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钱购买柏油，路面全是黄土，正如人们所说的：“天晴是扬灰路（洋灰的谐音，即水泥），下雨是水泥路”处处是坑坑，车子陷进泥里乘客还要下来推。这天下午陈一弘就一连下来推了三次车，弄得裤子夹克全染上了黄泥。三十里便道足足用了两个半钟头才到达大公路上，因此，陈一弘回到三江市，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 他走进家门妻子沈琳已经吃过晚饭，独自一个人坐在窗前发愣，好像有什么心事。她面前的三屉桌上摆着一封拆开了的书信，一张薄薄的信纸压在信封下面。 沈琳意外地发现丈夫突然归来，顾不得他身上的泥污，一下子扑进了他的怀里，满腔的委屈找到了安慰，眼泪便流出来了。 陈一弘并没有发现妻子的异常表情，以为妻子的眼泪是突然发现自己回来而激动所致，便搂着她亲热了一番后才说： “琳琳，我还没吃饭哩。” 沈琳离开他的怀抱，说： “快去换衣服洗洗脸，我给你做晚饭。” 说着便往厨房走，陈一弘在背后吩咐： “别搞复杂了，煮一碗面条就行！” 他回到卧室里换了衣服出来准备洗脸，发现了桌子上那封已经拆开的信，便漫不经心地顺手拿起信笺，是一封写给妻子的短信。虽然是夫妻，妻子个人的信他一般是不看的。但他忽然想到刚才沈琳的表情，便又把已经放回桌上的信纸拾起来，只见上面写道： 沈琳同志： 告诉你一件不愉快的事，有少数无耻之徒向省考察组告 状，诬蔑你和陈一弘同志的婚姻不正常，甚至说陈一弘同志是 依仗权势夺人之妻。 这当然是无耻滥言，陈一弘同志和你的为人我们都很清 楚，你们结为夫妻的过程我们也完全了解。但少数人心怀鬼 胎，趁市级班子即将调整之际来这一手，其用意可谓司马昭之 心，路人皆知，实在太卑鄙了。 我们写这封信是希望你和一弘同志心中有数，寻机会向 考察组和上级说清楚，以免混淆视听，遭人暗算。当然，我们也 会尽可能向考察组说明真实情况的，但人微言轻啊！ 两个敬重你们的知情者。 看了这封显然是好心人所写的短信，陈一弘气得七窍生烟，拍着桌子连连地骂了几声“无耻！” 正从厨房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鸡蛋面出来的沈琳，听到丈夫的吼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便将面条放在桌上说： “不值得生气，趁热吃，等会儿冷了。” 她现在反而冷静了，好说歹说地劝丈夫吃面，当然，心头的气依然是憋起的，多少有些强装镇静罢了。 陈一弘拾起信封看看，上面没有邮票，便问： “是他们亲自送来的？” 沈琳说： “我下班回来一开门发现地上有封信，自然是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了。” “这会是谁？” “上面不是写了吗，知情人，我估计很可能是接待考察组的人罢。”沈琳说。 “不对，”陈一弘说，“接待的人和服务的人都是不参与考察组谈话也不能私拆考察组信件的，这是常规！” “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了，”沈琳说，“不管是谁写的，第一人家知道情况，第二人家是一片好心，就不用去过问写信人是谁了。”沈琳沉思了一下接着说：“真的说不假，假的说不真，现在要做的事是向考察组说明情况。”她忽然想起丈夫进门时说过接到通知回来的话，便问：“考察组通知回来，该不会就是谈……” 她的话音未落，陈一弘便近乎吼叫似的说： “通知我回来就是为了这个？审判我以权势夺妻？想得美！我没有犯罪，才不去接受审判哩，我明天一早就回工地。” 沈琳听了着急地说： “一弘，千万不能这样，人家通知找你谈话，你就应该去，何况也不一定就是谈这件事呀。” “不去就是不去，”陈一弘气愤地说，“又不是我要找他们，是他们要找我。现在我在水利工地上蹲点，有事到那里去说！” 沈琳知道他这是气话，他决不是那种完全凭义气用事的人，等到晚上气消了一切都好办的。虽然自己也在气头上，总还是要冷静处事才好，于是她顾左右而言它，转变话题谈起陈一弘的儿子星星来了。 星星是陈一弘的前妻冯菲所生，三岁时就由沈琳抚养，如今已八岁了，沈琳视若己出，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将星星交给沈琳，陈一弘十分放心。刚才一进门就看见那封不愉快的信，倒把星星也忘记了，还是沈琳为了转移他的情绪，主动告诉他星星他们学校组织郊游，今天一大早出发，晚上住宿青龙镇小学，明天下午才回来。 提到星星陈一弘的情绪果然好了一些，自从冯菲死后，他们父子二人相依为命，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幸亏有了沈琳，一家三口才又重新过上了和谐的生活，结束了陈一弘又当爹又当妈的日子。可以说星星是他和沈琳婚姻的媒介和感情的结合点。 当下听沈琳提到星星，陈一弘便问起他最近的学习情况，还提到他下乡时星星有些咳嗽，好了没有如此等等。沈琳都一一告诉了他，还把星星最近的作业拿出来给他看。 正在这时一阵门铃声，沈琳去开了门，进来的是市水利局何局长和张总工程师。何局长一进门便大声嚷嚷： “嘿呀，我的大市长，我以为你在工地哩。给工地打电话才知道你回来了。”他诡谲地瞄了正忙着沏茶送水的沈琳一眼：“我又一想原来今天是星期六，怕有一个多星期没回来了吧？应该回来一趟啦，应该、应该！” 说着觉自哈哈地笑了，笑得很开心。他们虽说是上下级，看上去却像关系亲密的老朋友。 陈一弘见二人面有喜色，知道一定有好事相告，便说： “什么应该不应该，有什么事就说嘛！” 何局长还想故弄玄虚，但他自己却是憋不住了，说： “何家渡水利工程部里正式批准立项了，今天来的电话，文件随后就到！作为扶贫项目，投资国家拨一半，省里按规定配套，不足部分低息长期贷款！” 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它意谓着八万多亩农田灌溉和五万千瓦的发电梦想即将变为现实。陈一弘喜出望外，刚才因匿名信而引起的不痛快顿时烟消云散了。诬蔑毁谤算得了什么？八万亩旱涝保收田，五万千瓦的装机容量电力才是硬的！让那些出奸计进谗言的小人们见鬼去吧！他情不自禁地对两个来访者说： “我们应该庆祝庆祝吧？” 何局长和张总不清楚陈一弘所说的庆祝是什么意思，正待要问怎么个庆祝法，陈一弘却回头对妻子说： “咳，沈琳，给我们炒两个菜好不好，我们来喝上它几杯！” 原来是这么回事，两位客人不约而同地申明：他们都已经吃过晚饭了。 陈一弘笑道： “吃过晚饭了喝两杯酒还不行？你们吃过了可我还饿着肚子哩！” 这么一说他就真的感到肚子饿了，刚才为那封信的事生气没有胃口，沈琳给他煮的鸡蛋面还原封不动地放在桌子上。现在他突然觉得胃口大开，顺势便端起那碗面条说： “对不起，我先来一碗面条打底，再陪二位喝上几杯，不醉不休！” 说着他便稀哩呼噜地几大口把那碗鸡蛋面扒光了。虽然面条和鸡蛋都已经冷了，但由于心头高兴，肚子也真的饿了，吃起来特别有味道。 沈琳不愧是一个能干的主妇，不到二十分钟便端出了三个炒菜外加泡菜两碟。陈一弘从屋里拿出一瓶陈年茅台来，边开瓶盖边说： “七十年代的产品，过年都舍不得喝哩，今天高兴我同二位共享了吧！” 他给二位客人和自己斟了满满的一杯，又给妻子沈琳斟了半杯，那十多个平方米的客厅兼餐厅的屋子里顿时便酒香四溢了。他端起酒杯，神采奕奕地说： “来，为我们的八万亩旱涝保收和五万千瓦干杯！” 三个人一饮而尽，在主客人的半强制下沈琳勉强喝了一口。 酒一下肚话也就多了，谈的自然都是何家渡水利工程，确切地说应该是水电工程的事。何局长说： “市长你两年前的决策是对的，先干起来再说，用行动去感动上帝，要不然呀，嘿，可能到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哩！” 陈一弘不无得意之色，笑道： “那时就铁了心的，上级不立项我们自己干。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上级真的不立项光靠我们自己的财力，还不知干到哪年哪月哩，工程成了胡子工程我们也成了货真价实的老愚公哪！” 说得大家都笑了，何局长正想说什么，突然电话铃响了。沈琳接了电话回头叫丈夫： “组织部找你接电话！” 陈一弘不高兴地走过去拿起话筒： “喂，哪个？” 对方说他是市委组织部小韩，没有别的，他问问陈市长回来没有，提醒一下明天早上八点钟到市委招待所找考察组的事。 一听考察组，陈一弘又火了。他想大声地问对方：“是去接受审判吗？”但脑子一转，人家是干具体工作的，关别人什么事？说不定那封匿名信还正是他们的所为呢，于是把声音放缓和了问道： “小韩，我不是已经谈过了嘛，你知不知道他们还要找我谈什么？” 对方的语气也十分平和： “陈市长，我不清楚他们要谈什么，我们当联络员的只负责通知，不参加谈话的。” 陈一弘说： “嗯，我知道。他们通知谈话也应当事先出题目好让别人有所准备呀！” 话一出口他又有些后悔了，好像我陈一弘心中有鬼怕谈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事先要作好对付的准备，呸！于是他迅速地改变了口气： “小韩，我明天一早要回何家渡工地去有急事，请你转告考察组有什么事他们先找别人调查吧！” 他本来还想说如果实在要找他就请他们上水利工地去，但话已到了嘴边还是忍住了。 对方显然是很为难了，组织部的干部是不能随便使气的，何况对方是市委常委副市长哩，小韩的口气依然和和气气，乃至低声细语： “陈市长，你看是不是先来谈谈再去工地，我想谈话可能不会太长的。” 不愧是作组织工作的人，在短短的一句话里，他先加“我想”在先，“可能”押后，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陈一弘可没有如此的耐心，终于将那句已经咽回肚里去了的话又甩了出来： “如果实在有事找我就请他们上工地来吧！” 当然他还是有分寸的并没有将话说完，比如刚才对妻子所说的：“是他们要找我，不是我要找他们”就给保留了没有说出口来。但这已经很够意思了，甚至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了。一个普通群众乃至基层干部拒绝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谈话，也许是有的。但到了如陈一弘这样的层次，而且是调整班子的考察组，竟然呼之不来，实属罕见。乃至他的那句话后来被层层简化成：“有事找我上工地来”，成了一时的名言，传到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的耳朵里，传到常委们和副省长们甚至部分老同志的耳朵里，引起一片议论之声，自然是褒贬不一，这是后话。当下可为难了那个组织部的联络员小韩。他手握住听筒哑口无言足足有分把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在组织部工作五年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是动员还是尊命？沉默了一阵才终于挤出了两个字： “陈市长，你看？……” 看什么他没有说出口来，但意思已经很清楚了。陈一弘说： “就这么办，小韩，你按我的话回答他们，一切由我负责。” 话说得很温和，他的气本来就不是对着小韩们啦，更何况他总觉得那封好心的信，也许就是小韩们的作品。 对方无可奈何，听筒里传来了婉转的声音： “陈市长，那我就告诉他们你有急事回工地去了，过天把再谈。如果他们有什么意见，我再打电话告诉你，好吗？” “好吧，就这样小韩！” 陈一弘放下电话回到桌边就真的对二位客人研究起明天赶回工地的事来了。他说： “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明天一早我们赶到工地去把消息传给大家，以此作为动力加快工程进度，还要研究一些加快进度和保证质量的措施，你们看怎么样？” 