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与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

一、平正笃实的哲学观点

唐代是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时代，儒、道、释三派思想都受到统治者的

重视、支持，思想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纷局面。盛唐时代的诗人思想既活

跃、又复杂，往往是一人身上杂糅有几种思想，比如李白，既受儒、道、佛

三家思想的影响，又喜好纵横、任侠。在这种思想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杜甫，

其思想也同样染上了一些自由色彩。青年时代的杜甫，曾与李白一起到王屋

山寻访道士华盖君，欲学长生之道。他们同游梁宋时，也有“方期拾瑶草”

（《赠李白》）的愿望。在他后来的诗作中，也多次写到丹砂、灵芝等道家

所重视的长生之药。杜甫与佛教的关系更深一些，他不但常到佛寺游览，听

讲佛法，而且与赞公、文公等和尚交谊甚深，诗中写到佛语的地方也很多。

有些学者据此而认为杜甫信仰道教和佛教，更甚于信仰儒家，①这实在是一种

本末倒置的观点。我们认为杜甫确实受到佛、道二教的一些影响，但这种影

响在杜甫思想中所占的地位绝对不能与儒学相比。简单地说，杜甫在青年时

代一度醉心于道教，特别是对仙丹灵芝以及由此通住的长生仙界颇感兴趣，

那是盛唐时代的浪漫风尚影响之下一位青年诗人的任性举动，是杜甫在世界

观尚未确立时的浪漫幻想。等到杜甫试图进入仕途并受到种种挫折之后，他

就再也没有这种豪兴了。杜甫对佛教感兴趣主要是在壮年以后的事，由于他

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极度的苦闷，有时不免想从空门得到一点慰藉，这与王维

所说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全唐诗》卷

一二八）是同样的感情倾向。然而王维沿着这个倾向走到了尽头，最终达到

了“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全唐诗》卷一二六）的程度，成了一

个虔诚的佛徒。杜甫则不然，他有时在诗中表示要皈依佛门，论者特别注意

《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这首诗，因为诗中说：“身

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 .本自依迦叶，何曾

藉偓佺。炉峰生转盼，橘井尚高褰。东走穷归鹤，南征尽跕鸢。晚闻多妙教，

卒践塞前愆。顾恺丹青列，头陀琬玻镌。众香生黯黯，几地肃芊芊。勇猛为

心极，清羸任体孱。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不但用佛语、佛典甚多，

而且语气颇为坚决，似乎真的要遁入空门了。清人俞瑒评曰：“垂老而将为

出世之人，故皈依曹溪之念特深。”（《杜诗镜铨》卷一云引）确实此诗体

现了垂暮的诗人在苦闷中寻求归宿的心情，然而据此而断定杜甫已皈依佛门

则是欠妥的。理由极简单：首先，上诗作于大历二年（767），可是在那以后，

杜甫仍然自视为儒者，次年即作《大历三年春白帝城送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

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云：“卧病久为客，蒙恩早厕儒。”同年作《江

汉》云：“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又作《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

