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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我刚在报上看到胡适一封致王正廷的公开信，大骂国民军，表示了对于“以武力胁迫”修改优待条件这种行为的“义愤”。虽然陈宝琛仍然把他视同蛇蝎，但郑孝胥已经和他交上了朋友，有些遗老也认为他究竟比革命党和国民军好。他走进北府，没有受到阻拦，我见到他，表示了欢迎，并且称赞他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他又把国民军骂了一通，说：“这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

胡适这次见我，并不是单纯的慰问，而是出于他的“关心”。他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王公大臣们都在活动恢复原状，我对那些毫无兴趣，我希望能独立生活，求些学问。

“皇上很有志气！”他点头称赞，“上次我从宫里回来，就对朋友说过，皇上很有志气。”

“我想出洋留学，可是很困难。”

“有困难，也不太困难。如果到英国，庄士敦先生可以照料。如果想去美国，也不难找到帮忙的人。”

“王公大臣们不放我，特别是王爷。”

“上次在宫里，皇上也这样说过。我看，还是要果断。”

“民国当局也不一定让我走。”

“那倒好说，要紧的还是皇上自己下决心。”

尽管我对这位“新人物”本能地怀着戒心，但他的话确实给了我一种鼓励。我从他身上觉察出，我的出洋计划，一定可以得到社会上不少人的同情。因此，我越发讨厌那些反对我出洋的王公大臣们了。

我认为，那些主张恢复原状的，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好保住他们的名衔。他们的衣食父母不是皇上，而是优待条件。有了优待条件，绍英就丢不了“总管内务府印钥”，荣源就维持住乐在其中的抵押、变价生涯，醇王府就每年可以照支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的岁费，这是不管民国政府拖欠与否，内务府到时都要凑足送齐的。除了这些人以外，下面的那些喽罗，不断地递折子、上条陈，也各有其小算盘。我六叔载洵有个叫吴锡宝的门客，写了一个“奏为陈善后大计”的折子，一上来就抱怨说，他早主张要聘用各国法学家研究法律，以备应付民国违法毁约的举动，因为没听他的主意，所以今天手忙脚乱，驳辩无力。接着他提出五条大计，说来说去都没离了用法律和法学家，其原因，他自己就是一名律师。还有一个名叫多济的旗人，是挂名的内务府员外郎，他坚决主张无论如何不可放弃帝号，不但如此，我将来有了儿子还要叫做“宣统第二”。他又主张今后我应该把侍奉左右的人都换上八旗子弟。看来他也打好主意，让他的儿子做“多济第二”，来继承员外郎这份俸银。

我见过了胡适，庄士敦也回到我身边，向我转达了张作霖的关怀。我觉得胡适说的不错，出洋的问题不致于受到当局的阻拦。我和庄士敦计议如何筹备出洋的事，张作霖又做了表示，欢迎我到东北去住。我想先到东北住一下也好，我到了东北，就随时可以出洋了。我刚拿定了主意，这时又出了新问题。

国民军的警卫从大门撤走之后，形势本来已经缓和，我已敢放胆向记者骂国民军了，忽然郑孝胥面容严肃地出现在我面前，问我看过报没有。

“看了，没有什么呀！”

“皇上看看《顺天时报》。”他拿出报来，指着一条“赤化运动之平民自治歌”标题给我看。这条消息说，冯军入京以后，“赤化主义”乘机活动，最近竟出现数万张传单，主张“不要政府真自治、不要法律大自由”云云。那时我从郑、陈、庄诸人的嘴里和《顺天时报》上，常听到和看到什么共产党是过激主义、赤化主义，赤化、过激就是洪水猛兽、共产共妻，冯玉祥的军队就和赤化过激有关，等等的鬼话。现在根据郑孝胥的解释，那是马上要天下大乱的，“赤化主义”对我下毒手，则更无疑问。

我被郑孝胥的话正闹得心惊胆战，愁容满面的罗振玉出现了。我一向很重视罗振玉从日本方面得来的消息。他这次报告我说，日本人得到情报，冯玉祥和“过激主义”分子将对我有不利行动。“现在冯军占了颐和园，”他说，“出事可能就在这一两天。皇上要趁早离开这里，到东交民巷躲避一下才好。”

这时庄士敦也来了，带来了外国报上的消息，说冯玉祥要第三次对北京采取行动。

这样一来，我沉不住气了，连陈宝琛也着了慌。陈宝琛同意了这个意见：应该趁冯玉祥的军队不在的时候，抓机会躲到东交民巷去，先住进德国医院，因为那位德国大夫是认识我的。我和陈、庄二师傅悄悄地商议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不但要避免民国当局知道，也要防备着我的父亲。

