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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这一回还把张居正也得罪了。张居正原本是徐阶一党。他能够成为阁臣，全因徐阶的引荐。入阁以后，也一直与徐阶站在一边。徐阶退休后，害怕高拱报复，也一直与张居正保持联系，这回当然也要拜托张居正从中斡旋。张居正认为这件事很简单：苏州知府虽然是蔡国熙，可应天巡抚是海瑞呀!徐阶于海瑞有恩，哪有不关照之理？顶多也就再打个招呼就行了。于是张居正给海瑞去了一封信，很滑头地要他兼顾一下“存老之体面，玄翁之美意”。存老就是徐阶。徐阶字存斋，所以称他存老。玄翁就是高拱。高拱字中玄，所以称他玄翁。当时高拱是首辅，张居正是次辅。张居正要帮徐阶，又不想得罪高拱，所以这么说。他没有想到海瑞原则性极强而高拱报复心极重，结果不但徐阶的体面未能保存，自己的面子也扫了地，因此对海瑞极为不满。海瑞罢官后，历次有人保荐海瑞，均因张居正从中作梗，一直没能起复。

张居正不肯让海瑞复职，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觉得像海瑞这样什么事情都不肯通融的人，留在官场是个祸害。反正，海瑞现在算是把徐阶、高拱、张居正都得罪了。这三个人，在当时官场中势力极大。得罪了他们三个，也就差不多得罪了整个官场。

海瑞善良、正直、刚毅、果敢，勇于负责，不怕困难，宁折不弯，决不妥协，意志坚定，勇往直前。但正是这些优秀的品格使他四处碰壁，走投无路。

真心拥护海瑞的，大约只有贫苦的农民和百姓吧!但，在海瑞的时代，他们的拥护又顶什么用!

三、无法医治之国

其实，对于海瑞的政绩，许多人都不否认。

海瑞被免去应天巡抚之后，继任人是朱大器。高拱和张居正都给朱大器写了信，也都谈到如何看待海瑞政策的问题。高拱和张居正虽然是政敌，也都主张罢免海瑞，但对海瑞的评价都很高，也相当一致。第一，他们都认为对海瑞不可全盘否定，高拱甚至开宗明义就说：“海君所行，谓其尽善，非也；谓其尽不善，亦非也。”第二，他们都认为海瑞的目的是“除弊”而动机是“为民”，只不过做法不妥。张居正甚至用替海瑞辩解的口气说，“其施为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总之动机和出发点是好的。第三，他们都认为海瑞的政策只需调整不可推翻。张居正说得比较客气，说：“霜雪之后，稍加和煦，人即怀春，不必尽变其法，以徇人也。”高拱则说得斩钉截铁：“若于其过激不近人情处不加调停，固不可；若并其痛积弊、为民做主处悉去之，则尤不可矣。”这“尤不可”的一个“尤”字，说明高拱对海瑞的肯定要超过否定，甚至宁肯不否定海瑞的不足之处，也不能否定海瑞扫除积弊、为民做主的大方向。

看来，高拱和张居正这两个人，还不能算是什么坏人，更不是庸才。他们的头脑都很清楚，度量也不算小。他们并不因为讨厌海瑞这个人，就否定他的人品人格和他的正确方向，也不因海瑞已经罢官，就落井下石，穷追不放，非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不可。两位阁老，真有些“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味道。相比之下，海瑞的骂倒一切，倒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高拱、张居正他们与海瑞的分歧，主要在方式方法上。高拱认为他“过激”，张居正认为他“过当”，海瑞自己则觉得还不够。他曾对人既忧虑又愤懑地说：现在医国的，只有一味药：甘草。现在处世的，也只有两个字：乡愿!乡愿也叫乡原，孟子下的定义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人尧舜之道。”可见乡愿就是虚伪、敷衍，四处讨好，八面玲珑，不讲原则，表面上廉洁自律，实际上同流合污。这样的人，开出的医国药方，当然只是甜津津的甘草，治不了病，也治不死人。海瑞却认为应该下猛药。他给嘉靖皇帝上的奏折，就是他下的猛药，药引子则是他自己的生命。他希望这味药能使皇上猛醒，能使帝国振作。可惜，那位皇帝从身体到思想都已病入膏肓，终于一命呜呼。难怪海瑞听到消息要号啕大哭了。他既是哭这位死去的皇帝，也是哭自己失效的药方。

现在，海瑞好不容易才有了一个医国的机会，自然不肯放过。因此他一到应天巡抚任上，便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甚至不怕矫枉过正。本来，徐阶的田一退，他便应该见好就收。因为此事已经产生了影响，大地主沈恺等人见海瑞对徐阶都毫不通融，也只好主动地把侵夺的民田退了出去。这时，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如果海瑞“采取惩一警百的方式，把徐家或其他几家有代表性的案件广事宣传，以使藉富欺贫者知所戒惧”，那么，“他也许会在一种外张内弛的气氛中取得成功”。然而海瑞似乎并不懂得“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的道理，他的工作热情不但没有稍减，反因初战告捷而倍增。他不满足于坐在巡抚衙门接受投诉(前面提到，这种投诉已达每月七八千件之多)，还要亲临府县听取诉讼，一一过问，一一审理，一发而不可收拾，斗争的弦也就越绷越紧。

