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有着为考进士作准备的世俗打算。”（《杜甫评传》第一章《“未坠

主要是有着为考进士作准备的世俗打算。”（《杜甫评传》第一章《“未坠

素业”的家世》）我们觉得这种看法不甚可信，原因有二：第一，在杜甫的

时代进士科的考试科目中确实已包括诗赋，①但是唐代的试帖诗常式是五言六

韵（间有八韵），不难推测，士子为了应试而在平时所作的写作练习也应以

此格式为准。在今存的唐诗中不乏为了应试而拟作的试帖诗，②这些诗或径依

旧题，或自拟新题，但格式则皆为五言六韵，因为不这样达不到练习的目的。

可是杜甫的五排，即使是作于安史之乱之前的十七首中，也只有一首是八韵

的，其余的均在十韵以上，有的甚至长达二十韵、三十韵。③很难想象这种五

① 我们认为在五排的写作上，确实是杜甫远胜于李白，这样说并不是在整体上扬杜抑李，正如我们认为杜

甫的绝句成就不如李白并不意味着扬李抑杜一样。李、杜在总体成就上难分轩轾，但在某种诗体、某种题

材的写作中是有高下之分的，正如严羽所云：“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

能作。”（《沧浪诗话?诗评》）

① 唐代进士科试诗赋究竟始于何时？《唐会要》卷七六载：“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时

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同书卷七五载：“永隆二年八

月敕：? .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后人多以

为“杂文”即诗赋，如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水隆后进士始先试杂文两篇，初无定名。《唐书》

自不记诗赋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八“进士”条则云：“永隆二年，以刘思

立言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而清徐

松《登科记考》卷一则云：“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

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我们认为进士科始试诗赋不会早至高宗

水隆年间（680—81），也不会迟至玄宗开元间（719—41），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始于武后朝，参看尚定

《论武则天时代的“诗赋取士”》（《中国社会科学》1991 年第6 期）。

② 《文苑英华》收有“省试诗”十卷，“省试诗”即“试帖诗”，其中有许多拟作，例如白行简于元和二

年（807）登第，其年所作的试帖诗为《贡院楼北新栽小松诗》，但除此之外，《文苑英华》中还收有他的

五首试帖诗：《春从何处来》（卷一八一）、《夫子鼓琴得其人》（卷一人四）、《归马华山》（卷一八

五）、《金在镕》（卷一八六）、《李太尉重阳日得苏瞩国书》（卷一八九），而这些诗皆不见于《登科

记考》所载之历年试题，当为白氏自拟之题。

③ 《赠翰林张四学士垍》八韵。《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等五首为二十韵，《桥

排的写作与试帖诗有多少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杜甫主要是为了提高试帖诗

的水平而写五排，那他为什么不按格式只写六韵呢？至于安史之乱之后，杜

甫早已断绝了参加进士考试的希望，但他在飘泊西南之际却更加用力于五排

的写作，那就更与进士科举风马牛不相及了。第二，唐代试帖诗的命题是有

一定的范围的，主要有歌咏宫廷生活，描写时节景物等几类，士人们自拟的

题目也不出其范围。而社甫的五排却十之七八是投赠之作，虽多歌功颂德之

词，也不乏叹穷嗟卑之语，在题材内容上与试帖诗差异甚大。这种五排的写

作显然对写好试帖诗是起不了多少作用的。

那么，杜甫究竟为什么醉心于五排这种形式呢？毋庸讳言，五排这种诗

体既要求声韵、对偶的整齐合律，又要求词藻、典故的富丽精工，写作的难

度要超过其他诗体，同时也就最适宜于表现作者的才学。而且五排形式严整，

风格也随之较为庄严雄丽，①最适宜于用来歌功颂德。所以当杜甫要想以投献

诗篇的方式得到达官贵人的赏识、汲引时，长篇的五排显然是最合适的诗体。

杜甫早期的五排如《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奉

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上韦左相二十韵》等就是在这种动机下写成的，

所以诗中多有谀词，我们不必为贤者讳。然而这并不是杜甫爱写五排的全部

原因。让我们先考察一下杜甫写作五排的过程：在安史之乱之前，杜甫所作

的五排多数为投赠之作，但同时也有非投赠之作，例如作于天宝八载（749）

的《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到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的整个诗歌创作

