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0 页

问题还不仅限于此。接着，他们又讽刺了一种人，这种人进了监狱，明白了许多道理，政府拿他当人看待，“但是他仍要给别人当奴才”，“百依百顺地伺候别人”，结果不能帮助“别人”改造，只能“帮助别人维持主人架子，对抗改造”。我一听立刻就明白了这个被讽刺的人是谁，这个“别人”又是谁。同时也明白了小瑞不参加这个节目演出的原因。我心里疼惜起小瑞来，我更担心小瑞会撑不下去。

事实上，小瑞跟别人一样，也有了一些变化。最近大李、小秀和小固在院子里不露面了，小瑞也减少了露面的次数，我的脏衣服逐渐积压起来，多日送不出去。

开过这次晚会，小瑞索性不来拿我的衣服去洗了。紧接着，又出了一件大事。

这天该我值日，我蹲在栏杆边上等着接饭菜。送饭菜的是小瑞。他把一样样饭菜递完，最后拿出一张叠成小块的纸条，放在我手里。我怔了一下，忙悄悄地藏起来，然后回身送饭，尽力不动声色。饭后，我装作上厕所，在屋角矮墙后的马桶上，偷偷地打开纸条。只见那上面写着：

　　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切应该向政府坦白。我从前给您藏在箱底的东西，

您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代，政府一定宽大处理。

一股怒火，陡然在我胸中升起。但是过了不大时间，这股怒火就被一股冷气压熄了。我看到了众叛亲离的预兆。

纸条扔到马桶里被水冲走了，纸条所带来的心思却去不掉。我默默地回想着这几个青年人的过去和现在，觉得他们的变化简直不可思议。小秀不必说了，其余的几个是怎么变的呢？

大李，他的父亲原在颐和园当差，侍奉过西太后，由于这个关系，在宫里裁汰太监时，他得以进宫当差，那年他才十四岁。后来随我到天津，和另外几个童仆一起，在我请来的汉文教师教导下念书。他正式做了我的随侍，是我认为最可靠的仆人之一。我离大栗子沟时，挑了他做跟随。在苏联，他曾因一个日本人不肯让路而动过拳头，对我却始终恭顺，俯首贴耳地听我训斥。他为我销毁珠宝，做得涓滴不留，一丝不苟。对这样的一个人，我实在想象不出他发生变化的理由。现在事实就是如此，在他的眼里，已经没有了“上边”和“下边”了。

小固，是恭亲王溥伟的儿子，溥伟去世后，我以大清皇帝的身分赐他袭爵，把他当做未来“中兴”的骨干培养，他也以此为终身志愿，到了苏联还写过述志诗以示不忘。他在我的教育下，笃信佛教，曾人迷到整天对着骷髅像参“白骨禅”，而且刚到哈尔滨那天，还不忘表示过忠诚。没想到这样的人，竟会编出那样的快板来讽刺我，显然，他的忠诚是不存在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小瑞的变化。如果说大李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小秀是由于“睚眦之仇”，小固是看穿了“白骨样”之类的欺骗，那么小瑞是为了什么呢？

小瑞是清朝停亲王的后人，他家这一支自从他祖父载濂、叔祖父载漪和载澜被列为“庚子肇祸诸臣”之后，败落了下来。他十九岁那年被我召到长春，与其他的贫穷“宗室子弟”一起念书。在那批被称为“内廷学生”的青年中，他被我看做是最听话、最老实的一个。我觉得他天资低些，心眼少些，而服侍我却比心眼多的更好。在苏联，他表现出的忠诚，五年如一日。记得我曾经试验过他一次，我对他说：“你如果真的忠于皇上，心里有什么，都该说出来。你有没有不敬的想头？”他听了，立刻满脸通红，连声说“有罪有罪”，经我一追问，这老实人说出了一件使他不安已久的事。原来有一次我为了一件事不称心，叫几个侄子一齐跪了一个钟头，他那时心里喊了一声冤枉，埋怨我不好伺候。他说出了这个秘密，满脸流汗，恐惶万状。如果我这时下令叫他痛打自己一顿，他必是乐于执行的。我只点点头说：“你只要知罪就行了，姑且宽赦你这一回！”他忙磕头谢恩，好像从地狱回到天堂一样的快乐。从苏联临回国时，我断定性命难保，曾和妹夫、弟弟们商量“立嗣”问题，决定叫小瑞做我的承继人。他听到这个决定后的表现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在苏联时我有时还叫别人干点什么，那么回国之后，别人就不用想插手，因为我身边的事全被他包办下来了。这样的一个人，今天却教训起我来，说我“有罪”了！