这样一种工作热情也是海瑞所独有的。他本来就是工作狂，下车伊始，又发现要做的事千头万绪，真可谓百废待兴。海瑞深知，像他这样既非进士出身又没有后台老板的人，能官任封疆，是特例中的特例，唯有拼命工作，才能报答国家，不负皇恩。何况，这时他已经五十好几，能做事的时间已不太多，亦所谓“时乎不待”。因此他有一种紧迫感，很有些韩愈当年“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味道。另外，他心里也有数：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不下台的官，他海瑞就更是如此，只能在任一天就猛干一天，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为了加快吴淞江治水工程的进度，他把行署设在工地，并斩杀了三个监工不力的吏员，把他们的尸体用席子卷起埋在行署厅前。结果，工程进展迅速异常。一个本想阻拦、陷害海瑞的巡按御史还没来得及下手，工程便已完成，那个巡按也只好徒唤奈何，叹息说“万世功被他成了”。当然海瑞也让人挖出了厅前的尸体，却是三只肥猪，而那三个吏员则被海瑞转移藏匿在别处。

一项水利工程或许可以这样加紧进行，政治工程可就没有那么简单。现在看来，海瑞当时的处置可能是简单了点。他受理的案件如此之多，事实上也不可能不简单。可是他涉及到的问题，却又十分复杂：丈量土地，清退农田，平反冤狱，整顿治安，兴修水利，遣散募兵，刷新吏治，考核官员，以及推行“一条鞭法”(一种新的赋税制度)等，哪一件不是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海瑞的力量却很单薄，既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款，又没有得力的专门机构，仅凭一股政治热情，外加对善与恶的道德直觉，就希望快刀斩乱麻，在一个早上把百年积弊清除殆尽，其不能成功也自不待言。

对海瑞的弹劾几乎与海瑞在应天的改革同步进行，而且同样出手极重，攻势凌厉。给事中戴凤翔甚至危言耸听地说，在海瑞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缴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债，民间流传的说法是“种肥田不如告瘦状”。如果不是因为海瑞自己清廉到无可挑剔，他一定会被描述成周兴、来俊臣那样的酷吏。内阁也深为海瑞的做法忧虑。他们想起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曾给病人猛吃巴豆，还振振有辞地讲什么医书上说“巴豆不可轻用”，当然要重用了。内阁觉得海瑞就是这样一个医生，应该迅速地将其从巡抚的任上召回，以免我们这个原本就病病歪歪的帝国被他过度的热情医得人仰马翻。

海瑞以身作则，力图以道德来清除积弊，结果怨声四起；张居正锐意革新，力图用法令来振作精神，结果抗拒横生；申时行妥协安抚，力图用调和来维持团结，结果众叛亲离。他们都失败了，正所谓“可怜无补费精神”。显然，他们这个帝国，其实已无药可救。

四、难以成功的事

我们无妨再来比较一下海瑞和张居正。

张居正和海瑞是不同的人。张居正懂政治，且能力极强；海瑞却不懂政治，还有些意气用事。按说张居正是不该倒霉的。他之所以倒霉，就在于他不仅想做官，还想做事，希望对帝国有贡献，这倒是和海瑞相同的。可惜帝国并不需要有人做事。它只想在普遍贫穷的低水平低标准前提下维持所谓长治久安。所以任何想做点事的人在它那里都讨不到好，混日子的则官运亨通。不过，张居正自己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道德水平与海瑞不可同日而语。海瑞表里如一，始终如一，张居正则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这虽不是他死后遭到清算的根本原因，却是其直接原因。

万历小皇帝对张居正本来是极尊重且畏惧的。原因之一，就因为张居正是他心目中道德的楷模。中国古代教育，最重要的是德育。为帝王之师，就更要将德育放在压倒一切的高度。我们帝国是靠道德与礼仪来治理的。如果皇帝本人不能做到有德有礼，则奈天下苍生百姓何？所以张先生对小皇帝的德育抓得极紧，反复告诉他一个为人君者，必须仁爱、宽和、节俭、勤勉，不能随心所欲，也不能玩物丧志。

然而张居正自己又怎样呢？揭发者报告皇帝：他的起居十分排场，生活也极为奢靡。几年以前，小皇帝听说张先生要改建住宅，考虑到老师的官俸不高，曾给了一千两银子做资助，没想到这次装修实际耗银一万两，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何况他这豪华的住宅里还堆满了珠宝和字画，蓄养了许多绝色的美女，这些东西和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小皇帝还被告知：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张居正回乡葬父时，坐的是三十二人抬的轿子，内分卧室和餐厅，还有小童两名伺候。沿途的接待，也耗费惊人。每餐饭要上一百道菜，张居正居然还说没有地方下筷子。至于平时其他种种声色犬马的享受，就算不上什么了。

