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呢？我能够活得好一点就可以了，我死不死在哪一个人的怀里无所谓。（笑，掌声）
画家们喜欢说清高，我说画家们从来没有清高的可能。当年的扬州八怪，要是没有扬州的盐商养你买你的画，那也就没有八怪了。人家养了你，你还要吹牛，不同这个不同那个来往，实际上没有人养你，一切都不可能。艺术命中注定你就是这个样子。
元朝有个倪云林，是个大画家。他脾气很坏，又特别爱干净，常常受有钱有势的人欺负，挨了打，一声不出。人家问他为什么不出声？他说：一说就俗。这是阿Q精神。抓他去坐牢，因为他爱干净，管监牢的人大概有人"关照"了，故意把他绑在粪桶的旁边，他很痛苦。管牢房的人送饭来，他说你为什么不举案齐眉，这么没有礼貌。结果又给人家臭骂了一顿。这种事情，画家都是要碰到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弱点，很容易感觉到政治家或者有钱的资本家爱摆架子，但是有学问的学者摆架子他倒是原谅了，学者的怪脾气，也可以原谅，有学问就叮以摆架子。摆架子是一种害怕别人一眼看穿的一种设防。老头子，比如我吧，我摆架子设防，你们来了免得看穿我的缺点。我没有学问，书读得很少，你们年轻人一来，我摆好架子设防，等于拿着机关枪对准你们，你不礼貌我就开枪了，（掌声）是一种虚弱的表现。装模作样的学问，实际上是没有学问的表现，是一种空虚的表现。
艺术家喜欢谈清高。伟大的如像吴道子、顾凯之、阎立本，称号就是画院待诏、内廷供奉，或者是后宫行走，都不是很漂亮的职务。待诏在旧社会是剃头的，画院待诏品级也是一样的。皇帝老爷对他的不礼貌，老百姓没有看见，所以他反过来对老百姓还是很神气的。明明是寄人篱下，享受的是高级的啖唾，还要卖弄清高，这是个传统的毛病。到了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稍微有点名气有点年纪，那个架子就神气得不得了，从侧面去看从背面去看，就感觉到又是一个问题了。当年维持扬州八怪的是有钱的盐商，现在维持外国画家生活的是资本家，老百姓哪能买得起你的画呢。假定，有一位手艺高明的画家住在甘肃住在青海，你讲讲你的清高有什么地方依靠？没有！
中国画与外国画
中国画和外国画我都尊重。大部分时间我都画中国画。有的时候也画外国画。很多年前，有一个朋友很气愤地跑来告诉我说有一个画家说你的画不是中国画，他很生气。我说你转告他，他再说我的画是中国画我就告他。（掌声）因为是不是中国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画得像样才好。画画不是分类学，是不是中国画有什么要紧。长沙马王堆老太太那里出上的那一张，两千多年了，画上有很多漂亮的颜色，用很精致的毛笔画出来的。绢的织工和颜料的染制都是那时的工匠做出来的。在公元868年唐末成通年，我们找到一张《金刚经》佛像的木刻画，已经刻得很好了，只找到这一张。所以现在我们说木刻是从公元868年开始的。当然不是868年开始，如果是868年开始的，小学生怎么就刻得这么好呢？老早就有了，不过找不到材料。
我有时喜欢从偏门去看看这些艺术，作些比较。外国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动作，画动态的？中国画表现动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说我们中国画表现动感比外国画要早得多。尽管外国艺术有可能比我们早，如埃及艺术，五六千年前就非常成熟，非常庄重，但为什么不表现动感呢？每一个人的动作都是傻的。后来的古典主义一直到浪漫主义，表现动感都很少。比如骑马，就像钢做的马在纪念碑上，固定起来的，没有一种动的感觉。我们中国画表现动感是很妙的，用线条来表现，汉唐就有了。表现动感的视界很大，画面很丰富。比如外国人画一个动物，[示范]把形体表现得非常高明，但他很少表现他的精神，他的动感。我们中国汉代[示范：画龙]动感表现得很充分，还有画流云，画火焰，在敦煌画中很常见，也跟着龙一起有了动感。从中东到欧洲，他们画什么，都是僵在那里的，没有运动的感觉。当然，外国画它不"动"，也是一种很典雅的安排，学问很高深。在建筑上，这种安排较为凝重一些。但我们中国能"动"的形象，我感觉很重要，很宝贵。又比如汉砖上的马[示范：画一匹马]，那种奔腾的动作，在外国没有。外国的艺术很庄重，在很多方面有它的必要性。比如丹纳在《艺术哲学》里就说到一件挖出来的希腊雕像。地狱里面毒蛇野畜在咬他，他为什么哭得不怎么厉害？丹纳就说艺术有一个适度感，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不能过分，这才是艺术。过分了就影响了艺术。我们的京戏也是这样的。京戏中的痛苦、笑都是有程式的。笑得非常装饰，哭也只是把袖子掩住面，哭一哭。不是真笑，也不是真哭。意大利歌剧也是这样。他哭是用声音用音乐来表示的，不是用真哭表现的。所以我有时看人家演出，唱一个很悲伤的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在哭，就不想看，哭得很不艺术，真眼泪鼻涕有什么艺术呢！要用艺术表现出那一点感情来。所以中国京剧同意大利歌剧有一个共通性。这个共通性是有规律的。就好像我们的仰韶文化同墨西哥马雅文化一样，几千年传来传去，最后相同了。谁教谁的，不一定，就好像发明剪刀，发明裤子一样，搞不清楚。
