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桂连答道，“奴才那儿也没有去过，是第一回到京城。”.9

“是！”桂连答道，“奴才那儿也没有去过，是第一回到京城。”.9

其罪。乃该太监安德海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种种不法，实属罪有应得。经此次严惩后，各太

监自当益知儆惧，仍着总管内务府大臣，严饬总管太监等，嗣后务将所管太监，严加约束，

俾各勤慎当差。如有不守本分，出外滋事者，除将本犯照例治罪外，定将该管太监，一并惩

办。并通谕直省各督抚，严饬所属，遇有太监冒称奉差等事，无论已未犯法，立即锁拿，奏

明惩治，毋稍宽纵。”

京中官员无不颂赞圣明，而事先知道将有这回事发生的人，回想一下，亦无不因为有此

圆满结局而深感意外。

当然，最得意的是丁宝桢，奉到上谕，先遵旨将五名太监“绞立决”。然后审出黄石

魁、田儿和通州雇来的那些镖手，冒充前站官，征发骡马的情形，以“帮同招摇、恐吓居

民”的罪名，请出“王命旗牌”，就地正法。其余安德海的家属，以及那些不相干的随从，

夹的夹、打的打，惩罚过后，作成口供清单，请旨治罪。

除了人犯，还有行李。箱笼衣物，编成“金、木、水、火、土”五个字号，共计三十九

件，连同征发来的牲口车辆，派两名旗籍的候补州县，解交内务府。整整忙了一个月，丁宝

桢才算办结了这件大案。

这该内务府忙了。慈禧太后和皇帝对于安德海和“私逃出京”的那五名太监的遗物，都

很注意，特别是“金”字号的箱子，装的都是珠宝珍玩，所以内务府不敢怠慢，原封交进。

打开来一看，好些东西似曾相识。原是从宫里偷出来的，但此时无可究诘，也就不会发回原

主。慈禧太后自己挑了些精品，其余的分赐妃嫔。当然，皇帝也取了好些，分赏小李和张文

亮等人，作为酬庸。

有人得意外之福，也有人受意外之祸。通州的那些镖手，还可说是咎由自取，另有些人

却真是无妄之灾，第一个是天津的和尚演文，第二个是安德海花钱买来的妻子马氏，都被充

军到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最后是替安德海看家的王添福。慈禧太后有天忽然想了起来，认为此人亦不能轻饶，下

令由内务府捆交刑部绞决。

※ ※ ※

发往各省的上谕，第一个看到的是近在畿南的曾国藩，实在是听到。曾国藩事必躬亲，

加以写字看书之外，还要围棋一局，目力大伤，右眼已到了昏蒙不能辨物的地步，经他的家

人幕友力劝，每日闭目静坐的时候居多，一切公事，都是幕友念给他听。

念到丁宝桢拿获安德海，奉旨正法的明发上谕，曾国藩瞿然动容，睁开眼来，“稚璜真

是豪杰之士！”他说，“听了这个消息，我好象目中浮翳一去。”

“这事原在意中。”他的幕友薛福成说。

曾国藩想起来了。这年四月，薛福成应邀到保定，路过济南，因为他的弟弟在丁宝桢幕

府中，所以有半个月的勾留，当时就听丁宝桢亲口说过，接到京中的信，安德海有出京之

说，倘或经过山东，一定饶不了他。薛福成曾把这话告诉过他。

“虽在意中，还是难能可贵。相形之下，我应该惭愧。”

曾国藩已引咎自责，幕友们就不便再谈这件事了。接着再念别的公文，然后又念各处的

来信。第一件是李鸿章从夔州寄来的，有人参了四川总督吴棠一本，说他贪黩，凿凿有据。

恭王碍于慈禧太后的关系，不能认真，但又不能不办，几经斟酌，奏请派湖广总督李鸿章就

近查办，因为李鸿章最会做官，一定了解其中的奥妙，会替吴棠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

且湖北靠四川以盐课接济，每年有上百万银子之多，以“公谊”来说，李鸿章亦不能不替吴

棠遮盖。

由于往返需要四、五个月，所以李鸿章是奉旨“带印出省”的，舟车所到之处，就是湖

广总督的行署，照样有全班幕僚替他办理文牍。这封写给曾国藩的信，除了问候以外，便是

替吴棠解释。念完一段，曾国藩摆一摆手，示意暂停，他要把李鸿章的话，先辨一辨意味。

在平常，这些信是不容易为幕友看到的，李鸿章的言外之意，也只有他一个人在心里体

会。现在既已公开，不妨进一步谈一谈，于是他喊着薛福成的号问：“叔耘！少荃未到成

都，似乎已经成竹在胸，照你看，他这些话，何必先告诉我？”