审》云：“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反复以儒自称，这哪里是一位皈依

佛门者的口气！其次，真正遁入空门的人应该割断尘念，“万事不关心”，

可是杜甫恰恰相反，家事国事，事事在心。就在《秋日夔府咏怀》这首诗中，

诗人沉痛地回忆了国家的灾祸：“即今龙厩水，莫带犬戎烟。? .旧物森犹

在，凶徒恶未悛。国须行战伐，人忆止戈鋋，奴仆何知礼，恩荣错与权。胡

① 见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宗教信仰》、金启华《杜甫诗论集?论杜甫的思想》。

星一彗字，黔首遂拘挛。”他又倾诉了自己的不幸遭遇：“生涯已寥落，国

步尚邅。衾枕成芜没，池塘作弃捐。别离忧怛怛，伏腊涕涟涟。露菊斑丰镐，

秋蔬影涧。共谁论昔事，几处有新阡？”他还勉励郑、李二人勤于国事：

“宵旰忧虞轸，黎元疾苦骈。云台终日画，青简为谁编？”如此关心着人间

的诗人，怎能成为一位真正的佛徒！佛教本是一种出世的宗教，要求信徒割

断世俗的情爱，桑下三宿尚为所忌，更不用说爱家人、爱朋友、爱人民、爱

国家了！所以象杜甫那样对人间怀着深挚的爱心的人，是绝对跨不进佛门的。

杜诗中有两个有趣的例子：《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云：“重闻西方止观经，

老身古寺风冷冷。妻儿待米且归去，他日杖藜来细听。”《谒真谛寺禅师》：

“问法看诗妄，观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这两首诗都作于

大历二年前后，即与《秋日夔府咏怀》作于同时，那正是杜甫对佛教最感兴

趣之时。然而前一首说要为妻儿谋食故中断听经，后一首说自己不能象南朝

周颙那样离弃妻儿而卜宅于山中近寺之处，①可见杜甫明白地承认妻儿是他遁

入空门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何况杜甫对于兄弟、朋友、人民乃至天地间一切

生命都怀有深挚的感情！

那么，杜诗中有许多首写到丹砂灵芝或佛语佛典，这个现象又该如何解

释呢？②我们认为杜诗中有些表示要求仙访药或皈依佛国的话是牢骚之语，如

《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三首》之二云：“范蠡舟偏小，王乔鹤不群。此生

随万物，何处出尘氛？”又如《写怀二首》之二云：“放神八极外，俯仰俱

萧瑟。终然契真如，得匪金仙术？”③这些话都是因人生艰难而发出的愤激之

语，就好象诗人在《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四中说：“词赋工无益，

山林迹未赊。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但他并没有当真变卖书籍而废词

赋；又好象诗人在《曲江三章章五句》之三中说“故将移往南山边，短衣匹

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但并未当真弃文习武以射猎终生一样，这些

一时冲动脱口而出的牢骚话是不能拘泥于字面而作刻板的理解的。另外还有

两种情形也值得注意，第一种是诗歌的题材与宗教有关，比如描写对象是道

观、佛寺，或者赠诗的对象是道士、僧人，这些诗中出现涉及宗教的话是题

中应有之义。例如：《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咏的是被唐王朝尊为玄元

皇帝的老子之庙，诗中不免要对老子赞颂一番。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咏的是佛寺浮图，所以尽管此诗的主要倾向是抒发忧国之思，但也不免有“方

