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象我们在第三章第四节中所论述的,杜甫所说的“诗律”主要是指律诗艺
术而言的。律诗是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才出现的一种新的形式,由于这种诗
体主要是继承了前代诗歌在丽辞和声律两方面的艺术经验而形成的,所以当
时一些诗人对之颇为鄙薄,不但年代早于杜甫的陈子昂、李白有轻视律诗的
倾向,而且年代晚于杜甫的元结及《箧中集》诗人也对律诗视若弊屣。杜甫
则不然,他不但在具体的创作中对律诗艺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为律诗格
律形式的确立与艺术手段的成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理论上再三强调
“诗律”(包括格律与艺术两个方面)的重要性,上面所引的杜诗就是明证。
第四,杜甫重视读书,把学识的积储看作提高艺术修养的必要步骤。他
称赞友人“群书万卷常暗诵”(《可叹》),他教导儿子要“熟精文选理”
(《宗武生日》),他自己也“续儿诵文选”
(《水阁朝霁奉简云安严明府》)。他还直接把读书与作诗联系起来:
“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又示宗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后两句诗可称是对读书与作诗之间的
辩证关系的最好说明。读书与作诗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历代论者对这个问
题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南朝钟嵘云:“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并指责“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诗品序》)。他主要是从“用
事”的角度否认读书与作诗的关系。南宋严羽则提出:“诗有别材,非关书
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他同时又指出:“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
极其至。”(《沧浪诗话?诗辨》)严羽的看法显然比钟嵘的要全面,但他
对读书与作诗之间的关系仍没有说清楚。其实社甫早已对此作了很好的说
明:读破万卷以后,诗人的见识提高了,艺术修养加强了,语言材料丰富了,
写起诗来就可能左右逢源,如有神助。在杜甫看来,读书与作诗之间决不是
毫无关系,也不是说多读书就一定能作好诗。如果仅以记涌为能事,那当然
对作诗并无多大益处。社甫所提倡的读书是“熟精”其“理”,读而能“破”,
也即融会贯通,积学广才。杜甫在创作中所以能茹古涵今,转益多师,与他
善于读书有很大的关系。
上面所论述的前三点都与诗歌的形式美有关,①第四点是关于诗人的艺术
修养的,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提高诗歌的艺术水准。杜甫虽然赞赏“李白斗
① 杜甫重视诗歌形式美的观点不止这三点,比如他极为重视炼字,曾称赞张九龄的诗文“未阙只字警”(《八
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但他没有留下足够的有关言论,所以我们只能从他的作品中去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