“这也是尊重师门的意思。而且……，”薛福成苦笑道，“少公的处事，爵相深知，何

劳下问？”

曾国藩点点头，心里在想，李鸿章常常有话自己不肯说，善借他人之口，这封信的意

思，是要自己先为吴棠辩白几句，为他将来替吴棠开脱作伏笔。此事不急，摆着再说好了。

“请念下去。”他说，“不知道他去看了春霆没有？”

鲍超是夔州人，盖了一座极大的宅子，家居养病，已有两年，李鸿章自然没有不跟他见

一面的道理。“下面正就是谈春霆，”薛福成看着信笑了，“春霆有复出之意，爵相，你猜

春霆想干什么？”

曾国藩沉吟了一会问道：“莫非想开府？”

“爵相真正是知人之明！”薛福成笑道：“霆帅想当云贵总督，未免匪夷所思。”

这确是有些匪夷所思。历来封疆任用汉人，在资格上虽不比部院大臣那么严，通常都须

两榜进士，吏、礼两部更非翰林出身不可，但督、抚下马治民比上马治军的时候多，不通文

理，无法胜任。现在的云贵总督刘岳昭，是曾国藩的同乡，以军功起家，业绩多在四川、云

南、贵州一带，他能够做到总督，虽多少是靠官运亨通，毕竟也还是秀才的底子。至于鲍

超，除了自己的姓名以外，几乎不识什么字，想当总督，未免太不自量。

只是曾国藩涵养功深，为人忠厚，而且鲍超是他的“爱将”，所以不肯露一点诽笑的神

色，“这也无非是想以遣功自见。”他说，“其志可嘉！”

可嘉之外，就是可笑可怜了！薛福成知道曾国藩不喜欢听刻薄话，便笑笑不言，继续往

下念李鸿章的信。

信中谈到四川酉阳州的教案，朝命李鸿章就近查办，已有和平了结的希望，他特为告诉

曾国藩，也就是期望“老师”对他支持。曾国藩以大学士兼领直督，国家重臣，且又近在京

畿，朝廷遇有大政，亦往往咨询他的意见，如果问到酉阳州的教案，有了李鸿章所提的办

法，他就易于作答了。

听完信，曾国藩不胜感慨地说：“洋务不难办，难在办教案，教案亦不难办，难在自己

人的意见太多。”

这已是含蓄的话，“意见太多”四个字，实在是指倭仁那班天下之大，不知中国之外，

还有外洋的道学先生，是真道学也还罢了，还有徐桐那班听见“洋”字便要掩耳疾走的假道

学。薛福成和他在曾国藩幕府中的同事，通达的居多，这时便因为曾国藩的感慨，引起了一

番冗长的议论。

教案之起，由来已非一日。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极一时，这是因为圣祖的祖母孝庄太

后，就笃信天主教，她的“教父”是个德国人，华名叫做汤若望，明朝天启年间到中国来传

教，由徐光启的举荐，入翰林院供职。崇祯二年五月初一日蚀，用“大统历”、“回回历”

推算时刻，统通不准，只有徐光启用西法推算，有如预见，于是特开“历局”修新历，由汤

若望参与工作。他又会修“火器”，所以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逼近京师，辅臣李廷泰督

师剿贼，特地把汤若望带入军中管枪炮。

入清以后，汤若望一面传教，一面做官，做的就是专门掌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监正。孝

庄太后和世祖母子对他极其信任，圣祖能正储位，就因为汤若望一句话，说他已经出过天

花，可保无虞。顺治十八年，世祖因出痘驾崩，越显得汤若望有先见之明。因此，圣祖对他

亦异常尊信，修明历法，提倡天算，天子躬亲倡行。这也就是天主教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缘

故。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对了！闽浙总督满保首先于雍正元年上疏，说“各省起天主堂，邪教

偏行，闻见渐淆，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员外，余俱安置澳门。

天主堂改为公廨。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

世宗准了满保的奏请，给了半年的限期来迁移，同时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这还都是因

为圣祖崩逝未久，他仰体亲心，格外宽厚之处。到了雍正三年，更严禁入“西洋教”，这个

禁令，过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道光十九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先胜后败，结果订了赔款割地的《江宁条约》，开广州、