倾向发生了转变，他的五排也不再以投赠为主要内容。肃宗至德二载（757），

杜甫被拘于沦陷的长安，作《遣兴》以抒与家人离散思念幼子之情，作《郑

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以写乱离中邂逅旧友悲喜交集之情景，诗人逃归

凤翔后又作《得家书》写初得家书后既欣慰又惆怅的心绪，这些五排的内容

都与同时所作的其他诗体无甚区别。安史乱后杜甫一共作五排一百十首，其

中投赠之作只有三十多首，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其时的投赠之作也不

再如早期作品那样以歌功颂德、祈求汲引为主要内容，例如《寄李十二白二

十韵》写李白才高命蹇的悲剧及自己的思念之情，《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

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写对远谪的朋友之关怀，中间还映带着国家的危难

等社会现实。还有一些投赠之作其实就是咏怀之作，不过写成之后寄给别人

看看而已，所以诗题不是简单的“奉赠某某”之类，例如《遣闷奉呈严公二

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等。这种情况告诉

我们，除了安史之乱以前的一个阶段之外，杜甫写作五排的主要目的并不是

以之为干谒权贵的工具。

我们认为，杜甫之所以喜爱五排这种诗体，其主要原因不应到文学之外

去找。也就是说，杜甫喜爱的是五排这种诗体自身而不是它的非文学功用。

排律这种诗体，除了首尾两联之外，其余均须对仗，平仄粘对之格律则一如

律诗，就格律而言，排律即扩大了的律诗，五排即扩大了的五律。众所周知，

律诗由于格律严整，对于诗人的表情述意有较多的束缚，有相当的写作难度，

所以南宋专攻五律的赵师秀说：“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

何矣。”（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野谷集序》）然而把仅有

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长达三十韵。

① 五代刘昭禹与人论诗曰：“五言如四十个贤人，着一字如屠沽不得。”（《唐诗纪事》卷四六）此语虽

系论五律，但也适用于五排。

八句四十字的五律与长达几十韵甚至百韵的五排相比，在难度上的差别真不

可以道里计了。凡是才力不够雄劲，学识不够渊博的诗人，是无力驾驭长篇

五排的。即使勉强成篇，也势必举鼎绝膑，成为堆砌呆滞、毫无生气的文字

游戏。正是因为五排难写，所以杜审言能以独擅此体享誉一时，甚至当名满

天下的李邕与杜甫论及杜审言的诗时，也特地对《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

东》一诗赞不绝口。杜审言其人，恃才傲物，目空今古，陈子昂说他“秉不

羁之操，物莫同尘；含绝唱之音，人皆寡合。”（《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

《陈伯玉文集》卷七）宋之问也说他“言必得俊，意常通理。? .众辙同遵

者摈落，群心不际者探拟。”（《祭杜学士审言序》、《全唐文》卷二四一）

可见他好强争胜的性格是人所共知的。这种性格显然是他喜好五排，而且知

难而进直至写出长达四十韵的长篇巨制的心理基础。杜甫在艺术上刻苦钻

研、争新出奇的精神与杜审言颇为相似，他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

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追求的艺术境界是：“思飘

云物动，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十韵》）

其结果则是：“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毫无疑问，

“律中鬼神惊”和“诗律细”的特点应该由律诗来体现，排律、尤其是长篇

五排更是这种艺术境界最好的一种载体。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前（即四十四岁

以前）作五排十七首，自安史乱起到大历元年（776）迁居夔州之前的十一年

间作五排四十三首，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间竟作了六十七首五排，而且一

些著名的大篇如《夔府书怀四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

芳一百韵》、《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

凡四十韵》、《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等都作于这五年间。即使当诗人在一

叶扁舟上奄奄一息之际，他还奋笔写成《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

南亲友》这首名篇，以生命的最后力量为自己的五排写作画上了光辉的句号。

这说明五排的写作确实是社甫一生的艺术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诗是吾家事”的家庭传统对杜甫的影响是巨大而且深远的，

