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继续奋斗
母亲逝世，父亲病重，失业，欠债，女儿们的养育费，社会舆论，以及捕房还未完全放弃勒索款子。夏之时与国民党对我被捕事极为注意。群益的南洋华侨股东在我没有把群益工厂的照片寄给之前，有些人怀疑我并没把他们的投资扩充工厂，骂我是女“拆白党”。说我不专心办工厂搞政治活动，又恨我寄给陈清泉进步书籍报刊，人们不敢接近我。这一切，逼得我焦头烂额。现实的生活和处境就如一把把的尖刀，一条条的皮鞭，整天整夜、每时每刻，都向我的心肺、皮肉，每条神经钻刺着、抽打着。一家老老少少却张着口等着吃饭，穿衣，上学。现实啊！迫得我走投无路，重重的生活压力使我喘不过气来。加上眼看国民党接连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条约，自己又无力帮助革命。凡此种种，使我陷入极端的苦闷中。
一天晚上，夜深人静，我独自站在窗口月光下。月明如昼，而我却感到呈现在面前的是一片漆黑的夜，顿时觉得四海茫茫，束手无策。一阵心酸，一阵沮丧，自杀之念油然而生。觉得死是无比的快乐，死是人的安息，一死了百事。死吧，我再也无力生活下去了！转眼回顾，孩子们挤在一床，在月光映照下正在做着甜蜜的梦。
多么可爱又可怜的小生命啊！看到她们这般情景，顿时想到：若被她们父亲追回四川，则她们的前途该是怎样的悲惨！岂非又把她们送回火坑、深渊！不！我没有权利去死！何况父亲还在病床上呢！没有权利！这些想法又慢慢地把我从绝望的悬崖上拉了回来。在这一刹那间，我又想了许多：自杀后一家老少怎么办？社会将怎样评论我？一定会说：“本来是嘛，督军夫人不当，偏要去蓬头赤脚，违背妇道，自讨苦吃。到底是穷人出身，卖唱的坯子，贱骨头，下流坯，没有福气。不去想想一个女人能做得了什么事？”夏之时更会捧着肚子大笑，说：“我早就给她讲过，会弄得走投无路，带了四个孩子不去跳黄浦江了事，我在手板心里煎鱼给她吃。”一些革命同志，进步的朋友们也要批评我意志不坚、勇气不够、毅力不足……想到这里，自己的勇气逐渐增加了。并想到自己过去最反对自杀的人，为什么自己今天偏偏要走这条绝路呢？死，徒然为仇者快，亲者痛而已。我怎能抛下孩子不管，让孩子们去接受她们父亲的三从四德的教育呢？我怎能不再尽力设法去医治父亲的病症呢？虽然残酷的现实令人难以过活，但是哀伤忧愁又有什么用处呢？死是自私的、怯懦的表现。一个人能有死的勇气，为何就不以这种勇气来坚强地和它斗争，活下去呢？再说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本是艰苦曲折的嘛！还是沿着以往的道路继续奋斗，尽力帮助革命，能尽一分力，就是一分力，绝不掉队，决不逃避！革命在目前虽然乌云笼罩，但革命一定能成功，人类的光明必将来到！我就这样左思右想以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从此我再也不向困难低头了。再也无任何退缩和恐惧了！此后走过钱家塘去探望父亲的病时，感情克制得住，腿也不软了。
二、信心百倍 岁月苦度
在父亲病重的一段日子里，我们的生活虽然越来越艰苦，但是有革命的人生观、乐观思想支持着我，并不感到有什么了不起的困难。我们为了再节约开支，在1933年秋从甘斯东路甘村迁到巨泼来斯路（现安福路）美华里二十号。这里位于上海西区，是当时比较荒凉的地区，房子不多，房租便宜。这条里弄住了好多文化人。美华里是一底三楼、两个亭子间的、粗糙改良式的石库门房子，没有浴室。我在晒台四周围上芦席，夏季当浴室使用。房租三十二元。我们住三楼一间，其余都出租当二房东。我白住房子外，每月还落得十七元来贴补家用。
