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鼓舞人心的大游行
使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是1976年10月21日。10月21日的前几天，全国政协通知：
10月21日要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论我的身体本来很好，人人都说我不像年过古稀。被“四人帮”关押在牢狱五年多，把我的身体折磨坏了，风湿性腰腿病、浮肿、严重气管炎、心脏也出了毛病，行走十分钟就得停下来休息。大家劝我不要参加游行，我哪能克制得住，去，不去是终生遗憾！我一定要去参加游行，我的决定大家不放心，经再三商量：叫国瑛女儿陪我同去，让吴占一同志推着自行车一道去参加游行，一旦走不动时，就坐自行车游行。
全国政协庆祝游行队伍是下午1点在沙滩工商联门前集合。一大早，我就准备行装、衣、鞋、袜都穿试一番。吃过中午饭，我们高高兴兴地去工商联门口集合点。
我住玉石胡同，一出报房胡同西口，就看到举红旗和拿小红旗的队伍，他们笑容满面地走向自己的集合点。人们这种自然的笑，当然也是多年不见的。看到这些鼓舞人心的队伍，心情激动，自己觉得脚步轻松，不知不觉来到工商联门前。举目往南一看，已是满街红旗、满街人流，行行队伍欢声笑语。我上工商联二楼会议室稍休息，队伍集合了，我们下楼，来到队伍中，我也成了欢声笑语的一员。国瑛搀扶着我，占一推着自行车在后边。下午五点，我们队伍向大队伍汇集，红旗万万面，像万万条冲破“四人帮”枷锁的洪流。这股洪流的气势，比排山倒海更壮观，更伟大。
游行队伍中鞭炮声不断，口号声此起彼伏。不知怎么的，现在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近了，虽然互不相识，每个人的眼光送来的都是亲切问候，我也以同样的眼光回敬对方。我们边走边谈边哼“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曲。十年来没有敢说的话，就像游行的队伍一样滚滚而至，谈不完、说不完。不知怎么，话多，笑多。不知不觉跟着队伍来到东长安大街，宽大的街面，人满了，红旗满街，好像又来到一个新世界。
我们的队伍也汇人长安街的大洪流里，游行人说我：这白发老人走得真带劲。又有人小声讲：那是“四人帮”压迫的反作用。你看，后边跟着一辆自行车在“保镖”
呢，话语声，人笑声，口号声，鞭炮声，汇成了特殊的交响曲。红旗标语旗的舞动，把长安街装扮得更加壮观、美丽。另外，加上10月的阳光，使人分外温暖、舒服。
长安街、天安门，您好！祖国自由了，人民被解放了！
太阳西下，夜幕降临，东西长安街上的路灯、照明灯全亮了，队伍到天安门前，周围的灯光突然像闪电似的大亮而特亮，不禁泪淌满面，我哼一声：“日照大地万物生”，国瑛转身看我，她也热泪盈眶。我写到这里难能自禁，又掉下了喜悦的泪花。
这时候，人们喜悦的、激动的欢呼声是无法用文字形容的。红旗如海，人群如潮，旗帜飘舞。老人、青年男女和母亲抱着儿子，父亲肩负着女儿，大人孩子们都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欢呼、跳跃、欢笑。每个人都笑得那么可爱、那么甜，那么美，这种欢腾的场面使我这年老之人也年轻多了！和他们一起挥舞旗帜、招手、欢呼！
从现在起，祖国开始了新纪元，祖国得救了！从现在起，封建残酷的时代应该说是结束了，幸福的时代开始了吧？
下午7时多，我们游行队伍来到府右街中共中央统战部门前，到此宣布解散。这一解散，我就感到了累。回家，一进屋，往沙发上一躺，深深呼吸——真累呀，真开心呀！很多年来，这一天是最愉快的一天，也是最高兴、最幸福的一天。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扭转乾坤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各项政策路线的决议是伟大的、英明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是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但国家基础差，尤其在“文革”中被四人帮破坏得千疮百孔。人们在阶级斗争中，思想里亦被弄成了一片混乱，一盘散沙，如脱缰之马，迷失方向，不知所从。总之，问题成堆、成山，百废待兴。加之，爆炸性的人口猛增，在这样棘手的现实面前，任务是异常艰巨繁重。但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有智慧、能力、勇气去克服一切困难，坚持为人民的幸福，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完成这个历史授予的伟大使命！
