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性质的叛乱（参看第一章第二节），后来唐王朝又再三受到回约、吐蕃

斗争性质的叛乱（参看第一章第二节），后来唐王朝又再三受到回约、吐蕃

等外族入侵的威胁，杜甫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对皇帝的感情，③显然极大程度地

包含着爱国主义的因素，我们对之不宜轻易地予以否定。

① 参看罗宗强《李社论略》第57 页。

② 例如北宋的徽，钦二宗是荒淫无道的亡国之君，但当他们被金兵俘虏北去后，却在爱国的士大夫中引起

了广泛的同情和思念，吕本中诗云：“洒血瞻行殿，伤心望虏营。”《丁未二月上旬四首》之四，《东莱

先生诗集》卷一一）陈与义诗云：“龙沙此日西风冷，谁折黄花寿两宫？”（《有感再赋》，《陈与义集》

卷一七）显然这种感情是不宜简单地贬为“愚忠”的。

③ 杜甫将肃宗、代宗比作前代的中兴之主，其实不过是表示了对唐帝国中兴的愿望，正如《忆昔二首》之

二所云：“周宣中兴望我皇！”

五、知本察隐的政治器识

那么，杜甫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有哪些具体的内涵呢？择其要者，有如

下三端：

一是君臣修德，他说：“君臣重修德，犹足见时和。”（《伤春五首》

之五）修德的主要做法是：君要善于纳谏：“先朝纳谏净，直气横乾坤”（《别

李义》）、“端拱且纳谏，和风日冲融”（《往在》）。臣要勇于谏净：“千

载少似朱云人，至今折槛空鳞峋。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折

槛行》）

二是减少战争，让人民过和平生活。杜甫对战争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对于唐王朝穷兵默武的开边战争，他坚决反对，《兵车行》、《前出塞九首》

等诗就是明证。对于唐王朝平定叛乱及抵御外族入侵的战争，他坚决支持，

这在《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警

急》、《西山三首》等诗中体现得很清楚。在国家的统一不受分割的前提下，

杜甫坚决主张息兵罢战。乾元元年（758），杜甫看到安史之乱即将敉平，作

《洗兵马》以抒愿：“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大历四年（769），

垂暮的诗人又作《蚕谷行》：

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

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

三是薄赋轻谣，减轻农民的负担。杜甫认为“俭德”是治国之本：“文

王日俭德，俊乂始盈庭”（《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借问悬车守，

何如俭德临？”（《提封》）“俭德”即节用爱民，减轻租赋，所以他又说：

“薄敛近休明。”（《同元使君舂陵行》）面对着现实中的急征暴敛，诗人

不断地予以愤怒的谴责：“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

城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

（《驱竖子摘苍耳》）“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

“征戍诛求寡妇哭，远客中宵泪沾臆！”（《虎牙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苛政是逼迫人民挺而走险的根本原因：“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

感五首》之三）他大声疾呼：“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

对于社甫的这些政治主张，《新唐书》本传谓之“好论天下大事，高而

不切”。若用今人的话来说，就是“迂阔”。①我们认为，由于杜甫一生中始

终没有实现其政治主张的机会，所以除了在肃宗朝一度直言进谏之外，上述

政见都处于理想的状态。凡是理想，总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理想越是远大、

崇高，它与现实的距离也就越大。社甫的这些政治主张其实就是儒家的政治

主张，也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进步政治家们共同的理想。我们读《论语》、

《孟子》，读《贞观政要》中所载魏征之言，读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

书》，都能感到它们与杜甫的主张有强烈的相似之处。发人深省的是，从孟

子以来，这些政治家也常被世人目为“迂阔”。孟子“遂以儒道游于诸侯，

思济斯民。然由不肯在尺直寻，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

（《赵岐《孟子题辞》，《孟子注疏》卷首）魏征劝唐太宗行仁政，有人攻

① 例如罗宗强先生就持这种观点，见《李杜论略》第61、62 页。

击他“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所以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临川

先生文集》卷三九）中说：“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

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 .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

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他还在《孟子》一诗中深情地说：“沉

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临

川先生文集》卷三二）如果我们承认孟子、魏征、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在封建

社会中具有进步意义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肯定杜甫的相同主张

呢？①

如果说上述内容只是一些纲领性的政治原则，而且都是儒家学说的阐

发，所以“高而不切”的话，那么杜甫还有许多关于当时的朝政国事的意见，

却是非常的切实、具体，因而常常受到历代注家的赞叹。例如至德二载（757）

春，叛将史思明等合兵围攻太原，杜甫作《塞芦子》诗，主张迅速扼守芦子

关以阻止叛军西犯，王嗣奭评曰：“此篇直作筹时条议，刽切敷陈，的见情

势，真可运筹决胜。”（《杜诗详注》卷四引。按：今本《杜臆》中未见此

语）又如广德元年（763），杜甫作《有感五首》，其二对河北降将李怀仙等

仍被任命为诸镇节度使深表不安，希望收集诸镇以实关中，仇兆鳌评曰：“此

最当时大计，唯此计不行，而后有吐蕃之陷京，怀思之犯阙，不胜纷纷之事

矣。考大历八年，子仪入对，谓河南等镇，殚屈禀给，未始蒐择。请追赴关

中，勒步队，示金鼓，则攻必破，守必全，久长之策也。公之熟筹时事，正

与汾阳意同。”（《杜诗详注》卷一一）其三对宦官程元振建议迁都洛阳表

示反对，钱谦益笺云：“自吐蕃入寇，车驾东幸，天下皆咎程元振。又以子

仪新立功，不欲天子还京，劝帝且都洛阳以避蕃寇。代宗然之。子仪? .附

章论奏，代宗省表垂涕，亟还京师。其略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 .

