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有着为考进士作准备的世俗打算。”(《杜甫评传》第一章《“未坠.2
淹的拟古诗以及颇遭后人诟病的玄言诗、宫体诗等等,可以说,五七言诗的
题材种类,在唐以前已经大致齐备了。
在诗歌艺术手段方面,唐代的诗人们也继承了丰富的遗产。除了已经凝
聚在今体诗格律中的声律、对仗之外,以下两个方面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第
一是比兴手法的运用。由于比兴手法的产生早于五七言诗,所以在最早的五
七言诗作品中就能看到比兴手法的运用了。在《古诗十九首》中,“胡马越
鸟,陵柏涧石,红芙泽兰,孤竹女萝,随手寄兴,辄增妩媚。至如‘迢迢牵
牛星’一章,纯借牛女作象征,没有一字实写自己的情感,而情感已活跃句
下。”(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继之而起的诗人也多诸此道,且
不说曹植乐府诗和阮籍咏怀诗中那些通篇皆为比兴的名作,①单是左思的“郁
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咏史》其二,《晋诗》卷七)和陶渊明的“青
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饮酒》其八,《晋诗》卷一七)这两个比喻,
就无数次地被后代的诗人所模仿、借鉴。第二是丽辞的熔炼。后人批评八代
诗风,常常集矢于辞藻之华美,陈子昂说“齐梁间诗彩丽竞繁”(《与东方
左史虬修竹篇序》,《陈伯玉文集》卷一),李白更进而说:“自从建安来,
绮丽不足珍”(《古风五十九首》其一,《李太白全集》卷一)。事实上,
辞藻华美本身并不是诗歌的弊病,从汉魏到陈、隋,诗人们在丽辞的熔炼上
耗费了大量心血,他们的成就正是唐人继承的文学遗产之一部分。而且在八
代诗人所创造的丽辞中,既有曹植、陆机、潘岳、谢灵运的繁富、浓丽,也
有张协、谢肌、何逊、阴铿的清新、巧丽,后者对唐人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①当然,作为上述两种手段的补充,八代诗人在直陈其事的叙述、描写及平淡
美的追求上也很有成就,前者如建安诗人,后者如陶渊明,其义自明,不用
多说。
由于先唐的五七言诗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所以产生了许多风格各
异,自具面目的诗人,为节省篇幅,让我们看看后人对他们诗风的简要评述:
曹操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敖陶孙《臞翁诗评》);曹植诗“如三
河少年,风流自赏”(同上);刘帧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钟嵘《诗
品》卷上);阮籍诗“遥深”(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稽康诗“清峻”
(同上);潘岳诗“烂若披锦,无处不善”(《世说新语?文学》引孙兴公
语);左思诗“错综震荡,逸气干云”(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张协
诗“文体华净”(钟嵘《诗品》卷上);郭璞诗“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同
上卷中);陶渊明诗“如绎云在霄,舒卷自如”(敖陶孙《臞翁诗评》);
谢灵运诗“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同上);颜延之诗“如错采镂金”(钟
嵘《诗品》卷中引汤惠休语);鲍照诗“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敖陶孙
《臞翁诗评》);谢脁诗“艳而韵,如洞庭美人”(陆时雍《诗镜总论》);
何逊、阴挫诗如“微芳幽馥,时欲袭人”(同上);吴均诗“清拔有古气”
① 例如曹植的《美女篇》、《浮萍篇》、《吁嗟篇》和阮籍的《咏怀诗》之五、二十一、二十六等。
① 例如李白对于谢跳十分倾心,“一生低首谢宣城”(王士禛《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六首》之三,《渔
阳诗集》卷一四)而杜甫对何逊、阴铿相当服膺,自称“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之七)李、
社所着眼的主要是谢用脁等人的清词丽句。
(《南史?吴均传》);庾信诗“清新”(杜甫《春日忆李白》),真是春
兰秋菊,美不胜收!即使是一些不太著名的诗人,也因其风格特征而得到很
形象的品评,如范云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迟诗“点缀映媚,似
落花依草”(钟嵘《诗品》卷中),等等。正是因为诗苑中已经呈现百花争
艳的盛况,梁代的钟嵘才有可能写成《诗品》,对一百二十二位诗人的风格
予以品评论述,并指出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事实上,这种渊源关系是一直
延伸到唐代诗坛上去的。
上述四个方面的情况告诉我们,当唐代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面临着的
是十分丰厚的文学遗产,唐诗正是在八代诗的坚实基础上建造起来的一座大
厦。
在初唐,诗人们对他们所继承的诗歌遗产采取了两种态度。以唐太宗为
核心的宫廷诗人虽然说过一些反对绮靡文风的话,①但他们的创作实践却仍是
陈、隋诗风的继续。由隋入唐的虞世南、陈叔达、李百药、欧阳询等人当然
不可能突然改弦易辙,稍晚的长孙无忌、上官仪等也随波逐流。当时名闻天
下的上官仪提出“六对”、“八对”之法,又与许敬宗等撰《瑶山玉彩》摘
录丽句,说明他们所注意的重点正是南朝诗的藻翰胼俪,并力图在这方面更
进一步。武后执政时,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间等人则更加注重继承南朝诗
人在回忌声病方面的成就,终于完成了五七言诗的律化。显然,这些诗人对
前代诗歌的艺术手段作了较好的继承和借鉴,但在题材内容上则未能明辨良
莠而得前人之精华。
另一种倾向则发初于“初唐四杰”,四杰对诗歌律化也有贡献,但更大