虽说杜甫的诗学成就绝非社审言所能比拟，但这种传统毕竟是杜甫走上漫长

艰苦的艺术探索之路的原动力之一，这正是他一生中屡屡回忆乃祖的原因。

四、时代背景之一：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

唐帝国建立以后，有过两个被史家称为盛世的时期，前一个是唐太宗贞

观时期（627—649），后一个是唐玄宗开元时期（713—741）。论政治清明，

当然是贞观胜过开元，但如论经济发达，则开元堪称后来居上。因为自从贞

观以来，虽然政治上也出现过比较混乱的阶段，但唐初制定的均田制和租庸

调法等开明的措施却一直在促进着生产的发展，经过一百年的积聚，唐帝国

在开元年间达到了隆盛的顶点。

唐玄宗是通过诛韦后，杀太平公主等斗争而得以登基并巩固帝位的，即

位之初尚能励精图治，头脑比较清醒。开元元年（713）擢姚崇为相，姚建议

禁止宦官、贵戚干预朝政，禁绝营建佛寺道观、奖励群臣劝谏，玄宗皆纳之。

开元四年（716），以宋璟代姚为相，宋主张限制女宠，疏远馅臣，精简刑法，

减轻苛政，严格控制边将轻动干戈，玄宗亦多听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云：“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

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

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这是后代史家的评价。元稹《元昌宫词》（《元

氏长庆集》卷二四）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

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这是后代诗人的赞颂。待到开元末、天宝初，唐

帝国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

之间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

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斜，庸

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新唐书?食

货志》）到天宝十三载（754），唐帝国的户口数达到了最高纪录：“户九百

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资治通鉴》卷

二一七）。

然而就在这花团锦簇的繁荣外表下面，帝国内部所隐藏的各种矛盾在不

断地孕育、滋生、激化。首先是统治阶级日益骄奢淫佚。唐玄宗经过一段时

间的励精图治之后，面对着一派升平景象，骄侈淫佚之心逐渐萌发。玄宗本

性喜爱奢华，开元二年（714）即“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又选乐工数

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皇帝梨园弟子’。”（《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后来更沉迷于歌舞、击毬、斗鸡等游乐，乃至建鸡坊于宫中，选六军小儿五

百人专司斗鸡。①等到天宝三载（744）纳寿王妃杨氏，并于次年立为贵妃后，

玄宗的骄奢之心乃如水决堤，不可收拾。为节省篇幅，我们从《资治通鉴》

卷二一五、二一六中节录数段，以见当时皇室贵族奢侈淫佚之一斑：

织绣之工专供贵妃院者七百人，中外争献器服珍玩。? .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

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

上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杨氏兄妹）竞开第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费，动逾千万。既成，见他人有胜己者，辄

毁而改为。

① 见陈鸿《东城老父传》。按：《东城老父传》虽系小说，但所记则有事实根据，李白《古风》其二十四

云：“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即为旁证。

时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 .水陆珍羞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

