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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年七月十五日的“国本奠定诏书”；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的“时局诏书”；

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的“建国十周年诏书”；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退位诏书”。

“即位诏书”后来为第五个即“建国十周年诏书”所代替。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退位诏书”，那是没有人念的。所以主要的是四个诏书。学生、士兵都必须背诵如流，背不来或背错的要受一定惩罚。这不但是日本在东北进行奴化的宣传材料，也是用以镇压任何反抗的最高司法根据。东北老百姓如果流露出对殖民统治有一丝不满，都可能被借口违背诏书的某一句话而加以治罪。

从每一种诏书的由来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灵魂如何在堕落。前两个我在前面说过了，现在说一下第三个，即“国本奠定诏书”是怎么出世的。

有一天，我在缉熙楼和吉冈呆坐着。他要谈的话早已谈完，仍赖在那里不走。我料想他必定还有什么事情要办。果然，他站起了身，走到摆佛像的地方站住了，鼻子发过了一阵嗯嗯之声后，回头向我说：

“佛，这是外国传进来的。嗯，外国宗教！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应该相同，哈？”

然后他向我解释说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每代天皇都是“现人神”，即大神的化身，日本人民凡是为天皇而死的，死后即成神。

我凭着经验，知道这又是关东军正在通过这条高压线送电。但是他说了这些，就没电了。我对他的这些神话，费了好几天功夫，也没思索出个结果来。

事实是，关东军又想出了一件事要叫我做，但由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正因发动的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战事不利，弄得心神不宁，一时还来不及办。后来植田指挥的这两次战役都失败了，终于被调回国卸职。临走，他大概想起了这件事，于是在辞行时向我做了进一步的表示：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他希望我把这件事考虑一下。

“太上皇”每次嘱咐我办的事，我都顺从地加以执行，惟有这一次，简直叫我啼笑皆非，不知所措。这时，胡嗣瑗已经被挤走，陈曾寿已经告退回家，万绳栻已经病故，佟济煦自护军出事以后胆小如鼠，其他的人则无法靠近我。被视为亲信并能见我的，只有几个妹夫和在“内延”念书的几个侄子。那时，在身边给我出谋献策的人没有了，那些年轻的妹夫和侄子们又没阅历，商量不出个名堂来，我无可奈何地独自把植田的话想了几遍。还没想出个结果，新继任的司令官兼第五任大使梅津美治郎来了。他通过吉冈向我摊了牌，说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的宗教，我应当把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迎过来立为国教。又说，现在正值日本神武天皇纪元二千六百年大庆，是迎接大神的大好时机，我应该亲自去日本祝贺，同时把这件事办好。

后来我才听说，在日本军部里早就酝酿过此事，由于意见不一，未做出决定。据说，有些比较懂得中国人心理的日本人，如本庄繁之流，曾认为这个举动可能在东北人民中间引起强烈的反感，导致日本更形孤立，故搁了下来。后来由于主谋者断定，只要经过一段时间，在下一代的思想中就会扎下根，在中年以上的人中间，也会习以为常，于是便做出了这个最不得人心的决定。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件事不但引起了东北人民更大的仇恨，就是在一般汉奸心里，也是很不受用的。以我自己来说，这件事就完全违背了我的“敬天法祖”思想，所以我的心情比发生“东陵事件”时更加难受。

我当了皇帝以后，曾因为祭拜祖陵的问题跟吉冈发生过争执。登极即位祭祖拜陵，这在我是天经地义之事，但是吉冈说，我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满蒙汉日朝五民族的皇帝，祭清朝祖陵将引起误会，这是不可以的。我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自然可以祭爱新觉罗的祖先陵墓。他说那可以派个爱新觉罗的其他子孙去办。争论结果，当然是我屈服，打消了北陵之行，然而我却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关上门在家里自己祭。现在事情竟然发展到不但祭不了祖宗，而且还要换个祖宗，我自然更加不好受了。

自从我在旅顺屈服于板垣的压力以来，尽管我每一件举动都是对民族祖先的公开背叛，但那时我尚有自己的纲常伦理，还有一套自我宽解的哲学：我先是把自己的一切举动看做是恢复祖业、对祖宗尽责的孝行，以后又把种种屈服举动解释成“屈蠖求伸之计”，相信祖宗在天之灵必能谅解，且能暗中予以保佑。可是现在，日本人逼着我抛弃祖宗，调换祖宗，这是怎么也解释不过去的。