刚才电话上的对话二位客人都已经听见了，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秘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省里来的考察组要找他陈一弘谈话。他却以下工地为由拒绝了，这还了得？于是何局长便说： “你有事还是留下先办事吧，我们明天一早先走你办完事后来。” 张总也附合局长的建议，一直坐在旁边没吭声的沈琳再也忍不住了，乘机插进来劝道： “一弘，我觉得何局长和张总的意见是对的，明天一早他们先走，你到考察组谈完话再去也不迟呀。” 陈一弘有些不高兴了，板起脸说； “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我们还是来研究一下如何抓住这个机遇搞点大动作吧。” 二位客人见他如此坚决也不便多说，只好把话题转到工地上来。 三个人一边商量一边喝酒，等到事情商量完毕，一瓶“茅台”也酒干瓶净了。 陈一弘已有几分醉意，半躺在沙发上对刚送二位客人回来的沈琳招招手，说： “琳琳，来吧。” 沈琳顺从地走到他身边坐下，依偎在他身上。他伸出左臂将她紧紧地搂住，轻轻地吻她。这个没有生过孩子的中年女人身体依然是那么柔软而富有弹性，皮肤依然是那么细嫩白皙，简直就像二十多岁的少妇。他轻轻地吻着她，沉醉在幸福的温馨之中，过了很久才轻声细声地问道： “琳琳，你说，是我把你从别人那里夺过来的吗？” 沈琳知道他又想起了那一封信，便也轻言细语地回应道： “别听那些胡说八道吧，一弘，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事？身正不怕影子歪，别人想怎么说就让他说去吧。” 她这么说纯粹是为了安慰丈夫，其实那封信给她带来的思想负担比丈夫沉重得多。当然，正如她刚才对丈夫所说，“自己的事自己还不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歪”。然而，她更清楚有些事只要别人咬住不放是难以说清楚的。俗话说：“蛇咬人有药医，人咬人无药医呀！”他是有妇之夫，妻子死了再娶无可非议；可是偏偏娶了她这个有夫之妇，当然一切离婚、结婚的法律手续都是完备的，无懈可击，但那些抓辫子的人不管这些。离了婚的是小小职员，后来的个体户，再结婚的是大大的副市长，何况还是老同学，老朋友，对，“老朋友”，问题就出在这“老朋友”上，这就够了，可以给人以借口了！我们现今的社会里，在一部分人的眼中，不分青红皂白，离婚就等于作风不正，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如此等等，这就给那些造谣者有了贩卖谣言的市场。可怕！ 沈琳尽量控制住自己，不将内心的烦恼去感染丈夫，尽量安慰他，稳定他的情绪。他却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心情，当她再次提起这件事时，他激动地说： “我怕什么？只是气人罢了。有人造谣有人要相信，那就让他相信去吧。我一不违纪二不违法，半夜不怕鬼敲门！顶多不让我当这个副市长嘛！有什么了不起的。” 沈琳依旧心事重重，听了丈夫的话便说： “一弘，你千万不要意气用事，我觉得你明天早上还是应该到考察组去才对。也许人家就是不相信那些语言，才找你本人去谈谈，以便核实否定。也许，人家根本就不是谈这件事，不去好吗？” 经妻子这么一说，陈一弘的思想有些活动了。但他在电话上对小韩说得那么硬，明天一早又自己否定自己地跑去了，这算什么？小韩明明说了，他向考察组汇报，有意见再给他打电话。到现在电话还没来，说明考察组已接受他的意见，自己又主动跑去，像话？这么委曲求全真是想升官啦？更何况听到水利工地立项的消息，他的确是兴奋得恨不能立刻跑到工地向大家宣布。如果说党政干部也有“作品”，这项工程便是他的重点著作，得心应手之作。相比之下，那语言一类的事，乃至提升与否都不在话下了。于是他对怀中的妻子说： “已经定了的事就不要改了，我上工地去一两天就回来，那时再谈也不迟呀！” 沈琳说： “也许人家很急不能等呢？要不为什么特别打电话叫你回来。” 沈琳没有将心里的话全部说出来，她是在想：也许人家就要整理材料上报名单，突然生出这么个问题来，作为紧急情况处理，抓紧调查后肯定或否定，要是那样岂不误了大事？她抬起头来望着丈夫，嘴唇翕动正要开口说话，陈一弘却用手指轻轻地将她的嘴唇按住，柔情蜜语地说： “我累了，我们睡觉吧。” 沈琳无可奈何，只好由他。 陈一弘洗洗漱漱上了床，他将后上床的妻子拉到自己的怀中，用左腕枕着她轻轻地抚摸着她那洁白柔滑如凝脂的背部，很快便睡着了。 她却一直想着那封信，脑子里乱糟糟的很久很久睡不着。心里不停地自问自答：说得清楚吗？当然！不，有些事是很难说得清楚的。道理只能说给通情达理的人听，一旦到了胡搅蛮缠的人那里就成了一团理不清的乱麻，唉！ 过了很久，她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然而睡得不踏实，老是做噩梦同别人争论吵架，乃至大叫一声： “岂有此理，太欺侮人了！” 吼声将陈一弘惊醒，他轻轻地拍着她的手臂： “琳琳，怎么哪，醒醒。” 她“嗯”了一声，依然是迷迷糊糊的，翻了个身也依然躺在他的怀里。 “怎么，我在吵架？” 他抚摸着她那乌黑的秀发，轻声细语： “没什么，睡吧，睡吧，啊！” 沈琳似乎睡着了，陈一弘却反而醒了，而且是清醒了。茅台酒不上头，那几分酒意早已全然消失。像是接班似的，刚才妻子所想的问题乃至在睡梦中和人争吵的同一个问题也在他脑海中翻腾起来。当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不是怕而是气，有什么可怕的？笑话，光明磊落，身正不怕影歪。考察组要相信就由他去吧，作为一时（实际也可能一辈子）难以查清的问题挂起来也随它去吧。自己从来就没有钻头觅缝去寻求提升呀，当然了，如果谁要当一件事情来查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不升官可以，栽诬定罪，那是决对不行的！我陈一弘决不是可以随便让人欺侮的人！事实就是事实嘛有理就摆到桌面上来说吧，在背后偷偷摸摸告黑状，算哪门子英雄！ 他越想越气愤，也许是为了坚定自信吧，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二十年前，确切地说是回到了十九年前的往事上。 六 他陈一弘和前妻冯菲以及冯菲的好朋友沈琳认识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他们在省城一所综合大学念书。那时他们都是第一批带上袖章由校文革和工作组直接领导的红卫兵。三个人都在校文革宣传组，陈一弘是四年级学生，冯菲、沈琳二年级，他自然地成了她们的小头目。当然，他的手下不只她们二人，还有一些男生和女生。但从那时起结下不解之缘乃至后来在人生旅途中命运休戚相关的却只有他们三人。 当时他们可谓天之骄子，在校文革和工作组的支持下，高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打“反动权威”，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一贯的三好学生如陈一弘们，在“捍卫”的口号下也激动得失去了理智，却自认为在执行着神圣的职责。 谁知好景不长，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事情便起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从天之骄子一变而成了“保皇党”、“御林军”，成了在五十六天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群众……”的帮凶。他们灰溜溜地靠边站了，苦闷、彷徨、不知所之。 这样的时间也不长，全国轰轰烈烈地掀起的“大串联”给了他们以新的“生机”。此地不容人，自有容人处。你能串联我又为何不能串联？一旦出了省城，谁来管你的身份是“革”还是“保”。 于是他们七个人五男二女相约组成一个战斗队，名曰“卫红战斗队”，公推陈一弘为队长。陈一弘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被他们这些虽然造反了却依旧传统观念很浓的大学生推为政治领袖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他们一行七人虽不能称为浩浩荡荡，却也整整齐齐，夹在大串联的千军万马之中，乘火车换汽车外加适量的步行，朝行夜宿，向北而去。 他们的口号是：“打到北京去，敬见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令人也令他们自己也不能理解的是，当时一些最为流行的口号，例如：“彻底摧毁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他们只在公众场合跟着别人喊，却并未成为他们战斗队的行动口号。是他们觉得伟大领袖毛主席并没有危险，不需要他们去保卫？是他们觉得党内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故而不需要去摧毁？不知道！也许他们并没有这么高明，而只是一种感情取向上的下意识行动也未可知。 在陈一弘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他们这支小小的队伍最初是很严谨的。语录随身带，早请示晚汇报，饭前饭后念几条。长途乘车，短途步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等。虽然有的人特别是那几个男生感到太严格受不了，但也不便公开反抗只在暗地里发几句牢骚。两个女生冯菲和沈琳却是陈一弘的坚定维护者，陈一弘的任何一个指令她们都坚决执行，几乎等于半个最高指示。特别是冯菲，块头大，活泼大方，稍有越轨者她也会毫不客气地训人。除陈一弘之外的几个男学生便给了她一个不雅的外号：“大洋马”，并互相打趣：“仅防被马踢哟！”沈琳却恰好相反，她个头不高，身材匀称，皮肤白哲，圆圆的脸，明目皓齿，性格温和，在那个小小的集体里是颇受众人青睐、备受众人照顾的一员。 不严谨的事也终于发生了，当陈一弘领导的这支七人队伍到达武汉时，他们每个人都已身不名文，粮票也只剩下几两了。这样的事在当时是不难解决的，否则就不会维持那浩浩荡荡的大串联局面了。问题出在他们没有经验，除了七幅红袖套和一面红旗什么证件也没有。遍布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接待站是专门为这些大串联的红卫兵们借钱借粮和安排食宿的。而且服务周到，组织严密，审批和借钱借粮全在一间屋子里解决问题，这样的工作效率任何时候都令人羡慕，可惜，也许只有在那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特殊的政治气氛之中，“吃皇粮”的人们才会如此不拖拉地“为人民服务”的，借粮借钱的红卫兵们只需呈上证件，写明要借的粮钱数，审批者随便瞄瞄大笔一挥，就可以到另外一张桌子领钱、领粮票。需要呈交的是什么证件，局外人不甚清楚，也许是什么单位发的串联证或者学生证一类吧？总之，需要身份和所在学校的证明，以便接待者们向组织上交账，如此而已。 然而，陈一弘他们什么证件也没有。没有也得硬着头皮去闯，他们七个人就这样整整齐齐硬着头皮来到接待站。自然是领导者陈一弘出面，填好借据呈上。审批者是个中年人，一看便知是吃皇粮的机关干部。他态度和气、面挂笑容。顺便说一句，这是当时机关干部对红卫兵们的通常礼貌，当然，也有不信邪的，那是极少数。当下那位审批者接过陈一弘所填的借款借粮单，问道： “证件？” “什么证件？” 