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助、掩护
多少年来锦江始终是围绕着两个“红”——一是营业“红”，二是革命“红”。
支持出狱后的宋时轮同志 宋时轮（又名张子光）在广州暴动失败后被捕入狱，从广州释放出狱后他经香港到达上海。找不到党组织关系，经济又十分困难，同时又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所密切注意。
约在1935年秋（详细年月日记不清了）锦江开门不久，有天宋时轮持其同狱人李堂萼哥哥的介绍信来“锦江”找我。我吩咐服务员，请他上三楼二十一号房间。
他穿件中式灰色长衫，我将服务员支开。他见无旁人，即将信递给我。我拆信知悉了他的情况，并猜想李堂萼一定是郑德音介绍我去申请入党的那位联系人李同志。
就请他坐一会儿，未及敬茶我就急忙去办公室取出一笔现款交给他（数目多少不记得了），他接过款子和我握手告别。我问他：“还有什么事？”他说：“没有了。”
我说：“祝你顺利！”当时为防止出事，未送他下楼。我转身站在窗口伸头下望，见他出了店门，无人盯梢才放心了。
上海解放后，杨帆同志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当年，他到沪后托田云樵同志带信要和我见面。我请杨帆、田云樵、李亚农几位同志到上海华龙路新租的公寓住处便餐，当时潘汉年、宋时轮同志是自己来的。宋时轮同志一进门便热烈地和我握手问好。入座后，他兴奋地边喝酒边说：“董先生你对我有过很大的帮助，记得吗？”
“记得！但是很大是说不上。”彼此把过去的这件事略谈谈。那天我们的会晤、喝酒、吃饭、聊天，大家情绪激动、高兴，有胜于久别重逢的亲人！
后来宋时轮同志亲自到锦江川菜馆来看我。我请他吃了便饭。饭间他又提起：
“那年你帮助我后，离开上海参加游击队去了。”我说：“你为革命立下大功，真为你高兴，也很敬佩你！”当时，他送给我一件战利品——一把日本上将指挥刀作为纪念（此军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上缴了）。我去北京，他任军科院院长，百忙中热忱地邀请我去他家吃了饭。在饭间夫人陪座。厨师出来时，宋时轮同志亲切地关照厨师说：“这不是普通一般的吃饭，要好好烧、做。”
宋时轮同志得到锦江的奉赠后，除用路费外，余皆用在建立游击队根据地上了。
宋时轮同志当面告诉我的。宋时轮同志曾任红军、八路军高级指挥员，淮海战役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解放后任上海警备司令、继任军事科学院院长、解放军上将。宋时轮同志回复张执一同志的信中提到当年我曾支持过他。
执一同志：
你好吗？甚念，请告。一月十四日的来信已收到。
关于董竹君女士所询之事，大约是在一九二九年的夏末或秋初时节，我从广州出狱后，经香港到上海找党组织关系，未找到时，经济十分困难，恰好碰着几位四川籍的同牢难友，经他们介绍，去求助于董，当时她资助了若干元。由于事隔五十余年，其他细节都记不清了。请转告董竹君女士，在那种情况下，承她慷慨支援，真是雪里送炭！我永记不忘地感谢她。祝她健康、长寿。此致
敬礼 宋时轮 一九八一年一月廿四日
宋时轮同志于1991年7月在沪病故。噩耗传来我很感伤！我的悼词如下：
六十年前沪识荆，微薄奉赠奔前程。
戎马一生功卓绝，将勇风范启后生。
裱好后，由全国政协无党派秘书处转交其夫人郑晓存同志。事后郑晓存同志曾来家看望过我。
张执一同志在《革命史资料》第5期及《上海党史资料通讯》第4期里都提到：
“宋时轮同志在1929年从广州出狱后，来到上海，经人介绍到董处，就曾得到接济。”
这在时间上有些出入。1929年秋，我刚和夏之时离婚，正处困难。事情记得是在1935年锦江开门后不久。
锦江送餐郭沫若 郭沫若同志在1937年抗战前夕，从日本回国。他住在上海高乃依路捷克人开的公寓。我怕有人暗害他，担心他的饮食安全，每天三餐特派锦江忠厚的职员邓明山负责专送了一个半月。郭老因此曾写过一首诗赠我，以志纪念，诗云：
