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执照问题
锦江两店，不是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的。自开业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也曾经过几次困难和波折。就记忆所及，在这里写下几件。
执照——锦江开办之初，开业执照好多天未领到，后来由律师刘良托在法公审局当翻译的唐相英，走法公查局卫生处、救火会及警务处的门路后才领得的。未被大敲竹杠是由于刘良的面子关系，这在上海是难得的。
二、厨师问题
锦江开张刚刚一星期，领班厨师便带头不守店规，贪污浪费，不听劝告任意而为。这使我苦恼了，我才体会到，怪不得人人说厨师难对付，果然如此。
这时候，我很矛盾，换个班子吧，会使他们失业，不调换吧，店业前途危险，则影响整个计划。经过考虑再三，觉得不能因小失大，遂忍痛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并用适应上海社会的所谓“手段”来对付他们，惩前毖后，将锦江稳定下来。于是在工友刘青云的协助下，暗自准备了两三天，第四天晚上，我忽然把领班厨师带来的一班人全部辞退。店内全体人员愕然，都在背后议论纷纷，说：“到底是外行，又是一个女太太，所以才会做出这样荒唐的事情。没有找好别的班子，就把这班人辞掉了，难道明天不打算开门了吗？生意这样兴旺，多么可惜啊！”照酒菜业惯例，一泄气，再开门，生意就不会像原来一样旺盛了。我装作没听见。第二天清早另一班厨师上班了，并且工艺比前者还高明。大家这才恍然大悟，惊喜不已。从此，在人事上再也没发生过什么大纠纷，因而锦江的内部局面得到稳定。当然，这是与锦江的薪金、福利待遇比当时各餐馆都高是分不开的。锦江的厨师，从开始到扩充，几位掌厨名师先后相继来任职者，有：童国臣、冯海庭、张敬堂、杨平章、朱志彬、胥元勋，后来还有洪凤祥等，白案点心师有：汤长松、李树云；蒸笼有毛洪顺；发海货有：张汉江等等，其中水平最高者杨平章师傅，解放后在上海评议会评为第一名。总之，在锦江的工作人员，各部分都有高手，恕我不一一述及了。
在关键时刻，锦江的名厨多半由工友刘青云大力协助聘请来的。叙述到此，我向已故的刘青云一鞠躬道谢！并盼我的后代家人们应永记在怀！
刘青云在解放后从锦江退休，托我照顾他的独子刘忠海，这是义不容辞的事。
不久他安然逝世。刘忠海这孩子忠厚，认我为师，我很爱护他。并帮助他解决了居住和工作问题。现全家五口人都安然地生活，努力地为新社会工作。
三、杨虎来锦江·田淑君
说到这里追述一下，在我离婚后，怎样和杨虎再来往的。
锦江开业后，杨虎（字啸天）闻风来店吃饭。招待员刘青云到三楼办公室说：
“董先生，杨司令官在二楼，他要见您，叫我来请您下去。”当时我心头顿时浮起如下的想法：1927年国共合作分裂，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时，杨是上海警备司令，在这场大屠杀中，杨虎、陈群在上海残酷地杀害了无数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他的双手沾满血迹，不见他。转瞬想到，今天经营这项企业，在人家的权势下度日，怎能不睬他呢？见机行事吧！遂下楼。他见了我，连忙站立，非常亲切地和我握手说：“啊呀！这店果真是你办的。听说你来上海已五六年了，怎么不来找我？”“不敢高攀。”我勉强敷衍了一句。他立刻说：“哟！不要这样想，不要因为和亮工离婚就不来往了，大家都知道离婚是亮工的错嘛！”立刻给我介绍了座上得宠的太太（绰号小老虎，苏州人），告诉她：“夏亮工就是夏之时，是辛亥革命同盟会的战友，安国拜他为干爸爸的，所以她（指我）是我们的亲家母。我每去四川成都总是要去探望他夫妇俩。亲家母是一位聪明能干、善操家务的贤妻良母，奇女子。说实话，我对女人并无好感，但对亲家母特别佩服敬重。人们都说夏亮工没有福气。”
