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桂连答道，“奴才那儿也没有去过，是第一回到京城。”.11

“是！”桂连答道，“奴才那儿也没有去过，是第一回到京城。”.11

说是曾国藩病重，请另简大臣赴津主持。

※ ※ ※

曾国藩的病是又重了些，但神明不衰，未到卧床不起，无法治公的地步。就是病势增

重，也是受崇厚所逼，而间接是受英国公使威妥玛所逼。

当教堂被焚之初，英国驻天津的领事李蔚海，就联络各国领事，组织了一支“自卫

队”，名为保侨，其实是有意要反衬出中国官府不能维持地方。及至罗叔亚到天津，老奸巨

猾的威妥玛自告奋勇，陪着他同行，在幕后全力煽动。起先是提出拿天津府县及陈国瑞抵命

的要求，以后又透露口风，赔偿损失最少得数百万银子，杀人放火的凶手，至少要正法三、

四百名。上海来的《申报》又载着英国人的议论，说是必须用武，儆戒中国官民。同时崇厚

打听到，罗叔亚不仅每天与法国水师提督会商，而且已有两千洋兵开到，大沽口和烟台的外

国兵船，亦日有增加。

这些消息把崇厚吓得胆战心惊，万一开仗，朝廷主战的一派得行其志，那时追究责任，

第一个就会把他杀掉，至少也是充军的罪名。这是不可避免的，兵败议和，则杀主战的大

臣，和议决裂，不惜一战，则必杀主和最力的人来激励士气民心。为此，他一天几次去见曾

国藩，反复申说，必须答应罗叔亚在照会中所提出的要求，否则大祸就在眼前。

曾国藩撤张光藻、刘杰的职，奏请治罪，已觉内疚神明，痛悔不止，如何再肯听崇厚的

话？最后被逼不过，他半真半假地表示了态度。

“洋人亦须适可而止。”曾国藩依然保持着他那平静舒缓的语声，“莫以为我立意不开

衅，便是怕事不设防！我已密调各路军队到津，军械由上海制造局航海赶运，军粮呢，福建

采办的两万石米，可以奏请截留。真的逼得人不得过，也就只好跟他周旋了。”

崇厚惊愕莫名，“中堂，”他嗫嚅着说，“我竟不知有这些部署！”

“现在你知道了。”曾国藩闭眼捋须，接着又说：“我自募勇剿贼以来，此身早已许

国。幸赖圣祚绵长，将士用命，荡平巨寇，百战名将，如今凋零虽多，也还有李少荃、左季

高、彭雪琴、杨厚庵，那个不是念切时艰，心存君国？就算我衰病交侵，不久人世，继起亦

复有人，不见得跟洋人打都不能打！”

这番话一说，崇厚无法再谈得下去，而且心里惊疑不止，他无法判断曾国藩的话，是真

是假？他也知道，曾国藩处事一向慎密，又有一班极能干的幕友，暗中调兵遣将，非无可

能。看这样子，说不定曾国藩眼前的一意主和只是缓兵之计，等军队开到，又是一样说法，

那就非把大局搞决裂了不可！

这样一想，他觉得曾国藩在天津，有害无益，苦于无法把他请走。谁知事有凑巧，曾国

藩因为崇厚一味媚敌，逼人太甚，心境大为不快，眩晕的毛病越发严重，以致当客呕吐，卧

倒在床。崇厚灵机一动，趁此机会，飞奏曾国藩病重，不能任事。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举动，

但照崇厚的想法，这一来不但是救他自己，也是救了曾国藩，让他能把一副千斤重担卸下

来，回保定安心养病。

在同一个奏折中，崇厚又说，法国公使已提出职官抵命的最后限期，如果在拜折第二天

下午四点钟，还未有确实答复，法国兵船就要派兵上岸，杀向京城，而大沽口的各国兵船，

就在这一两天内开到了九艘之多。

这个折子递到京城，正就是崇厚拜折第二天的下午四点钟。如果说已经决裂，则事已无

及，而期限过于迫促，亦反令人有不近情理，纯为空言恫吓的感想。因此，奉旨进宫看折的

恭王，对这一层倒不怎么摆在心上。

然而曾国藩的病倒在床，却不能不重视。恭王和总理大臣们都知道，崇厚对外则资望不

足，为敌所轻，对内则与情不洽，动辄获谤，已经无法再在天津立足，所请“简派重臣”，

实在有此必要。为难的是这个能办洋务的“重臣”到那里去找？

“这是个火坑，派谁谁倒霉！”宝鋆苦笑着说，“和议成不成是另一回事，先就得让那

班‘清流’骂个够！”

