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页

除了这些最积极于“密图恢复”的人之外，就是那些态度消极悲观的遗老们，大多数也不反对“保护宫廷，清理财产”和裁人裁款裁弊。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人，可以我的陈师傅为代表，一提到改革内务府的各种制度总是摇头的。这些人大抵认为内务府积弊已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乾隆时代起，随着宫廷生活的日趋奢靡，即已造成这种局势，嘉庆和道光时代未尝不想整顿，但都办不到，现在更谈何容易？在陈师傅们看来，内务府不整顿还好，若整起来必然越整越坏；与其弄得小朝廷内部不安，不如暂且捺下，等到时来运转再说。但是像陈师傅这样的遗老，尽管不赞成整顿，却也并不说内务府的好话，甚至还可以守中立。

我在婚前不久，干过一次清理财产的傻事。那时根据庄土敦的建议，我决定组织一个机构，专门进行这项工作。我邀请庄士敦的好朋友、老洋务派李经迈来主持这件事，李不肯来，推荐了他一位姓刘的亲戚代替他。内务府并没有直接表示反对，曾搬出了我的父亲来拦阻。我没有理睬父亲的劝阻，坚持要委派李经迈的亲戚进行这件事，他们让了步，请刘上任。可是他干了不过三个月，就请了长假，回上海去了。

经过那次失败，我还没有看出内务府的神通。我把失败原因放在用人失当和我自己尚未“亲政”上面；那时正值政局急变，我几乎要逃到英使馆去，也无暇顾及此事。现在，我认为情形与前已大不相同，一则我已当家成人，任何人拦阻不了我，再则我身边有了一批人，力量强大了。我兴致勃勃地从这批人才里面，选出了郑孝胥来担当这件整顿重任。

郑孝胥是陈宝琛的同乡，在清朝做过驻日本神户的领事，做过一任广西边务督办。陈宝琛和庄士敦两位师傅过去都向我推崇过他，尤其是庄师傅的推崇最力，说郑孝胥是他在中国二十多年来最佩服的人，道德文章，全中国找不出第二位来，说到办事才干和魄力，没有比他更好的。陈师傅还告诉过我，郑孝胥曾多次拒绝民国总统的邀请，不肯做民国的官，不拿民国的钱。我从报纸上也看到过颂扬他的文字，说他十几年来以诗酒自娱，“持节不阿”，捧他为同光派诗人的后起之秀。他的书法我早看过，据说他鬻书笔润收入，日达千金。他既然放弃了功名利禄前来效力，可见是个难得的忠臣。

我和郑孝胥第一次见面是在民国十二年夏天。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谈到高兴处，眉飞色舞，唾星乱飞，说到激昂慷慨处，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我立时决定让他留下，请他施展他的抱负。我当时怎么说的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他听我谈完后大为感动，很快做出了一首“纪思诗”：

　　君臣各辟世，世难谁能平？

　　天心有默启，惊人方一鸣。

　　落落数百言，肝脑输微诚。

　　使之尽所怀，日月悬殿楹。

　　进言何足异，知言乃圣明。

　　自意转沟壑，岂知复冠缨。

　　独抱忠义气，未免流俗轻。

　　须臾愿无死，终见德化成。

郑孝胥成了“懋勤殿行走”之后，几次和我讲过要成大业，必先整顿内务府，并提出了比金梁的条陈更具体的整顿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整个内务府的机构只要四个科就够了，大批的人要裁去，大批的开支要减去，不仅能杜绝流失，更有开源之策。总之，他的整顿计划如果能够实现，复辟首先就有了财务上的保证。因此我破格授这位汉大臣为总理内务府大臣，并且“掌管印钥”，为内务府大臣之首席。郑孝胥得到了我这破格提拔，又洋洋自得地做了两首诗：

　　　　三月初十日夜值

　　大王事獯鬻，勾践亦事吴。

　　以此慰吾主，能屈诚丈夫。

　　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

　　勿云情难堪，且复安须臾。

　　天命将安归，要观人所与。

　　苟能得一士，岂不胜多许。

　　狸首虽写形，聊以辟群鼠。

　　持危谁同心，相倚譬蛩驱。

但是，如果认为俗而无学的内务府会败在郑孝胥的手里，那就把这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宫廷管家衙门估计得太低了。尽管郑孝胥吹得天花乱坠，而且有我的支持和信赖，他的命运还是和李经迈的亲戚一样，也只干了三个月。