当晚，小老虎邀请我同去看在锦江对面空地上的海京伯马戏团的表演，次日又约我去她家里共餐。对我极其殷勤。二三天杨安国的正式继母田淑君亦派车来接我去她公馆吃饭。这一下，小老虎大为不满，不理睬我了。原来是田淑君门上经常宾客满堂，田独揽家庭内外权势，小老虎虽得宠可是门前冷落，她常想为自己争夺势力，独树一帜，与田淑君比比雌雄。所以凡属杨虎的至亲好友，总是尽力想法拉拢到自己一边，但因她的群众基础和政治资本欠缺，田又是安国的继母，故她往往是失败的。这也反映当时军阀封建家庭中，太太们争权夺势的另一方面。
杨虎的内室（妻子）除田淑君正室外，尚有五个太太：即小老虎；成华老五（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成员），这个人颇能干，利用杨虎声势作为自己向外发展的靠山；蔡竹君老六，苏州人，她不问事，每天吃喝玩乐；还有四川重庆人绰号黑蝴蝶，此人特点：只要杨虎供养便是；最后一名陶圣安（在小老虎离开后有的），苏州人，杨虎爱之甚笃。杨虎家庭成员，相互间面和心不睦、各有一套神通，生活腐化，子女除安国留德外，其余得不到正当的教育，一切情况与四川军阀封建家庭相似，所不同者，涂上一层所谓江南文明和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后流入的洋排场而已。
这些已成为有权势的封建家庭的规律。
田淑君是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统”成员，田对此并不隐瞒。我劝她戒鸦片烟，为社会做些福利事业。她接受了我的建议。她戒烟后，为争取政治资本，曾办过“中华妇女互助会”。蒋介石就任总统的国民党代表大会时，她争取当国大代表。
她担任过上海市参议员。
大概在1948年春，有天，田淑君和杨虎的学生王寄一约我去回家谈话。我到后，杨虎嘱王开口劝我加入国民党，使我所办的企业有靠山支持，不再受像中华职业教育社那样的欺负了。王说后，我回答：“不懂政治。”田说：“亲家母，不是不懂，而是对政治不感兴趣。”我笑笑。
解放后杨虎带陶圣安北上，田淑君从环龙路五十九号移住我家复兴西路前面马路（路名忘了）某公寓养病。她患心脏病，我因她帮助杨虎救出张阔、罗隆基脱险而佩服她，并想进一步启发她为解放后的新中国建设多做些事，故常去探望照顾。
孰料她于1953年春（好像是这年）因心脏病逝世。田淑君身旁无人，我接杨虎从北京来电托我全权代办丧事。故田淑君的丧事是我主持的。
我怕暴露政治面貌，和他们的接触中从不涉及政治。他们丝毫不知我的政治倾向，只知我是一个办企业很能干的女性，因而多年都是彼此亲家母来，亲家母去。
关于田淑君我是怎样启发她，直到她在抗日战争开始时在上海组织了“中华妇女互助会”的。1994年《上海滩》杂志第四期有载，题为《田淑君的遗恨》。文中载有我和她的一些往来经过（林雪娟写的），内容正确，照抄如下：
在生病时，田淑君想得很多，反复出现她脑海的就是锦江茶室的女老板董竹君。
董竹君和她出身相似，但经历却完全不同了，她摆脱了封建枷锁，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店办企业，事业有成。田淑君清楚地记得自从她认识了董竹君后，两人就很谈得来，还认了一门过房亲，互称“亲家”。她敬慕董竹君，感到在董竹君身上有很多值得她学习的地方。田淑君虽然钦佩董竹君，但她对这位“亲家”还是没有彻底了解。记得有一次，杨虎动员董竹君说：“你不要只知道做生意，应该参加国民党，搞点政治！”董竹君微笑着摇头说：“我不懂政治！”田淑君在一旁，赶快插嘴说：
