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营救儿子大明回家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9日又在长崎投下一颗。苏联又出兵东北。由此，日本帝国主义者在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3日，正式签订无条件投降书，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至此彻底宣告失败。中国人民与全世界人民的心情一样激动、愉快、兴奋，中国八年的英勇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在抗战刚结束的同时，蒋介石不顾国家存亡，又要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则称为解放战争），我非常气愤。此时，我更想为党的事业多做些工作。
我儿子大明，在四川成都“蜀华中学”读书，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正当抗日战争处于危急阶段，他作为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于1944年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青年远征军，同一些参军的同学集体分配到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军长是孙立人将军。大明儿作为一名士兵扛枪打仗，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胜利后（1945年底）大明在香港九龙托一起参加远征军的周骏之带给我一封信，告知：他们的队伍已停留在香港九龙，不日开往东北。很想回家无法脱身。我晓得去东北是打内战，即嘱国瑛女急找杨虎，请求他写封信给大明的顶头上司孙立人军长（杨虎的学生），请假二周，回沪探母后，再去东北。杨虎当时就嘱秘书写就，国瑛持信乘往返飞机将大明救回上海凡尔登花园家里。家人分离在长期的黑夜里，彼此经受了无数的灾难才骨肉团聚。母子拥抱眼泪湿面！后闻和大明一起参加远征军的八九位同学，在东北战役中牺牲了好几人。他们都是青年学生，为抗日未曾牺牲而死在内战中。
我和国瑛女，对大明说明了队伍开去东北打内战的性质。不久，大明人大同中学、江苏省南通农学院，先后念书学习。从1947年上半年开始，他在家庭和进步同学，其中一些是地下党员影响之下，对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和腐败极为不满，便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反蒋学生运动，是学校内积极的组织者之一，先后两次被校方开除。同时又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通院团契”，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解放后他一面在南通农学院念书，一面又负责该学院青年团的工作。于1950年调至南通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任学生部副部长，1951年调北京中央农业部进修，并转至北京农机学院工作（现改为北京农业工程大学），于1983年离休。
1957年反右时，大明儿被错划为右派，劳动三年。1962年摘去右派帽子，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因为保护干部子女被批斗开除公职，吃苦不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于1979年彻底平反昭雪。
他1947年参加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组织，1949年入团，1951年入党。
二、独资创办永业印刷所、协森印刷局
时间约在1945年春末，我派人去新四军找陈同生（当时任新四军联络部部长）说：我回国了，要继续找党组织接上关系。陈同生汇报军部。当时，知道我的曹荻秋（新四军行政公署主任、解放后任上海市市长）、高原（新四军敌工部副部长）二位介绍我给向明同志（新四军苏北区党委书记），说我过去曾为党做过不少工作。
