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孕育“诗圣”的条件：时代、家庭与禀赋

一、历史奉上的桂冠：“集大成”的“诗圣”

对于文学家及其作品来说，时间是最公正、最具权威的评判者。在流经

了二千多年的中国文学这条长河中，有许多作家曾经名动一时，灿若明星，

但曾几何时，他们的光彩逐渐暗淡了。他们那些曾经使得“洛阳纸贵”的作

品也成为尘封鼠啮的一堆故纸，有的甚至湮灭无遗。然而也有相反的现象，

有少数作家生前不甚为文坛所重，身后的声誉却与日俱增。前一类作家有如

碎石细沙，最终被不舍昼夜的流水淘尽。后一类作家则如沙中之金，愈经磨

洗愈能发出灿烂的光辉。杜甫就属于后一类作家。

杜甫在晚年所作的《壮游》一诗中回忆说：“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

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

一囊。”“崔”指崔尚，武后久视元年（700）进士及第，官至祠部郎中。“魏”

指魏启心，中宗神龙三年（707）举“才膺管、乐科”。当玄宗开元十三、四

年（725—726）杜甫十四、五岁时，崔、魏二人都已是闲居洛阳的文坛前辈

了。他们称誉少年杜甫好象班固和扬雄，可见诗人的才华很早就引起了人们

的注意。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自吴越漫游归来，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

没有及第，此时他的诗才却受到了当时在文坛享有盛名的李邕和王翰的赏

识。①可是杜甫漫游齐赵与困居长安时，虽曾与当时的著名诗人李白、高适、

王维、岑参、储光羲等人交游唱酬，然而在上述诸人的作品中，却找不到一

句对杜诗的称扬之语。直到代宗宝应元年（762），杜甫五十一岁时，才有任

华作《杂言寄杜拾遗》，对社诗予以高度的赞扬：“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

奇。? .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

势攫虎豹，气腾蚊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

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①

代宗大历四年（769），即杜甫去世的前一年，又有郭受作《社员外兄垂示诗

因作此寄上》说杜甫“新诗海内流传遍”，韦迢作《潭州留别社员外院长》

①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

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按：《新唐书?杜甫传》云：杜甫“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

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杜甫晚年作《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回忆说：“伊昔临淄亭，

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临淄亭即济州历下亭，杜甫于玄宗天宝四载与李邕同游历下

亭，作《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可见李邕“先往见之”之事当是在东都洛阳。王翰卜邻亦当是实有其事，

而师古《杜诗详说》杜撰《唐史拾遗》载“杜华母使华与王翰卜邻”事，钱谦益《钱注杜诗?略例》中斥

其“伪造故事”，甚当。今检《唐才子传》卷一王翰条亦载此事，傅璇琼先生笺云：“此未详出于何书”。

（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一）我们颇疑辛文房撰此书时即据师古谬说。细味上引《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涛句之语气，“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之事当发生在杜甫开元二十三年（735）下第后不久。

① 任华此诗首见于唐末韦庄编《又玄集》卷上。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录此诗于所附《诸家咏杜》，但于

诗后注云：“玩此诗起段，似杜旧友，又似社乍交。当时少陵诗名，推重海内，此篇颇做睨放恣，几乎呼

大将如小儿矣。考《唐诗记》中，止载华两首，一寄太白，一寄少陵，何独拣此二大名公作诗相赠耶？又

篇中语带俚俗，格调不见高雅，俱属可疑。”笔者认为此诗中称“任生与君别来已多时，何曾一日不相思。”