那些俗而无学的内务府人，究竟是谁把郑孝胥挤走的，我始终没有完全弄清楚。是绍英捣乱吗？可是绍英是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是耆龄吗？耆龄是个不熟悉内务府差使的外行，一向不多问事。至于宝熙，来的时间很短，未必有那样大的神通。如果说一切都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竟敢和郑大臣捣乱，也不全像。郑孝胥上任之后，遇见的第一件事，是面前出现了辛亥以来成堆的积案。郑孝胥对付的办法是先来个下马威，把原任堂郎中开除，把这个重要的位置抓过来，由他的亲信佟济煦接任。可是没想到，从此内务府就像瘫痪了一样，要钱，根本没钱——真的没有，账上是明明的这样记着：要东西，东西总是找不到存放的地方，账上也是这样记着……

郑孝胥为了拉拢下级司员，表示虚怀若谷，倾听下情，他规定每星期和司员们座谈一次，请司员们为改革出些主意。有一位司员建议说，宫中各处祭祀供品向例需用大批果品糕点，所费实在太大，其实只不过是个意思，不如用泥土和木雕的代替，一样的庄重。郑对这个主意大为赏识，下令执行，并且对出主意的人摆升一级。可是那些把供品作为自己合法收入的太监（裁减后还剩下百名左右），个个都把郑孝胥恨之入骨。郑孝胥上任没有几天，就成了紫禁城中最不得人心的人。

郑孝胥不想收兵，于是便接到了恐吓信。信上说：你正在绝人之路，你要当心脑袋。与此同时，被我派去整顿颐和园的庄士敦也接到了恐吓信。信上说：你如果敢去上任，路上就有人等着杀你。后来庄士敦很自得地对我说：“我也没坐车，偏骑马去，看他们敢不敢杀我，结果我活着到任了。我早看透了那些人！”他指的那些人就是内务府的人。他和郑孝胥对恐吓信都表示不在乎。

事情最后的收场，还是在我这里。

我刚刚任命了郑的差使，就得到了一个很头痛的消息：民国国会里又有一批议员提出了议案，要废止优待条件，由民国接收紫禁城。早在两年前，在国会里就有过这类提案，理由根据是清室在民国六年闹过复辟，现在又不断向民国官吏赐官赐爵赐谥，俨然驾于民国之上，显然图谋复辟。现在旧案重提，说我不但给复辟犯张勋谥法，更非法的是赏给汉人郑孝胥紫禁城骑马和援内务府大臣。

报纸上登出了这个消息，这个消息就像信号一样，攻击内务府的举动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如内务府出售古玩给日本商人，内务府大臣荣源把历代帝后册宝押进四大银行等等，这些过去本来不足为奇的事情，也引起了社会上啧啧烦言。

同时，在清点字画中，那些被我召集到身边的股肱之臣，特别是罗振玉，也遭到了物议。这些新增加的辫子们来到紫禁城里，本来没有别的事，除了左一个条陈，右一个密奏，陈说复兴大计之外，就是清点字画古玩，替我在清点过的字画上面盖上一个“宣统御览之宝”，登记上账。谁知这一清点，引起了满城风雨。当时我却不知道，不点还好，东西越点越少，而且给遗老们增辟了各种生财之道。罗振玉的散氏盘、毛公鼎的古铜器拓片，佟济煦的月罗版的宫中藏画集都卖了大价钱，轰动了中外。顶伤脑筋的是，民国的内务部突然颁布了针对清宫贩卖古物出口而定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

不久，郑孝胥的开源之策——想把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遭受当局的阻止，把书全部扣下了。

我父亲这时找到我，婉婉转转地，更加结结巴巴地向我说，郑孝胥的办法值得斟酌，如果连民国当局也不满意，以后可就更不好办了。

原来的那些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宝熙，还是那么恭顺，没有说出一句关于郑、金、荣三人的坏话。不过荣源因为卖册宝出了事，不露头了，金梁因为上的条陈里有劝我让醇亲王退休的话，被我父亲大骂一顿，也不知哪里去了。

这一天，绍英带着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出现在我面前，说现在的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的做法很不满意，王怀庆说如果再叫郑孝胥闹下去，民国如果有什么举动，他就再没办法帮我的忙。一听这话，我才真怵了头。这时，郑孝胥“恳请开去差事”的奏折到了。结果是，郑孝胥回到“懋勤殿行走”，绍英依然又掌管了内务府印钥。