与此同时，李亚农、陈同生、曹荻秋又向饶漱石（当时华中局代书记、兼新四军政委）汇报了有关和我联系的事。薛尚实（新四军敌工部部长）见饶漱石重视这事，于是在1945年3月左右，转达党的指示要我创办秘密印刷所，准备在新四军进攻上海之时，出版报纸、印文件、指示、宣传品之用，由我出资会同城工部来沪的任百尊协助办理。
我同意按薛尚实的指示办印刷厂，做文化宣传工作。唯当时因“锦江”两店在业务、经济上还在整顿中，难能抽出更多的款子，只好开个头。继后，约在当年夏初，我从锦江抽资，由任百尊出面着手盘人马浪路（现名马当路）三七七号永业印刷所（用原名）。未领执照，秘密经营。
三、田云樵、张执一同志先后到沪
约在1945年7月，永业印刷所开门不久，向明、高原、曹荻秋三位共商决定：派在新四军敌工部工作的田云樵同志代表新四军党组织来上海和我联系。他住在永业印刷所，我俩见面是在锦江二楼亭子问圆桌旁，彼此虽然初次碰头却似久别重逢的老友，我们谈话是那样不拘谨，亲切而坦率，我们共同憧憬着光明的未来，对革命形势的大发展与党在人民群众中威望日渐高涨，对革命胜利即将到来，充满着信心！
同时，也谈到了在革命前进的路途中，还有不少艰难险阻，还要为革命事业努力工作，争取胜利的早日到来。
我们谈起在革命洪流中，许多男女青年不顾牺牲，投奔前线参加革命。话间田云樵亦谈到，有关任百尊进入苏北根据地和入党情况时说：“任百尊，上海敌伪时期是交通银行行长的秘书，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去过重庆，回沪后在政治上访惶苦闷。经国瑛多次启发，他进入苏北根据地——苏北阜宁县益林镇，苏北党委城市工作部找关系。是我首先接待他，我当时是城工部科长，任说是董竹君介绍他去的，我又同他谈了一阵，转到城工部部长薛尚实同志接待。同时任要求入党，薛部长见是董竹君介绍来的，即在城市工作部领导小组会议上讨论，决定任作为特别党员再观其今后表现。”
田云樵走后，我在小室内独自喝茶，颇有感想。为何我们首次见面就能如此亲切、无所不谈，原因是：我们有共同的世界观。更体会到，世界观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人们思想境界的依据。田云樵和我联系后不久，他回苏北。
张执一同志说：在1945年夏，他秘密来上海时，华中局指示他和我接触，领导我为党工作，是周总理的指示（载《革命史资料》第五辑及《上海党史资料通讯》第四期）。此后，张执一同志曾一度离沪。不久，因形势转变，张执一于日本投降的次日，又来上海，把上海各系统统一起来。于1946年夏秋之间，中共中央成立了上海局，张执一同志是策反委员会书记。一刘长胜是党委副书记。有关上海局张执一同志在《革命史资料》第五期上也讲过的。这时，我的关系就在上海局，归张执一同志领导了。这时候，我开设的锦江两店，成为地下党的秘密正式联络点了。与此同时，田云樵同志亦由于形势的变化，苏北地区改组为华中局分局的原因，与新四军城工部的决定，要他仍回上海做长期地下工作，并再与我联系。他的关系也就转到上海局了，归张执一领导（我记不清了，田云樵告诉我的）。从此，凡我做的工作，除与吴克坚同志联系一些工作外，皆属张执一领导。在实际工作中，因张执一是第一线的人，不便彼此多见面，有事张执一皆嘱田云樵和我联系，我则照办。
四、租房掩护工作与革命同志
“永业”开始营业不久，为掩护工作和革命同志起见，觉得凡尔登花园房子既不方便也不够居住。在1945年夏末，另在迈尔西爱路（现名茂名南路）一六三弄六号三层楼房。我租下一、二层和楼底后面小间、厨房、汽车间。
任百尊为地下工作起见，不便住家，搬来这里。田云樵同志第二次由苏北来上海时，为避免警察注意，带家属亦住进这房有一个时期。美文印刷厂印书车间负责人黄鸿泉，因当时环境与他的穿着和家里来往的人不协调，为了他的安全，只好让他受些委屈住在汽车间，我出入从不和他打招呼，邻居只知他是我朋友的亲戚。另外在上海招商局工作的爱国人士蹇人鹏（后改名晓东）也住进来，我约请了几位有职业的中青年常来一起打扑克牌玩耍，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
任百尊自从我由菲律宾回国开始共同工作起，我一直在政治上掩护他、营救他，经济上帮助他，直到解放。三楼是“上海小姐”王韵梅住家。王韵梅是何许人也？
在当时上海竞选“上海小姐”时候，四川军长范绍曾加码到抛出七千银元才得胜，而使王韵梅最后得到“上海小姐”的所谓荣誉称号，实质上是侮辱妇女的一种把戏。
这种妇女不自爱，自己也不发奋图强，甘心堕落。
因此，范经常上王家，在老虎口里有人有些害怕。殊不知，虎口倒反而成为最佳的避风港。
我居住迈尔西爱路期间，曾受吴克坚同志（中共党员）指示，把我家作为碰头会的地点。吴克坚领导杨虎、郭春涛（民革中央委员），王寄一（农工党中央委员）常来我这里二楼开碰头会议。秦德君同志因送材料给他们，故每次开会她亦在场。
他们商议的内容是有关策反敌人的海、陆、空军的工作。
