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我根据的是陈之藩《在春风里》第十八章“周作人坐监时，他（胡适）去探监”的记.6
少，直到殷海光死前头一天，我才惊讶地知道她参加的是教会活动－她是一个虔诚得近乎狂
热的基督徒！那天她拿出一本笔记给我看，说：“这是殷老师最后信了上帝的证明。”我翻
了一下，说：“这些笔迹不是殷老师的啊！”她说：“是我记录的。”我当然怀疑，可是正
忙着替殷海光准备后事，我并没重视这本笔记。但我觉得很荒谬：殷海光从没跟我提过他有
一个信上帝的老婆，他自己也从不信这一套，怎么今天忽然冒出一个信上帝的，并且还说他
也跟着信了，这不是趁病打劫吗？第二天下午，殷海光死了。殷太太后来在《“这必死的，
总要变成不死的！”》中说：“到家不久，李敖及孟祥柯和我一齐去怀恩堂商量一些事情及
决定追思礼拜的日子。”她这段话，是长话短说了。因为头一天笔记的事，使我感到一批教
棍可能利用殷海光，我该特别防范一下，果然回到殷家，殷太大就坚持以宗教仪式办后事，
并说已跟怀恩堂的周联华牧师约好，现在就去。殷太太大概没想到我是个激烈反对者，她约
我一起去怀恩堂，要我代他们润色一下已写好的殷海光“安息在主的怀里”的通告稿。不料
我一见周联华，就把他责备一顿，我说你给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做后事吧，何必又来糟蹋殷海
光！孟绝子在旁也支持我的责备。我坚持删掉“安息在主的怀里”等鬼话，争执不下。最后
我只同意用“永生”字眼，“永生”不算是宗教字眼，但可使教棍们自以为是，殷太太总算
同意了。再回殷家，殷太太在廖融融等许多人面前向我说：“李敖，你是战士，可是殷海光
不是了，殷海光已属于上帝！”王晓波在《殷海光先生临终日志》中记这天晚上“廖融融
言，殷师母告其得上帝启示，殷先生遗稿概不出版。并言其与殷先生结婚以来，每日担惊受
怕，不愿殷先生阴影再笼罩她。殷先生死了，她应该要得到解脱。”王晓波的记录，告诉了
我们：思想家是不宜有“对我丈夫的思想一点也不懂”的太大的，思想家讨错了者婆，在他
死后，对他思想的流传必是一种妨碍，从托尔斯泰到胡适，无一例外。殷太太是我尊敬的女
性，但是教棍生涯使她把最后一年的殷海光“夏君珊化”，这显然更使思想家警惕。《诗
经》有一句是：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用来做有趣的曲解，正好对这段殷夏婚姻，有了
先知式的预言。
一九六九年，我知道殷海光的病情，我还想做一次挽救。
我告诉黄三三点意见，如能这样做，我还愿试一下，可是没有结果。九月十二日，殷海
光病情恶化，送入台大医院，那时黄三已离台，由王晓波通知我。十四日，我把一封信托王
晓波交殷太太，里面说：
海光先生今年病情转剧，我性前年去年两次送殷先生就医，反落埋怨，埋怨倒不重要，
重要的是处理殷先生的病况，技术问题不易统一，人多口杂，责任不清，反易误事。所以今
天之事，我一开始即面告黄三三点，表示如此三点不能实行，我再介入，是与人扶同误殷先
生，我绝不干。
我曾面告黄三，殷先生既住人台大医院，不宜再出院，更不可乱投医吃药。今既出院无
效，再回台大医院，不可再事更张。如不幸不起，遗体应捐给医院，全权委由医院代办丧
事。医院方面，最后骨灰宜交由家属领回。至于立碑台东，灰洒太平洋等议，如无技术困
难，自应照办。
殷先生如去世，真正有意义的纪念方法是整理遗稿，保管遗物，以备发扬殷先生思想及
筹议纪念馆。
殷先生死后，当尽量避免伪自由主义者利用。故所谓治丧委员会之类，当一律避免。不
能组织维护殷海光学术自由者（如毛子水），不配为治丧委员。
当天深夜里，我进入台大医院，去探望多日不见的殷海光，护士小姐们泄漏了我来的消
息，所以第二天，大家都知道李敖来过了。王晓波在《殷海光先生临终日记》中说，殷海光
第二天“闻李敖曾来访露出微笑”。我想，这一“微笑”，就是他跟我之间的最后灵犀了。
这天晚上，我又到医院一次。殷海光死在九月十六日下午，王晓波通知我，我立刻赶去，碰
到齐世英。齐世英对我说：“殷先生生前说李敖是最够义气的人。我知道，殷先生能拖到今
天才死，都是你义气的结果。我听了，没有说话。公道死在活人心中，公道活在死人心里。
陈鼓应这批人跑到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社，要求发消息。《中央日报、说殷先生是我们的
同志，我们的主笔，我们愿意。消息发出来，竟只提他是《中央日报》主笔，《自由中国》
上的事迹一笔抹杀。我真不明白陈鼓应他们为什么让殷海光这样被“尸奸”，真大不懂事
了！文德《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写着：
