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君山：你看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哪会想到。是文学？那时候他落魄得不得了！只是怀旧而已！
马悦然：我上个星期见过由大陆到这来访问的小说家莫言，他也说看过金庸。我问他喜不喜欢，他说好喜欢！所有的金庸小说他都看过，而且看得很快，一拿到就马上摊开来，非看完不可！
余光中：我还有个小问题。沈先生你说喜欢金庸，以你为例吧，你是一遍一遍地研究，还是看过就算了？
沈君山：我喜欢金庸的小说，但不是把它当成艺术品看待，我看它的时候，就只是好看，并没有任何"文学"上的考虑，因为我不是文学家，所以我不用文学家，或是文学批评家的眼光看它。只是过瘾。
做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我总希望像诺贝尔奖那么隆重的一个奖能有个客观标准，就像物理奖、化学奖，就看最后实验的证据。而文学奖完全是主观的，可是不同国家的不同作家有他的文化和文学的背景啊！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考虑：把影响力列为一个客观的标准？前面提到深度、创造力、想像力、真实感……这些都是主观的，您认为有深度，人家不认为有深度啊！可不可能有这样的标准：一个作家对整个文化，譬如华人社会--假使以金庸为例--具有最大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不只是像我看完了就算，许多人是真的深受影响的！影响也不一定是销路，畅销书看完就丢了，就像我那个时代的福尔摩斯推理小说！影响力是可以有客观标准的。就是要又广亦又久远！当然还要有独创性，就像自然科学一样。
马悦然：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有好些文学家就都不会得奖了！
沈君山：我再回到之前谈的《水浒传》《西游记》，还有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大仲马的《三剑客》等，这些在当时可能都是俗文学，但是它们背后所反映的影响力，就像所谓的"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之类的话就是着眼于这些作品的影响力！古人认为读了《水流浒》要造反，读了《三国》会有权谋。影响力是不是可以拿出来作为一个客观的标准，一种文学的价值，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或者正当性？
当你给一个奖，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个奖本身的价值我想就有疑问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也许大胆地认为，诺贝尔的自然科学奖是真正了不起的奖，但是诺贝尔文学奖却是有疑问的。因为它有国界、有主观因素！
余光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01年起，到现在将近一个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并不是着眼于作家的影响力，因为这当中有些得奖人还相当冷门，在得奖之前不是那么闻名。近几年来都有这样的现象：譬如波兰的Szymborska，1996年得奖，她在波兰相当有名，在国际上却不很知名。我想诺贝尔奖毋宁强调菁英主义，评审委员着重的该是价值而不是影响力吧！
马悦然：的确不是的。
沈君山：这个我想很有意思，在科学方面，诺贝尔奖的颁发是颁给一个重大的发现，所以有很多很好的科学家终其一生都没有办法得奖，而有些人一辈子就做那么一件事，但是得到了重大的发现，这个发现增宽了人类对于知识的了解，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他的影响可以延续下去。那么诺贝尔文学奖呢？它是颁给一个作品呢？还是一个作家？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是颁给一个很好的作家，但是不能说是世界上第一位、最好的，那当然不可能，世界上有好些应该得奖的作家，很多很多。
沈君山：提到是给一个作家还是作品颁奖，我再想提出一个人，阿城。就一个作家来说，他的作品大少了，但是他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在我个人看来，虽然我不够资格作评论，但我确确实实认为那作品了不起！只是他的一生，就只那么几篇，离开了他的上地，作品就不能比了。在这种情形下，当一个作家他有一部非常了不起的杰作，很多人都很感动的，但是他作品后来就截然没有了，站在文学的立场也好，诺贝尔奖的立场也好，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假如阿城被提名了？