我们按照密议的计划进行。第一步，我和陈师傅同出，去探望比我晚几天出宫的住在麒麟碑胡同的敬懿、荣惠两太妃，探望完了，依旧回北府，给北府上下一个守信用的印象。这一步我们做到了。第二天，我们打算再进行第二步，即借口去裱褙胡同看一所准备租用的住房，然后从那里绕一下奔东交民巷，先住进德国医院。第三步则是住进使馆。只要到了东交民巷，第三步以及让婉容她们搬来的第四步，就全好办了。但是在执行这第二步计划的时候，我们刚上了汽车，我父亲便派了他的大管家张文治，偏要陪我们一起去。我和庄士敦坐在第一辆汽车上，张文治跟在陈宝琛后边，上了另一辆车。

“事情有点麻烦。”庄士敦坐进了汽车，皱着眉头，用英文对我说。

“不理他！”我满肚子的气，让司机开车。车子开出了北府。我真想一辈子再不进这个门呢。

庄士敦认为，不理这个张文治是不行的，总得设法摆脱他。在路上，他想出了个办法：我们先到乌利文洋行停一停，装作买东西，打发张文治口去。

乌利文洋行开设在东交民巷西头一入口的地方，是外国人开的出售钟表、相机的铺子。我们到了乌利文，我和庄士敦进了铺子。我看了一样又一样的商品，最后挑了一只法国金怀表，蘑菇了一阵，可是张文治一直等在外面，没有离开的意思。到了这时，庄士敦只好拿出最后一招，对张文治说，我觉得不舒服，要去德国医院看看。张文治狐疑不安地跟我们到了德国医院。到了医院，我们便把他甩在一边。庄士敦向医院的棣柏大夫说明了来意，把我让到一间空病房里休息，张文治一看不是门道，赶紧溜走了。我们知道他必是回北府向我父亲报信去了，庄土敦不敢放松时间，立刻去英国使馆办交涉。谁知他这一去就古无音信，等得我好不心焦。我生怕这时张文治把我父亲引了来，正在焦躁不安的功夫，陈宝琛和郑孝胥相继到了。

郑孝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壬子初三日。韬庵（陈宝琛）、叔言来。昨报载：李煜瀛见段祺瑞，

争皇室事，李念言：“法国路易十四，英国杀君主，事尤数见，外交于涉

必无可虑。”张继出告人曰：“非斩草除根，不了此事。”平民自治歌有

曰：“留宣统，真怪异，惟一污点尚未去。”余语韬庵曰：“事急矣！”

乃定德国医院之策。午后，诣北府，至鼓楼，逢韬庵之马车，曰：“已往

苏州胡同矣！”驰至苏州胡同，无所见，余命往德国医院。登楼，唯见上

（溥仪）及韬庵，云庄士敦已往荷兰、英吉利使馆。余定议奉上幸日本使

馆，上命余先告日人。即访竹本，告以皇帝已来。竹本白其公使芳泽，乃

语余：“请皇帝速来。”于是大风暴作，黄沙蔽天，数步外不相见。余至

医院，虑汽车或不听命，议以上乘马车；又虑院前门人甚众，乃引马车至

后门，一德医持钥从，一看护引上下楼，开后门，登马车，余及一僮骖乘。

德医院至日使馆有二道，约里许：一自东交民巷转北，一自长安街转南。

余叱御者曰：“再赴日使馆。”御者利北道稍近，驱车过长安街。上惊叫

曰：“街有华警，何为出此！”然车已迅驰，余曰：“咫尺即至！马车中

安有皇帝？请上勿恐。”既转南至河岸，复奏上曰：“此为使馆界矣！”

送入日使馆。竹本、中平迎上入兵营。韬庵亦至。方车行长安街，风沙悍

怒，几不能前，昏晦中入室小憩。上曰：“北府人知我至医院耳，庄士敦、

张文治必复往寻，宜告之。”余复至医院，摄政王、涛贝勒皆至。因与同

来日馆，廷臣奔视者数人。上命余往告段祺瑞，命张文治往告张作霖。……

关于庄士敦，郑孝胥在日记里只简单地提了一句，原因是他在德国医院没有看见庄士敦，庄士敦那时已经带着忿懑到日本使馆去了。我在日本使馆里和这位一去不回的庄师傅相见时，很觉奇怪。他对我解释说：“我到英国公使那里去了，麻克类说那里地方很小，不便招待……既然陛下受到日本公使先生的接待，那是太好了，总之，现在一切平安了。”在那匆匆忙忙之中，我没再细问——既然我保险了，过去的事情我也就没有兴趣再去知道了。后来我才弄明白，引起他忿懑的，并非像他那天和我解释的“麻克类说，那里地方很小，不便招待”，以致有失面子，更不像后来在自己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所说，只有日本公使馆才愿意给我以有效保护（也许英国公使馆有这个看法——他在书中是这样说的），而他在这次争夺战中成了败北者，才是使他忿懑的根本原因。