患难一饭值千金，而今四海正陆沉。
今有英雄起巾帼，“娜拉”行踪素所钦。
惜这首诗的原稿（已裱好），在十年浩劫中，被抢走了。
二、捐献抗日前线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开始，市面景象大变，环境更加复杂了。我一面集中精力经营两店，一面积极地参与活动，如：响应献金。曾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现名泰兴路）丽都花园内开设“暑期锦江餐厅”，盈利所得全部捐献。
三、独资创办《上海妇女》杂志
自从1937年8月13日沪战发动以后，上海的刊物如雨后春笋，曾经随着战争的高涨而蓬勃风行过一时。日刊、周刊、旬刊、半月刊种类颇多。但到了11月12日中国军队整个退出上海后，便近于销声匿迹了。停刊的停刊，迁移出版的迁移出版，在马路上，在便道的书报摊上，检视一下，除了几本若干年前出版的杂志、小说外看不见什么新读物。苦闷、孤寂，这恐怕是每一个平素爱买几本刊物读读的人们共同的情绪。至于真能代表妇女呼声者的刊物更不见世。因此，我和《大公报》女记者蒋逸宵共同商量创办《上海妇女》半月刊杂志。当时惯例至少要有七名发起人，故邀请姜平（中共党员，解放后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许广平（解放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王季愚（中共党员，解放后任黑龙江大学校长）、作家黄碧遥（又名九如，解放后任上海师范学校历史教授），朱文映、杨宝深、戚逸影、沈德钩等同志十人（还有二位姓名恕我忘了），连我和蒋共十二人为发起人。我负经济全责和对外事务，蒋逸宵任总编辑，姜平是副总编辑又是撰稿人，其余同志为该刊投稿人，国琼女亦曾投过稿。创刊号是1938年4月20日发行的。《上海妇女》出刊后，在上海起到极其良好的社会影响。当时的南京汪精卫政府和重庆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都要收买这份杂志，我都婉言坚决拒绝。处于恶劣的环境的双重压力下，大家支持着、斗争着，可是终于在1940年2月左右被迫而主动停刊。出版了三十六期，共十八个月。
大概在1960年前后，我有次去探望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孙兰（即姜平）同志，她面告说：“这刊物在解放后已由戚逸影、沈德钧同志全部送去全国妇女联合会了。”
我很惊讶！送去全国妇联是应该的，但为什么不和我通个气呢？1985年1月，读上海妇联所办的妇女运动史资料组编辑出版的第一辑（总第七辑）“孙兰专辑”，有戚逸影同志所写的一文：“上海成为孤岛后，许广平大姐……，另外办有一个名为《上海妇女》的进步刊物，由许广平任理事长、姜平负责主编……。许广平被捕后，《上海妇女》办不下去……”根据我的上述事实，戚逸影同志写的这节内容完全不符事实，我不明用意何在？
四、支援、启发
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的锦江两店已是各界著名人士，以及地下党员、进步人士、左翼文化界人联络、接头、开会的主要据点了。当时夏衍同志、潘汉年同志等亦常来“锦江”进餐。我尽量给以一切方便，如：让他们专用“特别间”（特别间在营业上是日无虚座的），分配最可靠的招待员，菜价也十分优待，甚至签字了事。