九月二十一日在怀恩堂追思礼拜，由周联华牧师主持，数百人参加。李敖没参加追思礼
拜，因他反对在教堂作追思礼拜，怕殷会被教会拿作宣传。
当时国民党的刊物，却大力宣传说，李敖是个无情的人，因为殷海光的追思礼拜，他都
不参加。我不但不参加这一次，一年以后的怀恩堂周年追思会我也不参加。我是特立独行的
人，不参加就是不参加。“波澜起落无痕迹，似此奇情古所无。”这两行诗句，也许正是我
的写照了。殷海光死后三个月，我家门口也被治安机关站了哨，一连十四个月，直到我被
捕，以叛乱罪被判十年……在人鬼之间、在生死线外、永隔的幽明与重泉之中，殷海光和
我，自然更是遥远了。
殷海光死后，我和王晓波、王小明、盂绝子一起去看解剖，出来孟绝子对我说：“你看
到老殷那个鸟了吗？那么小！…我想，殷海光可能在这方面不行，他的婚姻情况，他的教棍
太太，都该从这一不行上来观察。他服膺罗素，但罗素写的《婚姻与道德》（Marriage and
Morals）之书，他绝口不提，这可真怪也。
在殷海光死去一周年，殷太太在教堂为他做礼拜的前夜，我有长信给她：
殷师母：
海光先生去世周年，明天你们在教堂的仪式，我仍比照去年——不参加了。我这种不参
加我不赞成的方式的态度，想早蒙您的谅解。
关于海光先生后事，去年九月十四日我曾有千字长信给您。其中关于遗著方面，我曾建
议：“格于现状，需在保密及无保证条件下进行。”‘虽近不情，然非此不足有效。”当时
也许您考虑得大周到，所以蹉跎经年，反无成绩，我的建议与自告奋勇，也就白费。
在那封信中我又忧虑海光先生死后恐被利用，结果都不出我所料。海光先生死后，“党
化”者有之（如去年九月十七号国民党的The China News说他“He wrote editorials for
the Central Daily News for a while in Nanking”，但却只字不提他在《自由中国》的
壮烈举动！），“国化”者有之（如把他描写成固有文化的回头浪子！），“神化”者亦有
之（如把他收归上帝名下，做信教者的死证），其他歪曲他、窄化他的，更属不少。海光先
生一生，困学知变，认识他，理当从他健康时期的理智表现着眼，这一时期的高潮，当然是
《自由中国》时代。这一时代过后，海光先生日渐孤立，幢康情形日坏，尤其死前一大段日
子，接近他的人，谁都可以摆出一堆笔录语录之类，俨然得海光先生真传，其实在我看来，
这些非造谣即乱命。胡乱传布一个思想家心神衰退时的吃语，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我为海
光先生悲哀！
去年九月十五号晚上，您向我说：“李敖你是斗士，可是殷老师不是了，他已属于上
帝。”如今一年过去了，感情的因素应该平静些了，殷师母，我向您说，您错了。海光先生
仍然是斗士，只可惜能够陪他一起斗的人大少了，能够认识他这一斗士性格的人也太少了。
所以当同他一起斗争的朋友坐了牢，包围他的，都是比他软弱的人，或是对他这一斗士性格
缺少帮助和鼓动的人。大家不阻挠他，即倚靠他，以致海光先生精神负荷日益加重，同时他
又是不善于调节精神与身体均衡的人（两次被我强制送进医院，即为一例），又最容易被小
人利用，以致好恶无定，愁绪难排，最后终告不起。
我常常想，海光先生当年若陪雷震先生一起坐牢，也许他还不会死。这次接雷先生出
狱，看到他气概非凡，器字轩昂，更印证了我这一假设。海光先生和雷震先生一样，他们都
是斗士型的伟大人物，斗士的生涯就是斗，不停的斗，劝他不要斗的人，动机尽管好，可惜
是妇人之仁，爱之适足以害之。海光先生英灵不泯，在斗士的行列里，他是先烈，他将永
生！我们没死的人，虽然遗憾要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他，但对死后的海光先生说来，
却并没有被“分裂”－海光先生仍是完整的海光先生，有人以为抓到了他的什么，其实只是
利用死尸而已。真正海光先生的灵魂，不是二流以下人儿所能了解的！
一九七0、九、十五李敖
附上糖一盒送给文丽，一年不见，她一定长得更高了。
当然，殷太太不会回我的信，我也不会参加她的宗教仪式。那时我已经一天二十四小时
被治安当局跟踪，我自然也不会去看殷太太了。
二十年后，有一件妙事发生了。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我家来了不速之客，来
的是殷海光的太太夏君潞，是由陈宏正陪她来的。殷太太与我二十年不见，如今重晤，大家
都很高兴。二十年前殷海光老师来过我家多次，可是殷太太并没来过；二十年来殷太大自美
返台一次，这是第二次，是应自立报系举办所谓“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学术研讨
会”而来的。殷太太抵台前，陈宏正到我家跟我说：“殷先生的朋友学生每人出一千元，联
