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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自我安慰和充满幻想的思想支配下，如何好好地利用这个“阶梯”，顺利地登上“宝座”，就成了我进一步思索的中心问题。我想了几天之后，有一天晚上，把我思索的结果告诉了陈曾寿和胡嗣瑗：

“我现在有三个誓愿，告诉你们：第一，我要改掉过去的一切毛病，陈宝琛十多年前就说过我懒惰轻佻，我发誓从今永不再犯；第二，我将忍耐一切困苦，兢兢业业，发誓恢复祖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甘休；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继大清基业。此三愿实现，我死亦瞑目。”

典礼后一个月左右，“执政府”迁到新修缮的前吉黑榷运局的房子。为表示决心，我亲自为每所建筑命名。我把居住楼命名为“缉熙”，系取自《诗经：大雅·文王》“于缉熙敬止”句。我更根据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以“勤民”命名我的办公楼。我从此真的每天早早起来，进办公室“办公”，一直到天晚，才从“勤民楼”回到“缉熙楼”来。为了誓愿，为了复辟，我一面听从着关东军的指挥，以求凭借，一面“宵衣旰食”，想把“元首”的职权使用起来。

然而，我的“宵衣旰食”没有维持多久，因为首先是无公可办，接着我便发现，“执政”的职权只是写在纸上的，并不在我手里。

我的前半生--二　尊严与职权

二　尊严与职权

在《满洲国组织法》里，第一章“执政”共十三条，条条规定着我的权威。第一条是“执政统治满洲国”，第二至第四条规定由我“行使立法权”、“执行行政权”、“执行司法权”，以下各条规定由我“颁布与法律同一效力之紧急训令”，“制定官制、任命官吏”，“统帅陆海空军”，以及掌握“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之权”，等等。实际上，我连决定自己出门行走的权力都没有。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外面去逛逛，便带着婉容和两个妹妹来到以我的年号命名的“大同公园”。不料进了公园不久，日本宪兵队和“执政府警备处”的汽车便追来了，请我回去。原来他们发现了我不在执政府里，就告诉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部便出动了大批军警到处搜寻，弄得满城风雨。事后执政府顾问官上角利一向我说，为了我的安全和尊严，今后再不要私自外出。从那以后，除了关东军安排的以外，我再没出过一次大门。

我当时被劝驾回来，听日本人解释说，这都是为了我的安全和尊严，觉得很有道理。可是等我在勤民楼办了一些日子的“公事”之后，我便对自己的安全和尊严发生了怀疑。

我自从发过誓愿之后，每天早起，准时到勤民楼办公。从表面上看来，我是真够忙的，从早到晚，总有人要求谒见。谒见者之中，除少数前来请安的在野旧臣或宗室觉罗之外，多数是当朝的新贵，如各部总长、特任级的参议之流。这些人见了我，都表白了忠心，献纳了贡物，可就是不跟我谈公事。我每次问起“公事”时，他们不是回答“次长在办着了”，就是“这事还要问问次长”。次长就是日本人，他们是不找我的。

胡嗣瑗首先表示了气忿。他向郑孝胥提出，各部主权应在总长手里，重要公事还应由执政先做出决定，然后各部再办，不能次长说什么是什么。郑孝胥回答说：“我们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政务须由‘国务会议’决定。责任内阁对执政负责，每周由总理向执政报告一次会议通过的案件，请执政裁可。在日本就是如此。”至于总长应有主权问题，他也有同感。他说此事正准备向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提出，加以解决。原来他这个总理与国务院的总务厅长官之间，也存在着这个问题。

郑孝胥后来跟关东军怎么谈的，我不知道。但是胡嗣瑗后来对我说的一次国务会议的情形，使我明白了所谓“责任内阁制”是怎么一回事，总长与次长是什么关系。

那是一次讨论关于官吏俸金标准问题的国务会议。一如往昔，议案是总务厅事先准备好了，印发给各部总长的。总长们对于历次的议案，例如接管前东北政府的财产、给日本军队筹办粮秣、没收东北四大银号以成立中央银行等等，都是毫不费劲立表赞同的，但是这次的议案关系到自己的直接利害，因此就不是那么马虎了。总长们认真地研究了议案，立刻议论纷纷，表示不满。原来在《给与令草案》中规定，“日系官吏”的俸金与“满系”的不同，前者比后者的大约高出百分之四十左右。财政总长熙洽最沉不住气，首先发表意见说：“这个议案，简直不像话。咱们既然是个复合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为什么日本人要受特殊待遇？如果说是个亲善国家的国民，就该表示亲善，为什么拿特别高的俸金？”实业总长张燕卿也说：“本庄繁司令官说过，日满亲善，同心同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假若待遇不同，恐非本庄司令官的本意。”其他总长，如交通总长丁鉴修等人，也纷纷表示希望一视同仁，不分薄厚。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一看情形不好，便止住了总长们的发言，叫议案起草人人事课长古海忠之为草案做解答。古海不慌不忙，谈出了一番道理，大意是，要想讲平等，就要先看能力平等不平等，日本人的能力大，当然薪俸要高，而且日本人生活程度高，生来吃大米，不像“满”人吃高粱就能过日子。他又说：“要讲亲善，请日本人多拿一些俸金，这正是讲亲善！”总长们听了，纷纷表示不满。驹井不得不宣布休会，改为明天再议。