我就拉拉杂杂讲了一通。说是文化漫步，其实是一种不负责的说法，因为我本来就没有系统。我这里先讲的是绘画这一部分，待一会儿我再谈文学。（掌声）
[场休息]
谈文学
我谈文学也不是从理论上来谈，我仅仅是说我体验过文学的这种生活。我也很放肆，几十年来，我搞过音乐讲座--我五线谱都搞不清楚的，（哄堂，掌声）我还开过拳击和摔跤讲座，（哄堂）也讲过地质学、林学和昆虫学。所以我今天谈文学同上述的讲话一样，都是不作准的。为什么不作准呢？我早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申明过我的局限性。老实说，我所依仗的力量是"童叟之言，百无禁忌"。在各位专家面前放肆，放了一些童叟、幼稚、木呐的论调，相信不啻会得到原谅，甚至还希望得到喜欢。
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我一生的70％的时间部花在木刻上，在学校，我教木刻。为什么我喜欢文学，喜欢雕塑，而绘画摆在最后呢？因为绘画可以养活前面三样行档。文学也好，雕塑也好，都养不活自己的。（掌声）等我积蓄上可以的时候，就可以搞文学，搞雕塑--费钱又费时间。文学，一支钢笔就行了，但是稿费太少了。（掌声）文学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我在意大利家里的三楼写文章，写到得意的地方，哈哈大笑。我女儿就问我你笑什么？我说写到了得意的一段，是关于家乡的事情。文学让我得到了很多的自由。我不相信别人能给我自由，我相信自己给的。我相信科学，政治讲科学，也就民主了。
我的第一篇文学"著作"，是70多年前写在故乡老家新房子的窗板上的。大概是五岁还是四岁。全文是："我们在家里，大家有事做。"旁边还画了儿个京剧的脸谱。（掌声）"稿费"很丰富，挨了一顿痛打。（哄堂、掌声）新木的房子用墨书写起来，简直"入木三分"，书法酣畅，所以70多年后的今天还留在那里。房屋的板壁是我背负的文学的十字架的那种神圣感的纪念。好些朋友问我，为什么写东西不用秘书，不用录音和电脑？我不明白写文章用秘书用录音机用电脑，怎么还能写出来。或许将军和老革命家叙述回忆录的时候需要秘书，文学是不行的，它有文字语句的讲究，有上下旬音韵的节奏，有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够酝酿出来的那种情调和气氛，它不能光是讲故事，它要进入情境进入角色，要集中精神，鸦雀无声地促涌出来。要是有第二个人坐在旁边，那就受到干扰了。有一位陈恕先生，他在介绍《尤利西斯》的时候，说乔伊斯的文笔："在文学上精心推敲，使得每一个字都有音乐的韵味。从结构上说，人物，语言和主题的陈述、再现和发展，酷似一首交响乐。此外，他还模仿音乐、声乐和乐器，精巧处理字和音节，节奏形式都是以声乐配置而精心设计的，元音、辅音、短语和节拍，经过细心安排，使之达到听觉的效果，高音及音色都和木管、铜管、打击音乐相谐调，传到听众的耳际和脑际，变成和谐音乐。他对中心赋格的处理，使行动的叙述部分，编辑在精心设计的重复的旋律中。"也就是说，他在写东西的时候想到的是音乐，音节，文字的排列。我喜欢讲究的文学，喜欢有许多层次的音乐背景的交响乐式的文学，所以有时候我故意找所谓的背景和层次来欣赏，我也如此这般地看待现实生活与人物。这是一个讲故事的开场白，底下的文学就是故事了。
"文革"以前，我跟人在邢台地区搞"四清"，地委书记叫做贺耀明（音），常常给我们作报告。他的报告虽然长，但是不讨厌，有不少精彩的插话和故事。他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地委大厨房有一个70多岁的老炊事员，是个老共产党员，没有文化。解放前让国民党抓去受尽了酷刑，就是拒不招供。国民党行刑的人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说："是。""那么你清楚你的领导是哪一个吗？"他说："清楚啊。""你了解你的组织活动吗？"他说："我怎么不了解，当然了解呀。""那么好吧，把你了解的都说出来，我们就不再让你受刑了。"他说："上级交待过不让说！"（掌声）后来他还在做炊事员。他没什么文化，不需要像李玉和那样，一边唱一边讲道理，就是那么简单地把自己的基本理念说出来了。