马悦然：这我不能讲，
沈君山：你不能代表，但是你个人的看法呢？因为你是十八位委员中唯一懂得中文的啊。
马悦然：原来，诺贝尔奖的原始意义应该是颁给最近几年发表的、很重要的文学作品。
沈君山：重要的文学作品？什么叫重要？
马悦然：是重要！但是这一点，我们瑞典学院早就不遵守了！通常是发给一个已经有很多作品的作家。
沈君山：你是指他的终身成就？
马悦然：是的。其实我希望瑞典学院也能发给比较年轻的作家，现在最年轻的可能是JosephBrodsky（俄国诗人），他还不到五十岁就得奖了。我觉得应该发给比较年轻的作者，不要尽发给年纪很大的！
余光中：通常年纪大的作品才会多，影响力才会大。
马悦然：是的，这可能是不能改变的了；
余光中：Kiuling（吉普林，英国诗人及小说家）得奖的时候也很年轻，四十二岁就得到了。其他如小说家刘易斯（SinclairLewis）得这个奖，只有四十五岁；剧作家奥尼尔得奖的时候也只有四十八。
马悦然：哦？对对！
余光中：不过我还记得海明威得奖，是因为他的《老人与海》，当然他原本是一位大作家，可是当时颁奖特别提到这一本书。
马悦然：对，有时候会特别针对一本书，但是近几年就没有这种情形了。
沈君山：这一点在自然科学界就完全不一样，有些东西他可能是二十年前做的，甚至是一个偶然的发现，而且他一生就只做那么一件事情，做完了以后，拿了诺贝尔奖，就什么都做了！
像第一届物理诺贝尔奖的得主伦琴，他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形下，发现了X光。事实是这样的：他把一些照相底片，放在一架发"阴极射线"的机器附近，底片无缘无故地曝了光。起先以为是自己不小心，但后来再小心，这样的情形仍累累出现，仔细推敲，发现这机器能发射一种穿透力极强的射线，因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射线，就称之日X射线（Xray）。伦琴并不是很出名的物理学家，当时比他出色的物理学家还很多，但X光的发现确实引起很大震撼，而且是社会性的震撼。X光的照片骨骼清晰可见，报纸把它登出来，而且添油加醋，说外衣内衣都可看透，人体一目了然，害得有一段时间，女士都不敢出门。于是第一届诺贝尔奖就给了伦琴。而且科学的诺贝尔奖特别注重原创性，和对后来发展的影响。从这点来说，拿李白和杜甫来选，我想一定选李白，不是他的诗比较好，是他的两首词，一首是《忆秦娥》，一首是什么？似乎有人说词是他首创的，不论怎样，他是第一个把同的文学水准提高到和诗平起平坐的人，"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瞑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气魄格调，真是君临千古，而且有原味。但是，即使是科学，也是有争议的，像伦琴当时就有很多人不以为然，但自此之后，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就确立了一个传统，给伟大的科学发现而不一定给伟大的科学家，在这个原则下，是相对公平的。文学诺贝尔奖不容易吧？
余光中：是！这又使我想起一个问题，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能不能做到公平？既然文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评审又是凭taste，这就有争议了！我且说英美文学，英美作家得诺贝尔奖比如叶芝、艾略特，没有什么异议，福克纳、海明威得奖也没有，可是曾经有几个人有争议，像赛珍珠就是一位！当时有好多人说她哪里可以得奖！然后是史坦贝克，他的小说很多，评价也高，可是美国文坛仍觉得他不够好，甚至史坦贝克自己都觉得有点侥幸。
沈君山：赛珍珠后来也是，赛珍珠和我们家认识，60年代我和父亲曾去她在宾州的农庄看她，她为了这件事情心里头一直不舒服，她说她宁愿没有得奖，因为受到的攻击大多了！而且她能代表中国吗？
马悦然：那一年真的是选错人了！
沈君山：你那时候不是这委员会的一员吧！
马悦然：不不不！（一笑）那早得很，1938年的事！
余光中：那是抗战的第二年，因为全世界都很同情中国。
