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喔！力量大！"
这句话可真令我们惊愕，原来他一直在思索鸽子蛋的意义。"营养"，"补"这些含义他可能不懂，也可能装不懂；也可能应该用更恰当的字眼来形容他对于鸽子蛋喜欢的程度；也可能用"力量大"三个字更切合齐白石的艺术思维法则。不过，"力量大"三个字用得实在精彩，合乎老头的文学模式。
吃完面，他首先问："怎么画呀！"
我请他随便坐，就这么坐着可以了。
我画得很紧张而顺手。告诉他用木刻刻好，再给他送来。我不信他知道木刻是什么，完成以后见了自然明白。
一个多月后，在荣宝斋刻完主板和套色板，再一次次地刷印出套色，大功告成之后，首先送到老头儿那里。同行的有裱画师傅刘金涛，齐的弟子许麟庐，雕塑家郑可和李可染。
我带了三幅拓印品，老人见了笑得开心，用浓稠极大的湘潭话说："蛮像咧！"我恭敬地奉赠一张，他接住后转身锁进大柜子里。
我请他在另一张上题字。他写下：
"齐白石像。永玉刻，又请白石老石（此字错，涂掉）人加题，年九十四矣！"
郑可的那张，老人也题了。这时，老人忽然把我那张拿走，大家相顾茫然。他的护士说，这张是黄永玉同志的，你的锁进柜子里了。看过知道所言非虚，交给我说："拿去，这张是你的！"
后来，刘金涛向我要了一张，叮惜老人已经去世，他便请老舍先生题字。前几年金涛认为应该由我保存，还给了我，我认为该由老舍纪念馆保存，附了一封信给舒夫人，请金涛自己送去了。
了了一段因缘，看看手边这幅老人题过的木刻，甚得意自己近40年前的作品，用齐老头的话说，真是有点"蛮像咧！"不免小小得意。
以后这漫长的时间里，我去过森林，去过云南撒尼族搜集"阿诗玛"的木刻创作材料，都用功地画了比实际需要多得多的速写。
我仍然系统地读自然科学的书，森林学、地质学、气象学、动物学……了解它们共性和特殊性的规律，得益匪浅，我也鼓励学生这么做。做一个版画家，一辈子要和书籍打交道，爱书、受书的教益……
我让他们对形象的质感和结构发生兴趣，因为木刻艺术仅用平行线的光感来表现形象是单调而乏味的。
带学生下乡体验生活时（一次到了一个海边），要求他们反复地画船、缆绳、水罐、渔网、浪、波和海的规律，山的结构，纵深关系，云、烟……所有这一切看得见的细节，不仅是搜集素材，还为了"背诵"，为了"储存"。
我不欣赏学生模仿我的风格，但高兴他们赞成我的主张。几十年来见到或听到他们在国内和国外的成就，我会为大家当年的辛酸而欣慰、落泪。相当长一段时期我没有画画。10年、20年、30年……
"文化大革命"之后，全学院的教职员工被送到农村劳动，由解放军看管。每天扛着农具，排成队，来回于宿舍和农场走32华里。3年。
不准画画，也不可能画画。但大家见到北方平原的春夏秋冬、落日、晨雾、星空，见到春树上的芽豆、夏日泽地为风吹动的茂草，迎着太阳的向日葵、薄雾，镣绕的秋山，排成人字的、遥遥的秋雁……你不想画画？想，但不敢。于是心胸里一幅幅作品排列、重叠着，秘藏起来。跟知心的朋友讨论那一点点"将来"。
回到北京，"四人帮"被打垮之后，一股暖流通向全国。
人、山水、树木，一切突然地活跃起来，充满生机。
人们把灾难深重的痛苦，个人的遭遇彼此当作笑料宣述，因为有恃无恐。
我开始义重操旧业，画起画来。我老了，像"打渔杀家"的老萧思所说："老了，打不动了！"决心不教木刻。
有空的时候出去画点"速写"和不太速的"慢写"。
北京、湖南家乡、泰山、黄山、太湖、巴黎、柏林、罗马、墨尔本、东京、京都、曼谷……现在的香港。
诸位见过黄昏的落日吗？见过。
见过咸蛋黄颜色的落日吗？见过。
见过扁扁的，仿佛流淌着红色液汁的落日吗？唔……不一定见过。
见过方形的落日吗？……你会相信的。我做农民的时候真见过。是一种从容地、微笑着慢慢隐退的平行四边形。
宋朝蒋捷有阕《虞美人》词，下半阕是这样的：
"而今听雨僧庐下，须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
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我的雕塑
我一辈子想的就是搞雕塑。