五、邓大姐的关怀、鼓励
1945年秋，国共两党正在和谈，中共中央代表团办事处，设在上海马思南路（现在的周总理纪念馆）。当时，尊敬的邓颖超大姐曾来我家（上海亚尔培路凡尔登花园三十一号）看我。并指示我很多，让我利用我在上海的有利条件做好地下工作，包括妇女工作、统战工作，给我莫大的鼓舞。上海弄堂房子的出入一般都走后门，大姐衣履朴素，态度镇静。这天下午她走出后门，低头沿墙漫步！我站在后门口限送大姐，心情高兴、害怕、难过——怕的是：有人盯梢；难过的是：这样受人尊敬的人物，生活如此艰苦。为国家独立，妇女解放，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废寝忘食，不顾安危地奔走工作，她的神经像绷紧的弓弦，精神上分秒不得松弛！
这时期，王炳南同志也常来探望，给我和国瑛女鼓舞满多。
写到此，回想在1958年间正是我更年时期、多病。在这年深秋我从上海去广州从化疗养，见疗养同志颇多，陈同生、余心清同志也在，他们都住在疗养院（陈同生同志因事不久回沪了）。
我住在一个小丘上的一座小洋房，这屋矮小精致，四周树木很是幽静，唯窗户低有不安全之感，据说这是特别疗养处。我的三餐都由疗养院派人送，继后因过分安静和夜间怕有人从窗口爬进，遂迁进疗养院了。
翌年春节初三傍晚我有几分热度，正躺在床上，邓大姐进门撩开帐子，我要起身她不让，她说：“听说你病了特来看你，你好好保养，多年来太累了。”她坐下和我聊聊，即走近窗口，边拉帘子边说：“这时候，还不把窗帘拉拢（意是指护土不注意）。”她回头在床边又坐了一会，又叮嘱：“好好休养，过几天再来看你。”
转身轻轻地走了。她走后我想她自己也是来疗养的，还在关心别人，不禁泪下！
老友、留美牙科专家韩文信，天津人，品德高尚，性格直爽，为人热诚，解放前他留美回国后任上海市卫生局总顾问，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他住上海南京中路大陆游泳池附近（门牌号数忘了），沿马路房子二楼，我们和他交谊颇深。韩老和周总理是知友，他的夫人与邓大姐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同学！他们交谊深厚。他的客厅里周年挂着周总理像。我的子女都很尊敬他，惜于1968年逝世。韩老次子韩宗琦亦是牙科专家，任北京医院院长，为人异常热诚，我的子女叫他大哥，我们彼此都很亲热。在上海有次我和女儿们去韩家，进门见邓大姐在场，大家喜出望外异常高兴，韩老忙着沏茶，彼此坐下叙旧，大姐笑谈聊天，我们受益不少，后来大姐有事先走了。此情此景至今难忘。
后来在1984年全国政协六届二次大会时，5月18日下午，邓大姐在无党派小组会上还提到我，她说：“今天还有几位委员没有来，董竹君女委员过去给我们党帮过很多忙，做过很多工作。可能因为身体的关系未出席；请秘书长代我去看看她，问候她，等她好了以后，有机会会见到她的。”尊敬的邓大姐是无处不关心人！
再者永业经营到9月中下旬，圣约翰大学生何溶（即何舍里）、陈宝森、陈鲁直、金沙（即成幼殊）；“复旦”学生任阴桐、黄森、董国瑛等，联络了一批文艺爱好者（其中有的是新四军派来上海的，有的是地下党员，有的是进步青年）筹备出版综合性文艺刊物《麦籽》，成立了“麦籽”社。麦籽社的经费是由女儿国瑛从锦江抽出的资金。印刷所从秘密转向公开承印，《麦籽》主编何舍里。
10月，国共签订“双十协定”，中国有了和平民主建设的可能性。形势变化很快，盘人的永业印刷机器设备已不敷应用，旋即我从锦江抽出三十两黄金又在麦色尔蒂罗路四十三号盘人协森印务局的全部机器设备及一楼一底房屋。仍用协森印务局店名加上（尊记）开设。协森（尊记）印务局仍然是秘密经营，承印《麦籽》半月刊等。
协森（尊记）印务局主要工作人员，凭记忆开列如下：
董事长 董竹君 义务校对 蔡文源
经理 任百尊 助理会计 田鸣
副经理陈信芳（私方） 职员 罗贯中
账房 杨志清 排字房（Job）领班 陈蔼根
工务 胡大章 学徒余诚忠
营业员 陆新泉 学徒 陈林泉
营业员 王文才 工人 王耀庭
书版排字房领班工人约四十人左右，姓名已记不清。
周总理的秘书陈家康指派程克祥找到协森。小程用解放社、中国灯塔出版社名义出版《解放》杂志、党的七大文献。这两种书刊当时不向社会局登记，也没有发行人和社址，实际上是秘密印刷，由程克祥一人负责发送全市书报摊销售。
《解放》杂志出了三期，因被“特务”撕毁、没收，不准发售而停刊。而灯塔社连续出版了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朱德著的《论解放区战场》以及综合新华社报道的“双十协定”
国共谈判过程为内容的三十二开本《为和平而奋斗》等书，及《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修养》、《评赫尔利》、《上饶集中营》。梅益同志也到协森印刷过宣传品。
