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动机，装修布置
抗日战争前的上海，中国共产党员、左派人士，无舒适恰当的联络地点，一般的社会人士也无一个适宜的喝茶、谈心、商讨事情以及休息之处。上海先施公司楼上虽然没有大东茶室，但庸俗不堪，特别是女招待员被人嘲弄，不受尊重。有鉴于此，我又决定在上海法国公园（现名复兴公园）附近的华龙路（现名雁荡路）租赁了八十二号中华职业社的房屋，并为做地下工作更好掩护起见，特请田淑君（杨虎的太太）投资了当时币值一千元。开办了约有四十几张台桌、能容顾客二百多人、工作人员约六十多人的分店。上、下午卖茶点。中午、晚上卖饭菜。命名“锦江茶室”，于1936年1月28日正式开张（这天正逢我的生日）。
对于茶室的装修设计，工程师对我提出的设想方案搞不来。我只好依据在日本时，曾学过的数理学的一点浅薄知识，自己边学边设计、监工，总算建成了不同于一般格调的茶室。
茶室开始只有一大间。半年后扩充为楼上楼下的雅室。又增加好些工作人员。
后来因为1937年芦沟桥事变、上海“八·一三”战事，抗日战争开始，才停止了继续扩充。
茶室的门面是用淡黄色新式砖砌墙，横装一排大红色霓虹灯（霓虹灯在当时还不普遍）招牌，显得朴素雅观。一进门，分左右两道边门进去，生意最好时也不显得拥挤。进大门便是大厅。面对大门，整个大墙壁挂了一幅“四川灌县索桥”大油画。有时换挂“地中海峡”大油画。由于画面的气势雄伟，为大厅增色不少。
进边门向左转弯有一大间雅座室，在右雅座室顶上建有半边楼的雅座室。楼下雅座分左右两边，沙发座椅，桌上放有鲜花，墙端装置着一盏盏倒挂茄子形的磨砂玻璃灯。正中顶上挂着一盏大圆形铁架、西班牙式的米色蜡烛电灯。左边墙上装有两盏法国式五彩瓷盘蜡烛壁灯。室的末端设有红木雕刻琴桌，摆有盆花。右角是有专人看管的卫生厕所。从左侧的座位起，整个墙壁是一幅“荷兰农村风景”大油画。
从雅座室左角开始，随着半圆形的磨砂玻璃柱转到楼上。屋顶和周围墙壁都以抽木板包装，沃克木打蜡地板。左右两边设有十四套双人沙发桌椅。左边桌墙上开了十四个圆顶小窗口，窗口下吊一盏西班牙式的绿色磨砂玻璃灯，若遇逢年过节换上红色的。两边座位桌上都有鲜花，墙上也有倒挂的茄形磨砂灯。顶上无灯。靠窗口座位的顾客，从窗口望外面，面对一幅大油画，则不致有身居斗室而郁闷之感。
总之，这里活像火车间，而是世上少有的火车间。
这样小巧玲戏，玫瑰红沙发椅、五彩靠垫、暖气，美感舒适，尽管满座但不嘈杂，颇有情调，人们称它为“铸情楼”。锦江茶室成了当时上海革命人士、进步人士集会商讨国事的集中的场所，也是上海各界聚会谈论的地方。文人们在这里用茶点或吃饭，看看书、写写文章……；地方舒适花钱也不多，故他们都乐意到这里来度过一天，或借此度过寒冬，成了文艺界的“沙龙”、“工作室”。
总之，两店的设计装修、布置、用具的式样，色彩及其位置的安排等，都力求优美实用，娇妍不一，各具风格。当时大家都公认锦江两店是布置幽雅整洁、安静舒适、菜点精美、服务周到，打破陈规俗套，有独特意境的餐馆、茶室。茶室二百二十座位。两店每天平均顾客有八九百人。
锦江开门后，便逐步中外闻名，凡国内社会贤达名流、文艺、教育、工商、军政等各界知名人士，无不来过锦江，有些还是锦江的座上客，甚至世界著名电影演员卓别林，美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等外国著名人物，凡来上海无不到锦江品味菜肴。
锦江的座上客很多，其中有些我们交为朋友。还有些朋友为了交流，我们组织一个十一人生日会。按每人的生日次序，每月在锦江共餐一次。会员有：①郎静山，②卜少夫（上海申报馆副总编辑），③周干辅（上海英国犹太人，哈同的女婿），④张蓬舟（大公报编辑、著名记者、号杨纪），⑤胡桂庚（新加坡胡文虎的侄子，上海永安堂虎标万金油经理），⑥汪啸淮（经商者），⑦朱金农（照相公司经理），⑧蔡建卿（上海新雅酒家创始人），⑨吴湄（上海梅龙镇酒家经理），⑩单毓如（上海梅龙镇酒家副经理），⑾董竹君。