如果年轻时有机会进美术学院的话，报考志愿首先就要填"雕塑"两个字。
我小时候有个难堪的名字，叫做"黄逃学"。逃学出名的原因虽并非全因为站在那些作坊门口看师傅们雕菩萨，只是我对这些工作醉心的心领神会和信心百倍，终生得益。
我逐步牢靠地熟悉工作的程序和步骤。从大体到细部如何着手，及至做眼睛、鼻子、嘴唇的诀窍也都一一掌握。有时找来一团黏土慢慢做将起来。泥土在手，十分自由，稍不合意，捏扁重做，只是不明白，做了这些东西，下一步有什么用处？大多都是丢了完事。长辈们见到孩子跟泥巴混在一起，不免总有些厌烦。
在集美中学读书，看见吴廷标先生做的泥塑，很受到感染和鼓舞。许其骏先生教劳作，我放手地做了一座女性中段，先生当面不说，倒是悄悄报告了任校董会秘书长的叔叔，叫了我去：
"你劳作做了什么雕塑？"
"人体。"
"你什么时间见过人体？"
"嗯--画报上……"
"胡说什么？以后老老实实做别的！"
1943年在"新赣南"教育部剧教二队当见习队员，没事的时候也找些泥巴来做人像。记得给同事殷振家大哥做了一个可以挂在墙上的高肉浮雕漫画像，又给画三毛的张乐平老兄做了一个同样的漫画像，大家见了发笑，称赞我做得好，心中十分高兴。
张乐平老兄在家里跟雏音大嫂阔气，举起棍子装着要打下来，不想碰断身后墙上我作品的鼻子，他十分后悔，我尝试修补，总因为湿泥巴粘不上干泥巴，永远修补无望。当我们都成为老人的时候（他更老），在北京相见，总难免要提到那个历史的遗憾，懊悔不止。
剧教二队有位对艺术有修养的赵越先生，他认为我的雕塑比我的平面美术要有前途，我听了十分惊喜震动，似乎说中我的心里。解放后在北京又见到他，"反右"以后他被划为右派，就失去了聆听教诲的机会。不久得到他逝世的消息，自顾不暇的际遇中，对他的逝世万分怅恫。
1947年在上海，上海有两个左派的美术团体我都参加了。一个叫做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我是会员。木刻协会每年春秋两次展览；美术作家协会不定期举行展览。记得我参加美术作家协会展览的是两件雕塑作品，一件漫画家张文元的漫画像，一件木刻家章西囗的漫画像，很让人家看了发笑。张文元和章西囗都是大家熟悉的脸孔。
想想看，1947直到1991年，44年里，"文化大革命"我只雕刻了一个小小的、用来压塑料"纪念章"的列宁黄杨木浮雕像。也只是好胜，因为家人一致认为我根本做不出来。所以我十分满意而解气。
这次在意大利翡冷翠，我对雕塑毕业的女儿和女婿说要做雕塑，他们建议我用蜡来塑造时，我还不知道如何动手，且从未见过用蜡做出的坯子。
动手之前，我把游伴好友姚育山轰到罗马、那波里、庞拜那一带去玩，要他起码五天之后才准回来。他畅游五天之后回到住处，我完成了七件。接着做完最后的一件。他恍然大悟地说："原来雕塑这么容易！"
把这八件送到圣石城的铸造工厂去时，女儿假说是她和她一起毕业的同学做的，冀以能在工料上取点便宜，因为工厂老板跟她的教授是老朋友。
不料这老板当着我的面把她训斥起来：
"看！看！蜡模弄成这么厚，若是教授在这里，不训你才怪！你看！这个，简直像个实心的，太不成话！哪里像受过训练的？"
我是第一次在雕塑学习上受到训斥。说老实话，还没有任何人胆敢在艺术上如此放肆地训斥我而令我如此心悦诚服。
唉！一辈子最喜欢的艺术行当，要在这样的暮年才得偿所愿。
弄这玩意真顺手，真痛快！雕塑艺术的确具有另一种神力，跟文学。绘画完全不一样！
黄永玉谈凤凰
赵晨辑录
之一
从12岁出来，在外头生活了将近45年，才觉得我们那个县城实在是太小了。不过，在天涯海角，我都为它骄傲，它就应该是那么小，那么精致而严密，那么结实。它也实在是太美了，以致以后的几十年我到哪里也觉得还是我自己的故乡好；原来，有时候，还以为可能是自己的偏见。最近两次听到新西兰的老人艾黎说："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第一是湖南凤凰，第二是福建的长汀……"它是以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将近60年的老朋友说这番话的，我真是感激而高兴。
