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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我们从院子里散步回来，小固传播了刚听来的一条新闻：前伪满总务厅次长老谷拿一块表送给看守员（这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职务名称，我们当面称先生，背后叫“管人的”），结果挨了一顿训。这条新闻引起了几个年轻人的议论。小秀说，上次洗澡的热水，并不是热水管子里的；锅炉还没修好，那水是“管人的”先生们用水桶一担一担挑来的。“给犯人挑水，还没听说过。”小瑞也认为这里“管人的”跟传说中的“狱卒”不同，不骂人。不打人。荣源这时正为吃晚饭做准备月捻完“往生神咒”，冷笑了一下，低声说：

“你们年轻人太没阅历，大惊小怪！那送表的一定送的不是时候，叫别人看见了，当人面他怎么能要？不打、不骂，你就当他心里跟咱没仇？瞧着吧，受罪在后头！”

“挑水又怎么说？”小固顶撞地说，“给咱挑水洗澡，就是叫咱受罪？”

“不管怎么说，”荣源的声音压得更低了，“共产党，不会喜欢咱这种人！”

说着，他摸了一阵口袋，忽然懊恼地说：“我把烟忘在外边窗台上了。真可惜，从沈阳带回来的只剩这一包了。”他不情愿地打开一包所里发给的低级烟，还嘟囔着，“这里‘管人的’大都吸烟，我那包算白送礼了！”

真像戏里所说的，“无巧不成书”，他的话刚说完，房门被人拉开了，一个姓王的看守员手里举着一样东西问道：“这屋里有人丢了烟没有？”大家看得清楚，他手里的东西正是荣源那包沈阳烟。

荣源接过了烟，连声地说：“谢谢王先生，谢谢王先生！”听看守员的脚步声远了，小固先禁不住笑起来，问他刚才念的是什么咒，怎么一念就把烟给念回来了。荣源点上了烟，默默地喷了一阵，恍然大悟似地拍了一下大腿：

“这些‘管人的’准是专门挑选来的！为了跟咱们斗心眼儿，自然要挑些文明点儿的！”

小固不笑了，溥杰连忙点头，另外两个侄子也被荣源的“阅历”镇住了。我和溥杰一样，完全同意荣源的解释。

过了不多天，发生了一件事，使荣源的解释大为逊色。这天我们从院子里散步回来，溥杰一面急急忙忙地找报纸，一面兴奋地说，他刚听见别的屋子里的人都在议论今天报上登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使他们猜透了新中国叫我们学习的意思。大家一听，都拥到了他身边，看他找的是什么文章。文章找着了，我忘了那文章的题目，只记得当溥杰念到其中新中国迫切需要各项人材，必须大量培养、大胆提拔干部的一段时，除了荣源之外，所有的脑袋都挤到了报纸上面。据溥杰听到别的屋子里的人判断，政府让我们学习，给我们优待，就是由于新国家缺少人材，要使用我们这些人。今天想起来，这个判断要多可笑有多可笑，可是在当时它确实是多数人的想法。在我们这间屋子里，尽管荣源表示了怀疑，其他人却越想越觉着像是这么回事。

我记得从那天起，屋里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大家都认真地学习起来。从前，除了小固之外，别人对那些充满新名词的小册子都不感兴趣，每天半天的读书，主要是为了给甬道里的看守人员看。现在，不管看守人员在不在，学习都在进行着。那时还没有所方于部给讲解，所谓学习也只不过是抠抠名词而已。当然，荣源仍旧不参加，在别人学习的时候，他闭着眼念他的经。

这种盲目的乐观，并没有持续多久，当所方宣布调整住屋，把我和家族分开时，它就像昙花一现似地消失了。

我的前半生--三　我离开了家族

三　我离开了家族

为什么把我和家族分开？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这在我的改造中，实在是个极其重要的步骤，可是在当时，我却把这看做是共产党跟我势不两立的举动。我认为这是要向我的家族调查我过去的行为，以便对我进行审判。

我被捕之后，在苏联一贯把自己的叛国行为说成是迫不得已的，是在暴力强压之下进行的。我把跟土肥原的会谈改编成武力绑架，我把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行为和后来种种谄媚民族敌人的举动全部掩盖起来。知道底细的家族成员们一律帮我隐瞒真相，哄弄苏联人。现在回到了中国，我更需要他们为我保密，我必须把他们看管好，免得他们失言，说出不该说的话来。特别是小秀，更需加意防范。

到抚顺的第一天，我就发现小秀因为火车上的那点“眶毗之仇”，态度有些异样。那天我进了监房不久，忽然觉着有什么东西在脖子上爬，忙叫小秀给我看看。要是在以往，他早就过来了，可是那天他却装作没听见，一动不动。不但如此，后来小瑞过来，从我脖子后头找到一个小毛虫，扔在地上，小秀在旁边还哼了一声：“现在还放生，放了生叫它害别人！”我听了，浑身都觉着不是劲。