则任华与杜甫相交甚笃，然社诗中绝无一处提及之，是为最可疑之事。因为社甫笃于友情，集中对于诸友

皆反复咏及，何以独遗任华一人？待考。

说杜甫“大名诗独步”。（郭、韦二诗并见《唐诗纪事》卷二四）任华等三

人虽然对杜诗称颂备至，但他们本人在诗坛上并无名声，他们的称颂在当时

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总的说来，杜甫生前虽然不算是默默无闻，但他

在诗坛上的名声不但远逊于李白、王维，而且也不如岑参、储光羲。大历四

年（769），五十八岁的杜甫在《南征》诗中感慨万分地说：“百年歌自苦，

未见有知音！”第二年，诗人就在湘江上的一叶扁舟中寂寞地去世了。

杜甫去世后不久，樊晃搜集杜诗编成《杜工部小集》，他在《杜工部小

集序》中痛心地说：

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

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

其实杜诗在当时不仅是“不为东人之所知”，而且几乎是“不为世人之所知”。

当时有几种重要的诗歌选本，如殷瑶编选的《河岳英灵集》，收诗年代起于

开元二年（714），终于天宝十二载（753），又有高仲武编选的《中兴间气

集》，收诗年代起于肃宗至德元载（756），终于代宗大历末年（779），这

两种著名的选本所涵括的年代几乎与杜甫的一生正好重合，然而二书都没有

入选杜诗。此外还有芮挺章编选的《国秀集》，主要选盛唐诗人之作，且以

五律等近体为主，但竟然也不及杜诗。由此可见杜诗在当时确实没有得到诗

坛的重视。

到了中唐，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唐诗坛上主要的两个流派——元、

白诗派与韩、孟诗派尽管在诗学观点和创作倾向上都大异其趣，但是他们对

杜甫却一致推崇，所不同的有两点：第一，元、白诗派推崇杜诗主要着眼于

杜诗多写民生疾苦和国政时事，例如元稹《乐府古题序》（《元氏长庆集》

卷二三）中赞扬“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

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白居易《与元九书》（《白

氏长庆集》卷四五）中则说：“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①之作，才矣奇矣，

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

今古， 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

《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

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而韩、孟诗派推崇杜诗则主要着眼于其才

力之雄强，例如韩愈《荐士》（《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六）诗云：“勃兴

得李社，万类困陵暴。”又《石鼓歌》（同上卷七）云：“少陵无人谪仙死，

才薄将奈石鼓何？”第二，元、白有时颇有扬杜抑李的倾向，如上引白居易

《与元九书》就认为杜“过于李”，而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

铭并序》（元氏长庆集》卷五六）中甚至说：“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

取胜，时人谓之李社。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

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

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而韩、孟则李、杜并重，无轩轻之分，韩愈《调张籍》诗云：“李社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①由此

① 按：《白氏长庆集》卷四五所载《与元九书》无此“李”字，此据《全唐文》卷六七五校补。

① 前人多认为韩愈此论乃针对元、白而发，如清人方世举即举白居易《与元九书》和元稹《唐检校工部员

可见，在中唐诗坛上，杜甫的地位已经超过了王维等人，而与李白分庭抗礼

了。

及至晚唐，李、杜齐名已成为诗坛的共识。杜牧诗云：“命代风骚将，

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

《樊川文集》卷二）李商隐诗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

（《漫成五章》之二，《李义山诗集》卷六）在被后人称为“小李杜”②的李

商隐、杜牧看来，李白、杜甫无疑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与此同时，杜诗也

开始受到选家的青睐。宣宗大中十年（856），顾陶编成《唐诗类选》二十卷，

此书今已不存，但《文苑英华》卷七一四收有其序，序云：“国朝以来，人

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

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不但是唐人选本中最早入选杜诗的一种，而且把杜甫尊

为有唐诗坛之第一人。自中唐以来，对李白、杜甫并称李杜，已成惯例，即

使是有扬杜抑李倾向的元、白也不例外。而顾陶却改称“杜、李”，鲜明地

表示了尊杜的态度。此书共收诗一千二百余首，卞孝萱先生已考出其中三十

首杜诗的题目，①不难推测，杜诗在此书中是占相当大的比重的。二十四年以

后，韦庄编《又玄集》，也以杜甫为第一，李自为第二，可能即受顾陶此书

的影响。

从晚唐以来，杜甫及杜诗开始得到各种桂冠，择其要者，有下面三说：

（一）“诗史”

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

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此说得到后人广泛的认可，如北宋黄庭坚诗云：“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

正不欹斜? .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

中喜学老杜诗》，《山谷诗外集补》卷四）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

序》（《杜诗详注》附编）、王彦辅《增注杜工部诗序》（同上）等也都申

述此意。

（二）“集大成”