马悦然：1938年时，西方根本就不知道中国乡下的景观是什么样子！赛珍珠以后也写了一些自传性的文章（注：如《我的几个世界》），都一塌糊涂！那个时候当然也有中国作家写乡土文学，像沈从文，应该得奖的！他早在1934年就发表了《边城》，以后的《长河》都非常好，可是当赛珍珠得奖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外国人知道沈从文是谁！他的作品没有被翻译过，直到1947年才有一个美国人把《边城》的一部分翻译成英文，而且翻得并不好，所以翻译实在非常非常重要！
瑞典学院的十八个院士，德、英、法文当然都没有问题，有的还会西班牙文、俄文、波兰文，我自己是会中文，但是用其他语言写的作品就非看译文不可，所以翻译家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要不然真的是对不起原作者。
沈君山：东方作家目前只有。位得到诺贝尔奖，两位是日本作家，一位是印度作家……
马悦然：泰戈尔是用英文写作！
沈君山：对，用英文写的不能算，那就有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了。我是外行的，不过在我看来，这两位东方作家不论在文化背景、文字的表达方式上，都非常"本土"，尤其川端康成，假如换成中国人，也是这样子写的。那么他们得奖，跟中国人没有得奖，是不是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有很好的翻译家？
马悦然：就是；就是！
沈君山：所以诺贝奖应该给两份，一份给作家，一份给翻译家？
马悦然：有道理！
沈君山：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读者也许也有兴趣知道，就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整个评审程序，尤其你们十八位委员中有十七位不懂中文，面对外国作品怎么办呢？
马悦然：都要懂中文，那是不可能的任务，每年，有资格推荐候选人的是世界上所有大学的文学系主任、副主任，以及所有作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在2月1日以前把推荐书送到瑞典学院，每年有两百个名额。我们从2月份开始讨论，瑞典学院每个星期四开会，并且请很多专家来做报告，不论关于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的作品，那些报告是秘密的，不会发表。讨论以后名单就愈来愈短，到了3月底或者6月初，有一个短的名单出来，包括五至六个人。我们用夏天的时间读那五、六个人的作品，每一个院士都得读，夏天不开会，直到9月份又开始开会讨论，到了10月中旬投票，投二至三次，就是这样的过程。
余光中：有没有人报告过台湾的文学？
马悦然：哦，这我不能讲，
结语：期待一个东方诺贝文学奖
余光中：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可是相对于以希腊为主轴的欧洲文化，我们东方文化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有我们的宗教哲学、历史背景，再通过翻译，去瑞典跟各国作家用原文所写的作品竞争，先天上已经好几重不公平！就像古人所言，以我之下驷，去比别人的上驷，也难怪东方到现在只有三位作家得奖，其中还有一位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每当别人问起，我一向这么说：诺贝尔奖自己从来没有说它是世界文学奖，只因为它声势浩大，大家不得不重视它！
沈君山：它其实主要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奖可以媲美诺贝尔奖的荣耀！
余光中：那方面是无可争辩的，但文学是可争辩的，可是大家仍很重视，它有瑞典的国王来隆重颁奖，奖金也相当高，又因为瑞典本身是个小国，把奖颁给世界各国，相当的国际化。
我一直觉得可以把诺贝尔文学奖看作西方文学奖，所以在东方，比如中国、日本……能不能也办一个自己的奖？如果反过来想，东方有这么个大奖，奖金也一样高，也是严格评审、隆重颁赠，而西方作家来申请必须先翻译成中文，大家就会觉得不可思议了。其实反而观之，不是一样吗？
沈君山：这完全跟我同感，而且我事实上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台湾和香港的一些有钱人的基金会有很庞大的基金，怎么样用这笔钱？有些就设了好多奖，大多是与科技工商有关的，香港的特别多，我自己就是两三个会的评审员，但是科技奖怎么比都比不过诺贝尔奖的，而且也很多了。我曾经写封信给他们，提了些建议，包括文学，十三亿的华人应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华人文学奖。我建议基金会拿出一笔钱来，奖金就是像诺贝尔奖，也不怎么多。大家商量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像诺贝尔奖那么隆重？瑞典有个国王，有个常设的学院，常年地来评审；钱太容易了，一年有三千万的台币利息就可以弄一个诺贝尔奖，但是什么机构来做？这一点是最困难的！