过了几天，小瑞给我整理被褥，我叫他把被子抖一抖。这个举动很不得人心，把屋里抖得雾气腾腾。溥杰鼓着嘴，躲到一边去了，小固捂着鼻子对小瑞说：“行行好吧。呛死人啦！”小秀则一把抓过被子，扔到铺上说：“这屋子里不只你们住着，别人也住着！为了你们就不顾别人，那可不行。”我沉下了脸，问道：“什么你们我们？你还懂规矩吗？”他不回答我，一扭头坐在桌子旁，闷着头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噘着嘴使劲在纸上画，想看看他画什么，不料刚走过去，他拿起纸来就扯了。恍惚之间，我看到了一行字：“咱们走着瞧！”

我想起了火车上的那回事，尝到了自作自受的后悔滋味。从这天起，我尽力向他表示好感，拿出和颜悦色对他。我找了个机会，单独向他解释了火车上那回事，并非出于什么恶意，我对他一向是疼爱的。此后，一有机会我就对三个侄子大谈伦常之不可废，大难当前，和衷共济之必要。当小秀不在跟前的时候，我更嘱咐别人：“对小秀多加小心！注意别让他有轨外行动！多哄哄他！”

经过一番努力，小秀没发生什么问题，后来报上那篇文章在我们脑子里5！起了幻想，小秀的态度也完全正常了。可是我对他刚放下心，就调整监房了，看守员叫我一个人搬到另一间屋子里去。

小瑞和小固两人替我收拾起铺盖、皮箱，一人替我拿一样，把我送到新屋子。他们放下东西走了。我孤零零地站在一群陌生人面前，感到非常别扭，简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这屋子里原来住着八个人，见我进来，都沉默不语，态度颇为拘谨。后来，大概是经过一致默契，有人把我的铺盖接过去，安放在靠近墙头的地方。以后我才明白，这个地方是冬暖夏凉的地方，冬天得暖气，夏天有窗户。我当时对这些好意连同他们的恭敬脸色全没注意，心里只想着这次分离对我的危险。我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觉得这里连板炕都似乎特别硬。我站起来，抱着胳臂踱开了。

我踱了一阵，想出一个主意，就走到房门前，敲了几下门板。

“什么事？”一位矮墩墩的看守员打开门问。

“请问先生，我能不能跟所长先生谈一件事？”

“哪类的事？”

“我想说说，我从来没跟家里人分开过，我离开他们，非常不习惯。”

他点点头，叫我等一等。他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所长准许我搬回去。

我高兴极了，抱起铺盖，看守员帮我提上箱子，便往回里走。在甬道里，我碰见了所长。

“为照顾你和年岁大些的人，所里给你们定的伙食标准比较高些，”所长说，“考虑到你们住一起用不同的伙食，恐怕对他们有影响，所以才……”

我明白了所长原来是这样考虑的，不等他说完，就连忙说：“不要紧，我保险他们不受影响。”我差点说出来：“他们本来就该如此！”

所长微微一笑：“你想的很简单。你是不是也想过，你自己也要学一学照顾自己？”

“是的，是的，”我连忙说，“不过，我得慢慢练，一点一点地练……”

“好吧，”所长点头说，“你就练练吧。”

我回到家里人住的那间屋子，觉得分别了半天，就像分别了一年似的。见了面，大家都很高兴。我告诉了他们所长说要我“练一练”的话，大家从这句话里觉出政府似乎不急于处理我的意思，就更高兴了。

然而家里人并没有让我去练，我自己也不想去练。我只考虑所长那番话的意思，迟早还会叫我们分开，因此必须好好地想出个办法来应付这个问题。我竟没想到，所长给的时间是这样短，才过了十天，我的办法还没想好，看守员就又来叫我收拾铺盖了。

我决定趁小瑞给我收拾东西的时间，对家族嘱咐几句。因为怕门外的看守员听见，不好用嘴说，就写了一个纸条；又因屋子里这时多了两个汪伪政权的人，所以纸条写得特别含蓄。大意是；我们相处得很好，我走后仍要和衷共济，我对你们每人都很关怀。写罢，我交给溥杰，叫他给全体传阅。我相信他们看了，必能明白“和衷共济”的意思是不要互相乱说。我相信两个汪伪政权的人对我的举动并没有发生怀疑。

我的侄子又给我抱着铺盖提着箱子，把我送进上次那间屋子，人们又把我的铺盖接过去，安放在那个好地方。跟上次一样，我在炕上坐不住，又抱着胳臂踱了一阵，然后去敲门板。

还是那个矮墩墩的看守员打开了门。我现在已知道他姓刘，而且对他有了一些好感。这是由吃包子引起的。不久前，我们第一次吃包子，大家吃得特别有味，片刻间全吃光了。刘看守员觉着这件事很新鲜，笑着走过来，问我们够不够。有人不说话，有人吞吞吐吐地说“够了”。他说：“怎么忸忸怩怩的，要吃饱嘛！”说着，一阵风似地走了，过了一会儿，一桶热腾腾包子出现在我们的房门口。我觉得这个人挺热心，跟他说出我的新主意，谅不至于出岔子。