合请殷太大吃饭，盼你参加。”
我说：“我才不要同这些人吃饭！他们有几个配称殷海光的朋友？又有几个配称殷海光
的学生？今天国民党尸居余气了、局面没有危险了，他们这些懦夫，才敢钻出来打殷海光的
旗号了，试问当年殷海光挺身与国民党相抗的时候，这些人又在哪儿？当年我挺身声援殷海
光、冒险为殷海光印书、出钱为殷海光治病的时候，这些人又在哪儿？至于殷师母，她与殷
海光共患难那么多年，是我尊敬的女性，但是她把殷海光硬推进教会，并且不能辨别谁是真
正在殷海光生前死后有爱于殷海光的人，未免令人遗憾。她上次回台湾，为什么不来见见我
这位真正的义人。她整天在教会里找义人，其实真正的义人是不进教会的。”殷太太毕竟是
有服善之勇的女性，她居然带着洋酒为礼，登门来看李敖了。她不介意我写文章攻击过她，
她的度量宽大，也非常人所及。二十多年前殷海光生病，他的朋友学生袖手旁观，惟有我肯
在自己负债的艰苦下援之以手，送他住院看病，出院后，殷太太特别亲手做蛋糕送我。接下
殷太太送来的酒，我特别回忆二十多年前她亲手做蛋糕的往事，她还能记得。她说：“李先
生，你的为人，上帝最知道。你并不孤单，上帝是和你在一起的。”我听了，哈哈大笑（一
星期后，我在电话中告诉了黄三这段话，并说：
“三三你看，二十年后，她终于把殷海光从上帝手里放出来啦！
可是又把我给拖进上帝手里啦！”黄三听了，也哈哈大笑）。殷大太又谈到殷海光全集
的事，二十年前，我是主张出全集的人，但是格于殷太太感情上的阻挠，未能实现。如今，
二十年过去了，殷大太“感情的因素”终告解除，她同意全集由佳冠出版公司的赖阿胜出版
了。我很高兴“已属于上帝”的殷海光，又属于了我们，虽然上帝已离我又愈来愈近了。在
聊天中，我笑着向殷太太说：“这年头儿真变了！雷震死后十年，忽然冒出了许多雷震的知
己，跑出来做雷震秀；殷海光死后二十年，忽然钻出了许多殷海光的朋友和学生，跑出来作
殷海光秀－殷海光死后的朋友和学生，比他生前多，你说怪不怪？”殷太太听了，为之苦
笑。二十年过去了，由于国民党的强弩之未，由于殷太太的一元复始，殷海光已不再被禁
铜，已从封闭中解放出来。但是，各种利用他的秀局，却方兴未文。连吴丰山、张忠栋、杨
国枢、胡佛、李鸿禧、何怀硕、郑钦仁等跟殷海光毫不相干的胆小鬼都敢抛头露面了，士林
怪态，可真殷鉴不远呢！自立报系大做殷海光秀，由它的头了吴丰山接见殷海光夫人，即时
表示：“任何国家或社会的光行者，在争取言论自由上总要忍受一些痛苦，一些煎熬。
现在，来自海内外数十位杰出的学者，一齐纪念殷海光先生的贡献，证实了人间自有公
道。”其实，所谓“海内外数十位杰出的学者”，他们在殷海光受难之际、苦难之际、危难
之际，不但没援之以手，甚至是殷海光的敌人的同路人，这些人今天以知己嘴脸，重现江
湖，江湖之中，可没有这种不要脸。另一方面，当年真正对殷海光援之以手的人。二十年来
一直为殷海光“吾道一，以贯之”的人，却被伪君子们视而不见并且大加排斥。伪君子们抹
杀他们，上因为他们不是别的，而是“国家或社会的先行者”。如今先行者们如彼、伪君子
们如此，正好证实了人间没有公道。
殷海光生在一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死在一九六九年九月，活了不足五十岁就得胃癌而
死，可谓不善养生。殷太太回忆：
“一九七一年，九月里的有一天，我去看才出狱不久的雷震，他一见面就对我大声他
说：“殷太太，你看，殷海光爱生气，就被同民党气死了！’”“雷震的话，让我想起海光
生前的‘骂’。他喜欢骂人，尤其常常骂蒋介石。他被‘迫’离开台大后，每天吃晚饭时
间，常对着我跟Abby骂蒋介石，又骂又气，又气又骂，然后饭也吃不下了－不久，他得了
胃癌。殷海光真的给满腔的愤怒‘气病’了、‘气死’了。”殷海光这种搞法，不是骂人之
道，而是找死之道。他曾告诉我，他师服的熊十力老先生最恨蒋介石，熊十力骂蒋介石，一
边骂一边拿上有蒋介石照片的报纸，揉成一团，在自己生殖器下面擦，然后哈哈大笑，以化
怒气。殷海光显然忘了老革命党熊十力的身教，结果一个高龄、一个短命，殷海光竟先被骂
者而死。也许殷海光察觉出骂人时应该伴之以团报纸，但在饭桌前难以仿行。纵仿行成功，
则得胃癌者将是女眷，因为她们“饭也吃不下了”。结论是：殷海光舍己为人、自我牺牲，
还是自己得了胃癌。殷海光生前对黄三说：“我不要死，我要睁着眼睛看他们如何收场。”
可是他不善养生如此，又如何活得过敌人呢？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我在殷海光的病床边
跟他聊天，我把“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前身）
的巧立名目说给殷海光听，在旁边的一个学生谈到“中国文化学院”的哲学系，我在这