然而，一种潜于灵魂深处的真正属我所有的哲学，即以自己的利害为行为最高准则的思想提醒了我：如果想保证安全、保住性命，只得答应下来。当然，在这同时我又找到了自我宽解的办法，即私下保留祖先灵位，一面公开承认新祖宗，一面在家里祭祀原先的祖宗。因此，我向祖宗灵位预先告祭了一番，就动身去日本了。

这是我第二次访问日本，时间在一九四○年五月，呆了一共只有八天。

在会见裕仁的时候，我拿出了吉冈安直给我写好的台词，照着念了一遍，大意是：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他的答词简单得很，只有这一句：

“既然是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

接着，裕仁站起来，指着桌子上的三样东西，即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所谓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向我讲解了一遍。我心里想：听说在北京琉璃厂，这种玩艺很多，太监从紫禁城里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这个值钱，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

在归途的车上，我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回到长春之后，便在“帝宫”旁修起了一所用白木头筑的“建国神庙”，专门成立了“祭祀府”，由做过日本近卫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和宪兵司令官的桥本虎之助任祭祀府总裁，沈瑞麟任副总裁。从此，就按关东军的规定，每逢初一、十五，由我带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和“满洲国”的官员们，前去祭祀一次。以后东北各地也都按照规定建起这种“神庙”，按时祭祀，并规定无论何人走过神庙，都要行九十度鞠躬礼，否则就按“不敬处罚法”加以惩治。由于人们都厌恶它，不肯向它行礼，因此凡是神庙所在，都成了门可罗雀的地方。据说有一个充当神庙的“神官”（即管祭祀的官员），因为行祭礼时要穿上一套特制的官服，样子十分难看，常常受到亲友们的耻笑，有一次他的妻子的女友对他妻子说：“你瞧你们当家的，穿上那身神官服，不是活像《小上坟》里的柳录景吗？”这对夫妻羞愧难当，悄悄丢下了这份差事，跑到关内谋生去了。

关东军叫祭祀府也给我做了一套怪模怪样的祭祀服，我觉着穿着实在难看，便找到一个借口说，现值战争时期，理应穿戎服以示支援日本盟邦的决心，我还说穿军服可以戴上日本天皇赠的勋章，以表示“日满一德一心”。关东军听我说得振振有词，也没再勉强我。我每逢动身去神庙之前，先在家里对自己的祖宗磕一回头，到了神庙，面向天照大神的神龛行礼时，心里念叨着：“我这不是给它行礼，这是对着北京坤宁宫行礼。”

我在全东北人民的耻笑、暗骂中，发布了那个定天照大神为祖宗和宗教的“国本奠定诏书”。这次不是郑孝胥的手笔（郑孝胥那时已死了两年），而是“国务院总务厅”嘱托一位叫佐藤知恭的日本汉学家的作品。其原文如下：

朕兹为敬立

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诏尔众庶曰：我

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烝烝日跻隆治。仰厥

渊源，念斯丕绩，莫不皆赖

天照大神之种麻，

天皇陛下之保佑。是以朕向躬访

日本皇室，诚烟致谢，感戴弥重，诏尔众庶，训以一德一心之

义，其旨深矣。今兹东渡，恭祝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亲拜

皇大神宫，回銮之吉，敬立

建国神庙，奉祀

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令朕子孙

万世祗承，有孚无穷。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

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四海清明，笃保神麻。尔众

庶其克体朕意，培本振纲，力行弗懈，自强勿息。钦此！

诏书中的“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以后便成了每次诏书不可少的谀词。

为了让我和伪大臣们接受“神道”思想，日本关东军不怕麻烦，特地把著名神道家览克彦（据说是日本皇太后的神道讲师）请来，给我们讲课。这位神道家讲课时，总有不少奇奇怪怪的教材。比如有一幅挂图，上面画着一棵树，据他讲，这棵树的树根，等于日本的神道，上面的枝，是各国各教，所谓八纶—宇，意思就是一切根源于日本这个祖宗。又一张纸上，画着一碗清水，旁边立着若干酱油瓶子、醋瓶子，说清水是日本神道，酱油醋则是世界各宗教，如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等。日本神道如同纯净的水，别的宗教均发源于日本的神道。还有不少奇谭，详细的已记不清了。总之，和我后来听到的关于一贯道的说法，颇有点相像。我不知日本人在听课时，都有什么想法，我只知道我自己和伪大臣们，听课时总忍不住要笑，有的就索性睡起觉来。绰号叫于大头的伪军政部大臣于深囗，每逢听“道”就歪着大头打呼噜。但这并不妨害他在自己的故乡照样设大神庙，以示对新祖宗的虔诚。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对美英宣战，在关东军的指示下，伪满又颁布了“时局诏书”。以前每次颁发诏书都是由国务院办的，但这次专门召开了“御前会议”，吉冈让我亲自宣读。这是十二月八日傍晚的事。这诏书也是佐藤的手笔。