三、出席公审“四人帮”
审判反革命集团主犯十人。
中国有句成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不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四人帮”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的时间，把我们国家从上到下搞了个乌七八糟，各级干部靠边、打倒、打死、关进牛棚和监狱。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毁损的国家财物文物不胜枚举，整个国民经济将近崩溃，集罪恶之大成，“四人帮”之罪罄竹难书。
我只是个自愿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了六十多年的人，做了些应做的事情，起了一颗螺丝钉的作用。
我生长在上海，了解上海，事业也在上海，为党的地下工作，主要部分亦在上海。同时，也是当年妇女运动上海妇女界人士之一，莫名其妙地把我关进监狱，隔离审讯，折磨五年多。人比黄花瘦，白发老人矣！
公审“四人帮”是全国人民的要求。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并于1980年10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十名被告人进行了公开审判。这是建国以来激动人心的大快事。
对他们的审判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我得到政协全国委员会出席反革命集团主犯公审大会的通知，异常兴奋！开庭那天，北京天气晴朗，但有些寒冷。我和许多面带微笑、愤怒、含冤、沉闷的直接间接的受害者鱼贯而入公安部大礼堂——临时最高法院特别法庭。法庭正面挂着国徽、庄严大方。法庭坐无虚席、秩序井然，人人神情严肃，带着痛快的心情静待开庭。我坐在前排左面旁听席上，思绪万千，十年文革陷害迫死无数忠实勇敢的革命战士和无辜的人民。今天，我能亲眼看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受审，不禁含泪而高兴！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了，对被告江青指控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策划的阴谋活动提起公诉，审判长曾汉周宣布开庭，传同案犯王洪文出庭对质。证人王海容、唐闻生出庭作证。但江青对罪行百般抵赖。江青像条断了筋骨的癞皮狗，被揪上来，拖下去，受害者的家属无不愤怒地指着江青厉声质问。有人还高声叫，“蓝苹，你也有今天？”旁听席上大多是被害者，都用愤怒的眼光鄙视着她。不管她怎么耍赖，在铁的事实面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最后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判无期徒刑，其余依法判刑。
四、见锦江新老职工有感
1978年7月，我和儿媳杭贯嘉特去上海参加被害于“四人帮”的陈同生同志的追悼会。我们寓“锦江”，承过去在地下工作时，共事的同志和有关的同志们，在“锦江”为我设宴，欢聚一堂。
这次在“锦江”短短的十几天里，每天从早至晚不断地接待来探望者，除亲友们外，有“锦江”在职与退休的厨师、职员、司机、保姆，以及外面有过联系的同志，连日排队等候见我。又承在“锦江”的新老同志们，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
我临行时，又送两大盒点心，并附祝辞纸片，皆不完整的条子。我深刻体会到劳动人民的纯朴、诚挚。对他们深厚的情义不胜感动，永难忘却。回京后，随意写诗二首以表谢忱！裱好，寄锦江办公室。现抄录于此：
勉励
三山压顶倾华夏，
众志成城壮怀同。
叠经烽火共舟济，
四十余年锦江红。
归来旧雨情深厚，
继起奋发见群英。
更喜除妖兴大治，
携手共勉新长征。
注：（从1935年3月15日起到解放，与职工们共同克服了时局的变化，使锦江的经营有所成就。）
在我和儿媳杭贯嘉回京时，在机场上承市委、政协几位同志热诚地特来送行，记忆所及，在此一并深深感谢！光阴荏苒，转瞬已多年了，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五、赴美探亲
赴美探亲一事，先追叙一下有关女儿们的概况。
