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我根据的是陈之藩《在春风里》第十八章“周作人坐监时，他（胡适）去探监”的记.2
时，本人即闭口不出一语。不仅年来本人笔下，从不写“李敖”二字；即与本人有关之《民
主评论》，外来稿件中如有提及李敖之姓名，亦必将该段文字勾勒，不惜因此引起作者之误
会。李敖诉状中所称之“李某”，系本人转述一位台大教授之言。今日口中不能不称李敖之
名，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二字，乃在法律尊严前所不能不忍受之精神虐待。
徐复观最后被“逼”得“口中不能不称”、“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了，他好可怜哟！
（他的作风，使我想起六朝之时，中国人家讳趋严，绝口不提自己爸爸的名字的事，徐复观
当然不会把李敖二字当成父讳，但却巧合如此！）第二类“不敢提法”
以俞大纲、方豪等最精采。俞大纲写《戏剧纵横谈》、方豪写《方豪六十自定稿》，都
请我校订，但出书之日，序中只提别人，不敢提李敖。俞大纲、方豪不敢提我名字的时候，
只不过时当文星犯讳和被封而已，我已经被敬而远之如此矣，比照后来在我被捕时，台大历
史系出版《姚从吾先生哀思录》，把与姚从吾的六人合照上，五人标出姓名，只有一个变成
了失姓失名的“等”而不敢提此人即李敖之事，可知一切都在“骨牌理论”中！至于第三类
“不肯提法”，试看国泰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彩色百科全书》中没李敖名字；中华出版《中
华民国当代名人录》中没李敖名字；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
录》中没李敖名字……就可知道封锁李敖，实在是一件时髦的事呢！尤其后者，值得细表：
一九九0年六月九日，“中国电视公司”赵宁主持的节目中邀我亮相，限定录影范围，只谈
风花雪月，我趁机带去这部书。我一面拿着书，一面指出：虽然美国《纽约时报》等都指出
我是作家，可是“中华民国”伪政府却不承认我是作家，由这部书就可以证明。这部书九百
多页，可是没有李敖的名字，可见李敖虽写了一百多本书，可是并非作家属实（这一段录
影，六月十二日的电视上并未播出，也就是说，给剪掉了）。这部书是一九八四年六月出版
的，发行人是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奇禄。全书从正文到附录，共收入作家七
百零三个。“中华民国”作家从头数，数到七百零三个，还数不到李敖，可见李敖之不入流
矣！陈奇禄在该书“序”中说：
“先总统蒋公昭示我们：‘文化为文艺的根干，文艺乃文化之花果。’……本会基于对
作家的崇敬，对文学史料的重视，特策划整理近三十年来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可见
被国民党文化官僚“崇敬”、“重视”的结果，原来是为“先总统蒋公”的“昭示”做脚注
的，这样看来，文化官僚们把柏杨、胡茵梦等七百零三人都当成作家奉献，独开脱李敖而不
与，实乃真知我者焉！至于一九九八年时，头脑不清的女人殷允芃以《远见》杂志开列影响
台湾的二百人，不肯提李敖，则是封锁李敖的最新版，如此视而不见，就是这票人的“远
见”了。
在文星的读者中，有一位请我吃饭，他是我台大同学王裕市的父亲王崇五。他曾在俄国
留学，是共产党，后来被国民党判死刑。他的舅舅丁鼎丞是国民党大员，就拉他跟国民党合
作，免了他的死刑，还做到济南市长。到台湾以后，他担任国际关系中心副主任，当时的主
任是卜道明，副主任除了他外，还有吴俊才。「道明死后，吴俊才当上主任，他就退休了。
他请我吃饭时，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他给共产党办过《红旗》，他知道什么是好文
章，并且知道怎么样办宣传。他这辈子所看过的文章里，能有鲁迅的讽刺、胡适的清晰、陈
独秀的冲力，惟独李敖一人耳！他说：“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
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
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他又加强语气说，“李敖兄，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岛上无能为