1959年我带了一个聪明而又逗皮的学生--现在他已经是老教授了，原来在长沙，现在在哪里我不清楚了--回到凤凰，督促他搞毕业创作。他原本搞得很随便，画几笔，弄几个铜版画，将他在电影学院里的女朋友像当作毕业创作。我很生气，就强迫他跟我一起回到我的故乡凤凰。住在我家。几天以后，我就和本地一个美术青年陪着他到乡下总兵营去。总兵营在离凤凰70多里地的高山上，出发的那天下着大雨。出城之后溯江而上，到了堤溪。堤溪是我小时候逃学的重点风景区。（掌声）河两边是悬崖，参杂着竹林和马尾松林，山腰以上是大的树木，太阳要到中午才照得到这条河流。河浅而宽，以树杂着无数石条，直到彼岸的称为跳岩的设备过渡行人（解释：这个听得懂吧，石头竖着，人踩在上面一个一个过河的），两边各有小码头，是远乡赶集必经之道。雨下得大，离城五里已经泥泞不堪。穿草鞋行走在泥泞上，有如溜冰，于是我们停憩在小石码头对阵的两座小木屋前。木屋主人，摆着个小香烟摊，天晴天兼卖茶水。我从背包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防滑用的"铁马"，乘休息之便，绑在草鞋底下。木屋的主人30来岁，是位清癯的文雅人，给我抽出床垫底下的稻草搓绳子，顺便问我是哪里人，到哪里去。我说是北门文星街黄家的子弟，他兴奋起来，他告诉我他是我父母的学生。认识，那就好办了，也就变成了有交情的朋友。我说好两个月以后我们回来，他说他会在后山的崖壁上摘一些茶叶，焙好了，等我们回来在溪边好好地喝一次茶。两个月以后我们回来了，一路想念等着我们的那个茶亭主人和那一壶好山茶，过了跳岩，小木楼的门上了铺板了，可能是主人进城去了。我们坐在木楼前的石阶上，真是书上所说的怅然良久。丧气地走完剩下的五里路，回到家里。我家住在小山坡上，小山路上长了野漆树。几天之后我从街上回家，见路边停着块门板。门板棉被底下盖着个死人，一位老太太在旁边轻轻地抽泣，说着："儿呀儿呀，你怎么这么蠢。"吃饭的时候我想起这件事便告诉母亲，母亲说她早听到了。这个人在堤溪帮公社卖香烟，前几天过路赶场歇脚的人顺手偷了他两块多钱，他想一想没有钱交公社的账了，便一索子吊死在楼上。这么说来，这位朋友"挂"在楼上的时候，我们坐在楼下，还在想念他那一壶好茶。那个时候为一两块钱，逼死一个人的说法，现在没有人会相信了。这是一个故事。
还有一个故事。
1960年前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我那帮学生跟我到辽宁金县①朱家屯的一个黑嘴子渔区体验生活两个月，我把我四岁大的女儿带在身边，让她有机会见习见习这个世界。黑嘴子那个地方，只有渔汛的时候渔民才来这里捕鱼作业，平时都在五六里七八里的家里，这儿到时候使荒无人烟。渔民有二三十人，加上美院二三十人，便成了一个热闹的场所。有一天来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姑娘，要找我的女儿，她一见她就喜欢得不得了，硬说要带她回五里远的家里去，说有一样好东西要送给她。我想好东西大概是海里面捡来的贝壳什么的，于是一位年轻的渔民和我及我的女儿便跟着她上路了，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路越走越远越陡，穿过好多麦田，来到一个静悄悄的村庄，大伙都在地里劳动。女孩开了村边一个小院子的大门，又开了堂屋的门，所有的炕上都在培着白薯秧子。女孩太过兴奋，房门费了好大的劲才打开，炕上仍然是秧苗。她小心踩上床沿，打开锁着的小壁橱，从里头捧出个大红包。她高兴得发抖，小心关照我女儿别焦急，一层两层三层四层打开了一个婴儿拳头大的、盖着四个小红点的白馒头。馒头已经硬得像石头了，女孩子满脸通红地叫着，你吃呀，你看多白的馍馍。女儿很为难。她咬不动，她看着我。我连忙就说，是啊，多好啊，谢谢姐姐了，我们带着回去慢慢吃吧。就这样，我们和那个女孩子就告别了。那种欢心，那种笑容，我永远难忘。
①金县在旅大市中部东临黄海西临渤海。哈大及金州至城子坦铁路在境内交会。
1963年，学校派我去参加中央文化工作队。一共有几十个队，我去的是辽宁队，以中央乐团为主，兼插了几位歌剧舞剧院、京剧院、话剧院同我们这些画画的人。一边参加"四清"，一边送文化下乡。在辽宁盖平县①到营口的铁路沿线一带，一共泡了一年。有一次下大雪，我们在一个名叫朱家屯的村子里开展工作，时间是三天。搞美术的教老乡画画，搞戏曲音乐舞蹈的教老乡唱歌跳舞。第三大夜里举行个联欢会，各村的老乡都来看热闹。除了文化工作队是演出的主体上外，工作队的女同志居然在三天时间内将村里好看的人姑娘都调动起来，在那么短的时间中训练她们演了一场歌舞，老乡们看了之后，赞叹不已，都说搞得这么热闹，真了不得。
①盖平县旧县名。1965年改名盖县。在辽东半岛西北部。