位哲学教授面前，开玩笑说：“你看，‘中国文化学院’也有哲学系，这个学院，除了‘水
肥系’以外，简直什么系都有！”殷海光冷冷他说：“他们的哲学系，就是‘水肥系’！”
看到殷海光躺在那儿，我心里想：学哲学的人要看得开才是，怎能得了胃癌这种病？胃癌的
原因虽多，但老是心情不好是原因之一。哲学家怎可以老是心情不好？哲学家得了胃癌，就
好像神父得了梅毒，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不过，哲学家倒可以得梅毒，叔本华是也。但
殷海光当然不会，他的胃癌，就是梅毒！殷海光生“梅毒”时，群医还没束手，群友群学生
却先束起手来。那时候，“负债救人、义重如山”的，只有李敖一人而已。在整个的殷海光
住院过程中，我只见过一个小书商赖中兴送过一把香蕉。我在殷海光病床边夸奖赖中兴，我
说穷人有穷人的做法，穷人尽他全力只能买一把香蕉送殷先生，这种情义，不可埋没。赖中
兴后来自杀了，在大人物们大做殷海光秀的当儿，我想起这个小人物，我真怀念他。并不是
说一定有钱才能表现这一情义，东吴大学学生陈平景没有钱，但他为殷海光擦身捶背，几达
不眠不休的地步，这种义人，又有谁能比啊？耐人寻味的是，赖中兴、陈平景都不是殷海光
的学生，而殷海光的学生反倒如我所讽刺的：殷门弟子与殷海光的关系，多是“单向会”，
多是靠殷海光提拔而不能有像样的反馈的。张灏、林毓生等等，无一例外。林毓生口口声声
骂李敖，但是为了发表文章，却不能不托殷海光，到文星来借光。他们这些所谓学人，写起
信来，骂《文星》“轻挑”（该是“佻”）、骂《文垦》，‘不上不四”（《殷海光·林敏
生书信录》页七十七），但是为什么要到“轻挑”的、“不三不四”的杂志来投稿呢？这不
显然是伪君子吗？何况，这种人的文章根本都写不通的，殷海光收到后，写信给他：“……
你的作品和译文，我收到时当即看了一下，‘可恶’之声，脱口而出。盖因小的毛病大多，
恐需花我三天修改，且需重抄。你应请我吃一顿好饭以补心血。”（《殷海光·林毓生书信
录》页八十三）结果殷海光没有重抄，就给了我，我为之好笑！“殷海光的得意门生的中
文，原来是这样子的！”我在《给书呆子上一课》一文中，曾经把这篇由殷海光逐字逐句修
改的不通文章第一页制版发表，铁证如此，林毓生还能赖吗？不但文章不通，他们看家的方
法学也是无所施其技的。殷门弟子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会了方法学就一通百通，但在实际遭
遇困境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出哀鸣。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林毓生在美国，写信
给《海光我师》，呜呜他说：“我最近读书，思想有一个新境界，愿意向您报告一下从前我
对Methodology（方法论）有一项迷信，认为弄学问必先把方法搞好，这一方固然是受了
Logical Empiricism（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看到‘新亚书院型’的糊涂
虫对方法学不了解，以致搞出自欺欺人的谬论的强烈reaction（反应），事实上，事情并
不是这么机械，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方法学如能学‘完’，也并
不能一定使人成为大学者。”（《殷海光·林坑生书信录》页八十三）殷海光看了这一段，
批注“不谋而合版”，可见这种方法学的万能论，在几年以后，就发现是“迷信”的、是
“机械”的、“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他们念了那么多年的
书，才恍然大悟到这一浅显的真理！但是，尽管恍然大悟，殷门弟子受了才气所限，他们再
在学海里挣扎，结果也不过乃尔。以多年后张灏、林毓生拿国民党的钱，跑回台湾做演讲秀
为例，讲来讲去，也不过是故弄玄虚、不知所云而已。他们的功力与成绩，几十年下来，竟
如此可怜，真教我们无法看得起了！
正因为空谈方法而实学粗疏，所以一碰到硬碰硬的实学，他们便要闹笑话，例如林毓生
写《漫谈胡适思想及其他》，说他初中时“细看”过《胡适文存》，看过《胡适文选》自序
一文云云，事实上，《胡适文选》自序只是“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一篇文章的副标题，又何能把它作为题目？何况，当时此文并没收入《胡适文存》，只
收入《胡适论学近著》，收入《胡适文存》，是到台湾来以后的事。当时既没收入《胡适文
存》，林毓生又从何自《胡适文存》中看到这篇文章、可见他是凭空胡吹、自炫年少博学