他的话一半是牢骚，一半也是实情。沈桂芬则比较沉着冷静，心想宝鋆的话一传出，更

难找人，于是紧接着说道：“话虽如此，事情也得两面看，这时候谁要肯挺身而出，把曾爵

相都未能办成的抚局办成，必享大名。再说，为国家建了大功，朝廷亦必不薄待。”

“对了！”恭王许了愿心，“谁要是把这副担子挑了下来，我一定保他，或是换顶戴，

或是调剂差使，两宫太后不能不依。”

有此一句话，立即便有人自告奋勇，那就是以兵部尚书奉派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毛昶熙。

他是河南人，也是咸丰初年投笔从戎的翰林之一，一向在他家乡办团练，比起曾国藩、李鸿

章戡平大乱的勋业来，自有天渊之别。但正如俗语所说的，“没有功劳有苦劳”，在慈禧太

后和恭王眼中，是个肯为朝廷出力的人。毛昶熙本人则在京朝大僚中，以知兵自名，把那些

以翰苑起家，循资升为尚书、侍郎的大臣，都看作书生。这时因为法国公使以兵船胁迫，他

认为以兵部尚书，总理大臣的双重资格，该去看一看虚实，因而毅然请命，打算着能够化干

戈为玉帛，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

有他肯不避艰险，且又是总理衙门的人，深知朝廷的意向和全案的首尾，恭王自然接

纳。但与宝鋆、沈桂芬密商的结果，认为办洋务的长才，第一推丁日昌，如果真的和议决

裂，则拱卫京畿，又非李鸿章不可。此外托词卧疾，遥领直隶提督衔名的刘铭传，亦该征

召。商定了这些办法，立刻进宫请旨定夺。

那几天因为承恩公惠澂的夫人病殁，作为亲生长女的慈禧太后，哀痛不已，养心殿的常

朝暂免。这时，只有恭王一个人“递牌子”，两宫太后在御花园钦安殿召见，自是一奏就

准，当天就下了谕旨。名义上仍旧尊重曾国藩，让他主持天津的交涉，但以“该督抱恙甚

剧，恐照料或有未周，谕令丁日昌迅速赴津，帮同办理。又以丁日昌航海前来，须在旬日以

外，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会办。”同时“谕令李鸿章，带兵驰赴畿疆，候旨调派。”

于是毛昶熙带着四名随员，由京师星夜赶到天津，预备与“洋官”会议。

毛昶熙的四个随员是，翰林院侍讲吴元炳、刑部员外刘锡鸿、总理衙门章京陈钦、恽祖

贻，算是京里一等一的洋务长才，其实只有一个陈钦是好手。他在总理衙门的章京中，称为

“总办”，就好比军机章京的“达拉密”，内务府的“堂郎中”，是司官的首脑。曾国藩对

毛昶熙知之甚深，并不重视，倒是对这四个人，一谈之下，赞叹不绝，许为“难得之才”。

难得的也还只是一个陈钦。在与法国公使罗叔亚、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会议席上，他据理

力争，侃侃而谈，引证各国通行的公法，指出丰大业应负激发冲突的责任，同时表示修堂、

赔银以外，天津府县撤职交刑部查办，缉凶事宜正由新任天津地方官办理，安三、王三两名

祸首已经照罗叔亚的要求释放，中国所应该做到的，不但已经做到，而且已经过分，不能再

有所让步。

罗叔亚被驳得无话可说，一味坚持职官抵命的要求，变成无理可喻，威妥玛自然也就挑

拨不起来。等会议不欢而散，罗叔亚与威妥玛大概觉得还是总理衙门比较好对付，随即便离

津进京。

崇厚一看这情形，正是脱身之时。一则交卸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职司，便解除了天津交涉

的责任，再则怕罗叔亚在天津未能讨得便宜，会跟总理衙门去找麻烦，他得从中去说好话，

以排解见功。所以拿“奉使法国请入都陛辞”的理由，拜折即行，跟在罗叔亚后面，匆匆赶

进京去。

崇厚一味媚外，凡事看不清楚，曾国藩却是神明未衰，自己知道，这桩交涉，坏在误听

崇厚的先入之言，一上来失之于太软弱，让法国人步步进逼，搞得枪法有些乱了。静下来细

想一想，觉得罗叔亚的态度奇怪，如照起初那样的强硬，则会议决裂，接着便是法兵登岸，

何以一无表示，悄然进京？

这个疑团，很快地就被打破了。从英国通到印度孟加拉省首邑加尔各答的“电报”，传

来消息，说是普鲁士跟法国开了仗，起因于西班牙发生革命，女王被废，预备迎立普鲁士王

的一个亲族为西班牙王，法国的皇帝，老拿破仑的侄子，称为“拿破仑第三”的，表示反

对。于是普鲁士王遣大将毛奇，领兵进攻法国。在大沽口的法国水师提督，就因为国内正有

战事，必须待命行动，所以拒绝了罗叔亚的要求，怎么样也不肯开衅。

“天佑吾华！”曾国藩大大地松了口气，知道仗是打不起来了，至少限度可以说，要法

国国内再派援兵，是不会有的事。

“中堂！”薛福成说，“法国既有内顾之忧，我们这里何妨乘机利用？”