这些不可思议的变化，其实只要细想一下，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的。新年晚会那天，小固有一段快板诗，里面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变化。大概意思是说他从少年时期到了伪满，终日在“内廷”里听着反宣传，受着奴化教育，久而久之认为日本人是天底下最强大的，中国老百姓是天生无能、该受摆布的，以及人是生来要分等级的等等。他们回国之后，才明白过去是受了骗。回国的第一天，在绥芬河车站上发现火车司机是中国人，这就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以后，几乎天天发现有出乎意料的事情。他们最感到意外的，是所方人员的态度和抗美援朝的胜利。……

小固的这段唱词，我当时只当做是一般的开场白，未加注意。然而这不正是他们对我“背叛”的原因吗？他们不是发现被我欺骗了吗？但这都不是我当时能理解的。我最不明白的是，他们离开了我以后，与所方人员——所长、干部、看守员、炊事员、医生、护士们接触时，都强烈感觉出与前不同的地位：在这里，虽然是个犯人，却是个有人格的人，而从前虽然被看做是个贵族，被看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实际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奴才。他们越想越觉得自己的青春时代过得不光彩。我们回国，列车在沈阳站停下时，正赶上与我们同车的一位女工①下车，这位女工因保护祖国财产而负伤，在站上她受到了各界人士们的热烈欢迎。他们听车上的公安战士们讲述了那位青年女工的故事，第一次知道了原来还有这样不同的青年生活在人间。以后，他们又听到了志愿军的英雄事迹，祖国建设事业中的英雄事迹，这给他们打开了视野。他们经过不断的对比，不由得不开始思索起许多问题：为什么从前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为什么同样是青年人，人家会那样生活，而自己却只知参禅、磕头？为什么人家那样尊严地、光荣地生活着，而自己却受到无理打骂还要谢恩认罪？为什么人家这样有本事，而自己却什么也不懂？……

①即大连化工厂女工赵桂兰。赵因用身体掩盖了一瓶将要爆炸的化学物品，被炸去了一只手，保住了工厂。

这样想着想着，他们就变了。他们开始认真地学习，开始向所方讲出了过去的一切。

我消灭了纸条，靠墙坐着，忧间地想：共产党真厉害，不知是使了什么法儿，让他们变成这个样儿。我惟一感到一点安慰的，是妹夫和弟弟们还没有什么异状，不过这点安慰，却抵不上我的忧虑：小瑞会不会向所方检举我？

一想到检举，我心里除了气恼、忧虑，更感到了左右为难。我藏在皮箱底层的东西，都是经过精选的白金、黄金、钻石、珍珠之类的首饰，共计四百六十八件。我把它看做后半生生活的依靠，如果没有了它，即使放了我，我也无法活下去。“自食其力”这四个字，在我脑子里根本就不存在。把珠宝交出去吗？我隐瞒了这么长时间，忽然拿了出来，这就证明了我过去全是骗人。继续隐瞒下去吗？除了小瑞，其他人也都知道这个秘密。即使小瑞不说，其他人说不说，我更没有把握。如果被别人揭发出来，那就更糟！

“主动交代，可以宽大处理。”这句话在我心里浮现出来，随后又渐渐消失了。

那时在我看来，“共产党”三个字和“宽大”总像调和不起来似的。尽管进入管理所以来受到的待遇大大出乎意料，尽管从报上屡次看到从宽处理“五反”案件的消息，但是我还是不能相信。在“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不久，有个别罪大恶极的贪污犯被判处了死刑，接着，报上揭露了许多资本家盗窃国家资财、窃取经济情报、走私、行贿，以及偷漏国税等等罪行，这时我不由得把这些案件拿来跟我的加以比较。我对“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这几句话也另有自己想法。我认为即使那些宽大事例全是真的，也不会适用于我，因为我是“首恶”，属于必办之类的。

“坦白从宽”吗？——我苦笑了一下。在我的设想中，管理所长听我说出了这件事，知道受了骗，立刻会勃然大怒，狠狠地责罚我，而且追究我还有什么别的欺骗行为。我当初对待处于自己权威下的人，就是如此。

我不能去坦白，——我对自己说，小瑞他们还不至于真的能“绝情绝义”到检举我的地步。我把这件事拖下来了。

过了一个星期，又轮到小瑞给我们送饭。我偷偷地注意到，他的神色十分严肃，连看也不看我一眼。不但如此，他还对我的皮箱狠狠地盯了一阵。

不好，——我心里嘀咕着，他别是要有什么举动吧？

过了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刚刚开始学习，小瑞忽然匆匆地又来了。他在我们房外停了一下，然后匆匆地走开。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的两眼刚才正是搜索那只皮箱的。

我断定他刚才一定到所长那里去过。我沉不住气了。“与其被揭发出来，倒不如主动交代的好。”我心里说。

我抓住了组长老王的手，忙不迭地说：

“我有件事情要向政府坦白。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的前半生--七　坦白从宽

七　坦白从宽

“我溥仪没有良心。政府给我如此人道待遇，我还隐瞒了这些东西，犯了监规，不，这是犯了国法，这东西本来不是我的，是人民的。我到今天才懂得，才想起了坦白交代。”

