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评传》第五章）④但是事实上这八个人的醉态可掬并不完全是欢快心情的体

甫评传》第五章）④但是事实上这八个人的醉态可掬并不完全是欢快心情的体

现，而且杜甫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例如李适之因受李林甫排挤而罢相，“其

子卫尉少卿要尝盛撰召客，客畏李林甫，竟日无一人敢往者。”（《资治通

鉴》卷二一五）他因此而作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

客，今朝几个来？”语意愤怨而非旷达，杜甫既然隐括其句意入诗，难道会

对其似旷实怨的心情毫无体会？又如李白在长安受到谗谤而被玄宗疏远，“乃

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

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滴仙之歌凡数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

（李阳冰《草堂集序》，载《李太白全集》卷三一）连当时的“朝列”都对

李白的真实心情有所理解，作诗“言公之不得意”，难道在数年以前曾与离

京后的李白交游甚久且相知甚深的杜甫反倒会对李白“浪迹纵酒，以自昏秽”

的动机毫无觉察？程千帆师曾对“饮中八仙”的生活经历和精神状态进行了

全面的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饮中八仙，并非真正生活在无忧无虑、

心情欢畅之中。这篇诗乃是作者已经从沉湎中开始清醒过来，而以自己独特

的艺术手段对在这一特定的时代中产生的饮者作出了客观的历史记录。杜甫

与‘八仙’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 .《饮中八仙

歌》是杜甫在以一双醒眼看八个醉人的情况之下写的，表现了他以错愕和怅

惋的心情面对着这一群不失为优秀人物的非正常精神状态。”（《一个醒的

和八个醉的》，载《被开拓的诗世界》）我完全同意这个结论，而且认为：

虽然“饮中八仙”并非都以诗歌著称，但他们的精神状态正是盛唐诗坛风气

的形象体现。在盛唐后期，也就是开元末、天宝初时期，朝政日趋腐败，社

会日趋黑暗，可是这一切都掩盖在花团锦簇的繁华外表下面，所以诗人们（包

括李白、贺知章）尽管对此若有所感，却仍然受到巨大的惯性力量的支配，

以充满着浪漫情调的举止（例如痛饮）来销解心底的惆怅失意，他们没有能

够、也并不情愿睁大眼睛清醒地正视现实，所以整个诗坛仍然弥漫着浪漫主

义的风气。只有杜甫是一个例外，他开始以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的身份审视“饮

中八仙”的醉态，这意味着他已有从浪漫主义诗坛上游离出来的倾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为了更好他说明杜甫与整个诗坛的游离，应该把他

与同时的其他诗人作一些比较。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载《李太白全集》卷三一）云：“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

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可证当时确有“八仙”之称，但名录与杜诗所列者有异。参见浦江

清《八仙考》（载《浦江清文录》）。

② 贺知章卒于天宝三载（744），而苏晋则早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已经去世，根本不可能于天宝初预八

仙之游。

③ 李白于天宝三载（744）春离开长安，杜甫就是那时与李白相识于洛阳的。

④ 参看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十四章、萧涤非《杜甫研究》中《杜甫的时代》一节等。

天宝十一载（752）的一个秋日，杜甫、高适、薛据、岑参、储光轰等五

人一起登上了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塔。①高适、薛据首先赋诗，②杜甫等三人

随即继作，这是文学史上很值得纪念的一件盛事。时过九百年之后，王士禛

还不胜景慕地说：“每思高、岑、杜辈同登慈恩塔，李、杜辈同登吹台，一

时大敌旗鼓相当。恨不厕身其间，为执鞭弭之役！”（《池北偶谈》卷一八

《慈恩塔诗》条）的确，这五位诗人都是一时之俊杰，杜甫、高适、岑参三

人名垂千古，毋庸赘述。储光羲和薛据在当时的诗名也很大，在殷璠所选《河

岳英灵集》中，储光泰诗入选十二首，薛据诗入选十首，可证其诗颇为时人

所重。所以，这一次同题共作确实是诗人们吐露胸臆，驰骋才思的良机。而

对我们来说，这足以显示杜甫与当时诗坛之关系。他们留下来的四首诗如下

（薛据诗已佚）。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杜甫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

