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我根据的是陈之藩《在春风里》第十八章“周作人坐监时，他（胡适）去探监”的记
载……我都有所本，既然胡适本人亲笔否认，自当以当事人自己的更正为准，以免“不够正
确”。不过，胡适年纪大了，有时他的记忆力可能出了点问题，例如“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那句话，他说“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事实
上，这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写给苏雪林信中引用的话，信的原文是：“今年美国
大选时，共和党提出Governor Landon（兰敦州长）来打Roosevelt（罗斯福），有人说：
“You can't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你们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我们对
左派也可以说：“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
打有东西的）。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胡适老了，他完全
忘记了；又如《旧梦》那首诗，他说我引用“小小‘不够正确，”，他说第二行原文是“瞥
见飞檐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没人懂”，但我引用的根据，是初发表时刊在《新月》第一
卷第六号（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海出版）上并收入胡不归《胡适之传》里的原文，明明是“露
出飞檐一角”，明明是“（声苦）无人懂”，胡适老了，他完全忘记了，可见胡适纵为当事
人，“不够正确”，也未能免。……陶英惠来信举胡适写给杨联升的信，自道记忆偶出故障
的事，我想人老了，谁都避免不了了。
胡适死前头一天，他还“下条子”，请他的秘书胡颂平把他写的《康奈尔传》送给我，
他对我的好意，真可说至死方休。我想我是他青年朋友中，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想我也
是惟一不负他期许的一位，虽然我对他的论断，他不一定服气。照杨树人的回忆，胡适当年
看了我写的《播种者胡适》，还甚为不悦呢。
在五四人物中，我认为胡适是头脑比较清楚的，在肯定个人价值与英美式民主方面，他
更显得头脑出众。胡适忧虑五四以后思想自由被国民党与共产党左右“双杀”，他苦口婆心
又小心翼翼地特别强调他一贯的个人主义的重要，他在五四以后十一年写道：“这个个人主
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锋曼医生，要特
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
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
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
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
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
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是胡适思想的真精神。他说这话后六十八年，美国总统克林顿
访问北京大学，还特别引证加以颂扬（当然克林顿他们犯了“不够正确”的毛病；在演讲
中，克林顿说这话是五十多年前胡适说的，事实上是六十八年之误，事后国民党伪外交部长
胡志强把这话写成横幅送给洋大人，却把“奴才”错写成“奴隶”，“不够正确”得荒腔走
板了）。这种思想虽是胡适思想的精华，可惜的是，胡适一生中，精力花在此类“思想作
战”上太少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已经沦为浪花余沫，被夹击得没有
多少还手之力。而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五四时代的胡适，不能伦比。这是胡适的
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思想作战”上。