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这“五口通商事务”由两江总督兼理，兼授的官

衔，称为“南洋通商大臣”。

英国人一心想通商，法国人注重在传教。道光二十四年，在黄埔的一条法国兵船上，签

订了三十五条的《中法商约》。接着，法国公使克勒尼，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

消雍正三年的禁令。耆英据情转奏，礼部议定，准在五个通商海口，设立天主教堂，但“不

许奸诱妇女，诳骗病人眼睛”，洋教士为人治病，有时会动刀，所以民间有洋人挖眼睛的传

说，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别申明约束。

自此以后，信教的人渐渐又多了，此辈被称为“教民”，教民只知上帝，不祀祖先，此

事从士大夫到老百姓，无不深恶痛绝。“忘本”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可得而诛，同时教民中

亦难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势力，欺压乡里，益增民教的仇恨。小则群殴，大则杀教士、烧教

堂的“教案”，层出不穷，没有一个地方官听见“教案”二字不头痛。

到了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内犯京师，文宗仓皇逃难到热河，订了城下之盟，由恭王出面

所订的中法条约，准许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国教士得在各省租买田地，起造教堂。这一

来，“教案”越多，朝廷正有洪杨的腹心大患，不敢再跟洋人起衅，同时中法条约中又规定

地方官“滥行查拿”教民，须加处分，因此，遇到“教案”，总是教民占上风。民教相仇，

积渐成了难解难分之势。眼前就有贵州遵义和四川酉阳州两起，迁延日久，使得法国公使罗

淑亚无可忍耐，竟自称“外臣”上奏，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居然亦为他代递“外臣”的奏

折。两国的交涉，变成内部的纠纷，好象部院之间，各有主张，唯待军机议奏，皇帝裁决。

为此，把文祥气出一场病来，亦为此，加派沈桂芬在“总署”行走，免得董恂再胡闹。

曾国藩的幕友，议论教案到此，无不浩叹。由董恂又谈到崇厚——他是咸丰十年新开的

北方三个通商口岸：天津、牛庄、登州的“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在旗人中算是洋务好手，

但他办洋务，只是一味媚软，纵容得洋人气焰甚高。大家都认为这不是好现象，总有一天因

为洋人的“欺人太甚”而激出变故来。

“民教相仇，亦不能全怪洋人，民智未开，误会益深，这才是隐忧。”

曾国藩接着便举了个例，从他到任以来，好几次有人拦舆告状，说有小孩走失，是为天

津教堂拐了去“挖眼剖心，采生配药”，请求伸冤。

“这是野番凶恶之族都不忍为的事，西洋文明各国，如何会有此残忍的行为？以理而

论，决无其事，然而你跟百姓说不清楚，如之奈何？”

但是，天津一带，不断有孩子走失，那是事实，曾国藩接到状子，除了严饬地方官查拿

“拐子”以外，不能再有什么处置。虽然有好些状子中，指控天津东门外，运河西岸的“慈

仁堂”，收养孤儿、弃婴，不怀好意，曾国藩却未肯轻信。只是有个打算，等有机会要亲自

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机会很快地到了，这年十月间，出省勘察永定河浚深的工程，到了天津，总督出

巡，煊赫非凡，天津的道、府、县，一起随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曾国藩接上岸，驻节在

长芦大盐商查氏的水西庄。查勘了盐政、校阅了崇厚所统率的洋枪队和洋炮队，然后请查狱

讼。

这是他到任以后，决心要办好的一件事。曾经亲手编写了一篇“清讼事宜”，通饬各州

县，限期将积案办理清楚，遇到重大的案子，提省亲自审阅，每次出巡，亦必定要亲临州县

衙门，查核办理积案的情形。在天津，他最注意的，就是告教堂拐孩子的状子。

因为右眼昏蒙不明的症状，越来越重，他依旧只能听，不能看，听完天津县知县刘杰的

“面禀”，他说：“拐走孩子的状子，有二十几案，一案未破，其故何在？总有个说法，我

倒要听听。”

“回中堂的话，实在惭愧。”刘杰满脸惶恐地说，“盗案都破了，就这拐案不能破，卑

职也困惑得很，唯有严饬差役，加紧缉捕。只是其中有一层关碍，卑职跟崇大人回过，崇太

人一再吩咐要慎重，事情就不免棘手了。”

“噢，是何关碍？你说！”