第二天还是大雪，我们到别处去了，是步行，全队几十人扛着抬着行头，很辛苦，人渐渐疏远在雪地上了。我陪着一个女大提琴手，她帮我背回箱，我帮她背大提琴，呼呼呵呵，一尺多深的雪地上走得很不成样子。她说你知道吧，昨天晚上演出之后，我们女班出了一件大事。我说不知道。她说演出之后回到住处，快半夜了，突然有人急迫地敲门，原来就是那位大家都说她是全村最漂亮的女孩。一见到我们，她就抱头痛哭，把我们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她说她骗了我们。她说长了这么人，从来也没有过过像这么三大这样的好日子，把她当人的日子。她说我对不起你们工作队，我不过是想亲近你们，我不是贫下中农的女儿，我是富农的女儿，我骗了你们。这位女大提琴手就告诉我了，她说，老黄，我是团支书，这个事情撞到我的头上，"四清"里面有一"清"是清理阶级队伍，事情性质这么严重，你看我汇报不汇报。我给她打了那么久一人多高的大提琴，已经累得像个爷爷了，还拿这段新闻来压我，我原本应当骂这个狗婆娘活该。因为我太累了，快断气了，这架倒霉的千刀万剐的大提琴。我就说你前阵子不是常常说你到了更年期吗，记性不好吗，你怎么现在记性这样好啦，你不会忘掉吗！（哄堂、掌声）她走在前头，听了我的话，她晒晒地偷笑。我想好了，笑就好办。那个年月，有大多的这样的故事。一个火车就是一火车这样的故事，想起来真是沉重不堪。
改革开放以后，我碰到过两个故事。
我到上海去，好多年好多年没有去了，就是前两年的事情。我住在广东人开的一家饭店里面，离市区很远。我叫了部出租车。不料开车的是位女士，年轻的。她对我很好奇，就问老先生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教书。教哪一种书？我说画画。她说画画，你是老画家啦，我丈夫也是个画画的，你不知道，他真是有天分呀，画得好极了，画什么像什么，可惜你不能见到他，个天真可惜哇。我说你先生在哪里工作？她说在纸厂做出纳，我现在不让他做出纳了，叫他辞了工作，在家里画画，我开车养他，过几年，他就会像你一样，是个很好的画家啦，你等着看。我就说你可了不起。她说画画需要时间，我不让他干苦力。到了饭店，我付了车钱，我说你稍微等一下，我上去一下马上就下来。我从房间里拿出一本画册，又问了她先生叫什么名字，祝贺他成功，将画册送给他。
前几年我去了一趟厦门，我在厦门集美学校读过书，那里有我许多同学和熟人。于是，朋友带我到各处去怀旧，弄得有声有色。大家去了一趟鼓浪屿。鼓浪屿和以前不一样了，有条街是专门卖旅游纪念品的，当然离不了古董古画。朋友跟老板是熟人，便想到古董店去坐坐也必定会有意思。老板是个熟人，不俗气，他不常常提到当官的朋友和生意，说开这个店一半是为了好玩。我是相信的，另一半不说我也可以理解。倒茶水的是位穿着很体面的小胖子，年纪二十上下，笑咪咪的，倒起茶来十分麻利，一杯一杯地放在客人面前，一闪就不见了。老板似乎看出了我们的神气，就告诉我们说，这是街上的孩子。什么叫做街上的孩子？老板补充说，就是我们街上长大的孩子。他指指这个，脑子有点问题，弱智，人很善良，把这条街所有的铺子都当自己的家，家家也都把他当自己的孩子，懂规矩，懂礼貌，知趣，走到哪家在哪家吃饭，全街人养他，给零用钱，给衣穿，从来不闹脾气，跟遍街的孩子都好，又指指对门的那个铺子，你看看，他又在那里给人倒茶了。他住在哪里呢？问他。他是有家的。有个爹，是退休工人，妈早就死了。最近厦门市政府给他爹分了一套房子，在市区的三楼。我们不让他走。对他爹说搬到厦门这孩子会病的，人地两疏，彼此不熟悉，要重新熟悉新环境，不容易适应，没地方去的话，街上的孩子会欺负他。后来他就留下来了。大伙正设法给他们父子俩整修房子，让他们过得好些。
看起来这个世界日子过得好一点的时候，人就会重新想起爱这个东西。日子不好过，爱无所依托。我从来不相信江青讲的："宁愿要社会主义的草。"都吃草，那还叫社会主义吗？（掌声）生活好了，人们要重新整顿失落的东西，包括爱、文化、道德甚至包括交通秩序，一切都将自自然然进行，不吹牛，不宣扬，不虚张声势，有一天连宣传好人好事的工作都没有必要了。想想那位做司机的年轻妻子，想想鼓浪屿那条街的爱心，岂知乎稍加笔墨渲染就会玷污了它。让这种平安宁祥的生活继续进行下去吧，千万别去打扰它。像契诃夫告诉我们的："好与坏，都别叫出声来。"
很多年前，我跟聂绀弩先生走在街上，我告诉他有个很好的故事。他说故事并不重要，要看谁来说。看起来那个伟大的"谁"是很重要的。我少年时代听家父说过，他听我的太祖母谈起过龚定庵①那是那一篇《病梅馆记》引起来的，她说龚瑶人的人品是从自己的文章里养出来的。大婆是个瞎子，我一两岁的时候见过她。我长大以后，时常想起这句话。自己的文章，伴着自己的经历，培养自己。卓别林从滑稽演员到大师，契诃夫从写滑稽文章的契洪茄，到大师的契诃夫，人格和气质都是从自己的文章中脱颖而出的。