形成如此败绩，胡适不能辞其咎，而我们又深为胡适惜也。
一九九0年十二月，胡适百年诞辰，《民生报》的徐开尘要我写一篇纪念短文，我写了
《胡适百年孤寂》交给她，全文如下：
读书周刊要我写一千字谈谈胡适的文字，以纪念胡适百岁诞辰。我想今天赶时髦谈胡适
的人虽多，但是真正与他有渊源有交往的，恐怕百不得一。我生在一九三五年，胡适大我四
十四岁，跟小他四十四岁的青年朋友“忘年交”，我是惟一的一个。自我以下，不但赶不上
和他有渊源有交往，甚至连见过他的人也不多了。——他毕竟是老去的五四人物了，距离我
们大远了。
我初见胡适在一九五二年，那时我是台中一中的学生，跟他只匆匆说过几句话；七年
后，一九五九年，他约我单独大聊了一阵，那时我是合大学生。后来又见过几次面，通了几
次信。一九六一年我进台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穷得裤子进了当铺，特别限时信寄来一，千
元，并写给我说：“……过了十月十日，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壹仟元的支票一张，
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
一样……”从这点上，就看出胡适的细心处，他一方面雪中送炭，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
这一炭。这种细心，在二十二天后的另一封来信里，再度表现出来。在这封信里，所写的内
容，如被邮局检查到，会给我带来麻烦，因此他不邮寄，而在信封上写了“敬乞姚从吾先生
便交李敖先生”字样，由姚从吾老师“偷偷”转给我。
胡适是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并不是我的老师，但他跟我说，他完全不记得我父
亲这个学生了，这是我父亲在北大成绩并不出色的缘故。胡适的学生姚从吾是我老师，姚从
吾写信给人说，胡先生待李敖如罗尔纲。罗尔纲是胡适贴身的出色徒弟，身在大陆。胡适特
别亲题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一册寄我、又当面送我一册，我感到姚从吾老师所说，不为无
因。在胡适眼中，我是出色的，可是没等我念完研究所，他就死了，他拉我做他徒弟的心
愿，也就永远不会成为事实了。
胡适死后八年，我为“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编标题，在一封被我标做“收徒弟的哲学”
一信里，重温他引清朝学者李恕谷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我颇
有感悟。胡适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热闹的，但他死后，他的朋友却犹大者天下皆是
也，幸亏有我这种“士”来不断从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偿其所愿，梁实秋在《读（胡
适评传）第一册》中说，胡适告诉他“台湾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关胡
适的事比胡适自己还清楚”。我相信这是真的。胡适“交友”是失败的，但“求士”
却没看走眼，我的确是最清楚他的一个人，每看到别人的“胡说”，我就哑然失笑，如
今胡适百年孤寂，我千山独行，自念天下不可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为，权写杂感，以志里
程如上。
这篇文字，可说是胡适与我之间的一个简单缩影。我没做成他的徒弟，但是云龙契合之
际，我却在他生前死后，做了比任何人都识其大者的事。这种奇缘与情义，求之古今人物，
亦属罕见。清朝王源《刘处士墓表》中记“［刘献廷］尝从容谓余曰：‘吾志若不就，他无
所愿，但愿先子死耳！’予惊问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谁？得子为吾传以传，复何
恨哉？’”我想，胡适死而有知，当有刘献廷这一感叹。
我在台大时，所佩服的在台湾的前辈人物，只是胡适、殷海光而已。我后来的发展，和
他们比较起来，可这样说：胡适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连的，是硕果仅存的李
敖。李敖的际遇比胡适、殷海光坏得多：第一，胡适、殷海光出道时，整个原野是大陆，李
敖只剩下台湾；第二，胡适、殷海光有正当职业，并且是大学教授，李敖却一直被封杀；第
三，胡适、殷海光赶上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李敖则碰到经济挂帅、武士刀挂帅、知