我们设十一人共餐生日会。当时，我的想法不仅仅是增加交谊，而是想通过它，了解社会各阶层对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和反映，从而有助于我的革命工作和改进营业。
1937年阴历正月初五日轮到我的生日。十一人集会在锦江团拜，并贺我的生日。
是日郎静山先生特制竹叶一帧，易君左先生作诗一首：诗曰：
新春第一报平安，更报乾坤改旧观；
随意摄来三二笔，梅花共寿拥清寒。
半个多世纪来，竹叶杰作与妙诗迄今悬挂在我客厅留念。
关于锦江两店的装饰，如此噜嗦地叙述，人们也许不感兴趣。我之所以写下它，有我的理由：
当时我认识到，仅仅将川菜改良好，不注重装修布置和改善经营管理方法，要想使锦江在上海酒菜业的竞争中独树一帜是难以获胜的。加上我生性爱美，爱艺术（在夏家经常接近古董、书画，也受到了一定的熏陶）；幼时，母亲培养的爱清洁整齐的良好习惯；青年在日本读书时，又受了日本人民爱好干净卫生的影响，使我养成一生整洁优雅的爱好。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不管环境条件如何欠缺，也尽可能使家庭生活过得舒适、不乱。因当时资金仅二千元，故选购的锦江房屋很简陋，环境较差，故不得不为锦江的稳定和发展尽心力创造有利于营业的各样条件。
当时，我的处境是“四面楚歌”，要就是束手就擒回川去；要就是干脆找条绝路。面临着断桥绝壁无路可走，既不愿就擒，也不愿寻绝，想和孩子们一道活下去，还想协助革命工作，则办好锦江是我唯一的生路。多少年来，自己一直想：我是一个中国人，双亲和我出身贫穷，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奴隶。我痛恨；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我愿它早一天从祖国的土地上被铲除得干干净净！我不但应对祖国的革命事业尽一份力量，亦该诅咒世界上所有的侵略者、压迫者，愿它早一天从人类历史上被消灭得无影无踪，永不再生。我不信人世间一直是寒雪的严冬！由此种种，我万分地渴望着锦江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此种种，锦江的装饰一切，我不能不倾注全部心力去搞好它。
记得我经营锦江的初期阶段，朋友们邀请吃饭、旅游都不去。连不敢得罪的杜月笙有次和杨虎在锦江饭后请我看戏，当时我请杨虎代为婉言谢绝了。孩子们买好电影票，来办公室桌前等候着，而我常为店务临时不得分身，孩子失望地含泪而去。
使朋友不快、孩子不悦，刺伤孩子们的小心灵。抚今追昔身为母亲者，能不遗憾！
二、女招待员
当时上海服务性行业有女招待员的颇少，老板利用她们来作广告，招揽生意，所以顾客很自然地不给予尊重，形成社会上轻视女招待员的不正风气。为了争取男女平等地位，纠正这些错误观点和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给一些玩弄女性的败类一个警告。在锦江茶室开幕前，我按照这样的宗旨登报招聘了一批女招待员。当时应考人很多，应考者多数是高、初中毕业生，其中有几位的双亲不放心自己的女儿从事这种被人轻视的行业，担心她们受骗、堕落，特地来店访我，经我详细解释后才放心了。她们进店后，不仅培养她们懂得怎样把业务搞好，店可以盈利，她们可以多得小账收入，还要她们在思想上认识到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赚钱养家，而且要为妇女的社会职业开辟道路，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她们都愿意听从我的教导，她们是可爱的女青年。据说有位姓高的，后来自己开设餐馆了。