我的前半生--十　紫禁城的末日

十　紫禁城的末日

这次整顿内务府宣告失败，并不能使我就此“停车”。车没有停，不过拐个弯儿。我自从上了车，就不断有人给我加油打气，或者指点路标方向。

遗老们向我密陈恢复“大计”，前面说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在我婚后，像那样想为我效力的人，到处都有。例如康有为和他的徒弟徐勤、徐良两父子，打着“中华帝国宪政党”的招牌，在国内国外活动。他们的活动情况，继续地通过庄士敦传到宫中。徐勤写来奏折吹牛说，这个党在海外拥有十万党员和五家报纸。在我出宫前两年，徐良曾到广西找军阀林俊廷去活动复辟，他给庄士敦来信说，广西的三派军人首领陆荣廷、林俊廷和沈鸿英“三人皆与我党同宗旨，他日有事必可相助对待反对党也”①。民国十三年春节后，康有为给庄士敦的信中说：“经年奔走，至除夕乃归，幸所至游说，皆能见听，亦由各方厌乱，人有同心。”据他说陕西、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贵州、云南全都说好了，或者到时一说就行。他最寄予希望的是吴佩孚，说“洛（指吴，吴当时在洛阳）忠于孟德（指曹锟），然闻已重病，如一有它，则传电可以旋转”。又说湖北萧耀南说过“一电可来”的话，到他生日，“可一赏之”。现在看起来，康有为信中说了不少梦话，后来更成了没有实效的招摇行径。但当时我和庄士敦对他的话不仅没有怀疑，而且大为欢欣鼓舞，并按他的指点送寿礼、赏福寿字。我在他们指点之下，开始懂得为自己的“理想”去动用财富了。

①民十三年我出宫后，接收清宫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养心殿搜出了康有力和徐良给庄士敦的信共二封，连同金梁的条陈和江亢虎请觐见的信都发表了出来，但当时却没发表这一封，也没发表康有为向吴佩孚进行活动的往来信件。——作者

同样的例子还有“慈善捐款”。这是由哪位师傅的指点，不记得了，但动机是很清楚的，因为我这时懂得了社会舆论的价值。那时在北京报纸的社会版上，差不多天天都有“宣统帝施助善款待领”的消息。我的“施助”活动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根据报纸登载的贫民消息，把款送请报社代发，另一种是派人直接送到贫户家里。无论哪一种做法，过一两天报上总有这样的新闻：“本报前登某某求助一事，荷清帝遣人送去X元……”既表彰了我，又宣传了“本报”的作用。为了后者，几乎无报不登吸引我注意的贫民消息，我也乐得让各种报纸都给我做宣传。以至有的报居然登出这样的文章来：

　　　　　　　时事小言 皇恩浩荡

　　皇恩浩荡，乃君主时恭维皇帝的一句普通话，不意改建民国后，又闻

有皇恩浩荡之声浪也。今岁入冬以来，京师贫民日众，凡经本报披露者，

皆得有清帝之助款，贫民取款时，无不口诉皇恩之浩荡也。即本报代为介

绍，同人帮同忙碌，然尽报纸之天职，一方替贫民之呼吁，一方代清帝之

布恩，同人等亦无不忻忻然而云皇恩浩荡也。或日清帝退位深官，坐拥巨

款，既无若何消耗，只好救济贫民，此不足为奇也。惟民国之政客军阀无

不坐拥巨款，且并不见有一救济慈善者，于此更可见宣统帝之皇恩浩荡也

①。

①见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平报》，作者：秋隐。

像这样的文章，对我的价值自然比十块八块的助款大得太多了。

我付出最大的一笔赈款，是对民国十二年九月发生的日本“震灾”。那次日本地震的损失惊动了世界，我想让全世界知道“宣统帝”的“善心”，决定拿出一笔巨款助赈。我的陈师傅看的比我更远，他在称赞了“皇恩浩荡，天心仁慈”之后，告诉我说：“此举之影响，必不仅限于此。”后来因为现款困难，便送去了据估价在美金三十万元上下的古玩字画珍宝。日本芳泽公使陪同日本国会代表团来向我致谢时，宫中出现的兴奋气氛，竟和外国使节来观大婚礼时相像。

在这个时期，我的生活更加荒唐，干了不少自相矛盾的事。比如我一面责怪内务府开支太大，一面又挥霍无度。我从外国画报上看到洋狗的照片，就叫内务府向国外买来，连同狗食也要由国外定购。狗生了病请兽医，比给人治病用的钱还多。北京警察学校有位姓钱的兽医，大概看准了我的性格，极力巴结，给我写了好几个关于养狗知识的奏折，于是得到了绿玉手串、金戒指、鼻烟壶等十件珍品的赏赐。我有时从报上看见什么新鲜玩艺，如四岁孩子能读《孟子》，某人发现一只异样的蜘蛛，就会叫进宫里看看，当然也要赏钱。我一下子喜欢上了石头子儿，便有人买了各式各样的石头子儿送来，我都给以巨额赏赐。