　　奉

天承运大满洲帝国皇帝诏尔众庶曰：

盟邦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兹以本日宣战美英两国，

明诏煌煌，悬在天日，朕与

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亦与其臣民咸有一德之心，夙将不可

分离关系，团结共同防卫之义，死生存亡，断弗分携。尔众庶咸宜克体朕

意，官民一心，万方一志，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

以辅东亚戡定之功，贡献世界之和平，钦此！

这些恭维谄媚的词令，和“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一样，以后都成了我的口头禅。

我每逢见来访我的关东军司令官，一张嘴便流利地说出：

“日本与满洲国乃是一体不可分的关系，生死存亡的关系，我一定举国力为大东亚圣战的最后胜利，为以日本为首的大东亚共荣圈奋斗到底。”

一九四二年，做了日本首相的前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到伪满作闪电式的访问。我见了他，曾忙不迭地说：

“请首相阁下放心，我当举满洲国之全力，支援亲邦日本的圣战！”

这时已经把“盟邦”改称为“亲邦”。这是伪满“建国十周年”所带来的新屈辱，是写在“建国十周年诏书”里的。

在这个“十周年”（一九四二年）的前夕，吉冈曾和我说：

“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嗯，所以应该把日本看成是满洲国的父亲。所以，嗯，满洲国就不能和别的国家①一样，称日本国为盟邦友邦，应称做亲邦。”

①伪满于一九三九年，参加了日德意三国于一九三一年订的“防共协定”，这就是所谓盟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增添了与伪满建交的日本统治的南洋各傀儡国家。

与此同时，国务院最末一任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把张景惠和各部伪大臣召到他的办公室里，讲了一番称日本为亲邦的道理。接着“建国十周年诏书”就出来了：

　　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

天照大神之神庥，

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政教明于四海

之民

崇本敬始之典，万世维尊。

奉天承运之作，垂统无穷。

明明之鉴如亲，

穆穆之爱如子。夙夜乾惕，惟念昭德，励精自懋，弗敢豫逸。

尔有司众庶，亦成以朕心为心，忠诚任事，勤勉治业，上下相

和，万方相协。自创业以至今日，始终一贯，奉公不懈，深堪

嘉慰。宜益砥其所心，励其所志，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

邦之天业，以尽报本之至诚，努力国本之培养，振张神人合

一之纲纪，以奉答建国之明命。钦此！

从此“亲邦”二字便成了“日本”的代名词。

我自认是它的儿子还嫌不够，武部六藏和吉冈安直竟又决定，要我写一封“亲书”，由总理张景惠代表我到日本去“谢恩”。我在这里把“谢恩”二字加引号，并非是杜撰，而是真正引用原文的。张景惠的正式身分，乃是“满洲帝国特派赴日本帝国谢恩大使”，这也是写在“亲书”里的。

到了一九四四年，日本的败象越来越清楚，连我也能察觉出来，日本军队要倒楣了。有一次吉冈跑来，转弯抹角地先说了一通“圣战正在紧要关头，日本皇军为了东亚共荣圈各国的共存共荣，作奋不顾身的战争，大家自应尽量供应物资，特别是金属……”最后绕到正题上，“陛下可以率先垂范，亲自表现出日满一体的伟大精神……”

这回他没有嗯、哈，可见其急不可待，连装腔作势也忘了。而我是浑身毫无一根硬骨头，立即遵命，命令首先把伪宫中的铜铁器具，连门窗上的铜环、铁挂钩等等，一齐卸下来，交给吉冈，以支持“亲邦圣战”。过了两天，我又自动地拿出许多白金、钻石首饰和银器交给吉冈，送关东军。不久吉冈从关东军司令部回来，说起关东军司令部里连地毯都捐献了，我连忙又命把伪宫中所有地毯一律卷起来送去。后来我去关东军司令部，见他们的地毯还好好地铺在那里，究竟吉冈为什么要卷我的地毯，我自然不敢过问。

以后我又自动地拿出几百件衣服，让他送给山田乙三，即最末一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