第二天复会时，驹井对大家说，他跟次长们研究过，关东军也同意，给总长们把俸额一律提高到与次长们同一标准。“但是，”他又补充说，“日系官吏远离本乡，前来为满洲人建设王道乐土，这是应该感激的，因此另外要付给日籍人员特别津贴。这是最后决定，不要再争执了。”许多总长听了这番话，知道再闹就讨没趣了，好在已经给加了钱，因此都不再做声，可是照洽自认为与本庄繁有点关系，没把驹并放在眼里，当时又顶了两句：“我不是争两个钱，不过我倒要问问，日本人在哪儿建设王道乐土？不是在满洲吗？没有满洲人，能建设吗？”驹井听了，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吼道：“你知道满洲的历史吗？满洲是日本人流血换来的，是从俄国人手里夺回来的，你懂吗？”熙洽面色煞白，问道：不让说话吗？本庄司令官也没对我喊叫过。”驹并依然喊叫道：“我就是要叫你明白，这是军部决定的！”这话很有效，熙洽果然不再说话，全场一时鸦雀无声。

这件事情发生后，所谓“内阁制”和“国务会议”的真相，就瞒不住任何人了。

“国务院”的真正“总理”不是郑孝胥，而是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其实，日本人并不隐讳这个事实。当时日本《改造》杂志就公然称他为“满洲国总务总理”和“新国家内阁总理大臣”。驹并原任职于“满铁”，据说他到东北不久即以一篇题为《满洲大豆论》的文章，得到了东京军部和财阀的赏识，被视为“中国通”。他被军部和财阀选中为殖民地大总管，做了实际上的总理，他眼中的顶头上司当然是关东军司令官，并不是我这个名义上的执政。

我和郑孝胥是名义上的执政与总理，总长们是名义上的总长，所谓国务会议也不过是走走形式。国务会议上讨论的议案，都是“次长会议”上已做出决定的东西。次长会议又称“火耀会议”，是总务厅每星期二召集的各部次长的会议，这才是真正的“内阁会议”，当然这是只对“太上皇”关东军司令官负责的会议。每次会议有关东军第四课参加，许多议案就是根据第四课的需要拟订的。

这些事情，后来对谁都不是秘密了，按说我是应该能够清醒过来的，但我却不是这样的人。我身边有个爱说话的胡嗣瑗，由于他的时常提醒，我总也忘不了唯我独尊的身分，更忘不了早在张园就确立的一种思想，即“日本非我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日本人表面上对我的态度，也经常给我一种错觉，使我时常信以为真，认为我毕竟不同于熙洽，日本人不尊重我不行。例如在“协和会”的建立问题上，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就职一个多月以后的一天，郑孝胥向我做例行报告，提到关东军决定要成立一个政党，定名为“协和党”。这个党的任务是“组织民众协力建国”，培育民众具有“尊重礼教、乐听天命”的精神。我每逢听到有人提到“党”，总有谈虎色变的感觉，因此听了郑孝胥的报告，比听到驹并拍桌子的消息更紧张，连忙打断他的话，播手反对道：“要什么党？要党有什么好处？辛亥亡国不就是‘党’闹的吗？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难道这些你全忘了吗？”郑孝胥搭拉着脸说：“皇上的话很对，可是这是军部决定的。”他以为这句话可以堵上我的嘴了，没想到这次我把这件事看做生命攸关的问题，说什么也不肯同意。我对于他口口声声地说“军部决定的”，早已厌烦之至，不愿意再听，就生气地说：“你不去对日本人说，就给我把他们叫来！”

郑孝胥走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胡嗣瑗。这位秘书处长对我的做法大加恭维，并且说：

“依臣管见，不见得如郑孝胥所说，事事皆军部做主。罗振玉说过，郑孝胥是依恃军部，跋扈犯上。皇上若是向军部据理而争，军部未必敢于专横。何况党之不利于我，犹不利于日本，日本军方焉能不明此理？”