我一面叫内务府裁人，把各司处从七百人戴到三百人，“御膳房”的二百厨师减到三十七个人，另方面又叫他们添设做西餐的“番菜膳房”，这两处“膳房”每月要开支一千三百多元菜钱。

关于我的每年开支数目，据我婚前一年（即民国十年）内务府给我编造的那个被缩小了数字的材料，不算我的吃穿用度，不算内务府各处司的开销，只算内务府的“交进”和“奉旨”支出的“恩赏”等款，共计年支八十七万零五百九十七两。

这种昏天黑地的生活，一直到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我驱逐出紫禁城，才起了变化。

这年九月由朝阳之战开始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的直军起初尚处于优势，十月间，吴部正向山海关的张作霖的奉军发动总攻之际，吴部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发出和平通电。在冯、张合作之下，吴佩孚的山海关前线军队一败涂地，吴佩孚自己逃回洛阳。后来吴在河南没站住脚，又带着残兵败将逃到岳州，直到两年后和孙传芳联合，才又回来，不过这已是后话。吴军在山海关败绩消息还未到，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已经把贿选总统曹锟软禁了起来，接着解散了“猪仔国会”，颜惠庆的内阁宣告辞职，国民军支持黄郛①组成了摄政内阁。

①黄郛字膺白，浙江人，反动的投机政客，后来北伐战争时帮助蒋介石策划反革命政变，成为国民党亲日派，也是新政学系首领之一。

政变消息刚传到宫里来，我立刻觉出了情形不对。紫禁城的内城守卫队被国民军缴械，调出了北京城，国民军接替了他们的营地，神武门换上了国民军的岗哨。我在御花园里用望远镜观察景山，看见了那边上上下下都是和守卫队服装不同的士兵们。内务府派去了人，送去茶水吃食，国民军收下了，没有什么异样态度，但是紫禁城里的人谁也放不下心。我们都记得，张勋复辟那次，冯玉祥参加了“讨逆军”，如果不是段祺瑞及时地把他调出北京城，他是要一直打进紫禁城里来的。段祺瑞上台之后，冯玉祥和一些别的将领曾通电要求把小朝廷赶出紫禁城。凭着这点经验，我们对这次政变和守卫队的改编有了不祥的预感。接着，听说监狱里的政治犯都放出来了，又听说什么“过激党”都出来活动了，庄士敦和陈师傅他们给我的种种关于“过激”“恐怖”的教育——最主要的一条是说他们要杀掉每一个贵族——这时发生了作用。我把庄士敦找来，请他到东交民巷给我打听消息，要他设法给我安排避难的地方。

王公们陷入惶惶不安，有些人已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定了房间，但是一听说我要出城，却都认为目前尚无必要。他们的根据还是那一条：有各国公认的优待条件在，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然而必须发生的事，终归是发生了。

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客吃着水果聊天，内务府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件公文，气喘吁吁地说：

“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我夺过他手里的公文，看见上面写着：

大总统指令

派鹿钟麟、张璧交涉清室优待条件修正事宜，此令。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国务院代行国务总理黄郛……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

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第一条、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

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

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官禁，以后得自由

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

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 日

老实说，这个新修正条件并没有我原先想象的那么可怕。但是绍英说了一句话，立即让我跳了起来：“他们说限三小时内全部搬出去！”

“那怎么办？我的财产呢？太妃呢？”我急得直转，“打电话找庄师傅！”

“电话线断，断，断了！”荣源回答说。

“去人找王爷来！我早说要出事的！偏不叫我出去！找王爷！找王爷！”

“出不去了，”宝熙说，“外面把上了人。不放人出去了！”

“给我交涉去！”

“嗻！”

这时端康太妃刚刚去世不多天，官里只剩下敬懿和荣惠两个太妃，这两位老太太说什么也不肯走。绍英拿这个作理由，去和鹿钟麟商量，结果允许延到下午三点。过了中午，经过交涉，父亲进了宫，朱、陈两师傅被放了进来，只有庄士敦被挡在外面。

听说王爷进来了，我马上走出屋子去迎他，看见他走进了宫门口，我立即叫道：

“王爷，这怎么办哪？”

他听见我的叫声，像挨了定身法似的，粘在那里了，既不走近前来，也不回答我的问题，嘴唇哆嗦了好半天，才进出一句没用的话：

“听，听旨意，听旨意……”

我又急又气，一扭身自己进了屋子。后来据太监告诉我，他听说我在修正条件上签了字，立刻把自己头上的花翎一把揪下来，连帽子一起摔在地上，嘴里嘟囔着说：“完了！完了！这个也甭要了！”