当然，经我这一番带头，报纸上一宣扬，于是便给日伪官吏开了大肆搜刮的方便之门。听说当时在层层逼迫之下，小学生都要回家去搜敛一切可搜敛的东西。

吉冈后来对溥杰和我的几个妹夫都说过这样的话：“皇帝陛下，在日满亲善如一体方面，乃是最高的模范。”然而，这位“最高模范”在无关紧要之处，也曾叫他上过当。例如捐献白金的这次，我不舍得全给他们，但又要装出“模范”的样儿，于是我便想出这样一个办法，把白金手表收藏起来，另买了一块廉价表带在手腕上。有一天，我故意当着他的面看表，说：“这只表又慢了一分钟。”他瞅瞅我这只不值钱的表，奇怪起来：“陛下的表，换了的，这个不好……”“换了的，”我说，“原来那只是白金的，献了献了的！”

一九四五年，东北人民经过十几年的搜刮，已经衣不蔽体。食无粒米，再加上几次的“粮谷出荷”、“报恩出荷”的掠夺，弄得农民们已是求死无门。这时，为了慰问日本帝国主义，又进行了一次搜刮，挤出食盐三千担，大米三十万吨，送到日本国内去。

本来这次关东军是打算让我亲自带到“亲邦”进行慰问的。日本这时已开始遭受空袭，我怕在日本遇见炸弹，只得推说：“值此局势之下，北方镇护的重任，十分重大，我岂可以在这时离开国土一步？”不知道关东军是怎么考虑的，后来决定派一个慰问大使来代替我。张景惠又轮上这个差使，去了日本一趟。他此去死活，我自然就不管了。

我的前半生--九　家门以内

九　家门以内

我不能过问政事，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所以当关东军那边的电流通不过来的时候，我就无事可干。我发展了迟眠晏起的习惯，晚上总要在后半夜，甚至过三点才睡，早晨要十一点才起。每日两餐，早餐在中午十二点至一两点，晚饭在九至十一点，有时是十二点。四点到五六点睡中觉。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用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挂、吃药、害怕。

这四样东西是相互有着关联的。随着日本崩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我越是恐怖，就怕日本在垮台之前，会杀我灭口。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我对日本人是伺候颜色、谄媚逢迎，对家门以内则是脾气日趋暴躁，动辄打人骂人。我的迷信思想也更加发展，终日吃素念经，占卜打卦，求神佛保佑。在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习惯下，本来就糟踏坏了的身体，这时越发虚弱，因此又挤命打针吃药。总而言之，这四样东西构成了我昏天昏地、神神颠颠的生活。

我的残暴多疑，早在紫禁城时代就种下了根子，到了天津，向前发展了一步。在天津，我给佣人们立下了这样的“家规”：

　　一、不准彼此随便说话，以防结党营私。

　　一、不准互相包庇袒护。

　　一、不准舞弊赚钱。

　　一、当同事犯有过错时须立即报告。

　　一、上级对下级犯过的人，须在发现之后立即加以责打。

　　如果放松看管。罪加一等。

到东北后，又附加了一项誓词：

“如有违背，甘心承受天罚，遭受天打雷轰。”

在我的大门内，我的残忍暴虐行为，后来发展到经常打人，甚至于使用刑具。打人的花样很多，都是叫别人替我执行。受到这种委派的人往往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全体在场的人。他们在动手的时候，必须打得很重，否则便可能引起我的疑心，认为他们朋比为奸，因此临时转移目标，改打不肯使劲打人的人。

我的打骂对象除了我的妻子、弟弟和妹夫之外，几乎包括家里的一切人。那时我有几个侄子，在宫里念书，同时又是陪我说话、伺候我的人，是我培养的亲信，可是我一样地打骂他们。他们那时最怕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他下去！”意思就是到楼下去挨打。

我这些举动，除了说明我的蛮横、狂妄、暴虐和喜怒无常的可耻性格之外，实在不能说明别的问题。有一次，一个童仆在我的椅子上坐了一下，别人根据我订立的家规，把他告发了。我认为这是冒犯了我，立即命人重重责打了他一顿。其实这个宝座，不是我也坐得心惊肉跳吗？

在长春，我因患痔疮，买了不少坐药。有个小侄子见到这种药很稀奇，无意中说了一句，“很像个枪弹”，立刻触了我的忌讳，“这不是咒我吃枪弹吗！”在我的授意之下，其他的侄子们给了他一顿板子。