我听他说得有理，就更有了主意。两天后，关东军第四课的参谋片仓衷、参谋长桥本虎之助、高参板垣征四郎先后来向我做解释，都没有说服我。事情就拖下来了。

过了三个月，即这年的七月间，我相信我是胜利了。关东军决定不成立“协和党”，只成立一个“协和会”，作为“翼赞”政府的组织。这个会包括所有居民在内，具体地说，凡年满二十岁的男子均为会员，妇女均为其附属的“妇女会”会员，十五至二十岁的青年均为附属的“青年团”团员，十至十五岁的少年为附属的“少年团”团员。

事实上，关东军把“党”改为“会”，并非是对我有什么让步，而是认为这比弄个不伦不类的政党更便于统治东北人民，通过这样一个网罗一切人口的组织，更便于进行奴化宣传、特务监视和奴役人民。我眼中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只觉得日本人毕竟是要听我的。

有了这样的错觉，就无怪要再碰钉子了。这是订立《日满密约》以后的事。

我的前半生--三　订立密约以后

三　订立密约以后

早在旅顺的时候，郑孝胥就跟本庄繁谈妥了由我出任执政和他出任国务总理的条件。这件事情，郑孝胥直到本庄繁卸任前夕才让我知道。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八日，郑孝胥来到勤民楼，拿出一堆文件来对我说：

“这是臣跟本应司令官办的一项协定，请上头认可。”

我一看这个协定，就火了。

“这是谁叫你签订的？”

“这都是板垣在旅顺谈好的条件，”他冷冷地回答，“板垣跟上头也早说过。”

“板垣跟谁说过？我就没听他说过。就算他说过，你签字之先也要告诉我呀！”

“这也是板垣嘱咐的，说恐怕胡嗣瑗他们不识大局，早拿来反而添麻烦。”

“究竟是谁当家？是你，是我？”

“臣岂敢。这些协定实在是权宜之计，皇上欲求凭借，岂能不许以条件？这原本是既成事实，将来还可以另订条约，规定几年将权益收回。”

他说的其实不错，日本在协定中所要的权利，本来是它已到了手的东西。这个协定共有十二条款，另有附则、附表、附属协定，主要内容是：“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委托日本旧本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空路，并可增加修筑旧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由“满洲国”负责供应旧本有权开发矿山。资源旧本人得充任“满洲国”官吏旧本有权向“满洲国”移民等等。在这协定中最后规定它将为日后两国间正式条约的基础。郑孝胥说的道理也不错，既然要“凭借”，岂可不付代价？但是尽管事情是如此明白，我却不能不感到气恼。我恼的是郑孝胥过于擅自专断，竟敢任意拿“我的”江山去跟日本人做交易，我也恼日本人的过分讹诈，“皇帝宝座”没给我，反而要去了这么多的东西。

我在气恼而又无可奈何之下，追认了既成的事实。郑孝胥拿了我签过字的密约去了，胡嗣瑗照例就跟着走了进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立刻气忿地说：

“郑孝胥真不像话！陈宝琛早说过他惯于慷他人之慨！他如今竟敢如此擅断！”

“现在木已成舟！”我颓丧地说。

“或许并不尽然，且看东京方面的消息吧。”

许多天以前，我们便知道了关东军司令官将要换人和日本要承认“满洲国”的消息。胡嗣瑗非常重视这件事，照他的看法，日本调换关东军司令官，很可能要改变一点态度，应该乘此机会派人到日本去活动一下。他说，不给日本好处是不行的，像矿山、铁路、资源以及国防都可以叫日本经管，但是在官制方面，任免权必须在我。我采纳了他的主意，并且按他的推荐派出了当过律师的林迁琛和台湾人蔡法平，到东京找他的台湾籍朋友许丙，通过许丙找军部上层人物去活动。林、蔡二人在东京见到了陆军总参谋长真崎甚三郎、前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还有即将继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武藤信义等人，向他们提出了我的具体要求：

　　一、执政府依组织法行使职权；

　　二、改组国务院，由执政另提任命名单；

　　三、改组各部官制，主权归各部总长，取消总务厅长官制度；

　　四、练新兵，扩编军队；

　　五、立法院克期召集议会，定国体。

这也是胡嗣瑗为我拟定的。照他的意思，并不指望日本全部接受，只要它同意定国体和由我决定官吏的任免，便算达到了目的。但是条件还是多提一些，以备对方还价。

过了两天，胡嗣瑗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东京来了好消息。据林、蔡二人的来信说，东京元老派和军部中某些人都同情于我，不满意本庄对我的态度；表示愿意支持我的各项要求。胡嗣瑗说，由此看来，继任的司令官到任后，情形会有变化，我将按规定行使自己的职权，治理自己的国家。但要治理好，非有个听话的总理不能办事。我听他说的有理，便决定把郑孝胥换掉。我和他研究了一下，觉得臧式毅比较合适，如果任命他为总理，他必定会感恩报德，听我指挥的。商量已定，便命胡嗣瑗与许宝衡去找臧式毅谈。