“拐了孩子去，总有个着落，男孩子卖给跑江湖的，用鞭子打出一身功夫，用来敛钱，

眉清目秀的女孩子，卖入娼家，长大了好作摇钱树。”刘杰加重了语气说：“卑职派人明查

暗访，就是没有这样事，这就不能不疑心到慈仁堂了。”

“不错，慈仁堂！”曾国藩很注意地，“我正要问慈仁堂，是个育婴堂是不是？”

“慈仁堂也是教堂，规模大得很，有念经的、有读书的、有看病的、也有育婴堂，收容

的也不尽是婴儿，五六岁、七八岁的孩子都有。虽说是做好事，不过，花钱买好事来做，就

不大近人情了。”

“‘花钱买好事来做’，此语甚新，我倒有点想不明白。”

“是这样，凡有人送孤儿弃婴到堂，堂里的洋尼姑发钱奖赏。中堂请想，不管育婴堂、

养济院，送进一口人去，总要说好话，才肯收容，博施博众，尧舜犹病，洋尼姑买好事来

做，岂非不近人情？”

“这也不尽然。”曾国藩想了想说，“你是说拐子拐了人家的孩子，是当作孤儿、弃

婴，送到慈仁堂去领赏了？”

“正是！”刘杰答道，“卑职跟幕友商量过不知多少次，想来想去，只有慈仁堂是个可

疑之处，倘或能入堂搜一搜，真相或可大白。不过崇大人……。”

他虽没有再说下去，曾国藩心里明白，是崇厚怕此举引起交涉，不准刘杰这么做。

“进堂搜查，自有不便。你派人在堂外稽查，遇见形迹可疑的，加以盘诘，有何不可？”

刘杰何尝不知道这么做？只是慈仁堂每天进出的人，不知凡几，一入堂门，便成禁区，

遇有形迹可疑的，要想盘诘，亦有不能。不过这话要照实而言，便变成与“中堂”抬杠，所

以刘杰这样答道：“是，卑职原也这样办过，只以差役不力，未有结果。现在既奉宪谕，卑

职再着力去办。”

这些悬案，对刘杰的督饬，也只能到此为止。但在高一级的层次上，曾国藩另有打算。

他想亲自到慈仁堂去看一看，因为民教相仇，症结就在百姓对教堂的误解，到底这误解何由

而生？非亲身体察，不能明白。明白了，然后可以对症发药，逐渐消弭。

他跟崇厚谈了这层意思，崇厚极力劝他打消此意，认为以他的身分，不宜轻临非尧舜孔

孟之教所许的西洋教堂，否则，一定会有言官，以“大臣轻率，有伤国体”的话头，上奏参

劾。曾国藩一向忧谗畏讥，想想不错，听了崇厚的劝。

等回到保定，因为舟车劳顿，公事又多，曾国藩的眼疾，越发重了，而岁尾年头，不如

意的事，纷至沓来。先是贵州剿治士匪不利，朝命李鸿章带兵入黔。李鸿章万分不愿，以贵

州多山地，不便马队驰骋，必须“改马为步”，重新编练步营，又说“苗疆军务，雍正、乾

隆、嘉庆三朝，皆未能克期底定，今蹂躏更久而广，饷源更狭而绌”，必须先筹饷运粮为借

口，迟迟不肯出省。这些令人烦心的事，李鸿章都要写信给“老师”发牢骚。

不久，甘肃的军务，又受大挫，老湘营的名将刘松山，阵亡金积堡。朝廷怕左宗棠支持

不下，改了主意，降旨命李鸿章赴陕援剿，这一下李鸿章越发不愿。他最头痛的事，就是跟

左宗棠打交道，因而仍旧在“马、步”之间做文章，说已将马队撤改为步营，如今奉命西

征，身边竟无一骑，何以平乱？而能征善战的刘铭传马队，则要留着拱卫京畿。这样借故拖

延着，希望“老师”从中斡旋，朝廷能够收回成命。

然而最使曾国藩烦忧莫释的，还是两江的情形。戡平大乱，急流勇退，曾国藩当时首要

的举措，就是裁撤湘军。他自觉这件事做得很干净，但湘军在江宁的无数，刚刚被裁时，手

里都有些从战乱中得来的财货，而曾国藩又颇讨厌湘军回湖南去求田问舍，所以在江宁落户

的很多。日子一久，坐吃山空，不免有流为盗匪的，而马新贻居官，最看重的就是地方秩

序，对散兵游勇，约束极严，寻常盗匪，还可以照例一层层审问，如果是散兵游勇抢劫，一

经被捕，责成“该管道府，就地正法”，这是奏明在案的。

为此，被裁的湘军，对马新贻大为不满。在他们的想法，“九载艰难下百城”，江宁的

克复，洪杨的被灭，都是曾家和湘军的功劳，曾国藩当两江总督都“太细了”，既然朝廷要

调他为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那么两江总督应该仍旧归湘军领袖接充，最有资格，也是最理

