇愿意投资，很想和你见见面。你的意思怎样？我觉得是个机会，你考虑考虑吧！”
我听到这个消息，如鱼得水，非常高兴。就和这位本商约好，第二天一同去见他。我们到了蒲石路的一幢大石库门房子，进门过天井人客堂，我坐下等木商先去打招呼。一会儿，这位张云卿先生出来了。相貌堂堂，看上去像是正派人物，身材中等，目光炯炯有神，不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白白脸，有些胡须，头戴黑缎红丝结瓜皮帽，身穿深紫色长袍，黑缎马褂，白洋袜，黑色双梁缎鞋。见了我拱手作揖，态度很诚挚。他请我进入书房内厅。当他吩咐听差摆上茶点的一刹那间，我就眼扫室内，看见陈设布置全是中国式，相当古雅。尽是古董、字画，家具和客堂里的一样都是红木的，榻床上摆着一套鸦片灯具，烟具很漂亮，银盘、金镶绿玉头的烟枪。
我们彼此说了几句客套话。
受骗 这时候，进来一人，手里提着一只约有一尺五寸长的小皮箱。这人看上去约三十多岁，戴一副黑眼镜，也是长衫马褂，颇有些公子哥派头，张老先生介绍说：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东北的一位高级军官的亲弟弟，因为哥哥去世很闷，刚来上海游玩。”他又指着麻雀牌桌椅上的那一位，介绍说：“这是我的账房先生（看样子有四十来岁），也姓张。”我和这两人也说了几句应酬话。张老先生就开始问我群益纱管厂的情况，我就详细地叙述了一番。他们表示很尊重我，异口同声地说：“一个女子能办工厂，真是了不起。”最后就约定参观群益的日子。第三天，参观厂后，又被邀去他家商谈。他嘱我拟定一个计划，群益厂到底需要增添多少资本才能初步恢复元气，至于扩充则第二步再谈。他说：“我们一定要好好办一下，使这个厂既能营利又可抵制日货。”他说话的态度很起劲、冲动，并顺手指着那位东北公子说：“你也参加些股子好吗？”东北公子吸着鸦片点点头：“好！我也加入一份。我参观后，觉得这个厂是值得办的。”
我听他们这样讲，心中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按照他们的吩咐拟好一套计划送去。经过几次三番的讨论，在这过程中我们的“友谊”也逐渐增加，后来就慢慢变成像自己人一样了。每次去总是点心、茶饭，招待得很周到。我也很自然地和他的姨太太、孩子们全家一起吃饭谈天，俨然家人一样。因为我与这些人交往的目的就是要他们投资办厂，故在谈论之间很留神，不让他们看出我的政治倾向。如此来往一个多月。有一天，他们派人来叫我立刻就去。我一到那里，见姨太太、账房先生和经常在一起的两位朋友都在。他们大家都板着脸，只听张云卿老先生在那里指手划脚、大发雷霆地说：“看到东北朋友来信，才知道那个东北小子简直是畜生，哥哥去世分了他的财产不算，还要侵占嫂子，这还是人吗？”
他转过脸对我说：“这东北小子王八蛋，答应加入群益的一万元股子也黄牛[注]了。每天去堂子里花天酒地，你所看见的一大皮箱现钞都买了钻石戒指、金玉手饰送给姑娘们。这样乱花，不要多久会把分得的十万元财产都搞光，你们看好了。”
账房先生接着说：“他的哥哥既然是你的好朋友，并且还有个儿子，你该设法不让他把钱都花光才是。”张说：“这有什么办法？”账房先生又说：“大家动动脑筋吧！”接着视线转向我说：“我们大家想到办法后，就把这款子投资群益。一方面办实业，一方面他将来有天做了‘瘪三’还可以救济救济他，并且为死者儿子留下一份遗产，岂不三全齐美？”在座人听了账房先生这番话，都认为很对。我没有作声。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我说：“董先生，这事情对群益有利，又可帮助别人，难道不是一举两得吗？”这时候，张老先生也接着说：“只要想得出办法，这倒是一件好事。与其让他把钱花光，不如这样做为好，再说群益厂本来不在乎这小子投资不投资。麻烦的是：前几天我接到东北朋友来信，在提到这小子荒唐事的同时，还告诉我，我在东北投资的工厂今年营业不好亏了本，还要各股东增资支持。上海交易所股票这几天偏偏跌价，要付出的现金很多，投资群益一事只好暂缓。在这种情况下，这小子的钱如能弄到手投资群益，确是一件好事。”接着他们就商量办法。结果确定用四门摊赌钱的办法来“抬轿子”，叫我也参加，还要请一位有钱人来一起赌，才能使这小子自投圈套。