我回到屋里，过了不大功夫，绍英回来了，脸色比刚才更加难看，哆哆嗦嗦地说：“鹿钟麟催啦，说，说再限二十分钟，不然的话，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啦……”

其实鹿钟麟只带了二十名手枪队，可是他这句吓唬人的话非常生效。首先是我岳父荣源吓得跑到御花园，东钻西藏，找了个躲炮弹的地方，再也不肯出来。我看见王公大臣都吓成这副模样，只好赶快答应鹿的要求，决定先到我父亲的家里去。

这时国民军已给我准备好汽车，一共五辆，鹿钟麟坐头辆，我坐了第二辆，婉容和文绣、张璧、绍英等人依次上了后面的车。

车到北府门口，我下车的时候，鹿钟麟走了过来，这时我才和他见了面。鹿和我握了手，问我：

“溥仪先生，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

“好！”鹿钟麟笑了，说：“那么我就保护你。”又说，现在既是中华民国，同时又有个皇帝称号是不合理的，今后应该以公民的身分好好为国效力。张璧还说：

“既是个公民，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来也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

一听大总统三个字，我心里特别不自在。这时我早已懂得“韬光养晦”的意义了，便说：

“我本来早就想不要那个优待条件，这回把它废止了，正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完全赞成你们的话。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我可得到自由了。”

这段话说完，周围的国民军士兵都鼓起掌来。

我最后的一句话也并非完全是假话。我确实厌恶王公大臣们对我的限制和阻碍。我要“自由”，我要自由地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我的理想——重新坐在我失掉的“宝座”上。

我的前半生--十一　在北府里

十一　在北府里

我说了那几句漂亮话，匆匆走进了国民军把守着的北府大门。我在父亲的书房里坐定，心想我这不是在王府里，而是进了虎口。我现在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弄清楚究竟我的处境有多大危险。我临出宫以前，曾叫人送信给宫外的那些“股肱之臣”，让他们从速设法，营救我逃出国民军的掌握。这时，不但他们的奔走情形毫无消息，就连外边的任何消息也都无法知道。我很想找人商量商量，哪怕听几句安慰话也好。在这种情势下，我的父亲让我感到了极大的失望。

他比我还要惊慌。从我进了北府那一刻起，他就没有好好地站过一回，更不用说安安静静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语地走来走去，就是慌慌张张地跑出跑进，弄得空气格外紧张，后来，我实在忍不下去了，请求他说：

“王爷，坐下商量商量吧！得想想办法，先打听一下外边的消息呀！”

“想想办法？好！好！”他坐了下来，不到两分钟，忽然又站起来，“载洵也不露面了！”说了这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又来来去去地转了起来。

“得打听打听消息呵！”

“打，打听消息？好，好！”他走出去了，转眼又走进来，“外边不，不让出去了！大门上有兵！”

“打电话呀！”

“打，打电话，好，好！”走了几步，又回来问：“给谁打电话？”

我看实在没办法，就叫太监传内务府大臣们进来。这时内务府大臣荣源住进了外国医院，治神经病去了（两个月后才出来），耆龄忙着搬移我的衣物，处理宫监、宫女的问题，宝熙在照顾未出宫的两位太妃，只剩下绍英在我身边。他的情形比王爷好不了多少，一个电话也没打出去。幸亏后来其他的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陆续地来了，否则北府里的慌乱还不知要发展到什么地步。庄士敦在傍晚时分带来的消息是最好的：经过他的奔走，公使团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英国公使麻克类、日本公使芳泽已经向摄政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了“抗议”，王正廷向他们保证了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消息对北府里的人们起了镇定作用，但是对于我父亲，好像“剂量”还不足。庄士敦在他的著作里曾描写过那天晚上的情形：