北宋秦观《韩愈论》（《淮海集》卷二二）云：

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

刘公于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

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

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

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

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

外郎杜君墓系铭》以注此诗（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九）。然而白居易《与元九书》作于元和十年（815）

十二月，而韩愈此诗作于元和十一年（816），恐未必已得知白氏书信中内容，所以我们认为韩诗主要是针

对元稹而发，元稹为杜甫作墓系铭事在元和八年（813）。

② 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云：“李商隐、杜牧之齐名晚季，咸称李杜。”清薛雪《一瓢诗话》中遂称

之为“小李杜”。

① 见《顾陶（唐诗类选）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载卞孝萱《唐代文史论丛》。

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

“集大成”之说实乃当时人之共识，苏轼云：“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

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书唐氏六家书后

一首》，《东坡集》卷二三）又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

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

画后》，《东坡集》卷二二）所以陈师道《后山诗活》称：“子瞻谓：杜诗、

韩文、颜书、左史，皆集大成者也。”也许就是从苏轼的话引申而来的。而

且，早在元稹所作的杜甫墓系铭中已说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

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

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这段话虽未拈出“集大成”三字，但这层

意思已经呼之欲出了。

（三）“诗圣”

南宋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枫《诚斋集》卷七九）云：

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

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

杨万里此论，后人多予引述，①因为他首先标出一个“圣”字。但事实上这也

不是杨万里的独得之秘，早在北宋，邹浩作《送裴仲孺赴官江西叙》（《道

乡先生文集》卷二七）说：“昔司马子长、杜子美皆放浪沅湘、窥九疑、登

衡山，以搜抉天地之秘，然后发愤一鸣，声落万古，儒家仰之，几不减六经。”

南北宋之际的张戒在《岁寒堂诗话》卷上中说：“至于杜子美，则又不然。

气吞曹刘，固无与为敌。如放归鄜州，而云‘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

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新婚戍边，而云：‘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壮游》云：‘两宫各警跸，万里遥相望。’

《洗兵马》云：‘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凡此皆微而婉，正

而有礼，孔子所谓‘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

君’者。如‘刺规多谏诤，端拱自光辉。俭约前王礼，风流后代希。’‘公

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又说：“然子美

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起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

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稍晚于杨万里的敖陶孙则在《臞翁诗评》中

说：“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曾噩亦在《九家集注杜诗

序》中说：“独少陵巨编，至今数百年，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

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这些推崇杜甫或杜诗的话着眼

点并不相同，但都含有视杜甫为诗国圣人之意。到了明末，终生研杜的王嗣

奭遂正式称杜甫为“诗圣”，他在《梦杜少陵作》诗中说：“青莲号诗仙，

我翁号诗圣。”又在《浣花草堂二首》之二中说：“诗圣神交盖有年”。（二

诗均见《杜诗详注》附编）

上述三种称号，尤其是后两种，可说是古代诗歌史上至高无上的称誉。

杜甫戴上这两顶神圣的桂冠，历时千年而不被认为僭越，可见他在古代诗歌

史上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① 如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四，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一等。

那么，这位“集大成”的“诗圣”是怎样产生的呢？就象传说中的古代

圣人都具有一番神奇的来历一样，相传社甫也是来历不凡。五代人冯贽《云

仙杂记》卷一《文星典吏》条云：

杜子美十余岁，梦人令采文于康水。觉而问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征求之。见鹅

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吏，天使汝下谪，为唐世文章海。九云诰已降，可于豆垅下取。”

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诗王本在陈芳国，九夜扪之麟篆熟，声振扶桑享

天福。”后因佩入葱市，归而飞火满室，有声曰：“邂逅秽吾，令汝文而不贵。”

这个神话当然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认为，即使象社甫这样一位无

与伦比的伟大诗人，他的产生也是可以用事实来说明的。当然，产生“诗圣”

的条件决不是单一的、平常的。从多方面探索产生“诗圣”杜甫的条件，将

是本章的主要内容。

二、家庭传统之一：“奉儒守官”