臧式毅的态度尚在犹豫，郑孝胥的儿子郑垂来了。

“听说上头派人到东京找武藤信义去了。”他站在我面前，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说罢，盯着我，看我的反应。不用说，他是看出了我不想承认这件事的，于是跟着又说下去：“东京在传说着这件事，说上头打算改组国务院。臣听了，不得不跟上头说说。但愿是个谣传。”

“你怎么但愿是谣传？”

“但愿如此。这个打算是办不到的。即使办到了，一切由满人作主，各部长官也驾驭不了。不管是臧式毅还是谁，全办不了。”

“你要说的就是这个吗？”

“臣说的是实情……”

“说完了你就去吧！”

“是”

郑垂走了，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生气。过了一会，胡嗣瑗知道了，又翘起了胡子。

“郑氏父子，真乃一狼一狈。郑垂尤其可恨。上回熙洽送来红木家具，他劝上头节俭，无非是嫉妒，怕熙治独邀天眷，这次他又提防起臧式毅来了！”

“真不是人！”我越听越恨，决心也更大了，便问胡嗣瑗，臧式毅那边说好了没有。

“他不肯。”

事实上，臧式毅比我和胡嗣瑗都明白，没有关东军说话，他答应了只有找麻烦。

郑孝胥知道了臧式毅不敢，就更有恃无恐，居然对我使起当年奕劻对付我父亲的办法，以退为进，向我称病请假了。不过他没料到，我有了东京的好消息，也是有恃无恐的。我看他请假，就看做是个机会，毫不挽留地说：

“你也到了养老的时候了。我不勉强你，你推荐个人吧。”

他的秃头一下子黯然无光了。

“臣的意思，是养几天病。”

“那，也好。”

郑孝胥一下去，我立即命胡嗣瑗去找减式毅，让他先代理总理职务，以后再找机会去掉郑孝胥。可是过了五天，不等减式毅表示态度，郑孝胥就销假办公了。

胡嗣瑗知道了郑孝胥已回到国务院，对我叹气说：“他用密约换的国务总理大印，自然是舍不得丢了。”言下颇为辛酸。

我也有辛酸处，这当然不为总理的那颗印，而是我这执政的权威无论对谁都使不上。这次失败给了我很重要的教训。这是由胡嗣瑗的那句辛酸话启发的。

“郑孝胥用密约换得总理大印，密约白白地变成了他的本钱，这真太岂有此理了。密约为什么不能是我的本钱，向日本人换得我的所需呢？”

我决定等新的关东军司令官到任时，再亲自提出那五项要求。胡嗣瑗拥护这办法，并且提醒我别忘了请日本人撤换郑孝胥。他是自从郑孝胥上台当总理，就耿耿于怀地打了这个主意的。

这是九月上旬的事。九月中旬，日本新任关东军司令官兼第一任驻“满”大使武藤信义来到了长春。十五日这天，在勤民楼内，武藤与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这就是以那个密约为基础的公开协议。

　　因日本国确认满洲国根据其住民之意旨，自由成立而成一独立国家之

事实，因满洲国宣言中华民国所有之国际约款，其应得适用于满洲国者为

限，即应尊重之。满洲政府及日本政府为永远巩固满日两国间善邻之关系，

互相尊重其领土权，且确保东洋之和平起见，为协定如左：

　　（一）满洲国将来满日两国间，未另订约款之前，在满洲国领土内，

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依据既存之日中两国间之条约协定，其他约款及公私

契约所有之一切权利利益，即应确认尊重之。

　　（二）满洲国及日本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之领土，及治安之一切之

威胁，同时亦为对于缔约国他方之安宁及存立之威胁，相约两国协同当防

卫国家之任，为此所要之日本国军驻扎于满洲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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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手头无原件，这是引用《东方杂志》第29卷第4号上的。——作者

举行完了仪式，喝过了香摈酒，我就急不可待地跟武藤单独进行了会谈。我这时是信心十足的。因为林廷琛和蔡法平不多天前刚从日本回来，他们告诉我，武藤在东京不但已经同意了我的要求，而且连恢复我的尊号都答应予以考虑哩。

