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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抵”之中，最有意思的还是“抵锡”。锡，也就是吻。都说爱情无价，广州人偏偏说有。价值几何？也就“一锡（吻）”而已。深深爱着你的人为你奉献一切，尽心尽力，总该有所回报吧？拿什么回报？黄金有价情无价，还是道一声“抵锡”吧！轻轻的一个吻，比什么东西和多少钱，都“抵”。正如饶原生所说：“爱的奉献最需要爱的回报”（《粤港口头禅趣解》）。

广州人还有一个用得很多的词，叫“睇数”。它的本义，是结账、算账，而且主要指在食品店用餐后服务员来结算账目。比方说，一个人小赚了一笔，高兴了，要请朋友吃饭，便会说，呢餐我“睬数”！但是，一个女孩子如果不慎婚前与恋人暗结珠胎，那么，她的家人便会找到那男孩，说：你应该“照数”的！这就看不懂 难道这种事情也要结账？原来，这里的“睬数”，是“负责”（当然也包括“认账”）的意思。所以，广州人如果要表示对某件事负责，便会说：“我睇数！”“负责”要用“埋单”来表示，可见广州之“世态”确实是“市态”。

当然，广州人也不会什么事情都“睇数”的。睇，也就是看。一餐饭吃完了，服务员把单拿来请你付账，你当然要看看上面的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埋单”才叫“睇数”。显然，“睇数”不“睇数”，要看“抵哈抵”（值不值）。“抵”，就“睇数”；“唔抵”，当然也就不“睇数”。此外，也还要看自己有没有能力“睇数”。没有能力，却随随便便表态“我睇数”，不是“赣居”（傻瓜、笨蛋），便是“大只讲”（空口说白话，说话不算数的人）。遇到这样的人，你千万不要信以为真，还是自己设法去“埋单”为好。

总之，“睇数”，是做人的准则，尤其是在一个讲究信誉、看重合同、尊重契约的商业社会做人的准则。诸如此类表现商业社会性质的广州方言还有许多。比方说，一个老姑娘，拖到三十出头了，还没有嫁人，便会被左邻右舍三姑六婆说成是“卖剩蔗”。甘蔗被人挑来拣去，挑剩下了，当然不大容易再卖。其实老姑娘的不嫁，原因很多，并非一定是嫁不出去。倘若她根本就不想嫁人，则这些左邻右舍三姑六婆，便多少未免有些“八卦婆”（多管闲事的女人，又叫“八婆”、“八妹”）的味道 再说，把“嫁人”说成是“卖甘蔗”，也甚为不妥。不过，这句话，倒是十足的“广州话”。广州四乡盛产甘蔗，而广州人又爱把什么都说成是做生意。

最有趣的也许还是广州人的道谢。广州人道谢，叫“唔该”。如果要加重语气，则再加一个“晒”字，叫“陪该晒”。它不但有“谢谢”、“多谢”的意思，还表示“请”、“劳驾”、“借光”、“对不起”等等。比如“晤该借歪哟”（劳驾请让让），或“还番枝笔界你，陪该晒”（这枝笔还给你，多谢）。既然要劳驾别人帮忙，或谢谢别人的帮助，为什么还要说别人“唔该”（不应该） 原来，“唔该”（不应该）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意思是说，像我这样的“小人”、“小店”和“小事”，实在是“唔该”劳您老人家“大驾”，或“唔该”被您老人家如此惠顾的。不过，“唔该”归“晤”，劳驾还得照旧劳驾。只不过自己得了实惠以后，道一声“唔该晒”就好

显然，这里仍有某种商业气息在里面。因为所谓对方“唔该”（不该），其实是盖因自己“唔抵”（不值）。双方好像做了一笔不等价的买卖，当然要道谢

请求帮助和表示感谢的人既然自己认为“唔该”（不该）或“唔抵”（不值），被感谢的人当然也不能表示受之无愧，而必须说“湿碎”或“湿湿碎”。湿，也就是“湿柴”；碎，当然是“零碎”。湿柴烧不着，零碎不足道，一声“湿湿碎”，也就抵消了对方的歉意。这意思无非是说：我这一点点“小帮小忙”、“小思小惠”，实在“晤该”（不该）受此重谢。那意思，就好像只卖了一碗白粥却收了十块钱小费似的。这样一来，双方当然都很体面，也都很高兴。所以，广州人在要请别人帮忙或受惠于人时，总要说一声“晤该晒”，而对方也多半会说“湿湿碎啦！”

这就颇有些像咱们“国语”中的“对不起”和“没关系”。所谓“对”，就是“面对”。既然是面对，那就要有“面子”。没有面子，就不能面对，也就会“错过”或“耽误”，这就是“错误”。所以，一个人，如果犯了错误，误伤了别人的面子，就要说“对不起”。这意思是说，我原本也想“对”的，只是因为自己面子太小，想“对”而“对不起”。接受道歉的人当然不能公然承认对方的面子“对不起”自己的面子，便只好说“没关系”。也就是说，咱们根本就没有“面对”过，哪里存在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事情？不过现在既然已经“对话”了，自然还是“对得起”。这样一来，当然大家都有面子。

