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桂连答道，“奴才那儿也没有去过，是第一回到京城。”.10

“是！”桂连答道，“奴才那儿也没有去过，是第一回到京城。”.10

于是“董太师”尽敛威风，低声下气地向各国公使去游说，经过两天的奔走，总算有了

结果。宝鋆在每日养心殿照例晋见时，面奏请召见董恂，听取交涉经过。

“各国使臣的意思都差不多，他们也晓得如果法国开仗，对各国商情都有关碍。不过中

国倘无妥善办法，似乎要居间调停，也很难措词。罗叔亚的性情很暴躁，法国的那个水师提

督，脾气更坏，万一失和，各国亦难阻止。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要中国先尽道理。”

“什么叫先尽道理？”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烦，“你们爽爽快快地说吧！”

“各国使臣的意思，最好请特简大员，亲赍国书，到巴黎觐见法国皇帝，先尽中国友好

的道理。”

“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慈禧太后问道：“不过，国书上说些什么呢？”

国书上自然应该表示道歉。这话董恂却不敢说，只拿眼望着宝鋆。“自然是敦睦邦交这

些话。”宝鋆又说，“圣意可行，就请旨派人吧！”

“你们看呢？”

“臣等与恭亲王商量，觉得不如就叫崇厚去，倒也合适。”

慈禧太后心里明白，这是他们帮崇厚的忙，让他跳出天津这个火坑，叫曾国藩去受罪。

想想有些不公平。不过崇厚办了多年洋务，礼节娴熟，认识的洋人也多，而且正在壮年，远

涉重洋，也还不在乎，确是个很适当的人选。

“那就让他去吧！”慈禧太后又问，“崇厚留下来的那个缺呢？”

“奴才几个公议，想请旨派大理寺正卿成林署理。”

“成林？”慈禧太后诧异，“不是说病得快死了吗？”

“病已经好了。”宝鋆答道，“好在眼前有曾国藩在那里，等这个教案了结，成林再到

任，也不要紧。”

慈禧太后有些迟疑，她也知道，“三口通商大臣”管理海关，是个肥缺，宝鋆要安插私

人，但此刻不能到任，便帮不了曾国藩的忙，似乎不妥。

她把她的意思说了出来，宝鋆不慌不忙地答道：“天津教案，责成曾国藩一个人办理，

反倒易于收功。人多口杂，意见分歧，最容易坏事。以奴才想，就是成林到了任，也不能教

他插手教案，他只管他的三口通商事宜好了。”

说得象有道理，慈禧太后很勉强地点了头。接着又问起恭王和文祥的病况，文祥是身子

虚弱，恭王是痧症为庸医所误，错服了大凉剂，汗闭不出，几乎一命呜呼。不过眼前总算已

转危为安，仅须调养而已。

“唉！偏偏就都病了。”慈禧太后自己也是从安德海死后，一直闹病，这时抬手在太阳

穴上揉了两下，转脸问慈安太后说：“你有什么话要问？”

慈安太后只有一句话吩咐：“天津的老百姓，也是看洋人蛮不讲理，胡乱开枪，才动了

公愤。说起来也是义民，得饶人处且饶人！”

宝鋆心里在想，慈安太后对外面的情形，一点都不明白，就算缉凶抵命，法国人也未见

得肯善罢甘休，还说“得饶人处且饶人！”跟她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有敷衍，“是！”他这

样回答，“奴才等仰体圣心，尽力去办。”

等退出养心殿，立即拟旨，派崇厚充“出使大法国钦差大臣”，同时也发布了成林的任

命。一面又发廷寄，奖许曾国藩奏称的“案中最要关键等语，可谓切中事理，要言不烦”，

催促他早早启程到天津。

谕旨到时，曾国藩已定了六月初六动身，这几天他一直在料理他自己的“后事”。他已

经反复考虑过，认为丰大业能够对崇厚和刘杰开枪，现在事情闹得这么不堪设想，而法国的

水师提督，又是出了名的脾气坏，那就更可能拔枪相向，果真有此决裂的场面，他不肯象崇

厚那样避走，决定挺胸承当。或者洋人的交涉倒办妥了，天津的老百姓却又要闹事，他也决

定挺身而出，先为洋人当灾，免得又起风波。

为此他要留下一篇遗嘱，瞒着亲人，独自在灯下写道：“字谕纪泽、纪鸿两儿：余即日

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

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

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

事无所秉承，兹略示一二。”

