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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王立于沼上……”

不知怎的，我心慌得很，再也念不下去。梁惠王立于沼上是下不来了。幸好我的父亲原来比我还慌张，他连忙点头，声音含混地说：

“好，好，皇帝好，好好地念，念书吧！”说完，又点了一阵头，然后站起来走了。他在我这里一共呆了不过两分钟。

从这天起，我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不像老师，他没胡子，脸上没皱纹，他脑后的花翎子总是跳动。以后他每隔一个月来一次，每次呆的时间也都不过两分钟。我又知道了他说话有点结巴，明白了他的花翎子之所以跳动，是由于他一说话就点头。他说话很少，除了几个“好，好，好”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

我的弟弟曾听母亲说过，辛亥那年父亲辞了摄政王位，从宫里一回来便对母亲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母亲被他那副轻松神气气得痛哭了一场，后来告诫弟弟：“长大了万不可学阿玛（满族语父亲）那样！”这段故事和父亲自书的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虽都不足以证明什么真正的“退隐”之志，但也可以看出他对那三年监国是够伤脑筋的。那三年可以说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三年。

对他说来，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工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

有位在内务府干过差使的“遗少”给我说过，当时摄政王为了杀袁世凯，曾想照学一下康熙皇帝杀大臣鳌拜的办法。康熙的办法是把鳌拜召来，赐给他一个座位，那座位是一个只有三条好腿的椅子，鳌拜坐在上面不提防给问了一下，因此构成了“君前失礼”的死罪。和摄政王一起制定这个计划的是小恭亲王溥伟①。溥伟有一柄咸丰皇帝赐给他祖父奕訢的白虹刀，他们把它看成太上宝剑一样的圣物，决定由溥伟带着这把刀，做杀袁之用。一切计议停当了，结果被张之洞等人拦住了。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这就是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也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以当时的亲贵内阁来说，就分成庆亲王奕劻等人的一伙和公爵载泽等人的一伙。给我父亲出谋划策以及要权力地位的，主要是后面这一伙。

①溥伟（1880－1937），恭亲王奕訢之孙，光绪二十四年袭王爵，辛亥革命前为禁烟大臣，辛亥后在德帝国主义庇护下寓居青岛，青岛被日本占领后又投靠日本。在此期间与升允等组织宗社党，不断进行复辟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出任沈阳四民维持会会长，企图在日本支持下组织“明光帝国”，但不久即被抛弃，拿了日本人赏的一笔钱老死于旅顺。

无论是哪一伙，都有一群宗室觉罗、八旗世家、汉族大臣、南北谋士；这些人之间又都互有分歧，各有打算。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把堂叔庆王的总揆夺过来，而醇王府的兄弟们首先所瞩目的，则是袁世凯等汉人的军权。就是向英国学海军的兄弟和向德国学陆军的兄弟，所好也各有不同。摄政王处于各伙人句心斗角之间，一会儿听这边的话，一会儿又信另一边的主意，一会对两边全说“好，好”，过一会又全办不了。弄得各伙人都不满意他。

其中最难对付的是奕劻和载泽。奕劻在西太后死前是领衔军机，太后死后改革内阁官制，他又当了内阁总理大臣，这是叫度支部尚书载泽最为忿忿不平的。载泽一有机会就找摄政王，天天向摄政王揭奕劻的短。西太后既搬不倒奕劻，摄政王又怎能搬得倒他？如果摄政王支持了载泽，或者摄政王自己采取了和奕劻相对立的态度，奕劻只要称老辞职，躲在家里不出来，摄政王立刻就慌了手脚。所以在泽公和庆王间的争吵，失败的总是载泽。醇王府的人经常可以听见他和摄政王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摄政王总是半晌不出声，最后说了一句：“好，好，明儿跟老庆再说……”到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办事，载泽又算白费一次力气。

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则意味着洹上垂钓①的袁世凯的胜利。摄政王明白这个道理，也未尝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无办法。

①一九○九年袁世凯被清廷罢斥后，息影于彰德迈水（安阳河），表面上不谈政治，曾经著蓑衣竹笠，作渔翁状，驾扁舟一叶，垂竿洹水滨，以示志在山水之间，其实仍与旧部来往不断，尤其是有“军师”徐世昌经常秘密向他报告国事政局，朝廷动向，并得到他暗中部署，因此，武昌事起，就有了徐世昌等联名保举及袁讨价还价的故事。