“亲家不是不懂政治，她是对政治不感兴趣！”其实，田淑君对董竹君的了解还仅仅是表面的，董竹君用托辞以婉言拒绝参加国民党这固然是事实，但田淑君何尝知道她所钦佩的“亲家”此时此刻，正在以女老板的身份为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别人做不到的工作呢！董竹君还婉言规劝田淑君，把鸦片烟戒掉，养好身体，学些文化知识，做点社会工作。但因当时田淑君正在“得宠”，对董竹君的劝告一时听不进去。如今，在备受冷落的情况下，“亲家”善意规劝，一句句又在她耳边响起。她对自己作出了决定：生病一好，她一定到社会上去闯出一条道路来。
病愈后的田淑君，一面戒掉鸦片烟，一面正寻思如何投入社会工作，正逢周日濂来动员她组织妇女团体，她觉得抗日救国是正义事业，应该积极参加，立即同意出面组织“中华妇女互助会”，她任董事长。由于“中华妇女互相会”是警备司令杨虎的夫人出任理事长，立即得到工部局的承认，办理了立案手续。
田淑君离婚后，在《田淑君的遗恨》中最后写到：“离婚后，田淑君孤身一人，靠人民政府每月发给50元生活费过日子，此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董竹君曾几次劝田淑君要她出来工作。但田淑君总是摇头，原来她有个终身遗恨盘绕着她，使她无法解脱，最后她告诉了董竹君：‘我参加过中统，共产党对我那么好，我心中有愧！’1953年春，田淑君因心脏病发作，病故于上海。”
四、当时的局势
当时国内局势发生很大变化，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因蒋介石拒绝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的要求，遂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将蒋扣留临潼华清池。这成为时局和抗日转折要点，也就是震动全国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张学良。对东北军及西北军采取调离、整编办法，并发表捏造的“对张、杨训话”，极力掩盖事变真相。但在国内外客观形势逼迫下，对共产党红军之进攻基本停止，十年苦难重重的内战局面终于结束。当时我在锦江办公室，得此消息，异常惊喜、兴奋！张、杨二将军为挽救国家危亡命运的伟大功绩，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应永铭不忘！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发动了罪恶滔天的“七七”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抗战，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号召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在全国人民要求下，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算正式成立。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我和女儿们喜庆全国一致进行抗日战争。
五、局票、胡琴
锦江两店的顾客惹事生非的事，频繁地发生，例如：有一次，有几个交通大学的顾客，饭后一定要用局票叫堂差和拉胡琴。先是工作人员态度温和地给他们解释再三，说这是违犯店章的。但他们不听，我只好亲自出去委婉地向他们一再解释，请他们原谅。但他们仍然不接受，还大家起而轰我。当时，我想锦江是初生婴儿，经不起风吹雨打，长期下去将不堪设想。焦急之下，不得已我就转变态度，并打算最多明天关门停业。他们问：“你的规则在哪里？”“我是这店中的主人，我口里说出的就是这店的规则。”说完转身就走。我就这样严词加以拒绝了。这批人临走时，拍桌蹬脚，边下楼边说：“走！找杜月笙去！这家馆子老板这么厉害。”结果却是无事，过一阵子仍然是锦江的座上客。