唐睿宗太极元年（712），杜甫出生在河南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村（今河

南巩县南）。①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呢？我们先看看杜氏的世系，为了说明家

庭对杜甫的影响，这个世系表可以从杜甫的十五世祖杜畿开始（此表不列旁

系）：

十五世祖杜畿京兆社陵人，东汉建安时任河东太守。

十四世祖杜恕魏太和中散骑黄门侍郎，后任幽州刺史。

十三世祖杜预晋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封当阳县侯。

十二世祖杜耽晋凉州刺史。

十一世祖杜顾晋西海太守。

十世祖杜逊东晋初南迁襄阳，为襄阳社氏始祖。任魏兴太守。

九世祖杜灵启

八世祖杜乾光齐司徒右长史。

七世祖杜渐梁边城太守。

六世祖杜叔毗北周硖州刺史。

五世祖杜鱼石隋获嘉县令。

曾祖杜依艺唐监察御史，巩县令。杜氏自此迁居巩县。

祖父杜审言武后圣历中任膳部员外郎，中宗神龙间任修文馆直学

士。

父杜闲玄宗开元末任兖州司马，约于天宝五载调任奉天令。

尊敬祖先是儒家的一条伦理准则，《论语?学而》云：“慎终追远，民

德归厚矣。”所以在封建社会中，“述祖德”是士大夫的一个传统。杜甫也

不例外，他对于自己的家世也是经常引以自豪的。在杜甫的祖先中，他最喜

欢夸耀的是杜预和杜审言两人，他们代表着杜甫家庭中的两个传统。我们先

谈第一个传统。

开元二十九年（741），杜甫从山东回到洛阳，在首阳山下的尸乡亭附近

建了几间窑洞，即所谓的“尸乡土室”，他的远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的坟墓

都在这个地方。他写了一篇《祭远祖当阳君文》，颂扬杜预说：

圣人之后，世食旧德。降及武库，应乎虬精。恭闻渊深，罕得窥测，勇功是立，智

名克彰。缮甲江陵，祲清东吴。邦于南土，建侯于荆。河水活活，选舟为梁。洪涛奔汜，

未始腾毒。《春秋》主解，稿隶躬亲。

接着又表明自己的心情：

小子筑室首阳山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

天宝元年（742），杜甫的姑母万年县君卒于洛阳，杜甫为之作《唐故

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其中提到自己的家庭说：

① 此地今为“杜甫故里纪念馆”，1962 年建。在相传是杜甫诞生地的窑洞正面有碑楼一座，上书“唐工部

杜甫故里”，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立。

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

天宝九载（750），杜甫在长安献《雕赋》，在《进雕赋表》中

说：

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炤耀于明时。自先君恕、预以降，奉

儒守官，未坠素业矣。

杜甫念念不忘的远祖杜预是西晋的名臣、名儒，他曾任镇南大将军，都

督荆州诸军事，在灭吴战争中战功赫赫，为西晋的统一全国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灭吴之后，他在江南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公私俱受其益。杜预博学多

术，在政治、经济、军事、律令、历法、算术、工程诸方面均有研究，人称

“杜武库”。平生对群经特好《左传》，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

为现存最早、最具权威性的《左传》注本，被后人收入《十三经注疏》。在

杜甫心目中，杜预可以说是儒家的理想人物了，所以社甫对他推崇备至。在

今天看来，杜甫念念不忘“列之以公侯伯于男”与“守官”，似乎有歆羡功

名富贵之嫌。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说：“杜甫是出生于一个有悠久传统

的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有田产不必纳租税，丁男也不必服兵役，在社会里

享有许多封建特权。它和名门士族通婚姻，遵守儒家的礼教，专门辅助统治

者，剥削人民。?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杜甫庸俗的一面，他中年时期在长安

那样积极地营谋官职，不惜向任何一个当权者求援引，这和他家庭的传统是

分不开的。”又说：“历代祖先的‘奉儒守官’不过促使杜甫热衷仕进；杜

预只给他一些不能实现的事业幻想。”但是我们认为，在古代，“守官”与

“奉儒”本是相依相存、不可分割的。在儒家看来，要想行大道于天下，舍

作官为政外别无他途。所以孔子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

语?子罕》）孔门的子路也说：“不仕无义。?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论语?微子》）只要不是碰到暴虐无道的君主，儒家总是主张积极入仕

