酬外，乃无一长”，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十回也如此骂他，不过左宗棠却提
拔他，最后自江苏巡抚做到浙江巡抚。我对缉规中学感情最淡。一来前后只三个月；二来上
海是个市侩气极重的地方，给我印象不佳。但有一个例外，就是书店。
我从小爱书，在北京念小学时候，最吸引我的有两个画面，一个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
橱窗，窗内有蒸气火车模型，这是真正用蒸气开动的玩具，我爱死它了。另一个是学校音乐
教室后面的一个书橱，橱内是一排排整齐的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主编的《小学生
文库》。在日本鬼子统治北平时期，这些书是比照禁书锁起来的，抗战胜利后，不但橱门打
开了，我还做了图书馆长。从此“利用职权”，对这套“小学生文库”，更为熟悉。这套书
有五百本，约一千万字，插图达七千多张，作者达一百二十人，是我欣赏的第一套丛书。
由于对这套书的好感，从而对出版它的商务印书馆也心向往之。北京琉璃厂本有商务印
书馆的分馆，可是上海的总馆，才是更吸引人的。由于老姨父做过上海附近嘉兴县的县长，
对上海熟悉，每在我问到上海的总馆的时候，他就详为解答，并且打趣说：“看你这样问东
问西，我看你有一天得做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才过瘾呢。”说这话后半个世纪，我没做成它的
总经理，但它的总经理郝明义却到我家来拜码头了。不过，台湾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名称上面
被国民党伪政府硬加上“台湾”两字，倒有点像伪组织，比起真正的商务，可就逊色多了。
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是我生平最欣喜的经验之一。另一欣喜的经验是我十七岁在台中一中
时，当年商务的正牌总经理王云五写了一幅字送我，字写得又破又熟练，但他不是别人，就
是《小学生文库》的主编者啊！我三十一岁被国民党迫害时，印《李敖告别文坛十书》，王
云五也亲笔预约了一套，后来听人说王云五极力称道李敖才干，可是“不敢用他”，足见李
敖之悍，真是人所共寒呢！除了《小学生文库》以外，开明书店的出版品，影响我最大。
《开明青年丛书》、《开明文学新刊》、《开明文史丛刊》、《中学生》月刊、《开明少
年》月刊等等，都是我最喜欢的。由于喜欢它的出版品，连带也喜欢上那家书店。在北平，
我去过它在琉璃厂的分店；在上海，我去过它在福州路三九0号的总店。北平的分店比较
大，上海的总店就小多了，但不论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号书店像河南中路二一一号的商务
印书馆，或是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中华书局来，都寒酸得不成样子，虽然如此，开明书店却
给青年人一股朝气，它是左派的书店，比起它来，任何老字号的书店都显得尸居余气了。开
明书店不单在北平有分店，在南京、重庆、成都、汉口、广州、长沙、杭州、南昌、昆明也
都有分店，最后一个分店，设到了台北，在台湾光复后，它把触须延伸过台湾海峡，使在台
湾的中国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气。不过，这股朝气还没感染多久，国民党伪政府就撤退到台湾
来。这个伪政府既跟大陆断掉了锁链，在它狭窄的视野下，凡是大陆书店在台湾的分店，都
要被迫剪断了连锁。商务印书馆改名叫“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改名叫“台湾中华书
局”，开明书店也未能幸免，改名叫“台湾开明书店”。
比别人更惨的是，由于它是左派书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纵使内容不涉及
政治的书，也因作者没有来台，变得只敢印该书，作者名字却不敢印出了。于是，叶绍钧编
的《十三经索引》，变成了“本店编”；夏丏尊、刘薰宇编的《文章作法》，变成了“本店
编”；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变成了“本店编”；张沛霖的《英语发音》，变成了“本店
编”；王峻岑的《数字列车》、黄幼雄编的《电动机》、陈岳生编译的《原子能与原子弹》