审批者将需要验明的证件名称说了，依然笑容可掬。陈一弘却傻了眼，愣了一下只好照实回答： “证件没有带来。” “那就回去带来再借吧，下一个。” 依然笑容可掬。 陈一弘进退维谷，“下一个”却已经上来了。他正准备退出，那六个围在身边形同护卫的男女之中突然杀出了“大洋号”冯菲，她伸手朝桌上一拍，吼道： “慢点！” 语惊四座，连那个几乎已经填补了陈一弘空缺的“下一个”也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一步，依然是名副其实的“下一个”。 冯菲见第一着见效便乘势追击，对着那位有些不知所措的审批者大声吼道： “还要什么证件，”她拍胸脯又指指左臂上的红卫兵袖套：“人就是证件，我们都是货真价实的大学生，怎么样？袖套就是证件，它证明我们都是红卫兵，还要什么！” 这种理由也只能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条件下才能说出口来而又不致遭到批驳。审理者无可奈何地笑笑： “话不能这样说，总得有个凭据嘛，这是制度，二天这些借据都要寄回你们学校去的呀！” 他说的也是实话，他们接到的命令就是如此，借钱借粮将来把借据寄回学校去是要还的。谁还？学校还是本人？上面没说清楚，乃至这些借据后来是否真的寄回学校去了，局外人也不得而知。有谁统计过在那段时间里，全国上下共“借”出了多少钱粮，为国家造成了多大损失？任何人恐怕也是无法统计而又不敢统计的，除非他想当现行反革命。 还是把话题拉回来，当下冯菲听了审理者的申辩，抓住他那句“这是制度”的话大声训斥： “制度，什么制度？修正主义制度！看你就像个走资派！你们那一套制度很快就要扫进垃圾堆了。你还制度、制度！告诉你粮钱今天非借不可！毛主席号召我们出来串联闹革命，你们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却处处刁难，居心何在？” 她将“居心何在”几个字说得特别响亮，那潜台词令听者深思和颤抖。这时周围的几个人便乘机而上，给冯菲助威，除陈一弘和沈琳之外，一齐吼道： “对，居心何在？是破坏！” 眼看闹大了，坐在审理桌旁边一张桌上，也许是见条发钱发粮票的几个人便一齐出来打圆场，其中一个中年妇女笑容可掬地说： “请小将们理解，他也有他的难处，但事情总是要解决，哪有让毛主席的客人饿肚子的道理。是不是灵活一点，只要有学生证就行，你们几位中哪怕有一个人带了学生证也行呀，对不对老王？” 她说着回头看看审理者，被称作老王的审理者便也乘机下台，连忙附和： “是呀，哪怕有一张学生证也好。” 正站立在冯菲身后的沈琳一听，高兴地叫道： “你怎么不早说呢？” 她说着便从衣袋里取出学生证递给那个姓王的审理者。他随便地瞄了一眼，提起笔便在那张单据上唰唰地签了字，钱粮如数借给。 七个年轻人在街上欢腾跳跃，特别是对两位女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是她们解决了大家的民生问题，应当计大功。 接受初战的经验教训，他们在汉口街上用刚从接待站借来的钱刻了一枚战斗队的公章。 有了这两件武器：公章和沈琳的学生证，他们便一路畅通到了北京。 他们来晚了，毛主席几次接见红卫兵都已过去。眼下的首都是中央文革和红卫兵所谓“五大领袖”的天下，到处一片混乱。在一片混乱中从万里之遥来到首都的七个青年逐渐分化了。首先是两个男青年离队伍而去，不知所之。接着又有两个男青年离队出走，声称要自己去大海中学会游泳，不再受陈一弘的“家长式统治”。 陈一弘也无可奈何，须知在那种气候下，全国除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是再没有权威的了，何况他陈一弘算老几？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去就由他们去吧。 只有两位女性铁了心跟着陈一弘，在她们的心目中陈一弘的精神“领袖”地位和形象始终未变。再说两个单身女子出门，也总得有一个男性作伴呀，她们选中了陈一弘。 在首都的十多天时间里，他们三人住在西城区的一个接待站里，早出晚归，形影不离。他们可干和能干的事屈指可数：一是到北大、清华等几个权威大学看大字报、抄大字报，二是到天安门广场抄各派动向和中央文革首长们的最新指示。白天抄回来，晚上则由二位女将整理装订成册。 为什么要抄还加装订，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算是一种下意识的行动吧。吃了粮借了钱总是要付出一定劳动的，不如此于心不安。抄了，整理成册了，吃起每天三顿皇粮，花起借来的人民币，像职工每月领工资一样，心安理得了。 本来他们也可以学习各省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将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抄及时寄回自己的什么司令部、指挥部去，一来是交了差没有白来首都，二来是为自己的组织提供信息，增强其战斗力。然而，他们三人无法照搬，他们在自己的那个省城里和学校里无所归属是光杆司令。 除了每天的看和抄，他们也进了故宫，登了长城，游了颐和园。在这些场合，他们没有以红卫兵的身份做什么造反动作，而纯粹以参观旅游者的身份出现，观赏所能观赏到的文物古迹，体察一下我们这个古老国家丰富的文化遗产。那时这些公园里一切说明、介绍等文字材料都已作为四旧扫除了。幸好陈一弘是他们三人之中博学多才的一个，他根据自己所积累的知识尽情地向两位女伴作了解释，使她们得到了在课堂里得不到的知识和享受。 可以说在那段难忘的时间里，他们三人在过着两重性的生活。一方面是红卫兵、造反者、天兵天将；另一方面则是普通意识上的人，普普通通的青年人，具有七情六欲的青年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或者用当时红卫兵的流行语来说便是“亲密的战友情谊”。直到回校“复课闹革命”之后，他们依然来往不断。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那难忘的一个多月旅程中，二位女性对她们的精神领袖由好感、崇敬进而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互相都看出来了却又都深藏不露，若有若无。“三角”恋爱吗？从来没有世俗的那种争风吃醋的表现。作为矛盾一方的陈一弘更难看出其倾向，似乎对两位女友都保持着“等距离”的外交。 其实等距离是表象只体现在行为上。内心呢？他的感情天平明显地偏向沈琳一边的。这种偏向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两个女性中冯菲泼辣、坦率，处事麻利、果断。无论对事业型或政治型的男人来说，都会成为理想的好内助；沈琳则相反，女性十足，内向温存，一个男人在挑选女伴时，一般的取向大概无视对他的事业是否有助；而是要选择一个真正的“女人”。陈一弘自然也不例外。 这样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陈一弘本来就比两位女生高两个年级，“复课闹革命”后紧接着又是工人阶级进驻。闹腾了将近一年，他便终于分配了。 层层往下分配的结果，他最后来到了他的家乡三江市所属的尚文县田坝区当了区委的宣传干事。他心甘情愿，过起了与大城市隔绝的半隐居生活。他是个孤儿，无亲无威，但和冯菲、沈琳依然时有书信往来。却都是一般性的联系，他从笔迹上可以识别，有时是冯菲撰文，沈琳签名；有时又反过来成了沈琳执笔冯菲签名。他自己则依旧执行“等距离外交”，一信两名按年龄大小排名，冯菲在先沈琳在后。 如此这般地又过了两年，轮到冯菲和沈琳分配了。两人都来了三江市，沈琳被分到市立二中教书。奇特的是冯菲，好像是“月下老人”在暗中安排，她竟然从三江市被分配到了尚文县，县里又将她分到陈一弘所在的田坝区，她是财经系的，便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尚文县田坝区营业所。 世上竟有如此巧合的事，陈一弘完全没有料到，至于冯菲是否也如此，那就不得而知了。后来有一种传闻，说如此巧妙的分配是冯菲自己要求的结果，但谁也没有去核实过。 冯菲来到田坝区时，陈一弘已经当上了区委副书记、区革委主任。在区级干部中他是惟一的本科大学生。 冯菲的突然来到田坝区，真乃是应了那句“天作之合”的俗语，外加冯菲充分发挥了她那主动、泼辣的性格优势。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们便水到渠成，登记结婚。 他们的婚礼是异常简单的，陈一弘是孤儿无亲可请；冯菲虽是三江市的人，但父母都是在外专区工作的小职员。母亲坐着公共汽车颠颠簸簸地拎起一床湘绣面的新棉被，赶来参加了女儿的婚礼。她还有一个哥哥在三江市所属的沿山县工作也赶来了。 同学老友他们只通知了沈琳一个人，他们并不是没有朋友，而是觉得身处遥远的山区；交通又如此闭塞，通知到别人也来不了，还不如事后写一封信实在。 沈琳接到通知时的心情如何，陈一弘和冯菲不得而知，以后沈琳和他成了夫妻，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但当时沈琳却是高高兴兴地来了，而且是提前一天赶来的，目的是帮助两个老朋友张罗并招待客人。其实除了田坝区的干部，外来的客人只有冯菲的母亲、哥哥和她沈琳三人，倒也简朴、轻松。沈琳在田坝镇上住了两天便回市里去了。陈一弘夫妇送她到公共汽车站，等车的时候冯菲关心地问她的老朋友考虑了个人问题没有？沈琳摇摇头不说话，似有难言之隐，冯菲也不便多问。只有陈一弘下意识地感到沈琳那难言之“隐”在何处，不免引来了情感上的阵阵微波。 过了不到三个月陈一弘和冯菲忽然接到了沈琳的结婚请柬，还打来了电话，新郎是供销合作社的干部，名叫韩刚，她们学校一位女教员介绍的。事情很不凑巧，当时区里已经通知了召开区委扩大会，陈一弘无法抽身，也正好本能地为他不愿参加沈琳的婚礼找到了正当的理由，便只好派冯菲全权代表了。冯菲去了三天回来，向陈一弘说了自己的观察：沈琳的婚姻似乎有些勉强，看得出来她自己并不那么高兴。陈一弘听了冯菲的叙述，沉默了许久。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陈一弘夫妇处于顺境之中，像是在大平原上乘车，一切都稳稳当当。那几年的日子他至今想起来反而没有什么可回忆的。似乎就是整天忙忙碌碌，夜半三更方才回家接受妻子的温存。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对干部开始讲“政绩”，讲“四化”。作为一个在基层工作了好几年的本科大学生，陈一弘可以说要政绩有政绩，要“四化”有四化，顺理成章地便一下子乘上了特快列车。短短的几年中，他由区长而副县长、县委书记，又一下子成了三江市的副市长。或者可以说这就叫作机遇吧，在这一“快速进步”的过程中，他是“跳了级”的。由一个副县长一跃而为县委书记，是很少有的事。有人专门研究过各类领导干部的晋升过程，发现年轻而至高位者十之八九要“跳级”，很少有按部就班一步步上台阶的。这自然会带来各种议论，但在这纷纷议论声中，只要本人过硬，一个优秀干部的形象也就慢慢地树立起来了。 在这几年中，陈一弘觉得一切都处于顺顺当当的境遇中，当然有甘有苦，但像学生解答一个难题，答案终于得出来了苦也就变成了甘。他只是觉得日子过得太快，一年似乎也不再是三百六十五天而只有几个星期了。在这些迅速流逝的日子中，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事情，许多难以消失的脚印。但也有不少浑浑糊糊的日子，就是那些无休无止的会议。一年开了多少会，他说不清楚更记不清楚。 因为太忙，陈一弘很少过问家事，也难享受一次天伦之乐。冯菲随同他调来市里对口在银行工作，一切家务事都落到了她的头上，而巨总是安排得很好，不让陈一弘操一点心。