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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海人也争名夺利。但，请问哪个地方的人又全都淡泊名利？更何况，除野心极大者（这样的人全世界都有）外，上海人一般只争夺自己那一份，或他们认为是自己应得的那一份。比如挤公共汽车，或在地铁一开门时就飞快地进去抢座位。这时，他们确实不会顾忌别人。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个人应得的那一份，应该由每个人自己去争取，而不是由别人来谦让。如果争取不到，就只能怪你是“戆大”。你应得的那一份你自己都夺不来，别人又能怎么 说不定，那一份原本就不是你应得的，否则怎么夺不来？

所以，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一般账都算得很清。我不占你的便宜，你也别想占我的便宜。于是，就会出现这样“可笑”的事：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楼道，每家都安一盏路灯，开关各人自己掌握，用多用少，咎由自取。这在外地人看来就是“自私件或“小气”，在上海人看来则是“大家清爽”，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生活原本已经不易，再为这些小事徒起纠纷，既伤和气又费精神，是不合算的。当然，上海人当中，也有喜欢占别人便宜的人。但因为各自界限分明，大家又都很精，要占也不容易。更多的还是占公家的便宜。占公家便宜，也是咱们的“国情”，全国各地一样的，非特上海人如此。不过，上海人即便占公家的便宜，也有分寸。比如用公费请客，也会精打细算，不会为无谓的面子铺张浪费。因为钱虽然是公家的，报账的人却是自己。自己报销的公款太多，又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也是不合算的。

事实上，上海人虽然精明，却并不主张占便宜。上海人固然看不起太笨的人，把他们称为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冤大头，却也鄙夷精明过头损人利己，对诸如掉包、掉枪花、耍滑头、损浪头、开大兴、捣浆糊、老门槛、不上路等等不以为然。上海社会的正面值是“精在明处”，是一利己不损人一，是“自私得合理”。这个“理”就是：你的权利是你的，我的权利是我的。你不愿意损害你的权利，我也不愿意损害我的权利，因此大家都别损害别人的权利。如果你能不损害别人的权利而获得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你有本事，我也不能来干涉。但如果你损害了别人的权利，别人就会不答应，最后你自己也会倒霉。懂得这个道理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拎不拎得清，是检验一个上海人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这个标准有时比精明不精明还重要。一个人如果“拎不清”，那么，哪怕他一口标准的上海话，或者显得很精明，上海人也会从骨子里看不起他。因为“拎得清”才是真精明，“拎不清”则是假精明。比如“吊车”就是。所谓“吊车”，就是当公共汽车上乘客已满，上不了人时硬挤上去，致使车门关不上，车也开不走。这时，平时“自私”、不爱管闲事的上海人就会和售票员一起劝告或声讨那个吊车的人。原因很简单：这个人已经损害了大家的权利，而他自己又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是典型的“拎不清”。对于这种“拎不清”的人，是没有什么客气好讲的。

显然，上海人的“拎不拎得清”，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认识之上的。上海人比任何地方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个人权利和利益不是孤立的东西，它只能存在于与他人、与群体的种种关系之中。要维护个人的权利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就要理清这些关系，然后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比方说，这件事该不该管，这个眼前的利益是不是应该先放弃等等。理得清这些关系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仍以前举“吊车”一事为例。“吊车”者的心理在上海是：“你想走，我也想走。你们要想走，就得让我上去。”在北京则是：“我就要上来，你能把我怎么 要走大家走，不走都不走！”结果当然是果真谁也走不 北京的司机和售票员的心理是：“走不 我还不想走呢！等警察吧！警察来了，有你好看的！”乘客的心理则是：“我是走不了，你小子也别想走！反正大家都走不 想让我给你让个地方上来？没门儿！”不难看出，北京人在考虑问题时，是以群体为本位，并作最坏打算的：“了不起大家都不走！”上海人在考虑问题时，却以个人为本位，并力争最好的前途：“不管这个‘闲事’，我就走不 大家都来管，大家都能走，包括我。”结果，“不自私”的北京人在放弃群体利益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人利益，而“自私”的上海人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也维护了群体的共同利益。

看来，上海人的“自私”也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当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时，他们可能真是自私的。比方说，不管闲事，遇事绕着走，以免引火烧身等等。但当群体受损会直接导致个人利益受损时，他们也会挺身而出。比如需要较长时间排队而秩序有可能紊乱时，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因为自己来得早，只要大家好好排队，该得的总能得到；秩序一乱，则倒霉的没准首先就是自己。