等等等等，也都变成了“本店编”。只要人在大陆，哪怕是你编的谈数学的、谈电动机的、
谈原子能与原子弹的书，也都不能把作者抛头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陆的一切，令人有点
哭笑不得。上面这种表态、这种小心翼翼，其实还是不够的。于是，台湾开明书店啊，开始
明目张胆的印出刘清波的《三民主义纲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义总复习》了、印出
李华柱的《国父革命之学》了。－—个左派的开明的书店降格到出版这种右派的不开明的党
八股，它的无奈，也就可想而知了。跟大陆上的开明书店不同的是，台湾的开明书店，坐落
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庆南路的老字号的书店很远。它孤零零的在中山北路一段七十七
号开起店来，店面开得极不景气，推门进去，书架分格未扫、书本尘封未除，冷冷清清、疏
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倍感凄凉。因为去中山北路大不方便，我在大学时候，每年会去上
一次，有点似曾相识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员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编有《世界语入
门》，开明书店出版，算是惟一跟大陆发生连锁的老作者。他不晓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
的《世界语入门》，书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儿，多少还流露出一股味道。不
过，似曾相识之感很快就被沧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书、书如其店，他象征了一
个书店的没落。－政府可以流亡，书店不能流亡。
一朝变成了流亡书店，它的精神就中断了。一九九二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要去
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七十七号，却连那家极不景气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门
牌一段七十七号的，却分明是一家气派堂皇的“马可孛罗面包公司”，营业项目包括“西点
面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欲，没有丝毫精神食
粮。
我呆了。开明书店呢？开明书店哪里去了？难道连那么一家极不景气的店面，也开不成
了么？我不死心，向面包店的柜台小姐打听打听。小姐头都没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后一
指，声音平直他说：“搬到三楼去了！它没有门，你就从后面上楼梯。”我顿觉起死回生，
谢谢她，遵命做了。走到后面，满屋满地都是面包工厂狼藉，满楼梯也是。我左闪右躲、九
转十绕，总算上了三楼。迎面的是一同小房，左边有一点铁柜式书架，右边就是四张办公
桌。要找的书，寥寥可数，就在书架上。办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亲切地帮我包了书。我
跟她谈了几句，她对开明书店却很陌生。这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坐在朝窗的办公桌旁。
我想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听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着我，为之一怔。然后
说：“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
我向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去过上海开明书店总店。”看他反应。他盯住我好一阵，
慢慢他说：“你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风光时代的开明书店了。可是，这口开放探亲后，我
去了上海，上海的总店却早就没有了。所以，开明书店啊，全中国只剩下台北这一家。我们