这一状告得极准。万历的愤怒立即被激发起来。年轻的皇帝想起了许多往事：在张居正当国的这十年里，他虽然号称天子，富有四海，实际上却穷得一文不名。有时想拿几个小钱赏赐宫女，都只能打白条，同几百年后中国最基层的乡镇干部一样。有一次他不过只是和几个小太监做了游戏，让两个宫女唱了小曲(实际没唱)，就差一点被废掉，而代之以皇弟潞王。为了表示对母亲的孝敬，他想装修一下太后的宫室，也被张居正阻止，还讲了一大套爱民惜物的道理。然而这个道貌岸然的张居正，却在限制皇帝私欲的同时膨胀自己的私欲，而且占尽了便宜。仅此一项，就该千刀万剐!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海瑞的复出，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

万历和申时行对海瑞的再次出山，肯定有所希冀。因为实在地讲，全国上下，像海瑞这样真正清廉的官员，恐怕真的没有几个了。因此他们希望海瑞能够成为一个榜样，一个楷模，至少能成为一个象征，一个点缀。关于这一点，申时行似乎很清醒。他给海瑞写信说：“维公祖久居山林，于圣朝为阙典。”这意思很明显：老兄一直住在乡下，对朝廷和官场的情况并不甚了然。不过既然是政治清明的圣朝，也不能没有老兄这样的清官。潜台词其实也很清楚：做做摆设就好，别惹什么事了!

海瑞对自己的第三次复职也曾有过忧虑。他反复问自己：我出来以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呢？难道像汉朝的魏恒那样，说些“宫女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之类无关痛痒的话么？多年的阅历，使他对前景已不存乐观。

然而海瑞毕竟是海瑞。尽管不抱太大的希望，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刮起了廉政旋风。除采取种种廉政措施外，他又一次把矛头指向了皇帝。他给万历写信说：如果各省的巡抚都贪污，那贪污还禁得了吗？如果中央各部都勒索，勒索还止得住吗？如果天子脚下的是非对错都辨不明白，反腐倡廉还有希望吗？在这封奏折里，他还提出廉政要从皇帝做起，比如宫内该不该有那么多怨女(指宫女)和旷夫(指太监)。当然，他也没有放过那些贪官污吏。他提出，本朝开国年间之所以比较清廉，就因为用了重刑，贪赃枉法受贿八十贯，就要剥皮实草。如今要想真的肃清贪墨，也非用重典不可。

这封惹是生非的奏折再次掀起了轩然大波，弹劾海瑞的奏折也再一次纷纷飞到御前。只不过这一回的攻击有了新花样：指斥海瑞是伪君子。

表里一致、言行一致的道德楷模海瑞，居然被指控为伪君子，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戏剧性的事情。同时它也说明，当时的道德已堕落到何种地步。

幸亏海瑞行得正站得直，一身正气无懈可击，万历皇帝也还不算十分糊涂。在攻击者和捍卫者争辩了一段时间后，万历表态说：“海瑞屡行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戆，朕已优容。”至于海瑞的工作安排，他也同意吏部的意见：职务应予保留，但不应有所职司。万历批示说：海瑞“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这就十分荒唐滑稽了：有着高风亮节的人只能“镇雅俗、励颓风”(说白了就是做摆设)，而不能“当局任事”，岂非反过来说只有道德败坏、作风不正的人才能担此重任？看来，皇帝陛下本人对所谓“以德治国”，也已经丧失了信心。

海瑞看到皇帝陛下的朱批，一定是伤心至极。因为这不但意味着他本人已成为帝国的摆设，就连纲常伦理、仁义道德这些从前被当作立国之本的东西，也被看作了帝国的摆设。于是他一连七次向皇上递交了辞呈，但每次都为御批所不准。这就等于不死不活地把他晾在那里了。哀莫大于心死，何况海瑞此时已是七旬老人。没过多久，他就郁郁寡欢地死在任上。

其实海瑞用不着那么伤心。因为他要做的，原本就是难以成就的事。海瑞对此，应该说多少有点感觉。早在十六年前辞去官职时，他就说过：“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既然如此，做他作甚!