我那个城，在湘西靠贵州省的山洼里。城一半在起伏的小山坡上，有一些峡谷，一些古老的森林和草地，用一道精致的石头城墙上上下下地绣起一个圈来圈住。圈外头仍然那么好看，有一座大桥，桥上层叠着24间住家的房子，晴天里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桥中间是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卖着奇奇怪怪的东西。桥下游的河流拐了一个弯，有学问的设计师在拐弯的地方使尽了本事，盖了一座万寿宫，宫外左侧还点缀一座小白塔。于是，成天就能在桥上欣赏好看的倒影。
城里城外都是密密的、暗蓝色的参天大树，街上红石板青石板铺的路，路底下有下水道，蔷薇、木香、狗脚梅、橘柚，诸多花果树木往往从家家户户的白墙里探出枝条来。关起门，下雨的时候，能听到穿生牛皮钉鞋的过路人丁丁丁地从门口走过。还能听到庙中建筑四角的"铁马"风铃丁丁当当的声音，下雪的时候，尤其动人，因为经常一落即有二：尺来厚。
最近我在家乡听到一个苗族老人这么说，打从县城对面的"累烧坡"半山下来，就能听到城里"哄哄哄"的市声，闻到油炸粑粑的香味道。实际上那距离还在六七里之遥。
城里多清泉，泉水从岩石缝里渗透出来，古老的祖先就着石壁挖了一眼一眼壁炉似的竖穹，人们用新竹子做成的长勺从里头将水舀起来。年代久远，泉水四周长满了羊齿植物，映得周围一片绿，想起宋人赞美柳永的话："有井水处必有柳词"，我想，好诗好词总是应该在这种地方长出来才好。
（摘自《太阳下的风景》）
之二
凤凰县是一座山城，城墙沿山蜿蜒而成，上上下下绣成一个个不大的花边。现在的人口也不过才17000人，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居民想必就更少了。
北门城外有一条清水河，河底满是卵石和房子般大小的石块。行家们在那儿钓鱼，孩子在那儿洗澡（我们把游泳都叫做洗澡，大小苍蝇和蚊子一律部叫蚊子）。
河上游，绕几道弯就是苍翠之极的峡谷，两边的竹林和古树盖满了山岩，太阳要在一定时候才照得到某块地方。黄鹏和画眉在里头唱歌，高高的岩石上懒洋洋躺着等太阳的豹子。
大清早，太阳隔着浓雾照得满河通亮，北门河岸尽是洗衣的女人，用"芒槌"在使劲地捶着衣裳，大着嗓门说话。有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就在河边打了起来，滚在水里搏斗！……可恨的是，交战双方的年轻丈夫居然搭着肩膀坐在城垛子上观战，褒贬着战况的得失。
河下游有一组密集的景色。
一座挂满了高高低低房子的三拱桥。桥上依然一条街肆，卖粉面糕点，针线，中药材，年节用的纸钱神供，绣货，衣着，皮货，皮鞋，过路伙食，丹膏丸散，老鼠、跳蚤药……
桥左河边一排吊脚楼延伸到红岩的地方就开始拐弯了，以下的楼房大多夹着盛开的桃杏花和桔柚果木。桥右近处一座小山名叫"诸葛亮"，其实是诸葛武侯寺，山上多高树，适于乘凉和远眺。端午节划龙船的时候光看这山上坐满了密密麻麻的苗族阿雅就不算自来凤凰一趟了。
岸边有打铁铺。一般说，铁匠的脾气都不太好，眼睛鼓鼓的，而且瘦，但是力气大。他不像屠夫，屠夫们会蹲在案桌里头用火锅子炖好吃的东西，喝大碗的包谷烧酒，粗着嗓门放肆地讲下流话。铁匠不同，他们深沉，说一句话有两斤的分量。徒弟努力用心思领会师傅的意思，长大也好像师傅那样工作。他们倾前倒后地拉风箱：从炉膛夹出红通通的原料来敲打。徒弟抡重锤，师傅拿小锤，看起来不公道，实际上小锤是根音乐指挥的指挥棒。三两个人按照一声号令敲打起来，四射的钢花，威严到家。事情完了，利用余火，架上饭菜锅，糊里糊涂吃一顿饭完事。铁匠家请客是没有什么好吃的，连他们家的饭菜都很"严肃"。
但是岸边的铁匠打铁能弄出很好的声音。打个比方，你用一个大碗盛大半碗水，你轻轻敲着碗边再让它荡漾起来，那种声音放大一万倍，就是大桥边铁匠打铁的声音。说的是荡漾与回声。三面是山一面是桥，底下是水！一个岩石造成的大碗盛满的水……
这里把山鹰叫做岩鹰。大桥边的岩鹰很多，老是在空中盘旋，然后一下子窜起来把水里的鸡肠鸭肚叼在爪中。它们嘤嘤地叫着，十分之自在。