余光中：王室的传统是由继承而来，所以不变，而东方国家的元首都是变来变去的。
沈君山：传统很重要。
余光中：还有一点，不论是由台湾还是大陆来办这件事，在政治上也不是没有障碍。以瑞典来说，它在欧洲不是很小的国家，但也不是强国，它相当超然，不会牵涉到政治斗争。如果是在法国，法国人对德国人就有敌意了！如果我们也请十八个委员，两岸都有高明的学者，海外也有……
沈君山：要有一个地位超然的常设机构，请超然的评审员来办。
余光中：建立公信力也很重要。刚才马先生讲到诺贝尔奖评审过程，他们十八位委员其实就像审案时的陪审团，听专家报告、辩论，最后由陪审团投票决定。
沈君山：最好是一个私人的基金会，委托一个学术机构，找一个像杨振宁这样的人来主持，他在两岸都有公信力，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的得主，而且他对中国文学也有相当程度的修养。
余光中：对，他相当了解。
沈君山：我是相当思考过这个问题的。成立一个委员会，就是你讲的陪审团，陪审团的委员他们懂得欣赏文学，但自己是不能得奖的。问题是机构设在哪里？国家的力量太强可以干预的地方是不可能的，不如放在新加坡可能还好一点，就像放在瑞典一样，比较超然。新加坡未来十年内大概不会有人能得这个华人文学奖吧？我们的目的是要设立一个取代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文学奖，不能有边界或政治的纷争，新加坡也许是比较没有争议的地方。
余光中：摆在台湾恐怕难免有统独之争；
沈君山：不错，马上政治性就出来了，你给一个本土的，或是不给本上的作家，大家立刻就吵起来，那没有意义！
余光中：大陆也有相同的问题。
沈君山：至少现在，大陆绝对是政治挂帅的！大陆学者是可以请他们做委员，也可以给奖，这都没有问题……即使不在新加坡，假如用哈佛的燕京学社可能也不错，燕京跟中国渊源深厚。
余光中：只是燕京在美国，也有问题。
沈君山：可是找不到地方啊！哈佛燕京有传统，有超然性。嗯，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能不能拥有一个属于我们华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等待有心人一起来推动！
（选自1999年1月1日-5日台湾《联合报》）
（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沈君山，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原校长。）
千年等一回
江堤
余光中先生横渡狂涛汹汹的海峡，到岳麓书院讲学。其时我因公干出差江西已有旬余，正欲结束旅行。跑车载我以每小时一百码的速度往回赶，如果路途通畅，预计可在余先生开讲之前赶回院中，恭迎先生并面聆教诲。然而，出门在外，不顺之事十之八九，车到半途，遇到塞车长龙，数小时车如蚁行，继之又遇暴雨，跑车一再减速。回到我供职的千年庭院已是晚上七点，徒见空空而微暖的座席，徒闻潇潇而窈窕的雨声，听众已作鸟畜散，而余光中先生也不知去了哪里，大概是被什么人折的一张阔大的荷叶"包"走了，就像余先生自己曾在诗中用荷叶包月光回家一样。
我对余先生仰慕已久，又因与他共拥一个缪斯，心中甚感亲切，于是便择一把尚有余温的座椅坐下来，将自己弃置于空空的场景中，想像余先生独握锦心绣口、宏辞丽句与凄凄秋雨厮杀，先生说一个短句，檐前的水声说一个长句；一边是超短的女裙，一边是齐踝的旧袍，就算没有麦克风助阵，滔滔的秋雨也会败下阵来。如此幻想一番，这人烟消隐的庭院，这迷迷而茫茫的风雨，也就有了横生的谐趣，而我未能面聆教诲的遗憾也涣然冰释。这样就又想起先生用荷叶包月光回家的诗句来，我亦想裁一节雨帘将这幻象中的场景包回家，"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地，像压过的相思"（余光中《满月下》），以后的缪斯岁月，也就多了一种牵系。
千年以来，以诗人身份到岳麓书讲学者，余光中先生为第一人。我曾在一册诗集的序文中说，从古至今以诗人身份供职于岳麓书院者，独我一人，话虽略带张狂，但亦是实情。岳麓书院素以来张学统为正学，历代住院学者大都皓首穷经，他们中的一部分虽说有诗词留传后世，但多系副产物，绝少纯粹的诗人登坛露脸。想到此露两手的诗家不是没有，而是没有机会。远的不说，就说清代的袁才子袁枚吧。袁才子人物一流，学问也做得不赖，诗歌风流洒脱，可他想不到在岳麓书院却碰了钉子，山长非但不请他讲学，还不准他进来观光，而更想不到的是，他走后，山长亲自打水执帚，将其站过的地方用水灌洗，唯恐诗人的风花雪月人士生根、挥之不去。弄得一代名俊如秋树孤蝉，灰溜溜索然无趣。与袁才子相比，余先生和我都属幸运者。余光中先生登坛讲学的镜头，亦将成为这座庭院历史的经典镜头。