郑孝胥对自己在这次出逃中所起的作用，得意极了。这可以从他写的两首七言诗中看出来：

　　　　　　十一月初三日奉乘舆幸日本使馆

　　陈宝琛、庄士敦从幸德国医院，孝臀踵至，遂入日本使馆。

　　乘日风兮载云旗，纵横无人神鬼驰，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

　　是日何来蒙古风？天倾地拆见共工，

　　休嗟猛士不可得，犹有人问一秃翁①。

①见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位俨然以“猛士”自居的人后来藏了一幅画：在角楼的上空云雾中，有一条张牙舞爪的龙。陈宝琛虔诚地在画上题了“风异”二字，并作诗一首恭维他：“风沙叫啸日西垂，投止何门正此时；写作昌黎诗意读，天昏地黑扈龙移。”庄士敦颇知凑趣，也用英文把事件经过写在上面。

让郑孝胥如此得意忘形的原因之一，是他在这场争夺垄断的战斗中，胜过了他的暗中对手罗振玉。罗不但没有赶上这个机会，而且竹本大住这个值钱的关系，也被郑轻轻拿在手里，成了郑的本钱。郑、罗二人之间的冲突，原来是掩盖在他们与王公们的争夺战后面。而从这时起，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争夺战了。

不过庄士敦却在旁不免暗笑。在他的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书里，他肯定了郑孝胥的日记所叙述的正确性之后说：“不过有一点除外，那就是郑孝胥错误地认为，竹本大住在同意用他自己的住处接待皇帝之前，已经和日本公使商量过了。日本使馆内文武官员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其他使馆文武官员之间的关系那么亲近和友好，竹本大佐是否认为自己应当听从日本公使的命令，是大可怀疑的。因此，他并不认为必须把他和郑孝胥先生谈的话向芳泽谦吉先生汇报，而且他也没有这样做。事实上，他本人急于要接待皇帝，不希望日本公使把他的贵客夺走。……”

事实上，后来是夺走了。这刚开始不久的争夺战，不仅展开在王公大臣和郑、罗之间，也不仅在郑与罗之间，原来还发生在日本人之间。这一场争夺战中的真正胜利者，有一段谈话刊在第二天的《顺天时报》上：

　　　　　　　　　 日使对容留逊帝之谈话

　　日本芳泽公使，昨日对于往访记者所谈逊帝溥仪迁入日本使馆之经过，

并公使所持之态度如下：

　　上星期六午后三时，忽有某氏（公使不欲宣布其姓名）来访余（公使

自称，下同），告以逊帝现已入德国医院，并谓此不过暂时办法，万难期

其久居，且于某某方面亦曾恳谈逊帝迁居事，咸以迁居日本使馆为宜，故

逊帝遣某来为之先容，万希俯允所请等语。余当时在大体上因无可推辞，

然以事出突然，故答以容暂考虑，再为答复等语。某氏辞去约二十分钟，

余即接得报告，谓逊帝已至日本兵营，要求与余面会。余当即亲赴兵营迎

近，一面为之准备房屋。午后五点迎入本馆后，即派池部书记官赴外交部

谒沈次长，说明逊帝突然来馆之始末，并请转达段执政，以免有所误会。

当蒙其答复，极为谅解。……

我的前半生--十三　由“使馆区”到“租界”

十三　由“使馆区”到“租界”