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位贤良的妻子这句话，在陈一弘、冯菲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取名星星。作爸爸的陈一弘似乎并没尽到应尽的义务，连尿片也没动手洗一次，星星却已经上了托儿所，接着又上了小学一年级。依然是一天来回六趟全由冯菲接送。在那条从市委宿舍至第一完小的路上，人们每天都能见到大块头的冯菲抱着星星骑着一辆破单车急驰而行。一天六次毫无例外，只有四季服装的变化。 不幸的事发生了，冯菲因开会下班晚了一些，在骑着那辆破单车赶往学校接星星的途中，因车行太快迎面碰上了一辆急驰而来的卡车。卡车停住了，等到人们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时，人们发现躺在血泊中的女人已无须送医院而是送殡仪馆了。 这件事对陈一弘无疑是晴天霹雳，他简直记不清楚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他是怎么度过的。几年的时间又过去了，他至今躺在床上回忆往事时，依然不敢去回忆那可怕可悲的情景。当时，他并没有放声痛哭，那倾盆的泪水都像大山里的阴河流到了肚里。 冯菲的突然离去给陈一弘带来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双重压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缓解这双重压力的重要因素，沈琳走入了陈一弘的生活。这是自然而然的进入，他们俩人谁也没有料到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最初沈琳只是出于对亡友冯菲及其未亡人陈一弘的友谊，积极参与了冯菲的丧事，帮忙照料一切。尽可能地对陈一弘进行劝解，“不该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要想开一点”，如此等等。虽然她自己也悲痛万分，但她还尽可能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尽量做了一些自己可能做的事。隐隐约约她觉得这是自己应尽的责任，是对冯菲和陈一弘真挚友情的一种回报。 她的这种回报和协助集中地体现在星星身上。后来矛盾的发展和家庭的破裂，便也从这件事开始，一步步地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陈一弘轻轻松松浑浑糊糊地做了七年的爸爸，连怎样做爸爸还没学会也没想到要学习，却在顷刻之间爸爸妈妈的担子一齐落在了自己的肩上。这位被人们称为会做、会写、会说的“三会干部”，在一个七岁的小学生面前却显得十分笨拙，什么都不会了。而且说句公道话，有那么多工作等着他去做，有那么多会议等着他去开，他又怎能有时间去照顾孩子呢？他真不知道自己那贤惠的亡妻是在同样繁忙的情况下，怎样挤出时间来把家庭和孩子照料得如此有条不紊的。在痛苦和手足无措之中，他真正地第一次感到了女性的伟大。 有了如此的觉悟并不等于就能产生工作和家务两不误的本领。他依然处于困境之中，多亏沈琳经常来家看看，说说解闷的闲话，帮助料理一些家常事情。有好几次，沈琳发现星星身上的衣服很脏了也没换，便当即帮着他换下来又帮他洗了晾在阳台上才回去，慢慢地这就成了沈琳的一项义务劳动。陈一弘很感激也觉得过意不去，只好报歉地对沈琳笑笑： “又麻烦你了，这孩子也真不爱干净，早上刚换的衣服，下午回来就是一身泥，简直拿他没办法。” 在这种时候，沈琳也总是嗔道： “六七岁的孩子哪，你要他不在地上滚？没有关系，星星的换洗我包了。” 沈琳说到做到，从那以后她便三天两头往陈一弘家跑，拿走星星的脏衣服送回洗好叠好的衣服。有时难免也要坐下来和陈一弘闲聊一阵。 日子一长久，沈琳的这种行为渐渐引起了她丈夫的怀疑。他们的感情本来就不好，作为沈琳的丈夫，他不仅知道妻子和死去的冯菲是好朋友，也知道沈琳同样地是陈一弘的好朋友。“好朋友”吗？骗鬼去吧！ 如果说他们夫妻二人的关系过去是“相敬如宾”，淡漠如水。从此之后则是有盐有醋了。夫妻间渐渐开始了一些不必要的磨擦乃至造成大吵大闹，但往往是沈琳忍住性子，缓解了矛盾。 缓解这个词重点在于缓而不是解。不在解字上下功夫，那矛盾总有一个时候是要大爆发的。 这一天也终于来到了。 这天下午陈一弘在市委参加常委会。干部中流传着一句话：常委会常开会，开长会。事实如此，一件事上了议程先念拟就的文稿或汇报提纲便往往去了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时间。然后大家发言，出席的、列席的都得有个态度。有的人三言两语，有的人长篇大论，甚至从“盘古开天地”说起，进而旁征博引以显示才识或资历者有之。三下五除二，轮到主持会议的书记总结时，上午的会往往过了十二点，下午的会往往过了六点。然后书记再来它个一、二、三、四、五……你想想这该到什么时分哪！如果这天的会议列有三个以上议题，那“敬陪末座”者往往就且听下回分解了。 那天下午的常委会恰好不多不少列了两项议程。一开始书记便说了，今天的两件事很紧急都要讨论完的，希望大家抓紧时间，重复的话可以不说。但各人的嘴归各人自己控制，嘴一张开就由不得你了。直到将近下午五点钟第二个议题才刚刚开始，这不就已经到了该去学校接星星的时候了，陈一弘心里很着急，怎么办？他不能像机关不少同志中已习以为常的那样，理直气壮地离开会场或工作岗位去接孩子，也不好委托别人比如他的挂勾秘书或驾驶员去办这件事。也许在这类问题上他太“传统”了，他认为这是私事，私事就不能公办。那就只好等吧。 等到终于散会时已经近六点了，他冲出会场便乘上在院里等候的汽车往学校跑。 这天傍晚，当他乘汽车赶到学校时，那若大的校园早已空无一人。每间教室都已大门紧闭，连教师的办公室也上了锁。他心急如焚地在学校里绕了个圈，连可以打听的人也找不到一个。他会不会蹲在哪个角落里等待大人来接呢？于是他便又把这所面积三万多平方米的学校查看了一遍，依然一无所得。这时，他发现在学校大门旁边的那间小屋里，隐隐地闪出一点灯光，伸向窗外的烟筒里冒出淡淡的煤烟。其实烟很浓，因为是傍晚了光线不好，他看不清楚。 这是若大一个学校里目前尚存的唯一生机，也是他唯一的希望了。他迅速向小屋奔去，敲开门，学校的看门老头在屋里做晚饭。这是一个孤老头，当陈一弘在这里上学时他已经是学校的看门人兼敲钟者了。那时孤儿陈一弘吃的是全公费，每逢节假日学校不开伙，他便和外乡几个同学一起自己做饭吃。有时火生不着就来求助于这位大家都叫老宋的守门人。老宋那时还年轻，不过三四十岁，一口川北话浑名就叫宋老耗或宋耗子。陈一弘隐隐约约听说，他是从国民党军队里出来流落在此地的，家乡已无亲人不回去了。 熟人见面，陈一弘也来不及嘘寒问暖，迫不及待的第一句话便是： “宋伯，你看见有一个学生留在学校没有？” 宋老头看见当今的堂堂副市长竟然光临他的“寒舍”，顿觉兴奋异常。何况这位副市长还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虽不能称为他的门生、“桃李”，但作为学校的一员，脸上也毕竟光彩。有时多喝了两杯和别人吹牛，也会情不自禁地冒出几句：“那小子从小与众不同，我老早就看出他是个有出息的人”如此等等。 当下见陈一弘来了，他高兴地忙着为市长端椅沏茶，根本没听见陈一弘问了他什么。 陈一弘哪有心思喝茶，连忙按住他的手叫他不用费心，便将寻找孩子的话又说了一遍。宋老头这才算是听清楚了，而且第一次知道这位从这个学校出去的市长，如今已有孩子到他的母校上学来了。他油然地感到了一种光彩，集体的光彩。但对市长的问题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不会再有学生留在校内，学校有规定放学后二十分钟内学生一律离校。你知道不，就是怕他们成群结队的留下来嬉笑打闹，还会打群架哩，那些高年级的，你知道不？” 为了加重语气，他又一次强调： “决不会有人留下的，不信我领你到每一间教室去看，除了我再不会有第二个人的。不像前些年还有乡下来的学生住校，现在每个乡都办了小学，人家不来了。你不信……”他务了一通实，然后才关切地说了一句“你也有孩子来学校啦，两代人读一个学校，好呀！”陈一弘告辞出校，四顾茫茫，到哪里去找呀？他想不出他会去什么地方，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大街上串？妻子的悲剧立刻在他眼前闪过，他顿时肉跳心惊。他几乎急得要大声呼喊： “星星，你在哪里？爸爸找你来了！” 司机小吴提醒他，星星会不会回家去了。这是不可能的，还是妻子在世时星星上学的第一天，她就对他作出规定，放学后一定要在校门口等大人来接。如果接的人比如妈妈或爸爸来晚了，也要在门口等着，不许一个人离开学校，也不许跟着别人走。妻子遭受不幸之后，他接替了接送的任务，又对他强调了这条规定星星自己回家的可能性很少。 纵然如此，他还是接受了司机小吴的建议，驱车回家看看，这似乎也是唯一的希望了。他在车上盘算，如果星星没有回家（百分之九十如此）怎么办？报警？对，只好如此了。 果然，他驱车回到家里，大门紧闭，星星没有回来。他向四邻打听，都说没看见。怎么办，报警？突然，他脑子里闪出一个人来，会不会是她？ 其实，他陈一弘早就应该想到了，但也难怪，事出偶然哪。 当他正在市委常委会议室里心急如焚的时候，十分巧合的是，沈琳应一个同事的邀请去赴家宴。近来她同丈夫的关系越来越恶化，能有机会回避，便尽可能地回避了事。当天下午她上完最后一节课连家也没回，便径直从学校到那位同事家去。她看看时间还早，就绕了一个弯在街头漫步。当她经过一小门口时，还离好远便听到有一个带哭音的小孩在呼唤： “沈阿姨，沈阿姨……” 是星星，他孤零零地站在学校门口。她三脚两步朝他奔去，星星扑到她怀里放声大哭。 她朝大门内窥视，只见学校早已空无一人，她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便也感到心酸差点掉下了眼泪。她一边掏出帕子给星星探眼一边说： “不要哭，星星，爸爸还没来就跟阿姨回去，啊。” 星星抽抽噎噎地说： “爸爸说过，他不来就不让我跟别人走的。” 沈琳又是一阵心酸，对星星说： “爸爸那是指的陌生人，怕你遇到坏人哪。跟阿姨走就不用害怕了，乖，跟阿姨走吧。” 星星自然很高兴，便跟着沈琳走了。 沈琳最初想带星星一起去那位同事家，又觉得不妥，便放弃约会带着他往回走。最初他们来到星星家，只见大门紧闭陈一弘还没回来，她便把星星领回自己家里去了。虽然她想到了丈夫、想到了他那可怕的脸色乃至可能因此而发生的事情，不由得心跳。但看着眼前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亡友的孩子，她再也顾不得那些了，拉着星星径直朝家里走。 她没有忘记要通知陈一弘一声，她家里没有电话，路过一个商店时便拉着星星进去借用电话，市委办公室接通了但却回答说： “常委会刚散，陈市长坐汽车走了，好像是去学校接孩子的。” 既然如此，沈琳便又拉起星星往他家里走，心想陈一弘去学校扑了空一定会很快回家来的。谁知她和星星在房门外左等右等也不见陈一弘回来。星星拉着她的手说： “阿姨，我饿了。” 沈琳急了，怎么办？领他去上小馆子？她怕陈一弘知道了不高兴，再说那些小馆子的卫生条件，自己也不能领他去。领他回家去煮碗面吃，可是一想到丈夫的面孔，心里就紧张。眼看星星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她感到于心不忍，她看看表已经七点过了。也许丈夫此时已在家吃过晚饭，甚至串门去了，但愿如此！她便对星星说： “星星，到阿姨家去，阿姨给你煮面吃了再送你回去，啊？” 沈琳硬起头皮领着星星往家里走，一路上想着丈夫的表情，想着可能发生的一切，不由得一阵阵心跳。唯一的希望就是丈夫已经自己吃过晚饭串门去了。世上哪有这么如意的事，当她领着星星来到自己家时，只见房门半掩，一切都明白了。