后来武昌起义的风暴袭来了，前去讨伐的清军，在满族陆军大臣荫昌的统率下，作战不利，告急文书纷纷飞来。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看出了时机已至，就运动奕劻、那桐几个军机一齐向摄政王保举袁世凯。这回摄政王自己拿主意了，向“愿以身家性命”为袁做担保的那桐发了脾气，严肃地申斥了一顿。但他忘了那桐既然敢出头保袁世凯，必然有恃无恐。摄政王发完了威风，那桐便告老辞职，奕劻不上朝应班，前线紧急军情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摄政工面前，摄政王没了主意，只好赶紧赏那桐“乘坐二人肩舆”，挽请奕劻“体念时艰”，最后乖乖地签发了谕旨：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并委袁的亲信冯国璋①、段祺瑞为两军统领。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府邸后，另一伙王公们包围了他，埋怨他先是放虎归山，这回又引狼入室。他后悔起来，就请这一伙王公们出主意。这伙人说，让袁世凯出来也还可以，但要限制他的兵权，不能委派他的旧部冯国璋、段祺瑞为前线军统。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有人认为冯国璋还有交情，可以保留，于是载洵贝勒也要求，用跟他有交情的姜桂题来顶替段祺瑞。王公们给摄政王重新拟了电报，摄政王派人连夜把电报送到庆王府，叫奕劻换发一下。庆王府回答说，庆王正歇觉，公事等明天上朝再说。第二天摄政王上朝，不等他拿出这一个上谕，奕劻就告诉他，头一个上谕当夜就发出去了。

①冯国璋（1857—1919），字华南，河北河间人，在清末亦是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的得力将领。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北洋军阀的直系首领之一，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我父亲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为了维持皇族的统治，首先把兵权抓过来。这是他那次出使德国从德国皇室学到的一条：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在我即位后不多天，他就派自己的兄弟载涛做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建立皇家军队。袁世凯开缺后，他代替皇帝为大元帅，统率全国军队，派兄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另一个兄弟载涛管军谘处（等于参谋总部的机构），后来我这两位叔叔就成了正式的海军部大臣和军谘府大臣。

据说，当时我父亲曾跟王公们计议过，无论袁世凯镇压革命成功与失败，最后都要消灭掉他。如果他失败了，就借口失败诛杀之，如果把革命镇压下去了，也要找借口解除他的军权，然后设法除掉他。总之，军队决不留在汉人手里，尤其不能留在袁世凯手里。措施的背后还有一套实际掌握全国军队的打算。假定这些打算是我父亲自己想得出的，不说外界阻力，只说他实现它的才能，也和他的打算太不相称了。因此，不但跟着袁世凯跑的人不满意他，就连自己的兄弟也常为他摇头叹息。

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出使德国赴任之前，到摄政王这里请示机宜，我七叔载涛陪他进宫，托付他在摄政王面前替他说一件关于禁卫军的事，大概他怕自己说还没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经迈的面子。李经迈答应了他，进殿去了。过了不大功夫，在外边等候着的载涛看见李经迈又出来了，大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没办，就问李经迈是怎么回事。李经迈苦笑着说：“王爷见了我一共就说了三句话：‘你哪天来的？’我说了，他接着就问：‘你哪天走？’我刚答完，不等说下去，王爷就说：‘好好，好好地干，下去吧！’——连我自己的事情都没说，怎么还能说得上你的事？”

我祖母患乳疮时，请中医总不见好，父亲听从了叔叔们的意见，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医生打算开刀，遭到了醇王全家的反对，只好采取敷药的办法。敷药之前，医生点上了酒精灯准备给用具消毒，父亲吓坏了，忙问翻译道：

“这这这干么？烧老太太？”

我六叔看他这样外行，在他身后对翻译直摇头咧嘴，不让翻给洋医生听。

医生留下药走了。后来医生发现老太太病情毫无好转，觉得十分奇怪，就叫把用过的药膏盒子拿来看看。父亲亲自把药盒都拿来了，一看，原来一律原封未动。叔叔们又不禁摇头叹息一番。

醇王府的大管事张文治是最爱议论“王爷”的。有一回他说，在王府附近有一座小庙，供着一口井，传说那里住着一位“仙家”。“银锭桥案件”①败露后，王爷有一次经过那个小庙，要拜一拜仙家，感谢对他的庇佑。他刚跪下去，忽然从供桌后面跳出个黄鼠狼来。这件事叫巡警知道了，报了上去，于是大臣们就传说王爷命大，连仙家都受不了他这一拜。张文治说完了故事就揭穿了底细，原来这是王爷叫庙里人准备好的。