这一家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楼房子租给面包店，自己搬到三楼来。这就是开明书店。没
有人认识它了，连我也不认识它了。”
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走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
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
在上海，除了对书店的深刻记忆外，跟王家桢吃饭那次，也使我记忆犹新。王家帧是我
姨父李子卓的小舅子，他本是替张学良主持外交的。张学良垮后，他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
战期中，他做国民参政员、做外交部顾问，已是闲职。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治委员
兼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抗战时他在重庆，他的家人都留在北平。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
平，坐着新式福特汽车，国民党大员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后方秘密讨了个姨太太，而这
姨太大却是共产党。他的最后投共，听说跟这位姨太大有关。当时共产党革命，多少女孩
子，为了献身国家与理想，甘心牺牲自己，而实际献身给国民党高干以卧底者，比比皆是。
这位王府姨太太下场还算好的，工晓波的母亲，就是下场凄惨的一例：她嫁给宪兵高干，最
后被查出，伏尸法场。当年我被国民党特务软禁时，特务们看到王晓波来看我，就闲聊起他
们见过王晓波的母亲，说那位女士年轻漂亮，可惜牺牲了。
我在上海住了半年，除了对书店的好印象外，其他乏善可陈，所见所闻，一片大难将至
味道。早在抗战胜利之后，我家的情况，在二姊笔下是这样的：
胜利后家里陆续来过爸爸一些老朋友，他们是曾去重庆内地“抗战”荣归的接收大员
们。我记得的有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抚顺煤矿张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孙棣坡及老姨父的
妹人、后来仟中共政协委员的王家帧等等。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由吴焕章出
具证明的。很明显爸爸思想上难以平衡。过去有些人学历、资历、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内
地抗战”做雄厚的本钱，荣回故里，个个都是耀武扬威的功臣。爸爸苦笑着。受一家十多口
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选择？曾有一度爸爸准备随吴焕章去兴安省任个职员。
兴安省是闰民党当时新划分的东北九省之一。可那个时候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吴主席
空有头衔无法上任。张莘夫在去抚顺上任后遭惨害，国共两党相互推卸责任。最后爸爸靠舅
老爷孙律坡介绍，到东北营城子煤矿当总务处处长，总算勉强撑住过重的家庭负担。因为只
是个雇员，倒也过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
爸爸在营城煤矿的时候，认识了台湾人翁镇，并且对他有所帮助。翁镇感念爸爸，曾告
诉他时局不好，可考虑去台湾，后来翁镇返台，留下“台北市新起前街一段十一号六桂行”
（后改为“台北市汉中街一三九号六桂行”）的地址，这是爸爸最早想来台湾的张本。可是
一想到二二八时台湾人大杀外省人，就心有余悸。所以从北平出来，没有直来台湾，反倒先
落脚上海。这一错误，大伤家中积蓄的元气，最后匆促决定来台后，积蓄所剩无几了。
我们全家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早上离开上海的，搭的是中兴轮。中兴轮本来还算豪
华，可是现在已沦为难民船，有立脚处，就是难民。我们把行李堆在甲板上，我就躺在行李
上飘洋过海。五月十二日傍晚到了基隆，自此一住五十年！
我们全家八口逃到台湾后，爸爸死了，枯骨一坛；妈妈九十高寿，与我同在。当年的孩