女儿们出国留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琼、国琇女于1945年底从菲律宾马尼拉回到上海家里，1946年1月初她俩赴美留学深造。国瑛在香港岭南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沪江大学肄业后，于1946年底，经华东局同意、中央批准去美国学习电影技术。国璋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于1947年，两人相继去美国留学。国瑛认为教育对中国最重要，故学的科教电影。国璋由西洋文学系转学了图书馆学系。
国琼在美留学期间，有家专为音乐艺术人才演出筹划赚钱的公司，邀请国琼到世界巡回演出，名扬四海。她不愿做对方的商品而未同意。且当时正是解放战争，她的心情渴望着祖国早日解放。
1952年留美学生罗维东（现在香港有名的建筑设计工程师）追求国琼，曾写过两厚本的情书；有天，他向国琼求婚，国琼说：“妈妈培养我们学成回去为祖国工作，现在国家已解放，我们将回国了。”“我是广东人。”罗回答。国琼领会意思，遂成眷属。
她们都怀着雄心壮志要为新中国的建设干一番事业。回国心切！奈当时中美两国尚未建交，回国阻力很大。
女儿们回国工作、再去美国 全国刚解放，国瑛首先冒险潜逃回国。回国后，要求创办教育电影制片厂写了一个计划由王炳南交周总理批准。在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和政治部主任萧华领导下，她担任副秘书长（这时她是准团级干部），奔跑约二年多建成解放军教育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抗美援朝时，她在朝鲜战场上拍摄了《慰问最可爱的人》一片。风景片《西湖风景》（曾在捷克布拉格之春电影节上得最佳风景片奖，并替国家创不少外汇）、《苏州园林》，以及好些科教片。她早年参加抗日战争，走上革命道路。多少年来，她在工作上，一贯努力积极的表现是无可指责的。举一小例：有一次，她参加于部下乡劳动时，她听大家在叫喊，她问什么事？都说：“一头猪掉下粪坑里去了。”她说：“把猪捞上来就是了。”说着，她跑过去，把大衣脱下，跳进粪坑，把猪拖上来了，还把大衣往猪身上一盖。在“文化大革命”中，她遭遇到难能理解的折磨。侮辱。但她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和群众的冲击。
1978年她离休后，往返于中美之间，做些力所能及的外贸工作，为国家创收外汇几千万元，亦曾做过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曾得过乳癌幸而治愈。她早已离婚。
两个女儿，小昭、小琪由她培育，在美国成长，获得了学士、哈佛硕士学位。
国琇夫妇当年未得逃回，至今侨居美国，生一男，名小立。
国琼女于1953年秋，身怀七八个月的身孕，因不愿孩子入美国籍，不在美国分娩。夫妇俩设计，得到蒋介石派驻美国纽约“大使馆”发给去台湾的入境证。他俩持此证明离美，未去台湾却冒险绕道欧洲巴黎转赴日内瓦找王炳南。因为国瑛告知周总理此事，周总理通知王炳南（当时任波兰大使、中美谈判首席代表）帮助他俩返回解放后的上海。他们回到上海家不久，就生一女孩子取名小华。
国璋女亦于1953年冒险逃回上海，婚后生一女孩名小宏。这时期我们都住在上海复兴西路一四七号三楼两层公寓。这段时期，人丁兴旺，三代家人团聚，笑声满室、喜气洋洋。虽然孩子们在经济上入不敷出，而大家全心全意为新中国的建设，乐融融地努力工作着。我难忘那段家庭的快乐。
国琼的小孩满月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钢琴教授。罗维东在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任民用建筑教授。国琼与罗维东进校任教后，工作积极，成绩显著，受到学生们的敬爱，同事们的赞扬。可是他俩因关心校务建议颇多，触怒了校方，遂在1955年肃反运动时，夫妇俩遭受不同程度的折磨作弄，一级教授降为二级。两人顿时消瘦。
罗维东在工作上不受重视反被靠边站，什么会议都不让他参加。国琼则忍辱上班，仍然认真教课。
俗云：“福无双降、祸不单行”，肃反运动过去，呜放开始，夫妇工作之余，还得参加鸣放运动。这时三岁多的孩子小华患严重的气喘咳嗽病症，每天靠床半躺着，小手捧着一只搪瓷漱口杯咳吐。孩子哭着不让父母上班。双亲急得焦头烂额，白天不得已，将可怜的幼孩交给保姆看护，依然早出晚归不停地工作。夫妇俩下班回来后，孩子的父亲罗维东给小华煎药，国琼就给孩子做这、做那忙个不息。为使孩子减少咳嗽气喘，夜间她跪在孩子床前，抚摸孩子胸部，让孩子舒服些，经常到天亮。我每问孩子病情时，国琼总是流泪不说什么。我住二楼，每天半夜还听到他们夫妇的脚步声，我知此情景，能不心痛、难眠！夫妇俩隐瞒家人（怕家人难过）将订婚戒指、照相机等出卖给寄售商店给孩子治病及贴补生活开支。后来孩子的病经中西医治疗无效，病情日趋严重。夫妇对小华爱之甚笃，束手无策。
经中西医说：上海气候无常，最好去广州或香港医治。最后，为救孩子小生命起见，遵医嘱罗维东向同济大学请假带孩子去香港治病了。