①银锭桥在北京地安门附近，是载沣每天上朝必经之地。一九一○年汪精卫、黄复生为刺杀载沣秘密埋藏自制炸弹于桥下，因被军警识破，计划未遂。汪、黄被捕后，清廷慑于当时民气，未敢处以极刑，南北议和时即予释放。当时把这案件叫做银锭桥案件。

醇王府的人在慈禧死后都喜欢自称是维新派，我父亲也不例外。提起父亲的生活琐事，颇有不少反对迷信和趋向时新风气的举动。我还听人说过，“老佛爷并不是反对维新的，戊戌以后办的那些事不都是光绪要办的吗？醇亲王也是位时新人物，老佛爷后来不是也让他当了军机吗？”慈禧的维新和洋务，办的是什么，不必说了。关于父亲的维新，我略知一些。他对那些曾被“老臣”们称为奇技淫巧的东西，倒是不采取排斥的态度。醇王府是清朝第一个备汽车、装电话的王府，他们的辫子剪得最早，在王公中首先穿上西服的也有他一个。但是他对于西洋事物真正的了解，就以穿西服为例，可见一斑。他穿了许多天西服后，有一次很纳闷地问我杰二弟：“为什么你们的衬衫那么合适，我的衬衫总是比外衣长一块呢？”经杰二弟一检查，原来他一直是把衬衫放在裤子外面的，已经忍着这股别扭劲好些日子了。

此外，他曾经把给祖母治病的巫婆赶出了大门，曾经把仆役们不敢碰的刺猬一脚踢到沟里去，不过踢完之后，脸上却一阵煞白。他反对敬神念佛，但是逢年过节烧香上供却非常认真。他的生日是正月初五，北京的风俗把这天叫做“破五”，他不许人说这两个字，并在日历的这一页上贴上红条，写上寿宇，把坚笔拉得很长。杰二弟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叫长寿嘛！”

为了了解摄政王监国三年的情况，我曾看过父亲那个时候的日记。在日记里没找到多少材料，却发现过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如每逢立夏，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秋，则“依例因分发”；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关于天象观察的详细记载和报上登载的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内容十分贫乏的生活，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的热烈爱好。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家。但可惜的是他生在那样的社会和那样的家庭，而且从九岁起便成了皇族中的一位亲王。

我的前半生--五　亲王之家

五　亲王之家

我一共有四位祖母，所谓醇贤亲王的嫡福晋叶赫那拉氏，并不是我的亲祖母。她在我出生前十年就去世了。听说这位老太太秉性和她姊姊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墨守成规，一丝不苟。同治死后，慈禧照常听戏作乐，她却不然，有一次这位祖母奉召进宫看戏，坐在戏台前却闭上双眼，慈禧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连眼也不睁地说：“现在是国丧，我不能看戏！”慈禧给她顶的也无可奈何。她的忌讳很多，家里人在她面前说话都要特别留神，什么“完了”“死”这类字眼要用“得了”“喜”等等代替。她一生拜佛，成年放生烧香，夏天不进花园，说是怕踩死蚂蚁。她对蚂蚁仁慈如此，但是打起奴仆来，却毫不留情。据说醇王府一位老太监的终身不治的颜面抽搐病，就是由她的一顿藤鞭打成的。

她一共生了五个孩子。第一个女儿活到六岁，第一个儿子还不到两周岁，这两个孩子在同治五年冬天相隔不过二十天都死了。第二个儿子就是光绪，四岁离开了她。光绪进宫后，她生下第三个儿子，只活了一天半。第四个男孩载洸出世后，她不知怎样疼爱是好，穿少了怕冻着，吃多了怕撑着。朱门酒肉多得发臭，朱门子弟常生的毛病则是消化不良。《红楼梦》里的贾府“净钱一天”是很有代表性的养生之道。我祖母就很相信这个养生之道，总不肯给孩子吃饱，据说一只虾也要分成三段吃，结果第四个男孩又因营养不够，不到五岁就死了。王府里的老太监牛祥曾说过：“要不然怎么五爷（载沣）接了王爷呢，就是那位老福晋，疼孩子，反倒把前面几位小爷给耽误了。”

我父亲载沣虽非她的亲生子，但依宗法，要受她的管教。她对我父亲和叔父们的饮食上的限制没有了，精神上的限制仍然没有放松。据那位牛太监说：“五爷六爷在她老人家跟前连笑也要小心，如果笑出声来，就会听见老人家吆喝：笑什么？没个规矩！”