上述说法的共同特点，是贬低、自己抬高对方。这也是咱们的“国风”，礼仪之邦，抑己扬人。不过，“对不起”是贬低自己的“人格”，“陪该晒”和“湿湿碎”则是贬低自己的“价格”。因为所谓“湿柴”，原本是指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发行的那种不值钱的“金元券”，而“碎”则有“碎银子”之意。广州是“市”，当然说来说去，一不小心，就总会说到“钱”上去

看来，广州人和北方人一样，也是要念“面子经”的。只不过，北方人的“面子经”，主要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广州人的“面子经”，则更多了一些“经济学”的内容。

广州人的“面子”，有、个洋名儿，叫“菲士”，亦即“血ce”（脸）。一个广州人，是不可以没有“菲士”的，就像不能没有脸一样。穿名牌衬衣著名牌皮鞋戴名牌眼镜，是为了“菲士”；把家里装修得像“星级宾馆”，年节时婚礼上散发馈赠的“利市”（红包）涨鼓鼓的，自然也是为了“菲士”。如果是未婚男女“相毗（相亲），或带“小蜜”到咖啡厅“蜜斟”（密谈），当然更要讲究“菲士”：地点须是“五星”，出人自然“打的”（有私家车则更好）。至于“家底”如何，则又当别论。不管怎么说，晤可以没晒“菲士”的。

什么人最有“菲士”？自然是“波士”。“波士”就是领导者、负责人、老板、头儿、上司。这些人，颐指气使，说一不二，自然是派头十足，“菲士”大大地有。更何况，广州人的头脑里，既有传统社会中的等级观念，又有商业社会中的经济意识，对于既有权又有钱的“波士”（老板），当然至少是会客气得很。

说起来，“波士”这个词，倒也一语双关，妙不可言。“波”这个词，在广州话中多半指“球”，比如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但不包括网球、羽毛球、康乐球等）。所以，打球叫“打波”，看球叫“照波”，而球艺特佳者便叫“波霸”。如此，则“波士”岂非就是“球人”？饶原生《粤港口头禅趣解》一书说，港人最早使用“波士”一说，可能是因为老板的大腹便便而对“波”（球）产生了联想。这当然只不过是有意的“趣解”。因为“波士”是“boss”的音译，意谓总经理、大老板、资本家，“波产则是“bail”的音译，不搭界的。

不过，把老板（波士）看作“球场上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合适。因为商场如战场，战场亦如球场，都是群雄逐鹿心竞力争必须一“搏”的地方。同时，也正如饶原生所说，是“观众们的眼睛聚焦所在”。所以亦无妨视彼“波”为此“波”。况且，视商场或官场如球场，比起视之如战场来，总多少要让人觉得轻松一点。

也许，这又体现了广州文化的一个特点，强调意念作用，讲究心理调节。它的一个极端的表现，就是所谓“意头”。

广州人的讲究“意头”，在外地人看来，几乎到了“神经病”的地步。公司开张、儿女婚嫁固然要一择吉”，便是随便吃点什么东西，也要讲“意头”。广州菜肴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数不胜数，“意头”也就讲究得无奇不有。比如，发菜蚝豉叫“发财好市”，发菜猪手叫“发财就手”，发菜香菇叫“发财金钱”，这些菜在喜宴上特别受欢迎。至于猪舌谐音“赊”，猪肝谐音“干”（枯），丝瓜谐音“输”，苦瓜有个“苦”字，当然叫不得，于是改叫“猪利”、“猪润”、“胜瓜”、“凉瓜”。广州姑娘爱吃一种名叫“士多啤梨”的水果，外地人还以为是什么进口新品种。及至拿来一看，才恍然大悟：“不就是草莓 ”广州人一听这话，立马就会叫起来：“衰过你把口！乜‘霉霉’声 ”

这就未免让人有动辄得咎之虞。事实上，外地人到广州，常常被告诫说话做事要注意“意头”。比方说，朋友结婚，断然不可送钟（终）、梨（离）之类，否则你花了钱还不落好。于是外地人只好苦笑：这算什么事吧！也有人说：投机心理嘛！还有人解嘲似地说：广州人反正“投资”、“投机”分不清。他们既然要“投资”，就免不了会要“投机”啦！

对于广州人这种讲究“意头”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心理，我倒是主张无妨宽容一点。好歹这种讲究并没有什么恶意。关键在于讲究者们自己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如果是真信那玩意，而且信到“执迷不悟”的程度，当然是“迷信”，既可笑，又不必。如果只是表达一种愿望，说说而已，就没有什么非纠正不可的 当然，其不宜提倡，也毋庸置疑，因为从人类学的角度讲，这无非是一种“巫术遗风”。都什么年头了，还信巫术

