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页

　　今天在这里，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贵客人，朕感到不胜荣幸。谢谢

诸位光临，并祝诸位身体的健康，万事如意。

在这闹哄哄之中，我从第一天起，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一个问题：“我有了一后一妃，成了家了，这和以前的区别何在呢？”我一遍又一遍地回答自己：“我成年了。如果不是闹革命，是我‘亲政’的时候开始了！”

除了这个想法之外，对于夫妻、家庭，我几乎连想也没想它。只是当头上蒙着一块绣着龙凤的大红缎子的皇后进入我眼帘的时候，我才由于好奇心，想知道她长的什么模样。

按着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渡过。这间屋子的特色是：没有什么陈设，炕占去了四分之一，除了地皮，全涂上了红色。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新娘子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只觉着眼前一片红：红帐子、红褥子、红衣、红裙、红花朵、红脸蛋……好像一摊溶化了的红蜡烛。我感到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养心殿好，便开开门，回来了。

我回到养心殿，一眼看见了裱在墙壁上的宣统朝全国各地大臣的名单，那个问题又来了：

“我有了一后一妃，成了人了，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被孤零零地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那个不满十四岁的文绣在想些什么？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些。我想的只是：

“如果不是革命，我就开始亲政了……我要恢复我的祖业！”

我的前半生--七　内部冲突

七　内部冲突

自从庄士敦入宫以来，我在王公大臣们的眼里逐渐成了最不好应付的皇帝。到了我结婚前后这段时间，我的幻想和举动，越发叫他们觉得离奇，因而惊恐不安。我今天传内务府，叫把三万元一粒的钻石买进来，明天又申斥内务府不会过日子，只会贪污浪费。我上午召见大臣，命他们去清查古玩字画当天回奏，下午又叫预备车辆去游香山。我对例行的仪注表示了厌倦，甚至连金顶黄轿也不爱乘坐。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把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我可以为了一件小事，怪罪太监对我不忠，随意叫敬事房答打他们，撤换他们。王公大臣们的神经最受不了的，是我一会想励精图治，要整顿宫廷内部，要清查财务，一会我又扬言要离开紫禁城，出洋留学。王公大臣们被我闹得整天心惊肉跳，辫子都急成白的了。

我的出洋问题，有些工公大臣考虑得比我还早，这本来是他们给我请外国师傅的动机之一。我结婚后接到不少造老的奏折、条陈，都提到过这个主张。但到我亲自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了反对。在各种反对者的理由中，最常听说的是这一条：

“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于放弃了民国的优待。既然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为什么自己偏要先放弃它呢？”

无论是对出洋表示同情的，还是根本反对的，无论是对“恢复祖业”已经感到绝望的，还是仍不死心的，都舍不得这个优待条件。尽管优待条件中规定的“四百万岁费”变成了口惠而实不至的空话，但是还有“帝王尊号仍存不废”这一条。只要我留在紫禁城，保住这个小朝廷，对恢复祖业未绝望的人固然很重要，对于已绝望的人也还可以保留饭碗和既得的地位，这种地位的价值不说死后的恤典，单看看给人点主、写墓志铭的那些生荣也就够了。

我的想法和他们不同。我首先就不相信这个优待条件能永远保留下去。不但如此，我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自从新的内战又发生，张作霖败退出关，徐世昌下台，黎元洪重新上台，我就觉得危险突然逼近前来。我想的只是新的当局会不会加害于我，而不是什么优待不优待的问题。何况这时又有了某些国会议员主张取消优待的传说。退一万步说，就算现状可以维持，又有谁知道，在瞬息万变的政局和此起彼伏的混战中，明天是什么样的军人上台，后天是什么样的政客组阁？我从许多方面——特别是庄士敦师傅的嘴里已经有点明白，这一切政局的变化，没有一次不是列强在背后起作用。与其等待民国新当局的优待，何不直接去找外国人？如果一个和我势不两立的人物上了台，再去想办法，是不是来得及？对于历代最末一个皇帝的命运，从成汤放夏桀于南巢，商纣自焚于鹿台，犬戎弑幽王于骊山之下起，我可以一直数到朱由检上煤山。没有人比我对这些历史更熟悉的了。

当然，我没有向王公大臣们说起这些晦气的故事，我这样和他们辩论：

“我不要什么优待，我要叫百姓黎民和世界各国都知道，我不希望民国优待我，这倒比人家先取消优待的好。”

“优待条件载在盟府，各国公认，民国倘若取消，外国一定帮助我们说话。”他们说。

“外国人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叫我到外国去？难道他们见了我本人不更帮忙吗？”