识分子不帅的时代；第四，胡适、殷海光都没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却饱受皮肉之苦。所
以，李敖虽然皮肉相连，却生不逢时，也不逢地。对他们两位的综合看法，一九八六年十月
号香港PLAYBOY（《花花公子》——编者注）中文版由黎则奋访问我时，有这样几段：
PLAYBOY：在思想上，你自承深受胡适和殷海光的影响，究竟影响在哪方面，是否对自
由主义的坚持？
李敖：他们对我的影响不是那么多，只有一部分……
PLAYBOY：然则，是不是做人方面的影响比较大？
李敖：做人方面，殷海光比较能够维持自我，愈来愈进步。胡适则愈来愈退步，做了官
之后，他应酬大多，连学问方面也退步了。
PLAYBOY：那么，如果你要为年轻人推介思想人物，舍你以外，你会推荐何人？
李敖：不会，一个也不会。
PLAYBOY：真的没有人值得你佩服吗？
李敖：想佩服人，我就照镜子。
任何思想家都有胸襟希望后一代超过他们，龚定盦说“别有狂言谢时望”，我想，我这
最后的狂言，就是我对他们最大的敬礼了。
6 星火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是火首，谁敢当前
我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八日考进台大历史研究所，苦于生计，由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
师之介，进了罗家伦、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做临时雇
员，每月一千元，帮忙找开国文献，但不撰写什么。罗家伦是五四风云人物，跟我长谈了一
次，印象最深的是外传他“一身猪熊狗”，见之果然，长得真是又怪又丑，更糟的是他的声
带，此公声带有异，发音沙沙作响，好像公火鸭似的，他大夸我的文章多sharp，念出
sharp这个字，因有sh的音，更是沙沙，非常好笑。其实他也可以sharp啊！可惜他整天
做官、办党、写毛笔字，所以一点也没当年五囚的影子了。我后来写《胡适评传》时，向他
主持的国民党党史会借《竞业旬报》，他同意了，但要我不可透露来源，其畏首畏尾心态，
有如是者！陶希圣做过汪精卫的宣传部长，以汉好名，为人阴险外露，他拉拢我入国民党不
成，最后把我请走了，请走后还写文章骂我，实在卑鄙。我被陶希圣请走后，另一国民党大
员张其陶对人说：“人弃我取，我想请李敖到我这边来。”当有人转达这一好意后，我表
示：“我已经后悔去陶希圣那边了，我再也不要跟他们有任何干系了。”虽然此事息于未
萌，我也从不认识张其昀，也没见过此人，我倒觉得他不无知人之量。
我进文献会时，已投稿《文星》；到文献会后，与文星关系愈来愈近；离文献会后，索
性全部文星了。跟文星合作，首先改变了我的“经济结构”，当文星老板萧孟能把第一批写
书稿赏一万元交到我手的时候，我真是开了洋荤－我有生以来，从来手中没有握过这么大的
数目，当然我看过一万块钱是什么模样，但那是在银行，钱是别人的，这回可是自己的，感
觉完全不同。与文星合作，虽然最后成为“魔鬼终结者”，但不论自己怎么“声名狼藉”、
怎么得、怎么失，在经济上，我却从此走向“有一点钱”的不归路，我终于逐渐摆脱了穷困
的岁月，“一钱难倒英雄汉”的日子，对我终于远去。文星结束时，我有了一户三十二坪的
公寓房子，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从二十六岁时还向朋友李士振借钱二百二十元付房租做
房客，到三十岁时迁人自己价值十二万的“国泰信义公寓”做寓公，当然对我是大事。我心
里至今感谢萧孟能，虽然这是我劳心劳力冒险犯难所应得，但有此机缘，不能不说和他有
关。一一笑以蔽之：恩怨情仇何足数，能数的，起自一万元最具体了。
这一“国泰信义公寓”，是囚楼公寓的顶楼，总价十二万，六万元付现进门，余六万元
分期付款。我这户东面两户是文星资料室、西面一户由陆啸铡买到，四户相通，在起造过程
中，我发现房子盖得不老实，偷工减两、面积也不足，我单枪匹马，跑到国泰建设公司去理
论。它的老板蔡万霖亲自出来，很傲慢地向我威胁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
么出身的？”我说：“你们是流氓出身的。”他听了我这种单刀直入的口气，吓了一跳。我
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的？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
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蔡万霖不愧是聪明的土蛋，他识时