“不然，不然！”曾国藩大为摇头，“你莫想到《战国策》上的话！普、法两国的国情

形势，几乎一无所知，而想利用重洋万里以外的战局，如何可以！这个论调发不得，一发助

长了主战诸公的虚骄之气。为今之计，正宜把握良机，奏请慈圣，执持定见，促成和议。请

你去拟个奏稿来，普法开仗的事，只字不可提！”

“是的！”薛福成心诚悦服，“中堂这才是老成谋国！”

这个奏折由曾国藩和毛昶熙会衔拜发，主旨是“请中外一体，坚持定见”，决不用兵，

但兵可不用，不可不备。本打算着“投荒万里之行”，有几年苦头可吃的李鸿章，忽然得此

际遇，精神抖擞地星夜带兵入卫，一路行军，一路不断上奏，同时行文军行所经各地督抚，

要求供应军需。曾国藩是替他办惯了粮台的，将福建船政局购办的“京米”，截留了两万

石，存放在天津，专等李鸿章和刘铭传来领。

除了李鸿章，丁日昌亦已奉旨北上，他也是来“跳火坑”的。启行之前，先上个奏折，

说“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亦足以荧听闻而挠大计，卒之

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自道“臣每读书至

此，不禁痛哭流涕”，因而提出看法“现在事机紧急，守备则万不可缺，至于或战或和，应

由宸衷独断，不可为众论所摇”。这番话的意思，与曾国藩一样，都是请两宫太后“谋划必

须决断”，抱定主旨，决无更改。言外之意，都指醇王、李鸿藻、倭仁那些人的话，万不可

听。

因为如此，没有人再发主战的议论，但一口怨气不出，都发泄在曾国藩头上。有的公然

指责，有的写信质问，大致以前骂崇厚的话，现在都用来骂他，态度最激烈的则是他的同

乡，甚至要把他悬在湖广会馆的那块“道光戊戌科会试中式第三十八名进士、殿试三甲第四

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的匾额撤除。

以曾国藩的德高望重，尚且被骂得如此不亦乐乎，总理衙门和涉及到这件教案的部院，

自然深具戒心。曾国藩挨骂最厉害的一件事，就是官声甚好的张光藻、刘杰撤任，解交刑部

治罪，如果刑部真的治了罪，必然又受清议攻击，变成替人受过。刑部尚书郑敦谨，当然不

会这么傻，所以当直隶臬司钱鼎铭将此两人解送刑部时，主管的直隶司郎中，拒绝收领。接

着，军机承旨，发了一道上谕：“罗叔亚无理要挟，所请府县抵偿一节，万无允准之理。传

谕钱鼎铭将张光藻等解赴天津，并令曾国藩等，取具该府县等亲供，以期迅速了结。”既不

说治罪，亦不说免议，不知“如何迅速了结”？使得钱鼎铭深感为难。

在曾国藩，明知刑部有意推卸责任，不但没有什么不快，反觉欣然，认为补过的机会到

了，听张光藻和刘杰要请病假，一口答应。于是张、刘二人，当天离开天津，躲到外县去

“避风头”。

缉凶的事，他一样也不起劲。毛昶熙看看情势不妙，曾国藩口说“不惜得罪清议”，又

说“眼前事大，千秋事小”，其实既畏清议，亦惜千秋之名。他新补了崇厚的遗缺，兼署

“三口通商大臣”，会办交涉职责所在，不得不天天催曾国藩“拿办凶手”。

一拿拿了三十多名，都是“水火会”中人，由新任天津知县萧世本审问，因为听审的百

姓极多，萧世本不敢不慎重，这样便又拖延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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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书屋 整理校对

慈禧之二：玉座珠帘

二九

就在这时候，江宁发生了一件清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怪事：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