以下第一条就写他自己的“灵柩”，由水路运回湖南，“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接下来说他历年的奏折和文稿，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奏折“可存者绝少”，而古文

则“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处理了这些事务，便是长篇大论的“遗训”，教子孙不忮不

求，克勤克俭，自道交卸两江总督时，想不到存下两万银子的“养廉”，又颇自慰于“初带

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最后教子孙以孝友，他是

这样写的：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之则立

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

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

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

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

写完一看，意有未尽，但一时又那里说得完？只觉得不忮不求的意思，必须说得再透彻

些，于是做了两首五言诗，附在一起，自觉身后家事可以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公事。独坐沉吟，果真以身相殉，直隶总督出了缺，一面要办洋人的交涉，

一面要安抚地方，细细想去，还真只有一个李鸿章，可以接替。当然，那时候是不是来得及

具“遗折”保荐，大成疑问。但估量情势，朝廷亦必出之于调李鸿章继任直督这一途，师弟

多年，祸福相共，此时不可不明告心迹，让他心里先有个数。

于是他找出李鸿章的来信，作了复函，表示“临难不苟免”，在自誓以外，亦有期望李

鸿章不可退缩的言外之意。写好加封，交驿递专送正带领郭松林的人马，进驻潼关的李鸿章。

等到六月初六从保定动身，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四天才到天津。天津百姓对他如

大旱之望云霓，在西门以外，远远就有父老跪香，夹道欢迎，这些景象，使得曾国藩的心

情，益为沉重。天津的情势，他了解得很透彻，崇厚媚洋过分，大家都认为他“护教”。此

刻天津人对他的期望，就是一反崇厚的作风，由“护教”而“护民”，因而才有这样的爱戴

之忱。

然则，将来对天津百姓如何交代呢？曾国藩心想，生死可置度外，荣辱之际要能无动于

中，却是一件难事。此来不但对内对外，都不易安排，而且先要克制自己，就是件很吃力的

事。

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驻节，天津的大小官员，都具手本接见。曾国藩一概挡驾，唯一

的例外是崇厚。

“地翁！”曾国藩一见便说：“你我有祸同当，有谤同分。”

“是！全要仰仗中堂的德望。”崇厚很快地就激动了，“这都是地方官平日不能预事防

范，养成这样的祸患！”接下来便滔滔不绝地痛责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对天津道周

家勋自然亦无好感。

崇厚唾沫横飞地数尽了天津府县的不是，接着便要求撤换张光藻和刘杰，曾国藩一口拒

绝。“是非尚未分清，府县究竟失职到如何程度，亦待考查。”他说，“而且张光藻素有循

声，是个好官。”

“就是张光藻顽固不化，平日办理民教纠纷，偏见甚深，以致仇教之事，层出不穷。”

“既如此更不宜轻言撤换，否则天津百姓的反感，岂不更深？”

崇厚语塞。停了停问道：“然则中堂此来，总已定下宗旨。

可能见示？”

“当然，当然！”曾国藩屈着手指，说道：“第一，挖眼剖心之说，一定要求个水落石

出，才能破惑，不但此案的是非曲直，由此而判，于各省办理教案，亦有关系；第二，误伤

俄国人，误毁英、美教堂，要设法分开来办。在法国人，自然要联络俄、英、美诸国，壮其

声势，我们对症发药，就是要孤他的势。”

“高明之至！”崇厚趁机讨个轻松差使，“俄、英、美的交涉，请中堂的示，是不是我

马上去办？”

“甚好，偏劳了！”曾国藩拱拱手说，“明天我就‘放告’。”

意思是暗示他，地方上的事，不必过问。

但不用放告，已有无数禀状，递到行辕，另外还有许多在籍官员，以缙绅的身分，送来

条陈说帖。曾国藩不敢轻忽，请幕友们一件一件念给他听，有的建议凭借天津百姓的义愤，

尽驱洋人出大沽口；有的认为应该联络俄、英、美三国，专攻法国；有的痛斥崇厚，请曾国

藩上奏严劾，以伸民意；还有的大声疾呼，速调兵勇入卫，以为应敌之师。总而言之一句

话：都要跟洋人开仗。

“民气如此，着实可虑。”曾国藩忧心忡忡地说，“我看要出张布告。”