尽管我说的很有道理，他们还是不同意。我和父亲、师傅。王公们的几次辩论，只产生这个效果：他们赶紧忙着筹办“大婚”。

我所以着急要出洋，除上面对王公大臣们说的理由之外，另外还有一条根本没有和他们提，特别是不敢向我的父亲提，这就是我对我周围的一切，包括他本人在内，越来越看不顺眼。

这还是在我动了出洋的念头以前就发生的。自从庄士敦入宫以后，由于他给我灌输的西洋文明的知识，也由于少年人好奇心理的发展，我一天比一天不满意我的环境，觉得自己受着拘束。我很同意庄士敦做出的分析，这是由于王公大臣们的因循守旧。

在这些王公大臣们眼里，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可怕的。我十五岁那年。庄士敦发现我眼睛可能近视，建议请个外国眼科医生来检验一下，如果确实的话，就给我配眼镜。不料这个建议竟像把水倒进了热油锅，紫禁城里简直炸开了。这还了得？皇上的眼珠子还能叫外国人看？皇上正当春秋鼎盛，怎么就像老头一样戴上“光子”（眼镜）？从太妃起全都不答应。后来费了庄士敦不少口舌，加之我再三坚持要办，这才解决。

我所想要的，即使是王公大臣早得到的东西，他们也要反对，这尤其叫我生气。比如安电话那一次就是这样。

我十五岁那年，有一次听庄士敦讲起电话的作用，动了我的好奇心，后来听溥杰说北府（当时称我父亲住的地方）里也有了这个玩艺儿，我就叫内务府给我在养心殿里也安上一个。内务府大臣绍英听了我的吩咐，简直脸上变了色。不过他在我面前向例没说过抵触的话，“嗻”了一声，下去了。第二天，师傅们一齐向我劝导：

“这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祖宗也没这样干过……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

我也有我的道理：“宫里的自鸣钟、洋琴、电灯，都是西洋玩艺，祖制里没有过，不是祖宗也用了吗？”

“外界随意打电话，冒犯了天颜，那岂不有失尊严？”

“外界的冒犯，我从报上也看了不少，眼睛看和耳朵听不是一样的吗？”

当时或者连师傅们也没明白，内务府请他们来劝驾是什么用意。内务府最怕的并不是冒犯“天颜”，而是怕我经过电话和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在我身边有了一个爱说话的庄士敦，特别是有了二十来种报纸，已经够他们受的了。打开当时的北京报纸，几乎每个月至少有一起清室内务府的辟谣声明，不是否认清室和某省当局或某要人的来往，就是否认清室最近又抵押或变卖了什么古物。这些被否认的谣言，十有九件确有其事，至少有一半是他们不想叫我知道的。有了那些报纸，加上一个庄士敦，早已弄得他们手忙脚乱，现在又要添上个电话，作为我和外界的第三道桥梁，岂不更使他们防不胜防？因此他们使尽力气来反对。看师傅说不服我，又搬来了王爷。

我父亲这时已经成了彻底的维持现状派，只要我老老实实住在紫禁城里，他每年照例拿到他的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岁银，便一切满足，因此他是最容易受内务府摆布的人。但是这位内务府的支持者，并没有内务府所希望的那种口才。他除重复了师傅们的话以外，没有任何新的理由来说服我，而且叫我一句话便问得答不上来了：

“王爷府上不是早安上电话了吗？”

“那是，那是，可是，可是跟皇帝并不一样。这件事还是过两天，再说吧……”

我想起他的辫子比我剪得早，电话先安上了，不让我买汽车而他却买了，我心里很不满意。

“皇帝怎么不一样？我就连这点自由也没有？不行，我就是要安！”我回头叫太监：“传内务府：今天就给我安电话！”

“好，好，”我父亲连忙点头，“好，好，那就安……”

电话安上了，又出了新的麻烦。

随着电话机，电话局送来了一个电话本。我高兴极了，翻着电话本，想利用电话玩一玩。我看到了京剧名演员杨小楼的电话号码，对话筒叫了号。一听到对方回答的声音，我就学着京剧里的道白腔调念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呵？”我听到对方哈哈大笑的声音，问：“您是谁呵？哈哈……”不等他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上了。真是开心极了。接着，我又给一个叫徐狗子的杂技演员开了同样的玩笑，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冒充一个什么住宅，叫他们送一桌上等酒席。这样玩了一阵，我忽然想起庄士敦刚提到的胡适博士，想听听这位“匹克尼克来江边”的作者用什么调儿说话，又叫了他的号码。巧得很，正是他本人接电话。我说：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阿！”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我这无心的玩笑，真把他给引来了。据庄士敦说，胡适为了证实这个电话，特意找过了庄士敦，他没想到真是“皇上”打的电话。他连忙向庄士敦打听了进宫的规矩，明白了我并不叫他磕头，我这皇上脾气还好，他就来了。不过因为我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没叫太监关照一下守卫的护军，所以胡博士走到神武门，费了不少口舌也不放通过。后来护军半信半疑请奏事处来问了我，这才放他进来。