“刘先生，我有件事……”

“找所长？”他先说了。

“我想先跟刘先生商量一下，我，我……”

“还是不习惯？”他笑了。这时我觉出背后也似乎有人在发笑，不禁涨红了脸，连忙辩解说：

“不，我想说的不是再搬回去。我想，能不能让我跟家里人每天见一面。只要能见见，我就觉着好得多了。”

“每天在院里散步，不是可以见吗？这有什么问题？”

“我想跟他们在一起说说话儿，所长准许吗？”按照规定，不同监房是不得交谈的。

“我给你问问去。”

我得到了准许。从这天起，我每天在院子里散步时都能和家里人见一次面，说一会儿话儿。几个侄子每天都告诉我一点关于他们屋里的事情，所里的人跟他们说了什么，他们也照样告诉我。从接触中，小固还是那样满不在乎，小秀也没什么异样，小瑞仍然恭顺地为我洗衣服、补袜子。

我所担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不想新的问题出现了。这就是，过去四十多年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习惯，现在给我带来极大的苦恼。

四十多年来，我从来没叠过一次被，铺过一次床，倒过一次洗脸水。我甚至没有给自己洗过脚，没有给自己系过鞋带。像饭勺、刀把、剪子、针线这类东西，从来没有摸过。现在一切事都要我亲自动手，使我陷入了十分狼狈的境地。早晨起来，人家早已把脸洗完了，我才穿上衣服，等到我准备去洗脸了，有人提醒我应该先把被叠好；等我胡乱地卷起被子，再去洗脸，人家早洗完了；我漱口的时候，已经把牙刷放进嘴里，才发现没有蘸牙粉，等我把这些事情都忙完了，人家早饭都快吃完了。我每天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忙得昏头胀脑。

仅仅是忙乱，倒还罢了，更恼人的是同屋人的暗笑。同屋的八个人，都是伪满的将官，有“军管区司令”、“旅长”，也有“禁卫军团长”，他们从前在我面前都是不能抬头的人物。我初到这间屋子的时候，他们虽然不像我的家族那样偷着叫我“上边”，但“你”字还不敢用，不是称我为“先生”，就是索性把称呼略掉，以表示对我的恭敬。这时他们的耻笑虽不是公然的，但是他们那种故做不看、暗地偷看的表情，常常让我感到格外不好受。

让我感到很不好受的还不仅限于此。我们从到抚顺的第一天起，各个监房都建立了值日制度，大家每天轮流打扫地板、擦洗桌子和倒尿桶。没跟家族分开时，这些事当然用不着我来干。我搬进了新屋之后，难题就来了，轮到我值日那天该怎么办呢？我也去给人倒尿桶？我跟日本关东军订立密约的时候，倒没觉得怎样，而现在把倒尿桶却当成了上辱祖宗、下羞子侄的要命事。幸好所方给我解了围，第二天，所方一位姓贾的干部走来对大家说：“溥仪有病，不用叫他参加值日了！”我听到这句话，犹如绝路逢生，心中第一次生出了感激之情。

值日的事解决了，不想又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我们正在院子里三三两两地散步，所长出现了。我们每次散步他必定出现，而且总要找个犯人谈几句。这次我发现他注意到了我。他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阵，打量得我心里直发毛。

“溥仪！”他叫了一声。我从回国之后，开始听别人叫我的名字，很觉不习惯，这时仍感到刺耳，觉得还不如听叫号码好受。来这里的初期，看守员一般总是叫号码的（我的号码是“981”）。

“是，所长。”我走了过去。

“你的衣服是跟别人一块发的，怎么你这一身跟别人的不一样？”他的声调很和气。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再看看别人，原来别人身上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而我的却是褶褶囊囊，邋里邋遢：口袋扯了半边，上衣少了一只扣子，膝盖上沾了一块蓝墨水，不知怎么搞的，两只裤腿也好像长短不一，鞋子还好，不过两只鞋只有一根半鞋带。

“我这就整理一下，”我低声说，“我回去就缝口袋、钉扣子。”

“你衣服上的褶子是怎么来的呢？”所长微笑着说，“你可以多留心一下，别人怎么生活。能学习别人的长处，才能进步。”

尽管所长说得很和婉，我却觉得很难堪，很气恼。我这是第一次被人公开指出我的无能，这是我第一次不是被当做尊严的形象而是作为“废物”陈列在众目注视之下。“我成了大伙研究的标本啦！”我难受地转过身，避开“大臣”和“将官”们的目光，希望天色快些暗下来。

我溜到墙根底下，望着灰色的大墙，心中感慨万千：我这一生一世总离不开大墙的包围。从前在墙里边，我还有某种尊严，有我的特殊地位，就是在长春的小圈子里，我也保持着生活上的特权，可是如今，在这个墙里，那一切全没有了，让我跟别人一样，给我造成了生存上的困难。总之一句话，我这时不是因感到自己无能而悲哀，而是由于被人看做无能而气恼。或者说，我不是怪自己无能，而是怨恨我一向认为天生应该由人来服侍的特权的丧失。我因免于值日而对所方发生的感激之情，这时一下子全消失了。