幕友们都不肯轻易发言，因为都觉得这张布告很难措词，既不能奖其忠义，又不能责以

不是，颇难有两全之计，倒不如不出为妙。

“中堂！”钱鼎铭提醒他说，“醇王六月初一上了个折子，陈奏‘思患豫防，培植邦

本’四条，第一条一开头就说：‘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以鼓其奋发之志’，我连日也

接到京里的信，指肇事的人，‘捍卫官长，堪称义民’，清议如此，中堂不可不顾。”

“我宁可得罪于清议，不敢贻忧于君父！”曾国藩的语声平静，意志却显得极坚决，

“如今是山雨欲来的局势！洋人只讲利益，不讲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今天他在大沽

口，只有两条兵船，凡事还好说话，如果他从别处再调来几条，有恃无恐，则已有的成议，

一定借故推翻，别生枝节。所以交涉愈早了结愈妙，要想早了结，就不能不自己先压一压，

才能息事宁人。我这番苦心，亦不求人谅，但求能为国家免祸。

只是，唉！”他摇一摇头，不肯再说下去了。

“我看这样，”钱鼎铭提出一个折衷的建议，“请中堂再派定几位承审委员，尽三两日

之力，务必先把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的真相弄清楚，再谈其他。”

大家也都认为先问案情，后出布告，措词的轻重分寸之间，比较有把握，力劝曾国藩接

纳钱鼎铭的建议，他也就答应了。

在钱鼎铭主持之下，派出候补州县官当承审委员，事实真相，很快地明了了。挖眼剖心

之说，纯粹是因为不了解教堂内部的情形而起的误会。譬如教堂里面有堆放杂物的地窖，天

津人不知道洋式房屋本有此规制，只拿《水浒》上描写黑店的情形来比附，以为那就是开膛

破肚的地方。至于被“义民”所释放的一百五十多小孩，传讯他们的亲属，亦都供称自愿送

堂收养，并非迷拐。

倒是慈仁堂的司事王三和教民安三，确有可疑，但供词反复莫衷一是。曾国藩为了怕法

国人疑心中国官府锻炼成狱，决定先押起来再说，同时亲自拟一张布告，刻印了几十份，以

“钦派太子太保双眼花翎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世袭一等毅勇侯曾”的衔头，盖上紫泥关

防，实贴城厢内外，通衢闹区。

布告中宣布朝廷怀柔外国，息事安民的本意，对天津“义民”，不但没有一句嘉奖的

话，而且看来官腔打得十足：“严戒滋事！”

这一下天津的绅士百姓，大失所望。他们本就不相信没有挖眼剖心及迷拐小孩的事，并

对王三和安三的被押监候讯，认为是袒护法国人的表示，再看了这张布告，越发愤懑惊诧，

都说想不到曾侯跟崇厚没有什么分别！

消息传到京中，自不为清议所容，纷纷上疏，都以“民心向背”作立论根本，比较平正

通达的一派，亦有“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的话，认为应该部署海防，免得万一决

裂无所措手。

这时法、英、美、俄、比、西和普鲁士七国驻华公使，已经联名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的

照会，同时法国与英国的兵船，纷纷集中天津大沽口和山东烟台两地，形势极为紧张。而总

理衙门夹在洋人与清议之间，左右不敢得罪，唯有采取敷衍的办法。罗叔亚看着不是路数，

亲自跑到天津来跟曾国藩直接交涉。京里的空气不利和谈，到了天津更不利，办叔亚触目所

及，都是仇视的眼光。相反地，亦有媚外的教民，到他那里去密控哭诉，这一下，罗叔亚的

态度便更加不同了。

他去看曾国藩，提出四个要求：赔修教堂、埋葬丰大业、查办地方官、惩办凶手。前两

个条件，曾国藩一口答应，惩办凶手，亦可同意，至于查办地方官，先要查明地方官是否失

职才谈得到。

等罗叔亚辞出不久，崇厚急急忙忙赶了来，一见曾国藩的面，便气急败坏地说：“坏

了，坏了！洋人要大起波澜了！”

曾国藩和他的幕友们，无不诧异，及至崇厚转述了罗叔亚的话，更觉诧异。罗叔亚认为

这一次的教案，是出于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和路过天津的记名提督陈国瑞所主使，因

此要求以这三个人抵命。“这成什么话？”一向喜怒不现于形色的曾国藩，使劲摆头，“万

万不可！”