这次由于心血来潮决定的会见，只不过用了二十分钟左右时间。我问了他白话文有什么用，他在外国到过什么地方，等等。最后为了听听他对我的恭维，故意表示我是不在乎什么优待不优待的，我很愿意多念点书，像报纸文章上常说的那样，做个“有为的青年”。他果然不禁大为称赞，说：“皇上真是开明，皇上用功读书，前途有望，前途有望！”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前途指的是什么。他走了之后，我再没费心去想这些。没想到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又像炸了油锅似地背地吵闹起来了。

总之，随着我的年事日长，他们觉得我越发不安分，我也觉得他们越发不顺眼。这时我已经出紫禁城玩过一两次，这是从我借口母亲去世要亲往祭奠开始，排除了无穷的劝阻才勉强争得来的一点自由。这点自由刺激了我的胃口，我越发感到这些喜欢大惊小怪的人物迂腐不堪。到民国十一年的夏季，上面说的几件事所积下的气忿，便促成了我下决心出洋的又一股劲头。我和王公大臣们的冲突，以正式提出留学英国而达到高峰。

这件事和安电话就不同了，王公大臣们死也不肯让步。最后连最同情我的七叔载涛，也只允许给我在天津英租界准备一所房子，以供万一必要时去安身。我因为公开出紫禁城不可能，曾找庄士敦帮忙。在上节我已说过，他认为时机不相宜，不同意我这时候行动。于是我就捺下性子等候时机，同时暗中进行着私逃的准备。我这时有了一个忠心愿意协助我的人，这就是我的弟弟溥杰。

我和溥杰，当时真是一对难兄难弟，我们的心情和幻想，比我们的相貌还要相似。他也是一心一意想跳出自己的家庭圈子，远走高飞，寻找自己的出路，认为自己的一切欲望，到了外国都可以得到满足。他的环境和我的比起来，也像他的身体和我的身体比例一样，不过只小了一号。下面是他的自传的一段摘录：

　　到二十岁离开为止，我的家庭一直是一个拥有房屋数百间、花园一大

座、仆役七八十名的“王府”。家中一直使用宣统年号，逢年过节还公然

穿戴清朝袍褂，带着护卫、听差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平日家庭往来无白

丁，不是清朝遗老就是民国新贵……

　　四岁断乳，一直到十七岁，每天早晨一醒来，老妈子给穿衣服，自己

一动不动，连洗脚剪指甲自己也不干，倘若自己拿起剪刀，老妈便大呼大

叫，怕我剪了肉。平时老妈带着，不许跑，不许爬高，不许出大门，不给

吃鱼怕卡嗓子，不给……

八岁开读。塾师是陈宝琛介绍的一位贡生，姓赵，自称是宋太祖的嫡系后

裔，工褚字。老师常声泪俱下地讲三纲五常，大义名分。十三四岁，老师

开始骂民国，称革命党人“无父无君”。说中国除非“定于一”才有救，

军阀混战是由于群龙无首。激发我“恢复祖业”，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气。

　　“英国灭了印度，印度王侯至今世袭不断，日本吞并朝鲜，李王一家

现在也仍是殿下……”父亲常和我这样念叨。

　　母亲死前对我说，“你长大后好好帮助你哥哥，无论如何不可忘记你

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这样你才对得起我……”

　　时常听说满族到处受排斥，皇族改姓金，瓜尔佳氏改姓关，不然就找

不到职业。听到这些，心中充满了仇恨。

　　十四五岁时，祖母和父亲叫我把私蓄几千元存到银行吃息钱。自己研

究结果，还是送外国银行好，虽然息钱太低，可是保险。

　　十四岁起，入宫伴读。……

溥杰比我小一岁，对外面的社会知识比我丰富，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外面活动，只要借口进宫，就可以骗过家里了。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溥杰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我记得的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锺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珪以及马麟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书籍方面，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都被我们盗运走了。运出的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民国十三年我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毓庆宫的时候，发现了“赏溥杰单”，付印公布，其中说赏溥杰的东西“皆属琳琅秘籍，缥细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这是一点不错的。这批东西移到天津，后来卖了几十件。伪满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又把这些珍品全部运到了东北，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文了。