正对着大桥的地方叫万寿宫，有精致的楼间和十余棵古柏，门口石板砌的平台可看到大桥及左右的正面风光。柏树长得森穆可敬，一种什么白鹤和灰鹤经常在上头做窝。宫右边的民房群设计得很花心思，一扇扇糊着白纸的窗子很叫人动心。万寿宫过去租给人做道场，几天几夜锣鼓喧天。晚上放荷花灯，眼看着几百盏发着温暖粉红光点的荷花，伴着萧笛细打漂到远远的下游去……
再下去是"蛮寨"，许多桃李花和梨花树木，清明节上那儿挂坟，坐在嫩草坡上吃"社饭"。
城里头全是青石红石铺成的街道，石板下有水渠以消化积水。下雨的时候，半夜三更能听到墙外穿钉鞋路过的行人，庙宇檐角铁马风铃的声音。
凤凰山上有庙，庙里有和尚道士和尼姑。孩子们不太喜欢尼姑，剃光了头的面孔，缺乏营养，表情呆滞，看了令人失望。女人天生应该可爱，和颜悦色，会唱山歌，会骂人。她们不可能会。她们只会念经，而且难听。孩子们只佩服她们一样，住在山上的大庙里居然不怕鬼，甚至相信她们真的有点什么法术。
和尚就不同，可爱得多。首先是跟他们开玩笑不生气，穿着也很有点意思，尤其是腿上那一副绑腿很像是真的快客装扮。他们时常提了根禅杖，捏了个钵子到处化缘，精神得很。
道士们比较孤僻，有副自高自大脱离群众的神气。孩子们进道观去看点什么马上就给轰出来。但是孩子们好奇，总有办法趴在墙头看他们过日子，原来他们跟同伴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哈哈大笑，也会骂娘，也谈一些令我们大吃一惊的东西。他们的长相有意思，穿着也令孩子看了舒服。那一股长胡子留得确实好玩，和书上画的一模一样。
住在山上庙里又不是和尚、尼姑、道士的，是一个打更报时的妙人。
黄昏一到，观景山就会响起"更梆子"声。九点以后，二更开始直到天亮，"更"声就会不绝于耳。众人皆睡他独醒。众人在他"更"声的摇篮中安息。
准确，忠于职守成为习惯，加上他整个上午在山上熟睡，人们几乎偶尔才想到他。例外的是半夜里哪家失火，他就会马上敲出密集的"更"声报警，某种节奏点子使内行人一听就明白是城内外哪个方向出的事。
换"更"的时候他也敲出三两分钟的密集点子。这位孤独而寂寞的"更"手，对自己这份职务是颇为精益求精的，下午睡醒下得山来，他会在街上拉住一个熟人问：
"如何？三更换四更的那个点子密不密？"
"'潮神'！哪个三更半夜躺在床上听你换更！"（"潮神"是精神病的土话）
"没听到是不是？那么今夜间你注意听，我再认真来一盘！"
他图什么呢？有什么好图呢？神圣的职务并非都是通俗易懂的。没有谁爱过他，连他曾经以诗情抒发过的"摇头摆尾踱方步，学堂女生随侍着"两句愿望也没有实现，所以也没有子女。什么时候离开人世呢！谁也记不起来了。
小学在傍山的一座高坡上，孩子们学过四书五经，诗词欣赏，也学过自然科学和"的、了、吗、啊"。校舍很古老，周围是庙、寺，有许多菩萨。一座幽静异常，满布奇石怪壑的石莲间就在学校的左边，石级、亭台、庙宇给一种结黄果实的名叫"毗利扒子"的树阴层层覆盖，几乎不透阳光。这真真算得上是留给后人的一个高尚而聪明绝顶的建筑艺术遗产。
不能说，那个时候的学生都是驯服的。
尽管你学校办得再好，对子学生来说几乎都是牢笼。学校和社会相比，知识和有趣范围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
上学的路上，出东门向南门沿城墙半里地，整条"边街"都是雕刻菩萨的。今天才是一个雏形，五天后就会变成一座神形俱备的坐式观音。怎能不令一个在课堂呆坐的孩子悬念？
城的另一头有纸扎铺，竹蔑片扎成的一丈多高的鬼王架子，一天工夫糊上了纸，三天之后全描上了金碧辉煌的颜色。由于铺面大小，而不得不在街上进行工程操作。半夜三更来了暴雨，孩子便会为那个不幸被淋坏了的鬼王惊醒。