力，不要以为你能做的有限。如果毛泽东或周恩来他们一个人来到这个岛上，他们也不能比
你做得更多－如果只是一个人的时候，没人比你做得更好。”王崇五的一席谈，使我明确感
到我一生的方向，就是我此生大概永远要走向一个人的战斗路线了。但是，现在的战斗是群
体对群体、集团对集团、组织对组织。当个人对群体时，个人便变得十分渺小，除非他也进
入一个群体，变成寄居蟹，才能受到保护。如果纯粹是一个个人，那就毫无力量。这种现
象，表现在企业主管和政府大员身上尤为明显，这种入在台上风光不可一世，但一旦他变成
一个个人时，他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台上神气活现、一下台就泄气完蛋的
道理，所以，他们看似很强，其实很弱，因为他们变成一个人时就不能存在。想想看：蒋介
石如果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绝对不如李敖行。我当兵的时候，我那个副连长每次小便都要拉
人陪他去，因为他没有人就不能撒尿，他完全是一个群居动物，根本没有了自己。而我，我
完全是一个个人——最有力量的个人。我能够独来独往，也能够孤军作战，我不是群居动
物，但我却一再展示个人的力量出来，绝非人海微澜、没没无闻。在现代的战斗形态中，我
是最后一位展现个人力量的，可说是“末代个人”。我死了以后，这个世界大概很难再出现
这种伏尔泰式的怪杰了。
在文星时，一九六三年，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德丁（Tillman Durdin）、美国新
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约了我，三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在德
丁提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有味儿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些大学教授们都
显得活力不够？为什么他们不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我的答复是这
样的：台湾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
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
死了、堕落的堕落了。留在大陆上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斗；而到
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
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
与朝气了。为什么我向德丁表示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呢？因
为当年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跟国民党走，换句话说，根本轮不到给国民党来骗——
他们早被共产党“骗”走了。当时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不会跟国民党的。相对
的，跟国民党来的，其流品也下矣！与德丁谈话后二三十年下来，那些流品也下矣的知识分
子，在台湾，形成了学阀；并且一蟹不如一蟹，不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音不可得，甚至老一
代学阀的一些格调，新一代也视而不见。新学阀跟老学阀不同的是，老学阀的缺点新学阀都
学到了，老学阀的优点却一点都没学到。老学阀没吃过猪肉，还看过猪走路，可是新学阀连
猪走路都没看到。如今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自己不但不知第一流知识分子为何物，甚至
沐猴而冠，自以为是第一流知识分子了。——人间规格与尺度的混乱，竟一至于此！一九八
九年四月十九日，报上登出所谓：
“二十一名自由派学者”发起的“民间组织‘澄社’”，他们的名字是文崇一、李永
炽、李鸿禧、何怀硕、林正弘、林俊义、胡佛、徐正光、张存武、张忠栋、张清溪、张晓
