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的执着精神都与杜甫有相似之处（参看第四章第五节），这是两人成为异

想的执着精神都与杜甫有相似之处（参看第四章第五节），这是两人成为异

代知己的内在原因。如果说王安石受到杜甫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人格力量

的感召，而不是忠君思想。苏拭虽然提出了“一饭未尝忘君”的说法，但他

本人并不是一个愚忠的人，所以也没有理由说他在这方面受到杜甫多深的影

响。相反，苏轼在诗歌创作中对于黑暗现实敢笑敢骂的精神倒是与杜甫一脉

相承的。苏拭晚年所作的《荔支叹》，纪昀批曰：“貌不袭杜，而神似之。

出没开合，纯乎杜法。”（纪批《苏文忠公诗集》卷三九）其实此诗的批判

精神受社甫影响更深，只要把“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堆兵火催。颠坑仆

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几句与杜诗《病橘》中“忆昔南海使，奔腾献

荔支。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一段对比一下就可领悟。这种讥刺锋铓隐

隐指向最高统治者的诗篇，显然不是在忠君思想的指导下写成的。黄庭坚学

杜主要着眼于艺术，但是在思想倾向上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值得注意。崇宁三

年（1104），黄庭坚作《书摩崖碑后》，对玄、肃之际的史事极表感 慨：

“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尔，上皇跼蹐还京师。

内问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

结春陵二三策，臣甫低头社鹃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山

谷内集》卷二○）我们知道，杜甫对玄、肃之间的关系颇有微同，黄诗中提

到的《杜鹃行》就是一例。黄庭坚不但对杜甫批评皇帝表示认可，而且字里

行间也对宋徽宗隐含讥刺，这说明他并不认为杜甫是愚忠之人。

由此可见，宋人对杜甫进行道德审视时并没有以“一饭未尝忘君”为唯

一的视角，他们心目中的杜甫是一位人格高尚的伟大诗人，忠君意识当然是

这种人格的组成部分，但更重要的则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对天下苍生的

赤子之心。

那么，为什么是宋人首先对杜甫的人格意义予以高度的重视呢？今人往

往把这归因于理学思想的影响。我们认为，作为时代思潮的理学思想，当它

逐步发展以至确立以后，当然是笼罩整个宋代的，宋人的文学思想也不能摆

脱这个氛围。苏拭的“一饭未尝忘君”说不断地被人复述就说明了这一点，

苏辙、张戒、黄彻等人的扬社抑李观点更反映着理学思想的迂腐性①但是我们

也应注意到，宋代文学界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理学家的文学观念其实并没

有占据统治地位。理学家对于文学采取极端轻视乃至敌视的态度，在他们看

来，文学（尤其是诗歌）本身即是玩物丧志，所以韩愈被看作“倒学”，杜

诗也被称为“闲言语”（见《二程遗书》卷一八）。如果整个诗坛都受这种

思想支配的话，那么连诗坛自身的存在都成问题，更不用说把一位诗人树为

① 苏辙批评李白“不知义理之所在”，而称杜甫“有好义之心”（《诗病五事》，《挛城集》卷八）；张

戒说“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岁寒堂诗后》卷上）；黄彻则批评李

白：“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溪诗话》卷二）。

人品楷模了。南宋的朱熹是宋代理学家中文学修养最高的一位，他对杜诗也

是毁誉参半，但他对社甫的人品颇为敬重，曾把杜甫与诸葛亮、颜真卿、韩

愈、范仲淹五人称为“五君子”，说：“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

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王梅溪文集序》，

《朱文公文集》卷七五）这种认识在宋代理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当朱

熹说这话时，杜甫的典范早已由北宋人树立起来了，所以这并不能说明理学

思想对杜甫评价的影响，倒是体现了理学家对文学家观点的认同。所以理学

思想对于宋人选择杜甫为人品楷模一事只是产生了一些影响，并没有起到支

配的作用。这样，当我们探索宋人尊杜的原因时，就不应仅仅把目光盯着理

学思想。

我们的看法是：宋人对杜甫人格的尊重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对自我人格的

尊重。众所周知，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们的主体意识和参政热情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宋代政坛上叱咤风