踌躇不决 当晚我回家，心里很矛盾，觉得这是整人的事情，怎么能做？但转念想想，这事若能成功群益厂便会有出路。翻来覆去，整夜没有睡好。另外两个进步朋友和骆介庵听我讲了这事，大家认为这种人的钱也未必是从正路得来的，完全可以做，都兴奋得睡不着觉。钱还没影子，大家就商量办杂志，办这个，办那个，好像这笔钱已经在手上似的。经过大家仔细考虑后，觉得张云卿他们说得有理，即或不成自己也不损失什么。于是第二天我就鼓足勇气依约前去。
入圈套 我到时红木方台已安排好了，台上有一支筷子，一只饭碗，两盒黑白围棋子。那位有钱人（是个商人，姓名忘了）和账房先生已先我到了，东北公子还没来。他们趁此时候教会我如何做庄家，把围棋子放在饭碗内，以棋子的单双来标志输赢。把筷子直搁在碗上，暗示双数，如果筷子横搁就暗示是单数，以便伙伴下赌时胸中有数。
不一会儿，带着黑眼镜的东北公子来了。像上次一样，带着一小皮箱现钞。等他吸过鸦片，大家讲好以五万元赌注为限。账房先生、东北公子和我都坐下，于是骗局就开始了。张老先生坐在我旁边指挥，当时我内心噗噗跳，恍恍惚惚地当着庄家，照嘱咐搞了几次。但是老弄错，明明放单数开出来是双数。明明是双数，开出来是单数。结果第一场反而输了二千六百多，我急得头昏脑胀，浑身血液上涌，不知如何是好。张老先生从中解围说：“明天午饭后再继续赌吧！今天先不结账。”
大家都同意了。东北公子走后，他们指责我不应该把双单弄错。明天再错怎么办？
我当时表示坚决不愿参加第二场了。账房先生说：“那怎么行呢？输了这么多？”
张老先生转弯说：“等明天我当庄，看输赢再说，不必着急。”
次日午饭后我再去时，账房先生对我说：“张先生当庄真灵，你输掉的二千六百多元已赢回好多，相差不到五百元了。我们都以为第三次一定可以达到目的，谁知这小子门槛精不愿再来了，口口声声说没有空，一定要先把这两场的帐结掉，等有空时再来。你说倒霉不倒霉？”张老先生叹口气，吸着鸦片说：“算我倒霉，事已至此，怎么办？只好和他结账保持信用，等待时机再搞他吧，好在他还不走哩！”
说着吩咐账房先生打张两百元支票，余数由我们大家想办法。当时我心里非常难过，对张先生感到很抱歉。为了群益，害得别人付这样多的钱，还有这三百元又怎么办呢？我急得要命。
戳穿把戏 回家后，我反复思考这件事，想到上海滩什么“拆白党”、“翻戏党”、“仙人跳”、“放白鸽”，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无恶不作。觉得里面有文章，于是我就一面拖延付款日期，一面乘其不注意时间去观察他们的行动。
记得有天上午我穿着天蓝色府绸连衣裙，白丝线帽，白色高跟皮鞋，米色丝袜，去到张宅。我看见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又一次，看到一个像捕房包探样子的家伙，桌上放着一堆钞票，大家像在那里分赃似的，并且还有人在后房间哭泣。他们见我突然进去，措手不及，非常慌张。这下我肯定这些人不是好人，其中必有把戏，很可能是骗局。
我就在一天傍晚，在他们的鸦片烟灯旁，为了不伤害张云卿的脸面，轻言婉语点破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张云卿听了我的话，惊慌失色，不知所措。结果他只好承认他们的确是想骗我的钱，他叹口气说：“我们原先打听得你是辛亥革命时四川夏之时都督的夫人，想你目前虽然经济困难，但是根据你的社会关系，到不得已时，几百块钱还是有办法的，所以才打你的主意。谁知你硬不愿意和你过去的社会关系接触，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现在我们已看出你是个有骨气、意志坚强的女子。”
他说完后，便皱着眉头，求我不要声张，并表示今后有困难时他愿出力帮忙。他又回忆他的过去，说他年轻时就失业，无可奈何只好走上这个行道，以养活一家老小几口，干此行业已几十年了。他现在只有五十多岁，没有七十几岁，胡须也是假的。