崇厚也知道罗叔亚的要求，过分无礼，是再也办不到的事，但他也决不能因为曾国藩的

峻拒，便偃旗息鼓。好在他原是打了主意来的，只是本来想用个“晴天霹雳”把曾国藩吓

倒，然后迂回曲折，水到渠成地引出最后的一句话，此刻看看吓不倒曾国藩，就唯有开门见

山，直抉本题了。

“崇大人！”在座的钱鼎铭，有意要让他心烦，“你可别忘了，陈国瑞现在神机营当

差，是醇王的爱将，无凭无据的事，得罪醇王犯不着！”

“我又何尝愿意得罪亲贵。实在是事出有因。”

事出有因是不错的，大家都听说当丰大业毙命时，路过天津的陈国瑞，不无煽动的情

事。民间又纷纷谣言，说法国人迷拐小孩挖下来的眼睛有一坛之多，已经让陈国瑞带进京去

了。照罗叔亚的调查，这就是陈国瑞自己传播的谣言，以诬陷为煽惑，所以要他抵命。

“抵命的话，罗叔亚不是说说的，真有那么个想法。中堂，我看，我们得先站稳脚步，

好封他的嘴。”

“喔！”曾国藩说：“站稳脚步这话我要听。我们的脚步是如何站法，他的嘴是如何封

法？”

“不必等他提出正式照会，我们自己先办。地方酿成如此巨案，到底是因为地方官不能

化导于平时，防患于未然。拿道、府、县先撤任，听候查办，亦是情真罪当的事。”

曾国藩不断摇头：“我虽不惜得罪清议，这样的事也还不敢做。”

“中堂……。”

“地翁！”曾国藩打断他的话说，“这件事难商量。”

口风中水都泼不进去，崇厚不得要领而去。到了第二天，罗叔亚又来见曾国藩，叽哩呱

啦说了一大套，通事怕他生气，于病体不宜，当场不敢照译。但罗叔亚词气神色的凶悍，却

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走后不久，接着就送来一件正式照会，另附中文译本，居然真的就提出

要张光藻、刘杰和陈国瑞抵命，以及严拿凶犯，立即正法的要求。

“战机一触即发。”黎庶昌压低了声音对薛福成说，“我们先想个保护中堂的办法出

来，再把照会送上去。”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铭军飞调到津再说。”

铭军大部驻扎在山东与直隶交界的张秋一带，另有三千人由刘铭传的部将，记名臬司丁

寿昌统带，驻扎保定，要调就只有调这三千人。

等商量停当，才把照会拿了上去，曾国藩有些沉不住气了！对于黎、薛所建议的调丁寿

昌所部，移驻天津附近的静海，他亦认为有此必要。不过他不是为他自己着想，主要的是拱

卫京师，免得洋人长驱直入。挡不挡得住是另一回事，挡总得要挡，不然对任何一方面都无

法交代了。

“你们让我静下来想一想。”等幕友退出，曾国藩一个人绕室徬徨，通前彻后考虑大

计，口中不断在自问：“拿什么来打？”

其实这已经考虑过不止一次，早已拿定主意，无论如何不与法国人开衅。但事到如今，

有难以控制之势，他不能不重新估量后果。

很自然地，曾国藩想到了十年前的英法联军，那时有僧王和胜保当前敌，恭王和桂良主

持抚局，文祥办理军需供应以及京师城防，犹不免一败涂地。如今只得丁寿昌三千人马，挡

一挡也不过为两宫太后和皇帝腾出一两天工夫，便于再一次“逃难”而已。

若是打到京城，还是要和。英法联军入京，一把火烧掉了圆明园，先帝虽为此急怒攻

心，病势加重而“弃天下”，但圆明园毕竟是离宫别苑，英法联军不曾毁伤宗庙社稷，还可

以和得下来。而这一次果然让法国兵打到京里，为了报复起见，在大内放起一把火，连太庙

一起烧掉，那时再要说谈和的话，无异辱及先人而默然忍受，不但为清议所不容，而且对后

世亦难交代。这样和不下来，就只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直打下去，打到天下大乱，盗贼

蜂起，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终于亡国为止。

转念到此，曾国藩眩晕的毛病又发作了，只觉得天旋地转，头重脚轻，赶紧扶着桌子，

摸索到床上躺下。

于是多少年来的感触，又梗塞在他心头了，一切不如人，说什么都是空话，唯有忍辱负

重，奋发图强。接着便想起洪杨平定以来的诸般新政，沈葆桢所经理的福建船政，规模庞大

的上海制造局，京师的同文馆等等，总算是可以安慰的一些成就。

就因为有这些成就，曾国藩越觉得非和不可，此时忍辱，将来才有报仇雪耻的机会，否

则刚创下的一点基础，浪掷在战火之中，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起炉灶？于此可知，自己立