夏衍写的《懒寻旧梦录》380—381页里亦提到：“……，一起来探望他（郭沫若）的，还有两位女士，一位是锦江饭店的店主董竹君（她和沫若是同乡，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大概是看到这家公寓的饭菜不好吧，所以常常给他送来名厨烹调的四川菜，这使沫若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他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居然遇到了‘漂母’。[注]……那时的锦江饭店还是一个不大的川菜馆，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于伶、章泯和我常常可以借她的菜馆碰头、开会乃至‘挂账’（实际上这种账是不会还的）。在当时彼此都为党的地下工作之故。”这样细小事情夏老尚能记得，不忘滴水之情，令人感动！
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夏天，郭沫若和我都在上海环龙路四川军人张子钊家共餐，郭老又挥毫而成“沁园春”词一首（用毛润之咏雪，原韵）赠我留念。现挂在北京我家客厅里。词文如下：
国步艰难，寒暑相摧，风雨所飘。叹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战，白浪天滔。遍野哀鸿，排空鸣鹏，海洋仇深日样高。和平到，望肃清敌伪，除解苛烧。西方彼美多骄。振千仞，金衣裹细腰。把残铜废铁，前输外寇，飞机大炮，后引中骚。
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命力尽雕。堪笑甚，学狙公芋赋，四暮三朝。
右沁园春词一阂，用毛润之咏雪原韵
丙戌长夏书奉竹君女士雅正
乐山 郭沫若
其他1935年创办锦江时，刘连波同志（中共党员，解放后任重庆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曾一度在锦江当过会计。不久，因公回川了。他的家属回川路费是锦江出资资助的。
陈同生同志（解放后任上海市统战部部长）在1934年10月被捕入狱。1936年11月，钟南夫（又名韵明、中共党员）任上海临青学校校长时，有天他来锦江找我，愁容满面地告诉说：“接陈农菲从南京陆军军人监狱寄来几次明信片说，他患病，环境困难……”我听后热泪盈眶，当即将款与药物交给钟同志转交了。回忆同生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前，9月份时，他还带我大女国琼到上海临青学校吃午餐呢。
四川人李云仙（又名李复石）同志，中共党员，我们称呼他李云老，他是上海在中共地下党的联络员。他年纪大了，身体瘦弱多病，为人极其热诚、正直、喜爱接近青年。他依靠对外称为干女儿的王雪云同志（解放后任庐山幼儿园园长）带领着曹荻秋的幼孩（曹荻秋在解放区，孩子生下后无法抚养，托李云老照顾的），陪伴他共同居住在上海萨坡赛路（现名淡水路），生活简朴。
李云老特长中医，依靠半收半送的少数门诊费维持生活。我在经济上常常支持他。这位老人喜欢锦江茶室，茶室离他家又近，几乎三餐都在那里。他是被锦江欢迎的多年免费常客。他以医生身份和我接触，掩人耳目的。他也经常给我们看病。
我从菲律宾回国后，才知他已去世。他是一位值得受人尊敬的老人，至今还想念他。
田云樵同志热心地要写写他的一生，借资料不全，未果。真遗憾！
我也曾支持过《妇女知识》丛书的经费，这是许广平同志和杨宝琛同志经手的。
此时期于伶等同志主办的上海剧艺社、辣斐剧场，我在经济方面给予支持，有几次由国瑛女送到剧场后台，交给于伶同志。记得有次我在上海贝勒路友人家时，于伶同志亦来这里取过，共几次，数目多少记不清了。
阿英（钱杏邨）同志等在沪主编《救亡日报》时，记得锦江也曾帮助过。具体事情记不清楚了。总的说来，在这一时期内，凡属于抗日救国和对革命工作有益的事，不管出钱、出力、出人，我总要尽力而为。
张执一同志在《革命史资料》第5期及《上海党史资料通讯》第4期都谈到了我。