账房先生是他的哥哥，黑眼镜东北公子是他的侄子，有钱人是伙伴，小皮箱内一迭造的现钞是用报纸送起，外面纵横包上一些钞票，所以看上去活像都是真的。这行业名叫“翻戏”，各地都有。以前他去东北干这行当，因为出了事，不得已逃到上海。骗成一次，能到手一千、八百不等。每次骗局所得，先提成送给捕房、包探等有关方面，然后弟兄伙伴平分，自己所得也无几，但风险全由自己担当。受骗的人其中倾家荡产的也有。被骗后还觉得对不起他们，反而常和他们结成朋友的也有。
他还说：“我明知吃这碗饭害人不浅，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再说大家已经习惯这行，要改行也不容易啊！”
我听完他的话，一方面恨他，一方面也有些同情他。觉得这些人固然是恶透了，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受了不良的社会制度的影响所致。当然，由于本身的恶劣行为，也使他们无法逃避社会的谴责。当时，我想趁此宣传些革命道理，让他们认识到社会的本质，引起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和愤恨。但几次试探，感到这些人，有时虽然慷慨义气，但已经是朽木不可再雕。他们为了利益，什么坏事都干得出的。
我经过这次“翻戏”的骗局，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上海社会的复杂性，从而增加了不少认识事物、对待事物的常识，且锻炼了自己。
二、失业、母亡、债逼、父病
群益纱管厂终于因市面不景气以及自己出狱后的行动不自由，无法公开活动找投资人继续开工，而宣告清算结束。在此时期，张云卿介绍我去无锡他友人所办的砖瓦厂担任经理。我做了几个月，因为股东意见不一致，资本也不雄厚，没有多大前途就辞职回沪。从此又失业了。到此，我的处境正如俗话所谓：“屋漏偏遭连夜雨，行船正遇打头风。”
失业后，为了节省开支，从桃源村搬到甘斯东路（现名加善路）甘村，分租了一间房间。这时期我们的生活愈来愈困难。有钱的朋友我不愿去找，穷亲戚大家一样，革命的朋友更是穷困。至于夏家的亲友则从不往来。我常想起幼时父亲的家训：
“人穷志不穷”。这句话萦绕脑际，使我益发的不愿向有钱人伸手去求施舍。一家老小七口，除二叔偶尔在紧急关头给予我们一些接济外，生活全靠典当变卖来维持。
房租连欠几个月付不出，挨房东骂，受邻居奚落。我先是连进出都觉得脸红，后来也逐渐习惯了。在这种情况下，供养双亲的费用也只好减少。住在霞飞路（现名淮海路）贫民窟的母亲每隔三两天总要来甘村看看我们。每次一进门就拿着布帚子四面拍拍，打扫那些已经打扫过的房内杂物。嘴里总是叽哩咕嗜一大堆，边拍边说：
“怎么办？这样的生活，携老带小，可怜你什么时候才有出头日子？我和你父亲俩都已六十多岁了，苦了一辈子，到今天还没有出头，好容易盼到你嫁了个好丈夫，我俩以为有了依靠，老来不会再吃苦头了，哪知又弄到这般地步。不离开四川多好，大家少吃些苦。唉！不过话要说回来，你那个丈夫，表面上看待你满好，可是他的脾气一来，那种压人的男人的神气，确也叫人难受。”她又接着叹口气说：“穷人和有钱有势的人做夫妻总要受气的。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金簪子和他说你父亲偷鸦片的事情。多么侮辱人啊！”有时她又说：“过去，你父亲拉黄包车，我做佣人，你被押进堂子卖唱，弟弟妹妹因为没有钱治病，个个都死掉。开不出伙食只好挨饿，付不出房租只好挨人骂，高利贷借来的钱三五天就加一倍，把人都要逼死，卖的卖尽，当的当光，我们吃的这些苦头向谁讲？”母亲经常这样七说八说的借此发泄她满腔的怨恨。我听得难过，从不去接她的话。某天，我从家里走出去办事路上，看见骨瘦如柴的母亲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广东香云纱衫，低着头，驼着背，在对面马路边自言自语，不知道在说些什么，颠颠簸簸地向甘村家里走来。本来我想招呼她，见她这副神情心里非常难过。但是转念又想到像母亲这样受苦难的人世上不知有多少，难过有什么用处，只好让她去吧！我也就没有喊她。