在那个时代，“使馆区”和“租界”正是“好客”的地方。我进了日本公使馆才知道，我并不是惟一的客人，当时还住着一个名叫王毓芝的人物，他是贿选大总统曹锟的心腹谋士。曹锟没有来得及逃往使馆区，被国民军软禁了起来。王毓芝的腿快，做了这里的客人。我还记得，七年前我第二次做皇帝的时候，被张勋赶走的黎元洪也在这里住过，我第二次退位以后，被段祺瑞赶走的张勋做过荷兰使馆的客人。每逢使馆里到了必须接待来客的时候，使馆区里的饭店和医院总免不了跟着热闹一番，因为每次总有一批神经脆弱而又身价够不上进使馆的人们往这里跑，把这里塞得满满的，甚至于连楼梯底下都有人愿意付租金。辛亥。丁巳和我这次被赶出紫禁城，有不少的满族贵族都争先恐后地到这里做客。有一次饭店老板贴出了一张很不礼貌的告示：“查本店寄居者过多，楼梯下亦已住满，卫生状况殊为不佳，且有随地吐痰、极不文明者，……兹规定，如再有人吐痰于地，当罚款十元，决不宽贷！”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趋之若鹜，流连忘返。

我在这里遇到的热情是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有一件小事我在前面没有说到，是我从北府出来的时候，在我汽车上还有北府的两名警察，他们按照当时“要人”们乘车的习惯，站在车外踏脚板上，一边一个，一直陪我到了德国医院。后来知道我不回去了，他们不能回去交差，便要求留在日本使馆。他们得到了准许，作为我的随侍被收留了。后来我派人再去北府接婉容和文绣的时候，那边的警察再不肯放走她们。使馆里派了一名书记官特意去交涉，也没有成功，最后还是芳泽公使亲自去找了段执政，婉容和文绣才带着她们的太监、宫女来到了我的身边。

使馆主人看我周围有那么一大群人，三间屋子显然住不开，特意腾出了一所楼房，专供我使用。于是我那一班人马——南书房行走和内务府大臣以及几十名随侍、太监、宫女、妇差、厨役等等又各得其所。在日本公使馆里，“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又全套恢复了。

更重要的是，芳泽公使给我取得了执政府的谅解。执政府除了向芳泽公使做了表示之外，并且派了陆军中将曲同丰，亲自到日本兵营的竹本大佐那里，再次表明：“执政府极愿尊重逊帝的自由意志，并于可能范围内，保护其生命财产及其关系者之安全。”

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们曾来劝我口去，说北府现在已经安全，有段祺瑞和张作霖在，国民军决不敢任意行事，还说段和张都向他们做了保证。但我相信罗振玉他们的话，段和张的保证都是因为我进了使馆才说的，我如果还在北府，而国民军还在北京，什么保证都靠不住。我拒绝了他们。事实上，王公们也正在向使馆区里找住处，后来有的进了德国兵营，有的进了六国饭店。我父亲一面劝我，又一面在西什库教堂租库房，存放他的珍贵财物，后来北府里的弟妹们也都跑到西什库教堂住去了。

看见日本使馆对我的殷勤照料，连许多不知名的遗老也活跃起来了。他们从各地给段执政打电报，要求恢复优待；他们给我寄钱（这叫做“进奉”），供我使用；有的人从外地跑到北京，给我请安，密陈大计。蒙古工公好像吃了兴奋剂似的，发出通电并上呈文给执政府，质问对他们的优待怎么办，执政府连忙答复说照旧不变。王公大臣们的腰板也硬起来了，拒绝出席“清室善后委员会”的会议。这个刚成立不久的委员会，由代表民国方面的李石曾（委员长）、易培基（代表汪精卫）、俞同奎、沈兼士、范源濂、鹿锺麟、张璧和代表清室方面的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等组成，并请了罗振玉列席。委员会要清点财物，划分公产私产以决定处理，绍英等四人不但不去参加，并再次向当局声明不承认这个组织。宝熙后来通过他的门生从宫里弄出十几箱东西运到了日本使馆，罗振玉立刻反对说：“这岂不是从强盗手里讨施舍？如果要就全要，否则就全不要！”原来他另有打算，想把宫里的东西弄到他可以支配的地方去。那时我不知道这个底细，只觉得他说的有理，有骨气。至于后来又弄了没弄，弄出了什么来，我就全不知道了。

这些表示骨气的，请安的，送进奉的，密陈各种“中兴大计”的，敢于气势汹汹质问执政府的遗老遗少们，出进日本使馆的一天比一天多。到了旧历的元旦，我的小客厅里陡然间满眼都是辫子。我坐在坐北朝南、以西式椅子代替的宝座上，接受了朝贺。

许多遗老对使馆主人怀着感激之情。他们从使馆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至少得到了某种心理上的满足。王国维在奏折里说：“日使……非徒以皇上往日之余尊，亦且视为中国将来之共主，凡在臣僚，谁不庆幸？”