武藤是日本大正时代晋升的陆军大将，做过参谋本部次长。教育总监、军事参议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率日军占领过苏联的西伯利亚。他这次以大将资格来东北，身兼三职——关东军司令长官（从前都是中将衔）、关东厅长官（“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设在辽东半岛的殖民总督）和“驻满洲国大使”，到任不久就晋升为元帅，是这块土地上的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满洲国”的太上皇。日本报纸称他为“满洲的守护神”。在我的眼里，这个六十五岁的白发老头，确实像一个神似的那么具有威灵。当他十分有礼貌地向我鞠躬致敬时，我就有了一种得天独厚的感觉。等我把话说完，他很礼貌地回答道：

“对于阁下的意见，我必带回去认真地加以研究。”

他带走了胡嗣瑗写的那几条要求。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不见他的研究结果。

按规定，我每月有三次和关东军司令兼大使会见。十天后，我和他第二次会见时，催问他研究的结果，他仍是说：“研究研究。”

他每次跟我见面，礼貌总是周到的，向我深深鞠躬，微笑，一口一个“阁下”，并且用一种崇敬神情谈起我的每位祖先，不过就是对我的各项要求绝口不提。如果我把话题转到这方面来，他则顾左右而言他。我被这样置之不理的应付了两次，就再没有勇气问他了。

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武藤去世时为止，我和他每次见面只能谈佛学，谈儒学，谈“亲善”。在这期间，我的权威在任何人眼里都没增加，而他的权威在我心里则是日增一日，有增无已。

我的前半生--四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四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一九三二年五月，国联调查团来到了东北。十月，发表了所谓“满洲问题”的调查报告。郑氏父子对于这个调查团曾抱有很大幻想，报告书公布的时候，他们简直以为实现国际共管的理想是指日可待的。他父子俩后来失宠于日人，终于被抛弃，与这种热衷于共管有很大关系。我当时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多，没有他们那样兴奋，但却从他们的议论中，知道了不少国际上的事情。我与他们的感受也不同。他们因调查团的态度而发生了共管的幻想，而我却由此发生了对日本强大的感觉。由于这种感觉，我越发认为自己的命运是无法跟它分开了。

关于西方列强在“满洲事件”上的态度，我早就听郑氏父子等人不断说过这类的话：“别看日内瓦、巴黎（国联）开会开得热闹，其实哪一国也不打算碰日本，欧战以后有实力的是美国，可是连美国也不想跟日本动硬的。”精通英文、日文的郑垂不时地把外国报纸上的舆论告诉我，说美国不少报纸言论是担日的。他曾有根有据地说了一些非公开消息，例如美日曾有密约，美对日本在东北的行动有谅解，等等。他还很具体地告诉我，早在事变前美国方面的重要人物就劝过蒋介石，把满洲卖给日本，让日本去碰苏联，以收其利①。

①事实上，喜欢吹牛的郑氏父子并没有撒谎。在当时的《东方杂志》上，就可以找到《纽约论坛报》、《纽约日日新闻》等报纸上的袒日言论的译文。比如，前者有这样的话：“日人军事行动，乃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之反响”，后者：“日本继承俄国在满洲开发，至于今日，其功绩之伟大，为世人公认。”国联通过派遣调查团的决议，确曾遭受到美国的反对，理由是：“此种行动足以刺激日本国民的情绪”，国联在一次会议上，打算做出要求日军退出满洲的决议时，美国国务卿凯塞尔就公开表示，对此并未附议。这些事实的记载可以从当时的许多报刊上看到。后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些秘密文件，其中《一九三一年美国外交文件》一书，公布了那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驻日大使福白斯交给日本外务大臣币原的一份党书，透露了美国政府当时“曾劝中国政府采取妥协步调”。至于日美对东北问题的秘密谈判，则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号的《国际事件》（International Affairs，1935 Dec.）上据西·莱特的一篇文章《美国人对远东问题的观点》（Q．Wright：American View of the Far Eastern Problem）中揭露了出来。——作者

“调查团要来了，”郑孝胥是这样告诉我的，“国民党请他们来调查，想请他们帮忙对付日本，其实他们是不对付日本的。他们关心的一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二是对付赤俄。他们在东京跟内田康哉（这时已出任日本外相）谈的就是这个。用不着担心，到时候应付几句就行了。依臣看来，国民党也明知道调查团办不了什么事，说不定国民党看到了国际共管满洲的好处。”