海瑞，公元1515年生，1587年卒。

海瑞去世后，南京人民奔走相告，如丧考妣。出丧那天，不少店铺自动停止营业以示哀悼。许多与海瑞素不相识、非亲非故的普通民众也纷纷前往参加送葬。送葬的人们白衣白冠，哀声不绝于道，延绵逶迤的队伍竟长达一百多里。

看来，海瑞是终究得以作为清官和硬汉而名垂史册了。但这并不是他的初衷。他的本愿，是要清除腐败，重振道德。然而腐败滋生、道德堕落的根源既在制度，便是一万个海瑞也无济于事。

易中天《品人录》——品雍正

一、如此父子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大清世宗宪皇帝爱新觉罗胤，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雍正皇帝，突然在北京圆明园神秘地死去，终年五十八岁。

雍正的死，十分蹊跷，因为事先并无任何征兆。据《世宗实录》和近臣张廷玉自撰的年谱，雍正只是二十日“偶尔违和”，但“听政如常”。十八日、二十日处理了重要军机大事，二十一日也照常办公。然而二十二日深夜，却突然召见皇子弘历(即乾隆)、弘昼，皇弟允禄、允礼，近臣鄂尔泰、张廷玉等，其时已口不能言。接着便在一两个时辰内骤然去世，连传位密旨放在哪里都来不及交代，难怪张廷玉要表示“惊骇欲绝”了。

中国古代的宫廷总是充满了不可告人的秘密，烛影斧声，扑朔迷离。目击者们早已作古，有关证据也早已销毁，可供考证的蛛丝马迹确乎不多，能够肯定的只有三点：一、雍正以前并无重病；二、雍正死得十分突然；三、雍正死前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如果是因患急病而死，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急病？为什么所有的史书，对其病因、病情、病状和病名都一字不提？

看来，雍正一定有自己的苦衷。雍正确实有心病。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帝位多少有些来历不明。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一代雄主康熙大帝病逝于畅春园。他留下了一片大好河山，也留下一个严峻的问题：谁来继承？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生前没有明说，只是对大臣们说，“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致赔累尔诸臣也。”对此，朝臣们多有猜测，但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这个“坚固可托”的人，竟会是四阿哥雍亲王胤。

可以继承皇位的人原本很多。

按照多子多福的观念，康熙福气不小。他前前后后一共生了三十五个儿子。除掉早夭不叙齿(排行)的十一个，中途夭折的四个，也还有二十个。

　当然的下任皇帝原本是允礽。允礽是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的儿子，也是康熙皇帝唯一的嫡子。皇后生下允礽就命丧黄泉，允礽则在出生的第二年即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就按照汉族王朝的传统礼法被立为太子，到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第一次被废，整整当了三十三年太子。时间这么长，当然要出问题。一是他的性格变得乖张、残忍、贪婪、刚愎、骄奢淫逸，暴戾不仁；二是他对没完没了地当太子，已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而且对康熙形成了威胁。

　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夏，康熙出巡塞外，发现允礽竟每晚都在自己的帐篷外转悠，窥视父皇的动静。康熙终于忍无可忍，下令将其锁拿，并宣布废掉了这个太子。

太子被废，储位空缺，多少有点资格的皇子都红了眼睛。其中，最迫不及待也跳得最高的是大阿哥允褆。他认为，既然嫡子被废，当然该立长子。所以，他恨不能置废太子于死地。允礽被废，康熙派他看守，他便把允礽看得死死的。允褆还买通一个蒙古喇嘛名叫巴汉格隆的施行巫术，妄图咒死太子。于是，康熙下令将允褆革爵，严行圈禁，并称他为“乱臣贼子”，说他为“天理国法，皆所不容者”。允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太子没当上，反倒成了囚徒。

康熙迫不及待地废黜太子，除势在必行外，多少也有杀一儆百的意思在内。没想到鸡杀了，猴子却跳得更高。允褆自己固然贼心不死，其他皇子的野心更是大大地膨胀。这就让康熙大伤脑筋。

允禩的斗争策略是收买人心。

允禩在皇子中排行第八，爵位却不算高，是个贝勒。清制，皇子、皇孙的封爵凡四等，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贝勒只算三等。允禩人品出众，识量不凡，仪表端庄，风度儒雅，他又以仁爱自励，为人谦和有礼，倾心结交士人。于是，朝中大臣交口赞誉，说他“极是好学，极是好王子”。

然而这个好人缘却害苦了他。

康熙在四十七年九月初四废黜太子后，忽然又在十一月下令朝廷满汉大臣各自举荐太子，明令除大阿哥允褆外，诸皇子均可入选。康熙还表示，大家看中谁，就立谁。结果不出所料，“得票”最多的是允禩。谁知康熙皇帝翻脸不认人，不但没有立允禩为太子，反而下令彻查是谁带头拥立允禩的。群臣开始还互相包庇，但哪里顶得住康熙的凌厉攻势？最后都查出来了：为首的是议政大臣、大学士马齐，次为康熙的舅舅兼岳丈佟国维，此外还有王鸿绪等人。康熙毫不客气，将马齐夺职拘禁，其弟革退，责令王鸿绪退休。保举允禩的人，全都讨了个没趣。

现在看来，康熙此举，是有预谋的，目的则是引蛇出洞。看看允禩到底有多大势力多大能耐。康熙原本是喜欢允禩的，后来逐渐对允禩不满，尤其不满其收买人心。康熙说：“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外，俱归功于己，人皆称之。”这就使得一贯大权独揽唯我独尊的康熙极为恼怒，甚至扬言谁再敢说允禩一个好字，“朕即斩之”，因为“此权岂肯假诸人乎”！