国琼送父女俩到广州。临别时，国琼在广东海关出境处站着，当罗维东抱着小华出境时，极其聪明的小华边跳边哭地叫喊：“妈妈呀！妈妈我们就是这样分开了吗？！”她母亲国琼边招呼，边泪如雨下、心如刀割。后来国琼回到上海和到北京工作时，每见路上有人抱着孩子，她总是上前去摸摸那孩子的小手并吻吻。我能体会到国琼是多么思念小华哟！那时候国琼在每晚入睡之前，总要走近挂在墙上的小华照片看一阵才上床。当时保姆告诉我的。我写至此，联想起他们仁人后来的变化，能不落泪！
父女俩到达香港，因其手头缺钱，经济上相当困难。此后，罗维东给人设计了一张建筑图，得报酬十几万港币！从此，生活好转。不久，他母亲由台湾到香港，分别二十多年的母子团聚。母亲指责儿子不该回大陆，认为这都是因为国琼之故，恨透了国琼。
一年后，国琼在沪突然收到罗维东要和她离婚的一封信。晴天霹雳，国琼悲伤沉默，仍然每天去校上课。从此，每日深夜，我在二楼睡房总是听着她在三楼卧室，轻步踱来踱去。日见消瘦，我很着急，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反映，并要求将国琼凋京工作，免其触景悲伤。继后，由文化部夏衍老同意，国琼遂于1959年由沪调京，在中央音乐学院任一级教授。当时正好我在北京，为她租了东城东总布胡同福建司营十九号，并亲自给她设计布置舒适的一间厢房来安慰她。
尽管对方催促，国琼坚决不离达三年有余。后经众人相劝与校方同意，遂于1962年秋去香港，先行了解情况。国琼在临走前一天下午，由学校回家，路经天安门时掉泪了，轻呼一声，祖国！（她泪面告诉我）我听了心酸。写此泪下！
国琼到港后，罗维东对待她除三餐外，不给一文。罗总是早出晚归，母子俩不与国琼讲话，极其冷淡！国琼冷静地观察，如此三年。三年后的春节，有天，友人邀约她去解闷玩耍，她在麻雀牌桌旁，听得玩牌女人在谈论：罗工程师和某航空公司工作的女人……国琼惊讶万分。次日她去劝阻航空小姐，对方不承认，罗维东则一口承认了。最后决议双方分居，孩子属男方抚养（那时男方有钱了）。当时国琼在菲侨桂华山老友执笔的分居单上签字后，昏倒了。
继后承桂华山好友接国琼住他家养息好久。那时，她想回国，正逢国内“文化大革命”。她在港教授钢琴，工作了一个时期，名著港地。但她既不习惯香港社会，又是触景生悲，不得已再去美国独自侨居至今。曾得过乳癌开刀治愈。当她到美国后，小华由港去美国念书，母女重见互爱互敬。现在小华夫妇俩对其母很是敬爱。
国球逃回国后经吴克坚同志安排（当时吴克坚同志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秘书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编译组担任英文法律翻译。1955年肃反运动中，主持运动的工作人员硬说她是美国国务院特务，把她关押在工作处，日夜用逼、供、信的方法审问达两月之久。我觉得时间太长，怕她经受不起，遂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同志通了电话。徐冰同志立刻去电话吩咐她单位即速释放，对方不理，继由彭真秘书长电话催放，五天后国璋回家，如呆子一言不语。我问她查问些什么？她说：“关照不要说的。”我说：“我是国家干部，应该协助弄清楚，你别怕，说吧。”她说：
“我在美国纽约读书时，当时国内与美国汇款已中断，家中不能兑款，我的生活费是靠半工半读，加上联合国给的补助费每月美金一百元。这钱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可领取，通过在读学校发给学生的，完全是无条件的对留学生的帮助。组织上硬说我是拿了帝国主义者的钱，一定替他们做事，并怀疑我带着任务返国的。”我听了遂将多年家书一小箱送去协助审查，后经弄清楚国璋无任何历史和政治问题始告结束。
从此，国璋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但工作仍然积极，当时派国璋为首长作口译工作，以示信任。首长有周总理、刘少奇、彭真。国庆节招待外宾宴会及在中南海宴请外宾时，国璋均在座翻译。后来连升三级，工资由四十元增至九十元。继后，调北京大学任教，再去北京图书馆任要职，工资不变。
国璋因有幼女小宏和看护孩子的保姆，入不敷出时卖物贴补，有次将西服上装拿去东单委托行卖了五元，带回五角钱一块小蛋糕给小宏吃。国璋女生性好强，生活艰苦，从不求人。在漫长的岁月里，经济困难，苦度生活，养育小宏的成长是很不容易的。那时我手头亦不宽裕，有个时期我按月补助她四十元。
她响应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从1958年2月大跃进起至1960年秋，她曾参加过三次，共约一年时间。她腰脊有病，我怕她不能胜任，但她病发回来后依然兴致勃勃。