时代在变，传统亦在变。一切都会在等待中来临，哪怕千年等一回。"永恒，刹那，刹那，永恒／等你，在时间之外／在时间之内，等你，在刹那在永恒"。
在没有月光的秋夜，漫天的雨花也有睡着的时候，我坐在这座庭院的坐栏上，想起余先生这时也该睡了，"想起你的长睫该正缝起／缝起一串梦寐"，梦见你赴岳麓之约。
（原载《湖南广播电视报》1999年9月25日）
智慧的声音
彭国梁
人想要表达点什么，将日张开，自然就有一种声音从其中出来。只是这人鱼龙混杂，发出来的声音也就各有千秋甚或无奇不有了。有的弱智、有的聪明、有的计人反胃、有的让人肃然起敬，不一而足。而在我的心底，一直渴望着一种声音，那就是智慧的声音。
1999年9月19日的下午，余光中先生偕夫人范我存女士飞越"一湾浅浅的海峡"，来到了湖南一座有文化的庭院，与湖南的部分学者与作家进行着一次没有主题的座谈。我有幸叨陪末座，因此也就有幸听到了一种智慧的声音。
还是在1982年吧，我在《星星》诗刊上看到过流沙河先生对他的介绍，说余光中先生是一只"浴火的凤"。"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当我死时》）；"忽然你走来／步雨后的红莲，翩翩地，你走来／像一首小令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你走来／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你走来"（《等你，在雨中》）。还有"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的《乡愁》。当我读着这样的诗，我就想，流沙河先生真是一位智者，他在用他那支智者的笔，将一种智慧的声音从海峡的彼岸传递过来，这声音似乎有些遥远，现在，这声音却立体在我的眼前。
余光中先生个头不大，声音也不大。古人云：有理不在声高。我以为，一个充满智慧的人将自己的个头浓缩一点是自有其道理的，说话从从容容是因为他有着从容的底气。一个下午，他说了很多。他说他的诗不全在诗中，有一部分跑到散文中去了；散文也不全在散文中，有一部分跑到评论中去了。他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郑愁予先生得了大奖，聚餐。郑发现菜单的排列颇像诗歌，便发了一声感叹：唉，菜单。为此，余光中先生便打油了起来：菜单梦幻如诗歌，账单清醒像散文，稿酬吝啬似小费，食物中毒是批评。
座谈座谈，照理应是坐下来相互聊聊，聊聊两岸文化的异同也好，聊聊散文与诗歌也好。颇遗憾的是，那天下午的座谈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点相得益彰还是少了点异彩纷呈呢？某些湖湘学者与作家像患了失语症，那种"低低在下"诚惶诚恐型的扮相也让一些无言的与会者坐立不安。好在余光中先生见多识广，他能在一些没有台阶的地方给人一个台阶，他能在一种没有智慧的语境中依然发出一种智慧的声音，怪不得有人评价：光中毕竟是光中。
（原载《湖南广播电视报》1999年9月25日）
文化甘旅
--余光中先生的湖南之行
水运宪
前年我访问了台湾宝岛。离开之前，我专程到高雄西子湾海边的中山大学拜访余光中教授。在那之前我并不认识他，对他的作品也只读过很少几篇。我觉得那已经够我敬佩的了。
我问余光中先生到过湖南没有，他说没到过，我立即邀请他到三湘四水来讲学访问。一位在作品中对屈原顶礼膜拜的诗人，怎么会拒绝访问汨罗江呢？他答应了。
台湾人到大陆来访问并不难，有一本回乡证就OK了。但是余先生是位享誉中西的学者，每年到世界各地讲学的事务相当多，总定不下来湘的日程，加上他已办了退休搬到校外居住，昂贵的装修和日常费用开支也逼迫他不能放弃几所大学的讲座教学收入。这于我们也很难理解。年逾70的大学者，竟也如此为生计操劳！
今年终于接到余先生的消息，说他可以安排来湖南了。我很高兴，把这个消息广而告之给有关部门和文学界各位朋友。然而此时两岸关系因为李登辉发表两国论而变得紧张起来，朋友们担心这个时候接待他有没有什么不方便。我想，这个现实余先生肯定也是知道的，既然他义无反顾地到湖南来，我们也应该正正当当地接待他。文化交流的加强，本身就是对祖国统一的一种促进。
看来我们的顾虑有点多余。我把这件事向省台办主任、省海外联谊会主席石玉珍同志报告后，石主席不仅表态支持，还准备亲自宴请余光中先生。一算日期，那几大石主席正好要去北京开一个重要会议。即使这样，石主席还是作了接待方面的安排，令人十分感动。