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

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

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高适

香界混群有，浮图岂诸相？登临骇孤高，披拂欣大壮。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顿疑

身世别，乃觉形神王。宫阙皆户前，山河尽檐向。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千里何苍苍，

五陵郁相望。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

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岑参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隘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

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驰

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净理了可悟，胜

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储光羲

金祠起真宇，直上青云垂。地静我亦闻，登之清秋时。苍芜宜春苑，片碧昆明池。谁道

天汉高，逍遥方在兹。虚形宾大极，携手行翠微。雷雨傍杳冥，鬼神中躨跜。灵变在倏忽，

莫能穷天涯。冠上阊阖开，履下鸿雁飞。宫室低逦迤，群山小参差。俯仰宇宙空，庶随了

义归。崱崱非大厦，久居亦以危。

关于这四首诗的优劣，后人曾有不少评论。多数论者都认为杜诗独擅胜场，

但也有持异议的。如明人胡震亨云：“诗家拈教乘中题，当即用教乘中语义。

旁撷外典补凑，便非当行。? .唐诸家教乘中诗，合作者多，独老杜殊出入，

不可为法。”自注：“如《慈恩塔》一诗，高、岑终篇皆彼教语，杜则杂以

‘望陵寝’、‘叹稻粱’等事，与法门事全不涉，他寺刹及赠僧诗皆然。”

（《唐音癸签》卷四）胡氏所云，纯是从慈恩寺乃佛家建筑这一点着眼，所

以强调必须限于佛教语义，才算当行。今天看来，这种议论当然是没有意义

的。诗人并非僧徒，他们到慈恩寺去的目的是登览而非礼佛，他们所写的诗

当然应是述我所见、抒我所感，何须全用“教乘中语义”？象杜诗中用“方

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二句点明所登是佛寺浮图，就足够了。如果通篇皆

① 此事只可能发生在天宝十一载，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论之甚详，诸家年谱也无异说。

② 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题下注云：“时高适、薛据先有此作。”