我出租的房客有四川人陈农菲（即陈同生，老党员、新四军干部。他在我离婚前曾来过成都家里，当时他好像是一家新闻日报的记者。解放后任上海市统战部部长）、四川人刘连波（老党员、一直在白区工作。解放后任重庆市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还有一位雕塑工作者，姓名忘了。四川人钟南夫（又名钟韵明，解放后任上海市五金化工进出口公司经理）和四川人李云仙（又名李复石）。李老精通中医，常来探望住在二楼的陈同生、刘连波，我和他们结交了朋友。里弄邻居有作家廖沫沙、女作家白薇、教授陈子展等。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白薇和后门对面二楼廖沫沙夫妇俩。白薇斩断了“爱”的情丝，贫病交加，过着令人不忍目睹的生活。我俩因革命意志相投，成了好友。她很喜欢我的孩子，有时孩子们在清晨去她家里喝稀粥才去上学。她曾给孩子们好些旧衣裤。我们母女在美华里的一段艰苦生活，她最了解。后来因她病重，上海妇女界为她发起募捐治病的钱，都是由国琼女协助收集给她的。我和廖沫沙夫妇无往来，有时半夜醒来，从亭子间凉台望去（他住在对面一排房子），房间家具除书桌外一无所有。他们和孩子们睡在地板上，廖沫沙瘦削苍白、埋头在写作……生活比我们还要清苦。这里的环境对我们的孩子们的教育是有益的，比过去任何地方都感到精神愉快得多。每天清晨孩子们随着陈同生去弄堂对面马路“老虎灶”（卖开水的地方）打开水、买大饼、油条。晚饭后在弄堂外荒地上，孩子们围着陈同生边乘凉、边听他讲故事。这是孩子们唯一的娱乐。
我们母女住美华里的一段苦难生活，不仅邻居、知友白薇深知，邻居沈火山（别名，正名忘记了，后来她曾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工作）也非常清楚。1994年我侄子张树基来京探望我们时，在机上和沈女士聊天，沈女士对张树基说：“你姑母董竹君是有名望的人，当年我们都住在上海美华里，她带着四个孩子，生活苦透苦透！”
我因巡捕房还在找麻烦，不便露面，加之本身失业，所以女儿们上了学，我就在家里操作。除探望父亲的病，很少出去。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电影制片厂“电通公司”需要尽义务的音乐工作人员，但人们害怕染上“色彩”对他们不利，无人愿意参加。我吩咐国琼女去该公司工作。她在该公司摄影棚里经常担任大提琴伴奏。她加入电通公司之后就经常和一些左翼的音乐家、戏剧家、电影工作者在一起工作。此外，吕骥、贺绿汀等所发起的“业余歌咏团”，盛家伦、沙梅等发起的“新生歌咏团”，国琼女也参加工作，并且是该两团发起人之一。
电通公司仅拍成几部片子，如：《风云儿女》、《桃李幼》、《新女性》、《都市风光》等，不幸仅办了三四年即被查封了。在电通电影制片厂工作时期参加者如下：
1．陈波儿（女）2．蓝苹（女）3．王莹（女）4．吴湄（女）5．施超 6．唐纳 7．顾梦鹤 8．金山 9．吴茵（女）10．沙梅 11．盛家伦 12．丁里 13．崔嵬 14．沙蒙15．李实 16．夏国琼（女） 17．田蔚（女） 18．田菁（女）19．陈凝秋 20．吕骥 21．赵丹 22．郑君里。
当时国琼女还年轻，我很担心，怕她出事，总等她回家才能安心入睡。有时要等到鸡鸣她才回来，匆匆吃些早点又去上学。她在上海学生时代，经常和同学们参加地下工作。如示威游行（站在第一线）、秘密运送传单和进步书籍。