也！又如张灏写《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作者俨然谭嗣同专家，但书中一开头就说谭嗣同
活了三十六年，事实上，谭嗣同生在一八六五，死在一八九八，何来二十六年？这些人今天
还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呢！真是骗局呀。他们徒知抱洋书谈中国，但一还原就闹笑话。这种情
况。
殷海光也不能免。他曾从洋书中看到Chin-ssu Lu，他猜这是“亲疏录”，问我对个
对，我笑说，此即大名鼎鼎之《近思录》也，根本没有什么“亲疏录”这种书哟，其实殷海
光没能成功的成为学者，并不是一件值得遗憾的事。而殷门弟子以学者姿态到处骗人，才真
上是遗憾的事。殷海光一生的最大事功在勇敢反同民党，而殷门弟子在这一点上连个屁都不
敢放，如此殷门弟子，丢人丢死也！台大教授刘福增是我同学，我们因打笔仗疏远，已不来
往。他在《首部早报》写《冲出自由的警戒区纪念殷海光光中逝世二十周年》，指出殷海光
“以最严峻的言论批评国民党极权的特务统治”，这种“深入‘自由的警戒区’去冲锋陷
阵”，”今天在台湾（包括常在台湾和国外之间来往的）所有号称自由派学者的殷海光的学
生或学生辈的人，都差多了。”不过刘福增补了一句：
“李敖也许算是例外。”我很欣赏我的老问学敢讲这种公道话，虽然他不公道的用了
“也许”两个字。事实上，得殷海光勇敢反国民党真传并青出于蓝的，只李敖一人而已。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六日到二十一日，湖北大学主办了“海峡两岸殷海光学术研讨会”，
陈宏正带回一篇论文提要吸引了我，那是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唐琳写的《李敖与殷海
光》，提要说：
五四运动的香火，在国民党失掉大陆后，沿着由胡适－殷海光－李敖的次序在宝岛台湾
代代相传。就殷海光与李敖的关系来讲，他们是师生关系；就个人感情来讲，李敖热爱老
师、尊敬老师、拯救老师于危难之中。在殷门弟子中，李敖是最能体现殷海光狂进不已鲜明
姿态的人。在始终不渝追求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他曾两度下狱，尽管如此，在李敖与殷海光
师承关系的表层下，两人之间的迥异也是很明显的，表现在：
1．自由民主气质上的差异
殷海光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使其民主自由思想带有“救亡式自由主义”的倾向。即欲
以自由主义来挽救国家危亡，对抗专制政权，以自由主义作为其关心国家、民族的启蒙工具
和反共救亡的思想利器。因此，他的自由主义含有国家主义的色彩。它具体表现为“一种单
调的、片断的、高高在卜的、革命党式”的气质。它的斗争性是显见的。但这种带有很强的
权威性和专断性的自由民主气质应该说与他提倡的自由民主是不协调的。
李敖的自由民主观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特质相似，都以个人价值作为出发点。李敖的自由
民主表现出“一种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嘻嘻哈哈的”气质，它表面上很随意，但其实
具有很强的斗争性。在使自由民主生活化、大众化方面，李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似乎又
走得太远了，超越了现世的社会和思想，这也正是李敖自由民主气质之不足的一面。
2．角色与人格动力的差异
表面上看，殷海光是一个单纯地道的学者。剥开这层“外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纯
真道德热情驱使下奋斗一生的灵魂。在殷海光用心最勤的学术专业逻辑与分析哲学上并没有
原创的贡献。相反，大众记忆中殷海光最鲜明的形象主要就是《自由中国》的一支健笔，一
位不畏逆横的勇士。殷海光最终的成就是人格上的。
李敖是一个怪物作家。他是知识分子与文化商人的混合物。一方面，他学识渊博、学贯
中两，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同时，他又十分注重商业活动的效益原则和交
换竞争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
这一隔海的文字，可说是殷海光与李敖的最好论断了。
一个插曲颇为有趣。殷和光在世时，有一次笔仗，是同劳思光打的。劳思光最后批评殷
海光，说他曲学而不阿世，殷海光很气，跟我痛骂劳思光，说此人头脑欠清。多年以后，劳