春、陈师孟、韦政通、黄光国、黄荣村、叶启政、杨国枢、蔡墩铭、萧新煌、翟海源，大都
是市面上的花瓶学者、座谈会花蝴蝶，总而言之，他们是当年“二流货”和不入流的教授们
教育出来的国民党或国民党同路人，其中实为国特者有之、冒充东洋博士者有之、见风转舵
兼媚“民进”、“台独”者亦有之。这些货色的知识分子，如今单独作秀，意犹未足；又成
群结队，以“澄清天下”为招徕，组织“澄社”。事实上，这些货色又安足以语“澄清天
下”？《后汉书》写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
新语》写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陈蕃，“言为世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这种知识分子，他们为人间正义，可以坐牢、可以受刑、可以赴死，可是“澄社”这些货色
呢，却什么牺牲全避之惟恐不及，既不敢冒犯暴君于先、又不敢冒犯暴民于后，口口声声说
“知识分子不可做政治帮闲”（“澄社”社长杨国枢语）。事实上，他们是最大的政治帮
闲！他们口口声声超然于“党政职务”之外，但是他们自己，又几个不是国民党？而他们在
发布成立宣言之日，居然立刻聘请党政双修的国民党大老、总统府国策顾问伪君子陶百川为
“名誉社员”。这些货色的势利与格调，岂不立刻呈现得一清二楚么？他们唐突古人陈蕃、
范滂之未足，又以外人为依傍，以英国“费边社”
（FabianSociety）自期。殊不知“费边社”的人物，论才、论学、论品、论胆识、论
抱负，都非这些货色所能攀附，这些货色费了半天劲，其实全搭不上边。结论是，“澄
社，，也者，愈澄愈不清，天下何辜，竟为彼辈所澄，倒霉极了。“澄社”
如此，其他什么社、什么团体更等而下之了。德丁死于一九九八年，活了九十多岁，我
想起三十五年前那三人一席谈，想到今天知识分子的嘴脸，愈发好笑。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居浩然写来一信，说：“至友吴锡泽君仰慕大名，亟愿识荆，
不知能否赐彼电话二三一六三约时一晤……”吴锡泽曾任台湾省“新闻处”处长，我想他找
我一定有某种公干，就跟他约见了。见面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陈诚想见见我，托他先做安
排。我和他约好在五月二十二日去陈诚家。可是五月二十一日晚上，我接到五次电话；二十
二日早上，又接到两次。全部电话，不是“副总统”官邸打来的，就是吴锡泽打来的，一再
敲定见面时间。到了二十二日十点十分，见到陈诚，吴锡泽首先解释为什么晚了十分钟，我
心里想，他们的官儿，可真做得小心翼翼！见面后，陈诚请我坐在大客厅的长沙发上，他坐
在侧面的单人沙发上，此公此时面目清癯而友善，他穿了一件黑色的旧西装，左袖有四个扣
子、右袖只剩三个。黑裤黑袜，衣着非常寒酸，跟他豪华的大客厅不能相配。他首先解释他
不喜欢住这么气派的房子，并非矫情，可是总统下令盖了这房子，他只好从命。
陈诚敬我烟后，一直喝沙士汽水，喝到杯底皆空。我心里想，此公的胃已一开刀再开
刀，居然还喝这种东西！陈诚说他读了我写的《胡适评传》，非常佩服。接着谈胡适家世。
他说他在民国二十四年，在北平蒋梦麟请客的席上，认识胡适的。胡适曾详询他江西“剿
匪”的事，从此结为好友。他说他极佩服胡适，胡适绝不在背后说人话，对他知无不言。他
收藏有不少资料，可是有一船资料出事沉了。胡适每次见他都劝他写回忆录。他说“适之先
生思想和三民主义相去不远”。由胡适谈到蒋梦麟的婚事。他告诉蒋梦麟，如果与徐贤乐结
婚，他们夫妇将不再去蒋家。胡适劝阻结婚的信，也有副本给他。可是大家无论怎么劝，蒋
梦麟都不听。后来结婚结出了麻烦，蒋梦磷有信给他，信到他手上，他至今未拆。陈诚怕我
写出来，特别说：“此事不能写啊！”陈诚又谈到他发迹。他当十七师副师长，被带去看
兵，建议颇得曹师长赏识。武汉事，蒋介石以陈诚威望不够，本拟使何应钦、白崇禧兼，后
来才勉强全给了他。又谈到裁军的故事，说陈调元说今天的兵好像叫化子拿棒子，没有棒
子，狗就要咬他了。吴稚老说出门总有狗咬，不能因怕狗咬就不出门。他说他去过我的家乡
吉林，知道我只有二十八岁，他问我生年，我说我就是你同蒋梦麟、胡适吃饭那年生的。他
大笑，说：“那时你还没生呢！”他问到我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三十而立’才
好。”又说，“今天台湾三十岁以下的男士，只有你李先生和蒋孝文是名人。”我说：“今