马新贻在江宁练了四营新兵，规定每天操演两次，专习洋枪、抬炮、长矛，每月二十五校

阅，主要的是看新兵用洋枪打靶，地点就在新建总督衙门未完工前，暂时借用的江宁府署西

面的箭道。他对新兵用洋枪的“准头”如何，看得很认真，好在出了署西一道偏门，就是箭

道，走了来，走了去，不费什么事，所以每一次都是亲临校射。

七月二十五又逢校阅之期，因为下雨，延迟一日。第二天一早，依例行事，到了九点多

钟看完，马新贻亦同往常一样，步行回署。后面跟着负责警卫的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和替总

督传令的武巡捕叶化龙，还有两三名马弁。走近偏门，只见有个中年人，用马新贻家乡，山

东荷泽的口音喊道：“大帅！”

接着便跪了下来，双手捧着一封信，高举过顶。

马新贻认识这个人，一见便问：“你还没有回去？”

“回大帅的话，盘缠用完了。今天特为来求大帅。”

“不是给过你两次了吗？”马新贻的神色显得颇不耐烦。

“是……。”

正当那人嗫嚅着不知何以为词时，右面又有人高声喊道：“大帅伸冤！”接着也跪了下

来。等马新贻回头来看时，那人突然从衣襟下取出一把雪亮的短刀，左手拉住马新贻的手

臂，右手往上一递，刀已插入右胸。

“扎着了！”马新贻大喊一声，接着便倒在地上。

于是喻吉三和叶化龙等人，一拥上前抓住了刺客和告帮的那个山东人，同时将马新贻抬

回上房，找医生来急救。

这样一件大事，立刻传遍全城，无不惊诧万分。于是将军魁玉、署理藩司孙衣言、臬司

梅启照，还有学政殷兆镛，一起赶到督署，只见马新贻奄奄一息，已无法说话，他的两个已

入中年的姨太太嚎啕大哭，跪在魁玉面前，口口声声：“请将军替我家老爷伸冤！”

魁玉知道，话中是要请他缉拿指使的正凶。但是魁玉自己也在害怕，在他看裁撤的湘

军，个个都象是指使的正凶。这话不能说，说了保不定连他都会挨一刀。

因此，魁玉除了好言安慰以外，不敢说什么担当的责任的话，只巴望能保得住马新贻一

条命。无奈刺中要害，群医束手，延到第二天中午，终于咽气了。

这时，江宁知府孙云锦和上元、江宁两知县会审凶手的供词，亦已呈送到魁玉那里。凶

手名叫张文祥，河南汝阳人，做过洪军李侍贤的裨将。供词离奇不经，魁玉看了，只是不断

摇头，连称“荒唐”。

“出缺的原因，怎么说？”魁玉问臬司梅启照，“这么荒唐的供词，怎么能出奏？”

“是！”梅启照紧皱着眉说，“主使的人，其心凶毒，不但要马制台的命，还要毁他的

清誉。好在凶手还在审讯之中，只好先含糊其词。”