继因婚姻问题，于1963年秋，带小宏女去香港与当地钢铁公司总工程师、广东人陈德健结婚。陈德健疼爱小宏如掌上明珠，几十年如一日，养父品德如此世上稀有。可敬、可佩！
因当时国内“文化大革命”难于返回，在香港大学图书馆任馆长，工作了一个时期。终于侨居美国任洛杉矶图书馆馆长。继后工作和研究文物至今。
当时，国璋带女儿小宏走时，事先我并不知道。有天下午外孙女小琪午睡醒来老哭，我哄她说：“小宏姐姐上学就要回采了，别哭。”“她妈妈带小宏姐姐坐火车走了。”我惊讶，立刻打开五斗柜，见小宏的抽屉果然全空了。我又气、又疼，病倒了两周。在病中张执一同志来家劝说：“国璋母女去香港是为婚姻问题，经统战部批准的。想开些吧，健康要紧。”并给我一封国璋女留给我的信。我无勇气拆看。
女儿们再去美国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在文革中被“四人帮”关押狱中五年余。我和女儿、外孙女们像断了弦的乐器，十几年彼此无音声！在此漫长的岁月里，除在狱中五年里我将脑子真空外，经常为想念孩子们而梦醒。尤其是梦见国琼女弹练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她把曲子的内容、情节弹得烂熟流畅，扣人心弦，当她弹到主旋律时，我就边哼边流泪，甚至哭醒坐在床沿上流泪满面，有时离床，在室内踱步、喝水沉思……
音乐是意识形态最高的表现，我喜欢它，唯国琼女离国后，多少年对钢琴独奏的曲调从未听取欣赏了。时光飞逝，上述我和孩子们的情况都已成为历史！
感想
昔日此琴中外誉，
今日此琴冷冰冰。
琴声不知何处去？
随着西风飘渺影。
国瑛女创建八一电影制片厂 前文提及有关周总理支持国瑛女创办“八一电影制片厂”一事，现补述其始末：这厂开始时取名“解放军教育电影制片厂”，后因不仅是拍科教片兼拍故事片改名为“八一电影制片厂”。
国瑛于1949年秋在美国纽约大学电影技术学院毕业后，在联合国电影部工作了半年。祖国解放，她是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通过封锁线（由香港到天津），乘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货运船经黑水洋偷渡（国民党军舰巡逻地带）到达天津。当时黄敬市长亲自接待第一批由美、法、英国归来的留学生共五十人。住在天津镇南道招待所。她到北京后，即找当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同志接上了关系，到电影局报到。当时的第一任电影局局长袁牧之。袁问她：“想干些什么？”她说：“我想办一个教育电影制片厂。”袁嘱她写份计划书。她遂由京返沪，在火车途经徐州时，遇国民党飞机轰炸，几乎送命。那时，我们住在上海法华路三百卅六号，她在家拟好一份计划书后到京，交给袁牧之，此时已是冬天，解放后的第一个冬天。袁牧之吩咐她先筹办幻灯及幻灯制造所（当时名叫电化教育工具制造所）。后来发展为北京幻灯片厂，属科学普及局袁翰青局长领导。她的计划书送上去后，久久无消息。袁牧之很忙，她告诉王炳南同志。王炳南替她交一份给周恩来总理，同样无消息。继后，在王炳南结婚典礼上（外交部街外交部大厅里），王炳南教她向刘少奇主席提起这个计划，正好总理在旁，刘少奇对总理说：“这件事她很着急。”总理笑着说：“她妈妈是多年来为党工作的人，父亲参加辛亥革命，四川独立时副都督，后来不革命了。陈老总（指陈毅同志）知道她父亲的。”事后不久，有天晚上，总理派车接她去中南海西花厅，在座有袁牧之、阳翰笙（当时中央文化部计划委员会主任）、沙可夫（当时中央文化部办公厅主任）、袁翰青（当时科学普及局局长），国瑛当时任科普局电化教育工具制造所科长。总理说：“你们五人负责这个教育电影制片厂的筹备工作，由阳老（翰笙）总负责带头，经常将情况向我汇报。”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袁牧之召集会议，在会上宣布：“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地方文化部没有经费办这个电影厂，但军委文化部陈沂处有经费，可是没有懂电影技术的人才。陈沂向我要人，那就派夏国瑛（那时尚未改姓董）同志到那边去吧。”因此，国瑛筹备工作由地方转到部队，筹备委员会在军委文化部部长陈沂、刘白羽、李兆炳和政治部主任萧华领导下成立的。当时国瑛定为准团级干部，任副秘书长。电影厂一切工程的设计、订购器材、建材联系、培训技术人员等均由她一手努力经办。厂址在广安门外六里桥，八百亩地上动上开工。她不坐吉普车骑自行车在东西城建筑设计处和营房管理处，一天来回四五次。有时去上海、天津来日跑购买器材。
她一开始就干劲十足。为了美化厂区，接受马勋超的建议借了几十辆平板车，几十名解放军，把清华大学专家教授培养了几十年的六百亩桃树移植到八百亩厂地中间一条小沟两旁，成为小桥、流水、人家之外，还添上无数桃花朵朵。这庞大的美化工程，完成迅速，未费一文。因为当时清华大学为清出空地建盖大楼。这些可爱的桃树直至反右后也被反掉了。八一电影制片厂，从她买进八百亩地皮开始，直至厂建成，她的建树是不小的。