接着，杨虎在锦江二楼吃饭，他的几个保镖和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的几个徒弟在店堂吃饭，蛮横无理，不尊重店章，为所欲为。有两次，服务员礼貌地上前劝止无效，我火了心想这还了得，但细想上海是很复杂的社会，对顾客应当谦恭，对有权势的顾客更该小心。但是，在这帮人面前老是忍辱退让，委曲求全，他们反而会得寸进尺，气焰嚣张，结果将是引狼人室，危害锦江的前途。索性反抗，管他是谁的走狗、保缥，这些不像人的走狗们，有些反而吃硬不吃软。于是我上前去，疾言厉色地把他们痛责一顿（在我思想上又准备明天关门），杨虎在二楼闻声下楼出面指责他的保镖，并当场向我道歉。事后，并未发生什么祸事。
从此，没有人再到锦江为非作歹、惹事生非了。也许那次杨虎指责保镖一事，起了作用。我也再三吩咐店堂负责人，切勿因胜而骄；今后凡是三教九流的小喽罗来店，仍然对他们以礼相待；有时候，也请他们喝酒招待、招待；处上海社会，必须注意心理战术来对待一切人与事。
人们晓得杜月笙帮我租房子和解决天桥问题，又知杨虎和我是儿女亲家关系，因此，可能引起外界的议论，误认为杨、杜是我的后台靠山。事实上“锦江”名誉与日俱增，是依靠“锦江”自己的努力，在上海社会逐渐有了地位的。大概是因我的经历和读过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这些书籍，对我分析事物、处理问题帮助颇多，因而对上海各阶层人士的心理、情势比较胸中有数，遇事尚能应付自如。在这里插一句：我始终认为马列主义，不仅仅是举枪上前线干革命，而是对一切事物的分析、处理的最好的科学方法。当然上海是光怪陆离的社会，也不能说与杨、杜毫无影响。总之，此后，就少有人随便加祸于我和“锦江”了。这对我和锦江当时的处境来说，是很有利的，我暗自庆幸。
当时，我常想在这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下，自己若是一名男子就比较好办事，有人合作、支持，就可做更多、更大的企业来协助革命工作，而偏偏是个女子，又是被人称为美丽的女子。因无靠山，凡人力、物力、财力必须自己绞尽脑汁创造条件才能办成。唉！
我为了想知道顾客中有无反动言行及维护店内正气，每当营业时间，总是板着脸上下巡察，已成习惯。在这里谈几句趣话。1992年有次在学习组上，曾一度是“锦江”的座上贵客沈醉委员在场，当众笑说：“董大姐是上海‘锦江饭店’创始人、老板。她在解放前的锦江营业的时间，总是板着脸上下巡逻，过去，我们一直想抓她，但见国民党要人也和她接近。我们不怕共产党，对国民党要人还是有顾虑的，故未下手。后来，知道她的儿女也是革命的。现在我们做了好朋友（意思，都在政协了）。哈、哈、哈！”我也笑了。
六、红人郑毓秀
郑毓秀，广东人，留法学生。身材在女人当中是魁梧的，皮肤粗黑，脸型凶怪，穿着旗袍，带副眼镜，说话声音宏亮，举止有些像男人。性格急躁，动辄就怒。从她的态度表情间一看就知道是位个性很强，而有才干，有魄力，有政治野心的女性。
可是她的政治活动是危害国家和人民的。抗战前，她任上海法政学院院长、上海法院院长、立法委员。郑毓秀是当时南京政府的红人之一。她红得透顶，据闻仅次于宋美龄、宋蔼龄。她人住南京，却要喝上海租界的自来水，面包要吃上海“老大昌”
的，每天火车送一次。后来，甚至用飞机送，生活挥霍、腐化竟至于此！
郑毓秀有一天上午10时左右，忽然来锦江看我，开口就说：“久仰了！我经常来锦江吃饭，总听说你很忙，在营业时间不便打扰你。听说你有肠胃病，我也有这病。我每天去广慈医院推拿按摩、电疗，医治得很见效，你不妨也试试看，明天车子来接你一道去。”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她是当代红人之一，闻其名并没见过人，为什么她想接近我？当时，在她势力范围内，哪能拒绝？只要在政治上自己好好提高警惕，和她来往来往，对掩护革命活动和我个人与锦江也会有利的。因此我就答应了她的邀请。次日上午9时左右，果真开了汽车来接我。等我整理好店务后，已近11点。