用“教乘中语义”，就可能成为佛教的“玄言诗”了。这四首诗中储光羲的

一首用“彼教语”最多，而成就也最低，就说明了胡震亨这番议论的不足取。

况且当诗人们登上慈恩寺塔的那个时候，唐帝国的统治已经危机四伏了，当

时展现在诗人们眼前的世界（不仅指自然景物）已经不再是一幅赏心悦目的

画面。针对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胡震亨的话就更是大谬不然了。其他

论者对这四首诗的评论大多着眼于艺术水平之高下，兹不赘述，因为我们在

这里只想从思想倾向的角度来考察它们的高下异同。

如前所述，天宝十一载时杜甫正越来越深刻地体验着人生的艰辛，陆游

为其时的杜甫画了一幅生动准确的速写：“长安落叶纷可扫，九陌北风吹马

倒。杜公四十不成名，袖里空余三赋草。车声马声喧客梦，三百青铜市楼饮。

杯残炙冷正悲辛，仗内斗鸡催赐锦。”（《题少陵画像》，《剑南诗稿》卷

一六）

这一年，高适已经五十三岁。他虽从二十岁起就谋求入仕，但终因无人

援引而沉沦潦倒，长期过着渔樵和漫游生活。直到天宝八载（749）登有道科

之后，才得到封丘县尉的微职，然而那种“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

悲”（《封丘县》，《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第一部分）的生活使诗人内心十

分痛苦，他不久就弃官了。天宝十一载秋，高适尚未被荐入哥舒翰幕而在长

安闲居，他此时的心情是很抑郁的。

岑参其时三十六岁，①他虽然在天宝三载（744）就已进士及第，但仅得

到一个兵曹参军的微职。天宝八载（749），赴安西入高仙芝幕。虽说塞外雄

浑奇丽的自然风光和紧张豪壮的军中生活对他的诗歌创作大有稗益，但诗人

在仕途上并不得意。天宝十载（751）秋高仙芝兵败回朝，岑参也随之回到长

安闲居，此时他心中也有抑郁的情绪。

储光羲那年四十六岁，正任监察御史之职，但也有不得志之感。②

总之，四位诗人在当时都可算是落拓文人，只是杜甫的处境更为窘迫一

些。但是我们读了四首登塔诗后，却明显地感觉到它们的思想倾向大相径庭。

这说明了什么呢？

岑参和储光羲的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重点在于写一个佛寺中的

浮图，把登塔时所看到的景物与佛家教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胡震

亨所说的，“用教乘中语义”。岑诗结尾云：“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

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虽也隐约地表示了对现实的不满，但毕竟是要

逃到佛家净域中去。储诗结尾云：“俯仰宇宙空，庶随了义归。崱崱非大厦，

久居亦以危。”更是认为世问万物皆为虚无，只有佛家的“了义”才是最后

的归宿。所以说，岑、储二人用很大的力量、很多的篇幅来描写浮图之高耸

与景物之广远，都是为了象征或衬托佛家教义之高与法力之大。换句话说，

他们缺乏直接面对那个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现实社会的勇气（至少在此诗

中表现为如此），却希望皈依佛门，逃避现实。

高适的诗则与之不同。高适是很有用世之志的，高诗中虽然也有“香界

泯群有，浮图岂诸相”之类句子，但毕竟不是“终篇皆彼教语”，特别是结

① 据陈铁民、侯忠义《岑参年谱》。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作三十八岁。

② 储光羲于天宝九载（750）始任监察御史。（据陈铁民说，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一）。监察御史的官品