1952年，她带三十位经过培训的技术人员进厂。这厂录音楼的设计是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北影厂罗静予工程师和捷克斯洛伐克专家到厂参观时，大为赞扬。
1953年，她被派去朝鲜战场拍摄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第一部战地记录片《慰问最可爱的人》，借此，用胶片到实地战场训练摄影师。在罗盛教纪念碑揭幕典礼会场上，遇美机轰炸，几乎牺牲。她带队的三十人中，青年摄影师高庆生同志本已逃出轰炸地，为保护公物摄影机，在转回途中被炸牺牲了。高庆生同志评为“八一”厂烈士。
当时，国瑛将厂建成后，在人事关系上遭受宗派主义的排斥。国瑛见电影厂已正式开始生产片子，同时部队允许复员转业，她主动要求转业。遂于1954年，在冷落的气氛中独自肩负行李，手提皮包离厂。当她步行到公共汽车站时，转头回看这一座庄严可爱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她悲喜交加，流下了眼泪。
当她离开“八一”厂时，总政文化副部长李兆炳同志和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同志异常吃惊地问国瑛：“为何你要离开自己生的孩子（指“八一”厂）？”国瑛回答说：“我是为人民的事业工作，现在能生产片子了，就不需要我了。”有次总理在北京医院盲肠炎开刀，国瑛去探望时，总理亦关心问起此事说部队复员关你什么？
国瑛亦同样的回答了。她始终不愿吐露一句自己是被排斥的实情。当时我认为她这样对待是正确的，顾全大局。
1992年7月29日，见《人民日报》载八一电影制片厂集会庆祝建厂四十周年。国瑛女在北京家里，我们虽未接到任何通知，但亦为之欣慰！
国瑛从八一厂出来由部队转到地方后，她在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任编导工作，共七年。以后进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工作至离休。
国瑛在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任编导工作时，曾编导拍制过三部影片：《篮球基本技术》、《西湖风景》、《苏州园林》。这部《西湖风景》片曾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得过国际奖。全国政协委员、侨务工作领导人之一张楚琨同志曾对国瑛说过：
“国瑛，西湖片子在国外很受欢迎，赚了很多外汇。”有次在上海我们去探望韩文信老同志（全国政协委员）适见邓大姐在，大姐和国瑛握手说：“西湖片子拍得很好，真美，我和总理都看了两遍。”周总理对当时任电影局长的陈荒煤说：“以后应该多拍些像‘西湖’这样的影片。”
风景片解说词极少，国瑛聘请些杭州采茶姑娘在片尾唱了歌，以助气氛。那时正是反右运动，国瑛因“西湖”片被批为右倾。正巧苏联拍风景片专家去上海科影厂看了这部片子，他偏要见编导国瑛和摄影师郭奕耀。厂长室很为难，因为厂内正在大字报批判此片。但苏联专家坚持要见，只好转电影局决定。当电影局通知国瑛和郭摄影师去锦江饭店客房中见面时，专家向她说：“我听说你这部片子受到批评，你记住我们是创作人员，就像在我们面前的这瓶粉红的康乃馨花，你是插花人。观众由各个角度看它，肯定有不同的看法。但你是插这瓶花的人，你有权按你自己的设计去插，不要去管他们说什么。”国瑛告诉了我，我默想这不正是正在批的修正主义吗？我一笑。
我和小辈们欢聚一堂 我对国外二三代的思念之心，急切如火，再者想详细地告诉他们“四人帮”垮台后，全国人心大快！接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国内形势好转，面貌一新。我为让他们解闷高兴，决定赴美探亲。遂于1981年1月15日乘日航机，飞旧金山转抵洛杉矾。
因小华在泰国航空公司工作之故，可以进机室接我。出来见小昭、小琪在等候。
她俩见我，便大声喊我，吻我……出机场，进入一部漂亮的头等汽车，约二十分钟到了最著名的CENTURY PLAZA HOTEL（此饭店屋顶直升飞机可直达直升）大饭店门口。
出车门，见家人们整装排成行列隆重地迎接我，大家同声喊叫妈妈、婆婆涌上来抱我、吻我……我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是好。当时美国友人Gary Bobo给我们拍了好多照片留念。进饭店房室，家人老少就争着问七问八，又叙别情，热闹一室。记得在傍晚，全家的好朋友大律师大卫、卡根夫妇及其律师事务所送来了最好的水果和大花篮。我在此大饭店住了三天，即从洛杉矾去圣塔巴布拉市国琼家住宿。此市是美国西部加州最有名的美丽海港，西班牙建筑的豪华休养城市，四季温暖花草独异。