天台湾的年轻人很难出人头地，老一辈的高高在上，内阁年龄平均六十六岁。八十开外的于
院长、莫院长实在都该表现表现风气，该下台了。”陈诚说：“你说的全对，我也该下台
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定是悲剧。”不过他最后说，“你李先生还不到三十岁，你前途远
大。”我说：“我在部队里看到老兵的一段自我描写，内文是：‘我们像什么？
我们像玻璃窗户上的苍蝇——前途光明，可是没有出路。’我的前途，我看也是如此。
你陈辞公二十六岁二月间还是中尉，可是九月就升少校了，四年后三十岁就当少将师长了。
如今一个青年军官，想从中尉升到少将，别说四年，十四年也没机会啊！”陈诚听了，为之
默然。他说他跟肯尼迪总统谈话，事先美国朋友提供他两点谈话基础。其中之一是基于美国
利益来谈。他自己又加上两点：第一，“不要什么东西。”第二，“不谈理论，理论有见仁
见智的不同。只谈个人经验，谈自己打仗四十年的经验。”他说肯尼迪死得很可惜，“我跟
他谈，他很听得进。”他问到我的意见，我说：一、军队苦闷，训练不彻底。二、内阁年龄
太大，青年人出不了头。谈话谈了两个小时零二十分钟，我告辞了。陈诚一再说谈的事大小
了，是否耽误了李先生写文章的时间。他劝我多做研究，说李先生前途远大。他送我出门，
我上车，车开了，他还在招手。他给我一种不久人世的感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仿佛
要对一个年轻人说些心头话，他找到了我。整个的聊天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
“共产党的失败，并不就是国民党的胜利。”我想，这是一种动人的觉悟。可是，已经时不
他与了。谈话后九个月，陈诚撒手人寰。三十多年以后，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到我家来看我，
我们做了朋友。陈履安前后来了七次，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有一次谈到他父亲死前种种，
他说：“死前的病痛非常人所能忍，但我父亲一声不响地忍耐着，我真想象不到那种疼痛是
怎么忍受过去的。”我说：“你父亲死得像个军人，他能忍耐病痛，正是军人本色啊。”
陈诚约我聊天后四个多月，当时蒋经国系大员李焕请我吃饭。时间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三
日中午，地点在台北新台北饭店。先由“调查局”的杨雪峰接我，吃饭时，杨雪峰也一直在
场作陪。据我侧面了解，这次吃饭，原因和安排蒋经国要见我有关。那时李焕是在朝的炙手
可热的人物；李敖是在野的令人侧目的人物，蒋经国拉拢人才，自在意中。不过蒋经国和李
焕的大脑中，是不能理解知识分子中是有傲骨存在的，我的对国民党不合作主义，使聪明的
李焕立刻觉察出来了，所以，他不再安排我和蒋经国见面。李焕请我吃饭的另一原因，是想
了解一下我与台独的关系。在吃饭前十三天，正好发生了彭明敏案。据彭明敏《彭明敏回忆
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回忆：“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无关。
可是，谢聪敏、魏廷朝和我被捕后，警总人员觉得该‘宣言，文章写得太好（这应归功
子谢聪敏和魏廷朝），不可能出于台湾人之手。他们猜来猜去竟然想到李敖，一口咬定是李
敖代笔的。审问期间，他们对此一再追问不舍，使得我哭笑不得。李敖也因此更成为特务人
员怀疑和注意的对象。这是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的惟一的‘牵连’。”正因为特务
人员怀疑宣言是我代笔的，所以李焕请吃饭时，就旁敲侧击地问我：“听说这份宣言文章写
得极好，是经过你李先生指点或润饰过的？”我笑了起来，我说：“若是我写的或经我润饰
过的，一定更好！”李焕听了，哈哈一笑，就不再问下去了。
那次饭局，大家谈了两个多小时的话，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焕谈他亲历的西北人民
的苦况。李焕说他在西北行军，见到西北农民硬是全家穿一条裤子，裤子挂在门口，谁出门
谁穿。听了以后，我真的不得不相信唐诗《石壕吏》中“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