这天晚上，我发现了别人临睡时脱下衣服，都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枕头底下，而我却一向是脱下来顺手一团，扔到脚底下的。我想起所长说的话，确有几分道理，应该注意一下别人的长处，——我如果早知道这点的话，今天不是就不会碰到这种难堪了吗？我对伙伴们产生了不满，他们为什么对我这样“藏奸”，不肯告诉我呢？

其实，那些伪将官们连向我说话还感到拘谨，我既然不肯放下架子去请教，谁还敢先向我指指点点呢？

我就是这样的在抚顺度过了两个多月。十月末，管理所迁往哈尔滨，我们便离开了抚顺。

我的前半生--四　搬到哈尔滨

四　搬到哈尔滨

在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只有几个年轻些的人还有点兴趣谈天说笑，愿意跟看守员打打“百分”，其他的人则很少说话，即使说起来声调也不高。车厢里大部分时间都是沉寂的。有不少人夜里睡不着，白天吃不下。我虽然不像回国时那样恐怖，却仍是比任何人都紧张。这时，正是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军队逼近了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不久。有一天夜里，我见溥杰跟我一样睡不着觉，便悄悄地问他对战局的看法。他死阴活气地回答说：“出国参战，简直是烧香引鬼。眼看就完啦！”我领会他所谓“完啦”的意思：一方面指中国必然吃败仗，至少东北要被美国军队占领；一方面担心共产党看到“大势已去，江山难保”，先动手收拾我们这批人，免得落到美国人手里去。后来才知道，这是当时犯人们的共同想法。

到了哈尔滨，看到管理所的房子，我越发绝望了。管理所的房子原是伪满遗留下来的监狱，看见了它，大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滋味。这所监狱是经日本人设计，专门关押“反满抗日犯”的地方，共两层，中心是岗台，围着岗台的是两层扇面形的监房，监房前后都是直径一寸的铁栏杆。由洋灰墙隔成一间间小屋，每屋可容七八人。我这屋里住了五个人，不算拥挤，不过由于是日本式的，只能睡地铺。我在这里住了大约两年，后来听说拆掉了。刚住进去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伪满时关在这里的“犯人”很少有活着出去的，不过单是听到那铁栏杆的开关声，就已经够我受的了，这种金属响声总让我联想到酷刑和枪杀。

我们受到的待遇仍和抚顺一样，看守员仍旧那样和善，伙食标准丝毫没有变化，报纸、广播、文娱活动一切如常。看到这些，我的心情虽然有了缓和，却仍不能稳定下来。记得有一天夜里，市区内试放警报器，那凄厉的响声，在我脑里久久不能消失。一直到我相信了中朝人民军队确实连获胜利之前，我总认为自己不死于中国人之手，就得死在美国飞机的轰炸中。总之，我那时只想到中国必败、我必死，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结果。

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从报上看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的消息，当时谁也不相信；到了年末，第二次战役大捷的消息来了，中朝人民军队把美国军队赶到三八线附近，我们还抱有很大的怀疑。过了年，有一天一位所方干部站在岗台上，向大家宣读了中朝军队光复汉城的新闻号外，各监房爆发出激烈的掌声。那时我心中仍旧半信半疑。二月间，报上公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所方恐怕引起我们惊慌不安，停止我们阅报，我们不了解内情，便断定是在朝鲜前线打了败仗，怀疑以前的捷报全是假的。我由此认为自己的厄运快来了。

一天半夜，我突然被铁门声惊醒，见栏杆外来了好些人，从隔壁监房里拥着一个人走出去。我认为这必是美国军队逼近了哈尔滨，共产党终于对我们下手了，不由地浑身战栗起来。好容易度过了这一夜，天亮后听同屋子的人议论，才明白这是个天大的误会。原来前“四平省长”老曲半夜小肠疵气病发作，看守员发现后，报告了所长，所长带着军医和护士们来检查了一下，最后送他进了医院。我当时由于恐惧和联想，弄得神魂颠倒，所以只看见军装的裤腿，竟没看见医生和护士们的白衣衫。

这个误会的解除并没给我带来多大的安慰。我怕听的除了夜里的铁门声之外，还有白天的汽车声。每逢听见外面有汽车响，我就疑心是来装我们去公审的。

我白天把精力放在倾听、观察铁栏杆外边的一切动静上，夜里时常为噩梦惊醒。和我同屋的四个伪满“将官”，情形不比我好多少。他们跟我一样，饭量越来越小，声气越来越低。我记得那些日子，每逢楼梯那边有响声，大家都一齐转头向栏杆外窥探，如果楼梯上出现一个陌生面孔，各个监房里一定自动停止一切声息，好像每个人都面临着末日宣判一样。正在大家最感绝望的时候，公安机关的一位首长来到监狱，代表政府向我们讲了一次话。听了这次讲话我们才重新看到了生机。