事实上，广州人也并不认为“意头”就是决定一切的。

广州有这样的话：“晤好靠撞彩”，意思是要靠自己努力，不要靠碰运气。如果只想碰运气，那就会“望天打卦——没着落”。“迷信”的广州人，居然会说出这么一句嘲讽算命先生的歇后语，想想真是好笑，却也并非没有道理。旧时广州算命先生多，而广州的天气又多变。没准那算命先生刚刚夺下海口，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就会把他浇成个落汤鸡。于是乎，丢了饭碗的算命先生，便只好“望天打卦”，给老天爷算命 所以，当广州人问起某件事是否落实时，往往就会诙谐地说上一句：“望天打卦 ”

“望天打卦”靠不住，靠得住的便只有自己。

所以，广州人极其看重一个“搏”字。中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就说过：“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正是“广州精神”的一种体现。广州方言中有不少表现这种拚搏精神的话，比如“照杀”、“擒青”、“搞掂”，甚至“搏硒老命”。“搏晒老命”当然是“拚了老命”，而“照杀”则是“下定决心”。比方说：“呢件事几大都照杀”，就是“这件事无论如何也要完成”的意思。“下定决心”要用“照杀”这样“杀气腾腾”的词来表达，无非表示了一种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心。有此决心，当然也就能把事情样样“搞掂”。为了“搞掂”，哪怕鲁莽（擒青）一点，或被人视为一擒青”，也在所不惜。这是什么精神？当然是拼搏精神。

有此精神，故广州人不怕“食头著”，也就是“敢为天下先”。事实上，广州和整个广东地区的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敢于“食头著”的精神。许多内地人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广州人和广东人连想也不去想就做 等到内地人醒悟过来，也照着广东经验来做时，其差距已不可以道里计。这，便正是“市”优于“城”和“镇”的地方。因为“市”是以经济活动为命脉的，而任何一个所谓“经济人”都明白，商战有如艺术，最忌讳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胜利的桂冠永远只属于敢于“食头著”的人。

广州人敢于“食头箸”，也敢“炒鱿鱼”。

炒鱿鱼，是粤港两地的流行语，现在已为国人所熟知。它的意思，就是“丢饭碗”。因为广州人炒鱿鱼多为炒鱿鱼卷而非炒鱿鱼丝。精巧的刀功加热油武火，鱿鱼片就会卷曲起来，颇似丢了饭碗卷铺盖走人之状。不过我们说广州人敢于“炒鱿鱼”，却不是指老板敢“解雇”，而是指员工敢“跳槽”，——“炒”老板或单位的“鱿鱼”。正如“个体户”最早出现在广州，“炒鱿鱼”也最早是在广州成为风气。当许多内地人还恋恋不舍于“大锅饭”、“铁饭碗”，不愿告别“单位”，担心可能“下岗”时，广州人早就在“跳来跳去” 在今日之广州，至少有两件事是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一是“炒更”，即业余兼职；二是“跳槽”，即另谋高就。也许，除深圳这个经济特区外，广州“炒更”和“跳槽”的人是最多的，空间也是最大的。在广州，换了职业换了单位，比换了老婆更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有人会在乎你跳来跳去，也没有人会指责你心无定性。对于生活在一个最大市场中的人来说，这和货物的出出进进、商品的花样翻新没什么两样，也和公司商店的关门开张一样正常。

于是，我们在广州看到的，便不仅是“怪异”，更是“活力”。

活，正是“市”的特征。因为所谓“市”，就是以商品的流通为存在依据的地方，讲究的就是一个“活”字。所谓“无商不活”，即此之谓。事实上，正是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造就了广州的“生猛鲜活”；也正是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成就了广州的“生猛鲜活”。请回想一下，在改革开放以前，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以前，有谁感受到广州的“生猛鲜活” 也就是感到怪异吧！

问题是，这种活力究竟能维持多久？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为广州和广东感到担忧。

已经有人指出，广州这个城市“总是起模范带头作用，而且每次都来势凶猛，但往往都是虎头蛇尾”（萧森林《最说不清的城市：广州》）。比如康梁维新和国民革命都是。北伐军从广州出发，浩浩荡荡一路乘胜前进，然而一打到上海，就没广州什么事 这当然与广州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有关，——远在南海一隅的“化外之地”岂能号令全国？但与广州的城市性格也未尝无关。广州的风格是“生猛鲜活”，而“生猛鲜活”者往往不能“深入持久”，就像短跑运动员并不适合跑马拉松一样。那么，这一回，再一次走在中国革命前列，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贡献了个体户、乡镇企业、“三来一补”和“先富起来”经验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在改革开放全面铺开、上海和长江三角洲迅速崛起的今天，还能保持“生猛鲜活”的势头 我们不免有杞人之忧。