在我这种统治下，境遇最惨的是一批重仆。这是从长春的一个所谓慈善团体要来的孤儿，大约有十几个，他们大都是父母被日本人杀害之后遗下来的。日本人怕这些后代记仇，便叫汉奸政权用慈善团体名义收养起来，并给他们改了姓名，进行奴化教育，用奴役劳动摧残他们。当他们听说被送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有的还抱过很大希望，认为生活一定比在慈善会里好些，事实上不但没有什么改善，反而更糟。他们在这里，吃的是最坏的高粱米，穿的是破烂不堪的衣服，每天要干十五六小时的活，晚上还要坐更守夜。冬天，因为又冷又饿，又累又困，有的在打扫工作中，不知不觉地伏在暖气上睡去，以致烤得皮焦肉烂。他们挨打更是经常的。干活睡觉要挨打，扫地不干净要挨打，说话大声要挨打。心里不高兴的随侍，还常拿他们出气。为了处罚他们，负责管理他们的随侍，特地设了禁闭室。这些孤儿在种种折磨下，长到十七八岁，还矮小得像十来岁的孩子。

有一个叫孙博元的童仆，就是被生生折磨死的。这孩子在伪宫里实在受不了，他幻想着外面世界也许好些，屡次想找机会逃走。第一次逃走被发觉抓回来，挨了一顿毒打。第二次又逃走，他以为通暖气管的地道通到外面，便钻了进去，可是在里面转来转去，转了两天两夜也没找到出口。他又渴又饿，不得不出来找水喝，因此被人发现又抓住了。我听到了随侍的报告，便命令：“让他先吃点东西，然后再管教他！”可是这时他早被随侍们管教得奄奄一息了。我听说他快死了，吓得要命，怕他死了变成冤鬼前来索命，便命令把医生叫来抢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这孩子终于在我的“家规”下，丧失了幼小的生命！

这件事发生后，我并没有受到良心的责备，只是由于害怕因果报应，花了几天功夫在佛坛前磕头念经，超度亡魂，同时责令打过他的随侍们，在半年以内，每天要用竹板打自己的手心，以示仟悔。好像这样措置之后，我就可以摆脱一切干系似的。

我对仆人们的苛刻待遇，后来竟因神经过敏而发展到极无聊的地步。我经常像防贼似地防备厨子买菜时嫌我几角钱。我甚至于派人秘密跟踪，看他是怎么买的，或者向我的妹妹们调查，肉多少钱一斤，鸡多少钱一只。有时候认为菜做的不好，或者发现有点什么脏东西，立刻下令罚钱。当然有时因为做的好，也赏钱。我在自己的屋子外面无权无力，只能在日本人决定的法令上划可，在自己的屋子里面，却作威作福，我行我法。

到了伪满末期，日本的败象越来越明显。无论是无线电中的盟国电台消息，还是吉冈安直流露出的颓丧心情，都逐日加深着我的末日情绪。我的脾气变得更坏了，在家门里发的威风也更凶了。一九四四年初，一位按例来给我祝寿的长辈，竟平白无辜地成了我发威风的对象。

那天为了庆祝我的生日，宫内府弄了一个滑冰晚会，找了些会滑冰的人来表演。在大家看滑冰的时候，这位关内来的长辈看见了吉冈安直和日本官吏们，为了表示礼貌，在我的面前跟他们招呼为礼。这样的事在一般人看来本是极为平常的，可是在当时我那一群人眼中却成了“大不敬”的失仪行为。因为“天子”乃是“至尊”，在“天子”面前没有谁更尊贵的，所以任何人不能有互相致敬、受礼的表示。家里的人都知道我是绝对不容许有这类事发生的，而且按照我的教诲，如有人发现任何不敬行为，不向我报告就要算做不忠。因此，这件当时并未被我发现的“不敬”行为，过了不大功夫，即在滑冰表演结束后举行家宴的时候，就有个侄子在宴席上报告了我。我这时正在高兴，加以想到他是个老人，不想深究，便示意叫这忠心的侄子退下。却不料那位刚犯了“大不敬”的老人，现在又犯了好奇心，想知道那个侄子俯在我耳边说什么，便探过头去问那个侄子，又一次犯了“大不敬”。我不禁勃然大怒，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喝道：“给你脸，不作脸，你还有个够吗？”这位老人这才明白了他的“过失”，吓得面如土色，身不由己地向我双膝跪倒，诚惶诚恐地低下头来。而我却越想越气，索性离了席，对他嚷叫起来：“你的眼里还有我吗？你眼里没有我，就是没有德宗景皇帝，就是没有穆宗毅皇帝！……”弄得全场鸦雀无声，可谓大煞风景。