这位首长站在岗台前对着各个监房讲了一个多小时。他代表政府明确地告诉我们，人民政府并不想叫我们死，而是要我们经过学习反省，得到改造。他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信在人民的政权下，多数的罪犯是可能改造成为新人的。他说共产主义的理想，是要改造世界，就是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类。他说完，所长又讲了一会儿。记得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你们只想到死，看什么都像为了让你们死才安排的。你们可以想想，如果人民政府打算处决你们，又何必让你们学习？

“你们对于朝鲜战争有很多奇怪的想法。有人可能认为，志愿军一定打不过美国军队，美国军队一定会打进东北，因此担心共产党先下手杀了你们；有人还可能迷信美国的武力，认为美国侵略者是不可战胜的。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中朝人民一定会打败美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改造罪犯的政策也一定得到胜利。共产党人从来不说空话，事实就是事实！

“你们也许会说，既然不想杀我们，就把我们放出去不好吗？不好！如果不经改造就放你们出去，不仅你们还会犯罪，而且人民也不答应，人民见了你们不会加以饶恕。所以，你们必须好好地学习、改造。”

我对那位首长和所长的话虽然不完全懂，甚至不完全相信，但关于政府不想处决我们的这段话，却是越想越有道理。是呵，如果是存心杀掉我们，在抚顺时何必为我们扩建监狱的澡堂？到哈尔滨又何必抢救垂危的病人？又何必一直对我和年纪大的给以伙食方面的照顾？

对于像治病、洗澡之类的这些生活待遇，后来才知道，在新中国的监狱里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在当时，我们确实感到很新奇，把它看做是对我们的特殊照顾。因此听到了政府人员正面说出不想消灭我们的话来，我们顿时觉得轻松了不少。

关于首长和所长说的学习、改造，在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人加以理睬。在我看来，叫我们看书看报不过是为了让我们消磨时间，免得胡思乱想。说看几本书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我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对于美国军队可以打败的话，我更不相信。同屋的四个自命懂得军事的“将官”，则一致认为，美国或许没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敢拿出原子弹，然而美国仅仅用常规武器就足以称霸世界、无敌于天下；说可以打败美国军队，只不过是句空话。可是后来，我们渐渐觉得，共产党人不大像是说空话的人。过了不久我们重新看到了报纸，觉得那些有关朝鲜战场的消息不像是假的。那些“将官”们也说，历来编造战报，双方死伤人数可以造假，而地域的得失却不能做长时间的谎报，特别是美军总司令表示愿意谈判的消息，更是不能编造的。美国军队也要谈判停战问题，还能说是无敌的吗？“将官”怀疑起来了，不用说，我更解释不通了。

“兵不厌诈，”一个当过“旅长”的战犯说，“也许这里面还有问题呢！我不相信美国是‘纸老虎’。”

可是不管怎么不信，朝鲜战争越来越不像我们原先那样想的，美国越弄越不像个真老虎。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越明显，我反而越感到了安心，因为我认为如果共产党没有溃败，就不至于急于消灭我这个累赘。

这时的学习也与以前不同了。以前的学习是自流的，所方并不过问，现在是所方管学习的干部亲自领导我们学习。他给我们做了“什么是封建社会”的专题讲话，然后由我们讨论。每人还要写学习笔记。

有一天，讲课的干部对我们说：

“我已经讲过，改造思想首先要了解自己原来是什么思想。每个人的思想是跟他的出身、历史分不开的，因此，要从自己的出身、历史上去研究。为了进行思想改造，每个人要客观地无保留地反省一下自己的历史，写一份自传。……”

我心里对自己说：“这就是改造吗？这是不是借口改造来骗我的供词呢？共产党看战局稳定下来，大概就要慢慢收拾我了吧？”

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我正是在这种对立的思想支配下，写下了我的第一份自传的。

我的前半生--五　写自传与献“宝”

五　写自传与献“宝”

我认为写自传是审判的前奏。既然要审判，那就是说生死尚未定局，在这上面我要力争一条活路。

对于应付审判，我早有了既定的打算。刚到哈尔滨那天，我们走下汽车，还没进入监房，这时侄子小固凑近我，在我耳边悄悄地说：“问起来，还是在苏联那套说法！”我略略点了一下头。

所谓在苏联的那套说法，就是隐瞒我投敌的行径，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完全善良无辜的、爱国爱民的人。我明白现在的处境与在苏联时不同，我必须编造得更加严密，决不能有一点点漏洞。

小固那天的话，是代表同他住在一起的侄子们和随侍大李的。那几句话说明了他们早已有了准备，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对我的忠心，一如往昔。不过要想不出漏洞，光是忠心还不够，我觉得还必须再嘱咐一下。特别是要嘱咐一下大李，因为他是我的自传中最关键的部分——我从天津怎样到的东北——的实际见证人。我从静圆溜走前，事先他给我准备的行李衣物，我钻进汽车的后箱后，是他给我盖的箱盖。这些事一旦被泄漏出去，那个土肥原强力绑架的故事就不会有人相信了。