四阿哥胤禛在这次举荐太子的活动中得了多少票，我们已不得而知，但肯定很少，也许没有。他明白自己现在还排不上号，也不愿意去当出头鸟，而其他野心勃勃的弟兄们又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所以，到诸王谋储时，胤禛便采取了低调的态度，不但不热衷，甚至不掺和。他很明白，自己并不具备特别的优势：论嫡庶，他不如允礽；论长幼，他不如乃褆；论学识，他不如允祉；论人望，他不如允禩。甚至论才干，他也未必比得上亲弟弟允禎。既然如此，争他做甚，不如坐山观虎斗，说不定可以坐收渔利。即便无利可图，也不会失去什么。因此，当允他们为夺嫡而忙得不可开交时，胤却把自己打扮成“天下第一闲人”，俨然一副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样子。

胤禛的这种姿态很得康熙的欣赏。他表扬胤禛说，先前拘禁允时，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唯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屡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胤禛听了，却表示诚惶诚恐“不敢仰承”。他心里很明白，太子是保不住的。只不过除太子外，也无人可保，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但这事又不能张扬，以免攻击太子的人反感。因此在康熙面前，极力否认自己保过太子。这样一来，他又得了个谦虚的美名。

因此五十一年(1712年)以后，康熙对胤禛越来越信任，差使也越派越多，甚至在登极六十年大庆时派胤禛代替自己到盛京三大陵祭祀。盛京三陵，即爱新觉罗家族远祖的永陵、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和太宗皇太极的昭陵，是大清王室真正的祖坟。胤禛能代父祭祖，可见其在乃父心目中的地位已很不轻。康熙去世前，他又代父于冬至日到南郊祭天。这是国家大典。可以奉派恭代的皇子，差不多已被暗示为储君了。

二、如此兄弟

在康熙的精心安排下当上了大清帝国的第五任皇帝，是为雍正。但他的悲剧性命运也就由此注定：没有康熙的精心安排，他当不上这个皇帝；正因为康熙的安排如此精心，他这个皇帝当得十分别扭。

雍正即位之始，人们就怀疑他得位不正。因为康熙的这一决定，不是康熙亲口宣布的，而是隆科多宣布的。据雍正自己回忆，康熙病重之际，他因代祀南郊，在斋所斋戒。奉召到畅春园后，康熙也只和他谈了病情，没谈继位一事。直到康熙“龙驭上宾”后，隆科多才向他口述“皇考遗诏”。雍正因为并无思想准备，竟然“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这就奇怪。康熙既已“天心默定”传位雍正，为什么不当面告诉他，非得要借隆科多之口？如果说是为了保密，弥留之际还保什么密？况且，隆科多都知道了，又有何密可保？隆科多又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代天子宣诏？宣诏大臣只安排隆科多一人，万一矫诏怎么办？这都是问题。当然，雍正的回忆说，在他到畅春园之前，康熙已接见了允祉、允、允、允、允、允祥和隆科多，宣布：“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也就是说，知道遗命的并非只有隆科多一人，隆科多也不可能矫诏。但其他人都知道谁当皇帝，唯独当事人自己不知道，就有些奇怪。同样奇怪的是，这一过程只有雍正一人在说。

这就难怪人们要起疑心，而疑心是难免要生暗鬼的。雍正心里清楚，他这个皇位，有些“来历不明”：既非汉家礼法，立嫡以长；又非大清传统，立君以贤。立长，该允祉当；立贤，该允当。即便是立爱，似乎也该允当，怎么也轮不到他胤。难怪他听到隆科多所宣遗命后，要“闻之惊恸，昏仆于地”，也难怪允礼听说之后，会“神色乖张，有类疯狂”了。因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而雍正自己，也得装作没有思想准备。

雍正当然有准备。但他先前既然一直装作无意于大位(他就靠这个获取信任谋得大位)，现在也只好装到底。然而这一下却又引出一个麻烦：大家都没有想到，当事人自己也没想到，康熙皇帝是怎么想到的？结论只有一个：康熙也没有想过，是隆科多矫诏。隆科多这下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

雍正就更麻烦了。他不但要证明先帝选定的就是他，还得证明先帝选得并不错。唯一的办法，当然是努力工作，把国家治理好。也许，这正是康熙寄希望于雍正的。他当了六十一年皇帝，知道皇帝并不好当，更不希望他亲手打造的江山，会葬送在一个玩忽职守的接班人手里。这就要让他感到江山来之不易，从而不敢松懈，不敢怠慢。康熙的想法，有他的道理。只是他没想到，他的这种安排，却给接班人带来了麻烦：大家不服。很多人都想不通：凭什么让老四当皇帝？就因为他卖力么？