险不足恃，适为战场。明明天子，躬俭节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

抑竖刁、易牙之权，任蘧瑗、史之直，则黎元自理，盗贼自平。中兴之功，

句月可冀。’公诗云? .，正括汾阳论奏大意。”（《钱注杜诗》卷一二）

郭子仪是肃、代二朝的社稷之臣，杜甫的某些主张竟与之不谋而合，①这说明

杜甫对军国大事能提出相当高明的切实措施，并不一味地“高而不切”。

当然，杜甫的政治才识更重要地体现为，他对当时尚未发生的政治事变

的预见具有惊人的准确性。当安史之乱尚未爆发，唐王朝还呈现着花团锦簇

的虚假繁荣时，杜甫已敏锐地感到了大动乱的逼近。天宝年间唐王朝的开边

战争频繁不断，有时还取得暂时的胜利，这在时人眼中也许是国力强盛的表

现，可是杜甫却看到了内郡调弊、人悲鬼哭的阴惨景象。②玄宗奢侈骄淫，杨

氏兄妹游宴无度，这在时人眼中也许是歌舞升平的象征，可是社甫却看到了

① 这种政治主张如能付诸实施或部分付诸实施，是可以产生积极效果的，魏征对贞观之治的贡献就是明证。

当然，在杜甫的时代，这种主张距离现实较远，但是作为一种理想，它根本没有必要为迁就黑暗现实而降

低自身的高度。

① 钱笺“ 括”云云，实乃不谋而合之意。因为杜甫当时正处僻远的梓州，不可能很快就知道郭子仪给朝

廷的奏章的内容。

② 例如天宝十载（751）鲜于仲通伐南诏丧师后，杨国忠复命李宓南征。杜甫《兵车行》对此进行了批判，

可是高适、储光羲等人却作诗对此大加颂扬，参看周勋初先生《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载《文

史探微》）。

奸臣弄权、外戚乱政的动乱征兆。对于安禄山“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

（《后出塞五首》之四）的骄横表现，杜甫曾多次预言即将发生藩镇叛乱的

危险。除了对安史之乱这个大事变的酿成、发生洞若观火之外，杜甫对于一

些次要的历史事件也有先见之明。如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唐王朝为了迅速平

叛，向回绝借兵。杜甫对此深以为忧，在《北征》、《留花门》等诗中表示

了他的忧虑。又如杜甫人蜀路经剑门，对那里地势险峻颇怀隐忧。后来，勇

悍善战的回纥兵果然成为唐王朝的心腹之患，形势险要的蜀地也果然成为军

阀割据的巢穴。对于玄、肃二朝出现的乱兆，清初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

二二、卷二三中曾为之条分缕析，如云：“无故而若大患之在边，委专征之

权于边将，其失计固不待言矣”；“邪佞进，女宠兴，酣歌恒舞，? .度量

有涯，淫溢必泛，盖必然之势矣”；“借援夷狄，导之以踩中国，因使乘以

窃据，其为失策无疑也”，等等，都与杜甫所言者若出一人之口。一位诗人

在历史事件发生之前所作的预言竟与后代学者的分析不谋而合，这是何等的

远见卓识！

对于社甫的政治才能，历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杜甫仅仅“好论

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并无实际的政治才能。第二种看法正好相反，宋人

郭印称杜甫：“诗中尽经济，秋毫未设施。”（《草堂》，《云溪集》卷三）

朱翌则称杜甫：“凄其忧世心，妙若医国扁。”（《读杜诗至减米散同舟路

难思共济舟人偶来告饥似诗谶也》，《永乐大典》卷八九六弓《灊山集》）

陆游更慨叹说：“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 .后世但作诗人看，

使我抚几空嗟咨！”（《读杜诗》，《剑南诗稿》卷三三）清人蒋士铨亦有

同感：“先生不仅是诗人，薄宦沉沦稷契身。”（《南池杜少陵祠堂》，《忠

雅堂诗集》卷二）今天的学者中也有人认为杜甫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代名臣。①

我们认为，历史是不能逆转、假设的，既然历史没有给予社甫以施展政治才

能的机会，我们也就无从判断他到底能否成为社稷之臣。我们的看法是：杜

甫对于政治确实具有相当高明的见解，体现了既深知治本又善察隐患的政治

器识。但是与其说他是一个有经世之才的政治家，宁可说他是一位观察力极

其敏锐的诗人。与其说他对某些历史进程的预见体现了他的政治才能，宁可

说那体现了一种忧患意识。安史之乱发生以后，杜甫曾多次预言叛乱即将被

敉平，预言唐王朝即将出现中兴的局面，②然而都没有料中。所以他在晚年痛

心地说：“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释闷》）可见他的某

些预言也只是表示了诗人的主观愿望，而不一定是审时度势的结论。既然杜

甫准确地预见到的事变全是国家和人民的祸患，他所提出的政治措施也主要

是对国家祸患的挽救之方，我们就有理由肯定那主要是由于他怀有一种深

广、沉重的忧患意识，一个时时刻刻在忧国忧民的诗人当然比一般人更容易

觉察到国家祸患的隐伏滋生。

① 参看祁和晖、谭继和《能臣之才，良臣之节——论杜甫的政治器识和节操》）（《草堂》1986 年第1 期）、

《杜甫被埋没了的本质——论少陵瑚琏资质与上乘政治器识》（《草堂》1987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