为正八品上。储光羲天宝十一载作《哥舒大夫颂德》中有“顾我抢榆者，莫能翔青冥。游燕非骐骥，踯躅

思长鸣”之句，可见他仍有不得志之感。

尾四句：“盛时惭阮步，未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说明诗

人在登临佛寺浮图时并没有忘记要为国家效劳。这无疑要比岑、储两人的态

度积极得多。但是，高适着眼的只是他个人的前途，当时的社会现实并没有

在其诗中留下痕迹。

杜甫的诗就完全不同了。它一开头就说：“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

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仇兆鳌注：“‘百忧’，悯世乱也。”（《杜

诗详注》卷二）穷愁潦倒、衣食艰难的诗人并没有把目光局限于他个人的生

活。他一登高望远，就立即将眼前景物与整个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正如浦起

龙所说：“乱源已兆，忧患填胸，触境即动。只一凭眺间，觉河山无恙，尘

昏满目。”（《读杜心解》卷一）在胸怀百忧的诗人看来，一切景物都蒙上

了一层惨淡的颜色。“烈风无时休”固然是高处的应有之景，但又何尝不是

时局飘摇、天下将乱的征兆？宋人胡舜涉解此诗曰：“《登慈恩寺塔诗》，

讥天宝时事也。山者，人君之象，‘秦山忽破碎’，则人君失道矣。贤不肖

混淆而清浊不分，故曰‘径渭不可求’。天下无纲纪文章，而上都亦然，故

曰‘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三山老人语录》，见《苕溪渔隐丛

话》前集卷一二）胡氏认为全诗都隐含讥刺，当然穿凿过甚，所以清人施鸿

保批评他说：“通首皆作喻言，屑琐牵合。”且指出：“前十六句，皆但写

景”。（《读杜诗说》卷一）那么，“秦山忽破碎”这几句究竟是单纯的写

景还是有所寓意呢？我们认为其中还是有所寓意的，但是不能象胡氏那样逐

句比附，处处落实。就是说，这些句子确是写景，但这是写的一个胸怀百忧

的诗人眼中的景，所以诗人胸中的忧愁之情与眼中的苍茫之景已在下意识中

融为一体，我们不必也不能再把它们分开来。至于“回首叫虞舜”以下八句，

注家都认为是由写景转为寓意，我们也这样理解，试作诠释如下：“回首叫

虞舜，苍梧云正浮”，明末潘柽章云：“高祖号神尧皇帝，大宗受内掸，故

以虞舜、苍梧言之。”（《杜诗博议》，《杜诗详注》卷二引）①因为慈恩寺

既是佛教的一个重要场所，又是唐帝国鼎盛时期的一个象征，②当杜甫这位忧

国忧民的诗人登上寺塔时，就自然而然地眺望太宗的昭陵而缅怀大唐帝国的

全盛时代。可是盛世已经消逝，尽管诗人满怀希望地呼唤它，也不会复返了，

剩下的只是愁云惨雾而已。“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二句是以周穆王和

西王母游宴于瑶池之传说以刺玄宗、杨妃，注家于此均无异说。虽说诗中的

“瑶池”不一定是比喻骊山瘟汤，①诗人登塔时玄宗、杨妃也并不在华清池，

②但诗人远眺骊山，即景生情，不由得对玄宗沉面于酒色淫乐感到惋惜、愤慨。

① 仇氏引《杜诗博议》皆标作“明王道俊”，误。因仇氏实未见其书，《杜诗详注》中凡引《杜诗博议》

处皆转引自朱鹤龄《杜工部集辑注》，而朱氏所引则为潘柽章所著，详见蔡锦芳《<杜诗博议>质疑》（《杜

甫研究学刊》1989 年第2 期）。后文凡自仇注转引《杜诗博议》，皆径标作潘氏之言，不再注明。

② 据《两京新记》、《长安志》等书记载，慈恩寺建于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本是太子李治（即后来

的高宗）为他母亲文德皇后祈福而建立的。塔前东阶立有大宗亲撰的《三藏圣教序》碑和高宗亲撰的《述

圣记》碑。

① 《杜诗详注》卷二引程嘉燧云：“明皇游宴骊山皆贵妃从幸，故以‘日晏昆仑’讽之”。《钱注杜诗》

卷一则云：“唐人多以王母喻贵妃，‘瑶池日晏’，言天下将乱，而宴乐不可以为常也。”二说略同，然

程说坐实瑶他以比骊山温泉，似不如钱说之圆通。又杜诗他篇如《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云：“倒悬瑶

池影，屈注沧江流。? .至尊顾之笑，王母不肯收。”亦可与之互证。

② 温汤疗疾，故玄宗之幸骊山必在冬季或初春寒冷季节（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据《资治

“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二句写贤士失职而无所归宿之悲愤，“君看随

阳雁，各有稻粱谋”二句，斥好邪趋炎附势而谋取富贵之无耻，其义甚明。

当四位诗人登上兹恩寺塔举目远眺时，对于观察自然景物来说，他们都

站在同样高度的七级浮图之上。可是对于观察社会现象来说，杜甫却独自站

在一个遇然挺出的高度上。这样，岑参、储光轰所看到的是佛寺浮图的崇丽，

所感到的是佛教义理的精微。高适所看到的与岑、储同，所感到的是个人命

运的蹭蹬。而杜甫除了高塔远景之外还看到了“尘昏满目”，除了个人命运

蹭蹬之外还感到了国家命运的危机。这就是杜甫的独特之处。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到天宝后期，尽管大唐帝国已在暗晴地走向衰亡，

产生“盛唐气象”的社会基础已在悄悄地逝去，但诗坛上只有杜甫最为敏锐

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并把这种感受形诸诗歌。也就是说，杜甫最早从这

个诗坛彻底地游离出来了。

杜甫一旦从浪漫主义诗坛游离出来，他的创作就开始以写实为主要倾

向，他开始冷静地观察社会，努力探索社会的病根。他的目光既对准了日益

陷于苦难的下层人民，也对准了日益荒淫无耻的上层贵族，于是他写出了《兵

车行》和《丽人行》。

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那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

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

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己。君不闻

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

被驱不异大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

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此诗大约作于天宝十载（751），它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宋人赵彦材认为因玄