我们的第二步计划，是秘密逃出紫禁城。只要我自己出了城，进到外国公使馆，就算术已成舟，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民国当局，就全没有办法了，这是几年来的民国历史给了我们的一个最有用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的庄士敦师傅给我想出了更具体的办法，他叫我先和公使团的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联络好，好使他事先有所准备。庄师傅给我出这个主意已是民国十二年的二月了。九个月前他曾反对我出洋，认为时机不好，现在他何以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以及他另外和东交民巷的公使们如何商量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从他的指点上获得了很大的信心，这就很够我满足的了。我先请他代往公使那里通个消息，然后我亲自给欧登科公使直接通了电话，为了把事情办得稳妥，我又派溥杰亲自到荷兰公使馆去了一趟。结果一切都是满意的。欧登科在电话里答应了我，并亲自和溥杰约定好，虽然他不能把汽车一直开进宫里，但将在神武门外等我，只要我能溜出这个大门，那就一切不成问题；从我第一天的食宿到我的脚踏上英国的土地，进入英国学校的大门，他全可以负责。当下我们把出宫的具体日期钟点都规定好了。

到了二月二十五日这天，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走出神武门了。紫禁城里的情形是这样，我身边有一群随身太监，各宫门有各宫门的太监，宫廷外围是护军的各岗哨，神武门外，还有由民国步兵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巡逻守卫。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身边和宫门太监，只要这几关打通，问题就不大了。我想的实在是太简单了，我打通太监的办法，也不过是花点钱而已。拿到钱的太监欢天喜地地谢了恩，我就认为万事俱备，谁知在预定时间前一小时，不知是哪个收了钱的太监报知了内务府。我还没走出养心殿，就听说王爷传下令来，叫各宫门一律断绝出入，紫禁城全部进入戒严状态。我和溥杰一听这消息，坐在养心殿里全傻了眼。

过了不大功夫，我父亲气急败坏地来了：

“听听听听说皇上，要要要走……”

看他这副狼狈的样子，做错事的倒好像是他，我忍不住笑起来了。

“没有那么回事。”我止住了笑说。

“这可不好，这可怎么好……”

“没那回事！”

我父亲疑心地瞅瞅溥杰，溥杰吓得低下了头。

“没有那事儿！”我还这样说。父亲嘟嘟囔囔说了几句，然后领走了我的“同谋犯”。他们走了，我把御前太监叫来追问，是谁说出去的。我非要把泄底的打个半死不可。可是我没办法问出来，这件事，又不能叫敬事房去查，只好一个人生闷气。

从那以后，我最怕看见高墙。

“监狱！监狱！监狱！”我站在堆秀山上望着城墙，常常这么念叨。“民国和我过不去还犹可说，王公大臣、内务府也和我过不去，真是岂有此理。我为了城外的祖业江山才要跑出去的，你们为了什么呢？……最坏的是内务府，这准是他们把王爷弄来的！”

第二天见了庄士敦，我向他发了一顿牢骚。他安慰了我几句，说不如暂时不去想这些，还是现实一些，先把紫禁城整顿整顿。

“新来的郑孝胥，是个很有为的人。”他说，“郑很有抱负，不妨听听他对整顿的想法。”

我心中又燃起另一种希望。既然紫禁城外祖业不能恢复，就先整顿城里的财产吧。我对庄师傅的建议非常满意。我那时万想不到，他后来在他那本书里写到这次逃亡时，竟然把自己说成了毫无干系，而且还是个反对者呢。

我的前半生--八　遣散太监

八　遣散太监

紫禁城在表面上是一片平静，内里的秩序却是糟乱一团。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就时常听说宫里发生盗案、火警，以及行凶事件。至于烟赌，更不用说。到我结婚的时候，偷盗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刚行过婚礼，由珍珠玉翠装嵌的皇后凤冠上的全部珍宝，竟整个被换成了赝品。

我从师傅们那里知道，清宫中的财宝早已在世界上闻名。只说古玩字画，那数量和价值就是极其可观的。明清两代几百年帝王搜刮来的宝物，除了两次被洋兵弄走的以外，大部分还存放在宫里。这些东西大部分没有数目，就是有数目的也没有人去检查，所以丢没丢，丢了多少，都没有人知道。这就给偷盗者大开了方便之门。