我原以为余先生是个太学者化了的诗人，湖南知道他的人恐怕不会太多。那天我在常德遇见了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台长欧阳常林，谈到余先生，常林不仅知道他，还能说出余先生的好多作品。听说余先生要来湖南，常林十分高兴，当时就同我商量，请余先生到岳麓书院作一场演讲，湖南经济电视台作现场直播。这是件很好的事，我当晚就给余先生打电话征求意见，余先生稍事考虑了一下便应允了。接着他提了个要求，想在演讲的头一天先到岳麓书院去一次，说是要"参渴先贤"。余先生不是个迷信的人，他大概是想事先去现场感受一下。这当然不是问题。
岳麓书院是我国最早的学府之一，正式以岳麓书院称名已有1023年，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学府"。讲台上有大理学家朱熹、张(木式)在这里设坛布道时坐过的两把交椅。大堂上方有康熙、乾隆皇帝的御笔金匾，森严肃穆，令人敬畏。①
①此段原文在收入本书后有改动。
今年夏天余秋雨先生曾到这里作了一次演讲。那位余先生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也是一名学者，以一本《文化苦旅》蜚声文坛。不料演讲之后波涛骤起，多是对秋雨先生相对千年学府的"份量"之争。而且至今"余"波未尽。光中先生也姓余，这真是巧合。据我所知，两位余先生也曾有过交往，秋雨先生对光中先生十分钦佩，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还引用过光中先生的精采诗句。这便使我们对光中先生设坛岳麓书院的演讲多了几分踏实。
余光中夫妇来长沙那天，香港白年不遇的强台风刚过。他们乘坐的班机因为出港繁忙被耽误了七个小时。本应该下午六点半到达，却延迟到次日凌晨1点才抵达黄花机场。湖南几家电视台的记者一直守候在机场，终于见到客人出现了，新闻灯立即大亮，主持人容光焕发地开始采访，没有一丝倦意。这不仅使跨海而至的余光中先生大为感动，我们也为之感到振奋。
湖南人文化功底是很深的。在各个岗位的中年人、青年人，大多都读过很多书。对于余光中，我们媒体称他是一位"跨越海峡，追溯蓝墨水的上游而来的行者；一位用长江和黄河的肺活量唱彻民歌与乡愁的诗人。"这是机智地使用余光中先生的词句，对余光中先生一种很精炼的概括。他客居海外50多年，学贯中西，曾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兼任客座教授。几十年来，他用中文写作，纵横于诗歌、散文、翻译、评论的"四度空间"，成就卓著。而他却不止一次地宣称"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这便是宣称一切文化的根只在祖国大陆。在1992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文艺晚会12，他的一首《乡愁》沁人肺腑。"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如此平缓的诗句，一时间竟感染了多少炎黄子孙。
余先生在岳麓书院演讲那天，从上午开始一直下着雨。下午四点开讲，雨却越下越大。400多名听讲者在雨中纹丝不动，专心致志地听余先生讲学，令余光中先生大为动容。他曾在大洋彼岸作过学术报告，多次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讲坛，还曾在新加坡国际会议厅向世界华文学者作过演讲，却从没有见过大雨中那几百双渴求知识的晶亮的目光。当有人提问说您现在最希望的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我希望而别再下了。"后来他几次对我说，那不是一句幽默话，他真的被湖南学子的赤诚感动了，真的干心不忍。
两个钟头的演讲之后，余先生陷入了听讲者的重重包围。要求他签名的人大多，组织者只好把十多名保安人员都派上去，将余先生隔开。这时候余先生却不答应了，他说这一次如果不一一给听众签名，他将负疚一辈子。
我认为光中先生的演讲从现场效果来看也未必比秋雨先生的反响强多少。也许还略逊一筹。秋雨先生表达上有技巧，抑扬顿挫，颇会煽情。光中先生却讲得平稳，内涵深沉悠远，机智不在外露。演讲的风格两"余"各有千秋。从后面反馈的意见看，光中先生还是很受好评的。尤其湖南经济电视台对后者的宣传完全没有求助于商家，自始至终连一个商业广告也没有插播，纯粹的文化品味，十分受人称道。
余光中先生离开长沙后专程到了汨罗屈子词。我说是去参观，他纠正我说，应该叫"参仰"。后来又去"参仰"了岳阳楼。从岳阳又到了常德，在路上我故意问余先生说，常德也有参仰对象么？他立刻说，怎么没有？屈原是到过常德的，刘禹锡、姜夔、陶渊明也都是值得参仰的。