子们；如今只有我一人在台湾。
“与台湾共存亡”？没有那么严重；“归骨于昆仑之西”？实在有够麻烦。我曾以粗话
自嘲：“我来台湾时，鸡巴还没长毛；如今鸡巴毛都快白了，人还活在台湾。”其实，何止
活在台湾，我终将化为白毛老怪，死在台湾。陈寅恪“先为帝国之民，死为共产之鬼”，我
则生为白山黑水之民，死为草山（阳明山）
浊水（浊水溪）之鬼，大陆虽是我的根，但是我已是台湾人（我六岁儿子、四岁女儿）
的爸爸，难民不复返矣！
2 小寒纪
十五二十，时我少年，陷身孤岛，一片小寒。
我在一九四九年暑假后进了台中一中，从初二念起一直念到高二，这四年间，我陆续读
了许多课外书，由于年复一年在知识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基本上，学校和同学是不
能满足我的，‘境界”的，在内心深处，我与人颇为疏离，我有一种“‘知识上的傲慢”
（intellectual arrogance），不大看得起人，尤其讨厌制式的学校生活。读到高二完了，
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学制度的断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最后以同等学力考
上大学。所以，如说“李敖连中学都没毕业”，这一陈述，并不错误。
在台中一中同学中，跟我同届的陈正澄是学问最好的，通中、英、德、日四国文字，后
来做到台大经济系主任，他去德国留学时要我用毛笔写字送他。我题诗一首：“人生何处不
相逢，我来台湾识正澄，同学十载空余恨，抢去我的第一名。”
乃写实也。他把字带到德国，一直挂在墙上。陈正澄以外，张育宏也是我最早认识的台
湾同学。四十年后，他以新光产物保险总经理的身份，开了两桌酒席，庆祝我来台四十年。
他的国语、日语都讲得极好，演讲起来，外省人与日本人都推服无间。赖宪沧也是老同学，
我办《求是报》时还大力出资订阅送人，我们一起吃日本料理时，双方都带儿子，但他的儿
子大我儿子二十多岁，同桌而食，非常有趣。韩毅雄在全校考试中是冠军，下象棋也是冠
军，聪明绝伦，做到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至今犹是我的“御医”。王新德在班上，翁硕柏
老师公开赞美他是美男子，为人头脑细密。有一次他静静看我和施启扬争辩，劝我说：“你
不要同施启扬争辩了，施启扬这个人头脑不行，你何必费唇舌。”这话使我印象深刻，至今
不忘。爸爸死后，他写了一封深情的信慰问我，我至今感念。何西就在四十年后与我为邻，
人最热心公益，每次选举投票开票，他都全程参与。妈妈因常在楼下走动，附近人都见过
她，但有的不知为李敖之母。有一次她去照相馆冲洗照片，我赶来时，看到何西就正和她聊
天，西就看到我跟妈妈“一见如故”，他奇怪地问：“你也认识这位老人家？”我笑说：
“我当然认识，她是我妈。”程国强是最顽皮的家伙，后来留在大学专教马克思，还陆
续供应我“匪情资料”，我们互相觊觎对方的妹妹，但都是说着玩的。张光锦跟我常做深
谈，两人相知甚深，后来做到中将司令。他当年写的新诗，至今还藏在我手里。孟祥协是孟
子七十五代嫡孙，高二后迷上围棋，自此一头栽进，成为国手，终身职是“亚圣奉祀官”。
两人见面，喜谈《三迁志》等古书，因为两人国学底子都好。熊廷武来一中较晚，在高二戊
与我同班，为人诚恳，大异他的姐夫王升。我恨王升并常骂之，但和廷武交情不受影响，见
面时也互相绝口不提王升。高我三班的张世民，是我参加演讲比赛认识的，我代表初中，他
代表高中，后来变成好朋友。他为人理性正派，人又漂亮，张光锦曾打趣说：“你跟张世民
是同性恋。”张世民结婚时，笑着宣布他绝不洗碗，我同李圣文问他为什么不做家事？他说
不能做，所有权利都要在结婚那天争到手，不然一洗就洗一辈子，其风趣可想。
高我二班今为世界级学者的李天培，是温柔敦厚的君子，他和弟弟李善培两人，随父亲
李子宽老居士到台湾。老居士本是老革命党，做过孙中山秘书，被蒋介石关过后归顺蒋介
石，垂老主持中国佛教会，住在善导寺。我到台北念台大，一开始就借住善导寺。善导寺是
日本人盖的古庙，地下室内，有个骨灰间，我就住在隔壁，正所谓“与鬼为邻”。管理骨灰
间的职员是绝对相信有鬼的，他指着一排排的骨灰缸，告诉我“昨天晚上”哪一个缸中有了
哪种动静。这个地下室不算大，鬼口密度远超过人口密度，所以，我无异是同“死人”住在
一起。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人，在那么年轻时候，就感受到那么多的“死人”，感受到他被
“死人”包围，这种感受，对他日后思想的形成，自然有死去活来的影响。有时候，我一个