未去，出入无完裙”的描述，并且感慨于千百年来，中国的贫穷，竟如此“谁谓古今殊，异
代可同调”！李焕又谈到西北人民与糖的关系。搞到钱来买糖，只能买到一小包。而此种小
包，不是吃的，而是给病人来开胃的。又谈到西北人民对熊的迷信，尽管熊群有害农作物，
西北人民仍迷信，视之为天神等物，跪求驻军不可杀它们。饭局终了后，李焕送我出门，临
别他紧紧握手，诚恳他说：“我会到府上去拜访你。”我姑妄听之。因为我不相信国民党政
客的话，后来他果然言而无信。多年后，我在一条龙饺子馆碰到文化局长王洪钧，他也紧紧
握手，诚恳他说要到我家来拜访，我想到李焕那一幕，几乎笑起来，王洪钩是等而下之的国
民党政客，其言更不可信。后来我碰到尤清，也表演这一套了，可见什么国民党、什么民进
党，都是一样的。近年以来，李焕住我家附近，和我和卢修一受同一位管区警察的照顾。一
九八六年一天晚上，我和小屯在附近一家小店买东西，在门口碰到李焕，他主动向我打招
呼，伸手来握，二十多年不见，此公的记忆力实在惊人。他说他很久没看到我写文章了，其
实那时我天天著书立说，只是国民党大员不读书耳！几个月后，小屯晚上从外面吃面回来，
她那大穿的是短裤，她说一路上发现有位男士盯着她大腿看，后来才想起，那就是李焕啊！
我听了一笑，说：“国民党大员也有他们真情毕露的一面啊！孔夫子活着，都要好色胜过好
德呢，何况李焕！”有趣的是，李焕家浴室窗外正对着的，就是卢修一家的后窗。有一次，
可爱的女人李庆安笑着告诉我：“卢修一可能偷看我爸爸洗澡。”过了几天，我碰到卢修
一，笑问可有此事，不料他郑重其事否认，并指责李焕洗澡时窗户不关好云云，我看他那样
认真，为之大笑。后来我讲这一趣事给李庆华听，庆华说：“有一个笑话说：一对夫妻，太
太很丑，一次搬了新家，新家浴室窗帘还没装好，太太不肯洗澡，怕别人偷看她。丈夫说：
你长得那副样子，谁要偷看你！放心好了。”我问：
“你这笑话是挖苦你爸爸？”庆华笑着否认，说：“我怎敢挖苦他？我只是说个笑
话。”一九九八年蒋经国死了十年，李焕出书大表追念，马屁尽出，我大为不满，在“李敖
笑做江湖”电视节目中一连骂了他好多天。朋友奇怪，说李庆安帮你儿子入学，你欠她情；
李庆华又是你的好朋友，你骂起人家老子来，竟一点都不口软。我说这就是李敖啊！别只看
我骂李焕吧，我也为他洗过冤，当尤清捏造历史，说他在满洲国做过办报的汉好时，我就公
开指出这是造谣，我是讲求真相的人，即使对敌人，我们也不可造谣啊。
在文星时，国民党大员我还领教过蒋梦麟，他是爸爸在北京大学时的代校长，在台湾主
持农复会，他为了写“西潮”以外自传的事，约我到农复会，谈了许久。他本想找我帮忙，
可是他一直不谈报酬，也许他的意思是先帮了再议，可是我的经济情况不允许我做完了再拿
钱，所以此事不了了之了。国民党大员还有王德溥，他通过郭鑫生，与我吃了一顿饭。他自
道做内政部长时反对“户警合一”事，甚令人感佩。
我讲话亦颇直杆，颇攻击和他有关的“中医”、“奉命不上诉”及“出版法”等事。他
含糊过去，转说他颇为东北出我这种人才而爱惜云。此公在大陆时亦杀手也，毛泽东的大弟
毛泽民，化名周彬，在新疆给盛世才做民政厅长。盛世才后来自己不干共产党了，下毛泽民
于狱。在倒向国民党时，国民党派王德傅查案，盛世才秘不交出，显然预留余地，以为反复
无常的筹码。后来王德溥坚持由他亲审，毛泽民遂难逃一死，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被盛世才
枪决。据王德傅《政海游踪》一书中回忆，当时他“就前楼五开问大厅上，布置成极为庄严
神圣的大法庭：全庭一色雪白，残酷刑具罗列满庭，武装战士列队助威。……首先传呼久患
喘病的毛泽民，严词审讯，一言不实，立即呼喝用刑！如此不到三小时，该四人均先后招认
不讳。……乃依法判处死刑”。于是毛家又添新鬼矣。
一九六三年，王尚勤跟我的同居关系渐近尾声，尚勤表示，如果不能结婚，她想到美国
留学去。我表示，我在台湾凶多吉少，难免牢狱之灾，我的处境是不适合结婚的。尚勤通情
达理，她明白我的真义，决定放洋。不料到了美国不久，却发现和我在一起时不小心有了身
孕，她慌张打长途电话来，我问她能不能设法“拿”掉，她说在美国有困难，最后决定就生
在美国，就这样的，一九六四年女儿李文在纽约出生，出生纸上填的父亲名字是李敖。两年
后，尚勤把李文送回台湾，希望留在她父母那里，以一年为期，她结婚后再把李文接到美
国，后来她结婚了，我认为李文跟她，会给她不方便，决定由我接回。这时已过一年的约
定，显然女儿的外公外婆喜欢外孙女，不肯放人了，于是我施用巧计，约外婆带李文看电
影，电影散场时，在人丛中我和女儿有计划消失，由我弟弟一面通知外婆“小文已被接回她