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二句以颂佛法。显然，这些诗并不能说明诗人信仰

宗教。第二种是诗中用的典故成语涉及佛、道二教，杜甫是读破万卷的诗人，

而佛经道藏中本来有许多精妙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丰富的想象，它们当然

会受到诗人的注意和运用。杨伦也说：“释典道藏，触处有故实供其驱使，

故能尽态极妍，所谓读破万卷，下笔有神，良非虚语。”（《杜诗镜铨》卷

① 《杜臆》卷一○云：“结语十字为句”。可从。《南史》卷三四《周颙传》：颙“长于佛理”，“清贫

寡欲，终日长蔬。虽有妻子，独处山谷。”此诗即用此典。

② 郭沫若先生为了证实杜甫信仰道教和佛教，不厌其烦地把诗中涉及二教的句子罗列了各十几例（见《李

白与杜甫?杜甫的宗教信仰》）似乎这就足以证明其观点了。其实正如萧涤非先生所说，“如果我们把杜

甫诗中有关儒家思想的诗句也逐条罗列，那将不是十几条，而是百几十条。”（《杜甫研究再版前言》）

怎么能够轻率得出“与其称之为‘诗圣’，倒宁可称之为‘诗佛’”的结论呢？

③ 张綖评曰：“此篇说得放旷，是愤俗之语，观者勿以辞害意可也。”（《杜诗详注》卷二○引）我们同

意这种理解。

九）例如《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云：“葛洪尸定解，

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这是杜甫的绝笔诗，郭沫若先生

因此说：“请看他对于神仙的信仰是怎样坚定！”（《李白与杜甫》第182

页）金启华先生也因此认为杜甫“最后濒绝似乎是以道家思想结束。”（杜

甫诗论集》第29 页）但在我们看来，“葛洪尸定解”云云都是用典，①正如

仇兆鳌所云：“未叙穷老无聊之况。尸定解，将死道路。力难任，不复远行。

丹砂未成，则内顾无策，结语盖待济于诸公矣。”（《杜诗详注》卷二三）

证据就在这四句诗的前面：“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侯景

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诗人

念念不忘的是疮痍满目的人间而不是仙界！

所以我们认为，虽然杜甫对道教、佛教都曾感到兴趣，他对道藏佛经都

很熟悉，他与道士、佛徒都有所交往，这说明他在哲学思想上的态度甚为平

正、宽容、不排异端，但是他终身伏膺且视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则是儒家思想，

是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早期儒家思想。孔、孟所关心的是人间而不是彼界，

是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而不是宇宙的本体，所以孔孟之道在本质上是关于立

身处世的人生哲学，这也就是杜甫世界观的核心。从表面上看来，这种世界

观似乎缺少思辨的色彩，其实并不如此。康德说：“由于道德哲学具有比理

性所有其他职能的优越性，古人应用‘哲学家，一词，经常是指道德家”。

（《纯粹理性批判》第570 页）在中国古代，一切思想都是以人为最基本的

思维对象的，诸子百家的哲学都是人生哲学，他们的价值判断都是道德判断，

不过对于人生和道德的态度不同而已。而孔、孟之道是直面人生的思想，所

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就是对于人世间的立身、伦理、政治等道德范

畴作深刻思考而得出的准则，所以是先秦诸子中最深刻的人生哲学，既具有

强烈的实践意义，也具有深邃的思辨色彩。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杜甫对

于人生采取了诚笃的、脚踏实地的态度，他关心的是此生而不是来世，是人

间而不是彼界，是大唐帝国的天下而不是海外仙山、西方佛国。即使人生充

满苦难，世间疮痍满目，杜甫也始终不渝地用满腔的热诚去拥抱它们，决不

放弃，决不逃避。正如孔子所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杜甫极少考虑死后的归宿，杜诗即使偶尔涉及身后，也仍然着眼于生前的事

业，例如：“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二首》之二）“死为

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休？”（《可叹》）死后的不朽必以生前的建树

（前者指文学，后者指政治）为基础，可见诗人的终极关怀仍在生前。

① 杜甫大历四年（769）自潭州往衡州时，作《咏怀二首》以抒穷途流落之感，其二云：“未辞炎瘴毒，摆

落跋涉惧。虎狼窥中原，焉得所历住。葛洪及许靖，避世常此路。”显然是因为葛、许二人都曾流落南荒，

而诗人自己也正在南方飘泊，所以并用其典，并不就意味着要象葛洪一样信仰道教，可与此诗参看。

二、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

儒家既然以人生与社会为关注的对象，就必然采取积极的入世的人生态

度。孔子奔走列国，栖栖惶惶，为的是实现其政治理想。孟子游说诸侯，力

拒杨、墨，也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而且

怀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孔子奔走列国时经常遇到艰难困苦甚至暴力威胁，

但他从不动摇，当他被匡人围困时，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

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

语?子罕》）孟子说齐宣王不成，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

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后人往往把这些言

论视为天命论，其实它们主要是体现了孔、孟的使命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

崇高思想在那个时代的特殊表述。否则的话，孔、孟早就会在接踵而至的挫

折面前动摇、沮丧，不可能“知其不可而为之”（《春秋公羊传》宣公八年）

了。

在儒家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杜甫也是这样，他对于人生抱有坚定的信

念，而且把安邦济民视为自己的使命。许多学者注意到杜甫的人生信念是有

所变化的，罗宗强先生指出：“他青年时期虽也有非凡抱负，但长安十年以

后，他的生活理想发生了变化，一面是功名心并未息灭，稍有条件，就强烈

地表现出来；一面却又逐渐消弥了非凡抱负，而追求温饱，并由于生活的困

顿和接近人民群众，产生了为民的积极的思想因素。”（《李社论略》第64

页）我们认为罗先生的观察非常细致，但是不同意他关于杜甫“非凡抱负”

的观点。事实上，杜甫对于人生的理想和抱负正是在艰难困苦中建立起来的，

他的“非凡抱负”与“为民的积极的思想因素”是完全一致的，并不呈现此

消彼长的关系。

青年时代的杜甫，虽然早就具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的雄心，但他还沉浸在浪漫主义的时代氛围之中，对人生充满着幻想。他忽

尔纵情游历，忽尔求仙访道，对人生的艰辛还缺乏体验，对于自己的人生道

路还没有作深沉的思考，所以其时的壮志仅仅是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是一

种朦胧的希冀，并不具有具体、确定的内涵。在长安十年的艰难困苦中，杜

甫一面体验着人生的艰辛，一面也观察着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危机。孟子说：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并因此而提出了“生于忧