其次是朝政日趋黑暗。开元二十二年（734），“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登

上了相位，开始了以排斥贤臣，残害忠良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生涯。李林甫于

开元二十四年（736）排斥了贤相张九龄，又于天宝五载（746）排斥了左相

李适之，开始独揽大权。从那以后，凡是正直的、有才能的人士无不受到排

斥陷害。天宝六载（747），李林甫遣人杖杀海内名士李邕、裴敦复，又迫李

适之自杀。同年，李林甫把参加制举的包括杜甫、元结的举子全部黜落，造

成无一人及第的局面，他反而上表贺“野无遗贤”。其他奸邪小人也纷纷占

据要津，显赫一时。天宝七载（748），加宦官高力士“骠骑大将军”，赐安

禄山铁券，而杨国忠竟“以聚敛骤迁，岁中领五十余使。”（《资治通鉴》

卷二一六）天宝十一载（752），李林甫死，杨国忠为相，朝政黑暗如故。

其三是轻启边衅，荼毒生灵。玄宗时期的边衅，始于天宝八载（749）的

攻拔石堡城。石堡城本是唐的边镇（在今青海西宁西南），开元二十九年（741）

陷于吐蕾。自后吐蕾以此为据点，每年麦熟时到附近的积石军（今青海贵德）

抢麦，人称“吐蕾麦庄”。天宝六载（747），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部将

哥舒翰在那里设伏兵击杀前来抢麦的吐善，从此吐蕾不敢再来。然而玄宗却

进而派王忠嗣攻取石堡城，王忠嗣认为攻之必死伤士卒数万人，得不偿失，

不肯前往，玄宗大怒。天宝八载，复命哥舒翰率军攻之，果然死伤数万人才

攻克之。如果说攻取石堡还带有收复失地的意义，那么其后的征讨南诏，则

纯粹是侵略性质的开边战争了。南诏原来与唐帝国的关系很好，后因唐之边

吏对之凌辱征求，故而失和。天宝十载（751），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带兵八

万讨伐南诏，先胜后败，士卒死者六万，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

更募兵击南诏，人民不肯应募，又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父母妻

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同年，高仙芝将兵三万在西域与大食战，亦大败，

死亡殆尽。安禄山将兵六万攻契丹，几乎全军复没。至天宝十三载（754），

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全军复没。杨国忠隐其败，益发兵讨之，前

后死者达二十万。

其四是蕾将骄纵，阴谋叛乱。唐初，边将不久任，不兼统，功名著者往

往入为宰相。到开元中，因玄宗好大喜功，志在开边，所以为边将者往往十

余年不换。加上李林甫欲杜绝边帅入相之路，因胡人不知书不能入相，乃奏

请专用胡人为边帅。安禄山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羽翼渐丰，终萌野心的一员蕃

将。安禄山本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部将，开元二十四年（736）因战败被执

送京师，张九龄欲斩之，玄宗不从，而且对之日益宠信，加官晋爵，最后使

之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封东平郡王，且赐铁券。玄宗对安禄山

的宠信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安禄山自请为杨贵妃养子，出入宫禁，丑声外

闻，玄宗亦不疑。安禄山在范阳招兵买马准备叛乱，有人上告禄山将反，玄

宗反将告发者缚送范阳由安禄山处置，所以人莫敢言。而杨国忠由于与安禄

山不和，屡言禄山将反，玄宗不听，杨竟想方设法激成安之叛乱，以取信于

玄宗。

天宝十四载（755）冬，正当玄宗携杨贵妃等在华清宫寻欢作乐时，蓄谋

已久的渔阳鼙鼓终于动地而来了！

安禄山的叛军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在两个月内就打到渲关。次年六月，

渲关陷。玄宗仓皇奔蜀，逃至马鬼坡，军士杀杨国忠等，又迫使杨贵妃自缢。

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今宁夏灵武），改元至德，是为肃宗。肃宗登

基后，唐军开始反攻，至德二载（757）收复长安。可是战火仍旧在燃烧，直

到唐代宗宝应二年（76s）正月，史思明之子史朝义败死，安史之乱才算平定。

然而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吐著、回纥的入寇和藩镇割据一直波及唐末。大

唐帝国的盛世一去不复返了。

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代宗广德二年（764），天下

仅有户二百九十余万，口一千六百九十余万（《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从

天宝十三载（754）到广德二年（764），短短的十年之间，唐帝国的人口竟

减少了十分之七！杨国忠等人的死亡是咎由自取，而千百万人民的死亡则完

全是无辜的，他们“或死于寇贼，或死于官兵，或死于赋役，或死于饥馁，

或死于奔窜流离，或死于寒暑暴露”，这就是仇兆鳌对杜甫的沉痛诗句“丧

乱死多门”的注释。①

安史之乱前后的几十年，不仅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

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变化是封建统治者用以

抑制土地兼并的均田制被彻底破坏了。这个作为缓和阶级矛盾的主要手段的

彻底放弃，必然使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深刻化和复杂化。土地兼

并之无限制地进行和由此而引起的异族入侵和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这些在

安史之乱前后发生的社会政治现实，不仅动摇了唐帝国统治的基础，而且也

在一定程度上画出了此后一千年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草图。

这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代，杜甫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