　　皇帝在一间大客厅里接见了我，那间屋子挤满了满洲贵族和内务府的

官员。……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说明三位公使拜访外交部的结果。他们已

经从载涛那里，知道了那天早晨我们在荷兰使馆进行了磋商，所以他们自

然急于要知道，和王博士（正廷）会见时的情形。他们全神贯注地听我说

话，只有醇亲王一人，在我说话的时候不安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显然是漫

无目的。有好几次忽然加快脚步，跑到我跟前，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

话。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时更加厉害了。他每次说的话都是那几句，意思是

“请皇上不要害怕”——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显

然要比皇帝惊慌。当他把这种话说到四五次的时候，我有点不耐烦了，我

说，‘皇帝陛下在这里，站在我旁边，你为什么不直接和他说呢？’可是，

他太心慌意乱了，以致没有注意到我说话的粗鲁。接着，他又漫无目的地

转起圈子来。……

那天晚上，我父亲的另一举动，尤其令我不能满意。

庄士敦到了不久，郑孝胥带着两个日本人来了。从“东京震灾”捐款时起，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就和我的“股肽”们有了交际，罗振玉和郑孝胥来到紫禁城之后，又和日本兵营有了往来。郑孝胥这时和东交民巷的竹本多吉大性商定了一条计策，由竹本的副官中平常松大尉，穿上便衣，带着一名医生，假装送我进医院，把我运出北府，接进日本兵营。郑孝胥带着中平大尉和日本医生村田到了北府，说出了他们的计策，但是遭到了王公大臣和师傅们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很难混过大门口的士兵，即使混过了他们，街上还有国民军的步哨，万一被发现，那就更糟糕。我父亲的态度最为激烈，他的反对理由是这样：“就算跑进了东交民巷，可是冯玉祥来找我要人，我怎么办？”结果是郑孝胥和日本人被送出大门去了。

到了次日，北府的门禁突然加严，只准进，不准出。后来稍放松一点，只许陈、朱两师傅和内务府大臣出进，外国人根本不许进来。这一下子，北府里的人又全慌了神，因为既然国民军不把洋人放在眼里，那就没有可保险的了。后来两个师傅分析了一下，认为历来还没有不怕洋人的当局，王正廷既向三国公使做出保证，料想他不会推翻。大家听了，觉得有理，我却仍不放心。话是不错，不过谁知道大门口的大兵是怎么想的呢？那年头有句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黄郛和王正廷尽管如何保证，离我最近的手持凶器的还是门口的大兵。万一他们发作起来，就怕一切保证都不顶事。我越想越怕，后悔没有跟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出去，同时心里也埋怨父亲只考虑自己，却不顾我的安危。

正在这时候，罗振玉从天津回来了。他是在冯军接管内城守卫的时候乘坐京津国际列车①到天津求援去的。他到了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司令部的金子参谋告诉他，鹿钟麟已进了宫，日本司令官叫他去找段祺瑞。这时段祺瑞也接到了北京竹本大住转来郑孝胥的求援电报。段祺瑞发出了一封反对冯玉祥“逼宫”的通电。罗振玉看了那个电稿，明白了段祺瑞马上就要出山，觉得形势并不那么严重，不过他仍然要求日军司令部出面“保护”。日军司令部告诉他，北京的竹本大往会有办法。根据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指示，他返回北京找到竹本大住，竹本大住叫他告诉我，日本骑兵将在北府附近巡逻，如国民军对北府有什么异样举动，日本兵营会立即采取“断然措施”。陈宝琛也告诉我，日本兵营想把日本军用信鸽送进北府，以备报警之用（后来因为怕国民军知道，没敢收），于是我对日本人的“感情”又发展了一步。这样一来，罗振玉在我心里得到了与郑孝胥相等的地位，而王爷就被挤得更远了。

①内战中，火车常被军阀扣留，京津间交通很不正常，因这趟车是根据东交民巷的意思组成的，所以交战双方都不敢动它。——作者

我看到了段祺瑞指摘冯玉祥“逼宫”的通电，又听到了奉军将要和冯军火并的消息，这两件事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此同时，陈宝琛给我拿来了日本兵营转来的段祺瑞的密电，上面说：“皇室事余全力维持，并保全财产。”接着门禁有了进一步的松动，允许更多的王公大臣以至宗室人等进来，甚至连没有“顶戴”“功名”的胡适也没受到阻拦，只有庄士敦还是不让进来。

不久，北府所最关心的张、冯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传来了冯玉祥在天津被奉军扣押的消息。后来虽然证明是谣传，但是接踵而至的消息更鼓舞了北府里的人：国民军所支持的黄部摄政内阁，在北京宴请东交民巷的公使，遭到了拒绝。北府里乐观地估计，这个和我过不去的摄政内阁的寿命快完了，代替他的自然是东交民巷（至少是日本人）所属意的段祺瑞。果然，第二天的消息证实了罗振玉的情报，冯玉祥不得不同意张作霖的决定，让段祺瑞出山。过了不多天，张、段都到北京来了。那几天的情形，郑孝胥的日记里是这样记载的：