下楼出门走近车一看，不但不是空车，她竟在里面等着我哪！自此，她每天都随车来接我就医，而且经常要在门口等上一个多钟头，如此者达两星期之久，还代付了全部医药费用。就此相识，我们就成了朋友。她好几次接我上她海格路“范园”家中吃饭，总是暗示要我加入国民党里她们的派系。我早见她另有用意，在表面上我便装做对于政治不太懂，也不感兴趣，更不想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只想做做生意赚点钱，把孩子养大成人，受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之外，就不再有什么想法了。以后，便推说店务忙，难以经常分身外出，不露声色地逐渐和她冷淡了。使她感觉到，我只是对政治不感兴趣。这类人是非常难弄的，我真怕她借故和锦江捣乱来整我，所以我在和她交往的过程中，尽量不得罪她，还表示跟她很亲热。关心她的病痛，关心她的衣食起居，时常送些鲜花、菜点给她，把她哄得甜滋滋的，免得她达不到目的时对我下毒手。当然，这些也不过是对付她的权宜方法而已。如果与她有了利害冲突的话，她能不害我？碰到这种人，怎能不担心呢？
后来，我对这位所谓有名的女政治家慢慢地疏远了。
七、可气、可笑的诬蔑
当时社会上，不论是受过西方教育或者纯粹东方文化的人士，都认为妇女在任何方面的能力总比男子差得多，管理企业更不如男子，尤其是东方女子更不在话下。
我对这种论调很反感，但亦鼓励自己绝不灰心，一定要办好锦江，为我们妇女争口气。锦江开张红、继续红的情况，证明了他们这些论点是完全错误的。后来，锦江地位巩固，社会舆论改变了，承认妇女是有才能、有智慧，能办事业、企业的。当时，到过锦江的顾客无不称赞，尤其是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先生，在背后对我不离口地佩服敬重，但这引起了如下一场可笑的诬蔑。
1938年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这是个咨询机关。7日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参加者大部分是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员、第三党（就是后来的农工民主党）、青年党、在野党以及无党派爱国人士。刘湛恩先生的夫人刘玉立明亦出席这会。有天下午我正在锦江茶室，忽然收到刘王立明一封信。信的内容：“我要去出席参政会议，我负责的职业学校想请你担任董事，如同意请于今晚到会商谈。”大意如此。当时，我觉得虽闻其名未见过其人，这信来得突然。不过她是妇女界进步人土，要前往参政，为此，我有协助此校的义务。遂立刻作复如下：“我愿意担任董事协助，你放心去吧，因我感冒发烧，今晚的会恕不参加。”次日参加这会的几位姐妹们（记得有蒋逸宵等）来家告我说：
“昨晚刘王立明拿着你的回信在会上说：‘我知道董竹君是不会来参加会议的，她和日本人有关系。’大家看信后说：‘信上说得很清楚，她因病不来。董竹君这人我们是知道的，你若无真凭实据，不能随便讲。’事后她依然到处传播。”
后来，我在菲律宾马尼拉时，适郑毓秀亦在那里。有天，上海跑马厅总经理谭雅声的夫人甘金钗特来告诉我说：“郑毓秀知你来了，她说董竹君是有才能的女性，她和丈夫思想不一致，离婚了，她热爱办企业，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愿加入国民党，真可惜。听说她为日本人做事，我不相信。”当时，汉口、重庆、香港友人都来信安慰。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的诬蔑人，到底原因何在？我异常生气。友人劝说：
