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外形势
先是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定年号为“洪宪”，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革命党一直在准备二次讨袁。我知道这消息，非常兴奋，我想这回恶贯满盈的袁世凯必败，恨不得自己能和英雄志士们共同将窃国大盗打倒恢复共和国。再也不受强权恶势力的压迫凌辱。再也不遭外国人的百般欺侮，使国家独立富强，人民生活也可以过的好些。
1915年12月，蔡愕由北京经日本潜行抵达昆明，与唐继尧、李烈钧通电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护国战争”爆发，护国军与北洋军在川南激战。夏之时认为国内革命高潮时机已到，决心回四川参加讨袁，我很同意。
1916年春末夏初，夏之时奉命兼程由日本返川。他临走前交给我一把手枪，并吩咐我：“你好好念书，这把手枪给你放在枕边，用来防贼自卫，假如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你也用它……”我看了他一眼心里很害怕。他同时以急电吩咐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的四弟夏廼逵来日本陪我一道念书，事实上监督我的行动，怕我爱上别人。
我是怒火八丈，但因他回国去参加革命讨袁也就忍耐了，未和他争辩。
夏之时回国后，我经常和一些爱国人士一起谈论祖国的大事、日本的动态和国际形势。
1916年6月，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不久，便在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暴卒。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采取“责任内阁制”。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政权内部逐步分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当时张作霖的奉系尚未形成）。段祺瑞以国务总理的身份操纵政局，总统黎元洪不甘作傀儡，遂演成所谓“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后因对德宣战案的争执，黎元洪将段祺瑞免职，段即策动“督军团”在各省宣布“独立”。
黎不得已请长江巡阅使张勋入京调停，并按张勋的旨意解散国会。张勋乘机率辫子兵入京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黎元供避入日本使馆。段祺瑞见驱黎和解散国会的时机已到，便在天津马厂誓师讨伐张勋，迅速击溃辫子兵，重新入京就任国务总理。
黎元洪辞职，段欢迎直系首领冯国璋入京代理大总统。此后直皖两系军阀的矛盾又日趋激烈。
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英法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精疲力尽无力东顾，而日本在此期间反而国力雄厚，资本过剩，要向外扩张。1916年10月，日本大限内阁以对华失策下台。寺内组阁后，高唱中日亲善论，企图以政治渗入、经济控制等方法来代替前任内阁之军事恫吓、对外讹诈等政策。决定对华大量投资，既能获利又能扩充其代理人段祺瑞的势力，使中国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唯恐各国列强反对，由朝鲜、台湾银行出面秘密贷款，从五百万日元到一亿日元，日本保证维持美国在中国的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权益……
1917年春天，俄国发生“二月革命”（即资产阶级推倒沙皇的革命），凶狠毒辣不可一世的沙皇，被革命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年3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本部从日本东京迁移到上海，并准备恢复国民党的名称。
国民党议员们议在南京或广州另组政府对抗北京政府，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7月17日，孙中山先生回粤（广东）请国会议员南下，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南方政府。会议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为桂军（广西）元帅，唐继尧为滇军元帅，命令各组织护法军出师北伐。
唐继尧在云南组织西南护法联军，被任为川、滇、黔护法总司令。当时四川的国民党人中，川军第五帅师长熊克武被任命为护法军四川总司令，石青阳为四川招讨军总司令；夏之时为四川靖国招讨军总司令；颜德基为川东边防总司令；黄复生为援鄂总司令。
有一天，有人来暗地告诉我丈夫在国内的情况：他回国后通过与唐继尧联系（夏之时在当都督时和唐继尧有深交），旋即转赴川滇黔边境赤水县。旬日后，唐就电令拨给驻黔滇军精锐一团交其节制指挥。夏之时即由黔赤水率军出师。未及一月，攻占川南合江、永川及壁山等县，作为驻防地，设司令部于合江。不久，部队扩充为三团（约三千余人），准备进军北伐，以协助完成护法大业。
听到这些消息，我心潮澎湃。想到专制沙皇被推翻，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了，各国人民该过几年太平日子了。而在自己的祖国，军阀政府正变本加厉地和帝国主义勾结，把祖国和人民推向亡国灭种的深渊。国家分裂，人民无权，到处受外人欺辱，每想到这种种切切，悲愤填膺，恨透了帝国主义，恨透了卖国的军阀政客。和我在一起的爱国留日学生，都想在学成后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从那时起，我和来家的留学生们，谈论国际形势更起劲了。尤其是对于俄国能把万恶的沙皇推翻，更是百般兴奋。这时候我已听到一些马克思列宁的社会革命学说，对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既感兴趣又颇为模糊。在我的脑海里，浮现的问题越来越多了。我常想：
无数英雄烈士的鲜血、生命换来的辛亥革命成果，只是昙花一现就丧失在窃国大盗袁世凯手中了。袁贼死后，中国政权又落到了北洋军阀的豺狼窝里，他们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实行丧尽良心的卖国政策。若像俄国一样，把这些卖国的执政者打倒，全国统一该多么好啊！
二、扩大了革命视野
自从1916年初夏丈夫夏之时回国后，家中时常有男女留学生来串门，生气勃勃，活跃多了。我听着大家谈论祖国的大事、日本的动态和国际形势，尤其对于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大家都议论纷纷。他们还常谈到法国大革命的事和卢梭的《民约论》。
给我上课的两位日本教师和一个姓黄的四川男学生以及一位姓张的东北女学生，谈的更起劲。我在这时期不用说异常喜欢听这些谈话，并且看到留日中国学生组织救国团体，心里很羡慕。想待我学成回国，认真料理家务、好好教育儿女，多多协助丈夫办国家大事。此外，想为男女平等、争取女权多做些事。亦想创办事业，从经济上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