最不服气的是十四阿哥允。

允当了大将军王后，心思就不同以前了。他和允集团的关系，也掉了个个儿：以前是他支持允，现在是允支持他。允集团的干将允公开制造舆论，说允“才德双全，我兄弟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嘴上说自己不如，其实是抬高允，贬低胤。允也和允频频联络，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表面上关心父皇健康，实则是怕一旦父皇病重，自己来不及赶回京城抢储位。他在军中，一面指挥战事，希望能以战功积累政治资本；一面招贤纳士，为自己今后登基做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所以，允与雍正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允这个人，是很有些血气的。雍正说他“气傲心高”，确实不假。当年康熙训斥允，他都要出来打抱不平，现在自己的宝座被老哥抢了，自然更是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

于是他对雍正便十分无礼。康熙驾崩后，雍正下令允回京哭灵。雍正的用意，是要夺他的兵权，以免他在西北拥兵作乱。但孝子奔丧，天经地义，谁也反对不得。允到京后，先去拜谒大行皇帝(皇帝刚去世而未有谥号时称大行皇帝)梓宫（皇帝的灵柩)，雍正也在场。然而允只哭老皇，不拜新君。雍正为了表示大度，也不愿在热丧之中即位之初就兄弟失和，造成不好的影响，便自己走上前去将就他，允毫无反应。站在旁边的蒙古侍卫拉锡出来打圆场，拉他去向皇帝行礼。他竟勃然大怒，责骂拉锡，还向雍正发难，说我是皇上亲弟弟，拉锡是个下贱的奴才。奴才对王爷动手动脚，成何体统!如我有不是处，请皇上处分。如我并无不是，请皇上杀了拉锡，以正国体。

这就是存心寻衅闹事了，雍正当然不能容忍。容忍了允，不但自己体面不存，国家的体统也不存。因此，雍正就毫不客气地取消了允的王爵。

允被削去王爵后，便被派到遵化去为康熙守陵。这一去就是十三年，实际上是被软禁在那里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允是雍正的同母兄弟，又是他的死对头，杀不得也用不得。杀了他，舆论上通不过，太后那里也不好交代；用他吧，他又只会捣乱，决不肯合作的。把他留在京城闲置，也不行。他嗣位的呼声那么高，难免会有人向他靠拢，给他献策，为他奔走，帮他出头，没准真弄出个“在野党”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打发到景陵(康熙之陵)去，与世隔绝，想闹也闹不起来。

允被打发到遵化，允则被打发到西北。允请求过了父皇百日再走，雍正不准，逼他上路。允到西北后，又被安排在大通(今青海省大通县东南)。孤城一座，兵士若干，名为保护，实则监视。这样熬到二年(公元1724年)二月，允终于被宗人府参了一本，说他“抗违军法，肆行边地”，应予革去贝子爵位。他的处境，其实已和充军无异。

雍正对允也毫不留情。元年(公元1723年)，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到北京拜谒康熙灵堂，不久病死。哲布尊丹巴是黄教(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这样一位政教合一的民族领袖病故在京，当然要派一位王爷去送行，雍正便派了允。允不去，说是没钱买马。及至出发，走到张家口就不走了。雍正见此光景，便把这个难题交给总理王大臣允，命其议处。允建议勒令允继续前进，并责罚不行劝阻的长史额尔金。雍正却说，允不想去，何必非要他去？额尔金的话他原本不听，责罚又有什么用？允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奏请革去允王爵。雍正这回当然“照准”。于是允便被革去郡王世爵，调回京师拘禁，又查抄了他的家产，不过此公获罪虽早，却也因祸得福。变成了“死狗”，雍正不再下毒手整他了。

现在，允软禁在遵化，允发配在西北，允囚禁在京城，“八爷党”的骨干分子都已动弹不得，雍正可以对允下手了。

雍正对允的打击，经过了精心的策划。

康熙刚一去世，雍正就任命允为总理事务大臣，和允祥、马齐、隆科多一起组成看守内阁，旋即将其越级从贝勒晋封为亲王，兼管理藩院和工部。允的儿子弘旺被封为贝勒，在诸皇侄中，地位之高，仅次于废太子允之子弘皙(爵位为郡王)。允的母舅噶达浑，也被削去贱籍，升格为旗民，赐世袭佐领职务。允的党羽苏努、佛格、阿尔阿松(阿灵阿之子)、满都护、佟吉图等，也都加官晋爵，弹冠相庆。可以说，允、允、允遭受打击的时候，允及其追随者却青云直上，红得发紫。

这种策略，只要是玩政治的人，没有不懂的。允当然心里明白，而且想得更深。他认为这是欲抑先扬之法：先把你捧得高高的，再狠狠地摔在地上，那才是爬得高跌得痛。允封王，妻族来贺，他的福晋(正妻)乌雅氏说，有什么可喜可贺的，不知道哪一天要掉脑袋呢!允自己也对朝中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阿尔阿松甚至不敢接受刑部尚书的任命。因为刑部是个是非之地，阿尔阿松害怕雍正是想用这个职务来杀害自己。所以，雍正再封官赐爵，他们也不领情。