①即龚自珍，1792－1841，字(王瑟)人，清代思想家、文学史家。
我不懂文学规律，写起小说来提纲都没有。画画也不打稿，我是个外行，是界外的人，所以胆子特别大。其实胆子的问题呢，前几年我住院已经把胆囊取掉了，所以朋友就笑我，给我写了副对联的上联，求对下联，到现在没有人对上。这个上联是这样的："无胆比有胆者胆大"。胆子大并非艺术，没什么了不起，我心无大志，作品马马虎虎，只是劳动态度还过得去。论劳动态度牛比我好多了，所以也算不上什么长处。谢谢！（掌声）
黄永玉答听众问
江堤整理
问：黄老，您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曾经这样评价英国诗人爱伦堡，说他是一位世故而又孩子似的天真的诗人，任何形式的教堂都容不下他。我想问您这一点是不是与爱伦堡心意相通？或者说这一句是不是您的自我写照，再就是您所说的世故和孩子似的天真是自相矛盾的，不知您自己怎么看？
答：我很欣赏爱伦堡这个人，是苏联一个非常聪明的大作家，斯大林特别喜欢他。在拉波那些领导人的非常可怕的压力底下，斯大林半夜打电话给他说：耶利亚，你那个《巴黎的陷落》为什么只有上文没有下文呀？你应该把他写完。爱伦堡说我在考虑怎么个写法？有点困难。他说那我知道你讲什么，那些混蛋让我来对付吧。所以他继续写下去了。这个人呢，也可以说是斯人林饶了他一命，很多作家日子都没过好，他能够把日子过好。爱伦堡文笔因而没有受到公式化和"左"的影响，所以写得很自在，写得很好。爱伦堡是个很有趣的人，他到过中国，同智利的诗人聂鲁达及西班牙的诗人契诃梅特关系都很好，文章写得很漂亮。至于你说世故与孩子气，过自己的日子嘛，要孩子气，过社会生活，当然要世故。（掌声）
问：前一段时间，我在一家报纸上看到关于您和湘泉酒厂的一些事情，酒瓶的使用权由湘泉酒厂一次性买断，成交价是一千八百万人民币，但从此您和湘泉酒厂的董事长王锡炳先生产生了隔阂，感情疏远了，是否有这件事吗？如果有，您怎么对待和处理这种尴尬？
答：我告诉你，我同一些先生们有个君子协定，不谈这件事情。（掌声）
问：首先，做为湖南人，我以有您这样的老乡而感到骄傲。我们都知道您没有到过正规的院校受过系统的教育，所以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是，在您骄人的成绩后面有这样非常丰富的人生经历，我的问题就是，在您以往的人生道路过程当中，您最难忘的一次受挫折的经历是什么？您又如何去面对它的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您和我们熟悉的文学大师沈从文一样都是湘西凤凰人，那么您认为湖湘文化对您和您的艺术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对当代的年轻人，尤其是湖南的年轻人有什么希望？能对我们提一些建议和忠告吗？谢谢！（掌声）
答：我只能把你三个问题当一个问题来讲。我一生碰到过好多人，也让好多人照顾过。滴水之恩，没有机会报以涌泉。比如说我在流浪的生活里面，在一个剧团工作过。剧团解散了，有俩夫妇就说你住在我们家吧。你喜欢看书，我们家有很多书，你就看，我给你零用钱，你想走就走，你不爱走了又回来。我在他家里看了一年多书，他是上海大学毕业的，是翟秋白先生的学生。有很多新的书，也有很多古典的书，我就看了一年多，然后我说我不看了，我教书去了，我到一个中学教书，很远，在郑振铎的家乡长乐。每一年除夕的时候，他们家都摆上我的筷子等我回来。等了两回，我都回来了，赶在除夕前几个钟头。然后一起吃饭，院子里有梅花盛开。有一年我没有回来，就写信给我说，我们把筷子放着等你两个钟头，梅花都盛开了，你还没回来。那个时候我只有十几岁，就是在这样的情感里长大的。因此，我的经验是，碰到任何困难都要赶快往前走，不要欣赏摔倒的那个坑。（掌声）另外，充满真情实意，充满感情对待你身边所有的人。对你好的人你来不及报答，那就报答其他所有的人。（掌声）
主持人提示：还有一个就是沈从文先生对您的影响。
答：沈从文先生我见他的机会比较晚，我小时候见过他一次，大约七八岁的时候，他来看我的祖母。我的祖母是他的舅妈。冬天，我在外面玩，说北京来了一个人，是你表叔。他跟我的祖母坐在火膛旁边，我绕着圈看看他，看他的周围，我问他你坐过火车？他说坐过。轮船呢？也坐过。我说好，我就走了。（哄堂、掌声）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950年，解放了，我到北京去看他，他的心胸真是很伟大，因为他在受苦，当时以为他是一个反动文人，其实他不是，他不会说，他送过很多同志到延安去。他解释不了，而且主要的是一些左翼作家跟他有一些笔墨官司，包括鲁迅都点灼过他，有一些是误会。我在1950年看到他，他在革命大学学习。革命大学对于他来说完全不能适应，他也不懂得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环节。礼拜六回家，到礼拜一去的时候，弄个手巾包，包一个茶壶，包几个小茶杯，带点好茶叶，要到革大去请人喝茶，结果被人训了一顿，他是《老子》里面所讲的"上善若水"。水是什么？水是滋养万物而且永远往下，永远面对着下层。水滴石穿，他是一个温和的人。我不一样，我像一团火，虽然我们都是湖南人，我解决问题是用拳头的，不是用笔墨。我在"文革"开始后好久没有见到他，偶然地见到他都像见到什么人一样，不大好随便说话。有一次在街上擦身而过，他讲了一句话：要从容。