杜甫生于唐睿宗太极元年（712），②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他的

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个皇帝的统治。也就是说，杜甫的一生正好

与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急剧变化的时代相终始。

人们谈到杜甫的时代背景时，往往单单强调唐帝国转向衰败的时代，尤

其是安史之乱以后那个万方多难的大动乱时代。其实，对于诗人的成长来说，

唐帝国衰落以前的时代也同样重要。杜甫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开元年间度过

的，亲身经历了开元盛世对诗人的成长有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开元年间经济、文化的繁荣以及社会的安定为诗人的读书、漫游

提供了条件。杜甫并非出身于高门贵族，他的祖父社审言做过膳部员外郎、

修文馆直学士等，但在杜甫出生前几年已经去世。杜甫的父亲杜闲在开元末

任兖州司马，天宝五载（746）前后调任奉天令，他在任充州司马之前是否做

过其他官，已不可考，但揆诸情理，肯定没有任过高官。然而，由于当时整

个社会都比较富足，杜甫从小显然过着相当优裕的生活。诗人自幼就受到了

很好的教育，“七龄思即壮，开口吟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

游》）；“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壮游》）；“甫昔少年日，早

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

人的这些自述都说明了这一点。除了读书、写字之外，少年杜甫还有机会接

① 见《杜诗详注》卷二三，《白马》。按此诗作于大历五年（770），是诗人目睹臧玖据潭州作乱的情景而

写的，但此句实为对那个时代的普遍写照。

② 社甫生于公元712 年，诸家皆无异说。但此年有三个年号：正月，睿宗改元太极，五月又改元延和，八

月，玄宗登基，改元先天。人们多称杜甫生于玄宗先天元年，（冯至《杜甫传》、朱东润《杜甫叙论》、

陈贻掀《杜甫评传》）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萧涤非《杜甫研究》则称“睿宗先天元年”，但据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杜甫生于正月一日，其时应称睿宗太极元年。

受音乐、舞蹈、绘画等各种艺术的熏陶。开元五年（717），①年方六岁的杜

甫在郾城（今河南郾城）观看了著名的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

开元十二年（725），十四岁的杜甫在洛阳歧王李范及殿中监崔涤的宅内多次

听到著名歌手李龟年的歌唱。从他后来对于绘画的精干鉴赏来看，他对于这

种艺术的接触一定也是很早就开始的。进入青年时代后，诗人又开始漫游四

方。开元十八年（730），杜甫游晋至郇瑕（今山西临猗）。次年，诗人南游

吴越，他经过淮阴、扬州、渡过长江，先后游览了金陵、姑苏等地。接着又

渡过浙江，饱览了秀丽的越中山水。在这次长达四年的漫游中，杜甫不但对

祖国的锦绣河山加深了认识，而且对祖国的灿烂文化加深了理解。他每到一

处，除了欣赏自然山水之外，还注意考察该地的人文历史。在金陵，瓦棺寺

里晋人顾悄之的绘画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姑苏，吴太伯、朱买臣等历

史人物的事迹使他激动不已。直到开元二十三年（73s），诗人才回到洛阳赴

京兆贡举。应试落第，诗人也并不在意，又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开始了齐

赵之游，直到开元二十九年（741）方归洛阳。天宝三载（744）春，杜甫在

洛阳遇见李白。是年秋，杜甫与李白、高适同游梁宋。次年再游齐鲁，至天

宝五载（746）方西归长安。这长达十余年的漫游，使诗人丰富了阅历，扩大

了眼界，提高了修养，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大有裨益。杜甫在五十五岁时作

《壮游》诗回忆他青年时期的漫游，其中有句云：“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

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这种生活没有一定的经济力量是不可

能实现的。而出身于下层官吏家庭的杜甫，只有生于开元盛世那样的时代里

才可如此充实而愉快地度过他的青少年，从而为攀登诗歌高峰打下坚实的基

础。

第二，杜甫亲身经历了开元盛世，对当时的太平景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

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官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