这件事只能在休息时间，利用我和我的家族合法的见面机会去办。这时情况与以前已经有些不同了，一些年纪较轻的犯人开始干起杂活，如挑水、送饭、帮厨之类。我的家族除了荣源这时已死，黄医生因风湿性关节炎经常休息外，其余都参加了这种服务性的劳动。我在休息时间，不大容易全看到他们，不是这个在帮厨，就是那个在送开水。不过，也有个好处，这就是他们行动比较自由，可以为我传话找人。我就是利用这种便利让小瑞把大李给我悄悄找来的。

大李来了，恭顺地走近了我，带着听候吩咐的样儿。我压低嗓音问他：

“你还记得从天津搬家的事吗？”

“是说到关外吧？是我收拾的东西，是吧？”

“如果所方问起我是怎么从天津走的，你就说全不知道。你收拾东西，是在我走后，知道吗？”

“走后？”

“对啦，走后，你是听了胡嗣瑗的吩咐，把我用的衣物行车送到旅顺的。”

大李点点头，表示心领神会，悄悄走了。

第二天，小瑞在院子里告诉我，大李请他转报，昨天晚上他和所方贾科员谈天，他告诉贾科员我在东北时待底下人很厚道，从不打人骂人。又说我在旅顺时，成天锁门，不见日本人。我听了这话，觉着这个大李做得太过分了，为什么提旅顺的事呢！我叫小瑞告诉他：别多嘴，如果问起旅顺的情形，就说什么也不知道。

我对大李的忠诚很满意。我对重要的问题有了把握，又向侄子们分别嘱咐过了，这才动手写起我的自传。在这份自传里，我写下了我的家世，写下了西太后如何让我做了皇帝，我在紫禁城如何度过了童年，我如何“完全不得已”地躲进了日本公使馆，我如何在天津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然后是按外界传说写成的“绑架”和“不幸的”长春岁月。记得我在最后是这样结束的：

　　我看到人民这样受苦受难，自己没一点办法，心中十分悲忿。我希望

中国军队能打过来，也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使东北得到解救。这个希望，

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实现了。

这份自传经过再三地推敲和修改，最后用恭楷缮清，送了上去。从这篇文字上我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我是个十分悔罪的人。

送出自传之后，我又想，仅仅这篇文字还不够，还必须想个办法让政府方面相信我的“诚实”和“进步”才行。怎么办呢？依靠大李他们替我吹嘘吗？这显然不够，最重要的是我自己还必须有实际上的成绩。

一想到成绩，我不禁有些泄气。自从回国以来，即使火车上的那段不算，抚顺的那段也不算，单说自从到了哈尔滨，我参加了监房内的值日以来，那成绩就连我自己也不满意，更不用说所方了。

原来犯人们自从听了公安机关的首长和所长的讲话之后，每个人都在设法证明自己有了“觉悟”，都把所谓的“觉悟”看做活命的手段。现在回想起来，感到非常可笑，人们当时竟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好像只要作假做得好，就可以骗得过政府。在我存有这种妄想的时候，最使我引为悲哀的，就是我处处不如别人。

当时大家都从学习、值日和生活这三方面，努力表现自己，希图取信所方。我们这个组，在学习方面“成绩”最好的要算我们的组长老王。他原是伪满军法少将，在北平学过几年法政，文化程度比较高，对新理论名词懂得比较快。其他三名“将官”起初跟我一样，连“主观”“客观”都闹不清，可是“进步”也比我快。在开讨论会时，他们都能说一套。最要命的是学完“什么叫封建社会”的专题后，每人要写一篇学习心得（或称学习总结），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领会、感想，用自己的话说出来。在讨论时，我还可以简单地说一说，知道多少说多少，写心得可就不这么容易了。老实说，这时我对于学习还没感到有什么需要，学习对于我，非但没解决什么认识上的问题，反而让我对于书上关于封建社会的解释感到害怕。例如，封建帝王是地主头子，是最大的地主，这些话都像是对我下判决似的。如果我是最大的地主，那么不但从叛国投敌上说该法办，而且从土地改革的角度上说也赦不了，那不是更没活路了吗？我在这种不安的情绪中，简直连一个字也写不下去。在我勉强安下心东抄西凑地写完这篇心得后，又看了看别人写的，觉得我的学习成绩是决不会使所方满意的。

到哈尔滨后，我自动地参加了值日，这是惟一可以证明“进步”的地方。在这里，所方再没有人宣布我“有病”，而我也发现这里每间屋的屋角上都有抽水马桶，没有提马桶这个难题了。值日工作只是接递外面送来的三顿饭、开水和擦地铺，我不再感到怵头，当轮到我的时候，就动手干起来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别人服务，就出了一个岔子，在端饭菜的时候，几乎把一碗菜汤全洒在人家头上。因此，以后每逢轮到我，总有人自动帮忙。他们一半是好意，一半也是不甘再冒菜汤浇顶的危险。