爸爸那里了”，一面照料外婆安全返家。当晚李文外公王光临等报警来抢李文，当警察查明
原来小孩是到她爸爸家的时候，爸爸跟女儿的血亲自然比外公外婆近得多，警察也管不了
了。后来王光临气得在电话中大骂我：“你是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河南土话中党字
发平声而不发厌声，听来每逢党字出口，都是男高音，闻之尤觉恐怖。因为他老先生是河南
省专员出身，他在家乡，官拜少将，为了革命，生杀予夺，不在话下。为了革命的需要，连
他的小勇子都被当成共产党杀掉，其凶残性格、其大义灭亲气派，由此可见。逃到台湾后，
王少将落魄，下放做台北县南港成德国小校长，大才小用矣！这次为了接我女儿回来，与他
发生冲突，他以“共产党”作认定眼中钉标准，就是这样从宽录取的。他在台湾，如果有河
南专员万分之一的权力，我早就被当成共产党杀了。多年以后，国民党伪政府开放探亲了，
大陆共产党也宣布不咎既往了，有人问他何不回去看看？他摇头说：“共产党饶我，可是被
杀的人的家里，若有人出来，给我难看，这张老脸怎么兜得住？”最后，他以八十之年，老
死台湾。盖棺论定，此公不失为正直之人，只是头脑跟不上他的正直而已。
我在文星时代，所做的，一如《纽约时报》说李敖的，是一个“火首”（fire一
brand），一个放火者、煽动者，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后烧得老K哇哇叫，我也被关
在八卦炉里，变成火眼金睛，“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谁又能比你做得更
多？”－王崇五的话，三十三年后仍在我耳边响起，知人论世，这真是我最好的总评了。
7 白露纪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在文星时代，我大力提倡的是“全盘西化”。并指出文化的移植是全盘的、是不能选择
的。我的基本立论是：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萨孟武、何炳松等十教
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到今天中国人的保留中国文化的精华、选择西方文化的
优点，这种一厢情愿，多少年来，一直是一种动人心弦的美妙理论。这种美妙理论，听来固
然令人快慰，但在实践上，却无可行性。因为文化移植，从来不是随你高兴的，你无法“存
其所当有，去其所当去”；也无法。，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哥伦布航海，使欧洲人得到
了美洲，但是美洲的梅毒，却也传染到欧洲，就好像今天非洲的艾滋病传染到世界各洲一
样。西方语云：“文明即梅毒”（Civilization is svphilization.），文化移植真相就是
如此。不明学理，只知一厢情愿者，无知之徒而已！
我再举一个真正“全盘”的有趣例子：齐如山在《国剧漫谈二集》里讲了一段最有趣又
最含义深长的往事。他说他当年带着中国工人出洋，这些北方人，除了北京以外，没人能坐
着大便的，要大便，都得蹲着拉，蹲着拉屎叫蹲坑。“未启程以前，我虽给他们讲演过几
次，但我知道是不容易改过来的，一上火车，麻烦就来了，都是蹲在恭桶（马桶）上大，他
们又不知道脱了皮鞋，因为鞋底有钉子，所以把人家恭桶上之漆面，都给踩了许多印子，这
还不要紧，火车一摇动，大便多拉在外边，恭桶上边虽然都有水箱，但箱中绝对没有这许多
水供用，而且那水也不能洗桶外之体，好在我早料到有此事，因为西伯利亚铁路，沿站都有
水楼，开水冷水，都可以随便使用，不必花钱，所以我预先预备下了两个大壶，许多棉纸，
用以洗刷这些脏污。我在车上也常告诉他们处处留神自爱，不要被人笑话。其中有一人说，
他们怎么能知道是我们拉的呢？我说自有火车以来，没有人在恭桶外头大便过，今天车上有
中国人，便有此事，则当然是中国人拉的。他又说他知道是谁么？我说，所怕的就是他们不
知道是何人，果然知道，还好一点，比方说他们知道是你，则丢脸者只你一人，因不知道是
谁，则他们便说中国人做的事情，则我们大家都跟着蒙垢，无法洗刷，这还是轻的，反正他
们议论不会出了我们二十几人。倘日后谈起此事来，他们一定说，某年月日，有中国人在桶
外大便，则吾国全国的人都在其内，无法分辨了，岂不是全国丢脸么？”——从齐如山这个
回忆，比较今天我们的大便文化，就知道我们多么全盘西化了。头脑顽固指斥全盘西化的
人，他的屁股，其实比他的大脑还前进、还“全盘”，至少他的屁股知道全盘西化的好处，