个细看骨灰缸，看缸上的名字，看缸上的照片，想到一个人奔波一生，下场不过如此，他们
的灵魂有没有，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的肉体化为枯骨一坛；他们死了，我还活
着。
李善培对我讲了一个秘密：他说有一天他和老居士出去办事，路过一家饭馆，两人就去
吃，老居士告诉跑堂的，来碗素面，他也跟进。不料两人狼吞虎咽一阵，发现面里有肉——
不是素面，他大吃一惊，赶忙指给“父”（他们湖北应城人喊爸爸做“父”）看，殊不知老
居士正在衔肉大嚼，向他使个眼色，表示不必声张，又埋头大嚼起来了（中国的佛门人物
中，虽然有一派公然喝酒吃肉，像苏拭的朋友佛印和尚，但这些禅派流变，都不是正宗。照
一般佛门规矩，做酒肉和尚是绝对不行的。善导寺是守板眼的寺，自然不准济公活佛或花和
尚鲁智深那一套）。老居士有一习惯就是早起。起来就查勤，看谁起得晚，有一天掀我蚊
帐，见我未起，大骂李天培，天培噙泪不敢言，我颇不自安。还有一次，老居士在大雄宝殿
骂李天培，另一位老居士看不过去了，婉言说：“子宽啊，这里是佛堂啊！”老居士猛悟，
立刻停骂了。老居士由于革命尚未成功，自己先被出局，内心欠平衡，可以想见。后来李天
培台大电机系毕业离台，蒋介石还看老居士老面子，送了美金，老蒋有人情味于权谋之中，
由此可见。李天培离台后，李善培同我熟了，也变成好友。他退伍归来后，与陈平景双双落
发去做和尚，主持“中国佛教会”的老居士大喜，可是好景不长，李善培竟不守清规，有还
俗可能；那时我主持文星，已算名人，老居士盛宴请我于善导寺，众家高僧作陪，饭后辟室
独与我谈，他两眼炯炯有光，却几乎泪下，他说：
“善培如还俗，我大没面子，盼李先生出面劝阻此事。”我答应了，可是我的劝阻没有
成功。后来老居士死去，善培赴美后又被黑人打死。近四十年后，李天培返台，邀我相见，
不胜人琴之感。更人琴之感的还在后头，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钱达请我在来来大饭店吃
饭，饭前我特特别走到斜对面的善导寺，去对这老庙做最后的凭吊。原来四月三十日报上
登：
“台北市民政局于昨天召开古迹审查会，原订讨论是否将善导寺大雄宝殿列为古迹，但
寺方不愿被列为古迹，赶在审查会的前一天开始拆除，民政局长李逸洋指出，善导寺此举显
为逃避被指定为古迹的举动，但受限于法令，民政局只好眼睁睁看着古建物被拆。这一现
象，一方面证明台湾人口口声声爱台湾本土文化，其实利之所在，一古庙皆不能容；另一方
面证明陈水扁主持市政，其实无能透顶，一古庙皆不能救。我凭吊时，现场已是一片残骸，
庙旁一间小厢房也同归于尽。那小厢房李天培住过。天培不在时，我也去午睡过，还手淫
过。
清朝大学者龚定盦有“闻西方佛说：非法出精”之句，李敖的“小和尚”竟“非法出
精”到日本古庙里，如今想来，可真“罪过罪过”了。
我在一中有个高我四班的老同学，叫林石，就是后来的妖僧“林云大师”。林云是我爸
爸的学生，他在台中一中时功课平平，在知识上，无出人头地希望，就以密宗来弄玄虚，欺
骗世人。他的高明处是先把密宗学术化、把自己高僧化，以学术高僧为障眼法，自上而下的
雄霸迷信之坛。这种自上而下的搞法，对象不是村夫村妇，而是上层社会的一些无知的教
授、无知的新闻工作者、无知的名女人……这些人喜欢附庸风雅，但却无知得竟以全世界最
下流的秘密佛教为风雅、无知得竟以追随林云这种货色为风雅，这就益发好笑。密宗这种秘
密佛教，本来在佛教真谛上已是妖妄，从佛教经典看，这种世俗的咒术密法，根本就是“畜
生之学”。而林云呢，却连这种“畜生之学”都要加工打造。他把密宗的“畜生之学”中国
化，保留了原始的咒术密法，又加上中国的气、道、风水堪舆之类，最后再附会上他自己的
红绳、铜钱、橘皮之学，遂成一家之妖。他拿这一大套招摇撞骗，于是，风光所至，从演艺
人员到空中小姐，都腕系红绳焉；从海外学人到台湾记者，都床藏铜钱焉；从新年元旦开
始，电视台就播出林云大师朝东西南北各丢橘子皮一片，“为国家祈福”焉。以这样妖妄之
人，做如此幼稚之事，居然还得无知的教授、无知的新闻工作者、无知的名女人们前呼后拥
的膜拜、请教、宣传、赞美，居然还登大雅之堂、入录影之间，公然无耻大谈其下流迷信，
请看这成什么世界！国民党口口声声“中国文化复兴”、口口声声“提倡精致文化”，原来
结果是如此这般的“怪、力、乱、神”，真是气人！妖僧林云的窜起，有一个最不伦不类的
情况，就是他的造型。自来为妖僧者，既以僧为名，总得多少有一点“仙风道骨”相，用来
骗人，否则脸呈“凶僧恶道”状，就难得售。妖僧林云则不然。他一点也没有“仙风道骨”
相，但也不怎么“凶僧恶道”，他有的，却是“满脸淫狠”相，一眼望去，与他所“弘”的