在所长的接待室里，我站在所长面前，低着头。在靠窗的一张桌子上，那四百六十八件首饰，发射着令人惋惜的光彩。假如我的“主动坦白”可以挽救我，假如宽大政策对我有效验的话，那么光彩就让它光彩去吧。

所长注视了我一阵，点点头说：“坐下来吧！”从这一声里，我听出了希望。

“你为了这件事，经过了很多思想斗争吧？”所长问。

我避开了那个纸条，说我一直为这件事心中不安。在我说的那些话里，只有最后一句是真的：“我不敢坦白，我怕坦白了也得不到宽大处理。”

“那为什么呢？”所长的嘴角上漾着笑意，“是不是因为你是个皇帝？”

我怔了一下，承认了：“是的，所长。”

“也难怪你会这样想，”所长笑起来了，“你有你的独特历史，自然有许多独特想法。我可以再告诉你一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说到做到的，不管从前是什么身分，坦白的都可以从宽，改造好的还可以减刑，立功的还可以受奖。事在人为。你这些东西当初没交出来，犯了监规，并且藏在箱底里一年多，如今你既然自己来坦白，承认了错误，这说明你有了悔悟，我决定不给你处分。”

说罢，他命令门外的看守员去找保管员来。保管员到了，他命令道：

“你把那堆东西点收下来，给溥仪开一个存条。”

我感到太出乎意料了。我连忙站起来：

“不，我不要存条。政府不肯没收，我也要献出来。”

“还是给你存起来吧。你在这里点交。”所长站起来要走，“我早已告诉过你，对我们说来，更有价值的是经过改造的人。”

我带着四百六十八件首饰的存条，回到了监房。同伴们正开讨论会，讨论着正在学习的《中国怎样降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本书里的问题。他们看见我回来了，停下讨论，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待遇，庆贺我有了进步。

“老溥，佩服你！”他们现在已经不叫我溥先生，而是一视同仁地以“老”字相呼了。刚一听到这称呼，我比听叫“先生”更觉着不是滋味，不过今天被他们叫得很舒服。“老溥，从你这件举动上，给了我启发！”“老溥，没看出你真有勇气。”“老溥，我有你这例子，更相信宽大政策了。我向你表示感谢。”等等。

我这里该补充说明一件事。自从我的衣物自洗自缝以来，我的外形比以前更加狼狈不堪了，而同伴们对我的尊敬也随着“先生”的称呼去了一大半，有人甚至于背后叫起我“八杂市”（哈尔滨从前一个专卖破烂的地方）来。在学习上表现出的无知，也时常引起他们的毫无顾忌的笑声。总之，我明白了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身分。现在他们再三对我表扬，我顿时有了扬眉吐气之感。

这天休息时，我在院子里听见前伪满驻日大使老元对别人谈论这件事。老元这人心眼极多，可以说眼珠一转就够别人想一天的。这个多心眼的人说出一段话，大大触动了我的心事：

“老溥是个聪明人，一点不笨。他争取了主动，坦白那些首饰，做的极对。其实，这种事瞒也瞒不住，政府很容易知道的。政府掌握着我们的材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你们想想报上的那些三反、五反的案子就知道。千百万人都给政府提供材料，连你忘了的都变成了材料，飞到政府手里去了。”

照他这话说来，我在自传里扯的谎，看来也瞒不住了。

如果我说了出来，会不会像交出珠宝一样的平安无事呢？一个是政治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能一样对待吗？所长可没说。可是似乎用不着说，犯了法就是犯了法，经济上犯罪也是犯罪，三反、五反案件重的重办、轻的轻办，坦白的从宽，应该全是一样的。

话是这样说，事情不到临头，我还是下不了决心。跟上回不同的是，报上一出现“宽大”二字，我比以前更加想看个究竟了。

三反、五反运动接近了尾声，结案的消息多了起来，而且尽是“宽大处理”的。老王是干过“法官”的，我曾跟他研究过报上的那些案件。每次研究，我总在心里跟我自己的事情联系起来，反复考虑，能否援用这项政策。后来所方叫我们写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材料时，我想的就更多了。

政府为了准备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开始进行有关调查，号召伪满战犯提供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材料。那天所方干部宣布这件事的时候，有人提出一个问题：“除了日寇的，别的可不可以写？”干部回答：“当然可以写，不过主要的是日寇罪行。”我听了，不由得犯了嘀咕：他要写什么别的？别的当然是中国人的，中国人最大的罪犯当然是我！我家里的人会不会也要写点“别的”？

