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乘所谓难民船离菲
一个人离开了祖国，别了家乡，更能体会到祖国之可爱，家乡之可亲。我们住在马尼拉的几年里，深深体会到这种感情！参与国内革命工作的我来说，更是眷念它！
我在马尼拉经过了太平洋战争的第四个年头。1945年元旦，这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苏、美、英的战略反攻，已推进到德国本土，英军向缅甸日军发起进攻，美军向盘踞菲律宾和太平洋其他岛屿的日军大举反攻，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1月2日上午，福建人张先生（名字忘了）忽然来告诉我们说，有条日本红十字会难民船要开往台湾，随后转上海，叫我们赶快和华侨协会联系。我们得此消息，兴奋无比，心想可以结束流亡生活，返回祖国了。殊不知交涉结果，只买到一张船票。大家商量结果，决定还是让我先回国。当时友人劝阻，说这虽然是难民船，到底是战争时期，总是冒险的，张克勤则锁紧双眉沉思不语。我亦想到，战争尚未结束，此后，母女的命运谁也无法预料。念国内诸事归心似箭，只好忍痛分手。我决定走！
因时间匆促，虽然听说经台湾到上海约需两个礼拜，也无法做过多准备，除身穿一套夏季白绸西装外，只向友人借了一件薄薄的秋大衣和一条羊毛毯，外带规定数额的日本军用币一千元，就在次日下午4点与同患难共艰苦达四年之久的女儿、友人分手，百感交集无语可言。临行，国琼、国琇女失声痛哭！她们既为我能幸运地回国而高兴，但又怕途中遭遇不测。
这时候，船上、船下，男女老少们的欢呼、哭笑、咽泣、愁容……混成一团，目不忍睹！船在天色暗淡时起锚，徐徐地开动，啊！终于达到我久想离开的七号码头了。
同行难民中，有广东人张女士（介绍买船票人的太太）和福建人黄女士及其三岁男孩。卖船票处人胡说什么是一张铺位，事实上，男女老幼难民们都挤睡在没有窗洞、不见阳光，位于底层的货舱里，过着沙丁鱼似的生活，谈不上什么铺位。进进出出大小便都得在人身上踩来踩去。大家都像哑吧。次日拂晓，船开出不远，中国难民就被分配做各种工作。我为了想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和活动、活动身体，选择了别人所不愿做的倒垃圾、洗碗碟、饭后收拾台桌杂物的工作。倒垃圾得上三层楼甲板，洗涤碗碟要从船头跑到船尾。洗碗间位在锅炉隔壁，因而一进门就感到热气逼人，汗流如雨。船越往前开越感到闷热，臭气熏人。睡觉的地方更是热得透不过气来。大家觉得奇怪，为什么越来越感不到有丝毫凉意呢？可是整天不敢做声的难民们，谁也不敢过问这件事，被日本人知道了只能是挨顿臭骂。
二、在苏门答腊险遭鱼吞
有一天，船忽然停驶了，大家都惊慌失色，怕出事。随后才知道是到了苏门答腊海。所有的难民都惊讶起来，为什么要开到这里来呢？但也不敢多问，只好静悄悄地等待着事情的变化。因为船不开动，空气不流通，臭热益甚，传染病很快地蔓延开来。吃饭的人越来越少。我每次洗碗，跑出跑进，只听到病人轻轻地叫妈喊爹，长吁短叹。每个人的脸色苍白竟不像活人。我住的舱底里好几个人病倒了，有两个人还未断气就被抛入海中，葬身鱼腹。