意不与法国开衅的宗旨，真正是万不可移。如今只要挺得下来，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因此，当第二天崇厚又来谈天津道、府、县一概撤任，听候查办这件事，他居然同意

了。决定委记名臬司丁寿昌署理天津道，府、县两缺，由崇厚保举一个姓马、一个姓萧的署

理，据说这两个人对天津地方，极其熟悉，办理缉凶，非此两人不可，曾国藩也同意了。

他和崇厚会衔的奏折尚未到京，总理衙门已经接到法国公使提出强硬照会，以及罗叔亚

在天津与他们的水师提督频频会商的消息，看样子战端随时可起。宝鋆急得食不下咽，只怨

自己运气不好，偏偏恭王和文祥都在病假的当儿，出现了这么棘手的局势，而且军机上三个

人还不能协力同心。李鸿藻力主“民心不可失”之说，他后面有醇王和清议的支持，发言颇

有力量。看来抚局难成，战火要起，这副千斤重担，怎么挑得下来？

“我也知道，这副担子你挑不下来。”慈禧太后听得宝鋆的陈奏，断然作了处置：“现

在只有一面催文祥赶快销假，一面让恭王进宫来看折子，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他不能不力疾

从公。”

以私人的交谊，宝鋆不忍把这副重担放在病骨支离的恭王肩上，但情势所迫，无可奈

何，只得遵旨传谕。

“闹教案不想闹成这个样子！”慈禧太后神色抑郁地说：“这一阵子，我们姊妹愁得都

睡不着觉，打是不能打，民心也要紧，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总得有人切切实实出个主意才

好。不知道各省是什么个意思？”

“丁日昌给奴才来信说，总宜保全和局为是。”

宝鋆的话一完，李鸿藻接口便说：“丁宝桢也给臣来信，其中有两句话，臣请上达圣

听。”接着，他用极清朗的读书的调子念道：“倘或其曲在彼，衅非我开，则用兵亦意中之

事。”

这江苏、山东的两丁，是巡抚中顶尖儿的人物，宝鋆和李鸿藻针锋相对，各引以为重，

于是第三者的沈桂芬说话了。

“现在就是先要辨个是非曲直。曾国藩的头一个折子，已经说得很明白。以臣愚见，局

中人见闻较切，这一案既已责成曾国藩查办，不能不多听听他的意见。”

这番话看来平淡无奇，其实是放了李鸿藻一枝冷箭。李鸿藻也跟倭仁一样，虽受命在总

理衙门行走，却从未视过事，“局中人见闻较切”就是指他身在局外，不足与言洋务。总理

衙门的大臣都跟李鸿藻格格不入，只是沈桂芬秉性以阴柔出名，不似董恂那样近乎粗鄙，所

以他跟李鸿藻的暗斗，不为人所注意。

三个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站在一边，自然占了上风。同时李鸿藻也不是不了解局势

的人，他并不主战，只是觉得有责任为“义民”说话而已，话说过了，责任就尽过了，所以

明知沈桂芬话中有刺，隐忍不言。

只要不抬杠，两宫太后都乐意他们多说话，于是慈禧太后便又问起朝中和民间对此事的

看法，大致慷慨激昂的居多，敢替洋人说话的甚少。这对两宫太后来说，多少是一种安慰。

但等曾国藩和崇厚会衔的奏折一到京，这份安慰便变成极沉重的负担了。奏折中为洋人

雪冤，指出“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列陈所以“致疑”的原因五点，

奏请“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这已经是要从长计议的

事，又要将天津道、府、县三员撤任查办，以及派兵弹压，并俟“民气稍定，即行缉凶”，

那就决不能轻许了。

不许怎么样？宝鋆和董恂不知说过多少遍了，不依洋人，就会开仗。是和是战，两宫太

后无法作任何决定，慈禧太后还觉得这事也不能只听少数人的意见，于是召见病起第一天进

宫看折的恭王和军机大臣，面谕召集御前会议。

※ ※ ※

养心殿地方太小，太后又不能出临外朝，决定在乾清宫西暖阁集会。奉召的一共十九个

人，区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亲贵，惇王和孚王。第二是重臣，官文、瑞常、朱凤标、倭仁