“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刘校长非常称赞你，她嫉妒、怀疑，就造谣打击你嘛。”我想也许如此。可是，我和刘湛恩校长从未见过面，素无往来。无缘无故晴天一雷。
八、房东敲竹杠
抗战开始，上海情势大变，人们趁机钻空子，想发财。抗战第二年，上海成为孤岛，市面也出现畸形繁荣景象，许多房东和律师、法官勾结起来，明说要房客迁居，其实就是想敲竹杠。“新雅”、“天发池”、“老大房”等，都被敲去几万。
锦江房东孙梅堂对锦江也不放松，法租界律师许午芳代房东出面，我则托刘良律师对付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刘良对他们说：“你们想搞她（指我）很好，你们不妨与她较量，较量！法租界法院推事陈大器、张民生都要称她伯母的。文就文，武就武，你们不知她的‘道行’[注]，不要弄得自己吃苦头，到那时就晚了。”
这番连吓带唬的话，就此把他们吓退了，当时我们都暗自好笑。对付这帮人只能如此，他们就吃这一套，我很感谢刘良。
九、忆刘良律师
谈谈刘良。他和我家有着非平常的友谊。刘良身材中等、五官端正，皮肤白里带灰，额宽、唇薄、两颊少肉，眼睛有神，举止有些像上海白相人。一看便知他是南方人。性格刚直、豪放，对人处事有时手段颇辣，但心地善良、有情义、有正义感、有智慧，胆大心细，是个办事认真负责的人。他能说善道，话匣子一开便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有时，说些风趣幽默话，让人笑痛肚子。他动辄嘲笑人，有时连我也要损几句，我认为他是有才智能干事的人，总是容忍一笑。久之，他看出我是在容忍，他懊悔不已，向我道歉！
刘良是江苏苏北人，在家庭里是长子，故特别受宠。父亲、伯父经营山东线织台布、花边和茶叶，属富商家庭。因而刘良能进大学。后来因客观局势不断变化，家境渐次衰落，未能再深造。大学毕业后，在上海设立律师事务所为业。
刘良和夏之时的儿媳的姐夫刘光美在上海中国公学同学时，他从刘光美处听到有关我和夏之时离婚事，同情我，慕名特来美华里访问我们母女。首次见面就很礼貌地称我伯母。日久彼此了解，和我们的来往也就多了。
因为他的职业是律师，处上海光怪陆离复杂的社会，不得不结交些流氓朋友。
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流氓行话。他很尊敬我，爱护小妹妹们。有时他来我家，刚进门，女儿们齐声叫喊：“流氓来了，流氓来了……”他总是笑笑。
思想方面，他开始对共产主义有些模糊，经常和他聊天，逐渐偏左，求进步了。
1935年锦江开门后，他担任两店常年法律顾问。他曾冒险协助过我的地下工作。
解放后他求进步的心情炽热，我通过陈同生同志关系，介绍他去苏州革大（革命大学）学习。当时，他在上海市文史馆工作。生活上由文史馆及上海市统战部支给。不幸于1963年夏在上海患胃癌辞世。
1963年夏，当我和国瑛女去沪，我俩分别去探望过他的病情。当时，我见他开刀后出院自己注射西药B12，还自己动手炖鸡汤，满开心。不料在我回京后不久，他竟因病复发离开人间了。
事后，得他胞弟告知：刘良在临终前，手拿一寸大的照片说：“我一世结交朋友不少，但以董伯母和她全家是值得尊敬留恋的，你把这张照片送给董伯母作个纪念吧！”惜此照片与我多年家藏的照片共同命运，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起失去了。
回忆刘良和我们多年诚挚的友谊，他极力帮助锦江解决难题，他是曾与我共同冒过极大危险的进步人士，能不令人由衷地怀念！
十、艰苦挣持
由于自己是个女子，在当时社会情况下，人们对我居然敢开锦江是又敬又疑的，因而在经济上很难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有力支持；加上自己又不是一个愿意走邪道来迎合有权势者的欢心而使锦江仰其鼻息的人，唯一的出路只有刻苦经营，自力更生。