不许建高楼大厦、不许商业化，就为了保存古代西班牙建筑的美丽。市府经常要和商业集团打官司。
过后，大家来国琼处团聚聊天，老少都很关心国家大事，问了许多问题，经我一一告知说明，大家听了很高兴！并说：“祖国有望。”“中国老百姓太苦了，现在慢慢好转……”
国琼女的生日 到美国后不几天，便是国琼女的生日。我带头，大家买好礼物，各烧一菜，诚挚地为她祝寿！祝贺时，寿星含泪说：“这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能这样幸福快乐！这将在我心灵深处扎下根的多么宝贵的纪念日子！万分感谢妈妈！感谢两位妹妹、妹夫、外甥女们！”生日这天晚上，大家兴高采烈地热闹了一番，寿星则高兴得嘴都闭不拢了，我亦含泪快慰！
餐后，涌上心头的回忆：国琼女异常忠厚善良，少时遭受父亲的虐待；“九一八”事件时，与我共同抗日游行示威几乎送命，我在上海被捕时，她为此受苦、受难地奔跑和照顾家里老小和自己七口人的生活。我带了她三个妹妹在杭州避难陶社时的年余里，她到处教琴维持上海、杭州一家人的生活。后来曾参加钢琴、大提琴伴奏的地下演出工作。以及抗日战争期间捐献演奏及社会演出伴奏等等工作。自己还要发奋图强。那时，她的三个妹妹对家里许多生活的困难、遭遇的一切情境，虽亦刺激了她们的小心灵，但毕竟年幼天真烂漫，体会不深，还有些懵里懵懂。联想到她的婚姻，以及在音乐艺术上的抱负与弟妹们同样有志未展。在这房子里与艺术、学生、教学、花木，共度了十几年。多么遗憾！想到王炳南同志曾对国瑛说过：
“这几个弟弟姐妹都是好苗子。”可惜未能得充分发挥，这一切确很遗憾！
我的生日与回国 两星期后便是我的生日，在圣塔巴布拉市国璋、德健家，小辈们有的忙着烧菜，有的在二楼争先恐后、热情洋溢地布置寿堂。黄昏后，在光辉庄严的寿堂前，先是依次—一向我鞠躬、磕头祝贺；然后，我就拆收礼物。礼毕上楼进餐厅入座，大家不约而同地举杯向我祝贺道：“祝妈妈生日快乐，健康长寿！祝婆婆生日快乐，健康长寿！”此时，深感儿孙们对我如胶似漆的敬爱，笑声充室！
酒后，我们老少跪着、爬着……在地毯上玩游戏直至深夜。天伦之乐莫过于此？！
啊！这样的盛况如在国内多么好！
记得我生日这天：
国琼烧的红烧猪蹄，小华烧的烧鸡；小宏烧的红烧鱼；小昭烧的红烧豆腐；国璋烧几样荤蔬菜；国瑛做了四川臊子面的浇头；德健煮白面。
如今回忆。心往神驰。
“爱”应该公平，我在每家轮流食宿，她们尽量抽出时间陪我出外访问了全家的亲戚友人，如大卫、卡根夫妇家和和平战士斯蒂芬爱伦夫妇，国际友人林医生家……
（我这次去美纯属探亲，不接触当地政府、社会人士）她们还陪我参观了名胜古迹、大娱乐场、农村等，观察了美国家庭。去了纽约、华盛顿、旧金山。女、孙们在旅游中，总是给我买这个买那个。她们平时省吃节用，而对我却花钱如水，很过意不去。
这次赴美探亲，家人老少对我无微不至，不胜感慨喜悦，谢众儿孙随笔写成二首：
亲人欢聚
远涉重洋逾八十，儿孙笑声充满室。
去时春风归是菊，天伦乐聚几何时？
儿孙孝敬
儿孙欢腾义爱重，劳累薪俸倾囊供。
莫羡前朝老莱子，愧感能不铭五中。
1981年10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五届四次会议，我于10月15日由美国起程回北京，赶上开会。
这些年来，二三代陆续回国探亲旅游，他们无处不看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红着绿，商店货品琳琅满目，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水平也在提高，见祖国蒸蒸日上的形势，都很高兴！还说：十一亿多人口能基本上吃饱穿暖就不容易了。
六、祝贺国庆三十五周年
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了全中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光阴流逝，现已三十五周年。我在病榻上思前想后，淌下了喜悦的眼泪，兴奋地随笔草就：有感
（一）三山压顶倾华夏，
众志成城壮怀同。
前仆后继英烈血，
天安门上红旗升。
（二）任它妖魔千般术，
江山依旧气势宏。
更喜斩妖兴大治，
炎黄子孙舞欢腾。
（三）三中全会英明策，
经济改革中华兴。
三十五岁青春际，
日照红旗万世荣。
注：以上三首拙作，于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时曾载《团结报》。
七、有意义的音乐会
1981年1月15日，是我赴美探亲的日子。由北京临行前姜椿芳同志来家，交我一封信（内容是邀请雅谷来中国演出），希望我在美国探亲期间，与国琼女共同打听在二十年代曾为中国民族音乐、歌剧、舞剧作出贡献的俄国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的儿子雅谷·阿市夏洛穆夫。雅谷继承他父亲遗志，现在亦是乐队指挥者，不知他在美国何处？多年来，未和他联系上，若找到他后把信转交他。
