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成了后世所有杜集的祖本（详见第五节）。相传欧阳修“不甚喜杜诗”

订，成了后世所有杜集的祖本（详见第五节）。相传欧阳修“不甚喜杜诗”

（刘攽《贡父诗话》），今本欧集中也确有“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

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李白杜甫诗优劣说》，《欧阳文忠公文集》

卷一二九）之类的话，但事实上欧阳修也是尊杜的，他有诗云：“昔时李杜

争横行，麒麟凤凰世所惊”（《感二子》，同上卷九），“风雅久寂寞，吾

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同

上卷五四），前者李杜并称，后者独尊杜甫，何尝对杜甫有所轻视？人们往

往认为欧阳修作诗学韩而不学杜，然何汶《竹庄诗话》卷九载欧阳修之言：

“杜子美才出人表，不可学，学必不致，徒无所成，故未始学之。韩退之才

可及而每学之。”这段话虽无确证是出自欧阳之口，但至少不失为一种合理

的推测。所以我们认为，宋代尊社的倾向是从欧阳修的时代开始的。更为重

要的是，欧阳修等人革新诗风的努力事实上包含与唐诗并驾齐驱或超越唐诗

的意图，当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相继登上诗坛以图完成欧、梅提出的这

个目标时，他们理所当然要取法于上，以唐诗的最高艺术典范杜甫作为学习

对象了。

宋仁宗皇桔四年（1052），王安石编成《杜工部后集》，序云：“予考

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词所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也。? .

世之学者，至乎甫而后为诗。不能至，要之不知诗焉尔。呜呼，诗其难，惟

有甫哉！”（《杜工部后集序》，《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四）王安石又作《杜

甫画像》诗云：“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

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同

上卷九）对杜甫的艺术造诣与雄强笔力极口赞颂，其友王令“镌镜物象三千

首，照耀乾坤四百春”（《读老杜诗集》，《广陵先生文集》卷一一）的诗

句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据说王安石还曾对李、杜进行比较：

① 按：仁宗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进士及第。次年人西京留守钱惟演幕府后，与尹洙、梅尧臣、苏舜

钦等结交，切磋诗文，开展了诗文革新运动。此时距北宋建国（960）已七十年。

或问王荆公云：“编《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岂白之才格语致不

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

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

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弛骤若覂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

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

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陈政敏《遁斋闲览》，《苕溪渔

隐丛话》前集卷六引）①

这段话中已经把杜甫的地位置于李白之上，而且“集大成”的意思也呼之欲

出了。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苏轼作《书吴道子画后》云：“诗至于杜子

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

事毕矣。”（《东坡集》卷二三）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苏轼还说过：“子

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大约在哲宗元祐年间（1086

—1094），秦观作《韩愈论》，正式提出了“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

者”的著名论点。黄庭坚则指出了学杜的必要性：“学老杜诗，所谓‘刻鹄

不成尚类骛’也。学晚唐诗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

弊将若何！’”（《与赵伯充》，《山谷老人刀笔》卷四）陈师道也指出了

学杜的可行性：“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后山诗话》）

至此，以杜甫为诗学典范的选择已在理论上得到了论证。

有两点情况应予注意：首先，宋人选择杜甫为诗学典范的过程从一开始

就是沿着道德判断与审美判断两条途径同步进行的。宋初孙仅赞扬杜甫：“洎

夫子之为也，剔陈梁、乱齐宋、抉晋魏，储其淫波，遏其烦声，与周楚西汉

相准的。”（《读杜工部诗集序》，《草堂诗笺?传序碑铭》）宋祁则说杜

甫“为歌诗伤时挠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新唐书?杜甫传》）

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在倾倒于杜诗艺术造诣的同时，也对杜甫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