醇贤亲王的第一侧福晋颜扎氏去世很早。二侧福晋刘佳氏，即是我的亲祖母，她在那拉氏祖母去世后当了家。她虽不像那拉氏祖母那样古板，却是时常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态。造成这种病症的原因同样是与儿孙命运相关。这位祖母也夭折过一个两岁的女儿。而使她精神最初遭受刺激以致失常的，却是由于幼子的出嗣。她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即载沣、载洵、载涛。七叔载涛从小在她自己怀里长大，到十一岁这年，突然接到慈禧太后旨意，让他过继给我祖父的堂兄弟奕谟贝子为子。我祖母接到这个“懿旨”，直哭得死去活来。经过这次刺激，她的精神就开始有些不正常了。

奕谟膝下无儿无女，得着一个过继儿子，自然非常高兴，当做生了一个儿子，第三天大做弥月，广宴亲朋。这位贝子平时不大会奉承慈禧，慈禧早已不满，这次看到他如此高兴，更加生气，决定不给他好气受。慈禧曾有一句“名言”：“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不知道奕谟以前曾受过她什么折磨，他在发牢骚时画了一张画，画面只有一只脚，影射慈禧专门胡搅，搅得家事国事一团糟，并且题了一首发泄牢骚的打油诗：“老生避脚实堪哀，竭力经营避脚台，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不知怎的，被慈禧知道了，慈禧为了泄忿，突然又下一道懿旨，让已经过继过去五年多的七叔，重新过继给我祖父的八弟钟郡王奕詥。奕漠夫妇受此打击，一同病倒。不久，奕谟寿终正寝，慈禧又故意命那个抢走的儿子载涛代表太后去致祭，载涛有了这个身份，在灵前自然不能下跪。接着不到半年，奕谟的老妻也气得一命呜呼。

在第二次指定七叔过继的同时，慈禧还指定把六叔载洵过继出去，给我另一位堂祖叔敏郡王奕志为嗣。正像漠贝子诗中所说的那样：“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刘佳氏祖母闭门家中坐，忽然又少掉了一个儿子，自然又是一个意外打击。事隔不久，又来了第三件打击。我祖母刚给我父亲说好一门亲事，就接到慈禧给我父亲指婚的懿旨。原来我父亲早先订了亲，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许多旗人因怕洋兵而全家自杀，这门亲家也是所谓殉难的一户。我父亲随慈禧光绪在西安的时候，祖母重新给他订了一门亲，而且放了“大定”，即把一个如意交给了未婚的儿媳。按习俗，送荷包叫放小定，这还有伸缩余地，到了放大定，姑娘就算是“婆家的人”了。放大定之后，如若男方死亡或出了什么问题，在封建礼教下就常有什么望门寡或者殉节之类的悲剧出现。慈禧当然不管你双方本人以及家长是否同意，她做的事，别人岂敢说话。刘佳氏祖母当时是两头害怕，怕慈禧怪罪，又怕退“大定”引起女方发生意外，这就等于对太后抗旨，男女两方都是脱不了责任的。尽管当时有人安慰她，说奉太后旨意去退婚不会有什么问题，她还是想不开，精神失常的病患又发作了。

过了六年，她的病又大发作了一次，这就是在军机大臣送来懿旨叫送我进宫的那天。我一生下来，就归祖母抚养。祖母是非常疼爱我的。听乳母说过，祖母每夜都要起来一两次，过来看看我。她来的时候连鞋都不穿，怕木底鞋的响声惊动了我。这样看我长到三岁，突然听说慈禧把我要到宫里去，她立即昏厥了过去。从那以后，她的病就更加容易发作，这样时好时犯地一直到去世。她去世时五十九岁，即我离京到天津那年。

醇亲王载沣自八岁丧父，就在醇贤亲王的遗训和这样两位老人的管教下，过着传统的贵族生活。他当了摄政王，享受着俸禄和采邑的供应，上有母亲管着家务，下有以世袭散骑郎二品长史①为首的一套办事机构为他理财、酬应，有一大批护卫、太监、仆妇供他役使，还有一群清客给他出谋划策以及聊天游玩。他用不着操心家庭生活，也用不上什么生产知识。他和外界接触不多，除了依例行事的冠盖交往，谈不到什么社会阅历。他的环境和生活就是如此。