这许多党的重要文献，在抗战胜利后的蒋管区上海还是第一次印刷出版。它如同黎明前的灯塔，刺破重重迷雾指明了中国革命航船的航向，成为白区人民的精神粮食。曾一版再版多次，深受各界人民的欢迎。
1945年底左右，经在益友社活动的施怀宁（党员）、大江出版公司的陆以文（即陆象贤）、成幼殊等人相互介绍，上海地下市委所属工委、职委、学委、教委公开出版的《生活知识》（主编纪康）、《人人周刊》（主编戚原）、《时代学生》
（主编金沙）、《新文化》（主编周建人）与小教联的会刊《教师生活》，银行工会的《银钱报》（主编梁小民）等都来协森承印。协森因此扩充排字房、传字机等设备，我又增加投资，此时协森的生产能力已日产三至四万字，也就是说每天可以出一本杂志与两万字的书一本。
1946年2月，中国灯塔出版社以党的整风文献二十三篇为内容出版的灯塔小丛书。
以一、两篇文章印成一本（共十四本出齐）打成纸型、一再再版。小丛书携带方便，售价为一张报纸的售价，起初由上海书报联合发行所代发行，后被特务干扰，发行受阻，即改由地下党组织传送。
1946年6月20日，上海人民反内战大游行前夕，沪西国毛一厂工会送来反内战传单、口号、标语底稿。要求在两、天之内印成四万张传单。我们印刷只有两台四开平版机，无法完成这样大数量的印件，我们通过同行关系在天潼路找到一家停业的印书车间。用他们的全张平版机、浇铅版设备，经他们连夜赶工，只一天一夜印就四万张，雇了两辆三轮车运往沪西。车过四马路山东路口，三轮车因红灯急刹车，车上传单成捆翻落，散布一地、交通警未注意传单内容，急令快走，我们草草收拾，重新装上三轮车，送达国毛一厂，保证了6月23日大游行的需要。
协森（尊记）印务局经营一年有余，我对所有承印的杂志、书报社的支持是全面的，他们经费都相当困难，有的几乎全无着落，在这一较长的时期里，协森的经济周转全靠锦江川菜馆、茶室随时调拨资助。在协森承印的七个出版社中，协森经常代垫纸张，印工都在出版后偿付，由于杂志销售结账有困难，如《生活知识》等的赊欠账款，在协森歇业时都没有偿付，就作为坏账处理了。
生活知识社经济困难，工资都发不出，我就在暗中资助、贴补。上海书屋（主持人杨叔敏）出版销售的《新音乐》（主编李陵）在协森承印时，我们主动降低排印工价以帮助《新音乐》降低成本。
《新音乐》为《黄河大合唱》（抗战胜利后上海是第一次出版）出了专辑。
《新文化》用转载的方式，全文刊出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抗战后第一次登出。这在蒋管区上海传播解放区文艺、理论也是第一次。
为了开通发行渠道，由戚原和书局曹某与程克祥合作，由我资助在哈同路（现名同仁路）开设中苏文化书店。又向上海书报联合发行所投资。1947年形势逆转，国共关系紧张，当时苏联大使馆向地下市委宣传部姚溱同志提出意见，认为未经苏联方面同意擅用“中苏”名义，甚为不妥。根据当时局势与有面目不清的人常到书店鬼混等情况，我们主动收回了书报联合发行所的投资，关闭了中苏文化书店。剩余的书籍全暗藏在上海迈尔西爱路一六三弄六号我家里的汽车间里了。
1946年下半年，内战从关外打起发展为全面内战。11月国共关系破裂，中共驻京、沪代表办事处先后撤回延安。上海局势日趋严重。国民党对舆论、民主的压制，日渐公开化。
上海地下党领导张执一、张登（又名沙文汉）等，专门研究了“协森”面临的问题，认为地下党的书刊、杂志太集中于“协森”一处。一旦“协森”受到打击牵涉面太大，很不安全，为此相应采取了分散措施，《人人周刊》、《新文化》先后停刊。《时代学生》、《生活知识》都离开“协森”到“富通印刷厂”、“艺文印刷公司”等处印刷。到1947年春“协森”已只剩下一个中国灯塔出版社的“灯塔小丛书”，这时程克样已离沪，灯塔出版社实际上成了印刷厂的出版社，小丛书印好后有人来取走，实际上转入秘密发送。
内战全面大打，“协森”处境不利，嵩山路警察局特高科长（戴笠的徒弟）借故到“协森”找经理谈话，种种迹象表明，“协森”已不宜存在下去了。
张执一同志根据得到的情况判断，经研究决定将“协森”停歇、转移，开设股份有限公司。把印刷厂办的更大，表面上为纯商业性质的企业。并以此掩护党的地下工作。
六、增资开办美文印刷厂
继后再从锦江抽资和协森卖得的五十两黄金，以及外股约共八十多两黄金，盘人福履理路（现名建国西路）六十九号育才印刷厂的全部生产机器设备。改名“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大约在1947年8月正式开业，公开经营。投资股东记得有蔡秉樵、柴俊吉、伍维武、陈文理等，田云樵代表党也投资五百元（当时币值）。在协森的骨干人员胡大章、杨志清、老工人陈蔼根、学徒余诚忠、陈林泉都转来美文任职。