旧历元旦那天，小客厅里是一片庆幸的脸色。那天有段插曲值得一提。正当第三班臣僚三跪九叩行礼如仪之际，突然在行列里发出一声干嚎，把人们都吓了一跳，接着，有一个用袖掩面的人推开左右，边嚎边走，夺门而出。当时我还以为是谁碰瞎了眼睛，众人也愕然不知所措。有人认出这是前内务府大臣金梁，他干嚎个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到第二天，《顺天时报》上刊出了他写的诗来，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这一幕怪剧，是为了写这首诗而做的苦心准备。诗曰：

　　元旦朝故主，不觉哭失声；虑众或骇怪，急归掩面行。闭门恣痛哭，

血泪自纵横。自晨至日午，伏地不能兴；家人惊欲死，环泣如送生。急梦

至天上，双忠（文忠、忠武）①下相迎；携手且东指，仿佛见蓬瀛；波

①文忠、忠武是梁鼎芬和张勋的谥法。

涛何汹涌，风日倏已平。悠悠如梦觉，夕阳昏复明，徐生惟一息，叩枕徒

哀鸣。

过了旧历元旦，眼看我的生日又要到了，而且是二十（虚岁）整寿。我本来不打算在别人家做寿，不料主人偏要凑趣，硬要把使馆里的礼堂让出来，作为接受朝贺之用。礼堂布置起来了，地板上铺上了豪华的地毯，作为宝座的太师椅上铺了黄缎子坐垫，椅后一个玻璃屏风贴上了黄纸，仆役们一律是清朝的红缨大帽。到了生日这天，从天津、上海、广东、福建等地来的遗老竟达一百以上，东交民巷各使馆的人员也有人参加，加上王公大臣、当地遗老，共有五六百人之多。因为人多，只得仍照例写出秩序单，分班朝贺。下面就是当时的礼单：

一班　近支王公世爵，载涛领衔；

二班　蒙古王公、活佛喇嘛，那彦图领衔；

三班　内廷司员、师傅及南书房翰林，陈宝琛领衔；

四班　前清官吏在民国有职务者，志琦领衔；

五班　前清遗臣，郭曾炘领衔；

六班　外宾，庄士敦领衔。

那天我穿的是蓝花丝葛长袍，黑缎马褂，王公大臣和各地遗老们也是这种装束。除了这点以外，仪节上就和在宫里的区别不大了。明黄色、辫子、三跪九叩交织成的气氛，使我不禁伤感万分，愁肠百结。仪式完毕之后，在某种冲动之下，我在院子里对这五六百人发表了一个即席演说。这个演说在当时的上海报纸上刊载过，并不全对，但这一段是大致不差的：