①二品长史是皇室内务府派给各王府的名义上的最高管家，是世袭的二品官。其实他并不管事憋了王府中有婚丧大事时去一下之外，平日并不去王府。

我父亲有两位福晋，生了四子七女。我的第二位母亲是辛亥以后来的，我的三胞妹和异母生的两个弟弟和四个妹妹出生在民国时代。这一家人到现在，除了大妹和三弟早故外，父亲殁于一九五一年年初，母亲早于一九二一年逝世。

母亲和父亲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有人说旗人的姑奶奶往往比姑爷能干，或许是真的。我记得我的妻子婉容和我的母亲瓜尔佳氏就比我和父亲懂得的事多，特别是会享受，会买东西。据说旗人姑娘在家里能主事，能受到兄嫂辈的尊敬，是由于每个姑娘都有机会选到宫里当上嫔妃（据我想，恐怕也是由于兄弟辈不是游手好闲就是忙于宦务，管家理财的责任自然落在姊妹们身上，因此姑娘就比较能干些）。我母亲在娘家时很受宠，慈禧也曾说过“这姑娘连我也不怕”的话。母亲花起钱来，使祖母和父亲非常头痛，简直没办法。父亲的收入，不算田庄；亲王双俸和什么养廉银①每年是五万两，到民国时代的小朝廷还是每年照付。每次俸银到手不久，就被母亲花个精光。后来父亲想了很多办法，曾经和她在财物上分家，给她规定用钱数目，全不生效。我父亲还用过摔家伙的办法，比如拿起条几上的瓶瓶罐罐摔在地上，以示忿怒和决心。因为总摔东西未免舍不得，后来专门准备了一些摔不碎的铜壶铅罐之类的东西（我弟弟见过这些“道具”），不久，这些威风也被母亲识破了，结果还是父亲再拿出钱来供她花。花得我祖母对着账房送来的账条叹气流泪，我父亲只好再叫管事的变卖古玩、田产。

①清代制度官吏于常俸之外，朝廷为示要求官吏清廉之意，另给银钱，叫做养廉银。

母亲也时常拿出自己贵重的陪嫁首饰去悄悄变卖。我后来才知道，她除了生活享受之外，曾避着父亲，把钱用在政治活动上，通过荣禄的旧部如民国时代步兵统领衙门的总兵袁得亮之流，去运动奉天的将领。这种活动，是与太妃们合谋进行的。她们为了复辟的梦想，拿出过不少首饰，费了不少银子。溥杰小时候曾亲眼看见过她和太妃的太监鬼鬼祟祟地商议事情，问她是什么事，她说：“现在你还小呢，将来长大了，就明白我在做着什么了。”她却不知道，她和太妃们的那些财宝，都给太监和袁得亮中饱了。她对她父亲的旧部有着特殊的信赖，对袁世凯也能谅解。辛亥后，醇王府上下大小无不痛骂袁世凯，袁世凯称帝时，孩子们把报纸上的袁世凯肖像的眼睛都抠掉了，惟独母亲另有见解：“说来说去不怪袁世凯，就怪孙文！”

我的弟弟妹妹们从小并不怕祖母和父亲，而独伯母亲。佣仆自然更不用说。有一天，我父亲从外面回来，看见窗户没有关好，问一个太监：“怎么不关好？”这太监回答说：“奶奶还没回来呢，不忙关。”父亲生了气，罚他蹲在地上。一个女仆说：“要是老爷子，还不把你打成稀烂！”老爷子是指母亲而言，她和慈禧一样，喜欢别人把她当做男人称呼。

我三岁进宫，到了十一岁才认得自己的祖母和母亲，那次她们是奉太妃之召进宫的。我见了她们，觉得很生疏，一点不觉得亲切。不过我还记得祖母的眼睛总不离开我，而且好像总是闪着泪光。母亲给我的印象就完全不同，我见了她的时候生疏之外更加上几分惧怕。她每次见了我总爱板着脸说些官话：“皇帝要多看些祖宗的圣训”，“皇帝别贪吃，皇帝的身子是圣体，皇帝要早睡早起……”现在回想起来，那硬梆梆的感觉似乎还存在着，低贱出身的祖母和大学士府小姐出身的母亲，流露出的人情，竟是如此的不同。