说：“她早在1930年前，即与四川逃亡来沪的革命知识分子曹荻秋、陈同生、李一氓、李初梨、李亚农、李亚群（在此前叫李群夫）等同志相识，他们运用她的特殊社会关系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那些具体工作因年久失忆）。她并从经济上接济革命同志（如宋时轮同志，在1929年，从广州出狱后，来到上海，经人介绍到董处就得到接济）。抗战快要结束时，解放区派田云樵同志同她联系。我在1945年夏秘密赴沪时，华中局即指定我与她接触，领导她为党工作。她曾出资创办美文印刷厂（总经理为任百尊同志）和中国文化投资公司（总经理为已故胡国城同志），印刷秘密书刊。并创办锦华贸易公司（总经理为刘逊夫同志），在台湾没有分公司，为掩护我同志出入台湾提供了交通方便。她还经常资助党的经费。对党的工作帮助较大。”我同志出入台湾提供了交通方便。她还经常资助党的经费。对党的工作帮助较大。”
张执一所说的以上事迹，除对陈同生、曹荻秋、李亚农、李亚群四位同志记得外，李一氓、李初梨同志有过什么帮助、联系全忘了。
曹国斌同志（又名曹觉，解放后名张铭，湖南人、工人出身、中共党员，解放后任中南局武汉市委组织部部长，中南监察委员会秘书长与副主任）在锦江开门后，经钟南夫同志介绍，他每天晚上来锦江倒杂菜[注]。曹国斌同志每天把锦江剩余的杂莱加工后，挑去法租界斜桥总会附近，廉价卖给黄包车夫及其他苦力吃。他借此作为生活费用，而苦力们亦得到营养丰富而热乎乎的菜食。曹国斌同志已于1959年去世！惜矣！
李亚群同志好像是四川人。1935年红军长征时，他领导暴动失败后，到上海找党的关系时，在锦江当过服务员。找到了关系后，于1937年在张执一同志的领导下去延安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四川成都、泸州、重庆、北碚历任中心县委书记。
1942年在桂林时，他告诉徐鸣同志（中共党员）说：“锦江老板娘董竹君有本事，人又好，对同志们又好，我很佩服她。”在锦江当服务员后的这段事迹，是徐鸣同志在1988年春来北京我家里，国瑛女在场，大家聊天时谈到的，我是忘记了。李亚群同志在1977年逝世。
我从“锦江”开门前后，一直经常接触一些青年，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方面启发诱导，在经济上总是尽力给予帮助。如：
四川人杨慧琳，1934年她十五岁时，正在上海读中学。她遵父亲杨吉甫先生（即杨伯谦，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他曾参加过国共第一次合作，他与吴玉章老是好友）吩咐，常来我家。据她自己告诉我说，“当时我经常启发鼓励她，妇女应自强独立，关心国家大事。并介绍德国作家倍倍尔著作《妇人与社会》一书，使她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她不久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和抗日救亡活动等。
说我一直鼓励支持她。后来杨慧琳在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贵州文化局局长，现已离休。
杨慧琳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去香港工作。在她的工作方面，我给了她许多鼓励和支持。1935年夏，日本侵占华北，全国激愤，杨慧琳和青年们组织了学生会进行抗日宣传。秋季又组织了上海中学生救国联合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活动，我亦给以许多支持。
当时，锦江不但随时免费供应杨慧琳等工作人员的饭餐，还为她们组织游行示威和各种集会、碰头、开会，提供了适当安全的房间。当时，来锦江吃饭、活动次数最多的有中学学联主席韩素芳和另一负责人马寅。