务，文刻屈服了，赔钱谢罪了事。他之有今天，富而好“李”而不好讼，自是原因之一。这
土蛋当年没今天这么胖，今天纯粹已是脑满肠肥兼满脑肥肠的家伙了。这土蛋变成世界十大
富翁之一后，深居简出，住在我的隔邻大楼“霖圆大厦”，警卫森严，有一夭我在京兆尹吃
饭，“霖圆大厦”豪门突开，我遥望对面蔡万霖家过年大张红慢，上写“金玉满堂”四字，
觉得好笑。《老子》书中说：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当然土蛋蔡万霖是不懂这段古书的。
蔡土蛋不懂古书，却懂颠覆三民主义，且和孙中山好有一比。孙中山做钦命要犯时，清政府
按照惯例，把他的姓名更改以丑化他，在公文书上，“孙文”变成了“孙汶”；蔡万霖做一
代财阀前，土蛋按照迷信，把他的姓名更改以美化自己，在公文书上，“蔡万林”变成了
“蔡万霖”。两人不同的是，前者加水、后者加雨而已。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发明土地“涨
价归公”之说，自以为得意。但这种闭门造车、一厢情愿的主义，其实是没有可行性的，因
为“涨价归公”要能实行，乃以土地有无移转为要件，若土地根本没买卖，则对有买卖者而
言，即为不公；若对没买卖者抽税，则因根本没买卖而增加负担、因根本未获涨价所得而增
加税捐，又是不公。可见没那么容易！如今国民党伪财政部赋税署官员表示：大财阀炒作房
地产获取暴利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逃税，而是政府课不到他们的税，因为他们买到
土地以后根本就不卖，所以土地增值税也就无从课起，“涨价归公”也就徒呼负负！土蛋蔡
万霖已经阔到不卖房子只租房子了，孙中山想得到吗？多可怜呀，会做梦的革命家！做了半
天梦，加雨的，打倒加水的。孙中山被蔡万霖打倒，我却打倒过蔡万霖，只是小规模的一次
而已。而在颠覆三民主义上，他和我却有志一同。虽然各搞各的，却正巧殊途同归，亦足发
噱也。
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共产党出身的谢然之接任国民党第四组主任。在他接任后五个
月，同年十一月一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从此兴风作浪，使国民党怒形
于色、谢然之喜上眉梢。国民党怒的是，李敖从文化思想上挖它的老根；谢然之喜的是，又
有一票封杀的大买卖可做矣。在谢然之的带头媒孽下，《文星》处境日渐恶化。拖到一九六
五年十一月，正好发生了谢然之与余纪忠公开冲突事件，余纪忠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征信
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以社论《党纪国法不容诬陷忠良－请谢然之交出证据
来！》为题，质问这个国民党“败类”，我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请萧孟能去找余纪
忠，取得联合作战共识；一方面以《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用矛盾战法，
引蒋介石言论以讽谢然之。十二月四日，《中央日报》登出《中央四组与征信新闻报双方表
示误会冰释》。后来余纪忠向萧盂能抱怨，说你们出手这么重，可不太好。同时十二月三日
的《公论报》上以短论评论，说：“有兄弟两人，因细故误会，偶尔失和。做邻居的人，应
该善意规劝，使他们重修；日好。绝不可以大唱‘反调，，推波助澜。”我看了一笑，心里
想：一点也没错啊，他们是“兄弟”，我们是外人，说得可真好！我写《我们对“国法党
限”的严正表示》一文，表面上，是抨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的作风，事实
上，只是。、为例，，以概其余，隐指国民党总裁言行不一，未按宪法规定，把党部自司法
界和军队中撤出。这篇文章构成了《文星》被消灭的最后条件，杀身之祸也就立竿见影了。
杀身之祸是那年十二月问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第九十九期预定一九六六年一
月一日出版，可是十二月十五日，警务处转下警总（54）训唤字第八七0六号代电查禁《文
星》第九十八期；二十五日，又发生了情况，台北市警察局五分局（中山分局前身）的警员
直扑中山北路一段六十六号清水商行印刷工厂，收扣了部分稿件。二十七日，由市长高玉树
出面做狗腿，下达了停刊一年的命令。一年以后，谢然之主持的第四组秘密行文给萧同兹，
不准复刊，《文星》杂志从此便进入历史了。在澳洲的居浩然看了我这篇杀身之作后，写信