所以，每次逐步扩充，都是放胆先行打出限期空头支票，待装修完毕，扩大营业增加收入后再来兑现。这种做法，引起店内工作人员和朋友们的担心，惟恐装修扩充后，生意不好，岂不要亏本，退票就要失信关门。大家在这问题上，总是缺乏信心，我则不言语。原来只有大小共四间，扩充到二三十间，还增设了能容顾客三百余人的“锦江茶室”。扩充后，因生意照样日益兴旺，终于得到银行的信用支持，故打出的支票从未退过。
当时社会封建思想意识浓厚，重男轻女。在男子中心社会中，女子经营事业，到处受束缚。我常常为此痛心疾首。至于前述中外人士愿意投资开设分店，那是锦江已经闻名特来锦上添花而已。不过话要说回来，任何事情都是要首先依靠自己努力争取，才能有所建树。
十一、两颗炸弹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继卢沟桥事变后，又进攻上海。国民党飞机不知是由于受伤还是出于误投，在大世界十字路中心交通指挥亭那里丢下了两枚炸弹，伤亡一千多人。锦江房屋震动受损，侥幸地没有被炸毁。职工中路过大世界炸死一人，失踪二人。记得那时我和职工五六人及二女国琇正在厨房屋顶观看，当时看到一架飞机从龙华飞来，愈来愈近，忽见两黑球从飞机上当头落下。我知道是炸弹，就大声叫大家快下去、快下去。当时有人马上卧倒，国琇和其他人从窗口跳进厨房，职员张学德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摆着手摇头，嘴里颤颤抖抖地念着：“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语声未落，轰！轰！两下，炸声如雷，厨房立刻震动起来。
我双手捧着头倒伏在天台上，像失去知觉似的。半晌清醒过来，见厨房在一片烟雾中，碗碟碎成一地，四周墙壁垮下不少。这时吓呆的职工们也慢慢地爬起来。只听得外面一片喧嚷声，才知道炸弹是落在大世界前面。大家齐声叫险，“啊呀！稍为偏向西南一点点，就连人带店全部完了！”我立刻集合职工，清点人数，缺了三人。
吩咐职工守店，自己跑出去看。大世界前面，十字路中心的交通警察岗亭被炸得影子都不见了，路上遭难的行人被炸得有的只有一条腿，一只手或半边身子，有的面部血肉模糊，脑浆四溅，许多人在那里把这些四分五裂的断身残体和肉块堆积起来，活像一座小丘。救护车川流不息地从血泊里抬送就医那些奄奄待毙的受难者。死者亲属们在那里认尸，哭声震天，惨不忍睹。我站在十字路口呆着，悲愤交加。暗想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所给予人民的“恩赐”！
十二、突然的一件事
锦江的座上客中有一位法租界工部局董事、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负责人张翼枢。闻这人来头颇大，直接通法国政府，连上海杜月笙都得敷衍他，蒋介石也联络他。蒋的外交部、上海市府都要送他机密费，一送就是几万元以上。前面说过的锦江搭盖接通后弄恒茂里的天桥那件事，是由杜月笙通过他，才得到法公董的临时会议的许可，发给临时营业执照的。
抗战开始时，有一天张到锦江吃饭。饭后留片嘱招待员阿宝转给我，片上写：
“杜先生已离沪去港，董先生今后有事可以找我。”我看过卡片，心里颇为高兴。
因为，当时上海社会呈现出另一种复杂的气氛，无论是锦江或是我本人，以后会发生些什么样的祸事，是很难说的。张翼枢不是普通身份的人，他自己愿意帮助我，太好了。我就天真地这样想了。谁知不久他又来电话邀我在国际饭店进餐。这回我却很惶恐，他为什么忽然要请我吃饭？感觉到这是不祥之兆。但又怎么办呢？为了锦江的命运和迫于当时环境，不能不硬起头皮赴这次“鸿门宴”，敷衍应酬一下，见机行事吧！当我到国际饭店二楼口时，问服务员：“张先生请吃饭，在哪一桌？”