主持人提示：说到沈从文先生对黄老先生的影响，正好我手中有一个问题非常有意思，这位观众问在您写的《太阳F的风景--沈从文与我》一文当中，写下了很多谜，现在只挑一个来问您。文中写到您青少年时代在福建学习木刻的时候有两位好友，可惋惜的是，其中一位好友被拉去当了壮丁，另一位好友的媳妇给保长奸污、受辱了。您在文中写道："我给他俩报了仇就悄悄地离开了。"请问您是怎样报仇，怎样拔刀相助的呢？（哄堂、掌声）
答：我们是一起学木刻的，等于是我在教他们。一个是刻樟木箱子的小学教员，那个小教员很不幸，一个人把他的爱人污辱了，我也没有说我去报仇。我就问他那人住在哪里？他就告诉我了，住在铁匠铺的胡同里面。什么样子？他告诉我了。然后我找了一些清朝开大炮的小铁球，打出去很多粒的那种。我用羊皮包着。铁匠我也认识他，我住在铁匠铺门口。那是在德化。德化蚊子特别多，能够挡住人，像雾一样的。黄昏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走到里面去了，就是我朋友告诉我的那个形象，我当然给了他一下，但是没有打中，打中了肩膀，他就趴下去了。我就走了。（哄堂、掌声）
我去了泉州，考战地服务团，两三百里路，走去的。过了几年，我们巡回演出，又回到了德化。搞公安的知道，犯罪的人常常喜欢回到原来犯罪的地方去看一看，有这么一种动机。隔了两三年了，我也想到当年作案的现场去看看。我去看了，那个铁匠已经不在了，我就向周围的人打听，但打听不到什么结果，但是有一个人歪着脖子在走，我问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保甲长，抓壮丁的狗腿子。不是我要打的那个人，打错了。（掌声）但是也不错，打了保甲长。（掌声）
主持人提示：您怎样寄予湖南的青年人？
答：要像湖南人这样子地做湖南人。（掌声）前几年我们自治州建州四十周年纪念，要我写字，我就写了"要无愧于我们湘西人民"这么一种传统。没挂出来。没挂出来，可能是不希望我这么写。
主持人提示：刚才黄老说到写字的事，我不知道是不是该请黄老写字呢？还是提问呢？
[场景：有人在桌上铺好宣纸，摆好笔、墨]
答：不用写了吧。
主持人：应观众的要求，恐怕您要留下点墨宝。（掌声）
[场景：黄老笑，沉默]
主持人：黄老写字之前是非常讲究运神的，一般不轻易答应，我想利用这个时间朋友们可以再提一个问题。
问：黄老，您好，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昨天正好台湾歌星齐秦在长沙办演唱会，场面非常火爆，也跟这里差不多，所以我想请问您怎样看待湖南的青年人追星的这种现象？
答：我替那些听歌的人高兴，他们高兴我也高兴。（掌声）
问：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如何能像您这样保持一颗比较自然、永远年轻而又随意的心？
答：我想一辈子别太紧张。我在前面也讲到，我们湖南人很懂得运用这种方式，比如说危险来了，紧张的问题来了，我们湖南人很会对付的。你只要向家里的老人家。叔叔、伯伯请教就行了，真的是这样的。你想想我们湖南人的各种观念吧，道德观念也好，或者社会习惯，或者伦理呀，都有自己的一套。用这种办法来解决。真的，我靠的就是湖南人的这种方式在外面生活了几十年，要是没有这种方式，就完蛋了。
问：黄老，我想问一个我们年轻人都感兴趣的问题，您自称浪子，那么，您作为浪子的爱情观是什么？
答：爱情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讲得对不对。年轻时候的爱情火辣辣的，一心投入，结婚以后，就是巩固自己的家庭，用各种方法使她温暖、平安。罗密欧与朱丽叶年纪轻轻就死了，他们要是共同生活到80岁会是什么样子，那大概就是维持家庭生活吧。（哄堂、掌声）
问：我想请问一下黄老先生，我知道无论是作诗，还是雕刻，还是作画，都需要激情和灵感，那么问题就是黄老您认为您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吗？您觉得您很酷吗？
答：干活的时候不像电影里的艺术家，那种派头是没有的。干活的时候很难看，工作起来一身是颜料一身是泥，没有闲情去想那些风雅的事。干活就是工作，等于一个泥瓦工人，一个土木工人一样。电影演起艺术家来都是很漂亮很帅的，我没有帅过一回。（掌声）