来，责怪这篇文章好像在“清君侧”，其实仔细看去，并非如此。
君之侧固然是无耻小人，君之本身，亦反证出“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因果责任。蒋介
石的左右在为他朗读这篇文章后，立刻气得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可
见伤到要害，蒋介石本人都感觉出来。当然，在那种“冰河期”中，写这类文章是无法畅所
欲言的，只能欲说还休的点到为止。正因为这篇文章有这种缺点，所以在多年以后，它正好
用来彰显出当年文禁文网是何等威风，而我们在那种威风下敢持虎须的勇气，是今天“不知
稼稿之难”的青年人所不能想象的。
虽然国民党即时查禁了《文星》第九十八期，禁止这篇文章流传，但是海外报刊上，却
颇多转载。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我们对“言论立场”的严正表示》，寄到海外，其中掀了谢
然之不少底。这两篇文章在中国言论自由史上，都有它一定的地位，自不待言。谢然之权倾
一时之际，住在天母三路三十五街五号，看中了下女，奸之成孕，被太太发觉，怒将孕妇赶
出家门。后来太太一想，自己既然不能生，何不收个儿子？于是遍寻下女，找了两三个月才
找到。不料下女拿乔，敲了两万元（近四十年前的两万元），才把儿子交出。谢然之的无
行，此为一端。但无行没关系，他仍深得另一无行者蒋经国的欢心，后来自第四组主任荣升
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再外放为驻萨尔瓦多“大使”。这一外放，放出了麻烦。－“大使”卸
任后，他对蒋家王朝已无信心，乃抗命不归，见风转舵，投奔美国。蒋经国气得要命，但对
小人之叛，毫无法子。
一九八一年，许荣淑《深耕》杂志第八期刊出谢然之在美不归的事。谢然之居然老脸皮
厚，写信来更正。说他只是“来美疗疾。……大节所在，义无反顾。……鄙人因病滞外，纯
系健康问题”云云。《深耕》主编林世惺问我怎么处理，我说信可以刊出，但是注明除非谢
然之肯回来，否则一切自谓忠贞，都无以证明。谢然之当然不敢回来，他的更正都是假的。
同年十一月七日，《自立晚报》刊出“省主席”李登辉在省议会公开承认国民党中“有
彭德、谢然之等败类”，我看了哈哈大笑。我说，国民党搞出这些败类来防范我们的思想，
但是真正出问题的，却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自作自受，真活该啊！同时，我忍不住要质
问：你们他妈的国民党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当年豢养这些忠贞分子，职司钳制言论之责，整
天整我们，说我们思想有问题，现在时穷节乃见，原来有问题的，全是你们窝里的，这下子
可怎么办？人是你们用的，如今出了纰漏，你们没有一声自责、没有一句抱歉，好意思吗？
说你们该负道义责任，太抬举了，你们该负的，其实正是不义责任。为了你们的不义，
多少年的岁月与心血，都耽搁了、泡汤了，你们的祸国殃民，可真不小啊！
在封杀的作业里，除了国民党“官方”外“准官方”也是配合“官方”，有以自效的，
其中最主要的是胡秋原。事缘一九六二年，发生了一次中西文化论战。论战是由两篇文章引
起的，一篇是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篇是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
看病》。胡秋原因为论战失败，迁怒到《文星》，乃转移阵地，自四月起，在《世界评论》
上，展开暴跳如雷的攻击，攻击中涉及了居浩然和我，乃至拆穿他的许登源和洪成完。到了
八月，在伦敦的居浩然不甘沉默，寄给《文星》一篇投书，《文星》于九月一日刊出，其中
提到胡秋原当年参加“闽变”叛国的话；十月一日，我写《胡秋原的真面目》，站在现代史
研究的立场，对“闽变”叛国，也做了一点研究。这下子胡秋原第二次生气了。他来了“三
位一体”的控告－告萧孟能、居浩然、李敖诽谤！胡秋原这一举动，曾经引起舆论的非议，
十月九日的《自立晚报》上，就发出这样的社论：“……涉讼公庭要赖法律来评断是非，我
们更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法律或许可以裁决一造胜诉一造败诉，可是中西文化的论
战，难道能凭法律裁判谁直谁曲，得出一个结论吗？”但是胡秋原既然坚持要诉诸法律，我
就随他的便，那时我没有钱请律师，我就买了一些法律的书，自己先备战起来了。这时候，
一个神秘的消息传出了，那就是居浩然的大大找到了胡秋原的大太，由大太级的出面，双方
先行达成和解。这当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消息，那时我还不认识居浩然，我也没说什么。后