　　余今年二十岁，年纪甚轻，不足言寿，况现在被难之时，寄人篱下，

更有何心做寿，但你们远道而来，余深愿乘此机会，与尔等一见，更愿乘

此机会，与尔等一谈。照世界大势，皇帝之不能存在，余亦深知，决不愿

冒此危险。平日深居大内，无异囚犯，诸多不能自由，尤非余所乐为。余

早有出洋求学之心，所以平日专心研究英文，原为出洋之预备，只以其中

牵掣太多，是以急切不能实行。至优待条件存在与否，在余视之，无关轻

重，不过此事在余自动取消则可，在他人强迫则不可。优待条件系双方所

缔结，无异国际之条约，断不能一方面下令可以更改。此次冯玉祥派兵入

宫，过于强迫，未免不近人情，此事如好好商量，并不难办到。余之不愿

拥此虚名，出于至诚，蓄之久矣，若胁之兵威，余心中实感不快。即为民

国计，此等野蛮举动，亦大失国家之体面，失国家之信用，况逐余出官，

另有作用，余虽不必明言，大约尔等亦必知之。余此时系一极无势力之人，

冯玉祥以如此手段施之于余，胜之不武，况出官时所受威胁情形，无异凌

辱，一言难尽。逐余出宫，犹可说也，何以历代祖宗所遗之衣物器具文字，

一概扣留，甚至日用所需饭碗茶盅及厨房器具，亦不许拿出，此亦为保存

古物平？此亦可值金钱乎？此等举动，恐施之盗贼罪国，未必如此苛刻。

在彼一方面，言丁巴复辟为破坏优待条件，须知丁巳年余方十二岁，有无

自动复辟之能力，姑不具论，但自优待条件成立以来，所谓岁费，曾使时

付过一次否？王公世爵俸银，曾照条件支给否？八旗生计，曾照条件办理

否？破坏之责，首先民国，今舍此不言，专借口于丁巳之复辟，未免太不

公允！余今日并非发牢骚，不过心中抑郁，不能不借此机会宣泄，好在将

有国民会议发现，如人心尚有一线光明，想必有公平之处置，余惟有静以

俟之。余尚有一言郑重声明，有人建议劝余运动外交，出为干涉，余至死

不从，余决不能假借外人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在我做生日的前后，许多报纸上出现了抨击我这伙人的舆论，反映了社会上多数人的义愤。这种义愤无疑是被我的投靠日人，被小朝廷在当局的姑息和外人的包庇下的嚣张举动刺激出来的。这时“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查宫内财物时发现了一些材料，如袁世凯做皇帝时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亲笔跋语，内务府抵押、变卖、外运古物的文据等等，公布了出来，于是舆论大哗。当然最引人愤慨的，还是小朝廷和日本人的关系以及遗老们发起的要求恢复优待条件的运动（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报上刊登的已有十五个省三百余人十三起联名呈请）。为了对付小朝廷，北京出现了一个叫“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的团体，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活动。这些社会义愤在报纸上表现出的有“别馆珍闻”的讽刺小品，也有严肃激昂的正面指责；有对我的善意忠告，也有对日本使馆和民国当局的警告式的文字。今天看来，哪怕我从这些文章中接受一条意见，也不会把我的前半生弄成那样。记得有几篇是揭发日本人的阴谋的，现在我把它找出来了。这是一份登在《京报》上的“新闻编译社”的消息，其中有一段说到日本人对我的打算，它和后来发生的事情竟是那么吻合，简直令我十分惊讶：

　　其极大黑幕，为专养之以俟某省之有何变故，某国即以强力护送之到

彼处，恢复其祖宗往昔之地位名号，与民国脱离，受某国之保护，第二步

再实施与某被合并国家同样之办法。

这个文章后面又说：“此次溥仪之恐慌与出亡，皆有人故意恫吓，人其圈套，即早定有甚远之计划”，“其目前之优待，供应一切，情愿破钞，侍从人员，某国个个皆买其欢心，不知皆已受其牢宠，为将来之机械也”。这些实在话，在当时我的眼里，都一律成了诬蔑、陷害，是为了把我骗回去加以迫害的阴谋。当时有些文章，显然其作者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国民党人，例如下面《京报》的一篇短评，或者还是一位讲究封建忠义之士的手笔，对我的利益表现了关心，说的又是实在事：

　　　　　　　　　遗老与爱新觉罗氏有何仇恨

　　　　　　　　　胡为必使倾家败产而后快？

　　点查清官之结果，而知大宗古物多数业已抵卖，即历代之金宝金册皆

在抵押中，虽以细人非至极穷，尚或不至卖其饲庙坟墓之碑额，奈何以煌

煌历代皇后金册，亦落于大腹长袖者手？……吾敬为一班忠臣设计，应各

激发忠义，为故主之遗嗣图安宁，勿徒囗囗自诩，以供市井觅利者流大得

其便宜货，使来路不明之陈设品遍置堂室也。看了这样的文章，我已经不

是像在宫里时那样，感到内务府人的不可信任，我对于这份《京报》和短

评作者，只看成是我的敌人。至于那些指责文章，更不用说，在我心里引

起的反应惟有仇恨。

我在日本使馆住着，有几次由于好奇，在深夜里带上一两名随侍，骑自行车外游（后来使馆锁了大门，不让出去了）。有一次我骑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边上，望着角楼和城堞的轮廓，想起了我刚离开不久的养心殿和乾清宫，想起了我的宝座和明黄色的一切，复仇和复辟的欲望一齐涌到我的心头，不由得心如火烧。我的眼睛噙着泪水，心里发下誓愿，将来必以一个胜利的君王的姿态，就像第一代祖先那样，重新回到这里来。“再见！”我低低地说了这两个双关含意的字，然后跳上车子疾驶而去……

在使馆的三个月里，我日日接触的，是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遗老们的忠诚信誓和来自社会的抗议。我的野心和仇恨，在这三种不同的影响下，日夜滋长着。我想到这样呆下去是不行的，我应该为我的未来进行准备了，原先的打算又回到我的心中——我必须出洋到日本去。

使馆对我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公使正面不做什么表示，而池部书记宫公开表现了极大的热情。罗振玉在他的自传《集寥编》中提过这个池部，他说：“予自随待人使馆后，见池部君为人有风力，能断言，乃推诚结纳，池部君亦推诚相接，因密与商上行止，池部君谓：异日中国之乱，非上不能定，宜早他去，以就宏图，于是两人契益深。……”

