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也颇得益于学杜,《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就是明证。纪昀则说:“义山
五律佳者往往逼杜。”许印芳从而列举李诗十数篇以为佐证,其中如《河清
与赵氏昆季宴集得拟杜工部》、《哭刘司户蕡》等甚得杜诗神理。(《瀛奎
律髓汇评》卷二三)
总之,李商隐学杜既能得其精华,又能推陈出新,所以其成就在晚唐诗
坛上可称是鹤立鸡群。当宋人大力提倡学杜时,就往往把李商隐当作杜诗艺
术的入门途径。王安石说:“学诗者未可速学者杜,当先学商隐,未有不能
为商隐而能为老杜者。”①黄庭坚亦“深悟此理,乃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
浑成之地”。②可见在宋人眼中,李商隐是杜诗艺术的最好继承者。
当然,晚唐诗人中服膺杜诗的并非仅有李商隐一人。杜牧诗云:“杜诗
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读
韩杜集》,《樊川文集》卷二)有趣的是,杜牧终因诗歌成就被人呼作“小
社”,以别于“老杜”。①具体他说,杜牧的学杜主要体现为七律中寓以拗峭
之气,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一诗,即被薛雪评为“直
造老杜门墙”(《一瓢诗话》)。其他晚唐诗人许浑、罗隐、陆龟蒙、韩握、
韦庄等也受到杜诗艺术的影响,只是他们的诗歌成就不很高,学杜所得也有
限。
唐昭宗光化三年(900),韦庄编成《又玄集》,选入唐代诗人一百四十
二人,以杜甫为第一,成为传世的唐入选唐诗中唯一选录杜诗的一种、天复
二年(902),韦庄在成都寻得久已芜没的杜甫草堂故址,芟夷结茅,重建草
堂以居之,“欲思其人而成其处”(韦蔼《淀花集序》,《浣花集》卷首)。
次年,韦庄让其弟韦蔼把自己的诗作结集,名为《淀花集》,表示对杜甫的
纪念。这些在唐朝灭亡前夕发生的事也许是出于偶然,但我们不妨把它们看
作一个征兆:杜甫的影响将要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了!
① 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附录二引叶梦得《石林诗话》。按:检今本《石林诗话》及叶氏其它笔记《石
林燕语》、《避暑录话》等均未见此条。然清初冯班已称“王荆公言学杜当自义山人”(《删正二冯评阅
才调集》卷下),可与冯浩所引互相印证。然此条出处仍待考。
② 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按:所谓“昆体工夫”,实指李商隐的诗歌艺术修养,宋人往往称义山体为
昆体,朱弁这段话前面所举的例证也都是李商隐的学杜之作。参看拙著《江西诗派研究》第三章第二节《黄
庭坚对前人诗歌艺术的继承》。
① 《新唐书?杜牧传》:“牧于诗,情致豪迈,人号为‘小杜’,以别杜甫云。”孔平仲《孔氏杂说》卷
三始称杜甫为“老杜”,称杜牧为“小杜’。《唐才子传》卷六因之。
三、艺术启迪之二:“诗家初祖杜少陵”
蒋士铨诗云:“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辨诗》,《忠雅堂诗
集》卷一三)当宋初的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面前正矗立着唐诗的巨大山峰,
所以宋初诗坛在整体上呈现出对唐诗顶礼膜拜的姿态,诗坛风气的变化表现
为选择不同的唐代诗人作为诗学典范。《蔡宽夫诗话》“宋初诗风”条云:
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
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翁然一变。而文公尤酷嗜唐彦谦诗,
至亲书以自随。景枯、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大自、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
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
殆莫与抗。文章隐显,固自有时哉!①
蔡居厚的这段话有两处遗漏:一是宋初还有崇尚贾岛的晚唐体(九僧、寇准、
魏野等),这在方回《送罗寿可诗序》中说得很清楚。二是欧阳修等倡导诗
文革新时曾师法韩愈诗文。值得注意的是,被宋初诗人树为典范的白居易、
贾岛、李商隐、韩愈等都是学杜有得的唐代诗人。为什么宋初诗人学习白居
易等人却不进而师法杜甫呢?我们认为白派诗人王禹偁的情形可以给我们一
些启发。
王禹偁对于杜甫非常推崇,但他的作品却主要是体现了白居易诗风的影
响,很少有类似杜诗者。《蔡宽夫诗话》载:
元之本学白乐天诗,在商州尝赋《春居杂兴》云:“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州副
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尝有‘恰似春风相欺得,
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语颇相近。”因请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诗精诣,遂能暗合子
美耶?”更为诗日:“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卒不复易。
“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二句既表明王禹偁有学杜的意愿,又
说明他认为杜诗的造诣高于白诗,当自己的水平还不足以学杜时,只能先学
白诗。
宋初的其他诗人没有能象王禹偁那样对杜诗的价值有清醒的认识,其中
如西昆派诗人甚至数典忘祖,诋杜甫为“村夫子”(见刘攽《贡父诗话》),
但事实上他们学习白居易、贾岛、李商隐而不学社甫也是由于水平不够,只
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我们知道,五代时社会动荡不安,诗坛落寞
沉寂。身处乱世的诗人不但缺乏深情远志,而且在艺术上也没有足够的力量
与气魄,所以只能以诗风浅易的白居易与境界狭小的贾岛为模仿对象。北宋
的建立虽然结束了长期的动乱局面,但是文学并不能随着改朝换代而突然发
生同步的变化。从沿袭旧习到树立新风,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宋初的
白体、晚唐体诗人仍沿续五代诗风,而稍后的西昆体诗人选择沉博绝丽的李
商隐诗作为典范,虽然带有矫正五代诗浅陋卑俗的积弊的意味,但仍然缺乏
自成一家的气魄,徒得李诗之形貌而未造其深婉意境。也就是说,宋初诗人
① 类似的说法也见于晁说之《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嵩山文集》卷一六)、严羽《沧浪诗话?诗
辨》、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桐江续集》卷三二),可与此参看。
在诗歌艺术上还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还没有树立创造一代独特诗风以与唐
诗争雄的信心,所以未能取法乎上,只能先以白居易等中晚唐诗人为学习的
对象。然而,由于杜甫是唐诗艺术的最高典范,而白居易等都是受杜甫影响
甚深的诗人,所以学习白居易等的结果终将导致学习杜甫。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不妨说宋初诗坛的风气正暗含着以杜甫为典范的潜在价值取向。
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来看,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体现了宋人对于建
立一代诗风的最初自觉。欧阳修等人对于宋初诗风是深为不满的,这种态度
后来由其弟子苏拭尖锐地表示出来了:“宋兴七十余年? .而斯文终有愧于
古。”(《居士集叙》,《东坡集》卷二四)①对宋初诗风的不满当然包含了
对宋初诗坛的典范选择的不满,所以从仁宗初年开始,诗人们转而在唐代诗
人中选择新的典范。这种选择的结果就是尊杜学社。南宋的叶适说:“庆历、
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徐斯远文集序》,《水心文集》卷一二)
其实尊杜的倾向在庆历以前就开始了。卒于庆历元年(1041)的石延年“大
爱杜甫,独能嗣之。”(范仲淹《祭石学士文》,《范文正公文集》卷一○)
苏舜钦则于景祐三年(1036)编成《杜子美别集》(见《题杜子美别集后》,
《苏舜钦集》卷一三),而石、苏二人是与欧阳修一起从事诗文革新的主要
诗人。宝元二年(1039),王诛编成《杜工部集》二十卷,此本后经王琪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