同样，上海人在于己无损的前提下，也会助人为乐。比方说，在公共汽车上为其他乘客和售票员传递钱票，上海人叫“摆渡”。在自动投币的制度形成之前，“摆渡”是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售票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摆渡”也是属于“拎不清”一类的。因为“摆渡”对你并没有什么坏处，不过举手之劳，如果也拒绝，就太不像话。再说，谁都有需要别人“摆渡”的时候，大家都不肯“摆渡”，大家都没有车坐，其中也包括你。

上海人的这种“合理”有时也会变成“歪理”。杨东平谈到过程乃珊讲的一个故事：众人排队买法式面包，一人不排队入内购买。一排队者不服，找经理反映“走后门”问题。经理拍着他的肩膀说：一我认识他，所以他可以不排队；如果我认识你，你也可以不排队，可惜我不认识你。”这显然是“歪理”，但大家却可以接收。因为这种“不公平”后面也有“公平”：只要认识经理，大家都可以不排队。既然如此，与其谴责“走后守，不如多认识几个经理。

这样一来，传统社会的某些东西就在上海留存了下来。但必须指出，它们是经过了上海文明的“包装”和“洗礼”的。洗礼成功的也许很精彩，包装失败则可能很尴尬。如果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现代的一面，而且是其中不好或不那么好的一面，就会糟糕透顶。上海小市民的毛病便多半如此。比方说，传统社会注重群体生活，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人情味很浓，但也不知道尊重他人隐私；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权利，反对干预他人私生活，但也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漠不关心。上海小市民便恰好集两方面缺陷于一身：既自私自利，小气吝啬，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该管的公共事务能躲就躲能赖就赖；却又爱窥人隐私，说人闲话，摇唇鼓舌，拨弄是非，你说讨厌不讨厌 这种人见人憎的“小市民气”，只怕是连上海人自己也感到可鄙吧！

总之，上海人是一群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移着的“城市部落人”。他们的根在中国传统文化，枝叶却又沐浴着欧风美雨。这就使他们身上既有优势互补的精萃，又难免不伦不类的尴尬。于是，当别人议论他们时，一旦事涉敏感之处，就会演出戏剧性的冲突来。

　　　　　　　　　　　六　上海的男人和女人

1997年1月7日，台湾作家龙应台在《文汇报》发表了《啊，上海男人》一文。文中写道：“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 原来他们在上海。”

这篇龙女士自认为、我也认为是赞美上海男人的文章一发表，在上海立即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据云：“上海男人”纷纷打电话到报社大骂作者“侮蔑”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其实仍是真正的“大丈夫”云云。一些上海男人（也包括女人）也纷纷撰稿作文，起而应战，历数龙文的种种不是，力陈上海男人的种种委屈。还有上海男人远隔重洋寄来信件，对龙应台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并株连到《文汇报》，扬言要在海外发起抵制《文汇报》的运动云云。委屈的龙应台惊诧莫名：“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其实，龙女士在上海遭到“群起而攻之”，多少有点“咎由自取”。因为她在赞美上海男人时，实在不该用了一种调侃的语调，诸如什么上海男人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啦，什么上海男人“不以帮女人洗内裤为耻”啦，什么“在20世纪末的中国上海，你说奇怪不奇怪，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男人”啦等等，更不要说还有那么多离奇的故事，比如上海男人因为怕老婆而不敢坐马桶、只能蹲在马桶上办事，或每晚都被老婆强迫做爱等等。这话搁到谁头上，谁都会恼火。

还应该承认，与龙应台商榷（也包括那些不一定是商榷、只不过是发发议论）的文章，也都有他们各自的道理。有些话说得十分在理，比如说男人下厨的根本原因，在于女子普遍就业且男女同工同酬，而且还同是“低酬”，故既需同工于社会，又需同工于厨下，“否则，一顿晚饭吃到什么时候去？”（冯世则《说“横扫”》）有些话说得颇为俏皮，比如说古人是“女为悦己者容”，如今则是“男为悦己者厨”（M．P《瑞典来信》）。有些话有点道理也有点俏皮：“不是每个上海男人都有跪搓板的经历，深夜被赶出家门的男人也许正无忧无虑地走向情人的单身公寓，而家里河东狮吼的女人正百感交集自叹命苦，却死惦着灰溜溜走出家门的男人。”（张亚哲《乱谈“上海男人”》）有些话可能是事实也可能不是，比如“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陆寿钧《也说“上海男人”》）或者“上海男人是比较务实的，不为传统观念而硬撑，不为讨好女人而强扭”，“以一颗平常心处世居家过日子，所以多数上海男人活得心安理得，一点也没觉察到自己已变成世界稀有品种，奇货可居。”（沈善增《捧不起的“上海男人”》）还有的则已不仅仅是替上海男人说话了，比如说大陆女人之难：“在摇晃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她得抱得动孩子；在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得扛得动煤气罐。她温柔不得，粗糙一点才做得了大陆女人。”大陆男人也难：“本来分房子该排到他了，可又不知给谁的后门挤了下去。他也有气呵！女人可以因此而骂他是窝囊废，他却不可以去骂单位领导是混账东西王八蛋。”“他又如何男子汉得起来！守大门的老头同志，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小姐，托儿所的小阿姨们，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上级下级同事领导，他都小心翼翼得罪不起”，“一个关系处理不好他都会倒楣。夫妻关系上他不以退为进，再跟自家人过不去还有什么意思？你让他鼓着胸肌揍女人出气以显示男子气概 ”“事实上每日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上海男人也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锤炼胸大肌。无法像衣食不愁的西方男人一样拼命运动卖弄肌肉以显示雄性魅力。上海男人知道压在他们身上以及他们妻子身上的生活担子有多重。”因此“心太软”的上海男人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心爱的女人累死累活而袖手旁观（唐英《上海男人，累啊》）。（图二十二）