于是以“行刺缘由，供词闪烁”的措词，飞章入奏，到京城那天是八月初二。

总督的权柄极重，威仪极盛，居然会在官兵校射的地方被刺，这件事不但令人惊骇，而

且无不诧异。因此也没有一个人不怀疑张文祥后面有主使的人，只是主使的人是谁，目的何

在？却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看出一个大概，这少数人中便有恭王在内。

慈禧太后正有丧母之痛，身体也不很好，但仍力疾视朝。恭王怕吓着了两宫太后，不敢

多说被裁湘军流落在两江的种种不法情事，只在严讯凶手优恤马新贻外，谈到两江总督悬

缺，认为非曾国藩回任不可。

就不为镇抚两江的散兵游勇，曾国藩回任也是公私并顾的好安排。论公，曾国藩没有把

天津教案办妥，只是他为此心力交瘁，大损清誉，朝廷既不忍责备，更不便把他调开，另外

派人主持和议，现在有此顺理成章的机会，是再好不过。论私，曾国藩回两江，驾轻就熟，

正好休养病体。所以两宫太后同声准奏。

于是直隶总督便落到李鸿章身上。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一则他有“精兵”可拱卫京

畿，再则他也是办洋务的第一把好手，正好让他接替曾国藩未能办成的和局。

这一下便宜了李鸿章的长兄李瀚章。李鸿章奉旨带兵援左宗棠西征，朝廷特命浙江巡抚

李瀚章署理湖广总督，替他“看守老家”，现在李鸿章调为直督，却不便叫李瀚章回任，因

为署理浙江巡抚杨昌浚，虽是曾国藩的小同乡，却是左宗棠的“嫡系”。浙江是左宗棠克复

的，一直被视作他的“禁脔”，前后巡抚蒋益澧、杨昌浚都是左宗棠所力保，这两个人的报

答便是替他在浙江筹饷。陕甘军务正吃紧之际，一动杨昌浚就会影响西征的“协饷”，既然

杨昌浚不能动，李瀚章就不能回任，由署理而真除，则淮军的“协饷”，亦仍可取给于湖

广，是件一举两得的事。

李家双喜临门，马家则是祸不单行。张文祥除了信口侮蔑马新贻以外，对于行刺的原

因，是否有人指使，坚不吐实。地方官会审时，态度桀骜不驯，将军魁玉亲自审问时，他只

说了一句：“我为天下除了一个通回乱的叛逆，有何不好？”马新贻虽是回教家世，但从洪

武初年由武昌迁居山东曹州府，到马新贻已传了十八代之久，是道道地地山东土著，与陕甘

回民风马牛不相及，可知张文祥话，完全诬蔑。

但问来问去，到底有句要紧话漏了出来！“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见得他是被买出来

的凶手，而且早有密谋。就因为这一句话，署理藩司，曾受马新贻知遇的孙衣言，坚持要求

刑讯，但是臬司梅启照和江宁府、上元县、江宁县三地方官都不敢。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有

人巴望着能在这时灭张文祥口，一用刑说不定就会在狱里动手脚，把钦命要犯报个“刑伤过

重，瘐死狱中”，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

张文祥本人只有离奇的片段供词，但在江宁城内，却有两种首尾俱全，枝叶纷披的传

说：一种是说马新贻与陕甘回乱有关；另一种是说他负义渔色，陷害患难之交。当然，后一

个传说更能耸动听闻。

传说中的马新贻，在安徽合肥署理知县时，曾经为捻军所擒，擒获他的就是张文祥。但

张文祥久有反正之心，所以捉住了马新贻，不但不向捻军头脑张洛行等人去报功，反而加意

结纳，为他引见了两个好朋友，一个叫曹二虎，一个叫时金彪，四个人拜了把子，然后悄悄

放马新贻回去，跟抚台说妥当了，再来接他们投降。

事情非常顺利，张、曹、时三个人都拉了部队，投向官方。上头委任马新贻拣选降众，

编设两营，因为马新贻号毂山，所以称为“山字营”，他的三个把兄弟都当了“哨官”。马

新贻就凭这两营起家，一路扶摇直上，升到安徽藩司。

洪杨平定，大事裁军，山字营遣散，张、曹、时三人都随着马新贻到藩司衙门去当差。

据说，这时候的马新贻，已有些看不起贫贱患难之交的意思了。

因此，曹二虎准备去接家眷时，张文祥就劝他一动不如一静，但曹二虎不听，把他的妻

子从家乡接了出来，住在藩司衙门里。既来了，不能不谒见马夫人，恰好马新贻也到上房，

一见曹二虎的妻子，惊为绝色，就此起意，勾搭上手，只是碍着本夫，不能畅所欲为。于

是，马新贻经常派曹二虎出差，而每一趟的差使，总有油水可捞，曹二虎乐此不疲，马新贻

亦得其所哉。

这样不多日子，丑闻传播得很快，张文祥不能不告诉曹二虎，他起先还不肯相信，暗中

去打听了一番，才知真有其事，便要杀他妻子。

张文祥劝他：“杀奸须双，光是杀妻，律例上要偿命，太犯不着。大丈夫何患无妻？你

索性就把老婆送了他，也保全了交情。”

曹二虎想想也不错，找了个机会，微露其意，谁知马新贻勃然大怒，痛斥曹二虎侮蔑大

僚。曹二虎回来告诉张文祥，张文祥知道他快要有杀身之祸了。

这样过了些时候，曹二虎又奉命出差，这次是到安徽寿州去领军火。张文祥防他此去有

变，约了时金彪一起护送。途中安然无事，曹二虎还笑张文祥多疑，张文祥自己也是爽然若

失。

于是第二天曹二虎到寿春镇总兵辕门去投文办事，正在等候谒见时，中军官拿着令箭，

带着马弁，来捉拿曹二虎，说他通匪。等一上了绑，总兵徐戌装出临，不容曹二虎辩白，

就告诉他说：“马大人委你动身后，就有人告你通捻，预备领了军火，接济捻匪。已有公文

下来，等你一到，立刻以军法从事。你不必多说了。”

曹二虎被杀，张文祥大哭了一场。他跟时金彪表示，一定要为曹二虎报仇。时金彪面有

难色，张文祥便指责他“不够朋友”，愿意独任其事。于是收了曹二虎的尸体埋葬以后，

张、时二人，就此分手。在这一段传说中，唯一真实的是，时金彪确有其人，现在在山西当

参将。

传说中的张文祥，被描画成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人物。据说，他用精钢打造了两把匕