后来，得传染病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在船停驶的第五大也支持不住了，上吐下泻，一天里去厕所不知多少次。为了避免在别人身上踩来踩去，就干脆睡在通道旁边。我原先怕被日本人拖去工作，所以装着不懂日语，但到这个时候，为了不被鲨鱼吞没，只好鼓起勇气开口请求医治，把命保住再说。我知道日本人的脾气，只要你能说日本话，他们就另眼看待。于是我就从通道上一步步慢慢地爬上了二楼医务室门口，正逢一个日本人开门出来，他一脚踢来，提高嗓子嚷着：“你爬到这里来做什么？还不让开些？”这时候，我只好用多年不说的日语，请求医治。他一听我说日本话，马上态度转好，扶我起来进门。另外一个日本医生问了几句病情，便给我打了一针，吩咐扶我进来的那个日本人送我到传染病室。次日，日本人来盘问了我一番，他们知道我曾去过日本念书，表示很高兴，嘱我好好养病。从此，一路上我就利用日本语作为我和另外几位难民的“护身符”。
船在苏门答腊海停留了一星期后就开动了。开往何处，谁也不敢问，只能听天由命。
三、困在日本九州
约近1月底，气候转寒，我病虽好，但仍体弱无力。日本人忽然告诉我们：“天气很冷，大家把御寒衣服拿出来，明天到达日本九州。在九州门司稍歇，换船后再去上海。”第二天中午，在门司上岸后，难民们分散居住，我和张女士、黄女士母子被送进一家日本旅馆，等候换轮船。各人随身带来的日本军用币，除留下少数外，其余都被收去存银行，不能随便动用。
这时候，张、黄两位哭着求我帮助。我同情她们，尤其三岁的娃娃，我就答应了。其实，我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此后，我便是她们的带队人了。我们午饭后，在日本巡警的监视下出去逛街，想洗澡，吃顿中国饭，打个电报给在马尼拉的女儿。谁知街道上所有餐馆、商店全都关门，只有一家西药店在大门上开了一个小洞，出售药品。街上到处贴着防空标语，天色暗淡气氛萧瑟，穿着和服、木展的来往男女路人，看上去没有一个不是愁容满面的，个个低着头往前匆匆地走。从他们紧张的神态里完全可以体会到：他们是在绝望和失败的边缘上挣扎着。满街凄风苦雨，景象惨淡。虽然我在马尼拉饱尝战争滋味，但在这里看到这种景象，亦不免感到胆战心寒。
我们先到电报局拍电，电报员带着一副死气沉沉的脸色，冷淡地对我说：“马尼拉电报已不通。”我急着问他：“什么时候不通的？”他说：“已有三个多礼拜了。”我才恍然大悟，这一定是五号那天，船刚离开马尼拉海湾时，美军就开始反攻了。于是我又喜又急，喜的是战争快要结束，日本法西斯即将寿终正寝；急的是在马尼拉的两个女儿和其他朋友们不知怎么样了。我答应她们到了台湾就打电报的，自己还在半途中，而且偏偏又被阻留在日本九州——敌人的本土。要是一旦不幸而被炸死在这里，多么冤呢？我就这样胡思乱想地走出电报局，和大家一起去澡堂。
我们一进门，刚把鞋子脱掉，一个日本服务员上来，一反常态板着面孔对我们说：
“请小心衣履，肥皂也请当心。”并告诉我们，每逢礼拜二、五才营业。我想日本商人服务态度素来和蔼有礼，小偷也比较少，一般小街僻巷，都有整天营业的澡堂，现在处于战争状态，社会秩序竟混乱到如此程度，诚非当初所料。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人民辛勤刻苦地把自己的国家建成号称为世界一流强国，如今其统治阶级为了进行对外侵略，不但使亚洲人民惨遭浩劫，国内人民也蒙受如此灾难，真是令人可恨可叹！
我们住的旅馆，大门口昼夜有警察站岗。我们四人共住一大间。房间里面除了正中一张约三英尺见方的矮桌外，什么家具杂物都没有，方桌下放了一个炭罐。这张方桌是我们四人生活上唯一的用具，每次吃饭后，大家每人腿上搭着一条棉被，坐在席地的棉褥上，围着矮桌，整天烤火取暖。大家相对默默无语。有时我和张女士俩在室内沿着墙边跑小步活动、活动，借此抗寒。我们一直在等待换船，等了四天，还毫无音信。张、黄女士只晓得哭泣，我也着急了，就开始动脑筋想办法。