　　乙巳廿六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小雪。作字。日本兵营中平电话云：

段祺瑞九点自天津开车，十二点半可到京。偕大七（郑的长子郑垂）往迎

段祺瑞于车站。……三点车始到，投刺而已。……

　　丙午分七日（二十二日）。……曹纟襄衡（段的幕僚）电话云：段欲

公为阁员，今日请过其居商之。答之曰：不能就，请代辞，若晤面恐致龃

龉。至北府入对。泽公，亻斤贝子、耆寿民（龄）询余：就段否？余曰：

拟就其顾问，犹虑损名，苟不能复辟，何以自解于天下？亻斤贝子曰：若

有利于皇室，虽为总统何害？……

　　丁未廿八日（二十三日）。……北府电话召。入对。上（溥仪）赐膳，

裁两器、两盘、数小碟而已。段派荫昌来，守卫兵得其长官令：不禁止洋

员（指庄士敦）入见。涛贝勒云：顷已见段，求撤卫兵，但留警察。使垂

访池部（日公使馆书记官）。上云：今日已派柯助志、罗振玉商购裱褙胡

同盛昱之屋，将为行在。……

　　戊申二十九日（二十五日）。……至吉兆胡同段宅晤段芝泉（棋瑞），

谈久之。至北府，入对。……

　　己百三十日（二十六日）……召见，草赐张作霖诏，罗振玉书之。诏

云：“奉军入京，人心大定，威望所及，群邪敛迹。昨闻庄士敦述及厚意，

备悉一切。予数年以来，固守官中，囤子闻见，乘此时会，拟为出洋之行，

惟筹备尚须时日，日内欲择暂驻之所，即行移出醇邸。俟料理粗定，先往

盛京，恭谒陵寝。事竣之日，再谋游学海外，以补不足。所有详情，已属

庄士敦面述。”……北府冯军撤回。冯玉祥求免职，段批假一月。闻冯已

赴西山。……

段、张合作的消息一传出，北府的气氛就变了。王公们首先给张作霖秘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庇护。张、段入京后，王公们派了代表和郑孝胥一齐表示欢迎，然后又分头进行活动。由郑孝胥去找段祺瑞，北府的管家张文治去找他的盟见张作霖。让北府最高兴的，是张作霖托张文治特别邀请庄士敦去一趟。结果庄士敦去了两趟。张作霖找庄士敦的目的，是想通过庄士敦探一探东交民巷对他的态度，而北府里则希望通过庄士敦探一探张作霖对我的态度。我让庄土敦带去了我的一张签名照片，一个大钻石戒指。张作霖留下照片，退了戒指，表示了同情。与此同时，段祺瑞向郑孝胥表示了，可以考虑恢复优待条件。既有了东交民巷的“同情”，又有了这两位当权人物的支持，虽然冯玉祥的国民军还在北京城里，而北府的人们已经敢于“反攻”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即大门上的国民军撤走、冯玉祥通电辞职的第二天，北府里用内务府的名义发出了致国民内务部的一封公函：

　　……查法理原则关于刑律之规定，凡以强暴胁迫人者，应负加害之责

任，其民法原理凡出于强暴胁迫，欺罔恐吓之行为，法律上不能发生效力。

兹特专函声明：所有摄阁任意修正之五条件，清室依照法理不能认为有效。

……

与此同时还发出了向外国公使们呼吁支援的公函。对摄阁成立时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虽清室代表已参加开了几次会，现在也否认了。

这天，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记者来访问我，我向他发表了谈话，与出宫那天所说的完全相反：

　　此次国民军之行动，以假冒国民之巡警团体，武力强迫余之签字，余

决不如外间所传之欣然快诺。……①

①这是记者报道的文字，登在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顺天时报》上，基本和我当时的思想一致。——作者

《顺天时报》是日本公使馆支配下的日商报纸。说到当时日本人对我的“热心”，决不能忽略了这份报纸。它不像竹本大住那样的一切在暗中进行，而是依仗特权公然地大嚷大叫，极尽耸动听闻之能事。从我进了北府的第二天起，《顺天时报》连续发出了对“皇室”无限“同情”，对摄政内阁和国民军无限“激愤”的消息和评论。里面大量地使用了“逼宫”、“蒙难”之类的字眼，以及“泰山压卵”、“欺凌寡妇孤儿”、“绑票”等等的比喻，大力渲染和编造了“旗人纷纷自杀”，“蒙藏发生怀疑”等等的故事，甚至还编造了“某太妃流血殉清朝”，“淑妃断指血书，愿以身守宫门”和“淑妃散发攀轮，阻止登车”的惊人奇闻。其他外文报纸虽也登过类似的文字，但比起《顺天时报》来，则大为逊色。

我的前半生--十二　三岔口上的抉择

十二　三岔口上的抉择

北府里的人虽然有共同的兴奋，却没有共同的想法。金梁后来在他补写的《遇变日记》里说：“盖自段、张到京后，皆空言示好，实无办法。众为所欺，以为恢复即在目前，于是事实未见，而意见已生。有主张原订条件一字不能动者，有主必还宫复号者，有主改号逊帝者，有主岁费可减，必有外人保证者，有主移住颐和园者，有主在东城购屋者。实则主权在人，无异梦想，皆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也。”这段话说的的确是实情。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这场旋风，把我一下子抛出了紫禁城，落到一个三岔口上。我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条是新“条件”给我指出的，放弃帝王尊号，放弃原来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另一条，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的新条件，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日条件，或者“复号还宫”，让我回到紫禁城，依然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有一条，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过那时的紫禁城必须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这条路当时的说法则是“借外力谋恢复”。