姜老把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的事迹，给我作了介绍，他说：“阿隆·阿市夏洛穆夫是我的好朋友，他是犹太人，俄国籍。1894年生于乌苏里江畔的乌苏斯克（它是沙俄与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之后，被割去的一大片中国土地中的一座城市）。阿隆青年时期生活在中国居民环境中，他从小就受到中国民歌和京剧的熏陶，因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他第一部创作音乐剧《观音》、交响诗《北京胡同》、舞剧《琴心波光》、《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以及《长城》、《孟姜女》、《古刹惊梦》、《晴雯逝世歌》等在上海相继公演，引起鲁迅、聂耳、郭沫若、夏衍、周信芳、沈知白等几十名文人的高度赞赏。著名艺术家傅雷先生对他在上海大光明演出的中国音乐会高度地赞扬，说：‘这是对中国音乐和戏剧的前途具有奇特的重要意义。’
“1910年，青年的阿隆去欧洲专修作曲，学成返回中国，先后去河北、山东等地，深入民间采风，实地考察中国民间音乐和民歌，力求中西结合的作曲技巧……
他还和卫中乐先生创作了二胡曲《夜曲》、《贵妃之歌》等。他还采用《诗经》、唐诗谱曲，还研究琵琶、萧、笛等中国民间乐器。
“阿隆的热情顽强的精神，得到上海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
“上海沦陷时期，他生活无着，依靠中共地下党的特殊关系，去苏北根据地，为发展中国民间音乐而奋斗。他说‘只要能为中国民族音乐做工作，再艰苦条件都能忍受。’可惜的是：受当时客观条件限制未能—一如愿。解放前夕（1948年）阿隆赴美后改为美国籍，筹划上演自己的作品未成，结果流落在美国，但他仍然继续创作具有中国风格的音乐作品。
“他创作第二、第三交响曲，在他逝世之前，完成了歌剧《杨贵妃暮景》。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孙家馨演唱了老阿隆献给梅兰芳先生为宋代佚名词人谱曲的《柳堤岸》。他还曾想谱有关西施、王昭君、苏武牧羊、白蛇传等等这样题材的舞剧、歌剧，惜未能如愿即于1964年在美国纽约逝世。”
我细细地听完姜老介绍这位热爱中国民族音乐的俄国作曲家的这番艰苦创作事迹，内心产生无限的敬意，而又难过他的志愿未全部完成而大自然已夺走了他的生命啊！
我到美国洛杉矾，转去圣塔巴布拉（Santa Barbara）市国琼住处，把姜老信给国琼女看了，我俩都认为事关重要，只好花钱寻找。由国琼女打电话，开车出去多方打听。幸好她熟悉当地音乐界人士，费心一番，得知雅谷·阿市夏洛穆夫住在离圣塔巴布拉很远的一个小地方。本想乘飞机去找他，又恐事先未经联系扑空。经几次长途电话，方与他联系上了。他在电话里异常高兴，说了很多。
我们把信寄给他后，他来电话说：“看信后很高兴。多年来，一直想去中国开音乐会，以实现父亲生前的愿望，苦于找不到门路，无法与中国有关部门联系上。
现有姜老的信，你们带来了好消息。”他当下表示非常感激。
此事，经我与国琼女牵线挂上钩后，于1985年5月13日下午3点在北京对外友协礼堂，由文化部、对外友协、音乐家协会主持，召开了纪念中国人民的朋友、作曲家阿隆·阿市夏洛穆夫诞辰九十周年音乐会。出席音乐会的有：司徒慧敏、周而复、赵枫、姜椿芳、赵朴初等。我和国瑛女临时知道的（姜老临时告知的），但去参加了。并带去一个小花篮以示祝贺。我们到时见姜老致词，后周而复同志发了言。休息时间，我亲自将小花篮递给主席台上的雅谷·阿甫夏洛穆夫先生（台上除我们送的一个小花篮外，元一个祝贺的花篮。我认为不符合国际的礼貌，何况我国素来被称礼义之邦）。我向他作自我介绍，他很激动。此时，听众欲起身离场休息、进餐，他兴奋地走向扩音器，举起双手，请大家坐下。然后，他向大家介绍，此次能来北京开音乐会，主要是全靠牵线人董竹君女士和她的女儿夏国琼两位的奔走努力，并谈了事情的经过。
纪念会结束，大家去隔壁房间进餐，我们和舞蹈、音乐学院的听众在最后一桌，周而复同志招手示意我去主席台人的第一桌，我喜欢和青年人聊聊，遂未遵命。饭间，我认识了芭蕾舞团总指挥卞祖善同志，他说：“在会后要写篇报道，并要把国琼和我促其成功的这点亦要写进去。”我很同意。
次日，在海淀影剧院举行纪念阿隆·阿甫夏洛穆夫九十诞辰的纪念音乐会。节目：《孟姜女》、《贵妃之歌》、《夜曲》、女声独唱《柳堤岸》，为李白诗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