有人认为，在经历了20年改革开放之后，广州和广东作为“探险队”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作为“先行官”的特殊角色也即将结束。广东将归于平静和平常，广州也将重新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省会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话并不错。自古以来，就有“风水轮流转”的说法，何况是在这个“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时代？没有哪个城市应该总是成为瞩目的中心，广州也一样。但，每次都冲锋陷阵在前的广州，敢于“食头著”、敢为天下先的广州，以自己上千年商业传统为其他兄弟姐妹们“摸了石头”的广州，难道就该这样悄然退场？她难道就不该在这个最适合自己发展的时代，创造出一种更辉煌的新文化？

因此，我们还想多说几句。

　　　　　　　　　　　　　五　多说几句

广州文化要想走向大气磅礴、灿烂辉煌，并不容易。

广州广东的崛起，无疑是一得天时（改革开放），二得地利（毗邻香港），三得人和（广东人原本就是“经济人”），但自身的文化准备却明显不足。不能不承认，广州文化也好，广东文化也好，基本上是一种褊狭的地域文化，而且受香港的影响太大（有所谓“香港打个喷嚏，广州就会感冒”的说法）。香港虽非“文化沙漠”，但香港高品位学术文化之微弱，也是不争之事实。同样，广州文化不如北京、上海之大气，恐怕也是不争之事实。随便举个例，一件名牌西装，穿在广州人身上，也许只能穿出阔气；穿在上海人身上，便可能穿出教养。穿衣尚且如此，更逞论思想学术、文学艺术 文化的建设毕竟是一件需要长期积累的事情，不可能“生猛鲜活”地一蹴而就。历来只有经济上的“暴发户”，却从来没有文化上的“暴发户”。但如果没有文化的建设作后盾，则经济上的“生猛鲜活”又能维持多久，也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看来，广州是必须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城市文化建设问题

城市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城市的文化性格和市民的文化心态。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就未能很好解决。但它又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上海的经验就值得借鉴。上海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她的历史虽然很短，却能在经济和文化两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大成就。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所指出：“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白鲁河《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可见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并不矛盾，而唯其两者并行，上海才成了众所公认的“大上海”。

在某种意义上讲，上海和广州有许多相似之处。比方说，它们都不是“城”，而是“市”。也就是说，都是靠经济建设“起家”的。而且，老实说，广州的文化条件比上海要好得多。上海毕竟是新兴城市。偌大一个上海，什么都不缺，却难得找到历史悠久意味深厚的文化景观。在这方面，广州比上海可就强多 七星岗、五仙观、越王墓、石门泉、光孝寺、六榕寺、怀圣寺、先贤墓、海神庙、镇海楼，广州人说起来如数家珍。比起它们来，上海的城隍庙就太可怜 但是没什么一家底”的上海人却比广州人干得出色，而广州人的得意之笔则是把文化也变成了商业。（图三十一）其代表作就是“花市”和飞茶”。赏花和饮茶原本是广东人的一种文

化生活，但一进广州，也就“入乡虽俗”，变成了商业行为。这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好，事实上它们还可以看作文化与商业相结合的成功范例。问题在于既然有本事把文化变成商业，那么，也就应该有能力把商业也变成文化。苟如此，则广州的文化岂非也就不让于上海 可惜并非如此。

也许秘密就在于上海是“滩”，是一个移民城市。因此，它就没有广州那种根深蒂固的狭隘的地域文化偏见，也就能够不但以政治上的宽松氛围而且也以文化上的宽松氛围吸引全国各地的精英人才，从而创造出独具一格又蔚为大观的“海派文化”。所以上海人没有什么“乡土观念”，而只有“社区观念”。“乡土观念”是对封闭保守的“土著文化”的认同，“社区观念”却是对开放兼容的“城市文化”的认同，这便正是上海人比广州人棋高一着的地方。

确实，广州文化建设的最大障碍，就是广州人那种过分地以“纯种广东土著”为自豪的呆气。我们不否认广东人确有值得自豪的地方。他们毕竟在历代王朝不那么关心过问的情况下，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也确实在经济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如果竟把这些成功归功于自己乡土的“风水”或“方言”，并自我陶醉到执迷的程度，就未免荒唐可笑和小气呆气 可惜广东人似乎确有些这种呆气。据说他们当中某些老派的人物，在美国居留三代，还只会说一种被美国人讥为“破碎英语”的憋脚英语，不会说甚至听不懂国语，更不足为奇。这就与同为古代“百越文化区域”的福建厦门一带以说普通话为有文化、有教养的标志，实大相径庭；也与广州广东地区将要争取的历史地位大相矛盾。因为如前所述，一个城市的真正城市化水平，是与它的开放程度和兼容程度成正比的，其中，就包括语言的开放兼容程度。广州要成为“大广州”，就必须创造一个与这一历史地位和光荣称号相适应的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这是广州走向全国的前提条件，也是广州容纳全国尤其是容纳全国精英人才的前提条件。更何况，不首先打破自己心理上狭隘的地域文化偏见，又怎么谈得上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因此我以为，广州的文化建设，也许当从推行普通话开始。