第五天清晨，从送早餐进来的女服务员口里，知道这旅馆主持人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我在日本念过书，知道普通老太太思想单纯些，就下楼自我介绍和她攀谈起来。老人家一般都喜欢别人尊敬、奉承。我也就这样拍了她两天马屁。果然，她最后告诉我：“你们休想回上海了，战争激烈，时局紧张，什么船都拿去军用了。他们叫你们等待换船是骗人的，你们还是自己早作打算吧！”我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可想？我们是在巡警二十四小时的监视下，失去自由的人。”我和她商量的结果，决定由九州坐渡轮，渡过朝鲜海峡到釜山，再换火车经东三省返沪。这位店主老人说：“想得这样美，东北很冷，尤其今年的寒冷，是三十年来没有过的，你们穿得这样单薄，就算不被打死也会冻死。”但我们当时只能冒这个险了。当晚决定后，拜托旅店老妇主人帮助。老妇主人对守门警说：“天气这样严寒，这些船客手无寸铁，又是女人孩子，怕什么？你如能和上级领导讲讲，说明理由，放行她们，既做了好事，亦免你们昼夜站岗多么辛苦，并且你如能帮助她们离开，她们还可以替日本做点事情……”这警察想了想，点点头，表示愿意替我们去向他上司说情。我们算是过了第一关。翌日下午，我穿着一套已经肮脏不堪的白绸衫裤，和薄如雨衣一样的外衣，裹着一条羊毛毯子在大雪纷飞，路断人稀，一片白茫茫，零下四十度的气温下，跟随警察踩着厚雪，哆哆嗦嗦亦步亦趋地到了日本警察厅。这里门禁森严，活像“鬼门关”。一进门，见每个人的面目狰狞，不禁毛骨惊然。巡警带我进办公室，有一个人盘问了我好久。我暗想，这是我们脱离虎口的唯一机会，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于是，我不等他问完，便抢着说：“既然一时不能换船去上海，还是让我们乘火车从东三省早日回去，沿途也好替你们宣传、宣传‘大东亚共荣’，做些有益于你们的事情。留在贵国，徒增你们的麻烦，没有什么好处。”我乱说一阵后，这人听完我的话，才转脸带笑地向着带我去的巡警说：“好吧！你明天上午9点再带她去武官府签证。”我吃了一惊，心想，怎么还有第三道鬼门关？次晨，又随着这巡警在冰天雪地里跑。冻得浑身发抖，牙齿打战。进日本武官府，我站在一边，听候支配。开始他们用非常凶恶的语气和态度来吓唬我，还有人冷笑说：“哈哈，你这女人，这样冰冻寒冷的天气，居然穿这样单薄的衣服。”我暗想：死活就在这关了。于是鼓足勇气，拿那套在警察厅曾乱说过的话，向这些人再胡说一遍。他们听完，立刻转变态度。其中有一人说：“那你们回到上海，必须大大出力，好好为大东亚共荣事业做些事。”这人的话尚未说完，旁边一人便插嘴说：“不行！不行！
你们所带的钱不够买车票到达上海，只够到天津。”我一听这人说话，急得心都要跳出来似的，但只好装着很平静的态度回答：“没有关系，到了天津，就有熟人朋友，请放心。”我故意这样说，以表示和他们亲善，这样他们才签了出口证。又吩咐带我去的巡警和我一道去银行领出钱。然后，替我们买到天津的火车票。总算冒险过了又一道鬼门关。张、黄女士听说能回沪，落下了开心的眼泪！
旅馆主老太太很仁慈，送给我们她珍藏的四片丝棉，以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来的一小罐牛肉片和一个黑面包，让我们御寒点饥。我们把丝棉一人一片贴紧背心，一片给黄女士的孩子裹在两腿上。好心肠的日本人民、旅馆主人老太太别后再没见过，未致答谢，深感抱歉！
四、险渡朝鲜海峡