并在大使时死心塌地全盘坐在马桶上。职此之故，每见摇头晃脑的指斥“全盘西化”者，我
就直看他的屁股。
……（略一编者）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我在《文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
病》，就是一篇大手笔的力作。这篇文章其实只是导论，我还陆续写了许多细部的文章，讨
论面和打击面都很广，其中有涉及性观念和性关系的，尤为精采。例如一九六二年九月一
日，我发表《由一丝不挂说起》；一九六三年十月一日，我发表《论“处女膜整型”》……
篇篇都是重头戏。从这些提倡正确性观念和性关系的重头戏中，可以看出我的思想是何等开
明、进步，而支持开明、进步思想的论证又是何等丰富、渊博。而我个人，对开明进步的性
观念和性关系，也是心向往之的。所谓心向往之，是因为有时候，你的遭遇与机会受到限
制，开明、进步了半天，也只是你一个人的事，而一个人的事的结局，多半以幻想终始而
已，并无可行性可言。例如殉情之事，我满向往，但无人与我相殉，或无必要相殉，所以对
我只是思想讨论而已。我讨论殉情的大问题即在有人会开小差。古书《宋稗类钞》有一个故
事说：“临安将危日，文天祥语幕官曰：‘事势至此，为之奈何？’客曰：‘一团血！’文
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请皆死。’文笑曰：‘君知昔日刘玉川乎？与一娼狎，
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绝宾客，一意于刘。刘及第授官，娼欲与赴任。刘患之，乃结曰：
朝例不许携家，愿与汝俱死，必不独行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饮，以其半与刘，刘不复饮
矣。娼遂死，刘乃独去。今日诸君得无效刘玉川乎！’客皆大笑。”－文天祥把殉情的故
事，用来教育他的幕僚宾客，可见殉情不是小事，可以喻大。文天祥所说“刘玉川模式”的
殉情，这一模式，是男方骗女方，说好相偕殉情，结果却是女殉男不殉。这种临殉放水派，
史例甚多，据《类苑》所记，宋朝的杨孜就是一例。湖北佬杨孜，到京城赶考，与一个妓女
同居经年，且靠她吃饭。考上后，答应娶她。后来以家有悍妻为理由，相约殉情。遂以毒药
下酒，妓女喝了，轮到杨孜喝，他却拿着杯子说：“我死了，我家人一定只埋我，而把你尸
体丢到沟里去，还是我先把你埋好，再死不迟。”妓女听了大呼上当，可是已来不及了。这
种“刘玉川模式”的殉情，历史重演，代有传人，可是最精采的，是七百年后台北的“少女
殉情记”事件。一九五0年，少女陈素卿吊死在十三号水门。原来她与福建人张白帆相恋，
张白帆以家有妻室，不肯偕逃。据台湾高等法院三十九年上字第四七二号刑事判决书，张白
帆“虚与委蛇，并设计以自杀为烟幕，嘱陈预拟遗书，经其两次加以修改”后，最后在十三
号水门“伪称愿意同死”，但女的上吊后，男的却脱逃。判决书说张白帆“虚允同逃于前，
帮助自杀于后，复异想天开，于遗书中借死者之口吻，对自己百般赞扬，欺世惑众，情节可
恶”。——一幕殉情事件，闹到这样女方死了还要大捧特捧男方的地步，其超越前进，真刘
玉川自叹弗如矣！虽然如此，殉仍可情，但宜采我们吉林人的“关云芳模式”。一九八八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八达岭长城发生自杀爆炸案件，男死者名关云芳、女死者名张国
英，两人都是吉林省浑江市松树镇人。警方说，他们是一对另有妻室和丈夫的殉情者。这次
爆炸使用的是自制炸药。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在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四十分左右，地点是八
达岭长城最高的七号烽火台。当时那里只有一男一女在搂抱着，像是在看风景，约一分钟后
就听到了爆炸声。-自来古今中外殉情事件不少，只是这一次“情殉烽火台”，以自我引爆
方式炸弹开花，倒是首开其端。这一男一女，都是我吉林同乡，死得如此从容、如此壮烈，
真是我们吉林人的光宠，足令其他各省惭愧也。而以炸弹相殉，谅谁都开不了小差，谁能跑
得比炸弹快呢？如今我们吉林老乡这种土制炸弹同归于尽的殉情法，倒为殉情大业别开了死
面，这种方式，可使男方无所逃于十三号水门而必须就死，十分安全。特此推荐，以告世之
痴心女子也。至于我个人，至今犹未忘情于殉情，只是我年华老去，而高中漂亮女生又贪生