四相，以及恭王为首的军机四大臣。第三是近臣，御前大臣醇王、景寿、伯彦讷谟诂，弘德

殿行走的将相，翁同龢、桂清、广寿。第四是掌管洋务的总理大臣，董恂、毛昶熙。除了孚

王以外，其余十八个人都在近午时分到了乾清宫，由惇王带班，进殿行礼。军机大臣和总理

大臣跪在东边，其余的跪在西边。

乾清宫是天子的正寝，在康熙以前，皇帝临轩听政，岁时受贺赐宴，以及日常召见臣

工，都在这里，是内廷中规制最宏伟的一座宫殿，广九楹、深五楹，象征“九五之尊”。中

间三楹设宝座，楣间有块顺治御笔的匾：“正大光明”。自从康熙末年闹出“夺嫡”纠纷以

后，从雍正开始，废除了立储的制度，皇位的继承，由皇帝御笔书名，锦盒密封，这个锦盒

就藏在“宫中最高之处”的“正大光明”匾额后面。

左面三楹为东暖阁，原名“抑斋”，自从高宗因为得了绝世奇珍王羲之父子的三通帖，

珍藏在此，所以又题名为“三希堂”，右面三楹就是西暖阁，题名“温室”，高悬高宗御制

的一篇“乾清宫铭”。其时正当全盛，高宗又享大年，所以铭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六句话：

“五福敷锡，万国咸宁，敢恃崇居，惴惴矜矜，益慎体乾，惟皇永清。”现在，两宫太后及

十五岁的皇帝，就是坐在这篇铭文之下，为了“一国不宁”，召见“惴惴矜”的亲贵重臣。

分班行了礼，所有的太监都奉命退出殿外，这时慈禧太后才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天津

的教案，没有想到闹得这么厉害！现在法国人蛮得很。曾国藩的折子，想来你们都在军机处

看过了，要办地方官，要拿杀洋人的百姓，这件事该怎么办？我们姊妹俩想不出主意，所以

找大家来商量，有话，你们尽管说！”

这样的场合，第一个说话的应该是惇王，他是早就预备好了的，片刻沉默以后，开始发

言：“曾国藩不是不讲理，不体恤下属的人，他这个折子，也是大不得已。不过民为邦本，

民心一失则天下解体。所以这件事要慎重。”

这几句话说了等于没有说。在他肩下的醇王就不同了，一开口就显得很激动，“民心宜

顺！”他大声说道，“天津的地方官也没有罪，张光藻跟刘杰，平时的官声很不错，他们当

然不能偏袒教民，讨洋人的好。事情闹开来，全怪那个丰大业太野蛮，拿枪就打，这还成话

吗？如果说中国的使臣，在他们法国也是这样子蛮不讲理，枪击职官，不也一样要犯众怒

吗？至于陈国瑞路过天津，说了几句嘉许义民的话，正见得他忠勇性成。在法国看，他们有

罪，在中国看，何罪之有？他们的罪，是总理衙门给安上的，咱们自己还在查办，总理衙门

倒先替天津的义民认了罪的。给法国公使的照会，说什么天津的‘举事者’，等于我‘大清

仇人’，这种措词太失体了！还有人说，天津的百姓，无缘无故杀法国人，不过借此抢劫掳

掠。诬责义民，于心何安？”

那段话是宝鋆说的，他不能不申辩：“启奏两位太后跟皇上，七爷的责备，奴才不能

受！烧教堂的时候，有人大抢特抢，是有案可稽的。”

“趁火打劫，总是有的。”慈禧太后为他们排解，“这一层，现在不必再提了。”

“臣有申辩。”董恂接口高喊。

“好！你说吧！”慈禧太后告诫：“就事论事，别闹意气。”

“是！”董恂用含冤负屈的声音答道：“臣等奉旨与洋人交涉，事事以宗社为重。洋人

脾气多很坏，臣等受气也不是受了一天，局外人不谅，嬉笑怒骂的也很多，臣等总想着受辱

负重四个字，能够为朝廷‘求全’，自己‘委屈’一点儿，算不了什么。这一次教案，原是

相激而成，如果地方官实心为国，知道现在还不是可以跟洋人开衅的时候，平日多加化导，

就不致于教民相仇。老百姓也应该体谅国家，平长毛、灭捻匪，现在陕甘还在用兵，国力凋

敝。明明惹不起洋人而偏要惹他，惹出这样一个局面，不就等于跟大清为仇？”