伪满战犯对于写日寇在东北的罪行，都很积极。我们这个组，头一天就写出了十多份。组长老王收齐了写好的材料，满意地说：“我们的成绩不错！明天一定还可以写出这么多。”有人接口说：“如果让东北老百姓写，那不知可以写出多少来。”老王说：“那还用说，政府一定会向东北人民调查的！你看呢，老溥？”我说：“我看是一定的，可不知道这次除了日寇，还调查别人不？”“不调查别人，可是准有人要写到我们。老百姓恨我们这些人不下于恨日本人呢！”

吃晚饭的时候，是大李来送饭。我觉着他好像特别有气似的，他不等我把饭菜接过来，放在地上就走了。他走开以后，我立刻想起了我离开静园的时候，是他帮助我钻进车厢里去的。

第二天，我们又写了一天材料。我知道的不多，写的也少了。老王收材料时，仍很满意，因为别人写的还是不少。他说：“你们瞧吧，以此推想，东北人民写的会有多少！政府掌握了多少材料！干过司法工作的就知道，有了证据就不怕你不说。从前，旧社会司法机关认为顶难的就是证据，可是在人民政府这里，老百姓都来提供材料，情形就不同了。”我听了这话，心里又是一跳。

“政府掌握了材料！”这话我不是第一次听说了。今天早晨，我们议论报上一条关于捕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消息时，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这句话。报上这条消息中说，一九三五年杀害了红军将领方志敏的刽子手，已经在湖南石门的深山中捕获了。这个刽子手在湖南解放后，先藏在常德县，后来躲到石门的深山里，继续干反革命活动，但是终于给公安机关侦察出来。怎么查出来的，报上没说。我心想，这大概又是掌握了材料，大概共产党从一九三五年就把这个刽子手的材料记下来了。我跟老王学得了一句司法术语，这叫“备案存查”。

第三天，当我写下了最后的一条材料，忽然听到楼梯口上有人声。我扭过头来，看见有个陌生的中年人出现在岗台的附近，后面随着所长。根据经验，我判断出这是上级机关来人视察。这位视察人员挨次察看了每间监房，听着看守长报告每个监房犯人的名字，面上毫无表情。他没穿军衣，我却觉得他像一位军人，这与其说是由于他的精确适度的每个动作和他的端正的体型，无宁说是由于他的严肃的面容。他大约不到五十岁。

“你在于什么？”他在我们的监房外停下了，这样问着，眼睛看着我。我没料到他的声调很温和，而且他脸上浮着一丝笑容。

我站了起来，报告说我正写日寇的罪行。他对我的回答感到兴趣：“你知道些什么日寇罪行？”

我把刚写好的，从前听佟济煦说的那段屠杀建筑秘密工程工人的故事说了。

也许是我的神经过敏，也许事实就是如此，我觉得他脸上的那一丝笑容突然消失了，他的目光变得非常严峻。我万没料到这个故事引起了他这么强烈的反应。

“我当时听了很刺激，我原没想到日本人这样残忍。”我不安地说。

“你为什么不向日本人抗议呢？”他逼视着我的眼睛。

我觉出他在生气，赶紧低下了头，轻声说：

“我……不敢”

“你不敢，害怕，是吗？”他不要我回答，自顾说下去，“唉，害怕，害怕就能把一个人变成这样！”末后这句，又恢复了平静的声调。

我低声说：“这都是由于我的罪过造成的，我只有向人民认罪，我万死不足以蔽其辜！”

“也不要这样，把一切揽到自己头上。你只能负你自己那部分责任。应当实事求是。是你的，你推不掉，不是你的，也不算在你的账上。”

我仍继续说，我的罪是深重的，我感激政府对我的待遇，我已认识自己的罪恶，决心改造好。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听我的话，只见他察看我们的监房各处，并且叫一个犯人拿过漱口杯看了一看。等我说完，他摇摇头，说道：

“应当实事求是。只要真正认罪，有了悔改表现，一定可以得到宽大。共产党说话算数，同时重视事实。人民政府对人民负责。你应当用事实和行动而不是用嘴巴来说明自己的进步。努力吧。”

他对我写的那堆东西看了一眼，然后向隔壁的监房走去了。

我的心沉重得厉害。我拿起写好的那堆材料重看了一遍，似乎今天我才感到这类事情的严重性。

从这以后，那双严峻的目光似乎总也离不开我，那几句话也总冲击着我的心：“是你的，你推不掉！”“应当实事求是！”“用事实和行动而不是用嘴巴来说明自己的进步！”我觉得自己正处在一个无法抗拒的冲力面前。是的，这是一种不追究到底誓不罢休的冲力。就是由于这股冲力，一九三五年杀害方志敏的刽子手藏在深山中也没能逃脱掉。我觉得在这股冲力面前，日寇在东北的罪行必将全部结算清楚，伪满大小汉奸的！日账都无法逃掉。