问：您好，黄老，我有一个问题，据说您有四处住所。一处是在凤凰，叫做夺翠楼，第二处在北京，叫做万和堂，另外在香港，在意大利还各有一处住所，请问您在这四处住所中最喜欢哪一处？今后打算主要在哪处居住？
答：狡兔三窟，（掌声）我有五窟、六窟。过去居无定所，现在有一个落脚点就是北京。北京可能就是将来一直到老，一直到死的归宿。我老是这么说，我到了香港就说香港是我老的归宿了，但看起来又不是。我说我有很多窗子，香港这个窗子可能是我最后看世界的窗子了，现在看起来又不是了，是在北京了。以前"文革"时把我关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那个屋子有两个窗子。窗子外面的矮墙挡住我的视线，没有办法，我就画了一个窗子，外面是春天。我相信明天一定不像从前那个样子。那张有窗子的画现在还在我朋友家里，都是为了希望才这么做的。现在大概是住在北京了。
问：黄老，您好。现在都到了电脑的时代，很多艺术品很容易被创作出来，也可以随心所欲成百次、成千次地随意地进行修改，时间上也大大缩短了，传统的艺术创作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现代科技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替传统的艺术？这是我第一问。第二，艺术家的社会生命会不会越来越短？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您怎样看待现代科技与传统艺术的冲突？最后祝黄老艺术生命长青。谢谢！（掌声）
答：我先讲电脑吧。我的女儿从意大利回来，一定要给我买个电脑，我说我实在不能用，你别说写文章用电脑，电话我都不会打。我不会用现代的东西，我的朋友可以给我证明，我不可能接受电脑这个东西。还有人说你写文章怎么不用秘书，我说我用圆珠笔都写不出东西，我只能用钢笔或者毛笔，我不能用现代化的东西。另外我认为电脑储存了这么多的材料，全世界的知识，什么都有，那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掌握它，包括老人、小孩。知识在电脑里对全世界人来说都是平等的。我是做艺术的，我要做得和电脑不一样，这是我的认为。
黄永玉演讲所涉及的主要画家与画派
江堤辑录
多纳太罗（Dunatello，1396-1466）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著名雕刻家。据说他是最先实行尸体解剖的艺术家，他精通透视学，所以他的人物雕像在造型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通常是被认为最接近古希腊雕刻的优秀传统。其实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刻划人物精神面貌方面，其写实手法早已超过了古代雕刻。在纪念碑式的英雄雕像中，他并不追求理想化的美，而是极力刻划一个使人感到在生活之中可能存在的英雄形象。在艺术上他主张学习古典雕刻的写实传统。据说1425年他的雕塑《哈巴库库》从工作室移往乔托设计的钟楼壁龛时，佛罗伦萨市民为出现如此亲切感人的形象而激动得沿途欢呼。秃顶的哈巴库库被大家亲切地称作"秃子"。他的作品如此真实、如此优美、完善和精良，比前此任何一个艺术家都更为突出。他还有许多好作品：《圣乔治像》《施洗约翰像》《佣兵队长格太梅拉塔骑马像》《抹大拿的圣玛利亚》《基督碟刑》（浮雕）等。多纳太罗的艺术使文艺复兴早期的雕刻达到了高潮，又给盛期的雕刻开了端倪。他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培养了许多后学，诸如西蒂纳诺、飞亚索罗、罗斯令诺、佛罗基奥等，都是些很有成就的艺术家。特别是佛罗基奥，不仅和他的老师一样在雕塑上很有造诣，而且更热心于艺术教育，伟大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就是他的学生。