宗用兵吐著而作（见《九家集注杜诗》），宋人黄鹤认为指天宝十载征南诏

之役（见《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钱谦益则云：“举青海之故，

以明征南之必不返也。不言南诏，而言山东，言关西，言陇右，其词哀怨而

不迫如此。? .是时国忠方贵盛，未敢斥言之，杂举河陇之事，错互其词，

若不为南诏而发者，此作者之深意也。”（《钱注杜诗》卷一）我们认为杜

甫两年之后作《丽人行》即直斥杨国忠“炙手可热势绝伦”，此时未必不敢

斥言之。此诗中“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显然与“天宝八载六月，

哥舒翰以兵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唐军卒死者数万”（《资治通

鉴》卷二一六）之事有关，而“牵衣顿足拦道哭”之描写也显然与天宝十载

鲜于仲通征南诏全军复没后“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 .

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同上）之史实有关，所以

此诗并不是专指哪一次边畔战争，而是泛指天宝年间唐王朝的穷兵默武政

策，及其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诗人对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进行了严厉的

抨击，对被驱往死地的善良人民和他们的父母妻儿以及抛骨绝域的冤魂表示

深切的同情。

通鉴》卷二一六所纪，天宝十一载冬十月戊寅（初五日）至十二月丁亥（十六日）玄宗幸华清宫。

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

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为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极稳称身。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奏。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

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萧管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