次日拂晓，就由警察三人监督上船。船开后，日本人对乘客说：“请大家把救生圈带上，现在是战争时期，随时都可能遭遇危险。如一听到锣鼓响，就表示有轰炸机来袭击，你们马上到楼上走廊里集合，静静地等待。如果听到二次锣鼓响，就跳入海里，待飞机过去了，就救你们起来，送回九州去洗温泉，晒衣服……”大家闻言失色，明知是番鬼话，也只好听令。上午11时，船将近朝鲜海峡的时候，真的锣鼓响了，难民们前涌后推地向那楼梯的小口挤去。一个狭窄的通道上挤满了难民，可是却鸦雀无声。有的跪在地下在默祷，有的抱着孩子在偷偷地哭泣；有的吓得面无人色，呆呆地站在那里，似乎在等待着死神的降临。我目睹这幅悲惨的景象，不由得一阵心酸，眼泪直往肚里吞，自己和这些人是处在怎样的境地啊！我鼓起勇气，咬紧牙关，闭着眼睛，裹着一条薄薄的羊毛毯子，靠紧船栏杆站着，面对风浪听任寒风浸骨，等待着大祸的临头。一秒，一分……三小时后，幸而警报解除，才安然回舱。我如今尚未痊愈的气管炎，就是这样得的。它是那次警报的虚惊中使我难能忘怀的“纪念病”。
五、朝鲜——东北——天津
渡过海峡，登岸换乘火车。至此，才算是脱离了险境踏上了祖国的大地，虽然这时东北三省还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之下。火车上乘客拥挤，秩序混乱，难民、单帮、烟贩等什么样的人都有，列车员服务态度恶劣无比。我们离开马尼拉时所带的钱，除买火车票外，只剩下了二角，没有钱在车上买吃的，每餐就只能啃几口旅馆女主人送给我们的那小罐已经冰冻的牛肉和一只黑面包，点点心而已。一路上又冷、又饿、又不能睡。黄女士的三岁男孩更受不了饥寒交迫，终日哭闹，黄、张女士也只晓得着急和哭泣。列车快抵奉天（现在的沈阳）的时候，由于饥饿、寒冷、疲乏，脚软无力，加上没有水梳洗，一身衣履也变成白不白、黑不黑，人像煤炭里钻出来似的。真是形容枯槁，狼狈不堪。但一想到离上海的路程还很远，不鼓起勇气，振奋精神怎么行？！于是，我就一面劝慰二位女士，一面四面张望有无南方人可以求助。一看离开两丈远，有两位中年男人和一位日本老人在说上海话，当时我也顾不得一般所谓面子、里子这许多了，前去开口求借。当我刚做了自我介绍，他们在我身上打量了一下，两位中年人便不约而同地说：“啊！你就是锦江的董先生？大家都谣传锦江的女老板已经在马尼拉被炸死了。”言谈中很同情我们四人，当即借给我们日本军用币一万元（当时通货膨胀，这一万元到了南京后只够买张火车票的钱了），我高兴极了，如大旱之年逢甘露，更觉勇气倍增！
这两位中国人，一位是广东人，姓李，上海震旦大学的学生，这次是来东北跑单帮的；另一位是上海人，姓黄，是在上海、天津、东北三省之间来往贩卖橡胶车胎的商人；老人是在上海北四川路开皮鞋店的日本侨民。据车上人说，越靠近津沪路越混乱，尤其是汉奸难对付。我暗想，奉天到上海还有一大段路程，不知还会遇到些什么困难和意外，于是我就请李、黄二人和我们同行，组成一队。为了对外方便起见，把那位日本老侨民也一道拉了进来。大家选我做队长，日本老人做副队长，他专负责外交。从此，我们就有了力量，不感到畏缩害怕了。
车到天津是晚上11点左右。车站两旁睡满了人，据说都是难民，因为没有钱住宿，加上旅馆客满，房租价高，只能睡在这里。我们为换车方便起见，就由日本老人先去打交道，在车站附近的日本旅馆开好两间房间。当我们走近日本旅馆一看，大大吓了一跳！满屋煤气，男女服务员穿着漆黑，面色苍白，神态冷酷，无论是站在角落里的男人或在工作的女人，都活像从棺木里拖出来的僵尸一般。我们害怕遇到黑店，大家都不敢睡觉，肚子饥饿，咕咕作响，就都起来去隔壁夜市小街摊头上，每人站着吃了一碗热乎乎的阳春面。没想到这碗阳春面比什么山珍海味都要适口好吃，顿时感到浑身有了热力，直到今天我还未忘记它呢！一宿未睡，次日黎明起床，急忙收拾好赶去车站，由天津转车南下（这时候日本老人和我们分手了）。当我们检票进入站口时，日本人上来检查行李，我急忙叫李、黄二位带着张、黄女士等先行设法上车。