后来事实证明，郑氏父子说的话大部正确。

沈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再电张学良转命东北驻军：“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四天后，即九月二十二日，蒋在南京全市国民党员大会上宣称：“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同时，对内却毫无和平与公理，用最野蛮的办法加紧进行内战。九月三十日，国民党向国联请求派中立委员会到满洲调查。经过几番讨论，到十二月十日才得到日本同意，做出组织调查团的决议。调查团由五国委员组成，即英国的李顿爵士、美国的佛兰克洛斯·麦考益少将、法国的亨利·克劳德中将、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和德国的恩利克希尼博士。团长是李顿。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调查团启程，先在日本、上海、南京、汉口、九江、宜昌、重庆等地转了一圈，又在北平住了十天，到东北的时候已是五月份了。在这期间，南京政府宣传着“等待公理的判断”，而日军则攻占了锦州，发动了淞沪战争，成立了“满洲国”。除了这些被“等待”来的结果之外，还有一个在各国干预下产生的《淞沪停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南京政府的军队从此不得进驻淞沪地区。

五月三日这天，我和调查团的会见，用了大约一刻钟左右的时间。他们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念头。我想起当年庄士敦曾向我说过，伦敦的大门是为我打开着的，如果我现在对李顿说，我是叫土肥原骗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满洲国元首”的，我要求他们把我带到伦敦，他们肯不肯呢？我这个念头刚一闪过，就想起来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地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按照他预先嘱咐过的说：“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调查团员们一齐微笑点头，再没问什么。然后我们一同照相，喝香摈，祝贺彼此健康。调查团走后，板垣的青白脸泛满了笑意，赞不绝口地说：“执政阁下的风度好极了，讲话响亮极了！”郑孝胥事后则晃着秃头说：“这些西洋人跟臣也见过面，所谈都是机会均等和外国权益之事，完全不出臣之所料。”

这年十月，日本《中央公论》上刊出了驹井的一篇文章，郑垂把译文送来不久，《调查团报告书》也到了我手里，这两样东西，给了我一个统一的印象，正如郑氏父子所判断的，调查团所关心的是“机会”与“门户”问题。

驹井的文章题为《满洲国是向全世界宣称着》，内容是他与李顿等人会见的情形。现在郑垂的译文已不可得，只有借助于一篇不高明的译文，是陈彬龢编印的《满洲伪国》里的。文章中说，李顿第一个向他提出问题：“满洲国的建设不稍嫌早些么？”他回答了一大套非但不早，且嫌其晚的鬼道理，然后是——

　　其次麦考益将军问：“满洲国宣扬着门户开放主义，果真实行了么？”

我立即回答说：“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是满洲立国的铁则。门户开放政策，

在昔围绕着中国的诸国中，美国是率先所说的精神。但这主义政策是列国

之所倡，中国本身是抱着门户闭锁主义，我们果在中国的何处可以看到门

户开放的事实？现在我们以极强的钥匙使满洲国门户开放，我们只有受诸

君感谢，而没有受抗议的道理。……不过我须附带声明的，就是关于国防

事业断不能门户开放，即在世界各国亦断无此例。”

　　李顿再询问：“满洲国实行着机会均等么？”

　　我略不踌躇地说：“机会均等，贵国在中国已有其先例，即前清末叶，

中国内政极度糜烂，几全失统一之际，罗浮脱·赫德提议清廷说，倘然长

此以往，中国将完全失其作用于国际间，不如依赖西洋人，海关行政，亦

有确定之必要。于是清朝立即任命罗浮脱·赫德为总税司，海关行政方得

确立。由于海关上使用着许多英、法、日等国人，在中国被认为是最确实

的行政机关，因此列强借款给中国，中国道得在财政上有所弥补。英国人

曾以海关为施行机会均等之所，但是我们日本人，要想做这海关的事务员，

则非受等于拒绝的严格的英语试验不可。

　　“……我们满洲国，是满洲国人和日本人协力而建设的国家，因之新

国家的公文，均以满洲国语和日本语发表。所以任何国人，金能完全使用

满日两国语言，并能以满洲国所给与之待遇为满足，则我们当大大的欢迎。

这就是我所说的机会均等。”

　　我继续着问：“你们各位还有旁的询问么？”

　　旁的人都说：“此外已无何等询问的必要了，我们已能充分理解了满

洲国的立场，愉快之至！”