这天是星期日，我在院子里晾晒洗好的衣服，忽然看见大率和小瑞。还有一位所方干部从远处走过来。他们三个人在花台附近立了一会儿，分手走开了。小瑞向我晾衣服的地方走来，我想跟他招呼一下，他却看也不看我一眼，一直走了过去。我不禁狐疑起来：“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真往绝处走吗？”

我回到屋里，找出了一些旧报纸，专挑上面关于宽大处理三反、五反案件的消息和文章来阅读。看了一阵，老王过来说：

“你干什么？研究五反？”

“不研究了。”我放下报纸，下了决心，“我想起过去的一些事，以前认识不到它的性质，现在看起来正是罪恶，把这些写到感想里你看好不好？”

“怎么不好？当然好啦！”他又放低声音说：“再说政府掌握咱们很多材料，还是先说了好。”

我拿起笔来了。在这份学习感想中，有一段的大意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离不开利用封建和买办的势力，我的经历就是个典型例子。以我为招牌的封建势力在复辟的主观幻想下，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而日本帝国主义则用这招牌，把东北变成了它的殖民地。我把在天津张园、静园的活动，我把我那一伙人与日本人的关系，以及我和土肥原见面的详情，原原本本地写了出来。

两天之后，组长老王告诉我，所方看到了我写的东西，认为我有了重大的进步，值得在本组里表扬。

“拿出一件真正的物证，比说一万句空话还有用。”干过“法官”的老王说。

我的前半生--八　糊纸盒

八　糊纸盒

一九五二年末，我们搬出了那所带铁栏杆的房子，住进房间宽敞的新居。这里有新板铺，有桌子、板凳，有明亮的窗户。我觉着所长说的“改造”，越发像是真的，加上我交代了那段历史之后，不但没受到惩办，反而受到了表扬，于是我便开始认真地学习起来。我当时的想法，认为改造就是念书；把书念会了，把书上的意思弄明白了，就算是改造成功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改造并不能仅仅靠念书，书上的意思也并不单靠念一念就能明白。例如对于《什么叫封建社会》这本书，是我早在一九五○年底到一九五一年初念过的，但是如果我没有经过那一段劳动（生活和生产方面的劳动），我到现在也不会明白封建制度造了什么孽。什么叫封建社会？我在念了那本书的两年多之后，即一九五三年春天糊纸盒的时候，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一九五三年春，所方和哈尔滨一家铅笔厂联系好，由犯人们包糊一部分装铅笔的纸盒。从这时起，我们每天学习四个小时，劳动四个小时。所方说这是为了调剂一下我们的生活，又说，我们这些人从来没劳动过，干点活儿，会对我们有好处。这句话对我的特殊意义，是我当时完全意识不到的。

我从前不用说糊铅笔盒，就是削铅笔也没动过手。我对铅笔的有关知识至多是记得些商标图案——维纳斯牌是个缺胳臂的女人，施德楼牌是一只公鸡等等；我从来没留心它的盒子，更不知糊一个盒子要这么费事。我糊了不大功夫，起先感到的那点新鲜味全没有了，心里像也抹上浆糊似的，弄得胡里胡涂。别人糊出了好几个，我的一个仍拿不出手去，简直说不上是个盒子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你这是怎么糊的？”前伪满军医院长老宪把我的作品拿在手里端详着，“怎么打不开？这叫什么东西？”

老宪是肃亲王善耆的儿子，从小跟他的几个兄弟姊妹受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教育。他在日本长大，学过医。金碧辉（日名川岛芳子）是他的妹妹，做过伪哈尔滨市长的金碧东是他的兄弟，一家满门都是亲日派汉奸。在苏联他跟我第一次见面，曾经跪在我面前哭着说：“奴才这可看见主人了！”现在跟我住在一起，却是最喜欢找我的碴儿。原因是他为人尖酸刻薄，又极容易跟人争执，却又争不过人，而我各方面都不如别人能干，向来没勇气和人争论，所以成了他的发泄对象。

我这时心里混合着妒嫉、失望和对于讥笑的担心，而老宪的多事偏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纷纷过来围观那个作品，发出了讨厌的笑声。我走过去，一把从老宪手中夺下来，把它扔进了废料堆里。

“怎么？你这不是任意报废么？”老宪对我瞪起了眼。

“谁报废？我糊的差点，不见得就不能用。”我叽咕着，又从废料堆里把我的作品拣回来，把它放在成品堆里。这样一摆，就更显得不像样了。

“你放在哪里，也是个废品！”

听了他这句双关话，我气得几乎发抖。我一时控制不住，破例地回敬了一句：“你有本事对付我，真是欺软怕硬！”这句话碰了他的伤疤，他立刻红了脸，嚷道：“我欺谁？我怕谁？你还以为你是个皇上，别人都得捧着你才对吗？……”幸亏这时没有人理他，组长也出来阻止，他才没嚷下去。

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老宪可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人。