推门而入，丈夫正坐在桌上吃面条，见妻子领了副市长的孩子进来，脸色骤然一变，但没吭气。沈琳连忙小心地向丈夫说明一切，并示意星星： “快叫韩叔叔！” 星星来过沈琳家多次，他不喜欢这位韩叔叔，但他是个懂事的孩子，便也就按照沈琳的吩咐，叫了一声： “韩叔叔好！” 沈琳心头又是一阵紧张，生怕丈夫不理不睬或者做出什么非礼的动作来。还好，这位供销社的推销科长，到底在七岁的孩子面前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摆出一副君子风度回答道； “星星来哪？” 说着几大口吃完碗中的面条，进屋里去穿上外衣就要出门。临走时还没忘记摸摸星星的头，语气柔和地说： “星星，叔叔有事出去哪，你和沈阿姨在家，她给你做吃的，啊！” 韩刚的语言姿态都显示出了一种难得的君子风度，这是沈琳完全没有料到的。因而也很感动。她在冲动之下甚至想说几句感谢的话，到底是夫妻，这类礼节是完全不必要的。于是便教星星： “星星，快给韩叔叔说再见。” 星星按照沈琳的吩咐向韩刚说了再见，韩刚招招手出去了依然一副君子风度。沈琳便上灶煮面。 星星端起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正待要吃，气急败坏的陈一弘赶来了。他见孩子果然在这里，心头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沈琳将怎样发现星星，怎样接他回来的事对陈一弘说了一遍，并要陈一弘坐下，她也为他煮一碗面条。她对他说： “你现在回去横竖也是一碗面条，还不如就在我这里吃了再回去。也许比你做的好吃哩。” 陈一弘下意识地说： “不了，等星星吃完就走。” 沈琳愣了他一眼，说： “怎么哪？怕我会下药给你这位市长吃！” 陈一弘笑道： “哪里的话，我是怕麻烦你哪！” 一副言不由衷的表情。沈琳听了笑道： “既然是怕麻烦我，我不怕麻烦就是哪。也拿不出什么来，无非就是面条一碗嘛。” 她忽然想到亡友冯菲过早地丢下这可怜巴巴的一父一子而去，想到他们在学校时亲密无间的情谊，眼圈便红了。 陈一弘似有察觉，连忙说： “那好，吃就吃吧省得我回去费事。我是坐车来的，那就叫车子先回去吧。” 说着就往外走。 等到陈一弘再回到屋里时，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已经端上桌子。面条上面盖了一层辣椒肉末哨子，这是他最喜欢吃的。自从冯菲死后，他便没吃过这么可口的配料了。上顿下顿总是清水煮白面，外加一点猪油什么的，连星星都吃怕了。唉，男人啊男人！ 他正聚精会神地吃面，坐在对面的儿子已经放下筷子，抹抹嘴对他说： “沈阿姨煮的面真好吃，不像你煮的一点味道也没有。” 沈琳和陈一弘相视而笑。陈一弘是苦笑，无可奈何的笑。沈琳说： “星星，阿姨煮的面好吃，你就天天过来吃吧。” 星星说： “爸爸不准。” “有什么不准的？”沈琳乘机将自己想了很久的打算说了出来：“我看呀，星星就过来跟我过算哪，我有时间招呼他，还可以辅导。免得跟着你饱一顿饿一顿的，大人孩子都受罪，又影响你的工作。” 陈一弘听了很受感动，却沉默了很久没吭气。沈琳的方案太吸引他了，那样做对星星和他都有好处，可谓两全其美。然而他想到了沈琳的丈夫，他们的关系本来就不好，听说沈琳为星星洗衣服已经引起了多次争吵，星星再过来住吃，那会怎么样？ 考虑再三他对沈琳说： “我想请一个人最好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到家里来招呼星星，这样的人不好找，正在多方面求人帮忙打听哩！” 沈琳听了说： “我知道你的顾虑了，先把话说穿吧。我和韩刚现在等于分居，各人只管各人的事。当然，我要给他把话说明白的，我想他也不会有什么意见。能请到一个人固然不错。可是我想，把星星交给我照顾，恐怕对他来说比请一个人总要好一些吧？” 岂止是好一些？这道理陈一弘自然很清楚，从内心来说他也很乐意这样做。但从沈琳的家庭现状来看，他不能接受她的方案。人不能只为自己着想啊。于是他说： “再商量吧，也许会找到一个适合的人来照顾他的。” 沈琳听了很不自在，别人是诚心诚意，他却是忸忸怩怩。便说： “什么叫商量？我的态度已经摆明了，主要是你下决心哪！” 她觉得言犹未尽又加重了语气： “我主要是为孩子作想，没有别的意思。看着星星这个样子，我就想到冯菲，想到要照顾好她的孩子才不辜负朋友一场。” 说着她的眼圈又红了。 陈一弘也非常感动，正不知该说什么才好，韩刚却推门进来了。屋里的两个人陈一弘和沈琳当然也包括星星在内没有听到脚步声，门却被猛然地推开了。像是猛虎扑食，却扑了个空，男女二人对坐谈话，相隔甚远，星星依偎在沈琳的怀中。 韩刚似乎有点尴尬，但他随即便态度自若，这是回自己的家呀，还需要事先按门铃打招呼？他微笑着和陈一弘握手，依然一派君子风度，说： “市长光临寒舍，无尚光荣！” 说着便从衣袋里掏出香烟递过去，陈一弘摇摇手说： “谢谢，不会。” 他最初也觉得有些尴尬，但随即使泰然自若了。他觉得应该对他说点什么，便开口道： “星星多亏沈琳照顾，真应该感谢你们哪！” 韩刚也笑笑，笑得很洒脱，说： “没有关系，你一天到晚为人民服务嘛，忙不过来，我们为你服点务也应该。”他指指沈琳，“她喜欢孩子，自己没本事生，爱爱别人的孩子也一样！” 他说完便笑了，而且是哈哈大笑，似乎对自己的幽默很得意。 陈一弘却笑不起来，他觉得很恶心，出于礼貌也不便说什么，便转变话题问起他的业务来了。恰好韩刚所在的供销社属财贸口归他陈一弘管，算是韩刚的上司哩，上司见到下属聊业务，理所当然。 最难受的是沈琳，听到那句“自己没本事生”时，她气得浑身发抖，差一点骂他“流氓”了。但她还是勉强忍住，顺手拿过一本连环画和星星一起边翻边念。后来陈一弘和韩刚到底又说了什么，她一句也没听清。 陈一弘和韩刚聊了一阵业务上的事，便起身告辞，拉起星星走了。韩刚送到门回，握握手说： “市长常来！” 沈琳没有跟着韩刚送客，她只是对星星说了一句： “星星，明天早上阿姨来拿换洗衣服，送你上学校，啊！” 陈一弘父子一走，韩刚家里便炸开了。 沈琳强忍住因韩刚那粗俗语言带来的不快，不笑不怒，不卑不亢地用商量的语气对韩刚说： “老韩，同你商量一件事，为了对得起我死去的老朋友，我想干脆把星星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你看行不行？” 韩刚先是伫立着面向窗外，听完沈琳的话，突然扭过头来一反刚才在陈一弘面前的“君子风度”，粗声大气地说： “到底是为了对得起谁，你自己心头明白，把别人家的小孩子接到我家来成何体统？干脆点，你想给市长当保姆，就卷起行李搬到他家去；想给市长当老婆给星星当后妈，就提出来办离婚！” 沈琳气得脸色发白，冲口而出骂道： “你胡说八道！” 冲上心头的那一口气实在难以忍耐，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大声地吼道： “是你说的离婚？离就离，早就忍受不住了，我还怕！” 说着果然从桌子抽屉里找出一张八行纸，刷刷刷地写出如下一张离婚申请报告： “我俩情不投意不合，难以相处。双方商议特申请离婚，请予批准为荷。” 离婚申请人： 她将自己的名字写上，然后递给韩刚说： “你签名吧！” 韩刚接过纸条瞄瞄，几下子将它撕得粉碎，骂道： “想得美，没有这么便宜！” 沈琳伸手去抢夺他手中的纸条，他顺手猛力一推将她推了个仰翻朝天，幸好她背后是一张沙发，但倒下时额角擦在桌边划出了一道血痕。 韩刚见此情况，不待妻子从沙发上挣扎起来，却一扭头走了。 第二天一早沈琳便上陈一弘家来接星星，她决心实现昨晚上当着两个男人许下的诺言：要承担起对星星的照扶义务，只是将星星接过去和她同住的那一条无法兑现了。 陈一弘正在通火煮面条，见她额角上贴有一条胶布，便关切地问怎么了。她并没将昨晚他走后的事告诉他，只淡淡地说： “不小心碰到书架角上了，不要紧的。” 陈一弘见她脸色苍白，像是没睡好觉，心头也就明白了。他禁不住情疚并涌心头，用力抓住她的双臂激动地说：“沈琳，你不能和他再这样下去了。下决心一刀两断吧！然后……”他的然后终于没有说出口来，沈琳却已经什么都明白了。她也很激动，两眼含着泪花，摇摇头一连说了几个“不”，便挣开他的双手拉起星星走了。 沈琳摇着头说不，是表示她要同韩刚离婚没那么简单，陈一弘却领会反了。既然如此，自然应当回避，于是他将儿子转学并寄养到了冯菲的父母居住地。从此，沈琳和陈一弘断了来往，三江市并不大，随时可以在街上碰到熟人。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也在街上见过几次面。沈琳要打听的便是星星的近况，陈一弘关心的自然是沈琳夫妇的关系。沈琳总是摇摇头，淡淡地一笑作为回答。 答案也终于出来了，但陈一弘是从旁人口里听到的。韩刚同沈琳分居后结识了一位女老板，也是离过婚的，年过而立颇有姿色，专做农用物资生意赚“老二哥”的钱。她因“业务对口”结识了韩刚，二人立即情投意合，韩刚把手中掌握的紧俏物资化肥、农药等等，以国家牌价转给他这位新结识的女友，她再拿去以市场价格卖给农民。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颇有姿色的女老板便已腰缠万贯了。当然，这一切都是通过合法渠道进行的。女老板有个表叔是基层供销社的主任，韩刚手中的发票全是这个基层供销社的。你能怎么样？至于所赚的钱怎么分配，那属于绝密级别，外人不得而知。不过，也许韩刚和女老板之间并不存在分配问题，她的就是他的嘛！后来韩刚干脆停职留薪到女老板的公司去了。为了彻底实现他的目标，韩刚终于主动向沈琳提出离婚。 但沈琳却没有将这一信息告诉陈一弘。陈一弘是从旁人口中听到的。他想去看看她，并实现多年以来隐于心中的夙愿，但他惧怕社会舆论，事情便拖下来了。 沈琳有一件事没有告诉陈一弘，那就是她经常给星星写信并寄东西、寄的东西有看图识字、儿童故事等类书籍；还有毛线衣、衬衫一类衣物，都是她亲手编织缝制的。这件事是星星的婆婆，陈一弘的丈母娘写信告诉陈一弘的。老太太在信中说，沈琳是她亡故的爱女冯菲的好朋友，是个品德高尚的女性。星星经常都在想她念她，听说她离婚已经一年多了，一个人孤苦伶仃。如此等等。陈一弘看懂了冯菲母亲信中所表达的意愿，他的感情受到很大的震动。他第一次感到应当正视现实了，如果说他和沈琳之间过去存在着一股情感的暗流，现在是应该让这股暗流冲出地平线的时候了。然而，他依然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牵制着，使他难以动弹。 陈一弘正在矛盾之中忽又接到丈母娘的另一封信，信中说星星闹着要在假期中回三江看望爸爸和沈阿姨，问他怎么办？使陈一弘特别震动的是，来信中还夹着星星写给沈琳的信，只有一句话： 沈阿姨：我想你。星星。 自认为算得上一个硬汉子的陈一弘也禁不住热泪盈眶了。他决心将星星的“信”转交给沈琳，然后……不能再犹豫了，何必自己折磨自己呢？然而，当天他要去乡下参加一个农产品加工项目的论证会，大约三天后回来。他暗下决心，等回来就去找她！ 事情就这么巧，三天后陈一弘从乡下回来，在一条街的拐弯处他从车窗里看见了沈琳。像是接到了一道无形的命令，他当机立断，立即叫司机停车，下车后告诉司机先把车开回去不要等他。 他追上了匆匆而行的沈琳，问她去什么地方。见陈一弘大步赶来，这是将近两年没有过的事了。沈琳先是面露喜色停下来和他握手，但随即便显出冷淡的表情，淡淡地问了一句： “有事找我？” 陈一弘观察到了沈琳脸色的变化，但他并不泄气。于是他用对知心朋友的口气说： “走，跟我到家去，有事告诉你。” 沈琳依然站立不动，神色淡漠： “有什么事，不能就在这里说吗？” 陈一弘急了，怎么能在大街上说呢？他脑子一转动，有了！于是他说： “星星写了一封信给你，放在家里的。” “星星给我写了一封信？”沈琳吃惊地问：“星星也会写信了？写给我的！” 她的感情被牵动了，便再也顾不上那“你离我一尺，我就离你一丈”的行动准则了，这条准则是陈一弘对她采取疏远态度之后她作出的对策，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对策自然也要变，她不假思考便回答了，只一个字： “走！” 