到常德的第二天，主人请余先生去看规模宏大的常德诗墙。走了一段，忽然看见封闭墙上刻着余光中先生的《乡愁》那首诗。我同他开玩笑说，怎么样？这也是值得参仰的哟。他高兴地说，这个就不必参仰了，我在这下面留个影吧。当地的记者问他，在常德看见自己的作品有什么感受，余先生贴着诗墙说："这多好啊，现在是大陆在这头，我也在这头了。"在场的人听了这话，禁不住为他语言的机智和盼望统一的真情鼓起掌来。
余先生确实是位智者。来湖南一路，话语不多，但话语中都充满了学问，充满了机趣。我们陪同他，欢欣一路，拾珠一路，受益很多。哪怕对某处景致的赞叹，他也有不同凡响之处。比如到了张家界的天子山，人家介绍说，张家界的奇峰有三千余座，光中先生便连连点头说："真是出尽'峰头'啊。"那天徒步走过金鞭溪，大家对石峰上头怎么能长出那么人的松树百思不解。余先生也琢磨不透，说："是啊，简直是无中生有嘛。"
当我们从张家界机场送余光中夫妇去香港转机回台湾时，李元洛先生对他说：光中兄，这次湖南之行，多有辛苦啊。余光中先生立即喜形于色地说："更多的是兴奋。"
我知道光中先生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那天张家界市武陵大学请余先生去讲学，他就公开对学生说，一踏上湖南的土地他就渐入佳境了。他借用了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并且改了一个字，说他和夫人的湖南之行是一次"文化甘旅"。这句话使我们感到欣慰，也令我们这些沐浴着深厚楚湘文化的湖南人更加感到自豪。
余光中先生回台湾去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能再来湖南。一位已逾古稀之年的学者，作了一次平平常常的湖南之旅，吹进来一股外面的清风，就推起了湖南文化界阵阵波涌，实在给人以启发。在文化的范畴里，离不得外面的世界，又说不清哪些是外面的世界。余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是外面的世界，而他在湖南感受到的历史人文，对他以及对台湾文化来说不也是外面的世界么？
由此看来，文化是少不得交流的。
楚云湘雨说诗踪
--余光中湘行散记
李元洛
台湾名作家余光中教授原籍福建永春，生于六朝古都南京，但他却与湖南有缘，云梦泽的楚云自小就氤氲在他的心头，屈灵均的湘雨也早就滂沱在他的心上。还是在意气飞扬的青年时代，他就说过"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他写过多首歌颂屈原的诗篇，新近出版的
本评论集，即题名为《蓝墨水的下游》。70年代之末他在香港中文人学任教之时，常常缅怀故国，北望中原，曾向晚年流落湖湘的杜甫遥献过一首长诗，以《湘逝--杜甫殁前舟中独白》为题，而湖南青年诗人匡国泰的组诗《一天》，也曾夺得他主编的《蓝星》诗刊90年代之初所设"屈原杯"的冠军，他在为台湾出版的《新诗三百首》所作的序言中说，"要是沈从文能读到匡国泰的《一天》，也会承认湘西并未被他写尽。"
不久之前，余光中应邀越过"一湾浅浅的海峡"访湘，一了他心中藏之何日忘之的夙愿。1982年，我在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名作欣赏》撰文，介绍他现在于神州已众口交诵的《乡愁》与《乡愁四韵》，近年来，多次港台聚会，不断书信往还。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教授是他的忘年好友，也是余光中作品研究专家，余光中1985年离港返台之后给我的信中曾经说过："海山阻隔，而两心相通。神州之有吾兄，犹沙田之有维梁也。"他此次乘大鹏而来，不是作徒于南溟的逍遥游，而是作讲学游览于三湘的文化旅，无论是出于公务或是私谊，我都只能全程陪同了。
约翰生是18世纪的英国文豪，其诗、散文、小说及评论均卓然成家，地位大约相当于中唐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他锦心而绣口，不仅笔花飞舞，而且出口成章，另一位苏格兰作家鲍斯威尔叨陪左右，随手记录，他的许多警言妙语才得以保留在其所著的《约翰生传》之中，不致随风而散。余光中湖湘之行的咳唾珠玉，我因为耳背而影响了收听率，实深遗憾，现谨就记忆所及，作此文暂时为他收藏。
绣口锦心
机智，是聪颖的果实，敏捷的骄子；幽默，更是思想的火花，智慧的女儿。
