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六节中已经论述过，杜诗的主体风格是沉郁顿挫，而忧国忧民的忧

第三章第六节中已经论述过，杜诗的主体风格是沉郁顿挫，而忧国忧民的忧

患意识就是这种风格最本质的内涵，也是它形成的基础。终杜甫的一生，除

了裘马清狂的青年时代之外，几乎无时不在忧患之中。黄庭坚题杜甫画像说：

“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老杜浣花溪图引》，《山谷外

集》卷一六）后人以为这两句诗“状尽子美平生矣”（俞文豹《吹剑三录》），

当我们读到“登兹翻百忧”（《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忧端齐终南”（《自

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多忧增内伤”（《入衡州》）、“独立万端

忧”（《独立》）之类的诗句时，浮现在眼前的不正是一位“醉里眉攒万国

愁”的老人吗？

屈原生前为楚国的安危日夜忧虑，在他自沉五十年之后，楚国果然被秦

国吞并了。贾谊生前虽未得重用，但后来“谊之所陈略施行矣”（《汉书?贾

谊传》），他为之痛哭流涕的祸萌终于被朝廷逐一消灭，汉王朝由“文景之

治”进入了鼎盛的武帝时代。而社甫则亲身经历了他所忧惧的巨大灾难，亲

眼看到了唐帝国由极盛转入衰微。也就是说，杜甫与屈、贾的时代不同，其

忧世预言与历史实际进程相符合的程度也不一致。但是杜甫与屈、贾有重要

的共同点：他们都怀着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巨大关切，都具有对于现实生

活的深邃的洞察力，因而都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当时社会中各种形式的隐患。

这种对于历史演变的深刻预感和忧患意识是难以为常人所理解的，所以屈原

的忠谏始终不被楚王采纳，贾谊遭到绛、灌之属的谗毁，杜甫则除了谏房琯

一事引起肃宗大怒之外，根本没有机会让朝廷听到他的声音。于是，他们在

当时就处于一种非常孤独的境地。屈原悲叹：“国无人莫我知兮！”（《离

骚》）贾谊说：“国其莫我知，子独壹郁其谁语？”（《吊屈原赋》，《汉

书?贾谊传》）杜甫也说：“众宾皆醉我独醒”（《醉歌行》）、“向来忧

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主庙》）这种深沉的孤独感主要地不是由于

自己的才能、品德不为社会所承认，而是由于拳拳忠忱和侃侃谠言不被社会

所接受。所以要抗拒这种孤独感，仅靠对自己的天赋、操守的孤芳自赏是远

远不够的，只有对国家、人民的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对自己的事业、理

想怀有强烈的自信心，才能产生足以抗拒这种孤独感的精神力量。我们在第

二节中说过，杜甫对国家、人民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一生穷愁潦

倒，但他“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己失得”（黄彻《溪诗话》卷一○），直

到晚年飘泊西南时仍壮心不已：“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

正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构成了杜甫的精神支柱，使他能够承担起人间的一

切苦难和忧患，既没有佯狂避世，也没有遁入空门。

由此可见，杜甫的忧患意识既来源于孔、孟的思想体系，也来源于屈、

贾的文学传统。这种忧患意识与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是相辅相成、融为一

体的。正因为杜甫怀有强烈的责任感，所以他更能洞察国家、人民的隐患祸

萌，从而具有更深广的忧患意识。反之，正因为杜甫具有深广的忧患意识，

他就更强烈地希望为国家、人民排忧解难，从而产生更强烈的责任感。在杜

甫心中，本来是低沉压抑的忧患意识已升华成为一种非常积极、非常坚毅的

精神力量。阮籍《咏怀诗》中的忧患意识给读者带来的主要是压抑和绝望，

而杜诗中的忧患意识却能给读者带来激昂和希望。所以风格沉郁的杜诗对于

后代读者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成了志士仁人从中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宋人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阳楼记》，《范文正公集》卷七），

清初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卷一三《正

始》），都可视为这种忧患意识的不同表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