患，死于安乐”的著名命题（《孟子?告子》下）。对于浅薄浮躁的人，艰

难困苦会使之放弃理想和抱负，然而对于沉稳坚毅的人，艰难困苦反而会激

发其志气、坚定其信心。杜甫显然是后一种人，所以十年长安的经历不但没

有使他壮志销尽，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人生信念。让我们看看诗人自己是怎

么说的。天宝九载（750），三十九岁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

首次表述了自己的抱负。到天宝十四载（755），四十四岁的诗人又在《自京

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重申了他的抱负。把这两首诗对照一下，可以看出

诗人抱负的变化：在杜甫初入长安时，①他的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

淳”，当杜甫结束长安十年时，他的抱负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① 《奉赠韦左丞丈》一诗中对往事的回忆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但参以其他杜诗，我们认为“致君尧舜”

的思想当产生于杜甫进入长安前后。

从表面上看，两者之间变化不大。但事实上，前者比较抽象、浮泛，后者则

比较具体、切实。前者主要从君主着眼，后者则开始着眼于人民：“穷年忧

黎元，叹息肠内热！”前者是未经磨难时的率然自许：“自谓颇挺出，立登

要路津。”后者则是屡遭挫折后的坚定誓词：“居然成落，白首甘契阔。

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 .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我们可以说杜

甫年青时自视甚高，自以为可立致卿相，实现抱负，随着阅历的加深，他越

来越看清了前途的艰难，最后对实现壮志的可能性也感到怀疑了，但是不可

说他“逐渐消弥了非凡抱负”。志士仁人实现抱负的具体计划是可能被现实

摧毁的，但是理想抱负本身是一种信念，属于精神范畴，外界的、物质的力

量是不可能将其消灭的。杜甫的情形就是如此，长安十年的困顿生活没有使

他灰心，安史之乱以后的颠沛流离也没有使他绝望，当他携带全家在蜀道上

艰难跋涉、几濒绝境时，仍作《凤凰台》诗明志：“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

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

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 .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优！”即

使在他以垂暮之年飘泊于湘江之上时，仍然写下了《朱凤行》：

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风声嗷嗷。侧身长顾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劳。下

愍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鸮相怒号。

请看他救济天下苍生的宏愿何尝有丝毫的改变！杜甫咏诸葛亮云：“出师未

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杜诗言志》卷六评曰：“少

陵生平，资志未酬，故于怀才不遇之士每相感触，引为同心。? .至于古人，

则武乡侯尤甚。盖诸葛公自比管乐，而其为纯王之正，则绝非管乐所可及。

故于《咏怀古迹》篇中，独极其尊崇推奉之意。而此篇则专伤其功业之未成，

亦所以自喻也。”诸葛亮没有能完成恢复汉室的大业，但他的志向是无可怀

疑的。杜甫坎坷终生，根本没有施展宏图的机会，但是他的抱负也是至死不

渝的。杜甫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诸葛亮发生了强烈的共鸣，才写出了“长使英

雄泪满襟”的句子，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象社甫理解诸葛亮那样来理解杜甫呢？

应该指出，杜甫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非常悲惨，常常陷于饥寒交迫的境

地，在那种时候诗人理所当然要把谋求温饱作为当务之急，而这种心情也就

真实地反映在他的诗中：“但使残年饱喫饭，只愿无事长相见”（《病后过

王倚饮赠歌》）、“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等等，诗

人在口头上是很少提到他的宏伟抱负了，但是那仅仅是暂时的搁置，而不是

永远的抛弃。理想的火焰依然在诗人心底燃烧，一有机会仍要放出光芒，上

文所举的《凤凰台》、《朱凤行》二诗就是明证。我们认为在现实中为衣食

焦思奔劳与在心底里保持远大的抱负是可以同时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这正

是“贫贱不能移”的儒家精神之体现。那么，杜甫的人生理想在残酷现实的

不断打击下竟 毫无动摇、毫无改变吗？当然不是如此，杜甫是凡人而不是

超人，他在艰难困苦的人生历程中常常感到苦闷、失望，低沉的叹息和愤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