“美文”突出商业性质，按党的领导指示尽可能办成灰色，但我们也为张自忠将军印了一册画传，再版了鲁迅著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书。为作家书屋再版了《谁之罪》、《红与黑》。这些书一般都是文艺创作，政治色彩不像协森所印的书那么红。
我们请了股东陈文理兼任经理（陈文理是上海滩上仅次于杜月笙的黄金荣的账房）管理工厂业务。“美文”的工人职员大都任地下党的隐蔽工作，有的在地下市委任策反委员。有的任省委政治交通。有的在晚上主持工人业余夜校。都以“美文”
的公开职业作为掩护。
地下党工委时常有秘密印件交来印刷厂秘密排印，在协森时期，工委纪康同志交来上海工人协会（前身为上海工人救亡协会）的《反对内战对时局的宣言》、新华社稿《驳蒋介石》、《南通惨案真相》等。在美文时期印书车间领班黄鸿泉（即王炳坤、地下党员）代地下印刷工会印大东书局罢工经验总结等。这种秘密任务以及“三八”妇女节的的宣传品，是在美文每天下班后，在夜间继续印刷的。
上海解放前夕，钟沛璋通过田云樵关系送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此为迎接解放的重要传单，亦在美文印的。
《灯塔小丛书》打成的十四本小册子的纸型，在协森、美文停业后，由地下党将纸型送往香港印刷出版后运到内地，最远发送到哈尔滨。小丛书实际上是党的整风文献，其所起的作用是广泛而深远的。
美文在1948年初因营业不佳亏损严重，而按当时内战越演越烈的形势，印刷厂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故而停业的。
在解放前半年左右，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注意到了我与协森的关系。曾在内部发出通缉令，想逮捕我，未果。
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凭记忆开列如下：
董事长 董竹君 营业员 戚原
总经理 任百尊 排字房领班 陈葛根
经理 陈文理 学徒 陈林泉
工务经理 田云樵 学徒 余诚忠
营业经理 蔡秉樵 工人 王跃庭
会计 胡大章 印书车间领班
营业员 杨志清 黄鸿泉（后名王炳坤）已去世
营业员 沈凡
以上有关印刷各种书籍刊物的经过详情，因年久记不详细，承曾在协森任会计及在美文担任营业员的杨志清同志协助记忆写下的。
所印书刊如下：
1．《麦籽》（半月刊）2．《解放》（杂志）
3．《新民主主义论》 19．《张自忠将军》（画册）
4．《论联合政府》
5．《论解放区战场》 20．《呐喊》
6．《双十协定》 21．《彷徨》
7．《论持久战》 22．《野草》
8．《论共产党员修养》 23．《谁之罪》（作家书屋
9。《评赫尔利》
10．《上饶集中营》 24．《红与黑》
11．《生活知识》（杂志） 25．《反对内战》（对时局的宣言）
12．《人人周刊》（杂志）
13．《时代生活》（杂志） 26．《驳蒋介石》（新华社稿）
14．《新文化》（杂志）
15．《教师生活》（杂志） 27．《南通惨案真相》（新华社稿
16．《反内战传单》
17．《新音乐》（杂志） 28．《三八妇女节》宣传品
18．《灯塔小丛书》 29．《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以上印刷有的是长期，有的是短期。我出资开办中苏文化书店，中苏文化书店凭记忆开列名单如下：
纪康——生活知识主编 梁晓明——人人周刊记者
（已去世） 莫文垠——人人周刊发行人
沈凡——生活知识社漫
画家 洪荒——人人周刊记者
赵自——作家 赵秋之——小教联春雷剧
朱守恒——记者团
胡华清——记者 胡大章——美文印刷公司
李寸松——漫画家 会计
戚原——人人周刊主编 杨志清——协森（尊记）印务局会计行人
单意基——现任静安区委 何舍里——麦籽半月刊主
副书记编（已去世）
杨叔敏——时代学生社主 陈鲁直——麦籽半月刊编
编辑
蔡元皓——麦籽半月刊发
成幼殊（即金沙）、陈宝森、黄森，几人助编并做发行工作。
七、上海发电厂“索夫团”事件[注]
1946年1月23日（阴历新年前夕）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电力厂职工两千八百余人因反对公司擅自裁减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待遇，举行罢工（八天九夜）。国民党封锁电厂，并策划破坏罢工。此时正值阴历大年夜前夕，国民党利用老百姓忙于过年的心理，组织一批女特务、女流氓打着所谓“索夫团”旗号，“索夫”回家过年。
同时包围工厂，任何人不得进入，并利用国民党新闻工具制造社会舆论，破坏罢工。