这样实在的话，谁读了不会为之动容？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龙应台有多少失误而其他人有多少道理，而在于这件事为什么会在上海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要知道，上海人可是被“骂惯了”的，比如说“上海人自私”、“上海人小气”等等。这些飞短流长闲言碎语全国各地满世界都是，上海人早已充耳不闻满不在乎。正如一位身居上海的北方女人所言：“报章杂志及天南地北的杂谈闲聊，时有对上海人、特别是对上海男人的评论，往往带贬意的居多；但上海人一般不大把这当回事，很少有人起而辩解、驳斥。”（杨长荣《为上海男人说句话》）比如电视连续剧《渴望》有影射上海男人自私委琐之嫌，《孽债》则被误认为是说上海男人乱撒风流种子，“敢生不敢养”，不负责任。两剧虽在上海引起不满，却也未见“有什么上海人跳将出来理论一番”。这一回却是破了一个例。那么，为什么上海人在蒙受了那么多“不白之冤”时都无动于衷，惟独这一回龙女士只不过用调侃的语言赞美了上海男人，就让上海人大为光火、恼羞成怒 莫非这次触及到的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而上海人又特别忌讳别人说他们怕老婆？

的确，男女关系确实是一个敏感问题，怕老婆也不怎么体面。不过，怕老婆虽不体面，却也不算太丢人。中国自古就有怕老婆的事，就连皇帝和宰相也有怕老婆的（请参看拙著《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也没听说有多丢人。至少，怕老婆总不比自私、小气丢人。何况上海人也并不讳言自己怕老婆。1991年，上海电视台播出名为《海派丈夫变奏曲》的系列小品，列举围裙型、夹板型、麻烦型、保驾型、私房钱型等10种类型，并唱道：“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王拿牛奶呀，老赵买酱油。妻子一声吼，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交，残羹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其调侃性实不让龙女士，上海人看了听了却哈哈大笑，也没听说有人要向电视台“讨个说法”。

也许，问题就出在：怕老婆这事（也包括相关的其他事），上海人自己说得，别人就说不得，尤其龙应台说不得。因为上海男人“终究是男人，是中国的男人。尽管是不可多得的‘稀有’，或‘温柔坦荡’到‘像个弯豆芽’”（胡妍《龙应台和“捧不起的上海男人”》）。哪个男人愿意被说成是“不像男人” 没有。如果被女人这样说了，就更不行。何况尤应台又是个嫁了老外的台湾女人，同时又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名女人，养尊处优，风花雪月，要啥有啥的，自然“站着说话腰不疼”，有什么资格对被生活重担压弯了腰的上海男人说三道四？结果，上海的男人和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无端地成了一盘烤得透红的龙虾”，而那位乱刮旋风的龙女士，却“早已坐在瑞士美丽的家中，欣赏并记录着她儿子安安的如珠妙语，我们这里关于上海男人的喋喋不休，浑不关那个家中的痛痒”（李泓冰《龙应台与周国平》）。想想谁不生气？