一位姓侯的哑子，是凤凰孩子们的艺术旗手。他的作坊是孩子逃学的庇护所。他的风筝、狮子、龙灯的手艺是全城好手之冠。他和他的外婆相依为命。隔三两年就会发一次疯，到处跑，吃狗屎，然后又正常起来继续做他的风筝，画精彩的古代人物。从哪里学来的本领？谁也不知道。完全是一套永乐宫壁画的元代绘画传统。他的经历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西门坡底下，、一个没有妈的七岁苗族孩子，用墙上剥下来的石灰，在石板上画画，画人骑水牛，水牛过河，苗妹崽放马，水门口木船运桔子、甘蔗，老师长坐八顶拐……生动而精确。他流着两条又长又黄的鼻涕，在他的画前，流不流鼻涕就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遗憾的是他爸爸不喜欢让别的孩子跟他一道，怕别的孩子伤害他罢？叫他一声，孩子马上起身往回走进他那又小又黑的屋子里去。这真使人怅惘而忧郁。
一位杨老先生教孩子们《古文观止》，有时还讲一点音韵知识给孩子们听。有一天上课的时候，赤塘坪远远传来杀人的号音，孩子们一哄而起地跑得精光。
那时候赤塘坪经常杀人。杀人就是斫脑壳。10岁、8岁大的孩子，那时都看过斫脑壳。成人们聊天时，常提到哪一个犯人挨斫之前值价的气派和哭哭啼啼不中用的表现。为什么要杀这些人的问题却很少为人谈起。一个人的权力大到说杀谁就杀谁的程度，调查研究还值得几个钱呢？可也是。
有一天道台衙门门前，绑来一个叫做"鸡公大王"的人，奇怪的是一座倒栽着的木菩萨绑在他的背上，围满了人。
"你要死了，晓得吗？"孩子问他。
"唔！唔！唔！"
"干吗他们要杀你？"
"唔，唔，唔！"他喉咙里只肯发出原始的回响。
北门考棚对面有座高大的照壁，钉着几排铁钉。时不时从乡里挑来一担担切下来的人头，其中还有几岁大的孩子，一串串人的耳朵。人们才明白钉子的用处。
五六十年以前的凤凰，真像外人所传说的是个奇幻的乐上吗？
冬天，人们走街串巷去看滩堂戏，家家打粑粑，四处有梅花开，半夜满城猪叫，爆竹响个通宵，接着是狮子龙灯一直闹到正月十五。
春天来了，草绿了，遍山阳雀叫，乡里的"春倌"进城，提了装着春牛和"傲谩儿"的篮子，到家家户户去"讲春"唱歌，报告节气。孩子们开始放风筝，上山摘"茶苞"，采好吃的"毛毛针"，蕨菜……
夏天，孩子们下河洗澡，捉鱼，跟大人赶场，跟大孩子上山看他们找女孩子唱山歌。到松树林子里捡苗子，太阳快落的时候才过"跳岩"，远远看见坐在城垛子上吹竖笛的小苗族孩子，真是又好看又好听。
秋天木叶凋零，到处沾染凉气。一筐筐的桔子、袖子、板栗、核桃挑进城来。孩子是大人的跟屁虫，在山上满处跑，捉果子狸，网鹌鹑，打野鸡、豹子、野猪。
有时在家里能听得见算命先生拉胡琴过路，上街上看外省人耍猴戏，或是带着小女孩和小狗挨家挨户表演"狗舂臼"……
即使是孩子，也能朦胧地感到一种特殊的社会变异、震动和不协调。为什么诗意、牧歌、欢乐能跟苦难、愚昧揉合在一起呢？活像满满一碗调和了蜜糖的痛苦的眼泪。
民族文化命运的悲苦，与民族文化所表达过的悲苦内容根本是两码事。文化是经得起苦难的研磨的，它永远不会绝灭，只是它表达的方式和形式多种多样，有时甚至仿佛只剩下了零。记得许多年以前，跟一位朋友在颐和园参观慈禧太后的床，硬木板上垫着丝棉褥子，我说："多愚蠢的生活方式！"
那位朋友笑了。他说："幸好她愚蠢，如果聪明，今天我们怎么得了。"
那是实话。落后的暴力，怎能适应人民强大的意志关系？不单历史站在人民这一边，连大自然也站在人民这一边。
凤凰县那时候的文化、政治、经济的崩溃是必然的了，山雨欲来，当地的老百姓若不是找一片屋檐躲起来，便是让鲜血淋得全身湿透。跟外头有点点关系的家庭，都千方百计把孩子送走。有抱负的青年则远远地走向延安。
风景和情调当不得饭吃，正如一年不看画，不听音乐死不了人一样。生命的末端是个最实际的所在，也是最令人费神的所在，来不得半点虚假。
20来岁的小伙子，在10岁孩子的眼中已经是个很老的人了。老头子、老太婆也是天生就有的。孩子最害怕的是过完暑假、寒假以后的开学，怕星期日的下午。有的孩子甚至认为成人是非常愚蠢的，有了钱却藏在口袋里而不去买东西吃。
但是也有佩服成年人的地方。
学校的老师其实也是个大孩子，也在忙于自己的前途的设想和行动。许多事情是颇使孩子们佩服而受到影响的，那就是读外来的杂志和课外书。
老师们订了杂志，孩子们也沾了光。孩子们从那里发现了书本以外和县城以外的世界。
杂志中，当时最受益的是《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其中许多作品，训练了孩子用漫画的角度去推动观察和思维能力，迅速地判断生活中明显的错误和正确性。它很合乎凤凰当时这个动荡的小城的孩子们的口味。