慎莫近前丞相嗔！

此诗作于天宝十二载（753），它是讥刺杨氏兄妹的。杨贵妃的三位从姊于天

宝七载（748）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其从兄杨国忠则于天宝

十一载（752）十一月李林甫死后继任右相，杨氏兄妹权势熏天，荒淫无度，

杨国忠甚至与虢国夫人私通，公然并辔走马，路人为之掩目（详见《旧唐书?杨

贵妃传》，《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等）。此诗故意用工笔重彩对杨氏姐妹容

态之娴美、服饰之华丽、肴馔之名贵一一作正面描写，诚如浦起龙所云，“无

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读杜心

解》卷二）然而结尾六句则显为“刺讥语”，不但用“杨花”、“青鸟”的

典故暗刺杨国忠与虢国夫人的淫乱，而且对杨国忠盛气凌人、恬不知耻的丑

态作了深刻的讥刺。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结尾，从而使前面貌似庄重的描写统

统转化为讽刺，就象蒋金式所云：“美人相、富贵相、妖淫相后乃现出罗刹

相”（《杜诗镜铨》卷二引），全诗表述了诗人对那些恃宠弄权、骄奢淫佚

的外戚贵族的极度憎恶和轻蔑。

《兵车行》和《丽人行》的出现，是杜甫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也

是唐诗发展过程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关键。在盛唐后期，诗人们对于唐帝

国的由盛转衰并不是毫无觉察，毫无反映的，例如高适于开元二十六年（738）

作《燕歌行》咏边塞战争中军士之艰危辛苦，李白于天宝初作《古风》其二

十四（“大车扬飞尘”）讽刺奸邪小人之嚣张气焰，又于天宝十载（751）作

《古风》其三十四（“羽檄如流星”）揭露杨国忠等征南诏之惨败，等等，

但那些诗或借古讽今，或缺乏具体描写，在揭露的深度和批判的力度上都比

不上杜诗。而且杜诗采取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元稹《乐府古题序》，

《元氏长庆集》卷二三）的作法，即不再象其他诗人那样利用乐府古题来写

时事，而是自拟新题。①可以说，这正是对汉乐府精神的最好继承，因为当乐

府诗最初从民间产生时，本来就是“即事名篇”的，②后来文人拟作，才沿袭

旧题。现在杜甫恢复“即事名篇”，就不再受古题的束缚，反映现实时就十

分自如、灵活。

在长安十年的后期，杜甫创作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他开始把自

己个人的不幸遭遇与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及国家的危机灾难在诗歌中有机地

结合起来。从整体上说，杜诗不再是个人的啼饥号寒、叹老嗟卑之呻吟，也

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对民生疾苦的客观描述甚或居高临下的怜悯。

天宝十三载（751）秋，长安一带霖雨六十余日，农田都被淹没，长安房

① 黄庭坚称李白诗“度越六代，与汉魏乐府争衡”（《答黎晦叔》，《山谷老人刀笔》卷八），的确，李

白的乐府诗成就很高，但是他径取乐府古题为诗题，这对于反映现实总是一重束缚。

② 例如《战城南》、《有所思》、《平陵东》等径取首句作题，《陌上桑》即写采桑女陌上之遭遇，《孤

儿行》即咏孤儿之苦辛，等等，详见郭茂倩《乐府诗集》。

舍倒塌无数，关中大饥。但杨国忠竟然“取禾之善者献之，曰：‘雨虽多，

不害稼也。’”而玄宗也竟然“以为然”。更有甚者，“扶风大守房琅言所

部水灾，国忠使御史推之。是岁，天下无敢言灾者。”（见《资治通鉴》卷

二一七）在这种情形下，广大人民的生活之悲惨是不难想见的。杜甫也同样

陷于极度的困苦之中，他“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秋

述》）但他在诗歌中除了倾吐自己的苦闷之外，还为广大人民的痛苦而焦虑，

例如《九日寄岑参》除了写自己因雨不能出行访友的窘状，还说：“吁嗟乎

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又如《秋雨叹三首》，其

一、三两首主要写自己的愁闷，但第二首则云：“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

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禂，相许宁论两相值？”对辛勤耕作却颗粒无收的

农民和抱被换米、顾不得严冬将临的城市贫民表示无限的同情。共同的不幸

遭遇使诗人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了。

这年冬天，杜甫因京师乏食，把家小送往奉先（今陕西蒲城），寄寓在

县署公舍里，①只身返回长安。第二年初夏，他往白水（今陕西白水）省视舅

氏崔顼，九月与崔同往奉先探视家小。十月，杜甫回到长安，被任为河西县

尉。②杜甫在长安求仕近十年，才得到了这个官职，但是他没有接受。不久又

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③杜甫接受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是一个掌管府

内卫士以上名帐差科及公私马驴的小官，官位为从八品下，比县尉（从九品

下）略高。为什么杜甫接受前者而拒绝后者呢？后人对此有种种揣测，①但我

们宁可相信杜甫自己的解释：“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

府且逍遥。”（《官定后戏赠》）原来作县尉就难免要折腰向乡里小儿，而

“兵曹参军”是一个闲职，毋需折腰奔走。杜甫得了这个微职后不久，复往

奉先探视家小。他路经骊山，想到玄宗正与杨贵妃等在山上的华清宫中尽情

享乐，可是百姓却正饥寒交迫地挣扎在死亡线上，心中百感交集。等到他回

到家中，发现幼子已经饿死，更是心如刀割。于是诗人奋笔疾书，写了下面

这首名篇：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落，白首甘契阔。盖棺

事则己，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

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

① 闻一多推测当时任奉先县令的杨某与杜甫夫人杨氏是本家（见《少陵先生年谱会笺》），颇合情理。

② 河西县在何处，旧注多未论及。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以为在“今云南河西县境”，误，因其地

于天宝九载（750）已没于南诏。郭床若认为“在宜宾附近”（《李白与杜甫》第160 页），尤误，因为唐

代在剑南道仅设过一个河西县，从属于宗州，治所在今云南弥渡、姚安之间，即闻一多所指者（见《旧唐

书》卷四一《地理志四》）。其实河西县就在关内道同州境内，治所在今陕西台阳境内黄河西岸，此县置

于高祖武德三年（620），至肃宗乾元三年（760）方改为夏阳县（见《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与《新

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参看李冶寰《河西县在哪里》（《草堂》1982 年第1 期）。

③ 《官定后戏赠》云：“率府且逍遥”，又题下原注：“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按：《旧唐书》

本传作，“京兆府兵曹参军”，《新唐书》本传作，“左卫率府胄曹参军”，均误。

① 萧涤非先生认为杜甫不愿作河西尉是“不肯作这种鞭打人民的官”（《杜甫研究》第24 页），似嫌证据

不足；而郭沫若先生认为杜甫是“想做大官而不愿意做小官，留恋都门生活而不愿意去穷乡僻境与民众接

近”（《李白与社甫》第161 页），未免厚诬古人。

性固莫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侣溟渤？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