他们就这么默默地在街上走着，既不像散步逛街，也不像赶路赴会。而是不快不慢，心事重重，互相沉默，似乎都在考虑着什么？好在他们相遇的地方离陈一弘家并不远，他们总算是在沉默中走完了这一段短暂的旅程。 陈一弘开了门请她进去，她进去了却依然站在地上，问： “星星的信呢？” 态度很生硬。陈一弘并不生气也不邀请她先坐下然后沏茶、闲聊什么的，他明白那些都无效，只有星星的信才是最有效的武器。于是请坐一类的话都先免了，他不吭不声，从抽屉里取出了星星那封只有一句话的信递了过去，然后立在她的身旁观察事态的发展。 果然，初小学生的一句话却像千钧重锤击在沈琳的心上，她伤心地哭了，抽抽噎噎地说： “可怜的星星，等……到假期……我一定要……去看他。” 陈一弘说： “不用你去了，我把他接回来。” 沈琳惊奇地瞅着陈一弘： “是真的？” 陈一弘点点头： “我是这么想的，就看你的意见哪，你愿意领他？” 沈琳不解地望着他，她隐隐约约地感到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禁不住地有些颤抖，但她尽量沉住气，说： “当然，如果你放心又不怕闲言碎语，就把他放到我那里去罢，我一定会对得住冯菲姐的。” 陈一弘终于鼓足了勇气，说： “我想，不是他到你那里去，是你到我这里来。” 沈琳眼望着他沉默不语，陈一弘激动地说：“沈琳，星星需要你，我需要你，我们一起过吧！” 她既觉得意外，又觉得是在意料之中。二人相对沉默了分把钟，她突然冲动地紧握双拳捶打陈一弘的胸堂，他将她的双手捏住，抽出左手揽住她的腰，将她拖入怀中。她顺势将头靠在他的肩上，放声地哭了起来。 七 周剑非回到办公室便亲自给吴泽康打电话，要他和考察组赶回来汇报。当天下午就赶回来，他晚上听他们汇报。吴泽康说：“是不是太急了？”周剑非不容分说：“不急还行，就这么办吧。” 对方无话可说了，却也漏了一句： “那好吧，我们在车上再碰碰头！” 周剑非把电话放下了，却是很不自在。 他找来办公室主任，谈了刚才接电话的事，并要他安排晚上的汇报和考察组的晚餐，然后便问： “这位高国强同志你了解吗？” 当然了解，他是组织部的老人，由工作员、副处长、处长一步步上来的，人称“活字典”。这个考察组也是在周剑非到任之前老部长离开之后，组织派出去的。当下便回答周剑非道： “他是组织部出去的老厅长，经常被我们请出来‘打工’已经几年啦。好几个一级班子都是他带队考察的，作风比较稳慎、细心。副组长也是一个厅级干部，刚刚退下去的。” 周剑非听了没有再说什么，心头却始终纳闷．他要地区干部处为他找来三江市班子的全部材料，断断续续看了一个下午。说断断续续是有人来找有文件要签，不得不几次放下面前那一堆厚厚的档案材料。也还是粗略地看完了，对三江市班子领导干部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些了解。 晚饭前高国强率领的考察组一行五人和副部长吴泽唐一起赶回来了，是按照部长在电话上的吩咐径直到组织部招待所来的，一个个满身风尘。吃过晚饭就上组织部的小会议室，部长周剑非、常务副部长吴泽康和几个处长参加了汇报。 出现在周剑非面前的高国强是个头发花白、个头很高的老同志，也许是在山路上坐了几个钟头的汽车，也许是考虑问题伤了脑子，或者兼而有之吧，他看上去显得很疲倦。考察组副组长张清云却又是另外一种风度。既然已经从一线岗位退下，说明他已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看上去红光满面，精力充沛，像个五十上下的中年人。 他们显然是在车上又一次统一过认识而终于没有把认识统一起来吧，汇报一开始高国强便说： “我先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张厅长补充、纠正！” 他把那“纠正”二字说得很响亮，周剑非注意到了，一开口发言凝结在他脸上的疲倦便一扫而光，换成了一副准备辩论和战斗的姿态。他首先发了一句牢骚： “我考察干部不是第一次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拒绝谈话！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嘛！你拒绝谈话是对考察组有意见还是心中有鬼？这样的素质……” 这时考察组副组长张清云插了进来： “也不能这么说，我问清楚了，陈一弘接到电话后已经从工地赶回来，当天晚上得到水利工程已经水利部批准立项的消息……” 不等张清云把话说下去，高国强便又大声打断了他，近似抗议： “请你不要打断别人的话，等我说完你再谈好不好？” 张清云停住了，笑笑说： “对不起，对不起，你谈，你谈。” “就算有了天大的喜事，你已经回来了嘛，到考察组来谈上个把两个钟头也不迟呀！” 周剑非觉得应当表个态，便也插了一句： “对，这件事陈一弘处理不当！” 张清云忍不住了，便又插嘴： “是处理不当，不过也可理解，他有一肚子气！” “他有气，我还有气哩！” 高国强高声大气地说： “周部长你刚来不知道我这个人的德性，吴副部长最清楚。我给组织部‘打工’好几年哪，是义务打工哪！不报销一分一文出差费，连汽车都是原单位派嘛，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一年到头颠颠簸簸的，我为了什么？嗯？”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大有气忿填膺的态势，停了分把钟才又甩出一句： “把班交给这样的年轻人，我不放心！” 气氛到了这个地步，周剑非只好站出来解围，接上高国强“我为了什么”？的话题，把老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不惜年高体弱，继续鞠躬尽瘁的话说了一通。眼看气氛开始缓和，高国强的脸色有所舒展，周剑非便提议先谈考察情况，然后再分析。 大家自然都同意这个主张，周剑非便问有考察报告没有？如果有就先念报告吧。 高国强一肚子的气发完了，他冷静下来回答说： “报告还谈不上，有个考察情况今天上午才赶写出来的。我眼花看不清楚，请张厅长念念。我只先说明一点，考察过程和考察情况都是清楚的，看法有分歧，有的事还要进一步调查。” 也是为了缓和气氛吧，张清云主动接过材料，口齿清晰，抑扬顿挫地念了一遍，足足念了一个钟头又二十分钟。 果然正如高国强所说：考察情况清楚，看法有分歧。当然，考察的分歧反映了三江市广大干部对两个主要考察对象：冯唐和陈一弘在看法上的分歧。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考察对象并非完全由上级指定，而是第一轮科级以上干部投推荐票时，他们两人的得票率最高。陈一弘的得票率是百分之七十二点五，冯唐则整整地是百分之七十，其余的人都在百分之十以下。这和省里掌握的情况不谋而合，他们两人便自然地成了主要考察、选择对象。 但是一进入个别谈话，问题就出来了。报告采用概括的手法把对两个考察对象的优缺点，认识统一之处和分歧之点说清楚了。执笔者不愧是这方面的高手，他使用了“共同地认为”和“部分人认为”等词句。但周剑非还是听出来了，所谓“共同认为”主要指的是优点部分，如冯唐知识面广，开拓意识强，接受新事物快等等；对陈一弘则突出的是实干精神，而且有许多事例作证。也就是说，他的政绩很突出。至于开拓进取意识等等，则是淡淡地一笔带过。说到缺点，对冯唐只有一句话“不够扎实”；对陈一弘则突出那个所谓“夺人之妻的品德问题”，也采用的是第三人称“有人反映”。既然如此严重，还有什么可谈？但是，报告巧妙地一转，说：“对此存在严重的分歧”。依然没有说明这分歧来自考察组还是谈话对象，或者兼而有之。但周剑非依然听出来了，是后者：也就是谈话对象和考察组都有分歧，而且是“严重”的分歧。什么分歧呢？报告回避，按常规推论，自然是持肯定态度和否定态度了。 这件事周剑非是有所闻了的，意外的是报告留了一个尾巴：关于有人反映陈一弘在县上工作时与个体户的关系以及在这方面的失误问题，考察组还没有来得及调查。 报告没有结论，一开头高国强就说了，这是一个考察情况而不是正规的考察报告，因此，没有明确的意向和建议。 看来他们的考察难以进行下去了。周剑非心头这么想，却没有说出口来，只在张清云念完报告后照例问了一句： “谁还有补充？” 他把目光移向高国强，后者注意到了，说： “我补充两点：这第一，开始时我说了这只是个情况；这第二，报告上没有写，陈一弘的反映还有一条：他对老同志没有感情，有的老同志谈起来非常气愤！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个体户问题还没有调查。” 他没有展开谈，语气也比较平和不像刚开始那样激动了。但却因张清云的一句话又重新激动起来。他刚刚补充完那两点意见，张清云便接了过去，说： “那是少数人的偏见，我了解过了，不存在不尊重老同志的问题。至于个体户问题……” 一场争论又不可避免地在组织部长和副部长的面前展开了。也许因为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吧，没有发生拍桌子乃至提高嗓门一类的事。文质彬彬，轻言细语，有礼有节，用“争论”这个词来形容，似乎也有些过分。然而，仔细一听，争论依然是摆在面前的，看法相左，言词相对。两位考察组长倒像是两位被考察者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款款而谈针锋相对。“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互不相让。周剑非接过考察材料问道：“电话上说的是前面两件事，怎么又出了一个什么个体户问题，怎么回事？” 高国强一听便来了劲头，抢先回答道：“有人反映，陈一弘在县上工作时树了十面专业户的红旗，种植业养殖业通通都有了。暂且不说这样做有没有方向性的错误，也暂且不说后来这些专业户垮了多少！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个人是骗子，陈一弘当初同他打得火热，里面有什么鬼？” 微妙的是组织部派去考察组的三位干部，一位处长、一位副处级巡视员、一位干事，三个等级一个态度：一言不发，“坐山观虎斗”。乃至三人一个面孔：毫无表情，看不出他们的任何倾向。可谓基本功练到了家。 周剑非也没发表意见，只是不停地提问。一个又一个问题及其回答，他终于听清楚了争论的焦点所在。他看看表已经快十一点钟了，便说： “是不是这样，今晚上就谈到这里，夜深了你们劳累了一天该休息了。明天上午省委常委要开会，你们也休整一下，下午两点继续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总得有个结果呀。大家看行不行？” 没有任何异意，周剑非回头吩咐静坐一旁的办公室主任： “派车送二位厅长回家。” 一直静坐一旁无言可发的办公室主任这时才算派上了用场，有了显示才华的机会。听到部长的吩咐，便立即回答说： “晚饭后我就分别给两位厅长的单位打了电话，刚才我出去看了一下，车子早到了，就请二位上车吧！” 可谓周到、细致，令人佩服。 送走两位客人，周剑非回头叫大家重新坐下，这回轮到组织部那三位参加考察组的成员回答问题了。 他们自然都是有看法的，只是在刚才那种场合不便表态就是了。这的确是一种不平凡的基本功，连周剑非这个组织部新来的部长也不得不暗自佩服。 三个人在部长和常务副部长的面前都表了态，简明扼要。其中两个人百分之百地站在张清云一边，他们是处长和干事。另一位巡视员呢？别看他官阶不高，却说出了一套独立的见解，引起了全场的注意。他说： “我个人的看法，陈一弘、冯唐都可以提拔，但是权衡利弊，陈一弘最好交流提拔，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为什么？”周剑非问。 “有人反对得很厉害，人数虽然不多但能量很大，特别是个别老同志。” 