第二天糊纸盒的时候，老宪选了我旁边的一个位置坐下，从一开始糊起，总是用一种挑剔的眼光瞧我的活。我扭了一下身子，把后背给了他。

我这天的成绩，虽说比不上别人，总算有了些进步。到了晚上，所方用我们昨天生产所得的酬劳，买了些糖果发给我们。这是我头一次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虽然我的成绩是最次的），我觉得我分得的糖果，比过去任何一次吃到的都要甜。这时候，老宪说话了：

“溥仪今天成绩不坏吧？”

“还好，没有废品。”我顶撞地说。

“嘻，还是虚心些的好。”他的脸上皮笑肉不笑。

“说没有废品就算不虚心？”我心中直冒火，糖果也不觉着甜了。我最讨厌老宪的地方，就是他专爱挑人家高兴的时候找碴子。“如果再出废品，再随你扣帽子吧。”

我想堵他这一句就不再理他。不料他走到我那堆成品里顺手拿出了一个，当着众人举了起来说：

“请看！”

我抬头一看，几乎把嘴里的糖果吸到肺里去。原来我糊倒了标签。

我气极了，真想过去把那盒子抓过来扔到那张凹凸不平的脸上。我控制了自己，半晌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想怎么就怎么吧！”

“喝，好大口气！还是臭皇帝架子。”他提高嗓门，“我对你批评，是对你好意。你不想一想。”他听见门外看守员的脚步声，嗓门更响了：“你还幻想将来当你的皇帝吧？”

“你简直胡说八道！”我激怒地回答，“我比你笨，不如你会说会做，我天生的不如你。这行了吧？”

别人都离开了座位，过来劝架。我们这时住的房间很大，一共有十八个人，除我之外，有三个伪大臣，十四个伪将官。组长是老韦，也是伪将官。张景惠是三名伪大臣之一，他老得糊涂，平时不学习、不劳动，也不爱说话。这天晚上除了张景惠之外，其余的都为了“纸盒事件”参与了议论。有人批评老宪说，既然是好意批评就不应大喊大叫地说话；有人批评我说，盒子糊坏了，就应承认，不该耍态度；蒙古族的老郭认为老宪的态度首先不好，不怪溥仪生气；向来和老宪要好的一个伪禁卫军团长则表示反对，说是老郭用“带色眼镜”看人；又有人说，这问题可以放到星期六的生活检讨会上去谈，一时七嘴八舌，彼此各不相让。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看见“禁卫军团长”拉了吵得嘴角起沫的老宪衣襟一下，而且别人也都突然静了下来。我回头一看，原来管学习的李科员走了进来。

原先管学习的李科长，已经调走了，新来的这位又姓李，大家因为对从前那位叫惯了“学习主任”，所以现在对这位李科员也叫“学习主任”。他问组长大家吵什么，老韦说：

“报告主任，是由一个废纸盒引起的……”

李科员听完，把我糊倒标签的纸盒拿起来看了看，说道：

“这算是什么大事，值得争吵？标签倒了，在上面再糊个正的不就行了吗？”

李科员的这席话把大伙说得个个哑口无言。

事情这还不算完。

过了几天，负责分配纸盒材料的小瑞向我们转达，另外几组要发起一个劳动竞赛，问我们参加不参加。我们表示了响应。小瑞又告诉了一个消息，说小固在他们那个组里创造了一个用一道手续糊盒的“底盖一码成的快速糊盒法”，效率比以前提高了一倍还多。我们组里一听，觉得参加竞赛是不能用老办法了，得想个提高效率的新办法才行。那时我们常从报上看到关于技术革新创造的记载，如郝建秀工作法、流水作业法等等，有人从这方面得到了启发，提出了流水作业法，就是每人专搞一门专业，抹浆糊的专抹浆糊，粘盒帮的专粘盒帮，贴纸的专贴纸，糊标签的专糊标签，组成一道流水作业线。大家一致同意试试这办法，我也很高兴，因为这样分工序的办法，干的活儿比较简单，混在一起也容易遮丑。谁知道这样干了不久，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在流水作业线里，东西到了我这儿很快地积压起来，水流不过去了。而且，这又是老宪发现的。

“由于个人的过失，影响了集体，这怎么办？”他故意表示很为难的样子。

这次我一句也没和他吵。我面对着一大叠等着糊亮光纸的半成品，像从前站在养心殿门外等着叫“起儿”的人们那样呆着。当我听到我下手工序的一个伙伴也说我的操作不合乎标准，废品率必然会提高的时候，我知道无论是公正的老郭，还是李科员出来，都不会反对老宪的挑剔了。结果是，我退出了流水作业线，另外去单干。