生活上的情形，就更不能跟别人比了。我的服装依旧不整洁，我的衣服依旧靠小瑞给我洗缝。自从所长当众指出我的邋里邋遏以后，我心里总有一种混杂着羞耻和怨恨的感情。我曾试着练习照顾自己，给自己洗衣服，可是当我弄得满身是水，仍然制服不了肥皂和搓板的时候，心中便充满了怨气；而当我站在院里等待小瑞，别人的目光投向我手中待洗的衣袜时，我又感到羞耻。

交上自传不久，我忽然下定决心，再试一次。我觉得这件事再困难也要干，否则所方看我一点出息都没有，还怎么相信我呢？我以满头大汗的代价，洗好了一件白衬衣。等晾干了一看，白衬衣变成了花衬衣，好像八大山人的水墨画。我对着它发了一阵呆，小瑞过来，把“水墨画”从晾衣绳上拉下来，夹在怀里悄悄地说：“这不是上头干的事，还是给瑞干吧。”

他的话很顺耳，——我边散步边思索着，不错，这不是我干的，而且也干不好。可是，我不干这个，干什么才能向所方表现一下自己呢？我必须找一件可以干、而且干得出色的事情才行。

我正苦苦地思索着，忽然旁边几个人的议论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是我五妹夫老万那屋里的几个。他们正谈论着关于各界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的事。那时按规定，不同监房的人不得交谈，但听别人的谈话并不禁止。那堆人里有个姓张的前伪满大臣，在抚顺时曾跟我同过屋，他有个儿子从小不肯随他住在伪满，反对他这个汉奸父亲，连他的钱也不要。他现在估计这个儿子一定参加了抗美援朝。他每提起儿子，总是流露出不安的心情，现在又是如此。

“如果政府还没有没收我的财产，我要全部捐献给抗美援朝。我儿子既然不要，我只好这样。”

有人笑道：“这岂不是笑话！我们的财产本来就该没收的。”

“那怎么办呢？”老张愁眉苦脸地说，“也许我那孩子就在朝鲜拚命呢！”

“你想的太多，毫无根据。”另一个说，“你以为汉奸的儿女可以参军吗？”

这句话别人听了显然不是味儿，一时都不再做声，可是老张还想他的主意：

“咱们随身带的财物，政府并没充公，是代为保存的。我把它捐出去好不好！”

“那有多一点？”又有人笑他，“除了皇上和总理大臣，谁的东西都值不了多少钱！……”

这句话把我提醒了。不错，我还有许多珠宝首饰呢，这可是任何人都无法跟我较量的。不说藏在箱子底的那些，就说露在外面的一点也是很值钱的。其中那套乾隆皇帝当太上皇时用的“宝”，就是无价之宝。这是用田黄石刻的三颗印，由三条田黄石链条连结在一起，雕工极为精美。我不想动用藏在箱底的财宝，决定把这三颗印拿出来以证明我的“觉悟”。

决定了就赶快做。我记得从前有一次，所方人员在岗台上宣布志愿军取得第五次战役胜利的消息时，不知是哪个犯人听完之后立刻向干部要求到朝鲜去参战，接着有好些人都提出这个要求，还有人立时扯本子写申请书。当然，所方没有接受。我后来不免有些嫉妒地想：这些人既表现了“觉悟”，又实际担不上什么风险，心眼真是不少。我想起那回事，决定这回不能落后于人，不要让他们抢先办了，显得我是跟着学的。正好，这天政府负责人员来巡视，我透过栏杆，看出来人正是在沈阳叫我不要紧张的那位。根据所长陪伴的形势，我断定他必是所长的上级，虽然他并没穿军装。我觉得向这样人拿出我的贡品，是效果更好的。等他巡视到我们监房跟前的时候，我向他深鞠一躬，说道：

“请示首长先生，我有件东西，想献给人民政府……”

我拿出了乾隆的日黄石印给他，他却不接过去，只点点头：

“你是溥仪吧？好，这件事你跟所方谈吧。”

他又问了几句别的话，就走开了。我想，他如果看到我的东西，知道它的价值，就不会如此冷淡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找所方办这件事。我写了一封信，连同那套石印，交给看守员请他转送给所长。

这套田黄石印送出之后，犹如石沉大海，一连多日没有消息。我不禁起了疑心，是不是看守员偷着匿起来了呢？

我犯了老毛病，疑心什么就相信是什么。这天晚上，别人下棋的下棋，打扑克的打扑克，我却独自寻思田黄石印的去向，已经完全肯定是被贪污了。我考虑着是否直接问一下所长。这时矮墩墩的刘看守员从外面经过，站住了。

“你怎么不玩？”他问。

“我不会。”我答。这是实话。

“你学嘛，打百分一学就会。”

“我学也学不会。”这也是实话。

“哪里的话！我不信还有学不会打扑克的。等一等，”他热情地说，“我交了班来教你。”