董恂一口气说下来，上了年纪，不免气喘，所以得停一停，而醇王不容他往下再说，接

口便驳：“说百姓与朝廷为仇，是断断不会有的事！这话在自己都不能说，何况说给洋人，

形诸文字？试问，洋人误信百姓与我大清为仇，不更以为朝廷孤立无援，越发得寸进尺，没

有个完结？求和反不得和，不但失体，而且失策！”

“原是说委屈求全。”董恂的再度辩解，就显得有些软弱了，“措词当然要不同些。”

“怎么个不同？”

看醇王咄咄逼人的神态，慈禧太后心想，倘或引出主战的论调来，今日一会，便难收场

了，得要想个办法，先教大家死了不惜一战的那条心，专就“抚局”上去研究，如何能够议

和而不太吃亏才是正办。因此，她摇一摇手：“不必在这些细故上争执。”接着，摆出不胜

悲愤的神情说道：“道光、咸丰两朝，咱们中国都吃了大亏，洋人是咱们的世仇，你们如果

能想一条计策，把洋人灭掉，我们姊妹俩就死也甘心！”

这番话说得群臣动容，都觉得语气严重，不敢轻易奏对。

慈禧太后细看西面那一班从领头的惇王，到末尾的翁同龢的脸色，知道自己这两句话把

他们“镇”住了，于是又用缓和的声音说：“皇帝还没有成年，诸事要从长计议，你们都是

国家的重臣、近臣，休戚相关，跟外头不一样，总得要搁下成见，多替国家着想。”

醇王是主战的一方，既无彻底灭洋人的长策，就不敢再多说。军机和总理衙门，除了李

鸿藻以外，是主和的一方，听出慈禧太后暗中支持的意思，便不必再多说。彼此沉默之下，

作为清议领袖的倭仁，就不能不发言了。

“臣愚昧，”他说，“张光藻、刘杰两员，既然官声甚好，不宜加罪。”

“是的，不宜加罪。”瑞常和朱凤标同声附和。

因为这三个人的位高望重，宝鋆等人不便说话，只有恭王起而相驳，但他病后虚弱，无

力多言，只说得一句：“不依曾国藩所请，此案不能善了。”

于是又出现了僵持不下的沉默，翁同龢觉得这是个给自己讲话的机会，便提高了声音说

道：“臣有愚见。曾国藩所请两事，皆天下人心所系，亦是国法是非所系。请再申问曾国

藩，洋人此后如无别项要求，尚可曲从，倘无把握，则宜从缓。似乎不必在仓促间定议。”

这是折中的论调，也合乎慈禧太后“从长计议”的指示。在主战的一方，认为不得已而

求其次，至少该这么办，而主和的一方，觉得以此作为让步的表示，亦未始不可。只有一个

董恂，听得翁同龢的话，心里就冒火。

董恂久为清议所指摘，而他亦对朝士抱着极深的反感，最使他痛恨的是替他安上一个

“董太师”的外号，臣子拟于董卓，如在雍正、乾隆朝，凭这个外号，就可断送一辈子的功

名富贵。因此，他总认为那些以讲学问务声气的名流，徒尚空言，不负责任，所发的议论，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眼前的翁同龢就是。曾国藩的折子，或准或不准，可否之间只凭慈

禧太后一句话就可裁决，反对的人虽多，但上有慈禧、下有恭王，仍可如愿以偿，不想翁同

龢节外生枝，要搞乱了垂成之局，岂不可恨？

于是，他抬脸冲着翁同龢说道：“这时候天津不知道是什么局面？那里容得你往来问

答？”这句冲口而出的话，成了危言耸听，两宫太后首先就悚然心惊。董恂的意思中是表

示，即在这庙堂筹议大计之时，也许大沽口的外国兵船，就已经在开炮了。战端既然随时可

启，往来问答，稽延时日，以致误了大事。这一下原来以为翁同龢有道理的，便觉得他的话

亦不免迂腐了。

于是慈安太后微喟着说：“有僧王在，他的马队，还可以把洋人挡一挡。现在，也还得

要调一支兵进京保护才好。”

“是！”恭王答道，“臣等商议，预备再调驻张秋的铭军九千人入京。等商议好了，请

旨办理。”