在“锦江”工作的四川人曾挺凡（参加新四军后改名陈寄峰，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愿去东北解放区工作，我给他准备一切，并给以路费。
在抗战初期，某年1月2日，有位陌生青年突然来到上海凡尔登花园家里，在客堂交谈之后，才知道他是国琼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同学刘振汉。是一位有志爱国的学生（解放后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任教，后闻在四川成都音乐学院声乐系任教），因缺乏路费，无法去内地学习和找工作，想以小提琴向我抵押六十元。次日我给他钱，并叮嘱他把小提琴还是带走，沿途若遇困难还可派用。并启发他对社会不良的现象，要从本质上有个正确的认识。他掉下眼泪说：“耶稣圣诞晚上，大雪纷飞，我在你们家大门口，老见你们的客人不走，同时，也不知你愿不愿帮助，始终未敢敲门，徘徊到深夜，冷得牙齿发抖。”当时他那种神态和心情，给予我强烈的印象。
我感叹着，社会制度不改变，成千成万这样的青年是永远无出路的。
早在刘振汉这事之前，有一天国琼从学校回家，告诉我一件事，她说：“中午在学校饭堂吃午饭，听邻桌饭台上的同学中，一位叹气地说：唉！不知如何是好？
下学期的学费付不出，只好停学。我正在用饭，忽然听到这番话，心里很难过，饭也咽不下去，把那不相识的新同学望了一眼，又打听了他的姓名。我想妈妈一定肯帮助的。”我俩商量好：为了保持他的自尊心起见，把款子放入信封内，说明是学费而不注姓名。国琼在次晨将它偷偷地放到学校收信的门房架上。中饭时，只听得这学生高兴地和同桌上人讲：“真是奇妙的事，居然有人把钱送来叫我付学费而却未留姓名，无法感谢。”
在旧社会里，求知欲强烈的青年们，念书付不出学费是极其普通的。
我同情、培养、接济、帮助过的男女青年颇多，难能—一记得。以上举例而已。
这里想起一位老人，颇为想念她，有一段如下的经过：
张执一同志离开上海局时，将工作交给张登同志负责领导。张登同志的爱人陈修良的母亲是双目失明的老人。当时这位老母亲住在上海巨鹿路八二0弄二十二号亭子间。我佩服这位老人深明大义，支持、掩护子女的革命行动，因而我曾买了好些鸡蛋，亲自送去作为敬意，而补充她的营养。祝愿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健康长寿。
我希望中国多有些这样爱国思想的老人！
五、女作家白薇的两三事
这里凭记忆所及，谈谈女作家白薇的两三事。有次（年份忘了）白薇由重庆回到上海，无处住，我掩护她住在家里（上海亚尔培路一二五弄三十一号，即凡尔登花园）一段时期。
抗战期间，上海妇孺援绥募捐运动，她为此不顾病痛，捧着肚子、弯着腰，日夜奔跑，已精疲力竭，她还要参加上海第一批妇孺赴绥慰问团。大家异常着急，我赶到船上把她拉下来了。大家认为若不是我这样做，可能她会送命。
1937年春末，白薇的朋友们、读者们和我都关心她身患重病，为她缺少医药费用而叹惜。为了爱惜一位进步的女作家、女斗士的生命，使她早日恢复健康，当时，大家合力为她筹款治病。发起人有：郁风、蒋逸宵、玉莹、李兰、季洪、王季愚、蓝苹（即江青）、沈兹九、陈波儿、关露、国琼和我等十九人。收款处设在我家里，收款人国琼女。筹款发动后，慷慨出资的人很多，来自国内外各阶层的资助，由一角、二角到一二元。到6月中旬，总计募得六百零四元（当时的物价约二元即能买到一袋面粉，六百多元也算可观了），和七十多封慰问信，一齐由国琼女交给白薇收下。国琼、李兰、还有一位（姓名忘了），送白薇上了火车，去北京治病。当时，我资助多少想不起了。
在此顺便提件事：白薇有次病在苏州，住在她的读者顾某家。白薇在作品《想、焦、狂》（上海《新民晚报》1947年2月连载）里提到我与女儿们的一段——
我来到苏州是生了病突然起来的。想不到女主人会这样的不欢迎。我头一晚来，第二晚她就大兴问罪之师，说我不该和董竹君交朋友，一大堆责备我的话，反正是句句怪我交错了董竹君。