这位巡视员如实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却没有将话说完。他希望同去的另外两位能给予支持和补充。但接过话题的却是常务副部长吴泽康。他微笑地望着巡视员，说： “你指的是丁奉吧？人家都说他想当三江市的‘教父’哩！”他似觉不妥又连忙更正和补充：“当然，这种形容不对，不过，这位老人家确实花样多，难侍候就是了！陈一弘的那两件事，不，三件事都是他们提出来的。个体户问题是近几天才冒出来的，说明他们也在搞调查，而且有收获，抓到了新问题。” 他这几句话是说给周剑非听的。他知道周剑非虽然在省上工作过，但时间不氏，后来便一直在地、县工作，对全省干部情况和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不多。 周剑非自然是注意到了，特别是那句“想当三江的‘教父’！”这就是说想当而实际没有当上。“教父”自然是借用词，用不着对其过多的褒贬，但凭着自己的经验，想当而未当上有时比“当上了”还难缠。一个地方有了这么个把两个人，就够你头痛的了。于是他问： “这位丁奉是什么人？” 吴泽康笑笑说： “一言难尽，哪天我详细向你汇报。简单说，他原来是三江市的一个局长，年纪大了想当人大副主任或者政协副主席没有当上去，不满意，便事事出难题对谁都看不顺眼，有这么几个人同他一鼻孔出气，事情就很难办了。” 周剑非听出了问题的复杂性，却顺口开了一句玩笑： “他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字？丁奉可是东吴的一员战将哩！” 吴泽康不愧是干部情况的活字典，连枝微末节也装在脑子里，当下便回答道： “据说他小时多病，家里便给他取了个女性的名字叫了鸣凤，长大后他读了三国演义，便将名字改成丁奉，中间的鸣也去掉了。” 在座的人都觉得挺新鲜，不约而同地笑了。周剑非又问： “这位丁奉将军有多少人马？” 依然是开玩笑的口吻。 “唉，七八个人十几条枪！” 吴泽康也用开玩笑的口气。 还是那位巡视员又插了一句： “他们经常打出钱老的招牌，说钱林书记如何如何支持他们！” 吴泽康愣了发言者一眼，脸上的表情很微妙。也许他立即意识到了周剑非当过钱林的秘书，也许巡视员反映的事和他掌握的情况有出入，总之，他郑重其事地反驳道： “那是拉大旗作虎皮，钱老怎么会支持他们，三江市的老干部多数也是反对他们那种搞法的。” 周剑非懂得吴泽康这一番为钱老申辩的意思。他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也无从表示。在钱老身边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里，前一阶段来找钱老的人很多，有省级机关的也有地、州、市的，多是领导干部，他记不起有了奉这个名字，也许见了面会认识吧。至于后一阶段，也有人来找，那就不是各级领导干部。而是红卫兵，造反派，那里面自然不会有丁奉的了。 他没有在这个话题上延伸，却又扯起了新冒出来的个体户问题，巡视员端木信回答说：“是高国强厅长找人个别谈话时收集到的。那是八十年代初期陈一弘在县上当管农业的副县长，树了十面专业户为旗子，据说其中有人是骗子。问题不在于个别人，而是刚才高厅长的‘两个暂且不说’，暂且不说的才是重点，要给陈一弘上纲的。冒出来，考察组来不及调查。”周剑非没有再问什么，他看看表快十二点了，他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便宣布散会，一切等明天下午再说。 大家走了，周剑非继续留在办公室里用红机子往省委书记赵一浩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赵一浩的夫人田融。她说赵一浩还没回来。周剑非问她是否知道他去了哪里。她说吃过晚饭就出去的，也许在办公室，你试试看吧。周剑非拨通了赵一浩的办公室，书记果然在那里。周剑非笑道：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 电话上传来赵一浩那洒脱的笑声： “你不是也没睡吗？有事？” 周剑非简要地向书记报告了三江市班子的考察情况，提出建议：他自己亲自去一趟。他说中央考察组的事已布置好了，有连络员在管，他去几天就回来。 赵一浩沉默了分把钟，说：“不是说好了我去吗？” 周剑非说：“不是苏翔同志不同意现在下去吗？我去几天就回来。” 赵一浩又沉默了分把钟说：“也行，看来情况还很复杂哩，去一趟心中有底也好下决心。你知道三江是我们省的主要产粮区又是交通要道、税收大户哟，调好班子很重要。卫亦前有态度吧？” “据说他还没向考察组表态，但是对考察组说了，他的态度放在最后再表。” “老滑头，”赵一浩听了笑道，“你去也只带耳朵吧，把真实情况带回来再说，免得被动。” 周剑非唯唯地答应着说： “就这样吧，回来再向你汇报，该休息了。” 第二天下午开了考察组的会议，周剑非宣布了他同省委书记在电话上商定的意见，也就是他亲自走一趟，吴泽康留家主持工作，又简单地安排了行程便散会了。两位考察组长听说部长亲自去，都额首称庆，并问他们自己还去不去？周剑非回答说： “当然，任务还没完成哪。” 周剑非率领考察组全班人马返回三江市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市委书记卫亦前在市委招待所等他，进了房间他们稍事寒暄便转入上题。周剑非告诉市委书记，他这次来主要是听听市委市人大、币政府和市政协主要领导们的意见，特别是他这位市委书记的意见，考察组则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谈话面。特别是两位考察对象分管的部门，要谈到一般干部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他微笑地对卫亦前说： “你这位市委书记这次可要表明态度罗！” 卫亦前哈哈地笑道： “当然，部长亲自登门还能含糊，不过我还是最后吧，你听听其他人的意见我们两人再交谈好不好？” 不等周剑非回答他又说： “其实嘛，两个考察对象不也都是我推荐的？” 周剑非说： “总要有所取舍，不能叫两个人都作正市长吧？” “那当然，那当然。” 卫亦前依然咧着嘴哈哈地笑着，他那过早衰老的脸上堆叠着一道道皱纹，活像满坡梯田。周剑非忍不住想笑，心里暗骂：你这个老滑头！ 卫亦前留在招待所陪周剑非和考察组吃晚饭，在座的还有市委组织部长，一个不到四十岁的年轻人。 在餐桌上他们都绝口不谈干部考察的事，话题全是三江市的风土人情和文物古迹，好像他们是旅游者或考古学家。周剑非是第一次来三江，他问身旁的卫亦前： “听说吴三桂称帝反清后曾在这里打过大仗，留下许多古迹？” 卫亦前笑道： “听说有这么回事，咳，你还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嘛，一天到晚忙得饭都顾不上吃，那还有时间和兴趣去过问这类老古董。” 他说的也是实话，自调到三江当了市委书记，成天忙忙碌碌，光那又多又长的常委会至少就占去了三分之一的时间，还能去过问这些“闲事”。对了，在卫亦前的脑子里这类事确属“闲事”，“不务正业”的事，有时间也不会去管的。周剑非可不这么看，他说： “不要把这类事看小了哟，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不能简单地把它称为不值一顾的‘老古董’哩！” 组织部长是本地人，见顶头上司对此类事感兴趣，便接过话头滔滔不绝地介绍了一通。他说吴三桂是在北进的途中经过这里和清军遭遇的。当时这位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大将军正处在鼎盛之时，士气十分旺盛，而对方的八旗子弟此时也还未腐败，双方遭遇后打得难舍难分，最后以清军统领哈齐落马被杀而告终。至今离城三公里处还有一座土山名“落马坡”。 在座的人对组织部长的介绍都很感兴趣，特别是考察组的两位组长，来了十多天今天晚上才听说这个地方在历史上还有过轰轰烈烈的一页。 看见大家感兴趣，组织部长更来劲了，他继续介绍说： “相传吴三桂路过这里时陈圆圆也跟随来了，据说就居住在南门外的娘娘庙里，遗址现在还在。” 周剑非听了哈哈地笑道： “不可靠，不可靠。我在大学时有个同班同学是昆明人，他给我详细摆过陈圆圆的故事，关于她的归宿有好几种说法，有说她出家入庙，青灯古佛伴终身的；有说她听得清军将破昆明便跳了莲花池的。无论哪一种说法，陈圆圆都是死在昆明，根本没有随吴三桂出来。” 组织部长听了顶头上司的反驳笑道： “也许这种说法是演义不是正史，不过呀，越是扑朔迷离就越有吸引力哩，如果三江市二天成为旅游区，也许‘落马坡’和陈圆圆留居处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考察组长高国强也听起了兴趣，插进来说： “我看这个传说还可靠哩，部长刚才不是说她在昆明进了庙吗，到这里来住的不也是庙？” 他的如此“幽默”引来了轰堂大笑。 夏天黑得晚，饭后卫亦前提议散散步。有人乘机提议，何不去看看陈圆圆的“闺房”？没有人反对就这么定了。 他们穿过市中心很快便来到了甫门。城墙没有了，据说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拆去的。离城墙旧址不远，便是穿城而过的三江之一的柳江，那座“娘娘庙”就在河边。是一座破败不堪的庙宇，严格地说是庙宇的遗址，整个大约二三百平方米的草坪上只留下了一间歪歪倒倒的偏房，其余尚能看见的是一些散落在草地上的石柱，满地的破砖瓦。站在破砖碎瓦中举目四望，青山绿水夹岸垂柳尽收眼底。柳江在这里绕了一个弯，缓缓东去，那水色碧绿，像是众山系在腰间的一条玉带。 周剑非边看边感叹道： “风景很好呀，可惜太破败了。” 组织部长将怎样修复和发展的打算说了一遍，声明这是文化部门邀请专家论证后提出来的。可惜现在列不上计划拨不出钱，因此一直摆下来了。 市委书记卫亦前嘿嘿地笑道： “哪有闲钱来干这个！” 周剑非不置可否，说： “天黑了，我们回去吧。” 路上他和市委书记商量，今晚他先同组织部长谈谈，明天他上水利工地找陈一弘，其余的人留下继续找人谈话。 市委书记同意他的意见，并再次建议他亲自找市委市府的几个主要领导听取意见，他们两人只在一点上有争论，卫亦前主张打电话把陈一弘叫回来。省委组织部长亲自上门找谈话，还借故呆在工地上不回来，成何体统。周剑非则坚持自己上工地，并说这是一个大工程，自己也想乘机去看看，到不是为了照顾谁的情绪。 他们边商量边走，其余的人则尾随在后面看看街景闲聊。回到招待所时，那位主动留在驻地值班的巡视员，迎上前来，周剑非今天在路上问清楚了，他复姓端木，单名信。看他迎上前来的表情，周剑非便问： “端木，有事？” 端木说： “那位丁奉来了，我怎样劝都劝不走，他说一定要等你回来见个面，谈十分钟就行。” 周剑非笑道： “既然主动上门来了那就谈吧！他的消息好灵通！” 卫亦前听说丁奉来了，立即停步不前，建议周剑非回避，和这种人谈不清楚。周剑非坚持己见，“什么人的意见也不防听听。” 卫亦前说： “那么你同他谈吧，我不奉陪了。我不和他见面，一见面就要吵架的。” 说着转身便走，走了两步又留下回头叮嘱周剑非： “同他谈话要注意，只听不表态，否则他会抓住不放！” 他要组织部长留下好生照扶便走了，走得非常匆忙，似乎生怕被丁奉发现脱不了身。 周剑非走进招待所的小会议室，只见一个头发花白，架一副宽边老式眼镜的人坐在沙发上。见周剑非进来，他慢慢地站起身来和他握握手，说： “周部长吧？嘿呀，终于见到你啦，刚才这位门官还想挡驾哩。” 他边说边歪过头看看正坐下来翻开笔记本准备作记录的巡视员端木信，本想说一句讽刺话，“这位门官想阻挡我见你”，但终于没有出口，说出来的则是： “现在我们这些离休干部，人家可以不理睬，我们也没办法，权在人家手上嘛。” 这分明是指端木信了，但他稳坐不动脸上毫无表情，像是没有听见这个丁奉在说些什么。 