想的人选，自是“九帅”。不得已而求其次，让李鸿章来当，也还说得过去，因为他跟湘军

关系很深。谁知会落到一向在安徽做官的马新贻身上，这是从何说起？

本来就心怀不平，加上马新贻的处置过于严峻，因此在江宁的湘军旧人，跟这位籍隶山

东，身在教门的总督，感情搞得很坏，不断有人来向曾国藩诉苦。他除了劝慰以外，不愿再

有什么表示，其实也是无法有什么表示，人已离开两江，再去过问两江的事，不但为情理所

不容，而且也犯朝廷的大忌。这一来，五中忧烦，右眼失明，而且得了个晕眩的毛病，唯有

在黑头里闭目静卧，人才觉得舒服些。

于是，各方所荐的医生，纷至沓来，文祥荐了一名七世祖传的眼科，崇厚也荐了一名洋

人来看。用药各异，但有个看法是相同的，曾国藩必须好好调养。因而在四月间，奏陈病

状，请假一个月调理，期满又续假一个月。他的打算是，这样续假几次，便要奏请开缺，纵

使不能无官一身轻，回湘乡安度余年，至少可以交出直隶总督的关防，回京去当大学士。位

尊人闲，在昌明西学、作育人才上，好好下一番功夫，那才是自己的“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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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书屋 整理校对

慈禧之二：玉座珠帘

二八

谁知就在拜折续假的当儿，天津起了轩然大波，五月二十五日深夜递到一件廷寄，曾国

藩起床听人念道：

“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起衅，现在没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折，曾国藩病

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

会商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

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

并焚毁教堂，拆毁慈仁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

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

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原折着抄给阅看。钦此！”

念了崇厚的原折，恰好天津道周家勋亦专程来禀报此事，才知道事起于天津知县刘杰，

抓住了两名拐子，同时天津的团练也抓住了两个，名叫武兰珍、安三。安三是个教民，而武

兰珍虽非教民，口供中却说他的“迷药”是从天主堂一个司事王三那里领来的。也就在这时

候，慈仁堂的孤儿，因为瘟疫死了好几个，掩埋得不够深，让野狗拖了出来，“胸腹皆烂，

腑肠外露”。天津的百姓认为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明证，所以天主堂外，聚集了许多人，

其势汹汹，眼看有冲突发生。

于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提出交涉，要勘查慈仁堂，提讯王

三。慈仁堂里，固然看不出什么挖眼剖心的迹象，王三跟武兰珍对质的结果，亦证明了武兰

珍只是胡说。但百姓不信，总以为崇厚袒护洋人，因而仍旧聚集在教堂附近，辱骂骚扰。天

主堂跟三口通商大臣衙门相距不远，崇厚正要派官兵去弹压，法国领事丰大业兴师问罪来了。

丰大业十分卤莽，挂两把手枪，一进客厅就破口大骂，接着不分青红皂白开一枪，吓得

崇厚赶紧躲入签押房，丰大业就在客厅摔茶碗、拍桌子，咆哮不止。

这时取名“水火会”的天津民团，已聚集了数千人，群情鼓噪，大骂教士、洋人，崇厚

怕激出事故，重新又出来劝丰大业，有话好讲，不必如此。又告诉他，外面情势不妙，最好

躲一躲，不要出去，否则怕有危险。

通事把话传译了过去，丰大业怒气冲冲地答道：“我不怕中国百姓！”说完，带了他的

秘书西蒙，掉头就走。

崇厚不放心，派了马弁护送。衙门外面的百姓，都是怒目而视，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偏