思光自香港移台，台北市东丰街原有一家电玩店，我路过时，在窗外常见里面有一矮小枯瘦
的穿西装打领结小老头在玩，其矮小枯瘦，与殷海光有几分神似，原来就是劳思光。有时高
信疆也和他一起。我笑问信疆：“你怎么这么无聊、这么‘与民同乐’，怎么带劳思光做起
你们身份不该去的地方、玩起你们身份不该有的娱乐？”信疆笑着说：“谁带他来了，是他
带我来的呀！”听了信疆之言，我们相互大笑。后来东丰街电玩店关门了，久矣不见“劳”
苦功“高”了。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饭后，与小屯在东丰街，一人走过，忽闻大宙
叹息一声，小屯注意一看，说：“那不是劳思光吗？”果然是他。我说：“这个书呆子，又
出没东丰街了，哲学学到徘徊于电玩之中、叹息于马路之上，哲学可真无计可施了。”虽然
此光非彼光，但我每次碰到劳思光，就想到殷海光，光怪陆离，此之谓也。
10 东郭纪
狼是东郭，东郭是狼 如此丑陋，谁敢帮忙
我在三十三岁一九六八年时候，发生了柏杨（郭衣洞）案，冤狱发生前后，我义助柏
杨，做了一些事，前后持续七年之久。我对怕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
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
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
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
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
皮来做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
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
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准！杂文以外，他的历史作品写得很热闹，但是颇多错误，给
他同一水平的读者看可以，给专家看就会笑，这是因为他的历史基础有问题的缘故。凭他那
点历史基础还要翻译《资治通鉴》，司马光何辜啊！
我与柏杨相识于一九六五年，并无深交，到了一九六七年，偶有来往。一九六八年二月
二十九日晚上十点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很神秘、很急迫他说，无论如何要我去他家一
趟，于是我去了。他请我到他书房里，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机关“约谈”
过，经验丰富，乃反复问我被“约谈”的细节，并说他出了一点麻烦。原来一九六七年五
月，他的太太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
有“大力水手”
（Popeye）卡通。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柏杨代办，柏杨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到十三
日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被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于是，一九六
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这天，艾玫被“约谈”，一连十多个小时后，还没消息，柏杨慌了，乃电
话请我去他家，特别对被“约谈”的一般情况，详为打听。我当时只觉得怪怪的，怪柏杨为
什么老是间这些问题，并不知道艾玫已被请去，柏杨也没透露。到了十二点，我打算告辞
了，忽然楼下有汽车声，接着艾玫开门，踉跄而入，大哭大叫，连说：“他们审我一连十五
个小时啊！他们连我上厕所都要跟着看啊……”经柏杨照顾了好一阵子，艾玫情绪才稍稍平
静，最后柏杨才向我说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并问我意见。我说，看来国民党来
意不善，你要有心理准备，柏杨深以为然。我对他们加以安慰后，已是夜里两点，就回家
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杨也被请去“约谈”了。“约谈”长达二十七个小
时，事后（三月二日）柏杨有长信给孙观汉，备述始未，其中一段谈到我：