董竹君是什么人，我想来大家都知道的，她是池中的莲花，她是易卜生著的“娜拉”，而有力地回答了出走后的“娜拉”，是怎样奋斗的。她反抗那缺德的丈夫，带着四个小女儿逃出家庭。她由睡亭子间起家，她由南洋募款，创办工厂在闸北，尽毁于一·二八的炮火，她被拉进牢里；出狱后贫苦不堪。我看过她当捐客失败，靠十六岁的大女儿养家；甚至她们吃大饼都由小姐妹争着吃一个。我把穿过的旧衣服给她们小姑娘等。我看竹君为办锦江筹款，急得像幽灵。看着她几年工夫，一手起家，教育了四个女儿，在大学毕业后留美去了，还搭救了许多穷苦的朋友，帮忙了不少公益事业，还在刻苦工作，毅然前进。这种有伟大魄力的女性，我怎么交不得？交她，怎么怪我是没有骨气？可是，苏州这女友，要这样向我大兴问罪之师，几乎要吵起来了。
这位姓顾的女人是什么人？我从未见过也不知其名。她为何这样破坏我？真使人太可笑了！
白薇在解放后，住北京和平里十区，大明儿亦住该区，与她相隔咫尺。在她晚年时期生活颇为孤寂，大明经常去探望她，照顾她日常生活上的需要。当她临终前几天大明儿坐在她病床边，合影留念，从她仰卧躺着的神态能看出，她为此颇觉安慰。不几天，即1987年8月27日在北京首都医院不幸病故。我和家人久久不安。她爱国的坚强革命信念，不屈不挠的性格，慷慨助人、善良的人品，正如其名一样洁白无瑕。我们尊敬她！怀念她！
1992年8月，白薇的侄子来京告诉我说：“白薇是湖南省资兴县秀流村人，现在资兴县政府正为白薇在该县公园内建立纪念室和塑像志念，以阳翰笙老当年在白薇作品上写的序言为碑文。”此事白薇的家属亦积极协助，我和家人异常高兴，这对九泉之下的女作家白薇是无限的安慰！
光阴似箭，三十年代的著名女作家白薇同志，她一生中出版了很多革命的文学作品，当今男女青年一代恐怕知之者不多吧？为此，简略介绍如下：
白薇同志是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二、三、四、五届委员，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白薇是解放前左联早期成员之一，又是剧联成员。她在“五四”运动前因反对封建家庭包办婚姻，只身逃往日本官费求学，毕业于东京御茶之水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她在求学中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感召下，她放弃两年官费学习深造的机会，回到祖国投身于革命战争。她始终坚持着革命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鲁迅先生对她非常器重。毛主席、周总理、邓颖超大姐都赞扬她说：“你在政治思想上不愿倒下去，是长期挣扎中的一个奋斗的女性。”白薇亦遭受了“四人帮”的迫害，昏迷过去九天才苏醒过来，但她热爱党的思想始终不渝。她的生活极其简朴，粗茶、淡饭、布衣足矣。家无余物，亦无余钱。她从二十年代开始写作，经历了六十年的创作生涯（1975年因长期患病才搁笔）。当年即使在患重病情况下，依然坚持写作。她的戏剧性的革命的一生，可以说是艰苦卓绝的。
现将其所写作品简述如下：
反映第一次大革命题材的多幕剧《打出幽灵塔》、独幕剧《革命神受难》、长篇小说《炸弹与征鸟》，分别发表在鲁迅先生主编的《奔流》和《语丝》等刊物上。
“九·一八”事变后，她在《北斗》上相继发表了《北宁路某站》、《敌同志》、《火信》等剧本与诗作，率先写出抗日作品，并走向社会帮助工人、学生导演抗日戏剧。在二十年代开始时，出版诗剧《琳丽》、话剧《苏斐》、《访蜚》、《乐土》、《假洋人》、《姨娘》、《昨夜》、《悲剧生涯》等等。
据闻如今尚无《白薇文集》见世，深为遗憾；她曾告诉过我，竹挑箱里还有很多稿子尚未整理，好像她又说过这挑箱因上海沦陷暂寄放在苏州顾家。这些话好像是在解放前夕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