的。就杜甫一生的行事来看，“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对他产生的主要影响

决不是“积极地营谋官职”，而是坚信儒家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这对诗

人杜甫的成长起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是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时代。在唐代，儒、道、释三种思想流派都

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支持，思想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纷局面。盛唐时代的

诗人思想既复杂，又活跃，王维信佛，李白好道，都是很著名的例子。杜甫

则与众不同，他虽曾在青年时代往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晚年也写过“愿闻

第一义，回向心地初”（《谒文公上方》）“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秋

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之类诗句，但那仅是一时的冲动之举

和兴到之言，就其思想的主要倾向而言，我们完全同意清人刘熙载的论断：

“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艺概》卷二）。杜甫继承了“奉儒守官”

的家庭传统，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始终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今存杜诗中，共有四十四处提到“儒”字，①其中有二十处直接与他自己相

关。杜甫再三地自称：

① “诛儒应共饱”（《秦州见勅目薛三璩授司仪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

句中的“儒”字非儒家之义，故不计。

“儒”——“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儒生”——“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藩。”（《客居》）

“老儒”——“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

“腐儒”——“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

这些话有时似乎是自谦自抑之词，但实质上却含有深深的自豪感，体现了诗

人对自己儒者身份的珍视。当然，杜甫也曾有过“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慨叹，有过“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

伤怀抱”（《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七）的懊恼，甚至还有过“儒

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的牢骚，有的论者认为杜

甫的这些牢骚表明他对整个儒家思想产生了怀疑，①这是被杜甫愤激的反语瞒

过了。诗人们在表达极端愤激的感情时，往往出之以奇诡的反语，自阮籍《咏

怀诗》之后，不乏其例。即如杜甫的《醉时歌》，王嗣爽在《杜臆》卷一中

对之有很准确的理解：“此篇总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非真谓垂名无

用，非真薄儒术，非真齐孔、跖，亦非真以酒为乐也。杜诗‘沉醉聊自遣，

放歌破愁绝’，即此诗之解，而他诗可以旁通。”其实，从这种愤激之同中，

正可以体会到杜甫对儒术的眷恋之情。②

那么，杜甫所拳拳服膺的儒术，到底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呢？或者说，杜

甫对于庞大、复杂的儒家思想体系，是兼收并蓄，还是择善而从呢？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

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

非子?显学》）在这八派之中，影响后代甚钜的是孟轲（即“孟氏”）和苟

况（即“孙氏”）两派。孟子的学说虽亦自成体系，但它在本质上与孔学比

较接近，所以后人把孔学与孟学合称为“孔孟之道”，这实际上也就是早期

儒家的代名词。荀子则不同，尽管他有时也被人看作大儒，但他主张性恶，

强调礼治，实已具有鲜明的法家倾向，韩非、李斯出于其门，决不是偶然的。

到了汉代，董仲舒由于首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在汉人心目中得

到“为儒者宗”（见《汉书?五行志》）的地位，但事实上正是董仲舒把阴

阳五行等思想搀入儒学，从而对儒家思想体系进行了大改造，使之变得面目

全非。值得注意的是，在先唐发生的这两次对儒学的改造在杜甫身上几乎没

有产生什么影响，社甫所服膺的仅是早期的儒家思想，亦即孔孟之道，而且

主要是孔孟之道中的积极因素。择其要者，有以下四端：

（一）以“仁”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仁”是早期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孔孟之道中的精华，杜甫对之终身服

膺，须臾不离。儒家主张行“仁政”：“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治天下。”

（《孟子?离娄》下）杜哺则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

赠韦左丞文二十二韵》）儒家主张让人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杜甫则希望：“牛

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沦，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儒家

反对不义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

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杜甫则讽刺唐玄宗的穷

① 见西北大学中文系杜诗研究小组《论杜甫的世界观》，载于《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二辑。

② 参看鲁迅对阮籍、嵇康与礼教关系的分析，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载《而已集》）。