关于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两位“宠臣”的事，这里要补述一下。这时以我为目标的争夺战，在日使馆中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次是以郑孝胥的失败和罗振玉的胜利而收场的。

郑孝胥曾经拍过胸脯，说以他和段的关系，一定可以把优待条件恢复过来，段的亲信幕僚曾毓隽、梁鸿志都是他的同乡，王揖唐等人跟他半师半友，这些人从旁出力，更不在话下。后来段祺瑞许下的空口愿不能兑现，使郑孝胥大为狼狈。对郑孝胥的微词就在我耳边出现了。从天津来的旧臣升允首先表示了对郑的不满，他向我说了不少郑孝胥“清谈误国”、“妄谈诳上”、“心怀叵测”、“一手遮天”之类的话。当时我并不知道，在前一个回合中失败的罗振玉，和这些反郑的议论，有什么关系。经过升允这位先朝老臣的宣传，我对郑孝胥是冷淡下来了，而对罗振玉增加了好感。

罗振玉在我面前并没有十分激烈地攻击郑孝胥，他多数时间是讲他自己，而这样做法比攻击别人的效果还大。我从他的自我表白中得到的印象，不仅他是这场风险中救驾的大功臣，而且相形之下，郑孝胥成了个冒功取巧的小人。据罗振玉自己说，段祺瑞从天津发出反对冯玉祥赶我出宫的电报，乃是他的活动结果之一。他回到北京，找到了他的好朋友竹本大佐，因此才有了迎我人日本兵营的准备。后来北府门前国民军的撤走，据他说也是他找执政府交涉的结果。甚至我到东交民巷前决定的“先随便出入，示人以无他”的计策，也是他事先授给陈宝琛的。

罗振玉后来在《集家编》中，关于我进日本使馆的这一段，对郑孝胥一字未提，只是在叙述我进日本使馆后的情形时，说了一句：“自谓能令段祺瑞恢复优待者，以不能实其言，亦不告而南归矣！”事实上，那时我一心想出洋，郑孝胥并没有支持我，在庄士敦已经不宣传去伦敦做客的情形下，主张“东幸”的罗振玉自然更受到我的重视，我对郑孝胥因此不再感兴趣。于是郑孝胥终于有一天郁郁地向我请假，说要回上海料理私事去，我当时还不明白他的意思，所以没挽留他，他一气就跑了。

生日过后不多天，罗振玉来告诉我说：他和池部已商量妥当，出洋的事应该到天津去做准备，在这里住着是很不方便的；到天津，最好还是在日本租界里找一所房子，早先买好的那房子在英租界，地点很不合适。我听他说得有理，也很想看看天津这个大都市，他的主意正中下怀，便立即同意了。我派“南书房行走”朱汝珍去天津日租界找房子，结果看中了张园。不多天，罗振玉又说，张园那里已经准备好，现在国民军在换防，铁路线上只有少数的一些奉军，正是个好机会，可以立即动身。我向芳泽公使谈了，他表示同意我去天津。为了我这次转移，他派人通知了段祺瑞。段表示同意，还要派军队护送。芳泽没有接受他的好意，他决定由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长和便衣警察来京，由他们先护送我去，然后婉容她们再去。事情就这样谈妥了。

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时，我向芳泽公使夫妇辞行。我们照了相，我向他们表示了谢意，他们祝我一路平安，然后由池部和便衣日警们陪着，出了日本公使馆的后门，步行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我在火车上找到了罗振玉父子。火车在行进的一路上，每逢到站停车，就上来几个穿黑便衣的日本警察和特务，车到了天津，车厢里大半都被这样的人占满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和驻屯军的军官士兵们，大约有几十名，把我接下了车。

第三天，《顺天时报》上便出现了日本公使馆的声明：

　　本公使馆滞在中之前清宣统皇帝，于二十三日夜，突然向天津出发，

本馆即于二十四日午后，将此旨通知段执政及外交总长，备作参考。原宣

统皇帝怀有离京之意，早为执政之政府所熟知，而无何等干涉之意，又为

本馆所了解，但豫想迄实行之日，当尚有多少时日，不意今竟急遽离开北

京，想因昨今一二新闻，频载不稳之记事，致促其行云云。

我的前半生--一　罗振玉的努力

一　罗振玉的努力

到了天津，才知道并不像罗振玉所说的那样，“住处准备妥当”，因此我先在大和旅馆住了一天。次日婉容、文绣和日本使馆里的那一套人马都来了，才一同搬进匆忙布置起来的张园。