但，即便如此吧，似乎也犯不着那么光火。要知道，尤应台毕竟没有恶意呀！她也没有挖苦或者嘲讽上海男人，只不过有点“困惑”又有点“调侃”罢

其实，事情坏就环在那“调侃”二字上。你想吧，如果真心认为“最解放的男性就是最温柔的男性”，而上海男人恰恰就是，那么，你调侃什么 还不是内心深处多少有些不以为然？这就让人恼怒，而恼怒的深层原因则是被戳到了痛处。事实上，上海男人的形象问题一直是上海人的一块“心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全国各地都有了一种“共识”，即：“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上海男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并为此深感苦恼。上海男人也不是没做过努力，比如也有人留发蓄须，作“硬派小生”或“西部牛仔”状，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不像”。因为“你无法设想一个浓须长发的壮汉操一口绵软的吴语与小贩讨价还价”（杨东平《城市季风》）。正因为上海男人心知肚明又无可奈何，因此特别怕别人说。现在龙女士却把一般人认为“不像男人”的种种表现添油加醋地统统端了出来，还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这不是存心和上海人过不去 这口气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对这种事情的不能容忍，可是全世界都“人同此心”的，不独上海人如此。不过，上海人到底是上海人。在对龙女士的“回敬”中，尽管有些话也许没说到点子上，但那态度，仍不失优雅体面，费厄泼赖。

于是我也想替上海男人说几句话。

要说上海男人，还得先说上海女人。

说起来，上海的事情就是有点怪。比方说，大家都公认上海这个城市好，对上海人评价却不高。上海人当中，上海男人历来形象不佳，上海女人却颇受好评（除特别反感她们的爱窥人隐私和爱说人闲话外）。平心而论，全国各地都有漂亮女人和优秀女人，上海女人并不是其中最漂亮和最优秀的。但，一个女人到了三四十、五六十岁，或者在恶劣条件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却仍能有“女人味”的，则似乎非上海女人莫属。可以说，上海女人是中国“最有女人味的女人”。

上海女人之所以特别有女人味，除南方女性原本比较娇美，城市生活远较农村优越外，更重要的，还是她们特别看重自己的性别特征，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女性养成教育”的传统。她们从小就懂得女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以及应该怎样做女人。结果，即便她们本来不是最漂亮最出色的，也变成最漂亮最出色的 这也正是上海这个城市特有的魔力。陈丹燕说：“上海是那样一种地方，要是有一点点钱的话，它可以做出很有钱的样子出来，它天生地懂得使自己气派。”《上海的风花雪月》）我们也可以说：上海女人是这样一种人，要是有一点点漂亮一点点娇嗲的话，她可以做出很漂亮很娇嗲的样子来，她们天生地懂得使自己有女人味。

上海女人的女人味，一言以蔽之曰：嗲。

“嗲”这个词，是完全属于南方的。北方人无论男女，往往不知“嗲”为何物。我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对“嗲”有一个界说，认为它就是某些女孩子身上特有的、能够让男人心疼怜爱的“味道”。一个女孩子之所以能有这种味道，则多因身材娇小、体态妩媚、性格温柔、谈吐文雅、举止得体、衣着入时，静则亭亭玉立，动则娉娉袅袅，言则柔声轻诉，食则细嚼慢咽，从而让男士们柔肠寸断，疼爱异常，大起呵护之心。其中，除先天气质外，后天修养也很重要，而以此征服男性之功夫，则是上海人之所谓“嗲功”。

但，如果你以为上海女性都是弱不禁风娇生惯养的“娇小姐”，那就大错特错 上海女人不但娇美，而且能干。——中国女人都能干，但在能干的同时还能保有女人味，却很难。在我的印象里，城市女性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当首推上海和成都的女人。不过成都女人嘴巴太厉害，得理不让人，也不够嗲，则其女人味较上海女人又略逊一筹。

上海女人都是“专家”，——专门顾家。除女高知、女高干和其他个别人外，属于市民阶层的上海女人，一般知识面都不广，对外面的世界知之不多，也没有太多的兴趣，但只要涉及家庭建设和家庭生活，则无所不知无所不精。在这方面，她们的学问往往超过她们的丈夫（她们的丈夫则超过外地男人），她们的精明也往往超过她们的丈夫（她们的丈夫则比外地男人精明）。因此，她们就理所当然地应该享有家庭的主导权和领导权，而她们的丈夫则同样理所当然地应该去买菜、烧饭、洗衣、拖地板。当然，丈夫比妻子更精明能干的也有。不过，在这样的家庭中，做丈夫的往往不会反过来让妻子当小工，而是“从奴隶到将军”一人承担。于是他们的妻子便可以继续去当“嗲妹妹”，而那些能力明显强于丈夫的则可能会由“嗲妹妹”变成“母老虎”。但一般地说，即便是“母老虎”，也是上海式的。她们能够牢牢地掌握家政大权并使丈夫俯首帖耳，靠的不是河东狮吼，而是怀柔政策，即不是高压，而是嗲功。因此，当男人发现“妻管严”原来是一种“甜蜜的痛苦”时，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把这种一病”继续得下去。