向先生突然报告这坏消息，实在遗憾，但又怕以后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则趁此时机，且
做最后一叙，想一想我真是个老天真，见识且不如李敖这个年轻人，李敖先生经常携带一小
衣箱及洗脸漱口用具，准备随时被捕，我常讥笑他小人之心，把台湾合法政府看成什么了？
诚如先生言，社会上多少总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无颜对祖先、且无颜对
李敖……
柏杨是二日中午放出来的。这封信是二日下午见过我以后写的。我在日记上说：“早为
柏老办事（向调查局抗议等），午始放出。下午见一面。”见面后柏杨问我意见，我说：
“他们这次放你，只是观察你被放后一时反应或跟什么人联络，我看事情还没过去，你要交
代的，就先妥为交代吧！”他听了，决定采纳我的意见，写信给孙观汉，并向艾玫交代“身
后事。”他留了一封长信给艾玫，艾玫拿来听我意见，我也做了一些建议。柏杨信中“外务
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请左焕文、李敖介绍”、“书则赠李敖”、“但盼告寒爵、申
虹、紫忱、李敖，俟有机会，为文”等话，前两点是杂务，都由屠申虹他们料理了。柏杨的
藏书我一本也没收受，我向艾玫说：
“这些藏书是柏老的心血，请给他完整保存，等他回来享用。
我是不敢收的。”最后一点倒是我最关心的，但是我已被同民党完全封锁，实在没有机
会为文，因此，我决定向海外设法。
我的方式有三项：
一、尽量把有关案情的一切文件，偷运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杨自己的答辩书。因
为我告诉过柏杨，人一入狱，要想合法传出手写的东西，就难难难；但是若以答辩状等法律
文书偷关漏税，则或许能有漏网的机会。因为给律师参考的法律文书，为诉讼所必需，理应
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杨会记得我的话，他下笔又勤又快，牢中无事，把自己冤狱详细道来，
必然精彩。柏杨入狱后，我请艾玫再做这一暗示给柏杨，果然柏杨就把答辩书陆续供应出来
了。我主要通过我的美同朋友梅心怡等的协助，流传海外，使柏杨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
下。
二、尽量把柏杨冤狱新闻，转达给外同记者。在这方面，我王要通过美同记者魏克曼
（Fredaric Wakeman.Jr.）等的协助。在他们的协助下，《纽约时报》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三
日和九月七日，都有长篇报道；《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
日，也有长篇报道。这样更使怕杨的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三、尽量展开营救行动。在这方面，我主要通过孙观汉。
孙观汉是美闰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是用闪烁计数器测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陨石
粒子测出月球自行发光的第一入，拥有在美注册的四十种以上的专利。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原
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美国西屋公司放射线与核子研究所所长。
我通过孙观汉营救柏杨的事，值得特别细说一下。我在柏杨被捕二十四天后（三月二十
八日），托梅心怡转秘件给孙观汉，其中说：
去年读先生写的《李敖和天才》等论我的文字，以及先生给我的信，我就早想写封长
信……
关于长信的内容，现在还得退后说，我得先说柏杨的事。
从艾玫被传，到柏杨一放再捕，我都是最接近这件事的一个人。从艾玫被传那天晚上，
柏杨约我“商身后事”起，我一直在旁帮了一些忙。如今柏杨失去自由已经二十多天，官方
刻意“做案”的态度已极明显，宪法、提审法、刑事诉讼法等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文已被忽略
得不成样子，我觉得我必须发出这封自柏杨出事以来我一直想写给先生的信，向先生提供一
个也许可行的方法。
我的意见其实先生在给艾玫和寒雾的信中，也呼之欲出了的，那就是请先生出面，以先