这段时期的生活更是穷困了，孩子们几乎辍学。承惠平中学女校长、四川人张平江（解放后曾任四川成都政协秘书）的义助，兔费一个学期。致使孩子们未失学，迄今感甚！吃食方面，我个人有时用白糖、盐下饭，有时候，四块大饼油条仅够孩子们吃了上学，自己不吃早点是常事。有次卖了一双鞋，买了大饼油条。又用我仅有一双丝袜、两件蓝白色洋布连衣裙、西服和一双用两角钱在皮鞋摊上买来的白皮鞋（鞋面有些破了，我用线缝好后，擦上白粉看不出坏处了），度过了夏季。记得有一天，我们和刘连波去上海电影院看电影，到门口见晚上票价贵钱不够，大家掏空口袋凑不齐钱，只好又折转回家。有一天下午，将到黄昏时刻实在无钱买米菜，住在亭子间的张进之再三劝我去找杨虎，我坚决不去。结果我把穿在身上唯一的一件紫红白条毛衣和国琼女开学生演奏会时做的一件黑绸缎子滚边旗袍，一同拿去霞飞路全神父路（现名瑞金路）“源康”押头店押了五角钱，买回菜米。那天晚上，孩子们放学回来总算吃上了晚饭。当押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很平常的。当票一堆，当当取取。有次为付国琇、国瑛女小学的校服费，又叫国琼女把大提琴拿去临时押当。
后来，国琼女常去上海两江女子中学和乘公共汽车来回要两小时的上海江湾女子中学教琴，所得酬劳贴补家用，生活稍宽松些。
我们住在美华里很穷苦，但是每人出少，总是衣服洗烫得笔挺（当时烫斗是用木炭的），孩子们上学仅有的蓝布罩衫，也是烫得贴贴平平的。虽然这是生活的小事，我也不愿使自己和孩子们给任何人以自暴自弃，显得多么寒碜，以至肮脏的印象，要使我们坚强的生活意志表现出来。并教导孩子们帮助烧饭、洗衣、补鞋、搞清洁卫生等，训练她们爱好整洁，虽然穷苦，但让她们生活得有条有理。我每天将这三层楼房的室内外，甚至三层楼梯，都用拖布洗扫得干干净净。我们二十号当时被视作全弄清洁卫生的模范，房东非常喜欢我们。当1935年夏，我们要迁居，房东两次送礼（其中有一张很名贵的金刻丝画，以后我把它挂在“锦江”特别间餐室顾客们都赞赏），劝我们不要迁移。因为他们可以借我家的榜样，来要求其他房客保养房屋。
那时，生活几乎有断炊之危，可是我的情绪很高，很有劲。生活充满着朝气，不感到丝毫不舒畅，总觉得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即将到来。我信心百倍地带着孩子们欢欣愉快地度日。
三、父亲逝世 义士临门
我们在美华里就这样生活了一年多。快到1934年底，父亲的病势日趋沉重。父亲临终前夕气喘痰涌，声音细微得几乎听不出来。他愁容满面地低声问我：“阿媛！
你告诉过我有位姓李的愿意帮助你开设餐馆，可能成功吗？”为了使这善良受难一生的老人家，在即将离开我们的时候，得到片刻的欢慰，我立刻回答他：“钱已拿到手了，当然可以成功。爹！请您放心吧！”父亲含笑地点点头。这是母亲去世后，他仅有的一现笑容，也是父亲临终前我给他的唯一的安慰！
当时，我实无勇气见到他老人家的最后一口气，硬着心肠和父亲磕头分手。出来后，重托房主（房主全家和我们关系颇融洽）关照一下将去世的父亲。我在钱家塘弄堂边走边想：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因为无钱就医而死的人，这是谁之罪？一定要革命！回家的一路上，吞着不停的泪水。我悲痛、怨恨、气愤！天真的孩子们见着我，一齐涌上来问：“妈妈！妈妈！外公病怎样？”我未回答。整理被褥命孩子上床，可是我能入睡吗？！天刚亮，房主的男孩来报噩耗：父亲已安然闭眼。我听后，肝胆欲裂失声痛哭：“啊！父亲啊！不能使您多活五年，我固不孝，这是谁之罪？！亲爱的双亲，可怜的双亲，毕生尝尽人间辛酸苦辣，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凄惨地与世长辞，与我们永别了！”啊！我写到这里！眼泪直淌！
父亲离开人间是1934年冬，享年六十八岁。当时因无钱，未为双亲举行葬礼，灵柩寄放上海苏州会馆。父亲病故次年春，锦江开幕后，遂在店内抽款，由国瑛女代我经办，将双亲安葬到江苏省北面海门县仓区六甲乡新建村。后来，二叔去世后亦安葬这里。以后该地政府要建造公路，遂于1978年7月上旬，三位老人墓又迁移至苏州市横塘公社黄山大队（山脚下）。1981年夏，二叔母去世，与二叔同一墓地。