今天想起来，那简直是一场浩劫。参加打劫行径的，可以说是从上而下，人人在内。换言之，凡是一切有机会偷的人，是无一不偷，而且尽可放胆地偷。偷盗的方式也各不同，有拨门撬锁秘密地偷，有根据合法手续，明目张胆地偷。太监大都采用前一种方式，大臣和官员们则采用办理抵押、标卖或借出鉴赏，以及请求赏赐等等，即后一种方式。至于我和溥杰采用的一赏一受，则是最高级的方式。当然，那时我决不会有这样想法，我想的只是，别人都在偷盗我的财物。

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官那边一座库房。库门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了一个，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下令把那些珍宝玩物全部封存，装满了建福官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库。有的库尽是彝器，有的库尽是瓷器，有的库尽是名画，意大利人郎世宁给乾隆画的许多画也在内。在养心殿后面的库房里，我还发现了许多很有趣的“百宝匣”，据说这也是乾隆的玩物。这种百宝匣用紫檀木制成，外形好像一般的书箱，打开了像一道楼梯，每层梯上分成几十个小格子，每个格子里是一样玩物，例如一个宋磁小瓶，一部名人手抄的寸半本四书，一个精刻的牙球，一个雕着古代故事的核桃，几个刻有题诗绘画的瓜子，以及一枚埃及古币等等。一个百宝匣中，举凡字画、金石。玉器、铜器、瓷器、牙雕等等，无一不备，名为百宝，实则一个小型的匣子即有几百种，大型的更不只千种。还有一种特制的紫檀木炕几，上面无一处没有消息，每个消息里盛着一件珍品，这个东西我没看见，我当时只把亲自发现的百宝匣，大约有四五十匣，都拿到养心殿去了。这时我想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究竟有多少财宝？我能看到的，我拿来了，我看不到的又有多少？那些整库整院的珍宝怎么办？被人偷去的有多少？怎样才能制止偷盗？

庄士敦师傅曾告诉我，他住的地安门街上，新开了许多家古玩铺。听说有的是太监开的，有的是内务府官员或者官员的亲戚开的。后来，别的师傅也觉得必须采取措施，杜绝盗患。最后，我接受了师傅们的建议，决定清点一下。这样一来，麻烦更大了。

首先是盗案更多了。毓庆宫的库房门锁给人砸掉了，乾清宫的后窗户给人打开了。事情越来越不像话，我刚买的大钻石也不见了。为了追查盗案，太妃曾叫敬事房都领侍组织九堂总管，会审当事的太监，甚至动了刑，但是无论是刑讯还是悬重赏，都未获得一点效果。不但如此，建福官的清点刚开始，六月二十七日的夜里便突然发生了火警，清点的和未清点的，全部烧个精光。

据说火警是东交民巷的意大利公使馆消防队首先发现的。救火车开到紫禁城叫门时，守门的还不知是怎么回事。这场大火经各处来的消防队扑救了一夜，结果还是把建福宫附近一带，包括静怕轩、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花室、延春阁、积翠亭、广生楼、凝辉楼、香云亭等一大片地方烧成焦土。这是清宫里贮藏珍宝最多的地方，究竟在这一把火里毁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一个谜。内务府后来发表的一部分胡涂账里，说烧毁了金佛二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古玩四百三十五件，古书几万册。这是根据什么账写的，只有天晓得。

在救火的时候，中国人，外国人，紫禁城里的人，城外的人，人来人往，沸腾一片，忙成一团。除了救火还忙什么，这是可以想象的。但紫禁城对这一切都表示了感谢。有一位来救火的外国太太，不知为什么跟中国消防队员发生了争执，居然动手把对方打得鼻子出了血，手里的扇子也溅上了血。后来她托人把这扇子拿给我看，以示其义勇，我还在上面题了诗，以示感谢。这场火灾过去之后，内务府除用茶点招待了救火者，还送给警察和消防队六万元“酬劳”费。

要想估计一下这次的损失，不妨说一下那堆烧剩和“摸”剩下的垃圾的处理。那时我正想找一块空地修建球场，由庄士敦教我打网球，据他说这是英国贵族都会的玩艺。这片火场正好做这个用场，于是叫内务府赶快清理出来。那堆灰烬里固然是找不出什么字画、古瓷之类的东西了，但烧熔的金银铜锡还不少。内务府把北京各金店找来投标，一个金店以五十万元的价格买到了这片灰烬的处理权，把熔化的金块金片拣出了一万七千多两。金店把这些东西拣走之后，内务府把余下的灰烬装了许多麻袋，分给了内务府的人们。后来有个内务府官员告诉我，他叔父那时施舍给北京雍和宫和柏林寺每庙各两座黄金“坛城”，它的直径和高度均有一尺上下，就是用麻袋里的灰烬提制出来的。