云的不再有跋扈的武臣与弄权的宦官，而是清一色的士大夫。虽说士大夫阶

层本身也有忠奸贤不肖之分，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

使命感的。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宋代的士大夫对自身的人格力量充满自

信，范仲淹、王安石等功业彪炳者是这样，王令、陈师道等命途多舛者也是

这样。因为后者虽然失去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却依然可以追求自己的人生价

值，即由注重外部事功转向注重内心修养。宋人能够选择终生穷 愁潦倒、

对唐代政治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的杜甫作为人品楷模，原因就在于此。从这个

基点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唐人对杜甫的忧国之心熟视无睹，而宋人却

对之焚香顶礼；为什么五代人把杜甫的生活态度看成是“荡无拘检”，而宋

人却认为那是“乐易可人”。

如果说北宋诗人对杜甫的尊重出于人格的认同，那么南宋诗人则主要是

在爱国精神上与杜甫产生深刻的共鸣。前文说过，靖康事变以后，吕本中、

陈与义等人对杜诗的思想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必然伴随以对杜甫人

格的新评价，因为只有身受亡国之痛的人才能充分体会杜甫对国家命运的深

沉关切。爱国名将宗泽因受投降派掣时，忧愤成疾，临终前长吟杜诗“出师

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句（见《宋史?宗泽传》）。李纲在决心

以死报国之际，书杜诗赠义士王周士，“以激其气”（《书杜子美魏将军歌

赠王周士》，《梁溪先生文集》卷一六二），后来又作《重校正杜子美集序》

云：“平时读之，未见其工。遣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

然有当于人心。”（同上卷一三八）陆游不但在创作中“重寻子美行程旧”

（杨万里《跋陆务观剑南诗稿二首》之一，《诚斋集》卷二○），而且无比

景仰杜甫的为人。陆游中年人蜀，一路上凭吊了许多杜甫遗迹，他在《游锦

屏山谒少陵祠堂》诗中说：“古来磨灭知几人，此老至今元不死！? .文章

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剑南诗稿》卷三）后来又作《读杜诗》

说：“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

诗。向今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

（同上卷三三）陆游对杜甫的“忠义”、“胸次”作出如此高度的赞颂，对

其不遇发出如此激动的感慨，完全是借古 人之酒怀浇胸中之块垒。他心

目中的杜甫形象正是他的自我形象的投射，而报国无路是这两位爱国诗人的

共同悲剧。

南宋灭亡后，不但连半壁江山都不再存在，而且宋王室也已屈膝投降。

在异族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下，以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诗人或从容就义，或拒

不出仕，以各种方式坚持了民族气节。毫无疑问，他们曾从杜甫身上汲取精

神力量。汪元量在《草地寒甚毡帐中读杜诗》中说：“少年读杜诗，颇嫌其

枯槁。斯时熟读之，始知句句好。”（《湖山类稿》卷二）郑思肖在《子美

孔明庙古柏行图》中说：“尚垂清荫蜀国里，一树风霜千载心。”（《所南

翁一百二十图诗集》）都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天祥。文

天祥被俘北上后，仿“同谷七歌”作《六歌》，以叙自己的惨痛遭遇。又作

《集社诗》一卷，凡五言绝句二百首。又为汪元量集杜句成《胡前曲》十八

首。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度过了三年多时间，杜诗时时刻刻陪伴着他，他在《集

杜诗自序》中说：“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 .凡吾意所欲

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 .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

于此矣。”（《文山先生全集》卷一六）可见在支持文天祥抵御威胁利诱的

浩然正气中，杜甫的人格力量是一个何等重要的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宋末

爱国诗人最重要的思想特征是爱国精神而不是忠君思想。文天祥被俘后，元

人责其“弃嗣君别立二王”，文答道：“德佑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

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也。”元人使

恭宗亲自去劝降，文亦不为所动。（见《宋少保右相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

生纪年录》，《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七）文天祥《集杜诗》二百首的次序也

是《社稷第一》、《理宗、度宗第二》。汪元量对谢太后屈膝降元事直词指

斥：“侍臣已写归 降表，臣妾金名谢道清！”（《醉歌》之五，《湖山类稿》

卷一）这些都可印证宋人尊社的主要原因不是忠君而是爱国。

经过宋人的理论阐述和行为仿效，杜甫的人格典范被牢牢地树立起来

了。尽管后代不断有人把这种典范的意义片面地夸张为忠君，但在多数人的

眼中，杜甫的人格光辉无疑是在于忧国忧民的精神，在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胸

怀。所以在后代效法杜甫而“一饭未尝忘君”的罕有所闻，而学习杜甫忧国

忧民的则代不乏人。尤其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杜甫的精神激励着志士仁

人为祖国、人民而奋斗、牺牲。例如明清之际，顾炎武、张煌言、杜溶、屈

大均等人身上都反映着杜甫精神的光辉。明亡后拒不降清的王嗣爽著《杜臆》

毕，曰：“吾以此为薇，不畏饿也。”（见全祖望《续甬上考旧诗》卷四四）

可见杜诗就是他们的精神食粮！又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人们“觉得杜甫不只

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象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冯至《杜甫与

我们的时代》，《杜甫研究论文集》一辑）

我们再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钱谦益是著名的杜诗注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