　　国联调查委员在离开新京时，我送到车站上，那时候李顿握了我的手

小声地说：“恭祝新满洲国之健全的发达！”同时用力地握了下手就分别

了。

这次谈话，使郑孝胥父子感到了极大的兴奋，郑垂甚至估计到，国联很可能做出一个国际共管满洲的决议来。后来调查团的报告书公布出来，使郑氏父子更有了信心。调查团的报告书中所代表的国联，正是以郑氏父子所希望的那种中国的管理者的态度出现的。报告书明白地说：“目前极端之国际冲突事件，业经中国再度要国联之干涉。……中国遵循与国际合作之道，当能得最确定及最迅速之进步，以达到其国家之理想。”这位管理者明确地表示：日本“为谋满洲之经济发展，要求建设一能维持秩序之巩固政权，此项要求，我等亦不以为无理”。但是，这位管理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惟有在一种外有信仰内有和平，而与远东现有情形完全不同之空气中，为满洲经济迅速发展所必要之投资始可源源而来”。这就是说，要有列强各国共同认定的那种“信仰”才行，这就是郑氏父子所向往的由各国共同经营，利益均沾的局面。

郑氏父子关于反苏问题的估计，也得到了证实。调查团说，它理解日本称满洲为其生命线之意义，同情日本对“其自身安全之顾虑”，因此，“日本之欲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为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冲过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认”。不过调查团又认为，这样做法日本的财政负担必大，而且日本在满军队受时怀反侧之民众包围，其后又有包含敌意之中国，日本军队能否不受重大困难，亦殊难言。因此可以考虑另外的办法，则“日本甚或又因世界之同情与善意，不须代价而获安全保障较现时以巨大代价换得者为更佳”。调查团于是提出意见说，问题的解决，恢复原状和维持现状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办法，认为只要“由现时（满洲国）组织毋须经过极端之变更或可产生一种满意之组织”，这就是实行“获得高度自治权”的“满洲自治”，由各国洋人充当这个自治政府的顾问；由于日本人在东北的权益大些，日本人比例也大些，但其他外国也要有一定比例。为实现这个新政体，“讨论和提出一种特殊制度之设立，以治理东三省之详密议案”，要先成立一个由国联行政院掌握最高决定权的、由中日双方和“中立观察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调查团并且认为“国际合作”的办法不但适于“满洲”，也适于对全中国使用。其根据理由也是郑氏父子屡次表示过的，是因为中国只有劳动力，而资本、技术。人才全要靠外国人，否则是建设不起来的。

在刚看到报告书的那几天，郑孝胥曾兴致勃勃地告诉过我，“事情很有希望”，说胡适也在关内发表论文，称誉报告书为“世界之公论”。可是后来日本方面的反响到了，他父子大为垂头丧气。尽管调查团再三谈到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权益，甚至把“九一八”事变也说成是日本的自卫行为，日本的外务省发言人却只表示同意一点，就是：“调查团关于满洲的建议，大可施于中国与列强间的关系而获得研益，如制定国际共管计划者，是也！”至于对“满洲”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不加理睬。郑孝胥后来的失宠和被弃，即种因在对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热衷上。

在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之前，我曾经设想过，假如真的像郑氏父子希望的那样，将东北归为国际共管，我的处境可能比日本独占情形下好得多。但是，我还有两点不同的考虑；一是怕“共管”之中，南京政府也有一份，如果这样，我还是很难容身；另一点是，即使南京管不上我，国际共管也未必叫我当皇帝，如果弄出个“自治政府”来，那还有什么帝制？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横蛮，在国际上居然不受一点约束，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因此，事后我一想起了调查团会见时我心里闪过的那个念头，不禁暗暗想道：“幸亏我没有傻干，否则我这条命早完了。……现在顶要紧的还是不要惹翻了日本人，要想重登大宝，还非靠日本人不可呀！”

我的前半生--五　第三次做“皇帝”

五　第三次做“皇帝”

　　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愤。即曾任民

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甚重为言。臣以皇上屡次坚拒，

及最后不得已允许之苦心，详为解释，闻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终无以尽

祛其疑。

这是我就任执政一个月后，请假回天津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从京津寄来的这类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给了我无限烦恼。

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干。我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即便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里去呢？

在就职一周年的头几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会见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日本现在正研究着满洲国国体问题，到时机成熟，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