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忆昔二首》之二

所以杜甫在流离失所或目睹人民的痛苦生活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追忆那已经

消逝了的开元盛世。天宝十五载（756），杜甫为避乱携家至白水（今陕西白

水）依舅氏崔项，作诗云：“三叹酒食旁，何由似平昔？”（《白水崔少府

十九翁高斋三十韵》）代宗宝应元年（762），杜甫因避徐知道乱赴粹州（今

四川三台），途中作诗云：“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光

禄坂行》）大历元年（766），杜甫困居葵州（今四川奉节），叹息说：“历

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历历》）次年复叹息说：“武德开元际，苍

生岂重攀？”（《有叹》）对于杜甫来说，开元盛世就是他理想中的太平时

代，或者是接近他的理想的时代。正由于他曾亲身经历过开元盛世，看到过

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所以他对儒家的政治理想深信不疑，总是希望着那样

的社会能够再度降临人间。也正是由于他亲身经历过开元盛世，所以他对破

①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云：“开元五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

“五载”一作“三载”，按开元三年（715）时杜甫四岁，似乎大幼小了些，故以“五载”为是。又按：玄

宗天宝三年（744）始改“年”为“载”，此处称“开元五载”，当为诗人误记。

坏那个盛世的乱臣贼子怀有极其深刻的仇恨，痛恨他们破坏了人民的正常生

活。生长于开元、天宝以后的诗人即使关心民生疾苦，他们的诗作也只是沉

重的叹息，而很少再闪现理想的光辉，所以后人评大历以后之诗“气骨顿衰”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风格自降”（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

而杜甫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处境中也对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怀有美好的愿望，

并且用他的诗篇去鼓舞人们实现这种愿望，这与他在开元盛世时的经历是有

内在联系的。

当然，安史之乱前后的黑暗、动乱时代对我们的“诗圣”起了更重要的

“玉成”作用。

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天宝五载（746），也就是唐玄宗已经册立了杨

贵妃而且日益昏愦荒淫，李林甫已经排斥了异己而独揽政事，朝政和整个社

会日趋黑暗的时候，杜甫来到了唐帝国的京城长安。也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

排，在那个以诗赋取士的时代，杜甫却偏偏科场蹭蹬。他在开元二十三年

（735）应进士试不第，天宝六载（747）应制举又被李林甫黜落，天宝十载

（751）献《三大礼赋》，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此时杜闲已经去世，①杜甫

的经济来源断绝了。这样，诗人就在长安过了近十年“卖药都市，寄食友朋”

（《进三大礼赋表》）的贫困生活。对于要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杜甫来说，那是一段多么辛酸的岁月！可