第二天晚上，月色皎洁，大地被月光照射得像水晶宫一样。就在午夜时分，父亲哭哭啼啼，跌跌撞撞地冲进房门。我大吃一惊，父亲喘不过气来，我急得直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好容易迸出这么一句：“你娘快要断气了！”我听了，马上拉着他就跑。在路上边跑边问他，父亲哭着道：“前天你表兄张宝记去世，我们不是都去吊孝的吗？你因为有事先走了，我俩就多留了一阵。当时我在外面忽然听到你娘在灵后痛哭，愈哭愈厉害，哭得旁边人都问这位老太太和张宝记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哭得这样伤心，这么大的岁数别哭坏了。我知道你娘是借孝堂哭自己，我怕她哭坏了身体上去劝她。她把我推开，怎样也劝不住。昨天下午她从你这里回去，看她精神还满好，我就放心了。今天晚饭后，她去收拾碗筷，我在院子里乘凉。她洗好澡出来，已是9点多钟了。她对我说：‘你进去睡觉吧！让我在竹榻上乘乘凉，休息一下。’快到11点了，她还没有进来睡觉。我在里面连叫好几声，她没有作声。我就起来，想出去拉她进来。等我走近推她，已经只剩下一点热气了。”父亲说着说着，又哭了。在这时候，我只好硬着心肠，眼泪往肚里吞。想起昨天在路上看见母亲那可怜的神态，想起自己未上前招呼她，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悔恨。
父亲又继续哭着说道：“可怜你娘，前几天她向我要几个铜板买个香瓜吃，我因为怕第二天小菜钱不够，竟没有给她。”我笔至此，能不泪流满面！
等我和父亲赶到的时候，院子里围着一大批人。有的说她是中风，有的说她是发痧。我摸母亲的脉搏，已经停止跳动了。医生到时摇摇头就走了。这时候，我的神经顿时麻木了，像木头人一样呆立在那里，望着母亲，欲哭无泪。猛然有人拍了我一下肩膀，我回头一看，是刚从法国回来的钢琴教师张景卿。她说：“按一般习俗，在室外露天过世的人，不可抬进屋去的。这么热的天气，还不快去想办法寻些钱。现在已经1点多了，愈快收殓愈好，呆着有什么用？”我像梦醒似的！没时间给自己伤心了，转身出外叫了部黄包车，四面奔跑借钱。但是，因平素来往的都是些贫困的亲友，所得无几，最后在东来顺五金行的跑街严培馨先生的帮助下，总算凑了二百多元。天亮回来已是亲友满堂。我急急忙忙买棺办丧事，中午大殓。这时，我不禁抱棺嚎陶大哭！母亲逝世是在1933年夏。她享年六十五岁。啊！我没有更多的勇气回忆了！
母亲离世后，因为债务累累，不得已把三女国瑛送去北平，暂交张景卿教师抚养。在两吉女中读书。这时候，承“翻戏”张云卿慷慨借给我一张二百亩绍兴沙田地契，我凭此向一位为人直爽热心的友人郑素因女医师抵押三百元，还付清了母亲去世时的丧葬费，以及平时为生活所挪借的零星债务。张云卿还帮助了三个孩子的一学期学费，使孩子们在那学期没有辍学。
郑素固的这笔款几次到期连利息都付不出，郑大怒，在她家里叫上海商人朱某指着我鼻子逼我、骂我。父亲和孩子们当时为了这事，气得直掉泪。通过这件事，我除了更体会到贫苦二字在穷人生活中的滋味外，无他感触，不过这是毕生中难忘的一事，但我并不介意。
这笔债，在锦江开门后半年里才连本带利偿还清楚。在此以后，我反而免息借给郑素因五百元支持她去日本留学，并在她留学期间，经常照顾她的母亲，按月送给二十银元。从此，我们交往数十年。在此顺便提一件有趣的事：有一次，从家去锦江，在路途感觉头昏，吩咐车夫转弯到郑素因家去休息一会儿。在她亭子间刚坐下，只听得有人要上来，护士保姆拦阻的吵闹声。我估计捕房人以查吸大烟的人为名敲竹杠。不好了，我立刻协助刚起床的郑素因把烟具分散藏妥，叫她赶快从阳台越过邻居阳台逃跑（邻居阳台挨着郑家阳台）。说时迟那时快，准备完毕，我坐在亭子间门口椅上。四五个流氓上楼，首先问郑医生在哪里？老妈妈回答出去了。遂去前后房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搜查烟具，突然在床底下查出一根烟枪，这下他们高兴得跳起来，“人不在，有了证据还能逃脱？”开始凶恶地盘问郑素固的妈妈：