首，用毒药淬过，每天夜深人静后，勤练刺击的手劲，叠起四、五层牛皮，用匕首去刺，起

先因为手腕太弱，贯穿无力，这样两年，练到五层牛皮，一刃洞穿。他这样做的用意，是假

定严冬有下手的机会，那怕马新贻身着重裘，亦不难一刀就要了他的命。

自从练成这样一番功夫，张文祥暗中跟踪了马新贻几年。一次相遇于杭州的城隍山，因

为巡抚的护从太多，无法下手，直到如今，始能如愿。又有人说，马新贻被刺时大喊一声

“扎着了！”其实是“找着了”，意思是说冤家路狭，终于被找到了。还有人说，马新贻被

刺，看清凶手是张文祥，说一声：

“是你啊！”接着便吩咐左右：“不要难为他！”

这些传说，绘声绘影，言之凿凿，民间即令是脑筋很清楚的人，亦不能不相信。因为，

不然就会发生这样一个疑问：张文祥刺马，到底是为了什么？同时官场中知道张文祥没有什

么详细口供的人，却又讳莫如深，颇有谈虎色变之慨，因而越发助长了这些传言的流播，不

久连京城里都知道了。

但替马家不平的，也大有人在，只是有的胆小，不敢多事，有的与湘军素有渊源，不便

出头。只有安徽巡抚英翰，身为旗人，不涉任何派系，由于跟马新贻私交甚厚，因而上奏，

在表扬贤劳以外，“请严诘主使之人，以遏诡谋。”京里又有个给事中王书瑞，奏请“添派

亲信大臣，彻底根究”，折子中“疆臣且人人自危”以及“其中或有牵掣窒碍之处，难以缕

晰推详”的话，意在言外，连慈禧太后都动了疑心。于是以五百里加紧的上谕，指派漕运总

督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同魁玉，督饬司道各员，将该犯设法熬审，务将其中情节，确切

研讯，奏明办理”。此谕刚发，接着又发密旨，说“此事案情重大，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

心，希图草率了事。”

张之万是个状元，也是个“磕头虫”，他的独得之秘的强身之道，是每天临睡以前，磕

多少个头，说是起拜跪伏，可以强筋活血。为人深通以柔克刚的黄老之学，所以也是个“不

倒翁”，这时接到朝命，大起恐慌，如果遵旨根究到底，一定会成为马新贻第二。果然，不

久就接到了间接的警告，劝他不可多事，这一下，张之万越发胆战心惊，一直拖延着不肯到

江宁。

无奈朝旨督催，魁玉又行文到清江浦，催“钦差”快去，张之万只好准备动身，把漕标

的精锐都调了来保护，数十号官船，在运河中连番南下，他自己一直躲在舱里不露面。

※ ※ ※

其时正值深秋，红蓼白蘋，运河两岸的风光颇为不恶，这天由河入江，到了瓜州地方，

张之万在船里闷了几天，想上岸走走，走了一阵，忽然内急，就近找了个茅厕方便。野外孤

露，四无隐蔽，倘或此时遇到刺客，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于是漕标参将，亲自带领两百亲

兵，拿枪的拿枪，拿刀的拿刀，团团将茅厕围住。正在收割稻子的老百姓，大为惊异，不知

道那里出了什么事？

跑去一打听，才知道是“漕帅张大人”上茅厕。于是张之万人还未到，他的笑话先到了

江宁。魁玉一见了面便拿他打趣，“天下总督，漕帅最阔，拉场野矢都得派两百小队守

卫。”他喊着张之万的号说：“子青，你真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张之万唯有报以苦

笑，“玉公，”他说，“我是奉旨来会审的，一切都要仰仗。”

“不然，不然！”魁玉摇着手说：“你是特旨派来的钦差，专为查办此案，当然一切听

你作主。”

两个人一见面先推卸责任，但彼此有关，谁也推不掉，那就只有“和衷共济”商量着办

了。当夜魁玉为张之万设宴接风，陪客有署理藩司孙衣言、臬司梅启照、候补道袁保庆。孙

衣言也是翰林，比张之万只晚一科，他的儿子叫孙诒让，功名不过举人，官职不过主事，但

声名极盛，对“墨子”的造诣极深，父子二人都是经师，所以张之万另眼相看。

袁保庆是袁甲三的侄子，他跟孙衣言于马新贻都有知遇之感。尤其是袁保庆，被委为营

务处总办，平日抓散兵游勇，颇为严厉，因此为马新贻带来杀身之祸，更是耿耿于怀。在席

间与孙衣言两人，极力主张对张文祥用刑，非要追出主使的人来，才肯罢休。

张之万抱定宗旨，只听不说，唯唯否否地敷衍着，等席散以后，魁玉把他和臬司梅启照

留了下来，这才谈到正事。

“孙、袁两公的话，决不可听。”梅启照这样说道，“他们为报私恩，不顾太局，难免

激出太乱子来。如今江宁城里，人心惶惶，安分守己的人家，都闭门不出，袁笃臣家就是如

此。”