张园是一座占地约有二十亩的园子，中间有一座天津人称之为八楼八底的楼房。这是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做游艺场用的地方。武昌起义时，张彪吓得连官印也不要了，带着他的金银财宝和家眷溜到天津，在日本租界里当了寓公。我刚住进了张园，这位前清的“名将”，坚决不收房钱，每天清晨都要带着一把扫帚，亲自来给我扫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贯矢忠之意。后来不知是经谁的劝阻，他才丢下那把扫帚。我在这里住了五年。后来张彪死了，他的儿子拿出房东的面孔要房租，我也嫌他的房子不好，于是又搬到了陆宗舆的“静园”。

我到天津来的目的原是为了出洋，结果却一连住了七年。这是我在各派遗老、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这时，王公们对我的左右力量，早已大为减弱；我父亲起初不大来天津，后来虽然常来（住在我原先买的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里），对我也不发生什么作用。在这期间，庄士敦老师离开了我，又到威海卫当专员去了。威海卫被中国政府收回后，一九二六年他与北洋政府办理庚款问题时，到天津和我见过一次面。他曾为我奔走于吴佩孚等人之间，毫无结果。后来他回英国接受爵士爵位，做了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兼英国外交部顾问。这七年间，在我身边进行勾心斗角的人物，大致可分为这几派：起初把希望放在恢复优待条件方面，后来又退缩为维持原状的，是以陈宝琛为首的一批“旧臣”，可以称之为“还宫派”；把希望放在出洋以取得外国（主要是日本）援助上的，是以罗振玉为首，其中有遗老遗少，也有个别王公如溥伟之流，按当时的说法，可以称之为“联日”或“出洋”派；把希望放在联络、收买军阀方面，即所谓“用武人”一派，这派人物颇复杂，有前清遗老，也有民国的政客，中心人物却是我自己。后来又回到我身边的郑孝胥，起先并不属于哪一派，好像哪一派的主张他都赞成过，也反对过，他更提出过任何一派不曾提过的如所谓“用客卿”（外国人）、“门户开放”（同任何肯帮助复辟的国家勾结）等主张，因而也受过各派人的反对。当他后来一拿定了投靠日本这个主意，就战胜了一切对手。他不但胜过了他们，而且连他的老对手、“联日派”的老首领罗振玉，在这个阶段的争夺中又被他将多年经营来的成果，轻轻攫取到手。不过这也是后话，现在还是先把罗振玉说一说。

罗振玉到宫里来的时候，五十出头不多，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当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绺黄白山羊胡子，脑后垂着一条白色的辫子。我在宫里时，他总是袍褂齐全，我出宫后，他总穿一件大襟式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一口绍兴官话，说话行路慢条斯理，节奏缓慢。他在清末做到学部参事，是原学部侍郎宝熙的旧部，本来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后，由于升允的推荐，也由于他的考古学的名气，我接受了陈宝琛的建议，留作南书房行走，请他参加了对官中古彝器的鉴定。和他前后不多时间来的当时的名学者，有他的姻亲王国维和以修元史闻名的柯劭囗。陈宝琛认为南书房有了这些人，颇为清室增色。当然，罗振玉在复辟活动方面的名气比他在学术上的名气，更受到我的注意。他在辛亥革命那年东渡，在日本做了十年寓公，考古写书，自名“仇亭老民”。升允和善耆到日本活动，寻求复辟支援时，和他搅在一起，结了缘。后来，升允灰了心，在青岛住了一阵后，跑到天津日本租界里当寓公；善耆定居在旅顺大连，受日本人的豢养。罗振玉比他们都活跃，他一九一九年回国，先住在天津，结交日本人，后来在大连码头开设了一个叫墨缘堂的古玩铺，一边走私贩卖古玩、字画，一边继续和日本人拉拉扯扯，广泛寻求复辟的同情者。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俯，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①，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①我在特赦后，听到一个传说，因已无印象，故附记于此，聊备参考。据说绍英曾托王国维替我卖一点字画，罗振玉知道了，从王手里要了去，说是他可以办。罗振玉卖完字画，把所得的款项（一千多元）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债款，全部扣下。王国维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旧账，王国维还要补给他不足之数。王国维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尽。据说王遗书上“义无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作者

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过程是这样：罗振玉给张园送来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亻斤即日前往莫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罗振玉于是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翻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