生声望和号召力，尽快联名李政道等，发表一公开信，投诸TheNewYorkTimes等报，对国民
党政府施以压力——这个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舆论的压力，可以稍对它的爱面子心理有点警惕
作用。除此之外，实无他法。这个方法对救雷震等人无效，因雷震已使他们“咬牙切齿”，
所以只有不要脸，不买海外的账；但这个方法对救柏杨却可能有效，因为柏杨只不过使他们
“疾首蹙頞”而已，所以他们可能还肯为了爱面子而放开血手一下。公开信方法即使无效，
也可收“暴其恶”的效果，同时可使柏杨不做无名英雄，也是给他一种安慰。
三月十六号The New York Times星期日版第七页，有专栏论“文星事件”，也论到我
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参考。我的意思是柏杨事件当向海外报章揭出真相，使做恶者至
少知道休想再认为可做恶而无人知－我觉得这是海外知识人至少该联合起来做的一件事。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做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记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
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在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不要沉默抗
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我们要使做恶者知
道：只要他们不厌于做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连锁反应”并
使他们知道，日子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
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
而竟阴错阳差，被比照“犯上作乱”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
咳，观汉先生，我们知心的朋友，您以为如何……
孙观汉在收到我的信后，曾在七月七日有信回我，这封信当时我未能看到，而是八年以
后－我出狱后－才看到的，原来他竟反其道行之，仍旧向当政者求情，“求求你释放柏杨先
生”，结果证明无效。五年以后，一九七三年六月，孙观汉在香港发表《李敖谈柏杨的冤
狱》，公开了我给他的秘件和他的回信，他公开表示了他营救方向的错误。他说直到一九七
一年李敖被捕了，他才觉悟过来：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头看来，李敖先生有二点先见之明。第一，他说求情是无效
的，我却仍去求情，结果被事实证明无用。第二，他主张把压制自由的事件公开发表，我却
怕风怕势地因循了好久，才了解公开发表的需要。
为什么我在给孙观汉的信中指出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
的人物呢？实在是因为我深知他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离开国民党核心，不再
得宠，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他即使是在入狱前夜，还深信他的国民党老上司李
焕和蒋经国可以帮他妻子出境，他留给艾玫长信中口口声声“可找李焕先生或径找蒋主任，
哀诉，必可获助”、口口声声“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口口声
声“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境，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这些
话，无一不显示了他的基本心态，也显示了他跟国民党的深厚关系。柏杨非但不是“讽刺他
们父子的人物”，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柏杨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的答
辩书中，有这样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