我站在这个三岔路口上，受着各种人的包围，听尽了他们的无穷无尽的争吵。他们对于第一条路，都认为不屑一顾，而在其他两条路线的选择上，则又互不相让。即使是同一条路线的拥护者，也各有不同的具体主张和详细计划。他们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给我出主意，抢着给我带路。

在刚进北府的那几天，争论的中心是“留在北府呢，还是设法溜出去，躲进东交民巷”？前面已说过，主张溜走的一方是处于孤势的郑孝胥和不公开表态的庄士敦，另一方则是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以及师傅们。这场冲突是以郑孝胥的失败而告终。门禁开始放松以后，则以“出洋不出洋，争取不争取恢复原优待条件”为中心展开了第二次交锋。主张立即出洋的一方是金梁和罗振玉（庄士敦仍是不公开表态的一个），另一方仍以我父亲为首，有师傅们参加。他们这次的矛头主要对着“急先锋”金梁，也取得了胜利。不过，这是一个表面的胜利。到第三个回合，即郑、罗、庄联合了起来，并争得了陈宝琛的参与，问题重心转到了“我的当前处境危险不危险，要不要先跑进东交民巷”的时候，那些王公大臣便惨败了。

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们，一心一意地想恢复原状，争取复号还宫。他们对国民军怀着仇恨，却希望我加以忍受和等待。国民军取消了我的皇帝尊号，他们认为我还可以在家里做皇帝，反正他们不取消我的尊号。国民军的统治刚露出了不稳征兆（张、冯不和，黄内阁被拒于使团），他们的幻想就抬头了。他们一面劝我静待佳音，一面对于一切主张出洋以及出府的人，大肆攻击。他们在第一个回合上取得了胜利，让我去不成东交民巷，在第二个回合上，又让金梁败得很狼狈。金梁从报上看到了我对鹿锺麟的谈话以后，门禁刚一松动，便带着一份奏折和替我拟好的“宣言书”来了。他大大地夸奖了我的谈话，请我对外宣布“敝屣一切，还我自由，余怀此志久矢”！叫我放弃帝号和优待费，把钱拿出来办图书馆和学校，以“收人心，抗舆论”，同时要“托内事于忠贞之士，而先出洋留学，图其远者大者，尽人事以待天命，一旦有机可乘，立即归国”。他的论点是：“盖必敝屣今日之假皇帝，始可希望将来之真皇帝”。他说过之后，又写成一个《请速发宣言疏》。这一番话，尽管令我动心，但是我父亲知道之后，对他大怒，把他称做“疯子”，请他以后不要再上门来。

其实，金梁并不是坚决的“出洋派”。他的主张曾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段祺瑞上台后，还原的呼声甚嚣尘上之际，他托人递折子给我，再不提“敝屣一切”和放弃优待条件、帝号的话，说如果能争回帝号，我亦不可放弃。他同时上书张作霖说：“优待条件事关国信，效等约法，非可轻易修改。”他对别人解释说，他原并不是主张放弃帝号的，不过此事不宜由我去争而已。他的解释没有得到我父亲的谅解，也5！不起我的兴趣，北府的大门也进不来了。

我父亲赶走金梁之后，为了防范别人对我的影响，每逢有他认为靠不住的人来访我，他不是加以拦阻，就是立在一边看守着，因此另一个主张出洋的罗振玉被他弄得无法跟我说话。我父亲的“王爷”威风只有对庄士敦不敢使用，但是门口上的大兵无形中帮了父亲的忙，庄士敦从第二天起就进不来了。所以我父亲这一次在对付出洋派上，又成了胜利者。

我父亲这一派人接连得到的两次胜利，却是十分不巩固的胜利。他的封锁首先弓！起我心中更大的反感。尽管我对自己的前途还没有个明确的打算，但这一点是从进了北府大门就明确了的：无论如何我得离开这个地方。我不能出了一座大紫禁城，又钻进一座小紫禁城，何况这里并不安全。

后来，我向父亲表示了不满，我不希望在我接见人的时候总有他在场，更不希望想见我的人受到阻拦。父亲让了步，于是情况有了变化，各种带路人都带着最好的主意来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出洋派。我的老朋友胡适博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