兵默武：“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儒家谴责

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

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杜甫则控诉那个时代说：“朱门酒

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应该指出，孟子那

种“民贵君轻”的可贵思想，①在杜诗中有相当深刻的体现。由于杜甫生活在

封建秩序早已确立的唐代，他不可能公然谴责皇帝，但我们综合全部杜诗，

却不难看出，在诗人心目中，人民的地位是占有很大比重的。他有时在诗中

对君主寄予厚望，正是希望通过“明君”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而当那些君主

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时，诗人就毫不迟疑地把批判的笔锋刺向封建统治的最

高层。可以说，在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间，杜甫最深刻地用艺术形式体现了儒

家“仁”的思想。众所周知，儒家所谓“仁”，关键在“爱人”，在有“侧

隐之心”，这正是杜甫热爱亲友热爱人民乃至热爱天地间一切生命的思想基

础。杜诗有云：“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

（《过津口》）他已经把“仁”心推而广之，近于宋儒所谓“民胞物与”的

精神了。②社诗之所以感人肺腑，就在于它所蕴涵的感情特别深厚，这不能不

归功于儒家精神的熏陶。

（二）以夷夏之辨为基础的爱国思想

儒家重视尊王，孔子在《春秋》中处处维护周天子的尊严，《公羊传》

认为这是“大一统也”。儒家又重视夷夏之别，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

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又赞扬在维护“诸夏”、抵拒“夷狄”

的斗争中作出贡献的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候，一匡天下，民到于今

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孟子也说：“吾

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这种思想中有

维护君臣名分以及民族歧视等落后因素，但其主要目的是要求国家统一，反

对外族入侵，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杜甫亲身经历的安史之乱，

既是一场反对中央政府的地方叛乱，又是一场威胁汉族政权的民族斗争，所

以诗人采取了坚决拥护唐王朝，反对安史叛军的态度。当安史叛军占领洛阳、

长安后，许多身居要职的大官纷纷投降，接受伪职，即使是杜甫的诗友王维、

储光羲等也都为了保全自己而接受了伪职，但是仅仅做着有卫率府兵曹参军

（从八品下）的微官的杜甫却与叛军不共戴天。至德元载（756）八月，杜甫

在羌村听说肃宗即位于灵武，即只身赴延州，欲投奔灵武。中途为叛军所执，

送至长安后，又于次年四月冒着“死去凭准报”（《喜达行在所》之三）的

危险逃至肃宗朝廷所在的凤翔。社甫对安史叛军始终用“胡”字称之，如“群

胡归来血洗箭”（《悲陈陶》），“胡行速如鬼”（《塞芦子》）；或蔑称

为“胡羯”：“胡羯仍构患”（《彭衙行》），“胡羯漫猖狂”（《寄彭州

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或“胡虏”：“胡虏潜京

县”（《喜闻官军已临贼寇二十韵》），“胡虏何曾盛”（《复愁十二首》

之十二）；或“逆胡”：“逆胡冥寞随烟烬”（《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

衣之上都》）；称叛军首领安禄山为“胡雏”：“胡雏逼神器”（《咏怀二

① 《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正是这些思想使后代的专制暴君（如明太祖朱元

漳）对孟子极为反感，这从反面证明了孟子思想的进步性。

② 张载《西铭》（《张子全书》卷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观点与孔、孟的“仁”说在精神

上是一脉相承的。

首》之一），“胡雏负恩泽”（《中夜》）；特别是《北征》中的下面四句：

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

四句1 中用了三个“胡”字，真是骂不绝口，表示了诗人对叛军的无比

仇恨。显然，杜诗中到处闪耀的爱国主义光辉，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

的。

（三）“弘毅”的人格精神

儒家极其重视“修身”，这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要条件。孔、孟二人

都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奋斗精神，栖栖惶惶，死

而后己。曾参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己，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孟子则说：“富贵不能淫，贫贱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杜甫具有

典型的“士”的品格，他青年时即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

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远大理想，经过十年长安的穷愁潦倒后仍坚定地

表示：“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范落，

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即使到他晚年贫病交加，漂泊湖湘时，仍把平生的理想寄托在他人身上：“致