锦江茶室的女招待员，服务灵活周到，态度好，作风正派，顾客方面亦未发现有轻举妄动者，博得社会舆论的好评。当然，这和当时锦江已经著名，以及管理、监督、严格，是有密切关系的。
茶室开业后，各界人士和当时法国公园游客接踵而至，营业盛极一时，若逢假日更是供不应求。敌伪时期（我去菲律宾马尼拉），歪风邪气猖獗一时，上海各茶室都以黄色歌曲和女招待的卖弄风情来招引顾客。锦江茶室因为始终坚持正派作风，营业曾一度遭受排挤和打击，但博得了社会好评。当时《大公报》女记者蒋逸宵曾写过一篇《职业女子访问》的专栏特写，就是表扬锦江茶室的女招待员的。
锦江两店，无论在菜肴、服务、清洁卫生等方面，始终是保持着高质量的原则，即便是卖客饭亦复如此。我在经营的过程中，一直是未把锦江作为仅仅是赚钱的企业，而是把它当为高尚有意义的文化事业来努力的。
三、“锦江”的社会影响
1935年3月15日锦江的出现，震惊了上海饮食行业。纷纷起来和它竞争。如前所述，单是在锦江的同一条马路上，就有十几家菜馆，其它地区还不算在内。开饭店的风气如雨后春笋，连南京国民政府某些官员们也在上海暗中作东家，纷纷开设，争谋盈利！据我所知，如：“大西洋”、“清一式”粤菜馆与监察院有关；“美丽”
川菜馆与张群有关；“苑庄”川菜馆与四川石青阳有关；“曲园”与湖南军政界有关，还特别聘请了谭延阎家的好厨手。当时，香港、台湾也出现了冒牌锦江餐馆（据闻曾在锦江当过会计的杜小姐办的）。法国巴黎也有锦江餐馆，美国加州洛杉矾城PICO大道上也有冒牌的锦江餐馆。经常有外侨争取我到国外去开设分店。美国大使馆商务参赞也曾来信，邀我去纽约设立锦江分店。当时，因为志在党的革命工作，故均婉言谢绝了。
当时，还有国民党政府机关报《中央日报》主持人程沧波，想在南京新街口的一块五亩地给锦江建造大厦，由中央银行贷款，增建锦江饭店。
又如，1937年上半年，杜月笙愿意投资几十万元（确数忘了），在上海创办大型娱乐园、人造溜冰场，装置冷热气设备（当时使用冷热气者极稀少），包括中西餐厅、咖啡室、酒吧间、舞厅、浴室等，把它建成远东第一流综合性的娱乐场所。
杜月笙特派他的财务亲信万墨林来店找我商谈，要我负责主持创办。我想为地下工作多做些事起见，有必要与杜月笙、程沧波等人打打交道，就答应了他们。继因“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遂未成事实。
多少年来，南京路的“新雅”粤菜曾是上海中菜馆中的头块牌子，名声颇著，它压倒上海著名的“杏花楼”、“大三元”等粤菜馆，以及上海其它有名餐馆。自从锦江开设后，生意和声誉大受影响，股东们对业务前途不再有信心，不愿增资，遂由董事会议决结束，十万元资本以一万元出售。创办人蔡建卿指定把“新雅”只愿卖给锦江，使其能继续他多年心血所创办的事业。特派其股东郎静山先生来店和我商谈。当时，我同情蔡先生的建业心血，想挽救它，约好先由“新雅”派人来锦江学习试试。经两个月无效，终于商决以一万元卖给锦江。亦因“八·一三”事变（上海大世界门前马路中心吃了炸弹）而未成功。
1941年，我流亡菲律宾马尼拉时，答应菲律宾QUEZON（奎松）总统府的秘书长（姓名忘了）和当地华侨赞助，在菲律宾马尼拉开设分店，因想到对革命地下工作多一个据点也好，一切都已筹备妥当，结果又由于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中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的中国共产党员董必武、唐明照、徐鸣等同志也曾通过我女国瑛邀我去美国纽约设立分店，由华侨投资。当时，我迫切需要整顿店务（因为，我被阻于马尼拉时，代理经理贪污，两店元气大伤），同时时局转变，人手不够；再加上我要完成地下党给我的任务难能分身，所以未应邀前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