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岁

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予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凌晨过骊

山，御榻在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

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

城阙。圣人筐筐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

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北辕就泾渭，

官渡又改辙。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崪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

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陶，幼子俄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

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

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杨伦评曰：“五古前人多以质厚清远胜，少陵出而沉郁顿挫，每多大篇，遂

为诗道中另辟一门径。无一语蹈袭汉魏，正深得其神理。此及《北征》，尤

为集内大文章，见老杜平生大本领，所谓‘巨刃摩天’，‘乾坤雷硠’者，

唯此种足以当之。”（《杜诗镜铨》卷三）的确，无论是篇幅之宏伟还是内

容之广阔，此诗都堪称杜甫集内的“大文章”，也堪称唐代五言古诗中的“大

文章”。明高校《唐诗品汇》五古部分特设“长篇”一卷，仅入选五首诗，

其中就有此诗及《北征》。而且在我们看来，该卷中所收的李白诗二篇——

《送魏万还王屋》和《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在形式上尚有脱胎于六朝长篇的痕迹，①只有杜甫的二首堪称唐代五古长篇的

扛鼎之作。

此诗虽题曰“咏怀”，实乃融咏怀与纪事于一篇。所以宋人黄彻云：“观

《赴奉先咏怀》五百言，乃声律中老杜心迹论一篇也。”（《溪诗话》卷

一○）而王嗣爽则云：“故‘彤庭分帛’，‘卫霍金盘’，‘朱门酒食，等

语，皆道其实，故称诗史。”（《杜臆》卷一）两者分别说出了此诗内容的

一个方面。下面我们依浦起龙《读杜心解》的分段法，把此诗分成三大段略

加解说。

第一大段从开头至“放歌破愁绝”，共三十二句。这一段纯为“咏怀”，

用坦率的语句把自己的心事一一道出，忧郁的感情中蕴含着坚毅，自嘲的口

气中透露出自豪。诗人自比稷、契，似乎自许过高，但正如王嗣爽云：“人

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溺已饥之念而已。”（《杜

臆》卷一）孟子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

己饥之也。”（《孟子?离娄下》）这其实就是对人民抱有深厚的感情，对

人民的命运怀有深刻的责任感，说穿了并没有什么高不可攀的神秘之处，所

以诗人诚笃地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当然，诗人的抱负非但无法实现，而且受

到人们的嘲笑，所以他也有苦恼，牢骚，但最终还是不忍离去，杨伦评这一

段说：“首从咏怀叙起，每四句一转层层跃出。自许稷契本怀，写仕既不成，

① 这些痕迹是：一，对句较多；二，转韵多次，前首转韵二十二次，后者转韵十三次；三，转韵处用“顶

针格”较多，如前一首中“城西孤苕峣”下接“苕峣四荒外”，后一首中“荣枯异炎凉”下接“炎凉几度

改”，等等。

隐又不遂，百折千回，仍复一气流转，极反复排荡之致。”（《杜诗镜铨》

卷三）此评甚当，但杨氏主要从文气着眼，我们的注意点则在于，这一段虽

为咏怀，但咏怀中暗含叙事，不但清楚地交代了诗人的遭遇、处境以及在仕

隐之间徘徊的过程，而且对那些蝇营狗苟之徒进行了讽刺。

第二大段自“岁暮百草零”至“惆怅难再述”，共三十八句。这一段貌

似“纪行”，实际上则是记叙、描写、议论并用。开始六句写严寒之状，实

亦诗人低沉心绪之衬托。后三十二句为此段重点，描写了唐玄宗君臣在驱山

华清宫的荒淫骄奢，并以之与人民的饥寒交迫相对照，从而对贫富悬殊的不

合理社会现实提出了沉痛的控拆。这三十二句结构颇具匠心，诗人先用十句

为玄宗君臣欢宴赐浴画了一幅粗线条的速写，然后义正辞严地指出他们所享

用的物质财富正是从穷苦百姓处掠夺来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

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四句语气极为愤烈，正如蒋金式所云：“叙事中夹