更何况，在男人买菜、烧饭、洗衣、拖地板时，女人也并没有闲着。上海女人是闲不下来的。事实上让男人累死累活女人却袖手旁观的，在上海并不多。更多的还是“夫妻双双把家建，你挑水来我浇园”（惟一弄不清的是上海人哪来那么多家务要做）。上海女人在家里差不多都是“身先士卒”的将军。不管上海的男人如何被说成是“马大嫂”，真正家务做得多的，多半还是女人。她们在控制了“治权”的同时也提供着最好的服务，让丈夫穿得体体面面，把孩子养得白白嫩嫩。难怪有人笑言：要知道什么叫“领导就是服务”，最好到上海人家里去看。（图二十三）

看来，我们还应该说，上海女人是最好的女人，至少在她们家里是这样。

很难想象，与这些最好、最有女人味的女人厮守相伴的，竟是“最不像男人的男人”。

说“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理由似乎很多。首先，外形就“不像”。北方人一提起上海男人，第一印象往往就是“小白脸”和“娘娘腔”，即细皮嫩肉、奶声奶气（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或并不完全如此）。较之“北方大汉”或“西部牛仔”，上海人确乎比较白嫩，上海话也确乎比较绵软，给人阴柔有余阳刚不足的感觉。但如果以此便断言“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便未免肤浅可笑。难道真的要像打手一样浑身肌肉、像土匪一样满脸胡子才像男人？不至于吧！

上海男人的“不像男人”，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追求太像女人。在这方面，他们的趣味和品味甚至都和女人一样。他们的做家务，已不仅仅是分担劳苦或共建家庭，而是以此为“事业”，沉湎痴迷，乐此不疲。不少上海男人不但精于烹调料理，能烧一手漂亮的小菜（这在外地男人看来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而且对服装裁剪也十分在行（这就不可理解和接受了）。他们像女人一样爱逛商店（男人不爱逛商店是世界性的），熟悉商品的行情，精通讲价的技巧，善于识别面料的真伪，说起各种服装的流行款式来如数家珍，有的还会织毛衣。这就实在太像女人 哪有一个“大男人家”整天惦记着针头线脑，念念不忘毛衣的针法和纽扣的搭配 上海男人就会。

上海男人还会像女人一样絮絮叨叨、婆婆妈妈，热衷于生活中上不了台面的鸡毛蒜皮，邻里间说不清是非的磕磕碰碰。当然绝非所有上海男人都这样，正如绝非所有上海男人都会打毛衣。而且，外地同样也有这样的男人。但在人们心目中，这样的男人似乎以上海为最多、为最典型，甚至会认为上海男人“就是这样的”。于是，在外地如果碰到这样的男人，人们就会说：“他怎么像个上海人？”

上海男人有这么多“不像男人”之处，怕老婆早已不是什么严重问题

我曾多次说过，在某种意义上，“怕老婆”其实是“封建残余”。只有在传统社会才有“怕老婆”，也只有在传统社会“怕老婆”才可笑。因为传统社会的规矩是“男尊女卑”。本该威风八面的“大老爷们”居然怕起老婆来了，当然可笑。现代社会崇尚的却是人格独立、意志自由和男女平等，女人不该怕男人，男人也不该怕女人。“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恐怕是“谁也不怕谁”。上海人也一样。上海家庭中的男人和女人，大多数恐怕还是“谁也不怕谁”的。女人也许会偏向娘家一些，但至少不会亏待丈夫；男人可能会孝敬文母娘多一点，却无妨看作是对妻子持家辛苦的一种变相酬劳，不好都算作是“怕老婆”的。至于分担家务，则早已不限于上海。只不过北方男人的做家务，多限于换煤气之类的”力气活”或装电器之类的“技术活”，不至于给老婆洗内裤。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男人。做家务嘛，还有什么活干不得不成？再说，人家愿意，你管得着

更何况，上海女人是应该为上海男人的“不像男人”负责的。一方面，上海男人那种温柔光洁、香喷喷甜腻腻的形象，是上海女人设计和塑造的。正如杨东平所说，她们总是喜欢按照“小家碧玉”的审美理想，仿照裁剪书上提供的模式，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打扮成“漂亮的大男孩”（《城市季风》）。另方面，她们对家庭生活的过分看重，不断与同事、女友攀比，务必事事不落后于人，也无形中给男人造成了负担和压力。前面说过，雅致是上海的空气，上海人在家庭生活中也会追求雅致，这原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对于大多数薪资不高住得又挤的工薪族来说，要过雅致的生活，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是：夫妻双方都必须把时间精力聪明才智投入到家庭建设中去，殚精竭虑，费尽心机，精打细算以求节省，想方设法以求精美。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如果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的心思，就难兔变得小气琐碎起来。女人小气琐碎一点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尽管并非所有女人都小气琐碎），男人小气琐碎就会被人看不起。这时，连同他的外形和语调，便都会被看作是“女人气”的表现。