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

呈苏涣侍御》）论者对杜甫在长安时急于求仕颇有微辞，但杜甫求仕决不是

仅仅为了追求富贵，否则的话，他在肃宗朝中任左拾遗时，为什么不象衮衮

诸公一样唯唯诺诺，攀龙附凤，而偏偏要为房琯事上疏直谏，以批逆鳞呢，

从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行事来看，他确实具有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气概。

而从杜甫一生历尽艰难，而优国忧民之初衷不为稍改的经历来看，他确实具

有“弘毅”的人格精神。我们的“诗圣”的崇高人格，是在儒家思想的哺育

下完成的。

（四）“兴、观、群、怨”的文学思想

儒家一向重视诗歌，尤其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孔子用《诗》三百篇作

为教育弟子的教材，把《诗》教当作修养道德、陶冶性情乃至齐家治国的重

要手段。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儒家在强调诗歌的讽刺作用时也很注意对感情的抑制，孔子赞扬“《关睢》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礼记?经解》则云：“其为

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杜甫对儒家诗论的这两个方面都心领神会，他

在《偶题》一诗中说：“法自儒家有”，表明他的诗法是来自儒家的。①大历

① 对“法自儒家有”一句，《杜臆》卷八注曰：“旧例、清规皆法也，儒家准不有之？”即解此句作“法

自儒家已有”之意，个人注本多从之（如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杜甫诗选》）。清人何焯

疑“儒”字乃“传”字之误，谓指杜审言（见《义门读书记》卷五五）。今人郭沫若则认为“‘法自儒家

有’等于说‘诗是吾家事’而已。所谓‘儒家’也不过是‘书香之家’或者‘读书人家’而已”。（《李

白与杜甫》第147 页）似均未得正解。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云：“杜公之学，所见直是峻绝。其

自命稷、契，欲因文扶树道教，全见于《偶题》一篇，所谓‘法自儒家有’也。”即解此句作“予之诗法

乃取自儒家”之意。我们同意翁说，因为此句与下一句“心从弱岁疲”句法相似，都应是指诗人自身而言。

而且此诗前面八句都是说诗歌史的情况，不会在此句突然转到“吾家”来。

二年，杜甫在夔州读到了元结的《春陵行》、《贼退示官吏》二诗，十分感

动，作《同元使君春陵行》，序云：

览道州元使君结《春陵行》兼《贼退后示官吏作》二诗，志之日：当天子分忧之地，

效汉朝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

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

简知我者，不必寄元。

人们多注意“比兴体制”四字，因为这显然是指的儒家“兴、观、群、怨”

之说，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微婉”二字，其实那即是指儒家“温柔敦厚”的

诗教说。杜甫用“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来评价元结的《春陵行》、《贼

退示官吏》二诗，说明他所理解的儒家诗学思想有两点精神：第一，重视诗

歌的思想内容，注重诗歌对现实、尤其是对民生疾苦等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批

判，亦即注重诗歌的社会功能。这种精神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精神颇

有一致之处。第二，重视诗歌的艺术形式，注重诗歌表达方式的含蓄以及语

言、音节的和美，亦即注重诗歌的审美功能。杜诗既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

又没有叫嚣浅露之弊，无疑是得益于儒家诗论的。

综上所述，“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对杜甫的影响基本是积极的，我们

应该理直气壮地予以肯定。在盛唐诗坛上，李白好以大鹏自比，因为大鹏本

是道家思想的一种象征。①杜甫却好以风凰自比，他“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

凰”（《壮游》），直到去世前一年还作《朱凤行》以见志。凤凰是儒家传

说中的瑞鸟，《尚书?益稷》载：“萧韵九成，凤凰来仪。”楚狂接舆对孔

子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论语?微子》）孔子忧道不行时叹

息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论语?子罕》）杜甫自比

凤凰，表明了他与儒家之间的密切关系。而杜甫这个诗国中的凤凰，也确实

是在儒家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① 李白青年时即作《大鹏遇希有鸟赋》，后来更屡屡在诗中以大鹏自比，如《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

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大鹏”的形象最早见于《庄子?逍遥游》。

三、家庭传统之二：“诗是吾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