周剑非连忙作解释，说刚才出去了，你来了正好，不来也要登门讨教的，如此等等。他一边说一边觉得好生奇怪，眼前这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子在什么地方见过的。除了那花白的头发，完全一模一样，但在什么地方见过呢？记不起来。 丁奉声称只谈十分钟，但一开始就摆出了短话长说的姿态。他并不急于开门见山，而是站在门内先打“开场锣鼓”，以居高临下的口气问道： “周部长在钱老身边工作过？” 周剑非如实回答： “给钱老当过一段时间的秘书。” 丁奉脸上微微地泛起一种得意之情，口气依然是居高临下的： “那我们算是有缘分了，周部长，你怕还不知道我和钱老的关系吧？我们是老战友了，当然他是我的上级，一九四三年在老区，他是地委副书记，我在地委任行政科长……” 周剑非听了大吃一惊，他终于记起来了，啊，原来是他！一个记忆犹新的历史镜头出现在他眼前： 那是一九六六年冬天夺权的前夕，“天下大乱了”。省里的主要领导们已经无法呆在办公室和家里，他们集体转移到城郊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军区物资储备仓库里去办公和生活。秘书们则根据自己的选择，有的回单位或在家呆着成了逍遥派，有的高举“义”旗参加造反派，有的“死心踏地跟在走资派身边”，周剑非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天下午他进城取文件顺便去钱林家看看，只见一群人在客厅里围着钱林的老伴吴敏吵闹，有的拍桌子有的大吼大叫。见他进去，钱林的老伴如获大赦，连忙对那些吵闹不休的人说： “秘书来了，你们不信问问他，钱林是不是生病住进军区医院了。看我说谎没有。” 这话分明是暗示他周剑非，刚才她怎样说了钱林的去向。他周剑非全明白了，便连忙走进客厅回答说： “钱书记在军区医院住院，有什么事请大家给我说，我负责转告。” 说着他便用眼神示意钱夫人赶快离开。钱夫人会意抽身便走，有人发现了大叫“不准走”，周剑非笑道： “人家是家属，这类事她管不了，大家尽管对我说，我保证一字不漏地转告钱书记。” 为了表示自己说的是实话，他在沙发上坐下来掏出笔记本和自来水笔，准备作记录。 屋里依旧一片混乱，这批自称三江市革命干部受害者造反团的人，根本不愿和他周剑非对话，说他只有资格在钱林身边当记录，没有资格代表他，更不可能解决问题！其中自称造反团负责人而且调门最高的就是眼前这个了奉。记起来了，肯定是他：那模样，那嗓门，那姿态，十九年了，丝毫未变，唯一的变化是花白了头发。他记得十分清楚，当时就是这位丁奉，拍着桌子大吼： “我被他钱林迫害几十年了，你转告他现在是彻底清算的时候了。他钱林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叫他识相一点，老老实实出来交待问题，底头认罪，否则，我们砸烂他的狗头，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那姿态那表情犹在眼前，那拍桌大吼的声音尚萦于耳畔，一点也不错，就是他！记得他周剑非当时还问他姓甚名谁，目的也无非是好向钱林禀报，却招来了这人的大声斥责： “你记我的名字干什么，叫公安局来抓我？老子不怕！造走资派的反我们造定了，你去转告你的主子钱林，他不投降我们就叫他灭亡！” 言犹在耳啊，周剑非有些迷惑不解，难道眼前的这个丁奉已经将那些事忘得一千二净？不，不可能。他的记性似乎很好，比那早得多的事他都记得呀，眼前滔滔地谈着的不是更早更早的事？难道他忘记了当时他周剑非在场或者不记得他了？不可能，他今天一见面不是就问：“听说你在钱书记身边工作过”？那是怎么回事，你看他谈得这么津津有味，谈得这么理直气壮，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九六六年冬天那样的事情！ 想着这个难解的谜，周剑非走神了。当他回过神来时，丁奉还在滔滔而谈，谈他和钱林之间不同寻常的老上下级关系，谈到建国前夕了。周剑非倒真想继续听他谈下去，一直谈到“史无前例”，看看他怎样表述这段历史，怎样表达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同老上级钱林的关系。他也想问问他还记不记得有那么回事，还记不记得当时接待他们“三江市革命干部造反团”的是他周剑非？当然，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看看表，问道： “丁奉同志今晚上来还有别的事要谈？” 潜台词已经很清楚了：你今晚上来是不是就为了叙述你和钱老的关系？丁奉不是傻子，自然体会到了，连忙发表声明： “当然不是，因为你在钱老身边工作过，而我在他手下的时间更长，见了你周部长特别亲切，叙叙旧吧。” 周剑非觉得很不是滋味，自然也不便说什么，他再次看看表说： “这样吧，丁奉同志过去同钱老在一起的事，我们改天再找时间谈。现在言归正传，是不是请你谈谈今晚上来找我要谈的事？咱们开门见山吧。” 丁奉被打断了对光辉往事的叙述心里很不自在，但也无可奈何。你不是来找人家反映问题的吗？当然应该言归正传哪，于是他连忙回答： “也行，也行，就谈正事吧。”在转移话题之前他又发表声明：“不过，刚才我谈的这些也不是歪事，对吗？让你周部长了解了解我，看看我是什么人，我会不会说谎话，我说的话可不可信！” 依然是理直气壮，岂止如此，那架势可称得上气壮山河哩！ 丁奉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清清嗓子，开始谈“工事”了。他一发而不可收拾，足足谈了一个半钟头，谈得唾沫横飞，脸红筋涨。果不出所料，主题只有一个：状告陈一弘，内容三件。一曰巧夺人妻；二曰落实老干部政策，对老同志不尊重；三曰：与个体户的神秘关系。 周剑非则按照出发前赵一浩和自己共商的原则：只听不表态。当然，为了弄清情况和谈话者的意思，他插了话，主要是提问题，前后好几次。比如丁奉说到陈一弘夺人之妻时与众不同地用了一个“巧”字。周剑非问他这“巧”字的内涵是什么？能不能具体一些作点明确的解释。 丁奉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看得见，抓不住！” 周剑非进逼一步，问道： “能不能具体一些？” 丁奉有些不高兴了，他瞪了周剑非一眼，那眼神似乎在问：这是怎么哪，你想寻根究底好为陈一弘开脱？然而，不回答也是不行的，你找别人反映意见，别人有权提问呀。他回答了： “这很简单嘛，那就是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嘿，人家法律手续，样样俱全呀。” 他边说边琢磨，像是小学生在考场上遇到了难题。大概是自己也觉得回答得不能令人信服吧，他灵机一动，嘿嘿地笑了两声，提高了嗓门：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还用得着问？不过部长你可以找沈琳，也就是陈一弘现在的老婆，她的前夫叫韩刚，找他谈谈一切就清楚了，他是当事人受害者。” 周剑非心里有数了，原来如此！他不置可否，只点了点头。在这种情况下，点头只意谓着听清楚了，而并不表示同意。 谈到陈一弘不落实老干政策时，丁奉显得特别激动，嗓门很高，有时甚至气愤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故而叙述也是断断续续甚至是零零碎碎的，他说： “到处吹嘘，中央和省上出台的老干部政策都是落实了的，落实个屁！” 听到这里周剑非插问了： “怎么？两项待遇打了折扣？” “岂止。”丁奉又提高了嗓门，“中央说经济待遇略为从优，从优个屁！我们有的别人都有，别人有的我们没有。不知道部长听说过这么两句话没有？‘出生入死几十年，不如一个宾馆服务员！’这难道不是事实！” 这当然是事实可是叫周剑非说什么好呢？难道这也是陈一弘的责任？他又问： “还有什么？” 丁奉依然是高嗓门： “这还不够？还有什么，多着哩！我们有的老同志一个简单的工龄更改问题，报告写了若干年就是不解决，难道这叫中央出台的政策都落实了？” “这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周剑非插了这么一句算是表态的话，但立即对自己的沉不住气后悔了。他瞄了一眼静坐一边作记录的巡视员端木信，只见他手不停笔，面部表情则冷若冰霜，似乎眼前这个滔滔不决的丁奉根本不存在。周剑非暗想恐怕真应该向他学习哩，他回头对丁奉说： “请你继续说吧。” 丁奉这就谈到了第三个问题：与个体户的关系。 他说：“用发家致富的个体户作旗子来带动农业，这种做法对下对？是什么立场，什么道路？暂且不谈，你周部长比我更清楚。单要银行贷款给一个骗子，还去出席开幕式，吃酒宴、剪彩。好呀，一刀剪下去，果真是‘一刀两断’，拐款潜逃，无影无踪！这里面你陈一弘有没有见不得人的事？”谈到这里，丁奉却像来了个急煞车似地突然打住，对他滔滔不绝的一个多钟头的演说只用两句话作为总结： “对用这样的干部来接班，我们老同志不放心，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依然是居高临下的姿态。 送走丁奉，周剑非叫住端木信，两人重新在沙发上坐下，周剑非问他对了奉的谈话有什么看法。这位刚才一直奋笔记录沉默不语，可以说“静若山岳”的巡视员却变得活跃起来；对丁奉的谈话作了否定性的回答。他对顶头上司说： “其实，今晚上他谈的几件事除了那第三件我们都仔细了解过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他把前段时间他们所了解的情况简要地说了一遍。原来所谓不落实老干部政策，是丁奉等少数人串连一气对经济待遇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作为分管副市长的陈一弘没有同意，是非由此而生。他们几次纠集在一起找陈一弘回答问题，陈一弘见了他们一次，越谈问题越多，“像一张收不了口的破网”，以后陈一弘便回避矛盾越积越深，由此而又产生了“夺妻”之说。找不到陈一弘，他们就去纠缠卫亦前，调门更高了，打出“反腐败”的招牌，声称向道德败坏者陈一弘作斗争。最近才又冒出来“个体户”问题。 “老卫表什么态？”周剑非问。 端木信说： “什么态也没表，不置可否。上回我们来，张厅长问过他，他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这些人越同越不像话，同卫书记那种纵容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好一个言者无罪”，周剑非听了觉得很不是滋味，他又问： “三江市的老同志都支持他们？” 端木信笑了，说： “多数老同志对他们反感，有的骂他们是败类哩。” 八 第二天，周剑非布置考察组成员扩大谈话范围，他特别派考察副组长张清云带领两个考察队员奔赴陈一弘过去工作的尚文县，调查了解“十大专业户标兵问题”。他自己则按照和市委书记卫亦前商定的计划，先到水利工地上去找陈一弘。 他带了秘书李林和巡视员端木信乘一辆北京吉普前去。他们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颠簸了两个来钟头，离工地只有十华里路程了，忽见前面群车阻道，人头攒动，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秘书下车前往观看，回来说： “两部卡车相撞拦在路上，正等待监理部门前来处理，还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哩。” 周剑非骂了一句“真倒霉”，随即下车和巡视员、秘书三人前去察看，只见一辆东风大卡和一辆黄河大卡在山道的拐弯处互相都撞破了头，“黄河”还撞破了前盖的叶子板和大半个车厢，差一点被推下了悬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