有着上述“特征”的当然只是上海男人中的一部分。他们在上海男人中占多大比例，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得知的事情。而且，“女里女气”的男人外地也有，就连北方也不例外。所以，说“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是不公平的。这里面有误解，也有偏见。比方说，把所谓“怕老婆”以及主动承担家务，买菜、做饭、帮老婆洗内裤等也算在“不像男人”的证据，就是传统观念所使然。其他如“像个弯豆芽”或“喝醪糟都上脸”等等，也不足凭。我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说过，并非只有身材高大、肌肉发达、力大无穷才像男人。“男人的力量首先在于人格，人格的力量又在于一团正气。”这样的男人上海有没有 我想是有的。

但，问题并不在于上海男人像不像男人，有多少人像多少不像，不像的又不像到什么程度，而在于为什么一说“上海男人不像男人”，就会有那么多人认同，上海人自己则会特别敏感特别恼火？这个事实可是绕不过去的。比方说，龙应台那篇文章如果改名为《啊，北京男人》在北京的报上发表，会怎么样 肯定只会引起哄堂大笑，以为那不过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其实，上海人也不该恼怒的。外地人是有些喜欢嘲笑上海男人，但他们却并不嘲笑上海女人。不但不嘲笑，反倒还会在心里给上海女人打高分。至少，绝不会有人说“上海女人最不像女人”。既然上海女人是最有女人味的，那么，根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原理，她们的男人也不该不像男人。

事实上上海女人的“军功章”里，确实既有“她的一半”，又有“他的一半”。正是由于上海男人的疼爱呵护，使她们有着远比北方女人更好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她们才能够在为人妻为人母后仍旧保持着让人啧啧称赞羡慕不已的“女人味”。上海男人是为他们的女人作出了牺牲的。要牺牲就牺牲到底吧！不要再为自己“像不像男人”而烦恼。更何况，某些被认为是“不像男人”之处，可能恰恰是一种进步。正如吴正所说，北荒南乡之地某些“令上海男人瞠目之后外加摇头”的“男子汉派头”和“大老爷们作风”，“正是该类地区在能见的将来还不能那么快地摘去贫困之帽的标帜之一”（《理解上海男人》）。进步是不需要辩解的。“大言不辩”。上海男人如果坚信自己是现代新男性，就用不着那么迫不及待地出来为自己辩白。

也许，从总体上讲，上海人还不是理想的、完整的、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城市人（部分优秀分子除外）。他们确实较早地获得了某些现代观念，却又同时留着一条传统的辫子和尾巴。于是，当辫子被人揪住、尾巴被人踩住时，就会叫起来。至少，他们在面对传统观念的挑战时多少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底气不足的原因，除无法割断历史割断传统外，还因为自己也知道自己“毛病多多”，包括某些确实“不像男人”之处。这些毛病有的是上海扭曲畸形的历史所造就，有的则是上海人自己检点反省不足所使然。更何况，某些传统美德如豪爽、谦让等等也许已“不合时宜”，但毕竟曾经有过自己的合理性。因此，当坚信传统美德合理性的人身体力行地坚持着这些道德规范，并因而觉得自己有资格批判上海人时，他们是理直气壮、中气十足的，而代表着“现代”的“城市部落人”，则会自惭形秽、语无伦次，甚至恼羞成怒。

实际上，上海人的内心深处充满了矛盾，他们的日常行为也不乏悻论。比方说，上海滩原本是开放的。正是无拘无束的开放，造就了雄极一时的大上海。然而上海人的心灵却很难对外开放。上海人谨言慎行，不多言，不妄交，绝无某些北方人“见面就熟，无话不说”的“豪爽”，奉行“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信条较之传统社会中人为尤甚。这恰是当年“十里洋场”上尔虞我诈、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的教训所致。结果，“不设防的上海文明终于滋生了处处设防的上海人”（余秋雨《寄情于上海文明的未来》）。正因为处处设防，所以尤爱窥私，因为要防备别人背后做手脚。大家都设防，大家又都窥私，每个人都既要窥人又要防人窥，结果自然是防范心更重，窥私心也更切，人人鬼鬼祟祟，个个皮笑肉不笑。这就难免让外地人尤其是豪爽的北方人看着犯恶心。但在上海人，却又有说不出的苦衷。应该说，上海人是背着沉重的心理负担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唯其如此，他们才会成为最招人物议的一族。