当时，上海地下党“工委”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刊物——《生活知识》杂志，主编纪康指示要我（沈凡）化装记者身份设法进入电厂采访罢工实情揭露真相，以事实拆穿国民党破坏罢工的阴谋。当时国民党封锁严密无法进罢工区。于是在董竹君家里策划这事，由董竹君利用她与国民党的上层人物的关系，搞到一张“特别通行证”
及“记者证”，我（沈凡）换了西装革履，戴上黑眼镜扮装记者，用董竹君的私人汽车（换去了牌照，司机也是地下党员）闯入虎穴，采访上电工会负责人，召集工会积极分子于部座谈会，揭露国民党特务在厂内捣乱、砸坏工会办公室，厂外组织“索夫团”破坏罢工情况。我（沈凡）将当时被砸坏的门窗、物件拍了照片写成新闻报道文稿在《生活知识》刊物上发表，题为《上电“索夫团”真相》。事后《生活知识》社为此接到匿名恐吓信，这说明国民党特务在追查怎么会有人能进入禁地，揭露此内情。由于地下党的巧妙斗争，未被抓到把柄只好不了了之。这件事是当时地下党地下区委书记陈公棋直接领导的。
此事在地下党组织、在董宅筹划时，董宅对面就是国民党特务监视董宅的一个点，此点公开露面的是一个挂牌的私人医生诊所。我们乘董竹君的私人轿车，在此眼皮下堂而皇之，从董宅开出到电厂闯入禁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董竹君参与此事是冒着极大风险的。董老支持党的工作是一贯的，是无畏无私令人钦佩。时过数十年，这种事迹不可湮没，故特供此材料。
八、独资开办美化纸品厂
为在上海掩护建立地下党交通站，董竹君先生出资创办美化纸品厂。
1947年初，在地下党“工委”指导下，拟建立地下交通站，需要一家厂商合法身份公开掩护。纪康请锦江饭店总经理董竹君（纪康说的就是现在的锦江饭店的前身：锦江川菜馆和茶室）先生设法解决。查先生全力支持，通过她的社会关系，找到大世界对面合群里开设美化纸品厂掩护地下党工作。资金全部由董先生负担。设备由美文印刷厂负责。各种纸品纸张供应，日记本、练习簿等纸品制作由美文印刷厂装订工厂负责。美化纸品厂财务由纪康全权负责。业务由我（沈凡）负责。具体与田云樵同志、任百尊同志直接联系。以后主要与任百尊同志联系。实际是地下党文件发送及出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联系群众等工作。美化纸品厂内附设图文出版社。
出版《花花世界》画刊，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花会”黑暗面，编绘出版进步连环画，如《打渔杀家》等。秘密油印揭露国民党特务张春帆谋害著名越剧演员的《筱丹桂之死》等。通过组织分发各工厂，支持广大工人斗争。
九、印《告上海市市民书》
上海地下党“工委”纪康要我（沈凡）与美文印刷厂厂长田云樵同志、任百尊同志联系，有地下党的文件要印刷。因此，纪康告知我（沈凡）；过去永业、协森、美文印刷厂是董竹君先生出资创办的。是地下党的秘密印刷厂。党的秘密文件由该厂印刷。富通印刷厂、《生活知识》刊物也是查先生出资创办的。
上海解放前夕，纪康通知我（沈凡）与“学委”钟沛璋同志联系，他给我（沈凡）一份地下市委《告全市市民书》，内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保卫工厂。我直接交给美文印刷厂厂长田云樵同志。有一部分《告全市市民书》印刷品，由我（沈凡）通过组织分发给市民的。
董竹君先生对上海地下党工作一贯热情全力支持，慷慨解囊。做了许多对党有益的工作。这些是其中的三件大事。
上述情况“锦江饭店”主人总经理董竹君先生不仅出资创办印刷厂、刊物等。
凡是党的工作，她一贯热忱，全力支持。她临危不惧，为了党的事业，不仅慷慨解囊，甚至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冒险为党工作。不愧为党的亲密战友。一位社会地位很高，不谋私利，忠心耿耿，为革命工作出力，称得起受人尊敬的革命老前辈。这是我对董竹君先生的深刻印象。
沈涤凡（现名沈凡，中共党员）
1993年8月31日
十、合资开办锦华进出口公司
当“美文”印刷厂建成后不久，张执一嘱田云樵对我说：“党中央指示：中共上海局在上海建立一条党的交通线。从上海——台湾——南洋开辟交通线，便于这些地区的党组织联系。这条交通线以经营商业形式掩护联络点及工作人员来往等任务。”田云樵又说：“张执一决定总站设在上海，在台湾设分公司即分站，再逐渐向南洋发展。并要办有关的工商企业，必须有很多的资金及人事关系。但是，党在上海的经济来源是很少的，难以拿出更多的钱。上海社会的政治经济动荡不安，物价日益上涨，正常经营的工商业，都经受不住物价波动的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是难能完成的。党认为你在南洋华侨中关系很多和在上海的名望，研究后，这重要艰巨的任务还是由董竹君来担任吧。”我接受了这任务。当时我认为这是党的需要。