这是我和家里人分开之后，再一次感到了孤寂的滋味，而这次被排除出整体之外，好像脱光了身子站在众人面前，对比特别强烈，格外觉着难受。特别是老宪，那张橘皮脸上露出幸灾乐祸和报复的满足，走过我面前时还故意咳嗽一声，气得我的肺都要炸了。我很想找个同情者谈谈，但是组里每个人都是忙忙碌碌的，都没有谈话的兴趣。碰巧这时我又患了感冒，心里特别不痛快。

这天夜里，我做起了噩梦，梦见那张凹凸不平的橘皮脸直逼着我，恶狠狠地对我说：“你是个废物！你只能去当要饭花子！”接着我又梦见自己蹲在一座桥上，像童年时太监们向我描绘的“镇桥猴”那样。突然有个人伸出一只手压在我头上，把我惊醒过来。我在朦胧中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立在我面前，用手摸我的脑门，说：“你发高烧，感冒加重了，不要紧，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吧。”

我觉得头昏昏的，太阳穴的血管突突直跳，定了定神，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来看守员发现我在说梦话，又说又闹，叫不醒我，就报告了看守长，看守长把军医温大夫找来了。大夫看过了体温计，护士给我注射了一针药。我渐渐睡着了，不知他们什么时候离去的。

我病了半个月，经过大夫、护士每天的治疗，渐渐恢复起来。在这半个月里，我每天大部时间睡在床上，不学习，不劳动，整天想心事。我在这半个月里想的比过去几年想的还多。我从纸盒一直回想到西太后那张吓得我大哭的脸。

我从前一回忆起那个模糊的印象，只觉得西太后很可怕，而现在，我觉得她可恨了。她为什么单单挑上我来当那皇帝呢？我本来是个无知的、纯洁的孩子，从任何方面来说，我至少不会比溥杰的天分还差，可是由于做了皇帝，在那密不通风的罐子中养大，连起码的生活知识也没有人教给我，我今天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我的知识、能力不但比不上溥杰，恐怕也比不上一个孩子。我受到人们的嘲笑，受到像老宪这样人的欺负，如果让我独自去生活，我真不知怎么能活下去。我今天弄成这样，不该西太后和那些王公大臣们负责吗？

我从前每逢听到别人笑我，或者由于被人指出自己无能，心里总是充满了怨恨，怨恨别人过于挑剔，甚至怨恨着把我关起来的人民政府，但我现在觉得这都不是应该怨恨的，事实证明我确实是可笑的、无能和无知的。从前我怨恨侄子们太不顾面子，把我的尊严竟全盘否定了，但我现在承认，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给自己作脸的事。比如有一次吃包子，我觉得很香，王看守员问我：“你喜欢韭菜？”我说没吃过，不知道。别人都笑起来说：“你吃的不是韭菜吗？”既然我小到尝不出韭菜，大到迎“天照大神”代替自己的祖宗，我还有什么“圣明”？又如何能不让别人笑骂呢？蒙古人老正是民国初年发动蒙古叛乱的巴布扎布的儿子，有一天他对我说，当年他全家发过誓要为拥戴我复辟而死，他母亲简直拿我当神仙那么崇拜。他说：“真可惜，她已经死了，不然我一定要告诉她，宣统是个什么样的废物！”既然我本来不是神仙，我本来无能无知，又如何怪别人说这类话呢？

我只有怪西太后和那一伙人，只有怪我为什么生在那个圈子里。我对紫禁城发生了新的怨恨。我想到这里，觉得连老宪都算不上什么冤家了。

我差不多完全痊愈了，这天所长找我去谈话，问了我的身体情况，追问到我和老宪争吵的情形，问我是不是感到了什么刺激。我把经过简单地说了，最后说：

“我当时确实很受刺激，可是我现在倒不怎么气了，我只恨自己实在无能。我恨北京宫里的那些人。”

“很好，你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弱点，这是一个进步。无能，这不用发愁，只要你肯学，无能就会变成有能。你找到了无能的原因，这更重要。你还可以想想，从前的王公大臣那些人为什么那样教育你？”

“他们光为了他们自己。”我说，“不顾我，自私而已。”

“恐怕不完全如此，”所长笑着说，“你能说陈宝琛跟你父亲，是成心跟你过不去吗？是成心害你吗？”

我答不上来了。

“你可以慢慢想想这问题。如果明白了，那么你这场病就生得大有价值。”

从所长那里回来之后，我真的放不下这个问题了。到我参加病后的第一次生活检讨会时，我把过去的生活已经想了好几遍。我没有得到什么答案，怨气却越聚越多。

在这次生活检讨会上，有人批评了老宪，说他完全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总是成心打击我。接着，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都对他发表了类似的意见，甚至有人把我生病的责任也放在他身上，并据以证明他在大家的改造中起了坏作用。老宪慌张了起来，脸色发灰，结结巴巴地做了检讨。我在会上一言没发，继续想着我的怨恨。有人提出，我应该发表一下意见。老宪的脸更加发灰了。

“我没什么意见，”我低声说，“我只恨我自己无能！”