来居浩然从伦敦回来，认识了我，但白告诉我他怕老婆，老婆说要和，就只好和了。我说：
“别什么老婆不老婆吧！你们湖北人就是没有种！文天祥说‘时穷节乃见，，你们湖北人是
‘时穷节先见，，一件合作，只要有点风吹草动，第一个浇凉水、扯后腿、背叛原则又出卖
朋友的，一定就是你们湖北人。你们九头鸟总是teamwork中最先变节的，别怪老婆了
吧！”居浩然听了，哈哈大笑，就默认了。居浩然以外，萧孟能受了亲朋的压力，也动摇
过，不过，我的态度影响了他，我的态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们去和，我李敖是不怕
告，也不要和的，我那时二十六岁，很年轻，也很坚定。我认为，我遭遇的，是“是非”问
题，不是“人情”问题。在“是非”上，我没有错；在“人情”上，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
不认，何况非亲非故的胡秋原和非亲非故的萧孟能呢？我又认为：我出道写文章以来，就准
备殉道，我绝对对我写的任何一个字负责任，并愿面对考验与审判、打击与监狱，我是不怕
的。和事者们都是萧家的朋友，他示遗憾：”可，我说不行，我所说的都是实的，也无憾可
遗，不行，不和就是不和：就这样的，官司就打下去了。打到了一九六三年的秋天，法官张
顺吉做了判决：李敖、萧孟能，罚钱；胡秋原）也罚钱。因为张顺吉说，告人诽谤的胡秋原
也诽谤了他告的人。地院判决后，双方都上诉到高院，从此官司就拖了下来，从一九六三年
起，一拖十一年，拖到一九七四年，其间所换法官的人数与出庭的次数，都举不胜举了。到
了一九六四年的时候，我早已因叛乱的案子，被关到警备总部军法处了。国民党的法院配合
警总，居然等警总先关我、审我后，才开了庭，法官是高院刑九庭的汪家声、吴纯、高廷
彬，他们把国民党胡秋原的大量诽谤之言，一律改判无罪，有罪的只剩我和萧孟能了。一九
七四年五月四日，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的押房里，收到这一判决，真又好气又好笑。虽然又
好气又好笑，但在我内心深处，我感到一种求仁得仁的满足。十二年来，我为真理而战、为
信仰而战、为抵抗国民党的打击而战，在这漫长的战斗中，虽然有青春的离去、有战友的离
去、有人世的巨变和浮生的苍凉，但我一直坚定，毫不动摇。我觉得我是大丈夫，我为光明
争取言论自由而面对黑暗法律审判，做了一个伟大的榜样。有趣的是，这一场官司引发了我
的“听讼”性格，自此进出法院，前后长达三十六年，至今未已，其中胡秋原终在他案上被
我打败，因为解严后、有些法官终能有点自主了、不看风色了，所以偶有胜面，聊以自嘲。
胡秋原赔了我三十五万元，我分了一半给我的律师郭鑫生，一半自己痛痛快快地花了。一般
人以为花儿子的钱最痛快，非也，花仇家的钱，才更痛快呢。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对我是一件大日子，这天由文星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
《传统下的独自》。出版后，我的风格与“一些浅人们”眼中的李敖风格，便从此确定，
“游戏文章”与“专爱骂人”之溢便跟了我一辈子了，我也乐观此溢，老子就这样写了、这
样骂了，又怎样？《传统下的独白》在市面上肆虐四年后被国民党伪政府查禁，禁后各种盗
版蜂起，前后一二十年，愈禁愈流传，自非国民党伪政府始料所及，这书刚出版时，在中国
广播公司主持节目的中国小姐刘秀嫚，特别约我做一次访问，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录音间。
刘秀馒长得甜甜的，身材瘦不露骨，询属一流。在录音间时她的铅笔掉在地上了，我弯腰为
她去捡，顺便亲近了她的小腿。虽然接近是短暂的，但是印象是永恒的，她的小腿修长而白
皙，非常迷人。小腿如此，大腿更可想而知矣。这时报上盛传刘秀嫚、李敖恋爱的事，一九
六四年十月三日《中华日报》上且有记者洪敬思的一篇《从绚丽归平淡——刘秀嫚弃虚荣》
的报道，就“传说她跟李敖在闹恋爱，，一点上，有段话说：“七月初在选举第四届中国小
姐会场，我问她这是不是真的？她微微地笑了笑，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到底是不是真的，
只有经将来发展来证明了。”事实上，这是“报派情人”。到了第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中
华日报》登记者刘一成的专访，刘秀嫚这回否认了，理由是“李敖没有追求过她”，这是真
的。——我生平追过不少漂亮女人，却也有意使一些漂亮女人漏过去，幸或不幸，刘秀嫚是