我所以如此气恼，说穿了不过是因为被伤害了虚荣心。我甚至觉得这个老人竟不如日本人。连日本人对我使颜色都是背着人进行的，可他倒当着人的面冒犯我！

到长春之后，我看了大量的迷信鬼神书，看得人了迷。我在书上看了什么六道轮回，说一切生物都有佛性，我就生怕吃的肉是死去的亲人变的，所以除了每天早晚念两次经外，每顿饭又加念一遍“往生咒”，给吃的肉主超生。开头是在开饭的时候，当着人面，我自己默默地念，后来我索性让人先出去，等我一个人嘟嘟囔囔地念完，再让他们进来。所以后来每逢吃饭，他们便自动等在外面，听我嘟囔完了才进来。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同德殿的地下防空洞里吃饭，忽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念了咒还不算，还把要吃的一个鸡蛋拿起来，对它磕三个头，才敢把这个“佛性”吃下肚去。这时，我已经索性吃素，除鸡蛋外，荤腥一概不动。我不许人们打苍蝇，只许向外轰。我知道苍蝇会带病菌传病给人，苍蝇落过的饭菜，我一律不吃，如果在我的嘴唇上落一下，我就拿酒精棉花擦一下（我身上总带着一个盛酒精药棉的小铁盒），如果发现菜里有苍蝇腿要罚厨师的钱，尽管如此，我却不准任何人打死一只苍蝇。有一次我看见一只猫抓住了一只老鼠，为了救这只老鼠，我就下令全体家人一齐出动去追猫。

我越看佛书越迷，有时做梦，梦见游了地狱，就越发相信。有一次，我从书上看到，念经多日之后，佛就会来，还要吃东西。我便布置出一间屋子，预备了东西。在念过经之后，对众人宣布道：佛来了！我便跪着爬进屋去。当然里面是空的，可是因为我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胡说人道，所以战战兢兢地向空中碰起头来。

我家里的人都叫我弄得神神颠颠的。在我的影响下，家中终日佛声四起，木鱼铜磬响声不绝，像居身于庙里一样。

我还常常给自己问卜算卦，而且算起来就没完，不得上古之卦，决不罢休。后来我日益害怕关东军害我，发展到每逢吉冈找我一次，我要打卦卜一次吉凶。避凶趋吉，几乎成了支配我一举一动的中心思想。弄得行路、穿衣、吃饭，脑子里也是想着哪样吉，哪样不吉。至于吉凶的标准，也无一定之规，往往是见景生情，临时自定。比如走路时，前面有块砖头，心里便规定道：“从左面走过去，吉祥，从右边，不吉祥。”然后便从左面走过去。什么迈门坎用左腿右腿，夹菜是先夹白先夹绿，真是无穷无尽。婉容也随我人了迷，她给自己规定，对于认为不吉的，就眨巴眨巴眼，或是吐吐唾沫。后来弄成了习惯，时常无缘无故地眨巴一阵眼，或者是嘴里“啐啐啐”连着出声，就像患了精神病似的。

在我的教育管制之下，我的侄子们——二十左右岁的一群青年，个个像苦修的隐士，有的每天“人定”，有的新婚之后不回家，有的在床头上悬挂“白骨图”，有的终日掐诀念咒，活像见了鬼似的。

我还每天“打坐”。“打坐”时，不准有一点声音。这时所有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我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大鹤，它不管这套，高起兴来就要叫一下子。我交代给仆人负责，如果鹤叫一声，就罚他五角钱。仆人们被罚了不少钱之后，研究出一个办法：鹤一伸脖子他就打它脖子一下，这样就不叫了。

因为怕死，所以最怕病。我嗜药成瘾，给了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也给自己找了不少罪受。我嗜药不仅是吃，而且还包括收藏。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我有时为了菜的口味差一些，硬叫扣出厨子几角钱来，但为买些用不着的药品，可以拿出几千元、几万元去向国外订购。我的一些侄子，上学之外要为我管药房、药库。他们和我专雇的医生每天为我打补针，总要忙上几小时。

从前我在紫禁城里时常“疑病”，现在用不到疑心，我真的浑身是病了。记得有一次例行“巡幸”，到安东去看日本人新建的水力发电站。到了那里，由于穿着军服，还要在鬼子面前撑着架子，走了不多远，我就喘得透不过气来，回来的时候，眼看就要昏过去了，随行的侄子们和医生赶快抢着给我打强心剂和葡萄糖，这才把我抢救过来。