我即用日语告诉检查员说：“里面都是些平常的东西。”日本检查员听我说日本话，就马马虎虎在每只箱子上用白粉划了一个圆圈走了。我正要提起箱子上车，忽然走来一个中国女人，来势汹汹，提高嗓子开口就骂：“你这混蛋，行李还没检查，就想上车了？搁下！搁下！”她三脚两步跑过来，嘴里不停地骂着，在箱子里乱翻一阵。我急着说：“刚刚日本人已经查过、划过圈了，火车快开了，请你帮帮忙。”我话未完，她劈头一棍打来说：“怎么？你不让我检查吗？”我气极了，这时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说时迟，那时快，我对列车方向，把箱子一脚一只踢得老远，同时再拿起一只，就向着人山人海里冲去，只听得这汉奸在大声乱骂。
刚跳上车，车就开动了。我把这些经过讲给大家听，同行人说：“对不起，都是我们的箱子害了你。”有几位乘客说：“你塞几个钱给她便没事了。”在这些大小汉奸手里遭害的不知有多少人呢！说着，大家都叹息不已。
战争时期，又是旧历年边，三等车箱里拥挤得几乎没有空隙。车到徐州是半夜2时，乘客像潮水一般，从车门、窗口跳进来，一位三十来岁的男子，脚刚落地，便一个急转身把头和两手向窗外伸出，急叫：“你快上车，车快开了！”只听见一个女人又哭又叫的声音：“他们在推我呀！我上不了！”“你踩在行李上，用点力气爬上来呀，再高一点，我就够上搭手拖你了。快点！快点！”那女人说：“不行！
我已经没有力气啦！”正在这时候，列车开动，那男人急得拼命叫她的名字，却不见回声。在这一刹那间，只听得外面在嚷叫：“啊呀！爬窗的女人掉下车，被挤到车底下了。”这男子当即放声大哭，乘客们也都为他难过。其中有人似乎司空见惯地说：“这有什么难过，这年头就是不出门也会随时有祸事上身。几年来，这条路上，像这种惨事是经常发生的。”
六、南京——上海
到南京时是午夜，这时候大家的钱都快用完了，我们找到一家小旅馆，很想好好休息一下。因为我沿途穿着单薄，受寒过甚，于是便发烧、咳嗽起来。大家归心似箭，都顾不得休息。翌晨，天刚朦朦亮，李、黄两位去车站等购上午8点的三等车票。谁知他们排了两天班，也没等到车票。第三天，清晨4时，我裹着毯子，带着病，冒着严寒和他们二人同去观察。见车站大门外满地乘客横七竖八倒睡着，星火般油灯的小摊小贩陪着做生意，其中老老少少妇女孩子，哭哭啼啼的不少。据说他们每天半夜就来等票，有的等候得旅费路资都用完，甚至把棉被都卖掉了，而票还未到手。有的好容易买到了车票，但轮到检票的时候却已经到点，车开走了，只好白白牺牲一张票。有的已挤进大门，排了班，检了票，但最后因为挤不上车，也只好眼看火车开走。饥寒交迫、哭声连天的乘客遍地皆是。当时我看到这幅惨状，想到在马尼拉时，有关在战争中遭难者的所见所闻，不禁泪下。战争！战争！发动战争者，给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种种残酷的祸害、灾难、悲惨……。无可讳言，这都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者自私心和兽性发作而造成的。