起火的原因和损失真相同样的无从调查。我疑心这是偷盗犯故意放火灭迹的。过不多天，养心殿东套院无逸斋的窗户上又发生火警，幸好发现得早，一团浸过煤油的棉花刚烧着，就被发现扑灭。我的疑心立刻更加发展起来。我认为不但是有人想放火灭迹，而且还想要谋害我了。

事实上，偷窃和纵火灭迹都是事实，师傅们也没有避讳这一点，而对我的谋害则可能是我自己神经过敏。我的多疑的性格，这时已显露出来了。按清宫祖制，皇帝每天无论如何忙，也要看一页《圣训》（这些东西一年到头摆在皇帝寝宫里）。我这时对雍正的《殊批谕旨》特别钦佩。雍正曾说过这样的话：“可信者人，而不可信者亦人，万不可信人之必不负于己也。不如此，不可以言用人之能”。他曾在亲信大臣鄂尔泰的奏折上批过：“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又说，对人“即经历几事，亦只可信其已往，犹当留意观其将来，万不可信其必不改移也”。这些话都深深印人我的脑子里。我也记得康熙的话：“为人上者，用人虽宜信，然亦不可遽信”。康，熙特别说过太监不可信，他说：“朕观古来，太监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渐，慎之于始”。祖宗们的这些训谕，被这几场火警引进了我的思索中。

我决定遵照雍正皇帝“察察为明”的训示行事。我想出了两条办法，一条是向身边的小太监们套问，另一条是自己去偷听太监们的谈话。后来我用第二条办法，在东西夹道太监住房窗外，发现了他们背后议论我，说我脾气越来越坏，这更引起了我的猜疑。在无逸斋发生火警这天晚上，我再到太监窗下去偷听，不料听到他们的议论更发展了一步，竟说这把火是我自己放的。我觉得他们真是居心叵测，我如果不先采取措施，后害实在无穷。

这时刚刚发生了一起行凶案。有个太监因为被人告发了什么过失，挨了总管的责打，于是怀恨在心，一天早晨趁告发人还没起身，拿了一把石灰和一把刀，进了屋子，先撒石灰在那人脸上，迷了他的眼，然后用刀戳那人的脸。这个行凶的人后来未被捉住，受伤的人送进了医院。我这时想起许多太监都受过我的责打，他们会不会对我行凶呢？想到这里，我简直连觉都不敢睡了。从我的卧室外间一直到抱厦，都有值更太监打地铺睡着，这里面如果有谁对我不怀好心，要和我过不去，那不是太容易下手了吗？我想挑一个可靠的人给我守夜，挑来挑去，只挑出一个皇后来。我从这天起让婉容整夜为我守卫，如果听见了什么动静，就叫醒我。同时我还预备了一根棍子，放在床边，以便应变。一连几天，婉容整夜不能睡觉，我看这究竟不是个办法。为了一劳永逸，最后我决定，把太监全都赶走不要！

我知道这件事必定要引起一场风波。不把父亲对付好，是行不通的。我想好了一个主意，亲自去找我的父亲。他没有办法和内务府大臣以及师傅们商量，突然遇到了这个问题，他的口才就更加不行，变得更加结巴了。他非常吃力地讲出了一些零七八碎的理由，什么祖制如此咧，这些人当差多年不致图谋不轨咧，等等，来进行劝服。并且说：“这这也得慢慢商议，皇帝先回到宫，过两天……”

我不管他怎么说，只用这一句话来回答：

“王爷不答应，我从今天起就再不回宫啦！”

他见我这样对付他，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又抓头，又挠腮，直在地上打转儿，桌上的一瓶汽水给他的袖子碰倒掉在地上，砰地一声炸了。瞅他这副模样，我禁不住反倒格格乐起来，并且从容不迫地打开书桌上的一本书，装作决心不想离开的样子。