是对于日后要登上古典诗歌高峰的杜甫来说，又是一段多么幸运的经历！如

果杜甫科场得意，或通过其他途径而挤进了统治集团，那么，即使他能够独

善其身而不同流合污，但优越的政治地位和优裕的物质生活必然会使他离帝

王权贵较近而离下层人民较远。那样，他就无法看清那隐藏在花团锦簇的繁

荣外表下的人民苦难与社会危机了。幸而杜甫始终被排斥在统治集团之外，

他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生活，

有时还穿着粗布短衣与贫民挤在一起去买太仓的减价米，①这使他很快就从早

年的浪漫幻想中清醒过来，开始冷静地观察社会。在哭声震天的咸阳桥头，

诗人细细聆听着征夫的怨愤诉说。在仕女如云的曲江池畔，诗人远远地冷眼

观看杨氏兄妹的奢华排场。于是，《兵车行》、《丽人行》等一系列深刻反

映了唐帝国正在走下坡路这个社会现实的诗篇问世了。到安禄山叛乱的前

夕，杜甫终于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

百字》）这样惊心动魄的诗句，不仅对当时的黑暗现实发出了沉痛的控诉，

而且对整个不合理的封建社会作了深刻的揭露。“诗穷而后工”，②十年长安

的困顿生活，对杜甫的创作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时候，李白正在

江南的宣城（今安徽宣城），岑参则远在西域的北 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

① 天宝三载（744），杜甫的祖母卢氏卒，杜甫作《唐故范阳大君卢氏墓志》。钱谦益笺云：“此志代其父

闲作也。”又云：“闲之卒，盖在天空间，而其年不可考矣。”（《钱注社诗》卷二○）朱东润先生认为

社闲卒于天宝六载（747）后不久（见《杜甫叙论》第二章），我们同意朱说，因为天宝七载（748）社甫

诗中已言其生活贫苦，可见此时他在经济上已没有来源（以前杜甫似乎主要是依靠社闲的俸禄生活的）。

① 《醉时歌》：“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此诗作于夭

宝十三载（754）春。按：天宝十二载秋，“京城霖雨，米贵，令出大仓米十万石，减价祟与贫人。”（《旧

唐书?玄宗本纪》）此次祟米，或延至次年春日。

②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见《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二。

尔），都远离了战乱地区。高适虽在天宝十五载（756）亲自参加了保卫潼关

的战斗，但他于同年十二月即统兵渡淮击永王李璘，后来于乾元初一度在洛

阳任职，随即赴蜀中为官，而且他官位较高，并未受流离饥寒之苦。王维在

天宝十五载（756）长安陷落后被叛军所询并迫受伪职，但长安收复后即免罪

复官。在当时的大诗人中，只有杜甫始终与战乱、灾荒相纠结，凡是人民所

遭受的痛苦，他几乎都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天宝十五载（756）四月，杜

甫往奉先（今陕西蒲城）携家人至白水（今陕西白水）依舅氏崔硕。六月，

潼关失守，白水告急，复携家逃难，经三川（今陕西洛川）而至鄜州（今陕

西富县）的羌村。八月，诗人单身赴延州（今陕西延安）投奔灵武，中途为

叛军所俘，虏至长安，次年四月冒险逃归凤翔。乾元二年（759）七月，因关

中饥馑，诗人弃官携家逃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复经同谷（今甘肃成县）

而往成都。数年之间，诗人流离失所，受尽了战乱和灾荒的折磨。即使在诗

人远离兵连祸结的中原之后，他仍然亲身经历了上元二年（761）的段子璋之

乱、宝应元年（762）的徐知道之乱、永泰元年（765）的崔吁之乱、大历五

年（770）的臧玠之乱等地方性战乱。“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赵翼《题遗山诗》、《瓯北集》卷三三），正由于杜甫在乾元二年春由洛

阳返华州（今陕西华县）途中，亲耳听到了石壕村里官吏如狼似虎的咆哮和

新安道上百姓肝肠欲绝的痛哭，亲眼看到了新婚夫妇的生离和垂老翁媪的死

别，才写出了“三吏”、“三别”这种不朽之作。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大动乱，

使原来被遮盖着的社会黑暗面毫发无遗地暴露出来，从而使杜甫观察得更深

刻，更仔细，并在写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杜诗作为那样一个大变动时代

的“诗史”，也就具有特别深广的意义。

优秀的诗人都是时代的晴雨表，而在社会急剧变动的关键时期出现的大

诗人，更能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脉膊。不管他们对行将消逝的旧事物是哀悼

还是诅咒，也不管他们对行将出现的新事物是欢迎还是拒斥，他们的内心都

会因时代的疾风骤雨而引起巨大的波澜，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激昂慷慨、哀

伤愤怨，忧来无端，长歌当哭。在杜甫之前，有行吟泽畔的屈原，在社甫之

后，有悲歌“万马齐暗”的龚自珍，①他们都是时代所造就的伟大诗人。从这

个意义上说，杜甫之所以能成为“诗圣”，确实是受到了那万方多难的时代

的玉成。

① 《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之一二五：“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见《定庵续集》。