“人在何处，快说！”这时，我走上前去：一弟兄们不必这样，有话好说，你们还不是为了找点贴补家用生活费吗？不要吓坏了老太太。”大家嚷嚷：“你敢说话，你是她的什么人？”“好朋友。”“郑素因拿出四根条子（金条每根十两），就毁掉这根烟枪了事。”我见对方已表态，事情就好办了。我说：“好说，好说。”当即嘱老妈妈快准备酒菜，让我们好好吃顿午饭。我们边吃边聊：“弟兄们，我叫董竹君，是锦江菜馆的主人。大家见面不容易。”他们一听锦江主人，大家马上起立，打个招呼。我接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你们生活困难，想赚些额外钱，这完全能理解的，不过郑素因医生确实是小小诊所，开销大，病人也不多，月人无几，自己还要吸大烟。所以，钱少些我可替她代付，多了是没有办法。”我又说：“在上海滩上大家交个朋友不是很好吗，来日方长，不要在这件事上太认真作绝。”他们问：“那么你说吧。”结果三两金子解决，郑素因回来向我作揖感谢！上海小流氓依靠大流氓主人的势力与上海捕房的人勾结，用这种手段向人勒索敲诈钱财是常事。
这亦是解放前上海社会阴暗的一角。我之所以不记旧恨，主要是因为我当初和她来往时间不久，和她交情不深，她不了解我。居然能慷慨借给那么多钱救我燃眉之急，这是很难得的。再者，当我被捕入狱，她曾一度给国琼女二十元开支伙食。我还不出债是自己的过错，哪能见怪别人呢？虽然她做得也过分了些，但是也应该原谅她，她到底还是一个好心肠的人。所有这些都是我和她始终维持交往的原因。古训“人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我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所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孩子们经我开导后，对她也有所谅解，逢年过节总是去拜望她的。后来听说那姓朱的流氓的大女儿曾告诉别人：她父亲对帮郑素因逼董先生还债一事很后悔。由此可见，流氓有时候也多少有些是非之心，有些义气。
解放后，我力劝郑素因离开她在上海的恶劣社会关系，将自己的妇科专业为国家建设、为人民服务，特由我和国瑛女陪同她去天津，由天津市长黄敬同志派专车让我和她去天津市找一个自己认为满意的医院工作。她选定了天津市红十字医院，也给了她聘书。她回沪后被坏友们七言人语，结果未去天津。她放弃了光荣的工作。
最后据闻她在沪吃尽骗光，告终于亭子间，旁无一人。我在京闻讯异常难过。再者，如张云卿本是要坑害我的“翻戏党”，后来倒成了朋友，我困难时他还接济我。解放初期，他的妻子和儿子在上海生活困难（张已去世），我也曾多次帮助他们母子。
总的说来，如朱姓流氓和张云卿一伙人，都是趋炎附势的，是旧社会的渣滓。但他们的罪恶，很大程度上是那个罪恶的旧社会所造成的。
母亲去世后，父亲因为孤寂，加以穷困，忧虑成疾，经常生病。我虽靠借卖尽力给他医治，父亲结果还是病重卧床。当时又没有钱请医生来家医治，每次都只好扶着他挣扎着出外就医。
有一次，我扶着他，慢慢地、一步步走到霞飞路电车站候车的时候，父亲皱紧双眉两手背着对我说：“阿媛！我只要能再多活五年就够了。”我没作声，心如刀割。心想！好悲惨的人生啊！钱！钱！何处去找？夏之时方面，只有我回川他才愿拿钱给父亲医病，这是交换条件。这，根本办不到！至于那些国民党内有声望有地位的人，我又不愿向他们低头。今天还是靠典押才得到两元钱给他看病的，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凑钱来满足他这个可怜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了。我含着眼泪回头望了一下父亲惨白的脸色，心痛欲裂。啊！五年！五年！在我心里这难以形容的镜头，多少年来好像影子一样附随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