事实上雍正也一直在找允的茬。比如元年十一月，雍正在讲居丧不用过奢时，便捎带着指责允昔日为母妃出丧时过于奢靡，是“伪孝矫情”。讲丧事从简是对的，但拿一个亲王、总理大臣来做反面教员，就让允在朝臣中很没有面子，实际上是拿他开涮，故意叫他丢脸。更让允感到寒心和伤心的，是在九月份。雍正借口太庙更衣帐房油味煮蒸，竟然罚主管工部的允在太庙前跪了一个昼夜。这种小事，顶多罚到一个科长，何至于体罚王爷？显然是雍正阴毒忌刻的心理在作怪。不难想见，跪在太庙前的允，一定是打落了的牙齿和着眼泪往肚里咽，说不出的酸楚，说不出的委屈，说不出的悲愤交加，说不出的怨天尤人。的确，他没法想通，为什么像他这样众人拥戴的“贤王”不能当皇帝，还非得让他去伺候这么个心胸狭窄的主子？

允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允都做了些什么动作，搞了些什么名堂，只知道弄得雍正十分紧张。雍正后来曾对人解释说，他之所以不能像父皇那样离京远行，到塞外秋猎，就因为允、允他们“密结匪党，潜畜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臣下把皇上吓成这个样子，自己的死期也就不远。

其实雍正很可能是神经过敏。像他这样猜忌心极重，一点风吹草动都要疑心他人别有用心，些许偶然失误也要视为故意的人，总是神经过敏的，何况他的皇位还“来历不明”!实际上，允对雍正的威胁，倒不一定是有暗杀或政变的阴谋(当然也不一定就没有)，更主要的还是威望太高。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雍正就曾说他每次申斥允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次年四月，又说“视诸王大臣之意，颇有以允为屈抑者”。

显然，在雍正与允的斗争中，雍正是很孤立的。诸王大臣的心都向着允，只不过敢怒不敢言。敏感的雍正哪能感觉不出来？二年四月，登基才一年半的雍正满腹委屈地下了一道圣旨：“尔诸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不难想见，如果不是被逼无奈，雍正不会说出这样赌气的话。他的威望人缘远不如允，已是不争之事实。

于是雍正只好祭起手中唯一的法宝———专制特权。四年(公元1726年)正月初五，雍正发出上谕，历数允种种罪恶，声称“廉亲王允狂逆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至于罪恶的具体内容，则很空洞。二月，降允为民王，圈禁高墙。三月，下令允改名阿其那，意思是狗。五月，下令允改名为塞思黑，意思是猪。同时，向内外臣工、八旗军民人等宣布允、允、允、允的罪状。允被从西北押至保定，雍正命直隶总督李绂就地“圈住”。李绂给允的待遇真正做到了“猪狗不如”，以致允常常在酷暑中晕死。八月二十四日，允死在看守所。九月初一，允也死于禁所。兄弟俩的死亡，相距不过六天。

允和允死得都不明白。当时就有人怀疑李绂秉承君意谋杀了允，因为雍正曾要李绂“便宜行事”。雍正则指责李绂没把允的病情讲清楚，害得他背黑锅。李绂有口难辩，里外不是人，只好自认倒霉。

平心而论，雍正和允都够格当皇帝。

他们都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雍正的能力，有他执政十三年的政绩可以为证。这些政绩证明，他至少是一个有才干有作为的皇帝，这才使康熙创造的盛世得以延续，以后又在他儿子乾隆手上延续了六十年。允的能力，则可以在雍正那里得到证明。雍正即位以后，曾多次说过：“允较诸弟颇有办事之材，朕甚爱惜之”；“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没有比得上的)。其实不用听他说，只要看看他为了整垮允费了多大的劲，就知道允不是等闲人物。

可惜皇帝只能有一个，也不能轮班。所以他俩的关系，只能是四个字：你死我活。

但我们还是要同情允，因为他实在太冤。

允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该受康熙、雍正父子两代皇帝的一再打击和压制？杀人放火？贪污受贿？谋财害命？弑君篡权？都没有。他唯一的罪过，是德才兼备，以致老王夸赞，群臣拥戴，诸多阿哥爱护，成了皇子中出头的椽子，这才被康熙视为肉中刺，雍正视为眼中钉。因此，允的罪，无妨叫做“有才有德罪”，或曰“德才出众罪”。

这并不稀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是这风来自父兄，便不免让人伤心；而这一父一兄又都是皇帝，就不但让人寒心，更让人惊心了。实际上，无论在康熙晚年，还是在雍正早期，允做人都很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动辄得咎。

雍正和允并非天生是敌。直到康熙第一次废太子时，他们的关系还算不错。允得伤寒病时，雍正颇为关切，还因此受到康熙责罚，认为他“亦似党庇允”。显然，如果不争夺皇位，这哥儿俩也不会反目为仇。一旦反目，也就不复再有手足骨肉之情了。剩下的，便只有必欲置对方于死地的仇恨和斗争。历史上所有的宫廷斗争莫不如此，雍正和允当然也不例外。