偏冤家路窄，遇着天津县知县刘杰，正从天主堂弹压回来，预备去见崇厚回话。丰大业一

见，不问青红皂白，拔枪就放，这一枪没有打中刘杰，打伤了他的一名家人。

“打！”不知道谁厉声一喊，于是人潮汹涌，淹没了丰大业和西蒙，等散开来时，只见

地上躺着两具尸首。

动乱不过刚刚开头，水火会鸣锣聚众，号召了上万的人，先到通商衙门东面的天主堂，

杀了两名教士，放火烧房子，再往东面就是法国领事馆，杀了丰大业的另一名秘书汤玛生夫

妇。最后出东门，打入慈仁堂，杀了十名“贞女”，把贞女教养的一百多孤儿放了出来，跟

着又是一把火。

于是崇厚和天津道、府、县，一面弹压，一面救火，但人多势众，无济于事，整个天津

城象沸了的油锅，一直到天黑才慢慢静下来。事后调查，另外又杀了两个法国人，是在天津

经商的一对夫妇，还有三个俄国人，被误认为法国人而遭了池鱼之殃。同样地，英国和美国

的六座教堂，也因为老百姓分不清什么是基督教、天主教而被毁。至于教民死得更多，总在

三十以上。

曾国藩闭目静听，一言不发，他平日的修养，重在“不动心”，以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

湛然的神明，应付任何危疑震撼。但天津百姓闯了这么一场大祸，眼看咸丰十年，洋兵内犯

的灾难，又有重演的可能，如何能不动心？所以口虽不言，神色已变，右眼下不断抽风，额

上筋脉跃动，静卧多日，好了十分之七八的晕眩毛病，又已发作。可是，他硬撑着，只喊着

他的第二个儿子说：“纪鸿，把灯移开些！”

曾纪鸿赶紧将他面前的一盏洋灯挪开，同时劝他躺一躺，说有事明天再商量。

“不要紧！”曾国藩慈爱地说，“我还得有几句话问。”他问周家勋：“法国水师的提

督，就驻扎在大沽口，可曾上岸？

是何态度？”

“自然上岸了。”周家勋答道：“态度当然也很坏，不过不曾派兵上岸。”

“别国的洋人呢，有何表示？各国领事，可曾有什么话？”

“在天津的洋人，自然都害怕。听说，英国的李领事，要组团自保。”

曾国藩不作声。好半天才说：“你回去告诉崇侍郎，我料理料理就到天津来。只要可以

为国家免祸，一己荣辱，非所敢计。现在只有我跟他是局中人，祸福相共，我一定替他分

谤，请他立定宗旨，沉着应付。”

周家勋明白，言外之意，还是要委曲求全，不过曾国藩愿意分谤，崇厚是不是愿意受

谤，却成疑问。当然，这只是他心里的想法，不便说也不必说，只把曾国藩的话，转达到就

是了。

等周家勋辞出督署，直隶按察使钱鼎铭已经得信赶到。此人籍隶江苏太仓，是个举人，

咸丰年间办团练有名，李鸿章“用沪多吴”，就出于他的创议和奔走，处事干练明快，极得

曾国藩的信任。这时，就不为他掌理刑名的职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该为曾国藩分忧分劳、

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来报到，一则示关切，二则备顾问。

曾国藩幕府中，也有洋务长才，一个是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再一个就是薜福

成。当钱鼎铭来谒见曾国藩时，他们正在各陈所见，未有结论，等钱鼎铭一到，便得从头谈

起。

看完廷寄，钱鼎铭指着崇厚的折，愤愤说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变，明明是中

外交涉事件，他请旨由直督查办，说是‘以靖地方’，轻描淡写地把责任往地方上一推，不

太岂有此理吗？”

“调甫！”曾国藩反倒劝他，“现在不是论追责任的时候，更不是生气的时候。刚才我

跟莼斋和叔耘在谈，缉凶赔银，自然是免不了的，我跟崇地山要挨骂，也是免不了的。只是

祸虽闯得这么大，恐怕民愤依然未平，要应付内外两方面，事情着实棘手，你看该怎么办？”

“这件案子，是通商二十年来所未有。能够做到缉凶赔银，便算了结，已是上上大吉。

至于内外之间，如何能够面面都有交代，要看案情而定，如果其曲在我，则办得严些，百姓

亦无话说。倘或错在洋人，那个交涉自然就好办了。”

“然则曲直是非，如何区别？”

“在武兰珍口供的虚实。”钱鼎铭答道：“武兰珍究竟是否王三所指使，王三是否教堂

所雇用，挖眼剖心之说，是谣传还是确有其事？照此层层严讯，悉心推求，则真相大白，曲

直自明。”

“一语破的！”曾国藩不断颔首，“我到天津查办，就从这个关键上着手。”

“中堂，”黎庶昌比较了解洋人办事的规则，“这一案交涉的重心，还是在京里，象这

样的大案，朝廷原该指示宗旨，是委曲求全，还是据理力争？这在查办的时候，出入关系甚

大，廷寄只说‘体察情形，持平办理’，又要‘顺舆情’，又要‘维大局’，都是些活络门

闩的话。且不说将来责任都落在中堂双肩，眼前没有一个定见，案子即无归趋。”