父亲终于屈服了。最后决定，除了太妃身边离不开的一些以外，其他太监全部遣散。

我的前半生--九　整顿内务府

九　整顿内务府

我遣散太监的举动，大受社会舆论的称赞和鼓励。在庄师傅的进一步指引下，我接着把“励精图治”的目标又转到内务府方面。

关于内务府，我想先抄一段内务府一位故人写给我的材料：

　　　　　　　　　　　　内务府人多不读书

　　内务府人多不知书，且甚至以教子弟读书为播种灾祸者。察其出言则

一意磨楞，观其接待则每多繁缛；视中饱如经逾格之恩，作舞弊如被特许

之命。昌言无忌，自得洋洋。乃有“天棚鱼缸石榴树，地炕肥狗胖丫头”，

以及“树小房新画不古，一看就知内务府”之讽，极形其鄙而多金，俗而

无学也。余窃耻之，而苦不得采其源。追及民十七八之间，遍读东华录，

在嘉庆朝某事故中（林清之变或成德之案，今不能清楚矣）发现有嘉庆之

文字，略叙在清代中之背反者，其中有宗室有八旗有太监，而独无内务府

人，足见内务府尚不辜负历代豢养之恩，较之他辈实为具有天良者。嘉庆

之慨叹，实为内务府人之表彰。于是始得解惑焉。内务府人亦常有自谓

“皇上家叫我们赚钱，就为的养活我们”，此语之来，必基于此矣。至其

言语举动之不成文章者，正所以表其驯贴之愚，而绝无圭角之志；其畏读

书，则为预避文祸之于触，与夫遗祸于后昆；其视舞弊及中饱如奉明言者，

乃用符“不枉受历代优遇豢养之恩”也欤？……而内务府人之累代子孙亦

为之贻误，乃至于此，曷胜叹哉！

这位老先生当年由于家庭不许他升学深造，受过不少刺激，所以他对于内务府人不读书的感慨特别深。我那时对三旗世家所包办的内务府①，最不满的还不是俗而无学，而是他们“视中饱舞弊，如奉明言”。

①在满清八旗中，镶黄、正黄、正自三个满军旗系皇室亲自率领的所谓亲军，内务府人均出自这最亲信的三旗，自堂郎中以下所有司员全不例外；堂郎中以上即内务府大臣，也有的是司员提上来的，也有的是从外调来的。总之，除个别大臣外，全被三旗包下来了。——作者

关于内务府中饱、舞弊的故事，在这里只举出两个例子就行了。一个是内务府每年的惊人开支，即使四百万元的优待费全部照付，也会人不敷出。民国十三年我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北京《京报》上揭露的当年收入抵押金银古玩款，达五百多万元，当年并无剩余，全部开支出去了。据前面那段文字的作者说，那几年每年开支都在三百六十万两上下，这是和《京报》上揭露的材料大体相符的。

另一个例子是我岳父荣源经手的一次抵押。抵押合同日期是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签字人是内务府绍英、耆龄、荣源和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抵押品是金编钟、金册、金宝和其他金器，抵押款数八十万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合同内规定，四十万元由十六个金钟（共重十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九两）做押品，另四十万元的押品则是：八个皇太后和五个皇后的金宝十个，金册十三个，以及金宝箱、金印池、金宝塔、金盘、金壶等，计重一万零九百六十九两七钱九分六厘，不足十成的金器三十六件，计重八百八十三两八钱，另加上嵌镶珍珠一千九百五十二颗，宝石一百八十四块，玛瑙碗等珍品四十五件。只这后一笔的四十万元抵押来说，就等于是把金宝金册等十成金的物件当做荒金折卖，其余的则完全白送。这样的抵押和变价，每年总要有好几宗，特别是逢年过节需要开销的时候。一到这时候，报上就会出现秘闻消息，也必有内务府辟谣或解释的声明。比如这一次抵押事先就有传闻，内务府和荣源本人也有声明，说所卖都是作废的东西，其中决没有传说中的慈禧的册宝云云①。

①上面说的这个合同，见民国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北京《京报》，关于事先的传闻和内务府与荣源的声明，见于十三年年底的《京报》。

我在出宫之前，虽然对内务府的中饱和舞弊拿不到像上面说的这样证据，但是，每年的“放过款项”的数字告诉了我一个事实：我的内务府的开支，竟超过了西太后的内务府的最高纪录。内务府给我写过一份叫做官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的材料，是内务府为了应付清理财产的上谕而编造的（后面还要谈到这次清理），据他们自己的统计，除去了王公大臣的俸银不计，属于内务府开支的，民国四年是二百六十四万两，民国八、九、十年是二百三十八万两，一百八十九万两，一百七十一万两，而西太后时代的内务府，起先每年开支不过三十万两，到西太后过七十整寿时，也不过才加到七十万两，我这个人再不识数，也不能不觉得奇怪。同时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有些贵族、显宦之家已经坐吃山空，日趋潦倒，甚至于什么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烟花等等新闻已出现在报纸社会栏内，而内务府人却开起了古玩店、票庄（钱庄）、当铺、木厂（营造业）等等大买卖。师傅们虽然帮助过内务府，反对我买汽车、安电话，可是一提起内务府这些事，谁也没有好感。伊克坦师傅在去世前（我结婚前一年）不久曾因为陈师傅不肯向我揭发内务府的弊端，说陈师傅犯了“欺君之罪”，不配当“太傅”。至于庄师傅就更不用说了，内务府在他看来就是“吸血鬼”的化身。他对内务府的看法促成了我整顿内务府的决心。