“点睇”（你以为如何）？

易中天《读城记》——厦门岛

xiea 发表于 2006-4-19 16: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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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是岛。

厦门岛很美很美。

厦门岛的美丽举世闻名。

中国以岛为市的城市并不太多，最有名的也就是香港和厦门。香港的有名是因为它的繁华，厦门的有名则是因为它的美丽。海边的城市多半美丽，如大连、青岛、烟台、珠海，厦门则似乎可以看作它们的一个代表。凡是初到厦门的人，几乎无不惊叹她的美丽。这里阳光灿烂，海浪迷人，好花常开，好景常在。128平方公里的一个小岛，到处飞红流翠、燕舞莺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厦门人整个地就是生活在一个大花园和大公园里，至少鼓浪屿必须整岛地看作一个花园或一个公园，而厦门的那些学校，从厦门大学到双十中学，也都是大小不等的公园和花园。即便在那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里，全身披挂的厦门也仍不失其少女的妩媚。诗人郭小川就曾这样描述他对厦门的感受：“真像海底一般的奥秘啊，真像龙宫一般的晶莹”，“真像山林一般的幽美啊，真像仙境一般的明静”；“凤凰木开花红了一城，木棉树开花红了半空”，“榕树好似长寿的老翁，木瓜有如多子的门庭”；“鹭江唱歌唱亮了渔火，南海唱歌唱落了繁星”，“五老峰有大海的回响，日光岩有如鼓的浪声”。诗人甚至称颂厦门是“满树繁花、一街灯火、四海长风”，有着“百样仙姿、千般奇景、万种柔情”（《厦门风姿》）。可以说，从那时起，厦门岛的美丽，便闻名遐迩。

郭小川说这些话，是在37年前。他赞美的厦门，是作为“海防前线”的厦门，而不是作为“经济特区”的厦门。将近40年过去了，厦门的变化，已非诗人当年所能想象。但不管怎么变，厦门岛美丽如故，温馨如故，妩媚如故，灵秀如故。岂止是“如故”，而且“更上一层楼”。今日之厦门，不仅是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经济特区，是外向型经济格局基本形成、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而且还是“国家级卫生城市”、“国家级园林城市”和“国家级环保城市”。走在厦门岛上，你会惊异其洁净；深入厦门生活，你又会惊异其文明。的确，厦门不但美丽而且洁净，不但洁净而且文明。它的街道是洁净的，看不到果皮纸屑；它的空气是洁净的，闻不到废气粉尘；它的声音是洁净的，听不到噪音喧嚣，也少有污言秽语。一个北京的朋友在秋冬之际来到厦门，几天住下来，竟发现衬衫的领子依然干干净净，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更让许多外地人感到高兴的是，厦门的窗口行业大多有着温和的态度和良好的服务。你不会像在北京那样弄不好就被损挨训，不必像在上海和广州那样担心自己是外地人，也不用像在武汉那样随时准备吵架，因为根本就无架可吵。

所有这些，无疑都源自厦门人民的爱美之心。厦门人民是爱美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海上花园”之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其心灵自然会变得美丽起来。因此，当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厦门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风景港口城市”的奋斗目标时，便得到了市民们的一致赞同。可以说，“厦门必须建设得更美丽”，已成为全体厦门人民的共识。

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小岛城市去走走，当然会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

但，要说清厦门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就不那么容易

　　　　　　　　　　　　　一　解读厦门

解读厦门，的确比较困难。

厦门给人的第一印象和最深的印象，是它的美丽。但美丽似乎不好算作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前已说过，海边的城市多半美丽。美丽是这些城市的共性，而不是其中某一座城市的个性。况且，厦门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也并不同于大连、青岛、烟台、珠海这些海滨城市。看来，美丽并非解读厦门之门。

厦门也没有多少历史文化遗产。在这方面，它远不如它的两个近邻泉州和漳州。泉州和漳州都是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厦门却不是。在历史上，厦门原本是下属于泉州府同安县的。只是由于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厦门才异军突起，后来居上。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厦门和广州、福州、宁波、上海一起，成为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949年后，打开了一百年的大门重新关闭。通商口岸变成了海防前线，连天炮火取代了过往帆墙。又过了30年，于戈化玉帛，刀剑铸犁锄，海防前线又变成了经济特区。这些戏剧性的变化，使厦门声誉鹊起，也给厦门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图三十二）