袁笃臣就是袁保庆。

张之万吸了口气：“照此说来，江宁竟是危城！”

“也差不多。”魁玉答道，“但盼涤相早早到任，让我交出了总督关防。”

“涤相还在请辞，辞是当然不准他辞的，但天津的案子未结，还要入京陛辞请训，这一

耽搁，起码两个月工夫。”张之万说，“我们就想办法拖它两个月！这一案只有等涤相来料

理。”

“要拖也容易。”梅启照说，“张文祥不肯供，只有抓他的亲属来问，这样就拖下来

了。”

“他的家属在那里？”

“在浙江湖州府德清县新市镇。”

“行文浙江，逮捕到案。”张之万又问，“还有什么远些地方的人好抓？”

“有个时金彪。”梅启照说，“张文祥曾供过这个人，也是捻匪那里投降过来的，现在

山西当参将。”

“那就行文山西，逮捕到案。”

“是！”梅启照问道：“请示钦差大臣，那一天提审？”

“我审也无用。”张之万说，“这一案到最后如何定谳？该有个打算。打算好了我们就

照这条路子去走。”

梅启照深深点头，看着魁玉，魁玉也点点头，示意梅启照提出商量好的办法。

办法是替张文祥想好的一套口供，一要显得确有深仇大恨，完全是张文祥个人处心积

虑，必欲得而甘心，借以搪塞“严究主使”的朝命和清命；二要为马新贻洗刷清誉，而且要

隐隐含着因为公事认真，致遭小人之怨的意思，这样，马新贻之死，才能有殉职的意味。

这套假口供是如此说法，张文祥本是李侍贤手下的裨将，洪杨平定，他逃到了浙江宁

波，与海盗有所勾结，同时开了个小押当，隐姓埋名，苟且度日。

等马新贻调了浙江巡抚，海盗为患，派兵剿治。在浙江象山、宁海有一处禁地，名叫南

田，向来为海盗所盘踞，马新贻捉住了其中的头目邱财青，处以死刑，另外又杀了海盗五十

余名，其中颇多张文祥的朋友，平日常受他们的接济，这一下等于断了张文祥的财路，因此

他对马新贻恨之入骨。

这以后又有一连串的怨恨，张文祥开小押当，而马新贻因为押当重利盘剥小民，出告示

查禁，张文祥生计顿绝，便起了报复的心。又说，张文祥的妻子罗氏，为人诱拐潜逃，让张

文祥追了回来，但人虽未失，卷逃的衣物为奸夫带走了，一状告到巡抚那里，马新贻认为此

是小事，不应烦渎大宪，状子不准。不久，罗氏复又潜逃，张文祥追着了，逼她自尽。至此

人财两空，认为马新贻不替他追赃，以致他的妻子轻视他，于是立志报仇。

这里面当然也有片段的实情，象张文祥的妻子，背夫潜逃，即有此事。但从整个供词

看，疑窦甚多，然而除此以外，别无更好的说法，也就只有自己骗自己，信以为真了。

“不过，”张之万只提出了这样一个指示：“一定要凶手自己画供，有了亲供才可以出

奏！”

不论案情大小，定罪的根据，就是犯人的口供，这一点梅启照当然不会疏忽。回去以

后，立刻传见负责主审的江宁知府和上元知县，传达了钦差张大人的意思，要他们设法劝诱

张文祥，照此画供。但既不能用刑迫供就范，便只有慢慢下水磨工夫，一拖拖了个把月，尚

无结果。

这时的曾国藩，请辞江督，未能如愿，已经交出了直隶总督的关防，正预备入京请训，

天津教案总算已化险为夷，杀了两批凶手，也办了张光藻和刘杰充军黑龙江的罪，毛昶熙和

丁日昌，亦已分别回任。大局已经无碍，加之曾国藩曾有奏疏，痛切自陈，举措失机，把张

光藻和刘杰办得太重，“衾影抱愧，清夜难安”，因而亦能见谅于清议。而朝廷为了慰抚老

臣，特旨赐寿，由军机处派人送来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方，御书福、寿字各一方，以及