早在19对年，当神州大地还笼罩在"红色恐怖"与"黑色幽默"之中，余光中就写过笔调轻松妙趣横生的《朋友四型》一文。他认为朋友可分为"高级而有趣"、"高级而无趣"、"低级而有趣"、"低级而无趣"四种类型。这种四分法，虽然未必能将天下的朋友四网打尽，但四网恢恢，漏网的恐怕也为数不多。余光中推崇的当然是第一型，他说这种人少而又少，可遇而不可求，他们"使人敬而不畏，亲而不押，交接愈久，芬芳愈醇。譬如新鲜的水果，不但甘美可口，而且富于营养，可谓一举两得"。余光中没有现身说"型"，自我归类，但这位心仪苏东坡的学者作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心有七窍，冰雪聪明，自然应该高居于"高级而有趣"之列。他白雪满头，外表严肃，似乎是一座城峭堑深的城堡，外人不易人内探其虚实，其实他更像一条童心不老的江流，逸兴遍飞时便会浪花飞溅。相交近20年，我以亦师亦友待之，或萍水相逢于会场，或杯酒言欢于雅集，或联袂同游于江海，曾多次听他咳唾随风，语惊四座。此次陪他游长沙，吊汨罗，访巴陵，印证陶渊明的童话兼神话于桃花源，俯仰大湘西的奇山异水于张家界，除了在多所高等学府听他传经布道，舌灿莲花，也随手将他沿途机智幽默的警言妙语，一一收进我的行囊。
余光中访湘，虽系两家邀请，但主要却由湖南作协副主席水运宪大力经办促成。余光中公私两忙，分身乏术，加之水远山遥，确实来之不易，而此间的安排接待，也颇费踌躇。来而不往非礼也，余光中除了在作协举行的座谈会上对作协表示感谢，在会后夜宴上觥筹交错之时，复赠水运宪以"水师都督"的官衔，并连连致意："此次能来湖南，真是'水到渠成"'。我也戏言说："是'如鱼（余）得水，呵广乘快艇掠洞庭而游君山，我与余光中、范我存夫妇坐在舱内，水运宪与一道陪同的作协办公室负责人彭克炯坐于船头，湖风袭肘，乱发当风。余光中秀才人情纸半张，又不忘送去几句慰问："水天一色，你们在外面说的是风凉话呵！"
作协在举行座谈会之后，没夜宴为余光中夫妇洗尘，宾主尽欢，气氛融洽。主方频频敬酒，余光中说他的酒量非常"迷你"（英语mimi，小的意思），并以英文解释"迷你"之意及其由来。"迷你"之酒酒过三巡，曲将终而人将散，许多人都要和余光中合影，他含笑端坐如一帧名贵的风景，其侧一个座位上合影者则此去彼来，余光中颔首而笑道："这是换汤不换药哦广次日上午去省博物馆，参观马王汉墓出上文物展览。他在薄如蝉翼的妙衣和重似磐石的棺椁前沉思，向我们说："真是死有重于泰山，轻如鸿毛。一个人生时像开欢迎会，死时像开欢送会，欢送会总是隆重得多。不过，这位老太太倒像是作大规模的地下移民，临走时不仅要收拾细软，而且一应俱全，什么都带上了。"这个场所我不知陪同多少朋友来过了，感受已经迟钝而且生锈，乍听余光中一番议论，真惊为诗者新颖之言，智者深思之语，一派慧悟灵光。
余光中在岳麓书院演讲，讲题是《艺术经验的转化》，由湖南省经济电视台现场直播。时当夏日，风声却由籁籁而呼呼号号，雨势也由潇潇而滂滂沱沱。前不久余秋雨在此演讲，前来搅局的也是风声雨声。余光中在开场白中说道："余秋雨先生名秋雨，下雨合情合理；我的名字是光中，今天只见镁光，不见阳光，未免有点冤枉，上大多少有点不配合。"接着，他化用其名作《民歌》中"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海／鱼也听见／龙也听见"的句式，说："辛苦各位在下面听我演讲，真是风也听见，雨也听见。"台下数百位听众风雨不动安如山，余光中多次富于爱心又机智地向他们致以慰问。谈到朱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观书有感X，他即兴发挥："今天从天而降的活水太多了，已经供过于求。我希望老天爷少点诗兴，多点同情心。"当有听众问他对中西文化交流最大的感想是什么，他简要回答之后便王顾左右而言"雨"："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希望雨下小一点。"余光中有诗集题名为《与永恒拔河》，演讲结束时有听众询其含意，他仍不忘回报风雨中济济一庭的热心听众："今天与天气拔河，诸位是最大的胜者！"如此善祷善颂，台上与台下交流，引爆的当然是压过风声雨声的热烈掌声。
生活在现代的滚滚红尘之中，余光中更其酷爱大自然，一生好入名山游，并写了许多优美的山水诗与山水游记，如对台湾的阿里山和玉山的山神，他就分别有散文《山盟》与组诗《玉山七颂》祭献。张家界的大名，早已写在祖国大陆之外的水上和风中，余光中蹈海而来，慕名而至，奇绝的风光该会如何俘虏他的慧眼灵心？
我们首先去天子山，不是沿山道攀登而上，而是乘缆车平地飞升。仰望高峙在云天之上的山头，余光中对我窃窃私语："我们今天上天子山，朝天子去，应该说是'朝天阙'呵！"上出重霄，下临无地，铁面无情的狰狞石峰成群结队，向我们的缆车挤来压来扑来，我不禁有点气短心虚，唯恐不测，余光中曾坐缆车登临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曾经沧海，他笑着嘲谑我说："这些山峰真是'出尽风（峰）头'，现在你只好听天由命，懊悔也来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