大家一时都怔住了。老宪大大张开了嘴巴。我忽然放大了嗓音，像喊似地说：

“我恨！我恨我从小生长的地方！我恨那个鬼制度！什么叫封建社会？从小把人毁坏，这就是封建社会！”

我的嗓子突然被一阵痉挛埂住，说不下去了，别人唧唧哝哝地说什么，我也听不见了。……

我的前半生--九　检察人员来了

九　检察人员来了

从一九五三年末起，我们连着学习了三个月的《帝国主义论》。一九五四年三月，学习结束后，管理所迁回抚顺。过了不久，检察机关的工作团来到管理所，开始了对战犯的调查。

后来才知道，政府为了这次调查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的罪行，做了很周密的准备，组织了庞大的力量。一大批日本战犯调到抚顺来了。几年前政府人员就准备了大量材料。大约二百名左右的检察工作人员集中起来，事先受到了政策和业务的专门训练。

日本战犯住在“三所”、“四所”和“七所”里，那边的情形不清楚，我们一所伪满战犯这边三月末开过了一个大会，开始了调查。调查工作——从犯人这方面说是检举与认罪——一直进行到年底，才基本结束。

在大会上，工作团的负责人员讲了话。他说，你们经过了这几年的学习和反省，现在已经到了认罪的时候了，政府有必要来查清你们的罪行，你们也应该对过去有个正确的认识，交代自己的罪行，并且检举日本帝国主义战犯和其他汉奸的罪行；无论是坦白交代和检举他人，都要老老实实，不扩大、不缩小；政府对你们最后的处理，一方面要根据罪行，一方面要根据你们的态度；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所长同时宣布了监规：不准交换案情，不准跟别的监房传递字条信件，等等。从这天起，每日休息时间各组轮流到院子里去，想跟别组的人会面也办不到了。

开过大会，各组回到各自的屋子开讨论会，每个人都表示了要彻底坦白、检举，低头认罪，争取宽大。有人说：“我一直在盼这天，只要能审判，就有期限了。”也有的人，比如老宪说了他相信宽大政策，却又神色不安，显然是言不由衷。

看到老宪面色发灰，我并没什么幸灾乐祸的想法，反而被他传染上了不安的情绪。自从在学习心得里交代了历史关键问题之后，当时我对宽大政策有了信任，现在又觉得政策还没兑现，不知将来处理的时候，是不是仍如所长说过的，对我并不例外。如果像老宪这样一个“军医院长”也值得担心，我这“皇帝”又该如何呢？

但是，无论如何，最大的问题我都已经交代出来了。我的情形可能跟老宪不同，他也许在考虑是不是交代，而我的问题只能是如何让检察人员相信，我早已就是认了罪的。

为了取得检察人员的信任，我决定详细而系统地把自己的历史重写一遍，同时把自己知道的日本战犯的罪行尽量写出来。我在小组会上做了这样的保证。

完全实现这个保证，却不是那么容易。

我写到伪满末期，写到苏联对日本宣战那一段，想起了一件事。那时我担心日本人在这紧张时机对我怀疑，把我踢开，总想着法儿取宠关东军。在得到苏军宣战消息后的一天夜里，我没经任何人的指点，把张景惠和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叫了来，给他们下了一道口头“敕令”，命他们紧急动员，全力支持日本皇军抵抗苏军的进攻。这件事情我该如何写？不写，这件事难保别人不知，写吧，这件并非日本人授意的举动（那时吉冈正称病不露面），是否会引起检察人员的怀疑，不相信我是处处受着吉冈安直摆布的呢？如果检察人员发生了误会，我所交代的全部历史就变成不可信的了。

我最后决定，不能写的太多，坏事少写一件不算什么，把这件事也算到吉冈安直的账上去吧。

写完了，我又考虑写得太少也不好。于是我把能写的尽量写详细。写完了坦白材料，我又尽量地写检举材料。

材料都交上去了。我等待着检察人员的传讯。

在等待中，我不住地猜想着审问时候的场面。检察人员跟所方人员一样不一样？凶不凶？是不是要动刑？

在我脑子里，审问犯人是不可能不厉害的。我在紫禁城和宫内府里对待犯过失的太监、仆役，就向来离不开刑具。

我怕死，更怕受刑。不用说皮肉受苦，即使有人像我从前对待别人那样打我一顿耳光，也不如死了的好。我曾经认为，住共产党的监狱如果受不到野蛮的虐待是不可能的。进了管理所之后受到的待遇，是出乎意料的。这里不打人、不骂人，人格受到尊重。三年多来，一贯如此，按说我不该再有什么怀疑，可是一想到审问，总还是不放心，因为我认为审问就是审问，犯人不可能跟问官一致，问官不可能相信犯人，结果自然会僵住，自然是有权威的问官要打人，这本是无可非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