人可以用各种角度和方式去品评世界：用漫画的角度看世界却最有趣味，最有力量。孩子们的交谈，有时不免也让成人们偷听到了，他们又发生疑问：
"这些小家伙是不是发育过早？"
在班上的壁报中出现《时代漫画》与《上海漫画》改头换面的嘲讽凤凰社会和开学校玩笑的摹仿品。校长还好，他只觉得孩子的作品不太高明，笑笑完事。孩子自己倒得意非凡，真以为自己掌握一种什么了不起的武器，居然大着胆子，老着脸皮把一份叫做《坦途》带有漫画的壁报贴到女子小学门口对面墙上去。后来也没听说有过什么辉煌的战果。
从此明白，有种美术只要先把事情想好，凑合成对比很明显、很好笑的比喻，画它出来，即使画得不怎么好，也都能算是对社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当然，也增加了自豪之感。这类的孩子不少，几十年以后，打听了一下，为自己从小养成的这种思想习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这个小山城里就出了不少"右派"。
（摘自《蜜泪》）
黄永玉谈沈从文
赵晨辑录
一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孔庙前文星街和一群孩子进行一场简直像真的厮杀的游戏，忽然一个孩子告诉我，你们家来了个北京客人！
我从来没亲眼见过北京客人。我们家有许许多多北京、上海的照片，那都是我的亲戚们寄回来让大人们觉得有意思的东西，对孩子来说，它又不是糖，不是玩意，看看也就忘了。这一次来的是真人，那可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事。
这个人和祖母围着火炉膛在矮凳上坐着，轻言细语地说着话，回头看见了我。
"这是老大吗？"那个人问。
"是呀！"祖母说，"底下还有四个咧！真是旺丁不旺财啊！"
"喂，"我问，"你是北京来的吗？"
"怎么那样口气叫二表叔！"祖母说，"是你的从文表叔！"
我笑了，在他周围看了一圈，平平常常，穿了件灰布长衫。
"嗯……你坐过火车和轮船？"
他点点头。
"那好！"我说完马上冲出门去，继续我的战斗。一切一切就那么淡漠了。
几年以后，我将小学毕业，妈妈叫我到45里外的外婆家去告穷，给骂了一顿，倒也在外婆家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一个中学生和我谈了一些很深奥的问题，我一点也不懂，但我马上即将小学毕业，不能在这个中学生面前丢人，硬着头皮装着对答如流的口气问他，是不是知道从凤凰到北京要坐几次轮船和几次火车？
他好像也不太懂，这叫我非常快乐。于是我又问他知不知道北京的沈从文？他是我爸爸的表弟，我的表叔。
"知道！他是文学家，写过许多书，我有他的书，好极了，都是凤凰口气，都是凤凰事情，你要不要看？我有，我就给你拿去！"他借了一本书叫做《八骏图》，我看了半天也不懂，"怎么搞的？见过这个人，又不认得他的书？写些什么狗皮醪糟的事？老子一点也不明白……"我把书还给那个中学生。
"怎么样？"
"唔、唔、唔。"
许多年过去了。
我流浪在福建德化山区里，在一家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我还不明白世界上有一种叫做工资的东西，所以老板给我水平极差的三顿伙食已经十分满足。有一天，老板说我的头发长得已经很不成话，简直像个犯人的时候，居然给了我一块钱。我高高兴兴地去理了一个"分头"，剩下的七角钱在书店买了一本《昆明年景》。
我是冲着沈从文三个字去买的。钻进阁楼上又看了半天，仍然是一点意思也不懂。这我可真火了。我怎么可以一点也不懂呢？就这么七角钱？你还是我表叔，我怎么一点也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呢？七角钱，你知不知道我这七角钱要派多少用场？知不知道我日子多不好过？我可怜的七角钱……
二