服务员指着对面角落，“喏！”我远远望见穿着灰色绸长衫、身材不高不壮，只有他一人，我吃了一惊！这使我的神经感到了一阵紧张，心里忐忑，犹豫一下，镇定一会儿，终于鼓着勇气走近几步，见他五官一般，但一看便知是深通世故，精明、有计谋的能人，约五十几岁。我装着自然随便的样子走上前去。他看见我，第一句话，便是一般女人最喜欢听的：“你真漂亮，风度这么好。”当时，我穿着四周滚黑边的白色SHARKSKIN绸料（此料产于菲律宾，有麻丝成分，高贵、凉爽）西服上装与同样料子的裙子，白色高跟皮鞋，未烫发，梳一个发结，如此而已。他热情地招待我，连敬我几杯白兰地。酒后露出真相。对我开门见山地说：“你的身世我全知道，很敬佩你。我很爱你。当然你是不知道的。也绝不会相信我在暗地里对你抱着如此热烈的爱情！”我说：“张先生，我们初次见面，怎么说得上这些？”“我爱你已过十年了。十年前有天，你坐在黄包车上，车过杜月笙大门口，我正去杜家，就看见你了。那才是第一次。像你这样的女人，非凡的才干和智慧与经营事业的能力，要是能和我成为眷属，在事业上彼此都会有所帮助，可以干出一番更大的事业来！至于经济方面，你需要多少都不成问题。明天我去香港，一星期后回来听你佳音。我是真心的，你不要见怪。”这是个晴天霹雳。我当晚回家神经很紧张，千思万想，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应付这道难关！想到这人不好惹，应付得不妥当，可能有祸事。张离沪后，我抓紧时间打听他的一切情况。从侧面了解到：他在法国政府的地位，确实是法租界工部局董事会的重要人物，家有老婆，儿女成行。我听到这些，神经更加紧张。前思后想，好像我的人生道路走到这里，又出现了猛虎拦住去路，已到了生死的关头，真是左右为难。我是举手缴枪投降？还是和他拼个死活？
既然不愿意被歼灭当俘虏，就得想出一个高明的办法去对付他。想来想去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据自己的经验，什么事只要有勇气，肯想、肯做就不会是死路一条。
等他回来再说。我就这样想着、等着。
张从香港回沪，送我一只手表，本想拒绝，一转念这样做反而不妙，显得不大方，遂就收了下来（后来把它给了大女上学用）。首先是我时而推病，时而推事地和他敷衍周旋，但是他依然追得我很紧。不断来电话，他越是这样我越觉得可怕。
在无可奈何中，我想出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绝妙好计。有天下午他在上海新新公司楼上餐厅开了房间，来电话约我去。他见我到了，很高兴！叫服务员开饭。饭问他笑眯眯地边吃边问我：“一个多星期了，怎么？决定了吗？”我平静地和蔼地对他说：
“我能得到你的帮助当然太好了，你要我与你成眷属，我也同意。但你必须先和你妻子离婚。”“这怎么可以呢？”他意外地吃了一惊。“那么，难道我俩租幢小房子，马马虎虎过活一辈子吗？你既然深知我的身世，又蒙你尊重，想来不忍心让我做你的小老婆吧？”
他低头半晌不语，最后他说：“像你这样美貌、聪明而事业心强的女性确实少见。但是你必须知道，没有政治和经济力量来支持你的事业，想得到发展是困难的。
同时你又是女子，不是随便能在上海站得住脚的，你再仔细考虑考虑。”后面几句话分明是在威胁我。我心想：“谁要你这样的支持。”我便反问他：“那末你的意思是不肯离婚，那你也太不替我想了。”他未吭声。他喝了不少酒。我们谈话很简单。饭毕，他送我回家，在汽车里，他低着头，默无一语，呜呜地哭。到了凡尔登花园家门口下车，他和我紧紧地握手，泪汪汪地看看我，转身上车走了。此后，再也没见过他。
由于我的态度始终温和而又坚持这一条件，因而他并不疑心我不愿意和他结婚而恼羞成怒，他也许认为无非是条件问题，而这条件又是合情合理的，不能见怪于我，于是他只好知难而退，不再纠缠了。可是光怪陆离的上海滩，女人受骗受害者比比皆是，我不知张某是何许人也，在那段时间里老是胆战心惊寝食难安，随时都感到似乎有祸事临头似的。
我每遇重大的事情上身，总是告诉女儿们，让她们知道而受教育。这件事我也告诉了她们。现在国瑛女告诉我，她还记得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