　 新上海人

然而历史毕竟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一代的上海人将如之何？“城市部落人”处于两难之中。

也许，事情难就难在上海人是一个“现代部落”。“部落”这个概念，无论如何也是和“现代”相冲突的。但上海人如果不再是一个“部落”，那么，上海人还会是上海人

其实，上海人之所以成为一个“部落”，主要原因就在于传统中国从来没有过上海这样一种城市类型。这就使上海一开始便处于农业文明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而上海人则不过是在这大海的滩涂地段一求生存。面对传统力量的敌意和怀疑，上海人不能不通过强化自己的社区性，来保卫自己的新文明。这就使上海人成了一个极其看重自己文化特征的“部落”，一个自恋而脆弱的“部落”。

现在的历史条件显然已大不同于前。上海不但不再孤立，而且反倒有些落伍（这也是近年来上海大刮怀旧风的原因之一）。中国的新型城市相继崛起，而老城也在走向新型，从而形成一个“一元多样”的新局面。所谓“一元”，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多样”，就是除上海模式外，还有深圳模式、厦门模式、海口模式，以及近年来出现的重庆模式和“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等等。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上海不再孤独。

上海不再成为一个“部落”，并不等于上海人将不再成其为上海人。因为上海文明中的核心内容和合理成分，恰恰是新时期的文化精神。比如被称之为“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的“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就和塑造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新中国人目标一致；而上海人百年来养成的敬业精神、契约观念、合理主义等，也与发展市场经济和走向世界相合拍。至于上海人的种种丑陋，则原本应该涤荡一净。实际上，上海人早就开始在做这个工作 在某些城市尚陶醉于“表扬与自我表扬”时，上海却高举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旗帜，真诚地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在这方面，向被视为“小气”的上海人，却比许多自以为豪爽大方的人要大度得多。

这就大有希望。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知彼固然不易，知己则更难，故曰“人贵有自知之明”。然而上海却有条件。因为上海一直既是众望所归，又是众矢之的。是众望所归就能知彼，是众矢之的就能知己；是众望所归就能增强信心，是众矢之的就能反思自省。所以，上海人大可不必为外地人的几句闲话而不自在。如果说，上海人过去曾经一度是“最招人物议的一族”，那么现在便不妨因势利导，干脆把自己变成“最敢于接受批评的一族”。苟如此，则上海人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和极高的素质让世人瞩目。

上海和上海人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上海文化中一直有一种顺应形势自我更新的机制。当历史需要上海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它成功了；当历史需要上海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它又成功 现在，上海已经积累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搞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无疑是长袖善舞游刃有余；而一种新城市文化和新城市人格的塑造，则同样是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模式，也是一种文化模式。它最终将造就既能继承传统美德又具有新观念、新思想、新道德、新行为和新生活方式的一代新人。在这方面，上海比其他任何城市都得天独厚。上海观念比北京新，历史比深圳久，比广州大气，比重庆雅致。更为可贵的是，上海还是一个有主见的城市。它知道它在世界上和历史中的地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所以，即便在极左势力最为猖獗的年代，一贯“胆小怕事”的上海人也仍在“四人帮”的眼皮底下悄悄地同时也顽固地坚持着他们认为应该坚持的东西，比如学文化、读外语、不为进部队文工团只为艺术修养学琴练琴等，而不像其他地方果真“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把宝贵的文化遗产毁于一旦。

的确，上海是这样一个城市：它是开放的、兼容的、多元的、不设防的、泥沙俱下和鱼龙混杂的，但不等于没有选择、不识好歹。作为“城市部落”，它总是会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社区性，而这种社区性又恰恰是指向现代指向未来的。于是上海人的性格（包括他们种种遭人非议的“毛病”）后面，便蕴含着尚未开发或不为人知的值得肯定的东西。一旦条件成熟，这些具有优越性的东西便会破土而出，上海人就会让人刮目相看。

实际上，上海人的许多毛病（比方说“小气”、“自私”）是被逼出来的。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些毛病不好（所以一旦被批评就特别恼火），只不过要改也难。比如现在上海一些孩子，花起钱来倒是不小气了（尤其是花父母或别人的钱时不小气），却比他们的父母更自私，在事涉多人时往往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看来好的东西会变成传统，坏的东西也会变成传统，而一个东西一旦变成了传统，就可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要引起注意和警惕的。因此，上海人似应对“上海文化”进行一番梳理，扬其长而避其短，去其劣而存其优。上海人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上海人一直在对自己的文化进行自省，又有那么多人在关注着这件事情。更何况，时代总在进步，社会总在发展，上海人的生活前景越来越好，他们实在不必再坚持那些毛病，而他们文化中那些具有现代性和优越性的东西，则无疑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大成气候。