我已经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他的毛笔蝇头行草是很著名的，我收藏了将近30年的来信，好几大捆，可惜在令人心疼的前些日子，都散失了。有关传统艺术系统知识和欣赏知识，大部分是他给我的。那一段时间，他用了许多精力在研究传统艺术，因此我也沾了不少的光，他为我打开了历史的窗子，使我有机会沐浴着祖国伟大传统艺术的光辉。在1946年还是1947年，他有过一篇长文章谈我的父母和我的行状，与其说是我的有趣的家世，不如说是我们乡土知识分子在大的历史变革中的写照，表面上，这文章犹如山峦上抑扬的牧笛与江流上浮游的船歌相呼应的小协奏。实质上，这文章道尽了旧时代小知识分子、小山城相互依存的哀哀欲绝的悲惨命运。我在傍晚的大上海的马路上买到了这张报纸，就着街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眼泪湿了报纸，热闹的街肆中没有任何过路的人打扰我，谁也不知道这哭着的孩子正读着他自己的故事。
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思。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和他同屋的是一个报社的夜班编辑，我就睡在那具夜里永远没有主人的铁架床上。床年久失修，中间回得像口锅子，据我的朋友说，我窝在里面，甜蜜得像个婴儿。
那时候我们多年轻，多自负，时间和精力像希望一样永远用不完。找和他时常要提到的自然是"沈公"，我以为，最了解最敬爱他的应该是我这位朋友。如果由他写一篇有关"沈公"的文章，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
在写作上，他文章里流动着从文表叔的血型，在文字功夫上他的用功使当时大上海许多老人都十分惊叹。我真是为他骄傲。所以我后来不管远走到哪里，常常用他的文章比较我当时读到的另一些文章是不是蹩脚？
在香港，我呆了将近六年，在那里欢庆祖国的解放。与从文表叔写过许许多多的信。解放后，他是第一个要我回北京参加工作的人。不久，我和梅溪背着一架相机和满满一皮挎包的钞票上北京来探望从文表叔和婶婶以及两个小表弟了。那时他的编制还在北京大学而人已在革命大学学习。记得婶婶在高师附中教书。两个表弟则在小学上学。
我们呢？年轻到了家，各穿着一套咔叽布衣服，充满了简单的童稚的高兴，见到民警同志也务必上前问一声好，热烈地握手。
表叔的家在沙滩中老胡同宿舍。一位叫石妈妈的保姆料理家务。我们发现在北方每天三餐要吃这么多面食而惊奇不止。
我是一个从来不会深思的懒汉。因为"革大"在西郊，表叔几乎是"全托"，周一上学，周末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好久我才听说，表叔在"革大"的学习，是一段非常奇妙的日子。他被派定要扭秧歌，要过组织生活。有时凭自己的一时高兴，带了一套精致的小茶具去请人喝茶时，却受到一顿奚落。他一定有很多作为一个老作家面对新事物有所不知、有所彷徨困惑的东西，为将要舍弃几十年所熟悉用惯的东西而深感惋惜、痛苦。他热爱这个崭新的世界，对工作他正确地估计到将有一番开拓式的轰轰烈烈，旷古未有的文化大发展，这与他素来的工作方式很对胃口。他热爱祖国的土地和人民，但新的社会新的观念对于他这个人能有多少了解？这需要多么细致的分析研究，而谁又能把精力花在这么微小的个人哀乐上呢？在这个大时代里多少重要的工作正等着人做的时候……
那一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婶婶一点也没有让我看出在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的变化。他们亲切地为我介绍当时还健在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写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废名先生，至今生气勃勃、老当益壮的朱光潜先生、冯至先生。记得这些先生当时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