其中之一。
在文星时代，结识了不少人，其中最有趣的首推居浩然。
我早在台大时，马宏祥就对我说：“居浩然的《十论》大可一看。我原以为这个淡江英
专校长是个普通党国元老的纨挎子弟，其实不然。此公为文，极有创见，并且文笔清新可
读。’经过这一介绍，我把《十论》读了一遍，深觉马宏祥的判断不错，从此对居浩然另眼
相看。居浩然死后多年，我为他写过几篇文章，揭发国民党大员张建邦逼妈妈居瀛玖（居浩
然姊姊）上吊、逼舅舅居浩然离职等内幕。居太太在澳洲看到，写信给我说：“甚为欣慰，
感谢万分！你替浩然一次次的申冤，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感激你这位朋友。”她同时有信给王
小痴，说李敖先生“替浩然出了一口气，非常感谢”！最有意义的是：
在《十论》绝版多年以后，我把这书出了新版，为居浩然跟我的因缘，用一本书做了周
而复始的句点。
居浩然去澳洲前，说他做东惜别，出人意料的，地点竟在北投一家旅馆中。在座有吴申
叔、何作歆、李子弋、萧孟能、周群、张继高（吴心柳）等，饭后忽然窜进两个女人，进门
即脱，其中之一戴起假阳具，对另一女做势，随着两女易位，做势者人亦做势之，忽前忽
后，令人眼花缭乱。我做个鬼脸，对张继高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继高大笑。这一
场突如其来的表演令人倒胃之至，自是居大少爷临别恶作剧也。
文星时代朋友中，张继高最健谈。文化论战时，他从香港写信给我，指出胡秋原文章不
行，“一泻千里，尽见浑水。”
他回台后不但相见，且做了邻居，常常深更半夜，从《中国时报》下班后到我家神聊。
后来文星垮了，他趋向国民党高层，早无往还了。多年后我出狱，在路上碰到，他假意要请
吃饭，我含糊过去，自此不复相见。萧孟能诬告我时，蒋苔在香港急电张继高，挽他出面调
停，但他滑头闪躲，以致坐看萧孟能一误再误。后来他跟国民党高层日近，我看不惯，乃揭
发他冒充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的丑闻。我揭发后，他襟若寒蝉，直到死去。死后他的夫人
张瑞芝被他的情妇翟瑞沥欺负，求援于我，我请龙云翔律师有以协助。张继高讲风度、讲谈
吐，实为一高级骗子，但他只能骗严家淦、宋楚瑜、王惕吾、王效兰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
人，碰到李敖，假玉碎矣。
文星时代朋友中，吴申叔是令人哀念的一位。吴申叔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党国元
老”吴忠信。吴忠信早年的风光，显然在蒋介石之上，他在民国元年就做上首都警察总监，
革命历史之悠久，更是先声夺人。肇和军舰起义，据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司令长官是
陈英士、参谋长是吴忠信，位在蒋介石之上，这就隐含了祸延自己和子孙的某种“原罪”。
吴申叔在向我谈到他的“原罪”时候，如怨如诉，颇为感伤。
他是学艺术的，在台湾拍了一部名《海浦春潮》的电影，这部影片，其实是一部主题上
肯定“国民党德政”的影片，可是不晓得怎么回事，伪国防部总政治部就是不让他这部片子
过关，他弄得一身都是债，困窘难言，在走投无路之时，他说他只有去拜托当时的国防部总
政治部主任“经国哥哥”（他是一直用这样的老称呼称蒋经国的），可是没有下文；他无
奈，感到吴、蒋两家关系已经非比从前了，蒋经国也许不喜欢这一老称呼了，于是他自行知
趣，改用晚一辈的身份，重新提出陈情，可是仍；日没有下文；他又想到，过去吴、蒋两家
关系非比寻常，吴忠信手中，有不少蒋介石写的信件，也许这些信件物归原主，会邀得一点
垂怜（事实上，过去周佛海的太太，就曾受周恩来点化，而支出这类手中的信件过，以换取
周佛海一命）。于是他便把所有的信件都交出了。可是，还是没用，还是没有下文，吴申叔
在向我叙述了这些感伤之事以后，最后说：“李敖兄，最令我不服气的一点是：没有我们吴
家替他们打天下，哪有蒋家的天下！如今他们有了天下，却连场电影都不准我们拍，这算什
么公道！”可见蒋家父子的凉薄，非局内人不知也！我初识申叔，是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
日，他请我在台北“喜临门”吃饭；最后一次见申叔，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他约我在他
家吃饭。这次饭局中有熊式一、林文奎（熊式一学生）、洪锦丽（林文奎学生）、丁墨南、
李湘芬、张继高、萧孟能。熊式一等对我颇称赞，但我因熊式一用英文写过《蒋介石传》，
马屁十足，所以不喜欢他。京戏名角李湘芬说：“我小时候在老师梅兰芳家看到年轻时候的