我们了解到车票是这样困难，我本来想撕毁的日本武官府的出口签证，这时候只好再利用它一次了。当天下午我就去站长室，凭此签证领到了六人的车票。当晚大家分工组织好。半夜3点我关照小李带着两位女人、孩子、行李从车站后面绕道输上火车等候，动作要快。小黄等在门卫背后，等我指示；我挤进门了，于是我用日语和守门日兵交涉让黄进来，就在他犹豫的一刹那，小黄快步也进去了。乘客拼命地挤进去，宪兵像赶猪似地拿着棍子打人。车快开了，有一大串还未检票的乘客吵嚷得厉害，日本人弹压得很厉害。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顿时心生一计，顾不得众人的叫骂，弓着腰、低着头，从排队的乘客当中向前钻去。当我站在检票员面前的时候，抬头一看，原来检票员就是那日本站长，我吓了一跳，他也愕然说：“你该是落在最后的，怎么会变成最前面的呢？”我乘他被众人包围无暇他顾的一刹那，把事先迭整齐的六张票子迅速送进窗口，我边说：“对不起！谢谢！”边就抓住他手内的剪子一轧，随即飞也似地跑向车厢。只听见他在后面叫道：“这女子好不讲理呀！好不讲理！”
我们到达上海那天，是1945年2月1日，正是旧历除夕下午。我和张太太分手各自回家时，张太大哭着对我说：“沿途四十天的险恶日子，若没有你的种种设计、想办法和照顾，我们怎能安然回家？”后来，张太太来家告诉我，她的丈夫死在马尼拉战火中了。惨矣！说着哭着……
我回到上海，从北站打了电话回家。雇三轮车到家时，国瑛女已在凡尔登花园弄口等候了。母女相抱，悲喜交加，泪如雨下！
七、琼、琇女归国叙别情
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琼、国琇两女就于这年年底从马尼拉回到上海。全家欢聚之时，琼、琇俩含泪简述：当我离开马尼拉的第二天，美军就开始反攻，轰炸昼夜不停，地毯式的轰炸，双方打得异常激烈。马尼拉城几乎被炸平，居民遭害、死亡者不知有多少人，朋友间这个、那个也被炸死了。一位友人余家，据其亲戚讲，正在午饭一个炸弹落下，正中餐桌，全家顿时绝命。音乐界好几位名家及国琼、国琇的老师亦被害身亡。她姐妹俩也有好几次险些丧命，有一次，她们在防空洞里躲藏了好几天，实在饥饿、疲乏，国琇刚上吊楼去睡觉。不多时，又开始轰炸，幸好国琼女跑去将她从睡梦中拖走，事后查看着迟一二分钟，弹片即正中她的肚腹。又告诉我说，当美军打回马尼拉，进城那天下午，日军搜查到她们那里来了。她们在防空洞里，只听见高墙上日军在翻墙爬进，并用日语问里面有无人，派司特（警犬）狂吠。正在这时，猛然又听得屋外有枪声，这些日军还未来得及落地，便又转身翻出去了。事后防空洞里的人，悄悄地爬上大门偷看，才知道这几个日军已被美军击毙在左面转角马路上。啊！多么危险的一刹那！
又告，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日军挨户搜人枪杀。人多的人家被排成行列，用机关枪扫死。
这时我才晓得，当我在归途中历尽艰险的时候，也正是女儿们在马尼拉受苦受难、命在旦夕的时候。啊！我母女饱经生死忧患，一旦幸运重逢，这悲喜交集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
我很关心曾经一度共患难的菲人菲列浦、横(王利)答和张克勤几人的安全。女儿说：“那时因为各自奔命都来不及，谁也顾不了谁，不知他们在哪里了。”后来，据友人告诉，张克勤先生在1951年被在菲的国民党抓去，受到严刑后，引渡到台湾去了。说到这里大家片刻无声！
八、唯一的团圆照
当战争结束时，住马尼拉的居民，不论是哪国的人，只要是属于中、上阶层的人，申请去美国的护照比较战前容易领取。国琼在钢琴艺术上虽已成名，但还想去美国研究、深造。国琇学的是声乐系女高音，她也要去美国留学。她俩去美国留学的申请批准了，还得到了芝加哥音乐学院的奖学金。我当时本想送她俩去苏联或欧洲留学，但因苏联护照不易办到，而苏联在战后恢复正常还需要一个时期。战后的欧洲更是百业萧条，科技、文艺等人才都陆续到美国找美金去了（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大财）。欧洲音乐界的好些著名人物也不例外。