紫铜佛像、嵌玉如意、蟒袍衣料等等。他这年是六十整寿，生日正在慈禧太后万寿后一天，

两湖同乡，就在不久前要把他点翰林的匾额撤除的湖广会馆，设宴公祝。

就在他出京之前，张之万和魁玉会衔的奏折到了，说张文祥挟仇“乘间刺害总督大员，

并无主使之人”，同时定拟罪名，凌迟处死。消息一传，舆论大哗，给事中刘秉厚、太常寺

少卿王家璧纷纷上奏，认为审问结果，不甚明确，要求另派大臣，严究其事。

不但舆论不满，两宫太后及朝中大臣，亦无不觉得封疆大吏死得不明不白，不但有伤国

体，而且此风一开，中外大员心存顾忌，会不敢放手办事，否则就可能成为马新贻第二。同

时就照魁玉和张之万的奏报来说，前面说张文祥怀恨在心，又以在逃海盗龙启沄等人，指使

他为同伙报仇，因而混进督署行刺，“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后面却又说：“其供无另有

主使各情，尚属可信”，由“尚属”二字，可见魁玉和张之万并未追出实情，所以无论从那

方面来看，这一案不能就此了结。

还要严办的宗旨是大家都同意了的，如何办法？却有不同的主张。有人以为应该撇开曾

国藩，另派钦差查办；有人以为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以外，还有大学士的身分，此案应归他主

持。两宫太后召见军机，仔细商量结果，决定兼筹并顾。一方面尊重曾国藩的地位，一方面

另派大员到江宁，重新开审。同时为昭大公起见，决定用明发上谕：

“马新贻以总督重臣，突遭此变，案情重大！张文祥所供挟恨各节，暨龙启沄等指使情

事，恐尚有不尽不实；若遽照魁玉等所拟，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谳，前已有旨，令曾国藩

于抵任后，会同严讯，务得确情；着再派郑敦谨驰驿前往江宁，会同曾国藩将全案人证，详

细研鞫，究出实在情形，从严惩办，以伸国法。随带司员，着一并驰驿。”

郑敦谨是刑部尚书，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的翰林，这一榜是名榜，人才济

济，在咸丰初年，红极一时。郑敦谨的官运却不算太好，翰林散馆，当了刑部主事，外放以

后，一直调来调去当藩司，但颇有政绩。直到同治改元，才内调为京堂，升侍郎、升尚书。

刑部尚书他是第二次做，第一次当刑部尚书在三年前，恰好西捻东窜，山西巡抚赵长龄防剿

不力，带兵的藩司陈湜，是曾国荃的姻亲，本人性喜渔色，部下纪律极坏，慈禧太后得报震

怒，大年三十派郑敦谨出京查办。结果按查属实，赵长龄和陈湜得了革职充军的处分，而郑

敦谨铁面无私的名声，也就传了开来。

因此，上谕发抄，舆论都表示满意，期待着郑敦谨也象那次到山西查办事件一样，必能

将这桩疑案办得水落石出，河清见鱼。

郑敦谨却是心情沉重，因为他是湖南人，而江宁是湘军的天下。但又不愿借词规避。他

已经六十八岁，又是岁暮雨雪载途之际，如果说惮于此行，起码恤老尊贤的恭王会同情他的

处境，然而他终于还是在刑部各司中挑了几名好手，驰驿出京，径赴江宁。

一路上历尽辛苦，走了二十多天才到，到的那天正是除夕，曾国藩把他接到督署去守

岁，长谈竟夕。这一谈，郑敦谨才深悔此行。因为曾国藩说了实话，御外必先安内，天津教

案刚刚结束，洋人不尽满意，如果再激出什么变故，那是授人以隙，倘或第二次开衅，洋人

决不会象这一次似的，雷声大、雨点小，所以明知有指使的人，为保全大局，不宜追究。

曾国藩与郑敦谨不但是同乡，而且都是道光十四年湖南乡试的举人。郑敦谨春闱联捷，

第二年就成了进士，曾国藩则道光十五年正科、十六年恩科，连番失利，到十八年戊戌科才

得如愿以偿。所以论科名，郑敦谨虽是前辈，亦是同年，交情一向深厚，但论到公事，各有

作为。郑敦谨清勤自矢，执法铮铮，张光藻和刘杰第一次解交刑部治罪，被拒绝收受，就是

他的主张。谁知迫于朝命，终于还是办了罪。多少年来的规矩，或是内阁会议、或是吏部议

处、或是刑部治罪，复奏时一定拟得重，留待旨意减轻，以示开恩。张光藻和刘杰原拟革职

发往军台效力，已经过分，而两宫太后听了宝鋆、崇厚的话，以张、刘二人“私往顺德、密

云逗留，藐玩法令”的理由，再加重罪名改为充军黑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