达·芬奇（DaVinci，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杰出代表，佛罗伦萨画派最重要的画家兼雕塑家、数学家、力学家、建筑师和工程机械师。他是富裕的佛罗伦萨公证人的私生子，母亲是一位年轻的农妇，15岁时从名师佛罗基奥学画、雕塑和珠宝工艺。25岁时开设自己的画室，创造了《贝努瓦圣母》等一批作品。1482年他的声名风靡米兰城，为米兰改建城堡、制造火炮、设计议会厅、制定城市规划和建造水渠与旋床。绘画有《岩间圣母》等。1497年为格拉齐耶修道院食堂绘制著名的壁画《最后的晚餐》。1500年曾回到佛罗伦萨，1503年绘制了最杰出的《蒙娜丽萨》。随后再度去米兰，画出了《圣安娜与圣母子》《施洗者约翰》《岩间圣母》（第二幅）。1516年受法王法兰西斯一世的邀请去法国定居，在那里主要从事手稿的整理，画有素描自画像等。达·芬奇一生多才多艺，他不仅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也在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上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人们将他誉为文艺复兴的"三大杰"之一。
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Buonarroti．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与达·芬奇、拉斐尔齐名，世称文艺复兴三杰。他生于佛罗伦萨，门岁从基兰达约学画，一年后从多纳大罗的学生贝托多学习雕塑，主要靠自学。他的艺术创作在人文主义的支配下，又受到萨伏那罗拉（Savonoroia）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以现实主义的方法和浪漫主义的理想，表现当时市民阶层的爱国主义和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面貌。他在艺术上具有坚强的毅力和雄伟的气魄。中年所作《大卫》雕像，被认为是象征着为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力量。他还在西斯廷教堂，800平方米的天花板上连续工作4年，独立完成了《创世纪》巨型天顶壁画。晚年所作美第奇陵墓雕像，《晨》《暮》《昼》《夜》，则具有冷静而沉郁的悲剧性，显示出人物心情的内在激动与意志力的矛盾，反映了当时意大利人民失去自由和独立的精神状态。重要作品还有壁画《最后的审判》、雕塑《摩西》及《奴隶》等。建筑设计有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和加必多利广场行政建筑群等。米开朗基罗有诗集传世。
拉斐尔（RaphaelSanti，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绘画大师，罗马画派的主要代表。出身于一个艺术之家，父亲是画师，从小随父学画。12岁从师佩鲁吉诺，早期就画下了一大批圣母的作品：《圣母的婚礼》《大公圣母》等。1509年在梵蒂冈为教皇绘制装饰性壁画《辩论会》《帕尔纳斯山》《智慧、节制、力量》《雅典学院》以及《园丁圣母》等。晚年画家为埃里奥多罗厅绘制了《驱逐埃里奥多罗》《波尔戈火灾》等一系列壁画，同时创作不少优秀肖像和有关圣母的作品：《椅中圣母》《西斯廷圣母》《圣家族》《圣母与幼儿基督和约翰》《卡切利翁像》《乔奴·达拉巩像》《教皇利奥十世和主教像》《基督变容》等。拉美尔只活了37岁，但他的绘画却具有严谨完善的构图，优美和谐的色彩，娴熟精深的技巧，丰富宽广的想象。他画的圣母充满善良、和蔼和智慧，画面给人亲切、宁静与安谧的气氛，可以说是一曲人间生活的幸福、欢乐、安宁的理想颂歌。他的艺术对后世影响深远，所以人们将他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并称为三大杰出的巨匠。
马奈（E．Manet．1832-1883）19世纪法国画家，印象画派的倡导人之一。出生于有丰富艺术收藏品的官员之家，少年时曾在海校学习，后入学院派画家库退尔画室学习，并去欧洲各地观摩写生。1856年建立自己的画室，从事创作。1861年以《弹吉它的人》《双亲像》送官方沙龙展出，获鼓励奖。1863年马奈将《草地上的午餐》《穿斗牛士服的维克托林娜》等三幅作品送交官方沙龙，遭到拒绝，于是只得在"落选者沙龙"中展出。1865年以独特的色彩处理画了《奥林匹亚》，引起激烈的争议。70年代画家在莫奈等人影响下，常去海港、花园等处作外光写生，创作了《花园里的女人》等一批追求光色变化的作品。80年代马奈不顾病重体衰，创作出《女神咖啡馆的酒吧间》等一批杰作。他在绘画技法的光色表现上，坚持不懈地探索，开辟了广阔而丰富的境地，对印象派的发展和后世画家的成长，起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他的主要作品有：《喝苦艾酒的人》《西班牙歌手》《隆桑赛马》《斗牛》《露台》《吹笛的男孩》《枪决马克西米连》《喝一杯啤酒》《威尼斯大运河》《阿尔让特依》《铁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