我的前半生--一　登极与退位

一　登极与退位

光绪三十四年旧历十月二十日的傍晚，醇王府里发生了一场大混乱。这边老福晋不等听完新就位的摄政王带回来的懿旨，先昏过去了。王府太监和妇差丫头们灌姜汁的灌姜汁，传大夫的传大夫，忙成一团，那边又传过来孩子的哭叫和大人们哄劝声。摄政工手忙脚乱地跑出跑进，一会儿招呼着随他一起来的军机大臣和内监，叫人给孩子穿衣服，这时他忘掉了老福晋正昏迷不醒，一会被叫进去看老福晋，又忘掉了军机大臣还等着送未来的皇帝进宫。这样闹腾好大一阵，老福晋苏醒过来，被扶送到里面去歇了，这里未来的皇帝还在“抗旨”，连哭带打地不让内监过来抱他。内监苦笑着看军机大臣怎么吩咐，军机大臣则束手无策地等摄政工商量办法，可是摄政王只会点头，什么办法也没有……

家里的老人给我说的这段情形，我早已没有印象了。老人们说，那一场混乱后来还亏着乳母给结束的。乳母看我哭得可怜，拿出奶来喂我，这才止住了我的哭叫。这个卓越的举动启发了束手无策的老爷们。军机大臣和我父亲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乳母抱我一起去，到了中南海，再交内监抱我见慈禧太后。

我和慈禧这次见面，还能够模糊地记得一点。那是由一次强烈的刺激造成的印象。我记得那时自己忽然处在许多陌生人中间，在我面前有一个阴森森的帏帐，里面露出一张丑得要命的瘦脸——这就是慈禧。据说我一看见慈禧，立刻嚎啕大哭，浑身哆嗦不住。慈禧叫人拿冰糖葫芦给我，被我一把摔到地下，连声哭喊着：“要嫫嫫！要嫫嫫！”弄得慈禧很不痛快，说：“这孩子真别扭，抱到哪儿玩去吧！”

我入宫后的第三天，慈禧去世，过了半个多月，即旧历十一月初九，举行了“登极大典”。这个大典被我哭得大煞风景。

大典是在太和殿举行的。在大典之前，照章要先在中和殿接受领侍卫内大臣们的叩拜，然后再到太和殿受文武百官朝贺。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典礼结束后，文武百官窃窃私议起来了：“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说要回家可是什么意思呵？”……一切的议论，都是垂头丧气的，好像都发现了不祥之兆。

后来有些笔记小品里加技添叶地说，我是在钟鼓齐鸣声中吓哭了的，又说我父亲在焦急之中，拿了一个玩具小老虎哄我，才止住了哭。其实那次大典因为处于“国丧”期，丹陛大乐只设而不奏，所谓玩具云者更无其事。不过说到大臣们都为了那两句话而惶惑不安，倒是真事。有的书上还说，不到三年，清朝真的完了，要回家的也真回了家，可见当时说的句句是谶语，大臣们早是从这两句话得到了感应的。

事实上，真正的感应不是来自偶然而无意的两句话。如果翻看一下当时历史的记载，就很容易明白文武百官们的忧心忡忡是从哪里来的。只要看看《清鉴纲目》里关于我登极前一年的大事提要就够了：

　　光绪三十三年，秋七月。广州钦州革命党起事，攻陷阳城，旋被击败。

　　冬十一月。孙文、黄兴合攻广西镇南关（现改名睦南关——作者），

克之，旋败退。

　　谕：禁学生干预政治及开会演说。

　　三十四年，春正月。广东缉获日本轮船，私运军火，寻命释之。

　　三月。孙文、黄兴遣其党攻云南河口，克之，旋败退。

　　冬十月，安庆炮营队官熊成基起事，旋败死。

这本《清鉴纲目》是民国时代编出的，所根据的史料主要是清政府的档案。我从那个时期的档案里还看到不少“败死”“败退”的字样。这类字样越多，也就越说明风暴的加剧。这就是当时那些王公大臣们的忧患所在。到了宣统朝，事情越加明显。后来起用了袁世凯，在一部分人心里更增加一重忧虑，认为外有革命党，内有袁世凯，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不吉之兆，都集中到宣统一朝来了。

我胡里胡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胡里胡涂地退了位。在最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惟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从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①的事故，再不进宫了。

①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袁世凯退朝回家，三个革命党人伺于东华门大街便宜坊酒楼上，掷弹炸袁未中，炸毙袁的侍卫长袁金标，炸伤护兵数人，事后袁以“久患心跳作烧及左骽腰疼痛等症”为名请假，拒不入朝，让胡惟德等人代奏。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没办法，只有接受奕劻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在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民军进攻。夺回了汉阳后，即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