“李鸿章呢？”慈安太后又问，“他此刻在什么地方，这件案子，他怎么个说法？”

“李鸿章此刻在潼关。他给臣写信，也说‘断乎不可用兵’，只能跟洋人‘一味软

磨’。”

惇王听得这一说，算一算督抚中预备开仗的，只有一个丁宝桢，但“东军”全靠一个总

兵王心安，那两三千人要拿曹州一带的土匪，根本就不能调进京。看样子已非得依从曾国藩

的意思不可，那就只有在“讨价还价”上打主意，因而接着恭王的话说：“曾国藩所请办地

方官、缉凶这两件事，既不得不从，那么，中国人迷拐孩子，也不能不严办。”此又是董恂

出的主意，认为严拿拐子，刺激洋人，应该从宽，所以惇王这么说。

这一说勾起了醇王的牢骚，发了好大一篇议论，说素日无备，而临事则以“无可如何”

四字塞责，从咸丰十年以来，试问“所备何事”？这是指责当国十年的恭王。说到最后，他

亦是“无可如何”，只好在文字上要求了，“此次纶音，如果仍有措词失体之处，”他很起

劲地说：“臣等仍当纠正。”

慈禧太后点点头，看着恭王说道：“那种‘大清仇人’什么的，是有点儿不象话！”

“是！”恭王病后体力不支，急于完事，便敷衍着醇王说：“军机拟旨如有不妥之处，

醇王等人尽管纠弹，臣等虚心接受。”

恭王这样给面子，醇王不便再发牢骚，于是御前会议到此结束。时间太长，无不汗透重

衣，上了年纪的倭仁等人，甚至因为跪得太久，站不起来，得要太监来搀扶。

虽然如此，却还不能回家，都在朝房里等着看军机处所拟的旨稿，如有与廷议不符之

处，象醇王所说的，“倘有措词失体之处”，便可当时“纠正”。

军机章京的笔下都快，但这天拟旨，要把群臣所发，面奉裁可的意见，都包括进去，而

遣词用字的多寡轻重，与发言者的名位又有关连，因此斟酌损益，费了三个钟头，才把两道

明发、两道廷寄的稿子拟好，邀请大家去看。

两道明发，是摘叙曾国藩的原折，为洋人辩解“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

妄”，以及遣责天津地方官办事不力，革职查办。两道廷寄，一道分寄沿海各省督抚，严密

戒备；一道专寄曾国藩，指示大计，自然最关紧要，所以大都争着先看这一件，只见写的是：

“曾国藩、崇厚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折；另片奏请将天津府县革职治罪等语，已均

照所请明降谕旨宣示矣。曾国藩等此次陈奏各节，固为消弭衅端，委屈求全起见；惟洋人诡

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启衅也。该督等现

给该使照会，于缉凶、修堂等事，均已力为应允，想该使自不至再生异词。此后如洋人仍有

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至豫备不虞，尤

为目前至急之务。曾国藩已委记名臬司丁寿昌署理天津道篆，其驻扎张秋之兵，自应调扎附

近要隘，以壮声威。李鸿章已于五月十六日驰抵潼关，所部郭松林等军亦已先后抵陕，此时

窜陕乱民，屡经官军剿败，其焰渐衰，若移缓就急，调赴畿疆，似较得力。着曾国藩斟酌情

形，赶紧复奏，再降谕旨。日来办理情形若何？能否迅就了结，并着随时驰奏。总之和局固

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

安。沿江沿海各督抚，本日已有寄谕令其严行戒备。陈国瑞当时是否在场？到津后即可质明

虚实，已令神机营饬令该提督赴津听候曾国藩查问矣。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钦此。”

这道廷寄，实际上照曾国藩及总理衙门的意思办理，而表面上对主战一方重视民心的议

论，亦已完全采纳，所以大家都没有什么话说。

再看那两道明发上谕，摘引曾国藩的原奏，文气不顺，近乎支离。翁同龢心里在想，如

果照此明发，一定会引起指摘，还得重新斟酌。但看看窗外日色，已经偏西，还要清稿，还

要“请起”，面奉两宫太后认可，时间局促，决无再细作推敲的工夫，因而也就一忍了事。

等恭王入见，又费了三刻工夫，才算妥帖，廷寄即刻飞递，明发由倭仁带回内阁去处

理。出宫时刻，已快下钥，却有一骑快马，飞奔而来，天津的折差，递来崇厚的一个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