解读厦门不易，解读厦门人也难。同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相比，厦门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可以说是很不明显。一个上海人到了外地，往往会显得十分“扎眼”；而一个北京人或广州人到了外地，也比较容易被辨认出来。同样，一个外地人到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也会有一种“异样感”。如果是到了上海，还会被上海人一眼就认出是“外地人”。然而，一个外地人进了厦门，除标志鲜明的“观光客”外，大都很难被厦门人认出。我自己多次遇到厦门人试图用闽南话与我交谈的事，就是证明。同样的，一个厦门人到了外地，也不会像上海人那样“醒目”，甚至还可能会根据他不那么标准的普通话，而视之为“广东人”。当然，厦门人没有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或广东人那么多，那么有名，那么被人了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厦门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不那么明显，恐怕也是不争之事实。

一个似乎可以用来作为证据的事实是：中国历来就有不少描述各个地方人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的顺口溜，比如“京（北京）油子，卫（天津）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无绍（绍兴）不成衙，无宁（宁波）不成市，无微（徽州）不成镇”；“山东出响马，江南出才子，四川出神仙，绍兴出师爷”等等，描述厦门人的却似乎没有。也许，我们只能从下面这句顺口溜里品出一点点滋味：“广东人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打仗，浙江人做官。”不过，这里说的是福建人，而不是厦门人。尽管厦门是福建的一部分，但此说至多说出了福建人的共性，却未能说出厦门人的个性。事实上，厦门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究竟是什么，只怕连厦门人自己也说不大清。如果你拿这个问题去问厦门人，保证连他自己也张口结舌，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周吴郑王来。

其实，就连“厦门人”这个说法都成问题。人们一般并不使用这个概念，而称之为“闽南人”。外地人这么说，厦门人自己也这么说。这固然是习惯所使然（厦门人原本是闽南人之一分子），但同时也说明厦门的城市人格和文化性格还不那么鲜明，厦门人还不像上海人那样明显地不同于江浙人，当然也就不大说得清

说不清当然并不等于没有，只是有些含糊而已。何况厦门的历史再短，也短不过深圳；而厦门人与泉州人、漳州人的区别，也还是看得出的。事实上，一百多年的风云变幻，已使厦门明显地不同于闽南的其他城市，也使厦门人与其他闽南人多有不同之处，只是少有人认真进行一番剖析研究罢

总之，解读厦门是多少有些麻烦的。所以，为了说清厦门的城市人格和厦门人的文化特征，我们就只好拿北京、上海和广州来做一个比较。

厦门多少有点像上海。

厦门与上海相似的地方很多。比方说，它们都不是什么古都、古城、古郡、古邑，而是近现代以来才兴起的新型城市；它们都远离中央政权，偏于东南一隅；它们都面对大海，被海风吹拂，海浪冲击；它们也都在国内较早地接收西方文化，较早地成为洋行职员和海外华侨的培养基地等等。上海和厦门，都是没有多少传统文化而更多现代文化，没有多少本土文化而更多外来文化，没有多少政治文化而更多经济文化（或消费文化）的地方。

因此，厦门人和上海人，至少有一点是相近的，即他们对待外来文化的心理比较平衡，对待国际社会的态度比较正常。比如说，在上海和厦门，就很少发生围观、尾随外国人的现象。他们不会对外国人点头哈腰，也不会吐唾沫扔石头，既不称他们为“蕃鬼”，也不称他们为“老外”。又比如说，在上海音乐厅或鼓浪屿音乐厅演奏西洋音乐，观众一般都会遵守演出时不出入、演奏中不鼓掌之类的规矩，很少会发生让音乐家们感到听众“太没教养”的事。再比如说，无论上海人还是厦门人，西装穿在身上，一般都会感到得体、自然，“像那么回事”，不像某些地方人，西装穿在身上，别人看着“不对头”，自己也觉得“挺别扭”。当然，无论上海人还是厦门人，穿西装的次数也会比内地人多得多，而他们吃西餐也像广东人吃早茶一样自然。他们好像生来就适应西餐的口味，从小就懂得西餐的礼仪，一般不会出洋相。所以这两市的西餐店，总是生意兴隆，而不会像成都那样门可罗雀（成都人对川菜和火锅的酷爱是压倒一切的，不过近年来成都的儿童已开始对麦当劳和肯德基发生兴趣）。甚至在重视子女教育，尤其是重视英语教育和钢琴、小提琴的教育方面，厦门人与上海人也不乏共同之处。这恰恰都是两地较多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表现。

厦门和上海的关系也很密切。厦门人喜欢到上海购物（如果他们要到外地购物的话），上海人也喜欢到厦门旅游（厦门的外地游客以上海人居多）。厦门的孩子如果一定要到外地上学（多半不会），那么，上海往往是他们首选的城市。凡此种种，除厦门上海两地交通较为便利外，文化上的接近，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如果你公然提出“厦门人像上海人”的看法，一定会遭到厦门人的断然否定：“决不相同”，“根本两码事”，厦门人会如是说。随便举个例：你到厦门人家去做客，主人会热情接待你，泡茶、递烟、留饭，把自己的床让给你睡，自己去睡地板。到上海人家里做客，情况恐怕就会两样 主人的态度多半会是“客气而不热情”，而客人的感觉则多半会是“拘谨而又别扭”。余秋雨在讲到“上海朋友交不得”时，便特别指出这一点：“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上海人》）杨东平则讲了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上海人待人真热情，快到吃饭的时候，他告诉你附近有一家价格便宜实惠的饭馆。”（《城市季风》）仅此一条，你还敢说厦门人像上海人么？