这时候的袁世凯和从前的袁世凯不同了，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党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北洋军攻下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英国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①。袁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其实并非如此。我有位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日本人是不同意杀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武昌事起，汪精卫得到释放，他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两人一拍即合，汪精卫也很快与袁的长公子克定变成了好朋友，从而变成了袁的谋士，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民军方面的消息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立宪派人物也逐渐对他表示好感。袁世凯有了许多新朋友，加上在国内外和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就成了对各方面情况最清楚而且是左右逢源的人物。袁世凯口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返归藩邸。接着，以接济军用为名挤出了隆裕的内帮，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感到了切肤的疼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的手里。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征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我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后来还哭个不停。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造也。……”

①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英国外相格雷复驻华公使朱尔典电。其全文是“复你十二日电。我们对袁世凯已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和崇敬。我们愿意看到一个足够有力的政府，可以不偏袒地处理对外关系，维持国内秩序以及革命后在华贸易的有利环境，这样的政府将要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见蓝皮书中国第一号，一九一二年四十页）

隆裕太后完全给吓昏了，连忙召集御前会议，把宗室亲贵们叫来拿主意。王公们听到了密奏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危言，首先感到震动的倒不是法兰西的故事，而是袁世凯急转直下的变化。本来在民、清两军的议和谈判中，袁世凯一直反对实行共和，坚决主张君主立宪。他曾在致梁鼎芬的一封信中，表示了自己对清室的耿耿忠心，说“决不辜负孤儿寡妇（指我和太后）”。在他刚到北京不久，发布准许百姓自由剪发辫的上谕的那天，在散朝外出的路上，世续指着自己脑后的辫子笑着问道：“大哥，您对这个打算怎么办？”他还肃然回答：“大哥您放心，我还很爱惜它，总要设法保全它！”因此一些对袁世凯表示不信任的人很为高兴，说“袁宫保决不会当曹操！”民清双方的谈判，达成了把国体问题交临时国会表决的原则协议，国会的成员、时间和地点问题，则因清方的坚持而未决。正争执中，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第二天，袁世凯忽然撤去唐绍仪代表的资格，改由他自己直接和民军代表用电报交涉。国体问题还远未解决，忽然出现了袁内阁要求清帝退位问题，自然使皇室大为震骇。

原来袁世凯这时有了洋人的支持，在民军方面的朋友也多到可以左右民军行动的程度。那些由原先的立宪党人变成的革命党人，已经明白袁世凯是他们的希望；这种希望后来又传染给某些天真的共和主义者。因此在民军方面做出了这个决议：只要袁赞成共和，共和很快就可成功；只要袁肯干，可以请袁做第一任大总统。这正符合了袁的理想，何况退位的摄政王周围，还有一个始终敌对的势力，无论他打胜了革命党还是败给革命党，这个势力都不饶他。他决定接受这个条件，但对清室的处置，还费考虑。这时他忽然听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不免着起急来。他的心腹助手赵秉钧后来透露：“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但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项城初以为南方易与，颇侧南方，及南方选举总统后，恍然南北终是两家，不愿南方势力增长，如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挟持，不能摆脱。乃决计专对清室着手，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饵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这就是袁世凯突然变化的真相。

变化尽管是变化，如果想从善于流泪的袁世凯脸上，直接看到凶相，是办不到的。他最后和太后见了那次面，在东华门碰上了一个冒失的革命党人的炸弹，给了他一个借口，从此再不进宫，而由他的助手赵秉钩、胡惟德等人出面对付皇室。他自己不便于扮演的角色就由他们来扮演。

但是变化终归是变化。那些相信过袁世凯的人，又改变了看法。

“谁说袁世凯不是曹操？”

一直坚持这个说法的是恭王溥伟、肃王善耆、公爵载泽等人，还有醇王周围的年轻的贝勒们。一位贵胄学堂的学生后来说，当时的民政大臣满人桂春曾宣称，为了回答外地对满人仇杀的行为，他已组织了满族警察和贵胄学堂的学生，对北京城的汉人实行报复。远在西安的总督蒙族人升允，这时带兵勤王，离了西安，袁世凯去了一封表示赞许的电报，同时命令他停在潼关不得前进。以良弼为首的一些贵族组织了宗社党①，宗社党将采取恐怖行动的传说也出现了。总之，一部分满蒙王公大臣做出了要拚命的姿态。太后召集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会上充满了忿恨之声。奕劻和溥伦由于表示赞成退位，遭到了猛烈的抨击。第二天，奕劻没有敢来，溥伦改变了口风，声明赞成君主。