议论，不觉发上指冠，大声如吼。”（《杜诗镜铁》卷三引）“多士盈朝廷，

仁者宜战栗”二句则冷隽尖刻。文势至此已臻极顶，故下文又宕开去，重新

转入描写，“况闻内金盘”以下十句，描写对象转为内宠外戚，手法则转为

工笔细描。然后，仿佛石破天惊，作者写出了惊心动魄的千古名句：“朱门

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第三大段共三十句，写诗人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险，终于到家，可是

到家并没有得到希望中的欢聚，却听到了幼子饿死引起的一片哭声，在极度

悲痛之中，诗人又推己及人，想到广大人民更为深重的苦难，感到忧积如山，

全诗遂戛然而止。这一段主要内容是“纪事”，但是最后十二句则转为抒情

和议论。

综上所述，此诗有这么两个特点：首先，全诗虽以“咏怀”为主线，但

中间却穿插着大段的叙事、议论。明人胡夏客云：“诗凡五百字，而篇中叙

发京师，过骊山，就泾渭，抵奉先，不过数十字耳。余皆议论感慨成文，此

最得变雅之法而成章者也。”（《杜诗详注》卷四引）其实诗中关于骊山宴

乐等描写也都是叙事，不下二百多字，不过这些叙事与抒情、议论结合得十

分紧密，有时甚至密不可分，例如“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二句，又似

叙事，又似议论。又如“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二句，又似叙事，又似

抒情。这真是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其次，此诗题作“咏怀”，咏怀者，当

然是咏一人之怀，正如黄彻所云，是诗人的“心迹论”，即使兼及叙事，也

应该叙一人之经历。然而此诗却处处推己及人，处处把个人的不幸与国家、

人民的不幸联系起来，从而以其对国家形势的深刻反映而被王嗣爽评为“诗

史”。既是“心迹论”，又是“诗史”，这种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两种题

材取向的有机结合，是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气象。浦起龙云：“少

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卷首）就

是说的这个意思。显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是杜甫诗歌这种倾向

最早的成功尝试。

当杜甫冒着严寒路经骊山，玄宗君臣在华清宫尽情享乐时，安禄山已在

渔阳起兵了，①只是渔阳鼙鼓声尚没有传到关中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

① 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七所记，玄宗于天宝十四载十月庚寅（初四日）至十一月丙子（二十一日）幸华

清宫，安禄山于十一月甲子（初九日）发动叛乱，十一月庚午（十五日）玄宗方得到消息。杜甫路经骊山

当在消息传开之前。

字》这首诗对于危机四伏、大乱将临的形势表示了深刻的优虑，堪称那个山

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的真实写照。

对于杜甫的求仕来说，十年长安的结局是悲惨的：他只得到了一个正八

品下的微职。对于杜甫的诗歌创作来说，十年长安的结果是辉煌的：他写出

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诗篇。从那以后，诗人就朝着以

诗歌反映现实的方向坚定地迈进了。

三、潼关诗兴：动乱时代的历史图卷

天宝十五载（756）月，杜甫告别了留在奉先的家人，独自返回长安，就

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职。五月，叛军逼近潼关，杜甫赶往奉先，携家小北迁至

白水，投靠他的舅氏县尉崔顼。六月，潼关失守，白水告急，杜甫带着一家

人随着大批难民向北逃难。一路上历尽艰险，九死一生，幸亏得到他的表侄

王砅的救援，我们的诗人才没有丧生于兵马之间。杜甫一家一直走到鄜州附

近的同家洼，得到友人孙宰的热情招待，才惊魂稍定。杜甫后来在《送重表

侄王砅评事使南海》和《彭衙行》两首诗中生动地回忆了那段经历，后者如

下：

彭衙行

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参差

谷鸟鸣，不见游子还。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嘻。小儿强解

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有时经契阔，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