“法”全不搭调，其中发型尤属此中之尤－哪有僧道之上是那样油头厚发的、我奇怪无聊男
女们跟他观“气”，为什么不看看他的“相”，就凭那他副在相书中上榜的坏人相，就该对
他敬而远之哟！在文章上和媒体上，是我全世界惟一一个对这妖僧痛加拆穿而予挞伐的人，
电视台问到林云，说李敖骂你是妖僧，你做何感想？他但说李敖学问文章我素来佩服、他父
亲且是我老师云云，不及其他。其滑头与风度，有如是者，亦一绝也。
在台中一中，跟我关系最深的是严侨老师；离一中后，跟我有后缘的老师，则首推教我
英文的陈绍鹏老师。他大我二十一岁，浙江吴兴人，毕业北京师范大学，没出过国，却讲了
一口又纯又好的英文，常被老外误以为他在外国住过多年。
我在高二戊班时，他教我英文。此公为人高做严峻，自己英文虽然瓜瓜，教起别人却欠
循循，大家都不喜欢他。他在课堂上骂熊廷武、程国强同学的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
他生了重病，我和张光锦、黄显昌等同学发动全校同学，为他捐款，他出院后，对我心存感
激。自此我成了他家常客，两人甚谈得来。我送有关英国诗人的传记，劝他译作后寄给文星
（那时我和文星尚无关系），他接受我的意见，从此转成作家。后来我进文星，为他出版
《诗的欣赏》，达成教授资格的铨叙。又选出It AIl Started With Eve和Th Decline
and Fall of Practically Everybody请他翻译，并代他定名为《都是夏娃惹的祸》和《可
以说是人人的盛衰史》付印，由于原作精采、译笔传神，都很受欢迎。陈绍鹏老师离台中一
中后，先后在凤山陆军官校、台北师范大学执教多年，那时他应我之请，写了《穆勒自由论
是怎样翻译的？》一文，揪出胡秋原的“学术诈欺”；又写《评徐高阮的翻译错误》一文，
揪出徐高阮的“学术诈欺”。随后我把这两篇文字在《万岁评论》上发表，也算为故人殷海
光出口鸟气。因为胡秋原、徐高阮纠缠殷海光，说殷海光翻译有错误，是“学术诈欺”，我
乃写文反驳，指出，‘其实胡秋原、徐高阮在翻译上的错误，早就是超越前进的”。我这样
说，是有许多证据的，因为我看了胡秋原、徐高阮翻译一些东西，就粗略发觉错误错得比殷
海光超越前进。但英文纠谬非我专长，我只是粗略发觉而已，若想一一细为揪出，还得劳动
专家才成，台湾的英文专家虽不乏人，但是跟我渊源甚深并且我甚佩服的，却是陈绍鹏老
师，于是我就找到他来拆穿。发表后，徐高阮已身入鬼录，而胡秋原却脸无处藏，至今一个
屁都不敢放也。胡秋原的英文程度，连civil的正确用法竟都不知道，他把civil liberty
译为“民事的自由”，殊不知这里的civil是“公民的”而非“民事的”，笑话可闹大了。
另一位与我有后缘的台中一中老师是姚渔湘老师，他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教美术，
但却是现代史专家。他独居在一中后面库房式的宿舍里默默写作。此公为名士派，一袭阴丹
士林长衫，其脏无比，但比起他的茶杯来，长衫总还洗过，而他的茶杯却从来不洗。茶杯边
清楚的有一道他的唇印，上面是半圆形的黑垢，看了非常吓人。他收有不少现代史的图书，
整天埋头写跟国民党党史有关的著作。常在报上投稿。
离一中后，他进了国民党党史会和国史馆，我在开国文献会时，他在同一层楼编吴稚晖
的遗著，时相过从。他死的时候，入棺是由我抬他的头放进去的，师生之情，于斯乃见。姚
渔湘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一个人可以那样用功，成绩却那样有限，原因无他，太笨了。
他的一生，使我深刻感觉到，人太笨而要用功做学问，最后只证实二点：一、上帝瞎眼，奈
何竟对这种人不公；二、学术何辜，奈何竟给这种人来做。
在一中时，我跟一位老先生有忘年交，此公即庄严先生。
他与爸爸是北京大学同学，毕业后，即“宣统出宫我进宫”，以故宫博物院为终身职
业，直到官拜副院长死去。他的夫人申佩芬是爸爸学生，且是妈妈在吉林女子师范的高班同
学。庄严、申佩芬有四个儿子，庄申（庄申庆）、庄因、庄吉、庄灵都与我熟，庄老先生尤
其写了一些信和字给我。其中一封是托我代卖陶一珊印《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的，庄严
为这书写了序后，陶一珊送他两套，他穷得拿出一套托我去卖，以贴补家用，当时大家生活
的艰苦，由此可见。庄严知道我喜爱文物，特别请我到北沟，“利用职权”，拿出王羲之
《快雪时晴帖》和《四库全书》一函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国宝。庄严又托我替他