对于上海人的这种种说法无疑带有外地人的文化偏见。不错，上海人待人的确不像外地人要求的那样“热情”。因为上海人讲究“绅士风度”，彬彬有礼的同时，便难免让人觉得格格不入。此外，上海人的不轻易留客吃饭，也不一定就是“小气”，多半还有怕传染疾病（上海人特别讲究卫生）的原因在内。但这并不等于说上海人就不会款待朋友（我以为上海人的态度更符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友之道），更不等于上海人待人不热情。

当然这已是题外话。总之，厦门人和上海人，并不一样，不好相提并论的。

厦门也有点像广州。

厦门像广州的地方不少。比方说，两地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埠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又更早），都与海外尤其是南洋关系密切，都有许多华侨在海外大展宏图并回国回乡捐资投资等等。甚至两地的建筑也不乏相同之处，比如厦门中山路、思明路一带就和广州一样，也是“骑楼”式的建筑。

在生活习惯方面，两地相似之处也不少（比如两地菜肴在口味上相对比较接近而大不同于内地，唯广州菜更为精致讲究），至少是都爱泡茶。所不同的，大约仅在于广州人更爱出去喝茶（吃早茶或吃晚茶），而厦门人更爱在家里泡茶（厦门街面上似少见茶馆，近两年才和国内其他城市一样兴起了茶艺馆、红茶坊）。茶是中国人的爱物，中国人少有不爱喝茶的，但把喝茶当作一件事来做的，大约只有广州（或广东）、厦门、成都几个地方。广州人虽非每天，但至少隔三差五就要去喝早茶的，成都则满街都是茶馆（与之相配套的则是公共厕所也比厦门多得多）。成都人爱泡茶馆，原因之一，诚如余秋雨所言，是成都文化积累丰富，话题甚多，无妨将历史与种种小吃一并咀嚼，细细品尝，然后用一杯又一杯的花茶冲下肚去。厦门没有那么多的历史，没有那么多的话题，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茶馆。真不知厦门人在泡茶时，都说些什么。喝茶的方式，成都厦门两地当然也迥异。成都人用带盖的碗，谓之“盖碗茶”。茶博士手提长嘴大铜壶，穿梭于茶客之间，不断地添加滚水。茶客们则把这些滚烫的茶水连同各种街谈巷议一齐吞下去，时光也就这样流水般地打发。厦门人则和广州人一样，茶杯比酒杯还小，倒茶的时间比喝茶的时间还多。他们实际上是把茶当作酒来品味，或者说，是把茶当作生活来品味的。厦门人和广州人一样，似乎更看重人情味极浓的世俗生活。所以他们宁愿用小小的杯子一小口一小口地细细品尝，而不愿端起茶缸“牛饮”。（图三十三）

的确，厦门和广州，这两个远离京都的南国花城，其花香与茶香要远比政治空气来得浓烈。在厦门的街头巷尾，你很难听到北京街头处处可闻的那么多的小道消息。政治笑话和政治民谣。甚至哪怕军事演习就发生在家门口，厦门人也很少会去议论它。日子照过，茶照泡，依然一派鸟语花香。不过，广州人不谈政治，是因为他们喜欢谈钱；厦门人不谈政治，却似乎也并不谈钱。他们喜欢谈什么 这一点我还没搞清楚。厦门人，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喜欢谈的事情。

更何况，广州人虽然似乎不那么关心政治，但广州毕竟与中国近现代的政治风云关系密切瓜葛甚多。从戊戍变法到北伐战争，广州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厦门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重要的地位。

甚至即便是花与茶，厦门与广州也不尽相同。比方说，广州年年都有规模盛大的花市，厦门有么？广州处处都有人满为患的茶楼，厦门有么？一个花市，一座茶楼，就把同样爱花爱茶的广州人和厦门人区别开 再说，厦门也没有广州那么多的让外地人读不出音也不解其意的古怪汉字，没有那么多一半英语一半粤语的“中外合资”的名词。在这方面，与广州相比，厦门更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内地城市。一个外地人来到厦门，不大会有到了广州的那种怪异感。