这种虚弱的身体，加上紧张的心情，让我总觉得死亡迫在眉睫。

有一天，我到院子里去打网球，走到院墙边，忽然看到墙上有一行粉笔写的字：

“日本人的气，还没受够吗？”

看到这行粉笔字，我连网球也忘记打了，赶紧叫人擦了去。我急忙口到我的卧室，心里砰砰跳个不停，觉得虚弱得支持不住了。

我怕日本人发现这行粉笔字之后，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我这“内廷”来个“大检举”，那不定会闹成什么样子。令我更惊慌的是，显然在我这内延之中，有了“反满抗日分子”。他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写字，就不敢杀我吗？

由于我整天昏天黑地、神神颠颠，对家庭生活更没有一点兴趣。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有的只是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但她们都是同样的牺牲品。

长时期受着冷淡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现代新中国的青年最不能理解的。她如果不是在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时常想到，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然，她究竟和文绣不同。在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却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分，所以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这块招牌。

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之后，我对她便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也没有从她嘴里听说过她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只知道后来她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有了我所不能容忍的行为。

“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已经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我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有个必不可少的摆设，我另选了一名牺牲品——谭玉龄，她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我像养一只鸟儿似地把她养在“宫”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为止。

她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她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但并不认为是个绝症。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诊治。吉冈这时说是要“照料”，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来了。就这样，在吉冈的监督下，日本医生给谭玉龄进行了医治，不料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便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开始治疗时，表现非常热心，在她身边守候着，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但是在吉冈把他叫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长时间的话之后，再不那么热情了，他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住在勤民楼里的吉冈，这天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谭玉龄便死了。不由我不奇怪，为什么吉冈在治疗的时候，找医生谈那么长时间的话呢？为什么谈过话之后，医生的态度便变了呢？

我刚听到了她的死讯，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的这样快呢？

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在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在关内横行霸道的事。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疑心日本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龄的死，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些。

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联想到，即使不是吉冈使了什么坏，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的。谭玉龄刚死，吉冈就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让我挑选。

我拒绝了。我说谭玉龄遗体未寒，无心谈这类事。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不能草率从事，况且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兴趣上总要合适才好。”

我拿定了主意，决不要日本妻子，因为这就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了个耳目。但这话不好明说，只得推三阻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

不想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怕惹恼他，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也许是他明白我一定不要日本人，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又拿来了一些旅顺日本学校的中国女学生的相片。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一样。可是我觉得这样总拖也不是个办法，因为如果关东军硬给我指定一个，我还是得认可。我最后决定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低些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人训练过，也还好对付；而且只要我功夫作好，也会把她训练回来。决定后，我向吉冈说了。

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便成了我的第四名牺牲品。她来了不到两年，也就是她还不到成年的年岁，伪满就垮了台。在大崩溃中，我成了俘虏，她被遣送回长春老家去了。

我的前半生--十　大崩溃

十　大崩溃

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有个前伪满军的旅长对我说过一个故事。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冬天，他在关东军的指挥下，率伪满军前去袭击抗联部队。他的队伍在森林里扑了一个空，只找到了一个藏在地下小屋里的生病的抗联战士。这个人衣服破烂，头发、胡子挺长，就像关了很久的囚犯似的。他望见这俘虏的外貌，不禁嘲弄地说：

“看你们苦成这副模样，还有什么干头！你知道不知道，大日本皇军把新加坡、香港都占领啦……”

“俘虏”突然笑起来。这位“满洲国”少将拍着桌子制止道：“笑什么？你知道你这是受审判吗？”那战士对他的回答，叫他大吃一惊——

“谁审判谁？你们的末日不远了，要不了多长时候，你们这群人，都要受人民的审判！”

伪满的文武官员，一般说来都知道东北人民仇恨日寇和汉奸，但却不理解他们何以有这么大的胆量，何以那么相信自己的力量，同时又确信强大的统治者必败无疑。我从前一直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看做强大无比，不可动摇。在我心里，能拿来和日本做比较的，连大清帝国、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华民国都够不上，至于“老百姓”，我连想也没想过。