怕死，所以殉情云云，只是幻觉而已。
我在性观念和性关系上的开明、进步，不但幻觉于殉情上，还幻觉于其他方面，譬如
说，如果人能选择自己的死法，我倒觉得有一种死法最值得向往，那就是“阿蒂拉（Attila
the Hun）式死法”。阿蒂拉是五世纪时的匈奴王，武功所及，包含了大部分中欧和东欧。
此公外号“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其凶悍可想。但其死也，不死于沙场，却死于
与德国少女伊尔梯蔻（Ildico）花烛之夜，性交高潮中，女方欲仙欲死，男方却真仙真死
矣！英文有成语“甜蜜死”（thesweetdeath），即指此也。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死法。别
说这种福气只阿蒂拉一个独享吧！十世纪的教皇列敖八世（Leo VIII），就是与情妇私通时
死于高潮的；十九世纪法国总统福尔（FelixFaure），也是与情妇私通时死于高潮的，可见
“阿”道不孤，有后望焉！结论是：与其形而上七窍流血而死，不如形而下一窍流精而亡。
云雨巫山，断肠有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在台大做学生时候，常去台北市衡阳路十五号文星书店，一天在进门门框背后，看到
一幅画，是华特·奥托（Walt Otto）的《夏日即景》（Summer ldyll），画一裸体少女，
伸出一足，溪边试水，我被这画迷住了，画的尺寸是五五X四五厘米，我从没见过这么大又
这么美的裸画，可是我是穷学生，当时价钱连问都不敢问，只能多看几次，就依依而去。不
久这画卖掉了，谁买去了也不知道。但我心中挂念，从未忘记。
四五年后，我因缘际会，变成了“文星”的要角，一天我跟萧孟能提到这幅画，他说他
可托人再买一幅，特别送我，后来他果然依诺送来，完成我穷学生时代的心愿，这画至今还
挂在我卧室中。除了审美-对女人的高度鉴赏力外，我对艺术的鉴赏力也极高，这是一般人
不清楚的。我这种高格调，在台湾这个土气十足俗气无比的鬼岛上，相形之下尤为凸显。
这个鬼岛本是中国的化外之区，又一变成为日本的化外之区，再一变成为国民党伪政府
的速逃之区，暴发起来，集合了所有不搭调的所谓“艺术”。不但不能“出新”，还不断的
“推陈”（推倒的推），以台北东门被国民党破坏为例，台北东门本是古朴的小城门，好好
的古迹，就被他们改头换面得面目全非，他们还写什么“景福门回忆录”呢！真是焚琴煮
鹤！他们实在是破坏自然与古今景观的能手。（横贯公路开完了，国民党一定要沿路来番命
名和勒石的污染，做这新骄文句子的文宣大将就是当时“救国团”的组长柏杨！柏杨跟国民
党的渊源，由此可见！）为什么要不断的破坏呢？因为他们有一种奇怪的“美感”，一种不
中不西又洋又土的“美感”，这种要命的“美感”，加上意识里的“阿房宫症”，就整天大
兴土木，益增其丑起来了。这样子年复一年发展下去，我常忧虑不知怎么办。以“中正纪念
堂，’为例，我曾发愿，除非该堂拆掉或炸毁，我是不去那鬼堂的，所以除了堂外的音乐
厅、剧院外，至今我是寸步不去的，但“中正纪念堂”那样丑、那样庞然大物，拆除或爆破
起来，也颇费周章呢。这个鬼岛到处被搞得面目全非，将来清场者苦矣。国民党艺术的后遗
症是激发出所谓本上艺术，亦是不成格调。一九八五年我五十岁生日前夕，我的小兄弟小苏
（苏荣泉）和李放拍我马屁，两个小鬼特别从三义买了一座大木雕佛像，送我做寿礼。不料
被我趁机作弄，我说：“你们送我生日礼物，看得起我，我很感谢；可是，你们居然把这样
没水准的产品送来给我，妄想我会欣赏，则显然涉嫌侮辱我，把我艺术水准看得跟你们一样
低，这就太可恶了！你们说怎么挽救？”两个小鬼知道我难伺候，商量一阵，最后表示他们
愿意把佛像收回，折成现金分期付款给我。我同意了。于是，在三人哈哈大笑中，一场寿礼
风波化为无形，此事我另有信给曾心仪、李宁、陈文茜评论：
心仪
李宁三千全：（以收礼先后为序）
文茜
李放他们合送我一座达摩佛像，高与书桌齐，据云价值一万五千元，是硬树根凿成（我
看是雕不动的），其重无比，其丑亦无比。我一听说自外埠买来，即断言此绝非好礼品，因
此岛民俗水平极低也。及看之下，不出所料，乃斥令他们收回。（我考虑禁止他们再送礼，
一切折现可也！）他们的“罪状”不是自己艺术水平差，而是把我和他们的水平视为同类，
这些小鬼们如此冒犯老寿星，不被老寿星所斥，老寿星尚有何面目苟存于世乎？
相对起来，你们的礼品却是各有千秋，心仪的衬衫极高雅，老寿星已于华诞之日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