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厦门没有广州的那种活力。如果说广州的风格是“生猛鲜活”，那么，厦门的风格便是“不紧不慢”。不要说带动全省、影响全国，便是在闽南三角洲当“老大”，前些年泉州漳州还不怎么服气。厦门的商场、市场更不能和广州相比：品种少，规模小，缺少名牌。厦门叫得响的名牌产品据说只有一个“鼎炉牌六味地黄丸”，可以拿出去送人的则只有一个“鱼皮花生豆”，再加“鼓浪屿馅饼”，真是说来让人惭愧。比起广州市场的琳琅满目、品种齐全、质量优良、服务周到，厦门市场确实相形见细，比如买菜就远不如广州方便。厦门的菜市场，无论净菜、半成品，还是代客加工，都不如广州。广州毕竟是一个最市场化的城市。在这方面，不是特区的广州，反倒比厦门更像特区。

厦门和北京的差异，也许更大。

厦门和北京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北京是元明清的帝都和新中国的首都，厦门则不过是远在东南一隅的一个小小岛城。无论地盘、人口，抑或历史、地位，厦门都无法望北京之项背。两地的文化性格、风土民情，当然也相去甚远。北京大气磅礴，威武雄壮；厦门小巧玲珑，温馨文雅。厦门的街道、建筑、城市风貌，总体上说是幽雅秀丽，温馨可人，没有北京的惊人气派、也没有北京的逼人气势。如果说，走进北京会有“朝圣”的感觉，那么，来到厦门就会像是“回家” 至少，在厦门购物，要比在北京愉快得多。即便买了东西要退货，也能受到和气礼貌的接待，并欢迎你下次再来。即便到小餐馆就餐，服务也很不错。一口气把你要的几瓶啤酒啪啪啪统统打开一走了之的事情，是不会有的（这在北京、上海至今仍很“正常”）。同样，走半天找不到一只电话，等半天等不来一辆公交车的事，也是不会有的。可以说，北京是“气象非凡，诸多不便”，厦门则是“平易近人，诸多方便”。

厦门不同于北京，厦门人也不同于北京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广州人一样，也是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极其鲜明的一群。你在北京人身上，或者可以嗅到老舍、邓友梅、汪曾棋笔下的“京味”，或者不难体味到王朔式的“痞劲”。北京人，是“雅”也雅得出品位，“痞”也痞得出名堂，这可是厦门人“望尘莫及”的。

两地人的性格也颇不相同。比方说，厦门人就不像北京人那么爱说话，爱高谈阔论，也没有北京人那么“贫”。厦门人总体上说不善言词。与厦门人聚餐聚会，常会有“席间无话”之感，和在北京有听不完的“段子”迥异。当某些人（一般是外地人）口若悬河时，他们多半会友善温和、面带微笑地予以倾听（认不认同则是另一回事），但主动“发表演说”的不多。也许，这与语言习惯有关。和广州是“白话世界”相反，厦门基本上是“国语天下”。除个别从闽南乡下迁入厦门的老年妇女外，厦门市民大多会说普通话，但也多半说不标准（某作家讥为“地瓜普通话”）。这对于他们的表达无疑会造成一定困难。当然，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厦门人不喜欢夸夸其谈。他们更喜欢实实在在做些事情，或者不做什么事情，反正没必要费那么多口舌说那么多话就是。

然而，厦门人与北京人，却又有某些相似之处。比方说，厦门人是比较豪爽、大度的。他们对于钱财不很在意，并无通常认为南方人都有的那种“小气”。在厦门，出门“打的”是很平常的事。到菜市场买菜，小贩也不会为几个小钱和你过不去。如果缺个一毛两毛，或钱找不开，他们多半会说“庆蔡（随便）啦！”不会一定要你掏出那一两毛钱来，或者把买好的菜减去一点。年轻人结伴出去玩，总会有人主动买单（但一般不会让女孩子买）。节假日，厦门的青年学生会成群结队到海边烧烤，每个人都会从家里带来好吃的东西，举行杨东平所说的那种北京人最喜欢的“不分你我的共产主义式的野餐”。

又比方说，他们对待新鲜事物，也有北京人那样一种见惯不怪，满不在乎的派头。老外来了不围观，歌星来了不追逐；随便什么事在厦门都形成不了热潮，球迷们包一架飞机跟着球队到处看球赛的事在厦门简直难以想象。然而北京人的这种派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毕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各种各样的活剧都要在北京的舞台上演出，北京人可真是什么样的世面没见过，什么样的场面没上过？但即便是北京，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热”，厦门却没有。尽管厦门并没有多大的天地，厦门人也没有见过多大的世面，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们自以为是的信念。当一个外地人向厦门人讲述“外面的世界”时，厦门人会宽容而耐心地予以倾听，然后再总结性地说这不过是什么什么罢 当老师在课堂上讲雪花的六角形美丽形状时，厦门的孩子们会大度地付之一笑，以为那不过是在讲童话故事。这样一种心态实在是耐人寻味的。它常常会使我们这些外地人觉得厦门人简直就是一个谜。奇怪，他们的这种心态究竟是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