胡适，现在看到你，觉得你真像那时候的他！”林文奎将军是孙立人将军的参谋长，孙案发
生，他饱受惊吓，精神状态逐渐有异，这时已是满口怪力乱神，申叔拜他为师，也就病中生
幻，益发不可收拾。不久以后，申叔就闭户不见朋友，以至于死，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这
次最后的晚餐，如今回想起来，好像是申叔有意设下的惜别宴，席中申叔和王莫愁做主人，
周到亲切，一如往常。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热情而有才华的朋友，就这样悲愤莫名的离开
了！那天饭局时，林文奎一再说喜欢看我的文章，并拿出他的照片集给我看，我忽然看到
Bonnie的家庭照片，BOnnie是我在台大最后喜欢的同班同学，毕业前夕我才发现她很迷
人，可是太迟了。她是林文奎的干女儿。
在文星时还有许多中学生的读者，我知道的有陈晓林最优秀，直到今日犹为能文之士，
并且是我好友。还有一位中学生读者，字写得歪七扭八，向我备致仰慕之忱，且由张菱龄转
达此意，此人后来搞云门舞集，即林怀民。还有一位黄三（黄胜常），比我小十一岁，我在
文星时候，他通过萧孟能夫人朱婉坚，与我结交。他的父亲是桂系要人黄雪村，母亲是左宗
棠曾孙女。这小朋友聪明过人，又多反骨，在成功中学，因与教官冲突，被开除。后来入世
界新闻专科学校。一天上课时偷着帮我校书，被老师抓到，把书抢走，他向老师交涉，说可
任凭处罚，但是书要还他，老师不肯，致起冲突，事闻于校长成舍我，成舍我裁决黄三应公
开自打手心十下，以示悔过。黄三的亲人都劝他委曲求全，以免在台湾无书可读。
他来找我，我说岂有此理，这哪里是办教育，这样羞辱青年学生，成什么话！乃写一信
由黄三持交成舍我，大意是说：你成舍我当年为了在军阀统治下争取做人的自由，一何英
勇；如今却如此迫害你的学生，岂不值得反省。黄三翌日赴校，他的父母以为他同意去打手
心去了，叮咛千万照校长意思做，不期他却手持李敖之信，给了成舍我一次“教育”。成舍
我看信后面露狞笑，说：“我们世新是个小庙，容不下你这大和尚，你还是走吧！”就这样
的，黄三为了向不良教育抗争，又给开除了。后来他转赴美国了。黄三在台湾，是抗争国民
党黑暗教育的先烈，也是抗争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伪君子成舍我黑暗教育的先烈。他年纪那
么小，就那么有志气、有牺牲的勇气，真令人佩服。多年以后，我在电视上揭发成舍我种种
劣迹（包括逼女友打胎等等），原因之一，就是替黄三报仇。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来台湾，和我见了一面，从清早五点五十分
谈到七点半。谈话后第二天，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记留台北三周的观感》，最后说：
“近年台湾一部分的言论（包括短篇文字与专著），可能有若干也说得过分一些（或在
文字上故意卖弄聪明，使人不快），不免与政府及社会若干人士以难堪的刺激，但我们必须
知道：
人民（尤其是青年）对政府及占有有力地位人士的责难，或对一般现状表示不满，往往
不免过分，这在一个专制或民主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常事，用不着十分认真，尤其懂得在
今天有同舟共济必要的朋友们，更不可运用刀笔的方式，非把少数人置之死地不可！大家必
须了解，真正要阻遏言论自由或禁止某一类书籍发行，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我觉得：关于这一方面，政府与社会有力人士的。‘容忍’精神，还有提高的必
要……”左舜生这些话，显然是为我而发，并且，由于胡秋原写过一本《同舟共济》的书，
左舜生文中呼之欲出，更为明显。难怪后来胡秋原要大力攻击他。我对左舜生这一义助，至
今不忘。在谈话中，左舜生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
激越他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
看！”毛的悍气，于斯乃见！
自文星时代起，我虽“暴得大名”，但耐人寻味的是，我的大名，在台湾却被多方面的
封锁。封锁的方式众多，有的方式，且已到了有趣的程度，试以方式之一——“不提李敖之
名”为例。“不提李敖之名”，情况有三：第一类是“不愿提法”、第二类是“不敢提
法”、第三类是“不肯提法”。第一类“不愿提法”像徐复观说的：
本人从不以李敖为文化讨论中之对手。年来每遇友人告以“李敖又在骂你”等类之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