的贡献则在于将诗歌题材由宫廷、台阁扩大到江山朔漠之间,对前朝遗留下
来的淫靡诗风有所抵制。及至陈子昂出,乃大张旗鼓地以恢复“汉魏风骨”
相号召,要求从建安、正始时代的诗歌中汲取力量以开辟唐诗的疆土。由于
陈子昂的革新主张为唐诗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得到后人极高的赞
赏,但是我们在肯定陈子昂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必须指出他对前代诗歌在艺
术手段和艺术形式方面的成就显然注意不够,有时还抱有偏见。
到了盛唐,唐诗的鼎盛时代来临了。后人往往认为盛唐诗坛上有山水田
园诗派和边塞诗派两个诗人群体,这样概括不太准确,但大致上说出了当时
诗坛上的两种倾向:孟浩然、王维、常建、储光羲等人的作品极为成功地描
绘了美丽幽静的自然风光,借以反映其宁谧的心境,他们主要是陶渊明和大
小二谢的后继者,而意境的完整和措语的精深华妙则超过前贤。高适、岑参、
李颀、玉昌龄等人的边塞诗既歌颂了抵抗侵略的胜利及爱国将士的奋勇精
神,也控诉了开边战争的不义及战争对人民和平生活的破坏,这些诗交织着
英雄气概与儿女衷情,兼有悲凉慷慨和缠绵宛转之情。这些诗人主要是源于
建安诗人和刘琨、鲍照,论内容之丰富与气概之雄大则后来者居上。程千帆
师用“隐士”和“侠少”的形象来说明这两种倾向,并认为“这实质上也就
反映了他们由于生活道路千差万别的曲折而形成的得意与失意、出世与入世
的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感情。不同的生活道路与不同的生活态度,使他们或
者成为高蹈的退守者,或者成为热情的进取者,或者因时变化,两者兼之。
前人所谓‘盛唐气象’,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富于浪漫气息的精神
① 详见《贞观政要》一书。即使是最善写宫体诗的虞世南也曾谏阻太宗使朝臣赓和宫体诗(见《新唐书?虞
世南传》),可见这是当时的风气。
面貌。”①这种浪漫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的体现者无疑是李白。李白热爱现实
生活中一切美好事物和追求精神自由的天性,使他既能热情地沤歌壮丽的自
然和社会乃至心灵中的光明面,又能对一切黑暗、丑陋的现象表示无比的轻
蔑,从而使其作品内涵之丰富深邃超越了王、盂、高、岑等人。同时,李白
那惊人的天才又使他能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创造出飘逸、壮丽的艺
术风格,从而成为“众星罗秋”(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的盛唐诗
坛上最为耀眼的明星。
然而,诗歌史上“集大成”的使命仍然有待于杜甫来完成。如上所述,
五七言诗发展到盛唐已经臻于极盛,但是还没有人对之进行全面的总结。杜
甫之外的盛唐诗人在某些题材取向、某种诗歌样式、某种风格倾向上各擅胜
场,但往往长于此而短于彼,或者竟是能此而不能彼。即使是王维和李白也
有这样的缺点。王维的艺术才能非常全面,对五七言古今体诗的各种样式都
很擅长,②他在题材取向上也没有局限于山水、田园,可是他显然对当时社会
的黑暗面缺乏了解,即使在安史之乱前后也没有写过什么属于揭露和批判意
义的作品。内容的偏颇使他在艺术上主要继承了陶、谢肌的长处,而与其他
风格的前代诗人没有多少关系。李白的视野远比王维广阔,对于唐帝国的政
治日趋黑暗的现象有极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揭露,但李白对南朝诗歌艺术的
看法显然受到陈子昂的影响,《本事诗?高逸第三》中记载李白说:“兴寄
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徘优哉!”这也许是传
闻失实,但他在《古风五十九首》之一中确实说过“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
珍”,这与陈子昂“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之语是俘鼓相应的,这种观点肯
定影响了李白对形式严整、手法工细的律诗艺术作仔细的推敲,当然他那挥
洒自如的写作方式也是原因之一。
杜甫则不然。杜甫对前代的文学遗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十分虚心的态
度,他有诗云:“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
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之六)他对于从《诗经》、《楚辞》、
汉魏乐府、汉代文人五言诗(即所谓“李陵”、“苏武”)、建安诗人曹植、
刘帧、正始诗人阮籍、稽康、南朝诗人陶渊明、谢灵运、谢脁、鲍照、何逊、
阴铿、庾信直到初唐诗人沈、宋、四杰、陈子昂等的诗歌传统都有所论述,①
既能知其长,也能知其短,②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努力汲取、借鉴这些长处。元
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
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
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韩愈论》中则进一步指出:
“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
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
鲍照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
① 见《唐诗的历程》,载《程千帆诗论选集》。按:本节中关于唐诗发展过程的一些观点多本于千帆师,
谨此说明。
② 王维的五古和七律之成就稍逊于其他各体,兹不细论。
① 参看程千帆师《少陵先生文心论》(载《古诗考索》)和萧涤非、廖仲安《别裁伪体,转益多师》(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