五、时代背景之二：从盛唐到中唐

从东汉以来，历代诗人们在不断地探索、创造，五七言诗经过了漫长的

发展过程。及至盛唐，五七言诗在诗体形式、题材取向、艺术手段、风格倾

向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

一方面呼唤着“集大成”者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呼唤着另辟新路的创新者的

出现，杜甫就是在这个关键时期登上诗坛的。

从建安时代开始，诗人们对五七言诗的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这种

探索是沿着骄偶和声律两个方面进行的，其最终结果就是诗歌的格律化。例

如在曹植的诗中，已经有许多对仗工整的诗句：“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

秋兰被长扳，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呜高枝。”（《公讌诗》、《先

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七）②一连三联对仗，显然是着意经营的结果。

曹植还有一些诗句音节和谐：“孤魂翔故域，灵枢寄京师”（《赠白马王彪》

之五，《魏诗》卷七）；“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

来白露啼”（《情诗》，同上），对于后两例，明人谢榛评云：“此作平厌

妥帖，声调铿锵。”（《四溟诗话》卷三）说“平仄妥帖”或为过分，但这

确实是诗人对诗歌声韵之美进行暗中摸索的证明。①及至齐梁，终于出现了“永

明体”，即“新体”，或“新变体”，永明体虽然也是轻绮婉丽的风格等艺

术特色的载体，但它在诗歌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意义显然在于，它是诗歌向格

律化迈进的关键一步。诚如明人陆时雍《诗镜总论》所云，是“古之终而律

之始也。”沈约、谢脁有些特别讲究声病的诗离律诗仅有一步之遥了。②永明

以后的南北朝诗人继续在这方面努力，其间如何逊喜写新体诗，沈德潜说他

“渐入近体”（《古诗源》卷一二），宋人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时竟误

收了何逊的《闺怨》第十四首诗。再如庚信，刘熙载称其“《乌夜啼》开唐

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艺概》卷

二）到了唐代，今体诗的格律就水到渠成地建立起来了。

在题材内容方面，前代诗人各有不同的取向。以曹操和建安七子为主的

建安诗人所用力描摹的是那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

的大动荡时代，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呜”（曹操《蒿里行》，《魏诗》

卷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三首》之一，《魏诗》

卷二）、“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柱”（《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魏诗》卷三）的伤心惨目的社会画面。曹植和阮籍等人则着意刻划自己深

沉的内心律动，抒发“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啼”（曹植《赠白马王彪》之

五）、“自非凌风树，惟悴乌有常”（阮籍《咏怀诗》其二十一，《魏诗》

卷一○）的生命感喟，和“慊慊仰无叹，愁心将何愬”（曹植《浮萍篇》，

《魏诗》卷六）、“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其六十三）

的忧生之嗟。这两种取向中，前者把观察的目光对准社会，对准诗人之外的

那个大千世界，后者则收视反听，努力地披露诗人内心的同样是无比丰富、

② 后文凡引《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者皆简称作《魏诗》、《晋诗》等。

① 顾炎武说：“囚声之论，起于永明，而定于梁、陈之间也。”（《音学五书?音论?四声之始》）在曹

植的时代，人们对四声还没有明确的认识，所以也谈不上平仄之分。

② 例如谢脁《离夜》：“玉绳隐高树，斜汉耿层台。离堂华烛尽，别幌清琴哀。翻潮尚知恨，客恩渺难裁。

山川不可尽，况乃故人杯。”除了第二、第四两联失粘外，已大体合于五言律诗的平仄格式。

无比广阔的感情世界。从逻辑上说，这两种取向已经复盖着整个诗国的疆域。

如果依具体的题材来分析，则有曹操的乐府诗、阮籍的咏怀诗、左思的咏史

诗、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沈约的咏物诗、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