因此，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应当毫不犹豫地去完成。
大概在1947年6月，国内战争的形势开始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五十六个旅。中共中央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出：“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革命胜利，毫无疑义的将要到来。”
为迎接这一新的革命形势，积极开展地下斗争。我奉上述指示后，就开始投资，并又公开召集少许外股掩护，外股有蔡秉樵、伍维武、林再谋（菲律宾华侨）、郑瑛、吴民孚等人。在上海南京路东大陆商场楼上，创办锦华进出口公司。由蔡承祖派来的刘永达同志（党员，原新知书店经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就是现在的三联书店的前身）任总经理，田云樵是协理，柴俊吉、林再谋任副经理，任百尊任监察，我是董事长。人事组织好，就开始营业。
十一、设台湾锦华分公司
不久，田云樵又接受了张执一的指示，要我从快发展锦华公司。故特在台湾又设立分公司，由股东柴俊吉任香港一个点的经理。任百尊介绍的林亚农任台湾分公司经理。
台湾分公司成立，由任百尊介绍他的朋友林亚农任经理。当时，我怀疑此人，并问任百尊：“林亚农和你是什么友谊？”“我们一起做过单帮生意。”“单凭这点关系可靠吗？”“我知道他，可靠的。”任这样回答，我也不再往下问了。
约在1948年1月，上海锦华总公司几乎将全部资金交台湾分公司林经理，由他在台湾收购大批樟脑运往香港销售。而这批货物经过很长时间未从台湾起运。经总公司多次电信催促，仍无消息。公司总经理刘永达和副经理林再谋亲赴台湾察看、催运、押运时，林亚农竟奸滑地玩花招，带领刘、林俩前去轮船码头仓库，将别家公司起运的樟脑伪称是本公司的货物。并劝刘、林不必押货，乘客轮舒适。待货到提货便是。刘、林接受林亚农的意见。两人到香港后，久等货不到，才恍然大悟，明白受了蒙蔽，这是林亚农的调虎离山计的一个骗局。刘、林由香港告总公司。一面刘、林再去台湾。此时，任百尊由沪追去台湾后，刘、林俩急忙回沪，向我和公司汇报说：“林不但吞没了全部货款，还利用他和台湾当局的关系，联络特务对任百尊进行陷害。任百尊现在已被暗中监视了。情况危险，怕失财送命。”要我快出主意，我研究之后提出设法先救出人，然后追回货款。大家同意。
十二、营救任百尊同志脱险
当时，我正患病住院，在此紧急情况下，我决定去找杨虎。用他和台湾当局的关系，他有个老婆叫陈华是国民党军统的人。我去杨虎家对杨虎说：“……任百尊是锦华公司的一名得力助手，货款收不回，我所办的企业在经济上要大受影响，请亲家无论如何设法帮忙，先把人救出来。”杨虎想了片刻，开口说：“亲家母，你总是喜欢办企业，带来麻烦……”但终于答应帮忙。当即吩咐他的学生王奇一写信给陈华，并嘱王代表他持信与锦华公司副经理林再谋一道，由上海前往台湾。
他俩到达台湾，由王寄一陪同林前去找陈华，见了面王出示扬信并将情况说明，又说：“锦华”与杨虎有关系，请大力帮助。陈华当即介绍任百尊、林再谋两人与台湾警务处军统特务刘戈青见面，并取得了刘戈青的保证，任百尊才脱了险。
任百尊脱险后，去福建修理和林亚农打官司（为追回总公司的樟脑款）赢得来的一条机帆船。后来，任百尊由福建回沪说：“这条船修理好后，在当地借款做木材生意。因船长失误，船开到太平洋去了，木材也抛到海洋里去了。最后，这条船被借给款子买木材的债权人没收了。”
继因上海解放在即，大家很忙，任百尊回沪对我如此告知，令人啼笑皆非。这件船事不管如何，便成为历史了。我因快解放，欣喜若狂，故对投入“锦华”公司资金的全部损失，毫未追念。
上海解放后，田云樵先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侦察、治安交通处处长。他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工作史料》选辑第四期里，写了有关我事迹的一文，题为《奋斗一生的董竹君》。
任百尊任上海市公安局侦察处科员。蔡承祖任安徽合肥市中国科学院院长。刘永达解放后名逊夫，任湖南统战部副部长。黄鸿泉任上海市劳动印刷厂副厂长。黄森任上海市铁路局总工程师。胡大章调任什么工作不记得了。以上同志都是党员。
任百尊对此职位有情绪，因而突然消瘦惊人。我和局长杨帆商量后，杨帆说：