三、如此君臣

年羹尧是雍正即位之初的一大宠臣，而且宠得不像样子。年羹尧在西北大营花钱如流水，雍正一一照付；年羹尧直接插手官员的任命，雍正一一照准。他实际上是没有相位的宰相，没有王爵的西北王。元年(公元1723年)十二月，雍正赐给他团龙补服等物件，年羹尧受宠若惊，表示惶恐不安，以为“非臣下之所敢用”。雍正却批示说：“只管用!当年圣祖皇帝有例的。”青海军事告捷，雍正兴奋异常，竟然称年羹尧为“恩人”。雍正还说：“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他还要求“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都和他一起倾心感悦年羹尧，并说：“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稍有负心，便非我朝臣民也。”雍正对年羹尧的恩宠，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另一个得到殊宠异荣的宠臣是隆科多。隆科多不是雍正的藩邸旧人，原先地位也不高，只是个尚书。只因为宣诏有功，便一夜之间，平步青云，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与廉亲王允禩、怡亲王允祥、大学士马齐平起平坐。允禩和马齐是利用对象，允祥和隆科多才是依靠对象。所以，康熙去世九天后，雍正即赐他公爵衔，两天后又下令称他“舅舅”。从亲戚关系讲，雍正与隆科多确实分属甥舅(隆科多是康熙皇后佟佳氏娘家兄弟)。但皇家不同于民间，甥舅关系要皇帝承认才算数。所以这个头衔，也算是封的，不是当然的。雍正还给隆科多戴了三顶高帽子：“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还说他是“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隆科多在康熙朝并无突出贡献，怎么会是“圣祖忠臣”？“国家良臣”也没太多根据，誉为“稀有大臣”更不知从何说起。说到底，还是因为顾命拥立有功，因此只有“朕之功臣”一句是实。一个皇帝，为了酬劳功臣，竟不惜把话说得那么绝，那么肉麻，雍正倒真是古今第一“稀有皇帝”。

然而年、隆二人的下场也很稀有。三年(公元1725年)四月，年羹尧无缘无故被免去川陕总督和抚远大将军职务，调任杭州将军。七月，被革去将军职衔。九月，被捕下狱。十二月，以大逆、欺罔、僭越、狂悖、专擅、贪婪、侵蚀、忌刻八大罪行共九十二款，勒令自尽。隆科多则在官职一降再降后，于五年(公元1727年)六月被捕。十月，以大不敬、欺罔、紊乱朝政、奸党、不法、贪婪六大罪行共四十一款，被判处终身圈禁，并于次年六月死于禁所。这两个显赫一时炙手可热的权臣宠臣，几乎在顷刻之间便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就连旁观者，也都看得惊心动魄目瞪口呆。

年羹尧、隆科多之罪，说白了就是“辜恩”。

雍正确实曾寄大希望于年、隆。他的希望，不仅是要年、隆二人尽力辅佐他，更是要树立一种君臣关系的楷模。他很看重君臣之间的互相信任和互相体谅。有一次，在给年羹尧的信中，他特别提到，西宁军事危急时，年羹尧担心皇上看了奏折，会“心烦惊骇”，便“委曲设法”，在报告战况时“间以闲字”，既冲淡了火药味，又不隐瞒军情。雍正对他的这份小心极为感激，说“尔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到”，每次向怡亲王允祥和舅舅隆科多提起，“朕皆落泪告之，种种亦难书述”。他还说，“你此一番心，感邀上苍”，“方知我君臣非泛泛无因而来者也”。显然，他是把年羹尧当作忠君模范来看待和培养的。

因此，当年羹尧被赐团龙补服而上表致谢时，雍正批示说：“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唯将口勉，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二年三月，年羹尧为被赐自鸣表一事上表谢恩，雍正又批示说：“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他又说：“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足矣。”

不能说雍正讲的都是假话。他确实是想当一个好皇帝的。好皇帝当然要有好臣僚，也要有好的君臣关系。雍正这个人，是比较孤独的。做皇子时，他是“孤臣”；当了皇帝，则是“独夫”。他生性刚毅、急躁、猜忌、刻薄、冷峻挑剔，易暴易怒，因此在诸王大臣中很没有人缘，几乎和谁都搞不来。康熙晚年，又特别痛恨阿哥结党。雍正为讨父皇喜欢，更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结果是自己更加孤独，性格也更加孤僻。因此，当了皇帝后，就很想能有人尽力支持他，以便建立自己的统治系统。然而当是时也，诸王不服，而群臣观望，信得过且可以依赖的，除十三弟允祥外，就只有隆科多和年羹尧。这时的年、隆二人，对于雍正，真可谓久旱之甘霖，撑天之支桩，所以雍正对他们的褒奖吹捧，甚至到了巴结的地步，可能连他自己事后也觉有失君王体统。不难想见，当他发现年、隆二人竟是那样的有负圣恩时，心里是何等地恼羞成怒、怒不可遏。