“从宫廷的内务府到每个王公的管家人，都是最有钱的。”他有一次说，“主人对自己的财产不知道，只有问这些管家的人，甚至于不得不求这些管家的人，否则就一个钱也拿不到。不必说恢复故物，就说手里的这点珍宝吧，如果不把管家的整顿好，也怕保不住！”

他又说：“内务府有个座右铭，这就是——维持现状！无论是一件小改革还是一个伟大的理想，碰到这个座右铭，全是——Stop（停车）！”

我的“车”早已由师傅们加足了油，而且开动了引擎。如果说以前是由别人替我驾驶着，那么现在则是我自己坐在司机座位上，向着一个理想目标开去。现在我刚刚胜利地开过“遣散太监”的路口，无论是谁叫我“停车”，也不行了。

我下了决心。我也找到了“力量”。

我在婚礼过去之后，最先运用我当家做主之权的，是从参加婚礼的遗老里，挑选了几个我认为最忠心的、最有才干的人，作为我的股肽之臣。被选中的又推荐了他们的好友，这样，紫禁城里一共增加了十二三条辫子。这就是：郑孝胥、罗振玉、景永昶、温肃、柯劭囗、杨锺羲、朱汝珍、王国维、商衍瀛等等。我分别给了他们“南书房（皇帝书房）行走”、“懋勤殿（管皇帝读书文具的地方）行走”的名衔。另外我还用了两名旗人，做过张学良老师的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金梁和我的岳父荣源，派为内务府大臣。

他们那些动人的口头奏对都没留下纪录，他们写的条陈也一时找不全，现在把手头上一份金梁的条陈——日期是“宣统十六年正月”，即金梁当内务府大臣前两个月写的——抄下一段（原文中抬头和侧书都在此免了）：

　　臣意今日要事，以密图恢复为第一。恢复大计，旋乾转坤，经纬万端，

当先保护宫廷，以团根本；其次清理财产，以维财政。盖必有以自养，然

后有以自保，能自养自保，然后可密图恢复，三者相连，本为一事，不能

分也。今请次第陈之：

　　一、曰筹清理。清理办法当分地产、宝物二类。一、清地产，从北京

及东三省入手，北京如内务府之官地、官房，西山之园地，二陵之余地、

林地；东三省如奉天之盐滩、鱼池、果园，三陵庄地，内务府庄地，官山

林地，吉林黑龙江之贡品各产地，旺清、楧木囗林，汤原鹏棚地，其

中包有煤铁宝石等矿，但得其一，已足富国。是皆皇室财产，得人而理，

皆可收回，或派专员放地招垦，或设公司合资兴业，酌看情形，随时拟办。……

一、清宝物，各殿所藏，分别清检，佳者永保，次者变价，既免零星典售

之损，亦杜盗窃散失之虞。筹有巨款，预算用途，或存内库，或兴实业，

当谋持久，勿任消耗。……此清理财产之大略也。

　　一、曰重保护。保护办法当分旧殿、古物二类。一、保古物，拟将宝

物清理后，即请设皇室博览馆，移置尊藏，任人观览，并约东西各国博物

馆，借赠古物，联络办理，中外一家，古物公有，自可绝人干涉。一、保

旧殿，拟即设博览馆于三殿，收回自办，三殿今成古迹，合保存古物古迹

为一事，名正言顺，谁得觊觎。且此事既与友邦联络合办，遇有缓急，互

相援助，即内廷安危，亦未尝不可倚以为重。……此保护官廷之大略也。

　　一、曰图恢复。恢复办法，务从缜密，当内自振奋而外示韬晦。求贤

才、收人心、联友邦，以不动声色为主。求贤才，在勤延揽，则守旧维新

不妨并用；收人心，在广宣传，则国间外论皆宜注意；联友邦，在通情谊，

则赠聘酬答不必避嫌。至于恢复大计，心腹之臣运筹于内，忠贞之士效命

于外。成则国家蒙其利，不成则一二人任其害。机事唯密，不能尽言……

此密图恢复之大略也。

金梁当了内务府大臣之后，又有奏折提出了所谓“自保自养二策，”他说“自养以理财为主，当从裁减人手，自保以得人为主，当从延揽人手”。“裁减之法，有应裁弊者，有应裁人者，有应裁款者”，总之，是先从内务府整顿着手。这是我完全赞同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