何况上海滩又是何等地开阔 开阔是上海滩的品格。更为难得的是，上海不但开阔，而且雅致。这是不容易的。小城因其小巧而容易雅致（如苏州），大城因其开阔则难兔粗疏（如北京）。惟独大上海，不但大，不但开阔，而且雅致。这说明上海的城市性格中有一种极为优秀的品质，这才能把开阔和雅致统一起来，就像北京能把大气与醇和统一起来一样。只是由于上海一度关上了大门，既不对外开放，也不对内开放（或只出不进），雅致的味道才变酸 因为开阔既丧，则市民社会的雅致必然变成小市民的酸腐，正如醇和既丧，则大气也就变成了霸气和痞气。但一个真正优秀的城市，它自身性格中的固有品质是不会轻易丧失殆尽的。可以肯定，这样的一个城市，一旦全面进行改革开放，它的气派，它的前景，它所能释放出的能量，都将是无可估量的。

看来，我们似乎不必为新上海人和新上海文化作杞人之忧。

上海人仍将会是上海人，但却会变得更可爱、更美好。他们从“最招人物议的一族”一变而为“最优秀的一族”，应该说指日可待

易中天《读城记》——广州市

xiea 发表于 2006-4-19 16: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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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市。

广州市很活很活。

广州的活力让人惊异。

用“生猛鲜活”四个字来概括广州，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这些个性和风格虽然不能测定和量化，却可以体会和玩味，也大体上可以用几个字来描述和传达，尽管不一定准确。广州的个性和风格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说，北京的风格是“大气醇和”，上海的风格是“开阔雅致”，厦门的风格是“美丽温馨”，成都的风格是“洒脱闲适”，那么，广州的风格就是“生猛鲜活”。

广州是一个不知疲倦、没有夜晚的城市。一年四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活力。无论你在什么时候（白天还是晚上）、从什么方位（空中还是陆地）进入广州，都立即能触摸到它跳动的脉搏，感受到它的勃勃生机。这种“生猛鲜活”是有感染力的。它能使你不由自主活蹦乱跳地投人到广州一浪接一浪的生活浪潮中去。因此，第一次到广州的人常常会睡不着，尤其是逛过夜市之后。广州的夜生活是那样地丰富，能睡得着

广州确实是一个“不夜城”。它似乎并不需要睡眠。而且，越是别人需要睡眠时（比方说冬夜），它反倒越是“生猛鲜活”。因此，当历史在中原大地上演着一幕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时，它多少有点显得默默无闻。但，如果历史想要抽空打个盹，广州便会活跃起来。由是之故，“生猛鲜活”的广州似乎只属于中国的近现代。

的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广州无疑是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个重要角色。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差不多有半数左右是由这三座城市书写的。北京的一言九鼎当然毋庸置疑，异军突起的是上海和广州。广州的历史当然比上海久远。至少，它的建城史，可以上推至二千二百多年前的秦代（其时秦将任嚣在今广州市中山路一带建城）；它的得名也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尽管那时的广州并非一城一市之名，但好歹州治是在现在的广州。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广州在“天朝大国”的版图上，还是一个极不起眼的边鄙小邑，是封建王朝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再了不起也不过一个“超级大镇”而已。然而，随着古老的中国开始面对世界，走向现代，广州突然变得令人刮目相看。它甚至昂起倔强的头颅，向着遥远的北庭抗声发言，乃至举兵北伐。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盘踞北京的时代，南海岸的广州和东海口的上海，轮番成为颠覆北方政权的革命策源地。后来，它似乎一度“退隐”了，只留下“广交会”这个小小的“南风窗”。上海以其不可替代的地位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州则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省会城市。然而，“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当上海成为“褪色的照片”而倍感陈旧落伍时，广州却重新显示出它的“生猛鲜活”，而且势头正猛方兴未艾。在短短十来年时间内，以广州为中心，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先后崛起了深圳、珠海、佛山、顺德、江门、东莞、中山、南海等一大批“明星城市”，使这块原先的“蛮荒之地”变成了整个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成为“淘金者”趋之若鹜的“金山”或“宝地”。尽管这些新兴城市有不少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公共设施方面已经超过了广州，但广州毕竟还是它们的“老大”，是它们的历史带头人和文化代言人。显然，要了解这个地区活力的秘密，还得从广州读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