因此，那时要求艺术深造，美国比欧洲强。同时，想到姐妹俩既然拿到了签证，就允许她俩去美国留学了。于是，国琼、国琇、国瑛、国璋、大明我们一家只是暂短的团聚。国琼、国琇于1946年初，乘威尔逊轮船赴美国留学，全家又分开了。幸好在她俩行前，有天清晨，《大公报》著名记者兼作家，老友张蓬舟（又名杨纪）先生来家。当时我们还都在睡觉，他在楼下大声喊道：“快下来，给你们拍张全家福，今后你们不知什么时候再会团圆。快下来嘛，我有事就要走的。”于是大家未及梳洗，披上冬大衣，匆匆下楼，来到小院里都互祝哈哈大笑地合拍留念。
他俩走后，而这根遥远的风筝线我依然握住，随时通信教导。因为琼、绣女在美国，继后国瑛亦留学美国。国璋女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后亦留学美国深造。随着客观发展的规律，现虽说家庭人丁已到四代，而分居国内外。岁月茫茫数十寒暑，依然仅此一张照片，挂在客堂里伴我度日！而老友张蓬舟先生竟于1991年5月8日在北京病故！他的可歌可敬的一生事迹，在《人物》杂志1992年三期上曾有登载。我的悼词：
唯大学问功高心念下
是真淡泊身没志益明
董竹君 率子女
一九九一年五月
九、空军送狗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后的冬天，一名美国空军接受国琼之托，带了浅驼色警犬BUSTER（派司特）和黑色卷毛长耳小黑狗BLACKIE（葡纳克）来凡尔登花园家访问我。两犬见我异常高兴，摇摆着尾巴争着向我身怀扑来。那位空军说：
“我们特从飞机上带它们来送给你，让你高兴、高兴。”我感谢后，就吃点心、喝咖啡、聊天。谈到我所乘的难民船离开七号码头事，那空军惊讶地告诉：“那条日本红十字会难民船，正是当时美军极欲追捕、轰炸的大目标之一。因为据美军探悉，该船虽然是红十字会的标志，说是难民船，而实际上载有军火和重要人物。美军正在追击，但始终未能发现。”我听到这里，才明白为什么船离开马尼拉后，不直开台湾反而绕道“苏门答腊”，原来伪称难民船卖票是为了掩护作用。回想起来，毛骨悚然。真太侥幸了！
凡尔登花园是里弄名称，实际上每户门口只有一小块种花的草地。BUSTER（派司特）、 BLACKIE（葡纳克）都不习惯，葡纳克早晚外出在里弄玩耍，结果遗失了。
因此派司特失去了伙伴，更不开心了。后来，我家迁愚园路尤其是移住法华路有前后两大花园，它能跳、跑自如了，见我便摆着尾巴扑过来异常高兴。继后，又迁住复兴西路三楼公寓后，它的生活便一落千丈，如不带它外出蹓蹓，它在房门外狭窄的水泥地上，整天坐着、躺着一声不吭。日久见它逐渐消瘦，家人都很难过，不得已的情况下，含泪割爱送给对面有大花园的苏联专家了。BUSTER（派司特）是我和琼、绣女在菲律宾逃难中的护命义犬，故记之，迄今常思之念之！
十、德国犹太人
同年冬天，曾在菲律宾逃难中相识的两位德国男人，约四十岁左右，特来锦江访问我。我以茶点在特别问招待他们。虽然是不同民族，因彼此都经过了残酷的战争灾难，故一见面相互感到非常亲切温暖。我们边喝茶边谈论在战争中各自的遭遇。
一人滔滔不绝地谈论法西斯的残酷、毒辣、可怕，另一人谈虎色变，神情紧张地左右看看，把手捂着嘴：“嘘！嘘！”意思是叫对方不要说了。我说：“这里是上海，不用怕，并且战争已结束了。”可怜的这位德国犹太人，一定遭受过不知多少的险难。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吓得人们感到随时都会有上断头台的危险似的。啊！战争！
在全世界人类的心灵里留下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