究竟是谁强大无比，是谁软弱无力？其实早有无数的事实告诉过我，但是我极不敏感，一直到从吉冈嘴里透露了出来的时候，我还是模模糊糊。

有一次，关东军安排我外出“巡幸”（一年有一次），去的地点是延吉朝鲜族地区。我的专车到达那里，发现大批的日本宪兵和六个团的伪军，把那里层层围了起来。我问吉冈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是“防土匪”。“防土匪何用这么多兵力？”“这土匪可不是从前那种土匪，这是共产军哪！”“怎么满洲国也有共产军？共产军不是在中华民国吗？”“有的，有的，小小的有的，……”吉冈含含混混回答着，转移了话题。

又一次，关东军参谋在例行的军事形势报告之外，特地专门向我报告了一次“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抗联的领袖杨靖宇将军牺牲了。他兴高采烈地说，杨将军之死，消除了“满洲国的一个大患”。我一听“大患”二字，忙问他：“土匪有多少？”他也是这么说：“小小的，小小的有。”

一九四二年，华北和华中的日本军队发动了“大扫荡”，到处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有一次，吉冈和我谈到日军对华北“共产军”的种种战术，如“铁壁合围”、“梳蓖扫荡”等等，说这给“大日本皇军战史上，增添了无数资料”。我听他说的天花乱坠，便凑趣说：“共产军小小的，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不料这话引起了他的嘲弄：

“皇帝陛下倘若有实战体验，必不会说这话。”

我逢迎道：“愿闻其详。”

“共产军，这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嗯，军民不分，举例说，嗯，就像赤豆混在红砂土里，……”他看我茫然无知的样子，又举出中国的“鱼目混珠”的成语来做比喻，说日本军队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时，常常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后来，他竟不怕麻烦，边说边在纸上涂抹着解释：“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当兵一年就不想逃亡，这实在是大陆上从来没有的军队；这样队伍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可怕！这是可怕的！”他不由自主地摇头感叹起来。看见这位“大日本皇军”将官居然如此评论“小小的”敌人，我惶惑得不知说什么才合适，拼命地搜索枯肠，想起了这么两句：

“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真是可怕！”

“只有鬼才相信这个！”他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过了一会儿，他又用嘲弄的眼神看着我说：

“我这并不是正式评论，还是请陛下听关东军参谋长的报告吧。”

说着，他把刚才涂抹过的纸片都收了起来，放进口袋。

我逐渐地觉出了吉冈的“非正式评论”，比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正式评论”比较近乎事实。植田谦吉发动诺门坎战役时，为了证实他的“正式评论”，曾把我和张景惠等都请了去，参观日本飞机超过苏联飞机的速度表演。事实上，那次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失了五万多人，植田也因之撤职。吉冈在非正式评论时说：“苏军的大炮比皇军的射程远多了！”

藏在吉冈心底的隐忧，我渐渐地从收音机里，越听越明白。日军在各个战场失利的消息越来越多，报纸上的“赫赫战果”、“堂堂入城”的协和语标题，逐渐被“玉碎”字样代替。物资匾乏情况严重，我在封锁重重中也能觉察出来。不但是搜刮门环、痰桶等废铜烂铁的活动，伸进“帝宫”里来，而且“内延”官员家属因缺乏食物，也纷纷来向我求助了。“强大无比”的日本统治者开始露馅，“无畏的皇军”变成样样畏惧。因为怕我知道军队供应质量低劣，关东军司令官特地展览了一次军用口粮请我去参观；因为怕我相信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海外广播，送来宣传日军战绩的影片给我放映……。不用说我不相信这些，就连我最小的侄子也不相信。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军人流露出来的恐惧。

占领了新加坡之后到东北来任关东军某一方面军司令长官的山下奉文，当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狂态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当他再次奉调南洋，临行向我告别时，却对我捂着鼻子哭了起来，说：“这是最后的永别，此一去是不能再回来了！”

在一次给“肉弹”举行饯行式时，我又看到了更多的眼泪。肉弹是从日本军队中挑选出来的士兵，他们受了“武士道”和“忠君”的毒素教育，被挑出来用肉体去和飞机坦克碰命，日本话叫做“体挡”。吉冈从前每次提到这种体挡，都表示无限崇敬。听那些事迹，我确实很吃惊。这回是关东军叫我对这批中选的肉弹鼓励一下，为他们祝福。那天正好是阴天，风沙大作。饯行地点在同德殿的院里，院里到处是一堆堆的防空沙袋，更显得气象颓丧。肉弹一共有十几个人，排成一列站在我面前，我按吉冈写好的祝词向他们念了，然后向他们举杯。这时我才看见，这些肉弹个个满脸灰暗，泪流双颊，有的竟硬咽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