“还有一家尚未结束的进出口公司，那么就调他去那里当经理吧！”不几天，任百尊就调去这公司了。后来，“锦江”两店奉党的指示合并现址、扩大营业时，党领导又从这公司调他到锦江饭店任副经理。
附带谈谈：曾在印刷工作中做过事的黄森同志（地下党员、解放后任上海铁路局总工程师）在1946年约4月间，因他领导的田逸民的叛变，他的处境危险。我曾一面安慰他的同时给他买了火车票，我抽空掩护他同去杭州石金门饭店住了三天。当时同行人有国璋女、国璋的同学何国琼、伍维武等。
十三、“美文”、“锦华”先后停业
1948年解放战争整个形势大好。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国民党见形势大为不利，在不可挽救的残局下，蒋介石假借下台，在1948年下半年，由李宗仁出面与中共“和谈”。蒋介石破坏“和谈”，于是中国共产党百万雄师过长江。
到1948年5月后，法币贬值，通货膨胀，市面萧条，物价一日数涨，“美文”天天人不敷出，亏本很大。又局势紧张，印刷厂已被军统特务所密切注意。奉党组织指示停业。“锦华公司”亦因上述原因以及解放在即，大家忙于工作，无暇他顾，相继结束。
1950年，将“美文”厂机器出售，所得款项除付欠租等外，余款在“国际饭店”
与田云樵同志一起召开股东会议，到会的有蔡秉樵的姐姐蔡月娥、伍维武等，还有什么人一时想不起来，按照投资的比例，分给各股东或其代表人（柴俊吉分得的款子我给他汇到北京）。“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就此依法正式结束。
十四、投资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及美化服装公司
说到这儿，我想起当我从菲律宾回国后，党组织（人名忘了）有人告诉说：
“约在1944年，张执一同志领导创办的中国文化投资公司，经理是胡国诚（党员），在1944年又开办了美化服装公司，经理是章蟾华（后来入了党）的哥哥（名字忘了）。
这两家公司都由国瑛在“锦江”取款投资协助过。”后来在日本投降前，中国文化投资公司被敌人发觉，出了事。胡国诚同志在被押送途中跳水逃脱，幸免灾难。该公司出事后也影响了美化服装公司。工作人员周太太的妹妹小麦被捕，由章经理用金条保出。两公司都在这时候停办了。
十五、营救孟秋江、谢雪红同志脱险
正在经营“美文”、“锦华”期间，约在1948年初，上海党组织办的一个刊物《文革》，被敌人查封了编辑部。逮捕了好些同志，有几位负责编辑的同志逃脱了。
主要负责人孟秋江同志（当时是在吴克坚同志领导下搞情报工作的）被敌人追捕，车站、码头都有特务封锁守候，孟秋江家里及编辑部亦有特务在守候。孟秋江无处藏身，流浪街头，事情异常危险、紧急。张执一同志指示田云樵来找我：要我千方百计迅速设法挽救他离开敌人的追捕，安全地转移到外地。我接受此任务后思考再三，立刻找我领导的刘良律师商量一套精密细致的办法，并派他亲自去办。往香港去的“常经轮”（记得是这名）的船长和大副是刘良的好友，刘良先去告诉这二人说，有位朋友在上海呆不下去了（这是一句江湖话），请帮帮忙（意思是免票乘船）送他出境吧。他们以江湖义气答应了。接好头之后，我嘱刘良回家布置。先给孟秋江安置住处，刘到家叮嘱一个小流氓听电话，指示这小流氓什么时候没有他的电话到，就电话通知他所指定的一位大亨朋友[注]出力营救。关照好后，他拿了我给孟秋江化装的衣服，就去孟躲藏的地方，适遇他的另一大亨友人手下的弟兄也在这户人家，把刘良吓了一大跳。幸好刘良知这人是专做情报生意的，哪方面有钱或钱比较多些，就替哪方面递送情报。因此，这人胸中有数，也不追问刘良，于是刘良偷偷地约好孟秋江某日某时动身。时日到了，两人在心惊肉跳的情绪下去码头见船长，殊不知船长说：“因为潮水关系，要再等几个钟头才开。”这才伤脑筋！刘良觉得在船上等几小时，恐受检查出问题，很不妥当，立刻带孟秋江去咖啡店，二人对坐默无一语。数小时后，刘良再带孟秋江去江边。为了避免检查，故意等到行李检查结束，军警人员散开了，船也要开的时候才上码头。刘良在送行的人堆里找机会与船栏上的船长招手，船长看见伸出半身，指着他俩连连叫喊：“上来，上来！”这样剂良才吩咐孟秋江把两口箱子一手拿一只，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到箱子的重量上去，好使神经放松。孟秋江也颇镇静，一声不响地提着皮箱跟着刘良走。二人在高度的神经紧张的状态下上了船。进入船长室，一切安排妥当。刘良下船就发现被便衣特务监视，他装不知道冒险地站在码头上，直望着船开远了，才回头离岸，回到我处汇报。我赞扬刘良一番，并交给他一笔钱，请他送给前面所说的那个小流氓。为这件事，我的神经整天难能松弛，到这时才放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