1985年秋，嘱大明、国瑛去上坟，发现墓已裂缝，即于1986年春动工修缮了。后因该处政府要划为风景旅游区，坟墓必须迁移，我又在江苏省吴县东山二公区华侨公墓选地重建碑墓（穴位3828号）。于1989年10月21日由大明儿、国桢堂妹捧骨灰盒，举行了简单的仪式，迁入新墓。这天我在北京和儿媳杭贯嘉、孙女小莙莙设立临时祭台，遥祝在九泉之下四老安息！
总算完成了我一件重大的心事，但亦不够补偿我不足孝道的罪疚于万一也。这笔新墓费用是国琼、国瑛、国津三人共同负责出资的，是她们对我的孝道，深深感谢！
在父亲临终前曾问起我钱拿到没有？事情是这样的：在父亲逝世前几天，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四川人李嵩高先生。他自称：“我曾留学法国，投笔从戎后在四川领导土队伍的，这次来上海去日本添买枪支。你不认识我，对我突然来访会感觉奇怪吧？因为你带着孩子离开夏家后，四川社会舆论轰动一时，我也被这件事所吸引，钦佩你，故特来拜访。打听几天，问了好几个朋友，才知道你们住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他又继续说：“我看你们母女这样的生活总不是长久之计，听说你也会经商，我愿意从买枪支的款内借给你两千元，先做点生意，把生活问题解决。生活问题不解决，什么也说不上。你不必客气，既然我诚心来看你们，能见到面已经很高兴。钱算什么？你不要怀疑我是坏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你既然有女中丈夫的气概那就直爽些！走大路，不要走小路。钱本来是为人支配的，只要用得有意义，再多些又有什么关系呢？”接着又问我：“你想想看，这点钱做什么生意比较适合？”
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这番话，当时我又疑又喜，觉得他侠义气概很重，可是陌生人不知底细，怎敢接受。经过和党员同志、进步人士商议，认为能解决全家生活、协助党的地下工作，有什么不好，赚了钱还他好了。
补充几句：在锦江筹备时我遵李嵩高义士的嘱咐，分给他胞弟李次白六百元作为股份。一年后李嵩高由日本回沪见锦江生意兴隆。对我说：“锦江大有前途，我弟弟是噜苏人，趁早把他的六百元股份及红利都算清给他为要，以免日后给你找麻烦。”我尊重他的意见完全照办了。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再三诚恳地说服我，我也就接受了他的义助。这二千元就是开办锦江的最原始资本的来源（在父亲病危时，我曾把这件事简单地告诉了他，故在他临终前问起这事）。
李嵩高为了助我节省开支，曾一度把国瑛女从北平接回，由他带到日本去念书抚养。在锦江开始营业后，不到半年，据他来信说，汇给友人彭丰根买枪支的款子，被彭吞没了，他回不得四川，困留日本，望我助他生活费用。我当然按月汇去。约三个月后，他带了国瑛女返回上海，需款至急。于是，我除偿清欠款二千元外，并还接济他生活费用一年有余。他感叹地对我说：“想不到反而你给我帮助很大，难能忘怀！”后来，李嵩高回四川。约在1941年秋，我在菲律宾马尼拉接到友人来信，说他已被蒋介石枪毙了。当时得此消息，深为哀痛。我们母女在美华里处于绝境，幸而得到这位萍水相逢的朋友一臂之助，才有今日。我在这里向九泉下的李嵩高先生致以衷心的感激！同时盼望儿女们能饮水思源，永志莫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