找《元秘史》版本，我在台中中央书局为他欠到一种，他忘了付钱，害得我许久不好意思去
中央书局，最后只好提醒他付款。他知道我喜欢书法，特别请他的朋友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
写了一首词：“风片片，雨丝丝，一日相望十二时，奚事春来人不至，花前又见燕归迟”。
四十年后，董作宾的儿子董玉京变成我的“御医”，董玉京除精于医学外，并泽及甲骨，我
乃请他重写前词，“父子书法比赛”。
后来这两幅字，在义助慰安妇时被我一起脱手，由台大的陈耀昌医师给买走了。两代同
书，集于一身，这种两代缘，也是人间佳活了。
还有另一种两代缘呢。我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用功看课外书，看到一部曹亚伯的《武昌革
命真史》，大为惊讶。曹亚伯是辛亥革命先驱，资助过孙中山，有大功于建立民国。不料革
命成功民国成立后，他不但被出了局、抓起来，并且国民党政府还查禁了他写的《武昌革命
真史》，查禁方法是把该书切去一角，不准上市。但我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到的这一部，却
是没切角的，所以我会惊讶。感于曹亚伯的不平遭遇，我后来写了一篇《（武昌革命真史）
书后》，谴责国民党对老同志的忘恩负义。没想到写这文章后四十年，曹亚伯的小儿子曹昭
苏找到我，要我替他自己的遭遇申冤。一～曹昭苏被国民党政府抓起来，在绿岛（火烧岛）
一关十多年。他出狱后找我帮他平反，我感于曹照苏的不平遭遇，对他也有所协助。
我一生中为他们父子两代讲公道话，这不是更奇怪的两代缘吗？
我在一中不但有这种缘，还有书缘。法国作家赫克脱·马洛（Hector Malot）的名作
《苦儿努力记》（Sans Famille，有章衣萍等译本，儿童版；又有徐蔚南译本，世界版，名
《孤零少年》）苦女奋斗记》（Adventures of Perrine，有赵余勋译本，少年版）、《海
国男儿》（Romoin Kolbpis，有适夷译本，建文版）等，都在中国风行。我一九四七年在北
平念小学时，就是这些书的读者，其中最喜欢的，就是《海国男儿》。到一中后，在台中一
家租书店再见这本书，后来弄到钱去“买下”，却不知去向；十多年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
十一日，我在台北枯岭街书摊又见到它，乃立刻买下，并在一九八八年把它重版。我在序里
说：“四十年来，在北平得读《海国男儿》，使我如梦如幻；在台湾发现《海国男儿》，使
我如见故人；在四十年后重印《海国男儿》），使我如愿以偿。人生的快乐之一是重温旧梦
却不破坏它，当我自己‘漂泊东南天际间’，也变成了海国男儿，我更能欣于所遇于彼岸
了。”
除了我自己的藏书之外，台中一中图书馆是我遍读群书的大书仓。但以我的好学，这还
是不够的，所以我又向省立台中图书馆发展。除了看《武昌革命真史》等书外，在一九五二
年八月九日到二十七日十八天中，我还根据这个图书馆一藏书，写成“四部备要暨四部丛刊
书目对照表例》。在这十八天中，我几乎每天都跑到这个图书馆，坐在长板凳上，埋头我的
“学术研究”。那时候，我刚念完高中一年级，十七岁，己写了《李敖札记》四卷。这个大
表，收在四卷札记中的第三卷里。三十年后，我发表这些早年的成绩，证明给大家看：
李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远在三十年前十七岁时候，就已达到什么水准了。我当年的功
力和用功，和我三十年后的功力和成绩，显然有着因果的连贯。
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书的一天，坐在我对面的，有一个女孩子，清秀可人，是台中女中
的高中生。我生平最喜欢清秀的女人，这女生不但清秀，并且一片纯洁圣洁，令人心灵为之
净化，我只见过她一次，但我为她三十天内，不再手淫，以表示我的净化，但丁（Dante）
在九岁时见过小他一岁的比阿特丽斯（Beatrice）一面，十八岁时又见到一面，此后未再见
面。比阿特丽斯二十四岁死后，他为她写出不朽名著，因为他一直单方面的精神恋爱，把比
阿特丽斯当成上帝派来拯救他灵魂的天使。我当然没有但丁那样神经，不过奇怪的是，这个
相逢永不相识的高中女生，竟使我惟灵了一个月，这是我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纪录。
我在一九五三年间，写了一大堆诗，其中一首是《多情总难免》:
多情总难免，恋爱我岂敢，心地要纯洁，爱情要遥远。
这可说是我思想上“惨绿少年”时代的爱情观。那种爱情观基本上是自抑的，所以不无
多愁善感的一面，我有《遐想》四首：
秋水何茫茫，明月何皎皎，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遐想之一）
歪思令我老，惆帐弱此身，
深情将无我，不再动冰心，（遐想之二）
独坐对秋水，不敢念伊人，
岁月催我老，落魄一流民。（遐想之二）
独坐对秋水，怆然怀古今，
岁月催我老，灰尽少年心。（遐想之四）
当时我对高中女生“罗”暗恋，故有罗裙芳草之喻，这种自抑，我终于打破了。我开始
写信给“罗”，当她第一封回信寄来的时候，我再也不“不再动冰心”了。
虽然在爱情上“惨绿”，在人生大方向上却“殷红”得很阳刚之气，已开我日后的先
河。有诗为证：
我既不浮海，我也不藏山，
我走我的路，只在世俗间。（《浮海与藏山》）
人皆谓我狂，我岂狂乎哉？
是非不苟同，随声不应该，
我手写我口，我心做主宰，
莫笑我立异，骂你是奴才。（《写贻党混子》）
眼亮心要黑，朝夕窥国贼，
千里寻知己，一求大铁椎。（《论侠六首》之二）
少年慕虬髯，扬眉持虎须，
大志虽未展，牛刀不割鸡。（《论侠六首》之三）
不拐弯抹角，不装模作样，
有话就真说，有屁即直放。（《诗的原则》）
志在挽狂澜，北望气如山，
十年如未死，一飞可冲天。（《立志》）
海底有卧龙，窟中有狡兔，
一朝风云起，我非池中物，（《风云》）
老子没好气，见你就倒霉，
怒从心上起，杀尽直娘贼。（《杂诗八首》之二）
没有穷酸相，不会假斯文，
高兴就作诗，生气就骂人。（《杂诗八首》之四）
蛟龙亢虎黯然销，莽莽神州鬼魑魅号，
甘以赤胆蒙身祸，耻于苟安作文豪。（《蒙祸与苟安》）
在这些类乎“薛蟠体”的口号里，依稀看到我未来的发展，其实是循线前进的。我的
“少有大志”、我的不逃世思想，我的反“党混子”（党棍子）思想、我的反“国贼”思
想、我的“有活就真说”思想、我的反“穷酸”思想、我的“耻于苟安作文豪”思想、我的
“十年如未死，一飞可冲天”思想……
十年后，一一都像预言般的出现了。不但这些，我的“反宗教”思想，也早就伏机在
兹。有“反宗教诗”如下：
基督中国已捶碎，}
中国基督无所依，}
基督上天诉上帝，}（天主教；基督教）
上帝叫他返夷狄。}
（文岭按：原文只有一个大的大括号）
原来中国要革新，}
不要神仙只要人，}
超以象外空无补，}（佛教）
打倒释迦观世音。}
民权时代神权微，
除了自救还靠谁？
任何宗教都别信，
天下乌鸦一般黑。
（文岭按：原文只有一个大的大括号）
这种诗下面带大括号的体裁，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些“歪诗”，都是我十八
时中学生时代的“残基”，可以看出我困学中的努力向上、困学中的自命不凡、困学中的孤
独与孤愤。在这种情境中，我结束了中学时代。基本上，这一段生命是痛苦的，毕竟我那时
太年轻，没有多少力量突破环境，但我一直要突破，所以非常辛苦。如今回首前尘，我真庆
幸我永远不再是中学生了。
3 大寒纪
一身惨绿，四境深蓝 我行方踽，一片大寒
一九五四年我十九岁，以高中二年级肄业身份考大学，误入台大法律专修科，就是后来
的法律系司法组。入学日期，是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在课堂上，我极为顽皮，喜欢挑老
师的错。当时司法行政部部长林彬老师教我“刑法总则”，有一天他讲到李大钊的死，讲错
了，我立予纠正，他很有雅量更正。还有一位孙嘉时老师，做过建国中学校长，人很浑，又
教的是“三民主义”，更是我纠正的对象，两人甚至在课堂上吵起来。教我英文（“英美法
学名著选读”）的是曹文彦老师和桂裕老师。桂裕老师学问渊博，又高寿，四十年后我办
《求是报》时，还有信给我。最有趣的，是他的英文满口上海腔，并且念出的重音多于应有
的重音，把自由Liberty念成“瘌屄利台”，我听了大笑，教我“中国司法组织”的是徐世
贤老师，他也高寿，他一辈子做的最大好事是配合他的老师林彬创办法律专修科，一辈子做
的最大坏事是提拔了一个大酷吏大浑蛋——他的女婿李元簇是也。教我“国文”的是曲颖生
（显功）老师，燕京大学出身，写过《韦庄年谱》，他谦虚有礼，对我的国文程度一再赞
扬，日后还请我到他家吃过饭。教我“经济学”的是王作荣老师，那时他三十二岁，初来教
书，还是生手，有一次画曲线图“巷”住了，竟画不出来”。他是很有才华、也很有启发力
的。表情虽然严肃得像张扑克，但也会突然笑一下。我有次劈头大声将他一军：“三民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