过了不久，即三月二十七日，日本为了更便于自由行动，退出了国际联盟。同时，攻人长城各口的日军加紧军事行动，形成了对平津的包围形势。五月末，忙于打内战的南京政府进一步对日本妥协，签订了“塘沽协定”，将长城以南、冀东地区划为非武装区，撤走中国军队，使日本势力进一步控制了华北。在这种形势下，热心复辟的人们得到了巨大的鼓舞，都以为时机已成熟了，纷纷活动起来。熙洽在三月间曾指使他的心腹林鹤皋，邀集了一批满族“遗民”和前东三省的议员们，在长春聚会，打算弄出一个“劝进表”来，当时被日本宪兵制止了，这时又恢复了活动。华北一些前直系人物和一些日本特务浪人酝酿“拥戴”吴佩孚出山，平津某些与谋的遗老为此派了人来跟郑孝胥联络，研究在华北、东北实现复辟。七月间，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下台，拿了一百万元退职金，另又要去了一笔巨额机密费，去找黄郛活动华北独立。他临走时向郑孝胥表示还要到上海，为我将来在全国复辟之事进行活动。总之，在那些日子里，经常可以听见关于复辟或帝制的传说，这些传说鼓舞着我，鼓舞着跟我一样的野心家们。郑孝胥这年重阳节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燕市再游非浪语，异乡久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遗民见后清。”他这种将在“燕市”恢复“后清”的“志气”，使我对他减弱不少恶感。

我的“皇帝梦”又做起来了。我非常关心各方面的消息，我进一步把希望放在屠杀自己同胞的日本军队身上。日军全部占领了热河之后，我曾大摆庆功宴席，慰问武藤和参加作战的日军将领们，祝他们“武运长久”，“再接再厉”。后来有一路日本军队占领了距北京只有百里之遥的密云，即按兵不动，我对此不禁大感失望。这时郑孝胥告诉我，日军占领华北以至华南只是迟早间的事，当务之急还是应该先办满洲国体问题。他又说，此事之决定，不在关东军而在东京方面，他已听说东京元老派许多人都是主张我正位的。听了他的话，我觉得应该派个人到东京从侧面去活动一下，至少应该打探些消息来。

接受这个使命的是我的警卫官工藤忠。此人即陪我从天津到东北来的工藤铁三郎。他在清末时即跟随升允，在升允后来的复辟活动中，他是积极的赞助者。我在旅顺时，他不像上角和甘粕那样以军方代理人的面目出现，而是处处站在我一边说话，甚至背地里还表示过对关东军的不满。有一次，我看到杯子里的茶水似乎颜色不对，怕有人下了毒，要叫人拿去化验一下，这时工藤立即端起杯子把茶喝了一口。我当了执政之后，他是惟一呼我为“皇上”的日本人，并且时常表示不满意关东军的跋扈，时常表示相信我定能恢复“大清皇帝”的名位。他所表现出的忠心，简直不下于最标准的遗老，因此我赐他改名为“忠”，拿他当自己家里人看待。他也感激涕零地表示誓死效忠，永世不变。他接受了我的使命，去了不多时间就回来了。他在日本见到了南次郎和黑龙会的重要人物，探听出军部方面当权人物是同意实行帝制的。根据他的消息，我相信时机是快到了。

一九三三年的十月间，工藤的消息得到了证实。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正式通知说，日本政府准备承认我为“满洲帝国皇帝”。

我得到了这个通知，简直乐得心花怒放。我考虑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准备一套龙袍。

龙袍从北京的太妃那里拿来了，但是关东军却对我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我不能穿清朝龙袍，只能穿关东军指定的“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

“这怎么行？”我对郑孝胥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后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说北京的宗室觉罗都要来，看着我穿洋式服装登极算什么？”

“皇上说的是。”郑孝胥不住地点头，望着摊在桌上的龙袍。这位一心想做“后清”丞相的人，大概正盘算着正一品珊瑚顶和三眼花翎，最近以来对我顺从得多了。他点头说：“皇上说的是，可是关东军方面怎么说？”

“给我交涉去。”

郑孝胥走后，我独自欣赏着荣惠太妃保存了二十二年的龙袍，心中充满了感情。这是光绪皇帝穿过的，真正的皇帝龙袍。这是我想了二十二年的龙袍。我必须穿它去登极，这是恢复清朝的起点。……

我的头脑还没冷过来，郑孝胥就回来了。他报告说，关东军坚持登极时要穿元帅正装。

“你是不是交涉过？”

“臣岂敢不去。这是板垣亲自对臣说的。”

“这怎么行？”我跳起来，“登极之前要行告天礼，难道叫我穿元帅服磕头祭天吗？”

“臣再去跟板垣说说。”

郑孝胥走后，胡嗣瑗过来提醒我，要争的不是服制，更重要的是跟军部说，要任免官吏的决定权。如果这问题解决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没什么不好。

其实胡嗣瑗同我一样，都不明白日本要这个帝制，不过为了使我更加傀儡化，为了更便利于统治这块殖民地。皇帝的名义哪里会给我带来什么权力，我这样的人又哪里会学什么骑射？除了依附在日本关东军的皮靴上，我简直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想。所以后来关东军同意了我穿龙袍去祭天，我也就不再去争什么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