过了一会儿，他果真带着一副扑克牌来了。他一屁股坐在栏杆外面，兴致勃勃地洗起牌来。我那套田黄石印就是交给他的。我心里对他原有的好印象全没有了。我当时的心情——现在想起来还是难受的——竟是充满了厌恶。

“我就不相信这个学不会，”刘看守员发着牌说，“再说，不会玩怎么行？你将来重新做人，重新生活，不会玩那可怎么生活！”

我心想：“你可真会说，装的真像呵！”

“溥仪并不笨，”高个子老王也凑过来，嘴里叼着个小烟袋，笑着说。这就是在抚顺给荣源找回沈阳烟的那个看守员，他的烟瘾很大，终日不离烟袋，那烟袋只有一柞长。他到痰盂那里敲掉了烟灰，又开始装新的一袋，一边装一边说：“溥仪不笨，只要学，什么都学的会。”

他点上了烟。隔壁有个人对他说：“王先生，你的烟挺香呵！”

“怎么，大概你的烟卷又没啦？”他挪过一步对隔壁看看。不知是谁笑着又说：“我抽烟太没计划。”王看守员笑笑，解下了小烟荷包，扔了过去：“好吧，拿纸卷一支过过瘾。”

王看守员每逢犯人抽光了规定的纸烟，总要解下烟荷包让人卷烟过瘾。这种举动原来使我很不理解，而现在则有了解释：“你们全是骗人！我就不信你们这一套！”

事实上，一心想骗人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而弄得别人不能相信的，也是我自己。过了不久，所长在院子里对我说：

“你的信和田黄石的图章，我全看到了。你从前在苏联送出去的那些东西，现在也在我们这里。不过，对于人民说来，更有价值的是人，是经过改造的人。”

我的前半生--六　小家族起变化

六　小家族起变化

所长这段话的含意，我是过了许多年以后才明白的。当时我只是想，他既然说“需要改造”，那么我眼前就没有什么危险。

可是万没想到，在我觉得已经没了危险的时候，危险就来了。

有一天，我的眼镜腿掉了，我请看守员代我送到大李那里去修理。大李是个很巧的人，他常给人修理些小玩意，像眼镜、钟表、自来水笔等等，到他手里都能整旧如新。我的眼镜每逢有了毛病，他总是很认真地给我修好。没想到，这一次他的态度变了。

我们这个管理所的建筑有个特点，楼上楼下的声响可以互相听到。看守员拿了我的眼镜下楼不久，我就听见了大李嘟嘟囔囔的声音。语音虽不清楚，但可以听出是不高兴。过了一会儿，看守员把眼镜带回来了，无可奈何地对我说：“你是不是自己想想办法？他说没办法修。”

我听到大李的嘟嚷声时，就满肚子是气，心想他竟然敢对我端架子，太可恶了。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敢端下去。我对看守员说：“我自己会就不找他了。上次就是他修好的，还是请江先生跟他再说说吧。”这位江看守员年纪很轻，个子瘦小，平常很少说话。我们同屋的人都说他为人老实。他果然很老实，听了我的话又下楼去了。

这回大李没推，给我修理了。可是拿回来一看，修得非常马虎，只是用一根线系了一下，连原来的螺丝都不见了。

我仔细地琢磨了一下，终于明白了大李是变了，而且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我记起了不久前的一天，我因为多日不见大李，散步时想问他在忙什么，就叫小瑞去找，不料小瑞回来说：“大李说他忙，没功夫。”刚才从他拒绝修眼镜的嘟囔声音里，我模糊地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不能老伺候他，我没功夫！”

修眼镜的事过去不久，便到了一九五二年的新年。所方让我们组织一个新年晚会，自己演唱一些小节目，作为娱乐。舞台就是岗台前的空地。我在“三人快板”这个节目上，又发现了不祥之兆。

这是小秀小固和大李三个人自编自演的。他们那间屋子里，除了小瑞，全都上了台。他们三个人用问答的形式，数说着发生在犯人中的引人发笑的故事，讽刺了某些犯人不得人心的行为。比如被人们称做大下巴的前伪满司法大臣张焕相，他最爱对人发脾气，吵起来弄得四邻不安，他在吃饭时常洒一地饭粒，别人如果给他指出来，他就洒得更多。又比如有些人当看守员经过的时候拚命提高嗓门读书，其实不是为自己读，而是做给所方看。他们一面念着快板，一面模仿着被讽刺者的姿态，引起了一阵阵的笑声。我一听就知道这主要是小固编的。起初我也觉得很好笑，可是听到后来就笑不起来了。他们讽刺起一些迷信鬼神的人。他们说，这种人不明白从前算卦、求神并没有挽救了自己，进了管理所还偷偷地念咒求神。这段快板的讽刺对象，显然也把我包括了进去，因为我这时还没有完全停止念咒求神的活动。这段快板，说的虽然并非毫无道理，可是，我怎么可以被讽刺呢？不错，从前我确实是上过卦、乩、经、咒的当，我们现在关在监狱里，渐渐明白了求神不如求人的道理，可是又何必当众影射我？这简直是“没上没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