“我亦有这样的看法。”薛福成接口也说，“设或中堂在天津持平办理，而总署对法使

罗叔亚一味迁就，彼此分歧，这个交涉一定办不好。如今恭王在假，文尚书丁忧回旗穿孝，

百日明满，又请病假两个月，人在奉天。总署中，听说是“董太师”一把抓，而军机变成宝

中堂为首，所以才有这样不负责任的上谕。中堂顶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固无论矣，不过

这出戏总要做得下来才好！”

于是黎庶昌和钱鼎铭也劝曾国藩，说他病体未痊，尚在假中，廷寄中也有“精神如可支

持”的话，可见并不勉强，既然如此，大可撒手不管。即使要管，只管地方，不管对外交

涉。钱鼎铭自告奋勇，愿意到天津去揭开“迷拐幼孩”的底蕴。至于这一案涉外的教案，或

者奏请另简大员办理，或者请旨责成崇厚，自己设法了结。这才是于公于私，两有裨益的事。

曾国藩与僚友谈文论事，总是要让人尽量发挥意见，到了言无不尽之后，他才肯说话，

所以那三人在苦口婆心劝他明哲保身时，他只是手捋花白胡须，闭目静听，到声音静了下

来，他才张目开口。

“诸公爱我太切，未免言不由衷。如果我能撒手不管，于私，自有裨益，于公，则未必

尽然。要教崇地山自己去了结此事，更是缘木求鱼，他如能善了，也就不致于激出这一场变

故来了。”

三个人听他这一说，虽感失望，并不觉得意外，如果他能袖手，也就不成其为曾国藩

了！因而面面相觑，不知还能有什么话说？

于是，侍立在曾国藩身边的老二纪鸿说话了：“三位老世叔，剖析利害得失，已经十分

明白，如果总署的意见跟爹相左，则治丝愈棼，倒不如不管的好！”

“我已经答应周家勋，不日到津，何能不管？”曾国藩答道，“至于总署的意见，可以

想象得之，无非息事宁人而已。我当然也要申明交涉的宗旨，奏请朝廷准许，或者告诉总

署，那就表里一致了。”

“然则请教中堂，”钱鼎铭问道：“中堂心里是怎么个宗旨？”

“我总立意不跟他开衅。”

“法国人要开衅呢？”

问到这话，曾国藩不断点头，慢吞吞地答道：“一个字：

挺！”

“中堂的挺经有十八条，”钱鼎铭带些调侃的语气说：“这一次不知道要用那一条？”

虽有些玩笑的意味，其实是极严重的事。曾国藩遇到疑难之际，一身硬挺是出了名的，

现在要如何挺法？首先曾纪鸿就关心万分，因而与黎庶昌和薛福成，口虽不言，却都直着眼

看他，是作何话说？

“这一条么？”曾国藩的声音显得很苍凉，“是顶顶管用的一条。我此刻不说，将来你

们就知道了。”

别人开衅，会在兵船上用“后膛螺丝开花”炮，朝岸上轰，这一身硬挺是怎么个挺法？

还说“顶顶管用”，实在有些莫测高深！因而他的幕友和儿子，你一言、我一语，旁敲侧击

地一定要逼他说。

“那我就说了吧！”曾国藩终于慢条斯理地答道，“这一条叫做：我死则国生。又叫：

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件案子，曲直是非，现在还不甚分明，但法国人死了好几个，教堂烧了

好几座，他没道理也变做有道理了。缉凶、赔银、赔不是，能依的我件件都依。如是还要开

衅，就只好我来挺，法国人要开炮，我就站在他炮口对准的地方。我想法国人也是讲道理

的、难道真的开炮打死我？果真如此，各国一定不直法国所为，得道多助，我们的交涉也就

好办了！”

曾国藩的神态和心情，都跟从容就义的志士一样。但六十老翁，衰病侵寻，说出这样的

话来，做儿子的第一个就忍不住，眼圈一红，赶紧悄悄背过身去，拭去眼角的泪水。

他的僚友们则更有深一层的想法，勋业彪炳，封侯拜相的朝廷柱石，如今为了洋人霸

道，委屈求全到情愿挨打不还手，不惜一身相殉，务求达成和议，想想也真可悲！上上下下

如果再不奋发自强，替国家争口气，那就太对不起曾国藩的苦心了。

“那么请示中堂，”钱鼎铭不再劝曾国藩卸责，问他起程的日期：“那天动身，应该作

何准备？不知道中堂定了主意没有？”