两个表弟那时候还戴着红领巾，我们四人经过卖冰棍摊子时，他们还客气地做出少先队员从来不嗜好冰棍的样子，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他们的孩子已经跟当时的爸爸一般大了，真令人唏嘘……
我们在北京住了两个月不到就返回香港，通信中知道表叔已在"革大"毕业，并在历史博物馆开始新的工作。
两年以后，我和梅溪就带着七个月大的孩子坐火车回到北京。
三
从文表叔一家老是游徒不定。在旧社会他写过许多小说，照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叠起来有两个等身齐。"那么，他该有足够的钱去买一套四合院的住屋了，没有；他只是把一些钱买古董文物，一下子玉器，一下子宋元旧锦，明式家具……精精光。买成习惯，也送成习惯，全搬到一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去。有时连收条也没打一个。别人知道他无所谓，索性捐赠者的姓名也省却了。
现在租住下的房子很快也要给迁走了，所以住得很匆忙，很不安定。但因为我们到来，他就制造一副长住的气氛，免得我们年轻的远客惶惑不安。晚上，他陪着我刻木刻，看刀子在木板上运行，逐渐变成一幅画。他为此而兴奋，轻声地念道一些鼓励的话。……
他的工作是为展品写标签，无须用太多的脑子。但我为他那精密之极的脑子搁下来不用而深深惋惜。我多么地不了解他，问他为什么不写小说，粗鲁的逼迫有时使他生气。
一位我们多年尊敬的、住在中南海的同志写了一封信给他，愿意为他的工作顺利出一点力气。我从旁观察，他为这封回信几乎考虑了三四年，事后恐怕始终没有写成。凡事他总是想得太过朴素，以致许多年的话不知从何谈起。
保姆石妈妈的心灵的确像块石头。她老是强调从文表叔爱吃熟猪头肉夹冷馒头。实际上这是一种利用老人某种虚荣心的鼓励，而省了她自己做饭做菜的麻烦。从文表叔从来是一位精通可口饭菜的行家，但他总是以省事为宜，过分的吃食是浪费时间。每次回家小手绢里的确经常胀鼓鼓地包着不少猪头肉。
几十年来，他从未主动上馆子吃过一顿饭，没有这个习惯。当他得意地提到有限的几次宴会时--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算一次，郁达夫请他吃过一次什么饭算一次，另一次是他自己结婚。我没有听过这方面再多的回忆。那些日子距今，实际上已有半个世纪。
借用他自己的话说：
"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什么力量使他把湘西山民的朴素情操保持得这么顽强？真是难以相信，对他自己却早已习以为常。
四
从文表叔满屋满床的画册书本，并以大字报的形式把参考用的纸条条和画页都粘在墙上。他容忍世界上最啥苏的客人的马拉松访问，尤其仿佛深怕他们告辞，时间越长，越热情越精神的劲头使我不解，因为和我对待生熟朋友的情况竟如此相似。
有关民族工艺美术及其他史学艺术的著作一本本出来了，天晓得他用什么时间写出来的。
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人，他们却巧妙地走在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所以形成一个几十年无休无止的学术性的争论。婶婶很喜欢听我讲一些有趣的事和笑话，往往笑得直不起身。这里有一个秘密，作为从文表叔文章首席审查者，她经常为他改了许多错别字。婶婶一家姐妹的书法都是非常精彩的，但她谦虚到了腼腆的程度，面对着称赞往往像是身体十分不好受起来，使人简直不忍心再提起这件事。
那时候，《新观察》杂志办得正起劲，编辑部的朋友约我为一篇文章赶着刘一幅木刻插图。那时候年轻，一晚上就交了卷。发表了，自己也感觉弄得太仓促了，不好看。为这幅插图，表叔特地来家里找我，狠狠地批了我一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