①在辛亥革命期间，满清皇族的最顽固最反动的集团，以良弼、溥伟、铁良等为首组成了宗社党，其目的是挽救清朝的灭亡，反对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反对议和。后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袁世凯又策动冯国璋等发表通电，赞成共和，才被迫同意清帝沮位，隆裕亦传谕，把它解散。宗社党解体之后，其中一些主要分子并不死心，分别投靠了帝国主义企图借外力来复辟。

这种情势没有保持多久。参加会议的毓朗后来和他的后辈说过这个会议，溥伟也有一篇日记做了一些记载，内容都差不多。其中的一次会议是这样开的——

太后问：“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

大约有四五个人立刻应声道：“奴才都主张君主，没有主共和的道理。”接着别人也表示了这个态度，这次奕劻和溥伦没参加，没有相反的意见。有人还说，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奕劻之流所惑”。太后叹气道：

“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跟袁世凯说的，革命党太厉害，咱没枪炮役军饷，打不了这个仗。我说不能找外国人帮忙吗？他们说去问问。过了两天说问过了，外国人说摄政王退位他们才帮忙。载沣你说是不是这样说的？”

溥伟忿忿地说：“摄政王不是已退位了吗？怎么外国人还不帮忙？这显然是奕劻欺君罔上！”

那彦图接口道：“太后今后可别再听奕劻的啦！”

溥伟和载泽说：“乱党实不足惧，只要出军饷，就有忠臣去破贼杀敌。冯国璋说过，发三个月的饷他就能把革命党打败。”

“内帑已经给袁世凯全要了去，我真没有钱了！”太后摇头叹气。

溥伟拿出日俄战争中日本帝后以首饰珠宝赏军的故事，劝清太后效法。善耆支持溥伟的意见，说这是个好主意。隆裕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不是也落不着了吗？”

这时优待条件已经由民清双方代表议出来了。

“优待条件不过是骗人之谈，”溥伟说，“就和迎闯王不纳粮的话一样，那是欺民，这是欺君。即使这条件是真的，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千古，贻笑列邦？”说罢，他就地碰起头来。

“就是打仗，只有冯国璋一个也不行呀！”太后仍然没信心。溥伟就请求“太后和皇上赏兵去报国”。善耆也说，有的是忠勇之士。太后转过头，问跪在一边一直不说话的载涛：

“载涛你管陆军，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

“奴才练过兵，没打过仗，不知道。”载涛连忙碰头回答。

太后不做声了。停了一晌才说了一句：

“你们先下去吧。”

末了，善耆又向太后嘱咐一遍：“一会，袁世凯和国务大臣就觐见了，太后还要慎重降旨。”

“我真怕见他们。”太后摇头叹气。……

在这次会议上，本来溥伟给太后想出了个应付国务大臣们的办法，就是把退位问题推到遥遥无期的国会身上。可是国务大臣赵秉钧带来了袁世凯早准备好了的话：

“这个事儿叫大伙儿一讨论，有没有优待条件，可就说不准了！”

太后对于王公们主战的主意不肯考虑了。王公们曾千嘱咐万嘱咐不要把这件事和太监说起，可是太后一回宫，早被袁世凯喂饱的总管太监小德张却先开了口：

“照奴才看，共和也罢，君主也罢，老主子全是一样。讲君主，老主子管的事不过是用用宝。讲共和，太后也还是太后。不过这可得答应了那‘条件’。要是不应呵，革命党打到了北京，那就全完啦！”

在御前会议上，发言主战的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四个人。据说我的二十几岁的六叔是主战者之一，他主张来个化整为零，将王公封藩，分踞各地进行抵抗。这个主张根本没人听。毓朗贝勒也出过主意，但叫人摸不清他到底主张什么。他说：

“要战，即效命疆场，责无旁贷。要和，也要早定大计。”

御前会议每次都无结果而散。这时，袁的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人突然从前线发来了要求“清帝”退位的电报，接着，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了。这样一来，在御前会议上连毓朗那样两可的意见也没有了。主战最力的善耆、溥伟看到大势已去，离了北京，他们想学申包胥哭秦庭，一个跑到德国人占领的青岛，一个到了日本人占领的旅顺。他们被留在那里没让走。外国官员告诉他们，这时到他们国家去是不适宜的。问题很清楚，洋人已决定承认袁世凯的政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