“那倒不必太急，谋定后动，庶乎无悔。我还要料理料理，总在月初才能动身。调

甫，”曾国藩又说：“你看看候补道当中，可有脑筋清楚，言词便给的人，挑这么两员，用

我的名义发札子，委他们到天津，会同府道，先办理缉凶事宜。”

“是！”钱鼎铭看着黎庶昌和薛福成问：“还有奏稿，由我这里办，还是署里办？”

“我这里办。”曾国藩接口回答，“今天也晚了，明天再说。我想，明天总还有上谕，

把朝廷的意向弄清楚了再动手，也还不迟。”

果然，第二天又奉到上谕，崇厚自请治罪，并建议将地方官分别严议革职，而朝命先将

崇厚和天津道、府、县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等人，“先行交部，分别议处。”等曾国藩到

了天津，“确切查明，严参具奏。”

督署之幕僚们，对这道上谕都觉得很满意，认为朝廷不允崇厚所请，将天津地方官革

职，而必留待曾国藩查明了“严参”，是倚重授权的表示。照这样看，曾国藩将来可以放手

办事，不必忧虑掣肘。

曾国籍的看法也相同，但觉得朝廷的委任既专，自己的责任愈重。于是亲自口授，写呈

第一通复奏，除了指出挖眼剖心一说的真假，为本案关键所在，决定由此着手，“悉心研

鞫，力求平允”以外，又说：“谕旨饬臣前往，仍询臣病。臣之目疾，系根本之病，将来必

须开缺调理，不敢以病躯久居要职，至眩晕新得之病，现已十愈其八，臣不敢推诿，稍可支

持，即当前往。”

这个奏折到京，宝鋆才算放心，他一直在担心他这位老同年，怕他病体难支，力不从

心，不肯出任艰巨。但是曾国藩到了天津，只能保得当地可以无事，法国的“兵头”在他安

抚之下，不致操切鲁莽，另生枝节，而整个交涉，还得总署跟法国公使罗叔亚来办。

这个交涉是移樽就教的时候多。罗叔亚的脾气很暴躁，平常遇到各省发生教案，总是其

势汹汹，有一番很严厉的指责，这一次反倒不大着急，每次都说，案情重大，一定要等他国

内的指示，目前不敢干预。这显得事有不测，宝鋆深为担心。请罗叔亚请不动，把他的翻译

官德威利亚请到总署，奉为上宾，向他探询法国方面的态度。德威利亚倒不摆架子，把罗叔

亚的看法都告诉了宝鋆。

罗叔亚认为这一案非同小可，最严重的是撕毁法国的国旗，其次是杀了丰大业和他的秘

书，再次是杀了他的侨民多人，最后才是焚毁教堂。所以他不敢作主，一面向法皇请示，一

面要看中国如何办理？

“那么，”宝鋆问道，“请问贵翻译官，敝国应该如何办理，贵国始可满意？”

“不能答复。”德威利亚很快地说，接着便起身要走，怎么样也留他不住。

宝鋆和董恂、沈桂芬面面相觑，都在心里把德威利亚的话想了又想，总觉得凶多吉少，

看来不免要动武。

“曾涤生说，抱定宗旨，不跟他开衅，我看难免开仗。”宝鋆说道，“经不经得起打，

且不说，光是军费就不得了。‘西饷’还是胡光墉替左季高借的洋债，现在就算有什么税课

作担保，跟洋人开仗，就借不到洋债。马上大婚还要多少银子来花。真正是，唉！”他顿足

长叹，“把人急得想上吊！”

“佩翁！”沈桂芬倒还沉着，“急事幸可缓办，罗使不是说要向他国内请示吗？一来一

往，最快也得个把月的工夫，尽有从容应付的余地。”

想想不错，宝鋆不再那么想上吊了，“走！走！”他把大帽子抓在手里，“上翔凤胡同

去。”

到了大翔凤胡同鉴园，恭王在病榻前接见。商量了好半天，还只有用“以夷制夷”的老

套，不过这个“制”不是制服，是节制，想劝出各国公使来约束法国，不叫他动武。当然，

这有一套说法，主要的是发挥这么一层意思：倘或决裂，必于各国通商，大有关碍。换句话

说，要想跟中国做生意，就不能让法国跟中国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